国民技术论文范例

一、国民经济动员文献分析

（一）文献数量和趋势

通过检索数据分析，从1988年陈维民等在《军事经济研究》期刊发表文章《战争准备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开始，截至2013年9月份，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共有556篇学术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明显低于其他领域研究成果。556篇学术刊物中包括期刊文章512篇，博士和硕士论文44篇。内部发行的《中国国防经济》2002—2012年11年间共发表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章242篇，占所有公开发表文献数量的近一半，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根据发文数量可以大致将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1988—1993年）、起步期（1994—2000年）和迅速发展期（2001年以后）。国民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动员，我国学者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研究是在和平时期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将战争动员转变为国防动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故而，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此外，由于国民经济动员涵盖较多国防、军事、政治领域涉密信息和内容，许多实践指导性的应用性研究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也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公开成果较少的原因之一。但总体上，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基本代表的和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进展。国民经济动员领域文章数量从2001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到2005年最高值82篇，整体上呈波动增长的趋势。硕士、博士论文能够体现一个领域全面系统的研究状况，国民经济动员领域44篇硕士、博士论文都在2003年以后，其中硕士学位论文37篇，博士学位论文为7篇，说明国民经济动员研究逐步系统性和深度化。

（二）载文期刊统计分析

除硕士、博士论文外，1988—2013年间所统计到的754篇文献分布在115种学术期刊中，这些期刊涵盖经济、军事、法学、科技、流通等多个领域。通过分析发现，文献分布期刊虽然面较广，但却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文章数量分别为242篇，186篇、96篇和58篇，占期刊文献总数的77.2%，占据了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发文数量的一多半。由此可见，《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另外，《国防技术基础》《商业时代》《中国政府采购》《中国军转民》等期刊上发文数量也较多。除了国防、军事等领域的期刊外，一些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章主要发表于国民经济动员具体结合和交叉领域的期刊中，如期刊《中国政府采购》中刊载了8篇关于军用物资采购方面的文章，《中国物流与采购》刊载有2篇后勤物资动员的文章，国民经济动员仿真模拟研究的文章则多发表于《计算机与数字工程》等计算机类专业期刊。

（三）对论文作者研究单位统计分析

对国民经济动员文献作者单位分布的研究，可以掌握有关专业人才的聚集及所在机构的状况，从而把握我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队伍的建设情况。1988—2013年公开发表的556篇文献作者来自于218家单位。这些研究单位可以分为军队系统、政府经济动员系统、地方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他（企业等）4种类型，军队系统发表的文章数量最多，为253篇，占总数的45%，其次为地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发表233篇。以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为主的政府部门发表67篇。具体到单位，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是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均为85篇，占文献总数的15.3%。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数量分别为40篇和28篇，分别占文献总数的7.2%和5%。另外，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等单位文章发表数量也较多，如表1所示。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17家院校，博士学位论文最为集中，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主。同时，通过不同单位发表文章的时间和数量可以看出，从1989年5月原国家计委国防司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讨会这一启动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系统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开始，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逐渐由传统的军事院校和军工部门扩散到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研究主体逐渐多元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国防经济》发表的242篇国民经济动员文章中，来自军队系统的作者仍是主体，占作者总数的56%。与公开发表文章作者组成不同的是，《中国国防经济》中来自各级经济动员管理机构的作者比例较大，仅次于军队系统，占作者总数的35%，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仅占6%。

一、我国民族地区科技期刊发展现状、面临问题

我国现有科技期刊4800余种，其中仅360种左右来自民族地区（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占比不到8%；期刊的学科分布比较全面，涵盖理、工、农、林、牧、医、地质、天文等领域；学术类、技术类、综合类、科普类期刊各有侧重；办刊主体中，高校学报占多数，其次为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少数科技期刊为企业创办。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民族地区科技期刊也逐渐普及了电子版等版本。

（一）2014年CSTPCD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部分地区分布

根据2014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显示，2014年中国科技论文数排名前三的地区是北京、江苏和广东，分别是66999篇、46555篇和31481篇。民族地区科技论文数以5个自治区为例，排名最高的是广西为9296篇，最低的是西藏230篇，5个自治区科技论文总数为23931篇，比全国排名第三的广东省还少7550篇。我国民族地区的科技期刊整体上排名较靠后，无论是论文数还是比例均较低。

（二）2013—2014年我国部分地区基金论文比与基金论文数变化情况（CSTPCD）

2014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显示，2013—2014年基金论文数比最高的是北京、江苏、广东，5个自治区排名较靠后，单纯从基金论文比上看，差异不大，但从基金论文篇数看，差距极大。排名第一的北京基金论文篇数为40688篇，排名最后的西藏仅168篇。5个自治区合计16289篇，比排名第三的广东少2622篇。

（三）2014年我国部分地区基金论文比与基金论文数变化情况（SCI）

引言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摘要：文章在系统梳理《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课程教学改革的建议，认为应从加强案例教学、课程论文、“雨课堂”应用等方面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案例教学；课程论文；“雨课堂”

一、国民经济核算概述

国民经济核算是国内高等院校财经类统计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国民经济核算是概括描述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工具，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可以显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征、格局和趋势，是政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思考，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努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

二、课程知识结构

《国民经济核算》课程选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敏雪等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为本科生教材，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本框架的内容组成为依据，按照子体系的方式组织开展相关内容学习，主要包括基本核算和扩展核算两部分内容[1，2]。1.基本核算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非金融交易和金融交易）、资产负债核算、国际收支及国际投资头寸核算。其中，资产负债核算和国际投资头寸核算是关于经济存量的核算，而其余部分则是关于经济流量的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是对一时期一国范围内各生产单位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的核算，反映的是核算期内各生产单位通过生产活动新增加的价值，具体包括四张核算表：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表、国内生产总值总表。前三张表分别提供了生产环节、收入初次分配环节、最终产品的消费积累使用环节的相关内容，而最后一张表则是概括呈现三种核算方法之间的关系。投入产出核算是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向生产领域的延伸，通过多部门结构，揭示出国民经济各产品部门间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联系，具体包括三张表：供给表、使用表、投入产出表。其中，供给表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和各类产品的产业部门来源，使用表反映了各类产品的使用去向及各产业部门的投入，投入产出表则全面反映了各产品部门间的相互关系。资金流量核算是从资金循环角度显示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如何以消费和积累目的为导向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过程，是对货物与服务从生产到使用的实物循环过程的补充，具体包括两张核算表：非金融交易表和金融交易表。其中，非金融交易表集中提供了各个机构部门收入形成和分配过程、收入使用过程、非金融投资和资金筹集过程的详细数据信息，而金融交易表则是就国民经济过程中各机构部门参与金融交易的状况进行核算，反映机构部门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变化以及整个经济体的资金融通过程。资产负债核算是对一国和各部门所拥有的经济资产、负债及净资产进行的系统核算，是对经济存量的核算，它与流量核算体系的内容相结合，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完整循环模式，具体包括两张表：期初（末）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变化（积累）表。其中，资产负债表是对一国和各部门所拥有的资产（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资产净值存量结果的核算，而资产负债变化表则是呈现引起期初、期末两个时点间存量变化的各种活动和现象，涉及非金融投资和金融投资活动、资产其他物量变化和重估价变化的数据资料。国际收支及国际投资头寸核算是对一段时期内一国常住机构单位与国外单位之间发生的对外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进行的系统记录，可以呈现一国对外经济的整体状况。具体包括两张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其中，国际收支平衡表集中反映的是一国当期对外经济交易及其收支平衡状况，而国际投资头寸表则是反映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存量以及各种因素引起的存量变化，可以体现各时期国际投资交易的积累结果。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是对各子体系核算内容的整合，是对整个经济体系及其当期过程的完整描述。2.扩展核算是对前述基本核算部分的补充，主要涉及SNA的灵活和扩展应用（地区经济核算、季度GDP核算、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等）、国民经济核算的动态比较（物量指数和价格指数两种思路）、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比较（汇率法、购买力平价法等）。

三、加强案例教学

航空产业属于研究应用型行业，涵盖航空器制造与维护、飞行技术、空中交通管理、机场建设、适航验证、飞行安全、航空网络安全等学科，涉及大量标准、手册、专利等，研究目的通常为材料、结构、流程、布局的优化以及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的提高，具有“应用导向、过程优化、学科交叉、术语繁多、中英互译频率较高”的特点。规范、准确、地道的英文表述有利于航空科技期刊与国际接轨，促进学术互通，而来稿中的格式不规范、术语不准确、表述不清晰、中式英语或翻译腔等英文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航空学术交流[1]。《中国民航大学学报》（以下简称JCAUC）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中国民航大学主办的民航科技期刊，栏目设置包括“航空器维护维修”“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空中交通管理和机场管理）等，是航空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论文作者大多为航空航天类高校、研究所、制造企业的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及硕/博研究生等。刊物来稿反映了当今中国航空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写作水平，而论文的英文质量对该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科技期刊编辑角度出发，对来稿中的典型英文差错归类统计并举例分析，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当前航空领域科研人员的英文表述习惯，更重要的是，从勘误的角度提高论文的英文水准及学术交流的准确性。科技期刊英文审校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实术语、优化句式、纠正语法问题、理清论述思路。本文随机选取200篇未经编辑加工的论文原稿（以下简称“原稿”），对其进行英文质量检验[2-5]。结果表明，稿件中出现的英文差错大致分为规范性差错、语法差错、术语差错三大类。JCAUC编辑部从源头着手，为作者提供英文写作规范，将英文质量作为稿件初审和录用的必要条件，使作者认识到英文写作的重要性，帮助作者建立正确的英文写作思路，并为作者提出英文写作的改进意见。通过实施这些举措，本刊作者普遍提高了对英文写作质量的重视程度，格式差错减少了80%；术语差错的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仅3%的稿件出现了术语差错。

一、学术英文写作典型差错

（一）规范性差错

规范性差错主要体现在英文写作规范、英文常识、文献著录格式[6-9]，大部分作者对以上要求缺乏系统性认识。通过普及写作规范，减少不必要的差错，可为编辑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提高内容编校质量。

1.格式差错

格式差错虽然最基本、最细微，但编校耗时费力，影响编辑对内容质量的加工；但同时也是对作者培训见效最快的部分。此类差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小写差错。主要出现在英文标题（文章、图表标题）中。英文标题中小于4个字母的虚词一律小写，但200篇样本中，90%出现了via，for，of等虚词首字母大写的情况。（2）转行不当。主要出现在摘要和参考文献中。单词应在音节结束时转行，差错转行的原因包括：不了解单词转行规则；不懂得如何划分音节。如“stand-ard”在“stand”这里转行，错误划分了音节，应改为“stan-dard”。（3）空格不当。英文要求标点符号前不空格、后空一格，但部分论文通篇与此规则相反。如“acceleration,and”，应改为“acceleration,and”。（4）标点符号差错。在英文摘要和标题中使用了顿号（、）、句号（。）等中文符号[4]，应改为单逗号（,）、半角句号（.）；另外，英文摘要中的标点符号应统一采用半角符号。（5）数字书写差错。10以下的英文基数词，应采用英文全拼，如数字“8”应写成“eight”，10以上可采用阿拉伯数字；参考文献中常涉及图书的版次，根据国标规定，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序数词后缀，如“第二版”应为“2nded”。

2.作者信息差错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篇1

文化强国战略是我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激发全民族的文化活力与文化创造动力。为此，要建设文化强国战略，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以此来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以及民族号召力、凝聚力、感召力，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树立文化自信。在文化全球化视角下，文化强国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创新力，还是竞争力和传播力，都遥遥领先的国家。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形态［1］。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确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命运，依靠文化自信，发挥了民族文化特征，实现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新时期下的传承和发展。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上下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所有体育活动的延伸，是历史留给现代人的宝贵文化财富，能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自信［2］。社会文化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是由基层群众打造，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对社会能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身价值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能够实现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对体育文化的深刻交流。

1.1体现科学价值、历史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文化，从文化角度来看，传统体育运动不仅具备民族文化特点，还具备体育文化特点［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举办，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全面、真实地了解我国的体育历史和文化历史，还能让人们了解体育的时代性特征和事件性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的专业和学科也是众多的，如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每一门学科都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民族体育项目中舞龙舞狮的服装、端午节赛龙舟项目龙舟的制作方法、民族服装、工艺品元素，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都在不断创新。也正是人们需求的不断提升，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形成得以实现，为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

1.2呈现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摘要］媒体深度融合旨在构建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媒体融合浪潮中，教育学术期刊的融媒体转型相对滞后，这与其固有特质有很大关系。教育学术期刊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基于对学术期刊固有特质的深刻理解，并做出创造性转化。而其中最根本的转化是定位的转化—由“内容”到“知识服务”的转化。教育学术期刊要围绕用户目标驱动这一核心，重塑期刊的内容生产、产品形态、传播路径和运营模式，从而化危为机，借势起飞，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媒体深度融合；教育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用户目标驱动

教育是强国之本，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贡献。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和传播技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同时，中国的教育面貌也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进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阶段。置身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中，教育学术期刊面临转型的现实困境和机遇挑战。

一、媒体深度融合的趋势

目前，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内容“只合未融”、过度依赖新技术、忽视“内容为王”、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基层融媒同质化严重等问题。这样的融合是浅层的、有边界的。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1］，展现了对媒体融合既有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对推动我国媒体深度融合提出了新要求。那么，什么是媒体的深度融合？数据、平台和用户是媒体深度融合的三个支点。首先，数据是媒体深度融合的基本资源。对前一阶段媒体融合中积累的海量数据的应用，要重质不重量，其目的主要在于获取数据背后的价值。其次，平台是媒体深度融合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提升媒体平台的技术服务水平，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助于增强媒体聚合能力与传播能力。最后，用户是媒体深度融合的服务对象，也是媒体深度融合的逻辑起点。必须切实转变思路，以用户满意度作为融合成效的重要评判标准［2］。

二、传统教育学术期刊的特质

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公布的最新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期刊与2018年相比，种数增长0.32%，平均期印数降低3.03%，每种平均期印数降低3.34%，总印数降低4.48%，总印张降低4.32%。在文化、教育类期刊方面，该类别期刊共1398种，平均期印数为2157万册，总印数为51664万册，总印张为2466975千印张，占期刊总品种的13.74%，总印数的23.60%，总印张的20.34%。与上年相比，种数降低0.07%，平均期印数降低4.58%，总印数降低3.09%，总印张降低4.48%。与我国期刊的整体情况相当，文化、教育类期刊的种类、印数均呈小幅下降态势［3］。在媒体融合浪潮中，与报纸、电台、电视台甚至是非学术期刊等媒体相比，学术期刊的融媒转型是相对滞后的，教育学术期刊也不例外，这与其固有特质有很大关系。第一，从逻辑起点来看，学术期刊关注的核心是组成期刊的元素—选题、论文，内容的选择、主要依靠期刊编辑部的经验判断。第二，从内容形态来看，学术论文的篇幅一般较长，专业性强，且以知识性、思想性为主。纸刊的呈现形式较为单一，重在学术性，互动性不强。第三，从传播路径来看，学术期刊的传播周期与图书相比虽然已较快，大多每半月或每月出版一次，但与新媒体相比传播周期显然更长。第四，从运营模式来看，传统学术期刊的运营模式较为单一，营利以期刊的发行和广告费用为主。这些特质使学术期刊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因此，学术期刊既需要有自我变革的勇气，也需要具备在自身固有特质与融媒体时代大势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智慧，化危为机，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作者：张红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拉伦茨先生在伟大的著作———《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中认为:“法学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制度的价值标准和思想尽可能发展法律，以及不断寻求用统一的视角诠释大量的法律资料，不仅为了外部的整齐划一和条理清晰，也为了尽量实现各种规则的内部统一和客观的协调。简而言之，法学的任务就是解释法律、发展法律以及———或许可以这样说———整合法律资料。”［1］要实现这三项任务，需要法律人不断训练自己的法律思维，提高解释、发展和整合法律的能力。作为法学研究生，欲达致此三项任务，需遵循法律史、法解释与法释义学的研究路径。

何为法律史、法解释和法释义学?

我这里所说的法律史，确切地讲是私法史，私法制度史，它不是关于某一历史阶段法律、法律思想等发展特点的板块式概述，也不是一种全面的法律史解读，而是一个个具体制度的历史纵向发展线索的梳理，如不当得利制度从罗马法———普通法———德国民法(BGB)以及现在的历史发展。此种意义上的法律史常常被誉为“法律胚胎学”，其研究的动力在于为现行法解释提供历史线索，为现行立法的构建提供历史证据。法律史主要不关注当下的法律问题，它是解构的学问，虽然其为当下服务，但其梳理过程本身对法律制度发展流变过程的完整展示(再现)才是其最终归属。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具体制度的解构及其功过得失析出，都使其与历史研究本质无异。法律史并不对当下的法律问题直接发表对策性意见。

法律史在统一的制定法之前是法学研究的主要素材和矿藏，《德国民法典》之前的19世纪法学———历史法学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主要任务，从古代法中发现和提炼裁判规则，来构建法律体系和法律原则。在那样的时代，法律史的研究是法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德国民法典》之后，制定法成为唯一法源，法律实证主义取代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转向对《德国民法典》本身的注释，对《德国民法典》具体条文的解释和应用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法律史的研究从此不再成为主流。与此相应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的罗马法课程也大为缩减，因为法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依据《德国民法典》来处理案件，在于教会学生法律职业的技术———法律解释和法释义学，而不是培养学生如何去处理史料和已经死去的法律。

法律解释与法释义学是不同的。法解释是解释法律的技术概称，如萨维尼所言的三大解释方法:文义、历史和体系解释。此外，还有目的、扩展、缩减等解释方法。法律不经解释无法运用，解释法律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不断来回穿梭的过程，解释者的眼光不断在此二者之间来回徘徊，进而依据法律得出裁判结果。一定法解释方法是科学判决结果得出的基础。法解释是一个法律应用的过程，也是一种法律应用的方法。

司法参与者必须掌握良好的法解释能力，方能科学裁判。法学院的教学主要的任务在于法解释的传授与演练。共同的法解释技术掌握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一个基础和对话的平台。专门的法解释技术使得法律适用是一门科学，大众感觉并不宜成为裁判依据，司法应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保持独立。正是因为这样，耶林在《法律是一门科学吗?》这篇著名的文章结尾写道:“如果要将我已经说过的事情，做一个总结，那么可以这么说:法学就是在法律事物(DingedesRechts)中的科学意识。这种意识，必须往法哲学的面向发展，以便探求现实世界法律之起源与效力所赖以成立之最终基础;它必须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经走过的所有道路，好能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迈向下个阶段，以臻于更高之圆满;它也必须在释义学的面向上，将所有我们借着对法律之认识与掌握，而获致之暂时性的高点与终点，汇集于经验与事实，并且基于实际使用之目的安排这些素材，进行科学的阐释。”［2］Rechtsdogmatik、法释义学、法教义学，是指从同类的众多有既判力的判决(判例)中总结相对更加具体的规则或裁判标准，精心类型化、体系化，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接近性的实践规则，然后再应用于实践。法释义学的结果是形成体系的规则群，法释义学的过程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如果学者仅仅解释法律本身而得出了某种结论，或者从历史史料中得出了某种结论，那仅仅是Auslegung(学说)，没有案例基础的学说或者解释不是法释义学，不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学说或解释也不是法释义学。在德国民法中，典型的法释义学结果比如关于§242BGB诚实信用、§134BGB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行为、§138BGB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等等类型化的总结，这些可以从权威学者的教科书及法典评释书(Kommentar)中找到。法释义学结论的得出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各种方法，二者的关系某种层面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方法与结果的关系。当然，法释义学的结果不是法解释学的唯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