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范例

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是现存社会中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的一种基本教育,其教育的成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该国或地区公民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和声誉。香港回归中国以后,针对原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回归前港英政府在港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回避“国家”、“民族”等观念,导致香港青少年在思想上缺乏国家民族意识。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公民教育问题上,着力弥合长达150年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香港与大陆的裂痕,满足广大香港居民“寻根”的要求。特别是在青少年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先后经历了一个从普通公民到中国国民,再从中国国民到优秀公民的教育历程。   一、从公民到国民:国情的认同   “回归”不仅是土地的归属,更重要的是人心回归及民众身份的重新定位。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居民推行的是一种疏离国家的子民教育,这种教育缺少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服从于殖民统治需要的奴化教育,它以培育“世界公民”为幌子,却让公民对自己的祖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完全淡化了中国国民意识。因此,香港回归后,摆在特区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让香港民众重新对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行定位,对青少年进行特殊的公民教育。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了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公民观,更准确、更完整、更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国情,感受和体会“一国两制”,更好地完成从公民到国民的转变,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教育框架———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   鉴于回归前港英当局对香港民众实行的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早在回归之初,特区政府就把突出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意识,让广大青少年较快地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香港首任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香港与祖国一脉相连……热爱国家,热爱民族……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香港教育评议会建议,1997~2007年间,公民教育的重点应着意于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怀的培养,以便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1999年,特区政府制定《21世纪教育蓝图———教育制度检讨》的咨询文件,提出教育要培育一群对社会、国家、民族作出承担和面向国际社会的国民。2001年,一份对香港未来十年课程发展方向有决定意义的《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文件,指出德育及公民教育是香港未来的课程发展需要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之一,强调要培养学生国民身份认同等重要价值观,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国民身份认同的中国公民。2002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颁布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提出要培养积极的价值观和态度,包括“坚毅、责任感、尊重他人、国民身份认同及承担精神”等。2006年,香港政府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专门负责推动中小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教育。2007年10月,143名香港中学生被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委任为“国民教育大使”,负责在校内宣传国民教育概念,推广全港性的国民教育活动,以增强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1]。将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纳入教育框架,有效地促进了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认识和了解,并逐步演化成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   (二)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   香港在回归前,年轻人普遍对国家和民族了解不足。当时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重点,都集中于学科知识探讨,较少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发展方向,香港青少年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理解比较模糊。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坚定地认为,国民教育应从小做起。因而要求教育统筹局着力提高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鼓励学生继承中国的文化优良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心,期望他们为国家作出贡献,社会也开始期望年轻一代能够逐步形成清晰的国民身份认同,并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作出贡献。近年国家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的焦点,也为香港国民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近年来的课程改革强调了培养学生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例如,将“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致力于贡献国家和社会”列为七个学校课程宗旨之一;将“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五个优先培养的价值观之一,并提出“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其中一个首要培育的价值观,从认知、情感与实践三个层面,积极推动国民教育。   1997年,香港教育署改革小学阶段课程,设常识科,将以往的社会科、科学科和健康教育科合并成为一个综合学科,增加了有关香港、中国内地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等内容,包括六个学习范畴。其中,第五个范畴为“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主要讲授中国地理、历史和中华文化,帮助学生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培养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及责任感。从1998年开始,将普通话列为小学的核心课程之一,更广泛地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同时,将中国历史作为学校科目,重编教科书以反映政治现实。1998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了中学公民教育科课程指引,专门设有“国家民族社会范畴”的内容[2]。2009年推行新的高中课程,加强学生认识及认同国民身份的学习元素,如通识教育科的必修部分设有“现代中国”的学习单元,涵盖“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中华文化与现代生活”两个课题。地理科、历史及中国历史科等选修科目,也从不同角度扩展学生对国家的认识。   从台湾学者陈铿任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香港的教科书中对学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民族知识培养,主要目的在于告诉学生作为中国人的事实、中国目前的现状、中国与香港的关系等,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告诉学生,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从而激发学生对祖国强烈的认同感,培养学生对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不同团体的调查显示:香港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在稳步提升。根据大专院校调查,推行课程改革以来,大约85%小学生、70%中学生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已有长足进步。#p#分页标题#e#   (三)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为提高香港青少年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和意识,特区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各种有效途径,逐步增加培养青少年学生对《基本法》、对国家及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努力把香港青少年培养成独立、有担当的年轻人。例如,国民教育中心采用“多感官体验学习法”来设计教学内容,内设多个主题“课室”,包括介绍中国过去所经历过的战争的“烽火轩”、介绍中药的“百草轩”、介绍国旗与各省份的“龙情轩”、介绍国家历代名人的“点将轩”及介绍中国武术等的“国艺轩”,并设置电影室与资料室;中心同时设有展览厅,多个主题展览包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人民生活的变化”、“经济发展规划”、“当代杰出华人”及“中国科技发展和成就”等;中心还配合课程发展需要,举办国民教育日营,透过展览与工作坊,让学生认识国情,进行品德学习,提升素质。综合而言,这些途径主要有:   1.真实生活感受和演练   也称“生活事件方式”策略,即选择绝大部分学生在成长和个人发展的某个阶段最常经历的事件和社会问题,作为进行公民教育的实例。帮助学生认识在学期间及将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事件及课题,培养他们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态度。这种方式把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讨论真实的生活经验和个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有意义的讨论并反思自己的价值观、态度、需要和兴趣。这种“从生活中学习”的方式,在国家民族教育中得到广泛运用。   2.配合课堂教育的联课活动   香港许多中小学通过联课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所谓联课活动,是在明确的学习目标下,不分班级、不分年级甚至不分学校进行课外活动,主要是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教师的辅导活动发展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如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筹款活动等,内容多种多样。   3.政治礼仪教育方式   香港一些学生把唱国歌和升国旗仪式作为重要的公民教育礼仪形式。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当局对爱国教育惯于采取压制政策,除了五所“爱国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升国旗外,大部分学校都是飘扬着米字旗,校园里到处是女皇像。随着米字旗的降下,香港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转变,学校通过升国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已是新时期学校德育的全新内容。许多学校开始采用内地集会方式,升国旗、唱国歌的礼仪教育方式逐步走进校园。2007年6月的调查显示,香港人中只有50%的人会唱国歌,不过在校学生会唱国歌的比例已经增加到84.4%,显示了教育的确有其“功效”[3]。   4.内地考察与体验交流   香港学校举办此类活动的形式非常丰富。如通过到内地名山大川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培育学生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通过到内地高等学府及其他机构作实地考察,促进学生建立对国家的自豪感。香港教统局不仅直接鼓励师生到内地体验当地生活,还推行多种资助形式鼓励学校到内地参观交流。例如,设立“认识中国文化活动”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让学校按学生的能力和需要,自行计划到内地学习交流,通过亲身接触祖国、认识国情,进一步拉近学生与祖国的距离,培养深厚的国家情怀。如2006年7月举行了“VTC中国体验计划2006”活动,80名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大专生,暑期在北京进行为期8个星期的工作体验。   二、从国民到公民:大国的风范   一个具有大国风范的公民,既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自豪感,也应该对整个世界和人类怀有责任感和爱心。香港回归后的青少年爱国教育,在重视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基础上,也非常关注不让自己的青少年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潭,特别注意引领、培养和造就具有世界视野的优秀公民,但这已经不再是过去港英政府培养的服从和守秩序的“世界公民”,而是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中国公民,是充满自信心、自豪感、有力量、文明程度高的公民典范。正如教育委员会主席郑慕智所指出的那样:香港特区主权回归,青少年需要加深了解和认识中国,认同中国国民身份,在正确建立道德观和人生观的同时,加强国家民族观念,并兼具备国际视野。   (一)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   全面理解现代公民角色的内涵,要培养既充满民族自信、国家意识,又具有大国风范的世界公民,其公民教育就不能局限于理解和获得知识,而更应该侧重对人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的培养。公民的价值、态度、信念和能力被视为公民基本素质的四个方面,应该是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目前在香港的大多数学校里,公民教育与德育实际上是相互交融、同时进行的。   注重个人品行的培养,注重现代公民价值观和态度的培育(见表1),是现阶段香港公民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了能有效地帮助儿童与青少年建立积极和正面的价值观,新课程改革提出以“生活事件”作为公民教育主要的学习内容,即以学生熟悉的事情作为切入点,以互动和有趣味的学习模式,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价值观点和态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或是让学生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带入课堂做反思和讨论,不断改善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观在现代世界中的普适性意义。   (二)积极拓展国际公民视野   为了达到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良好效果,香港主张采取多种途径实施公民教育。因为,公民教育本质上不单涉及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和行动将公民价值观、信念和能力加以内化,从而在家庭、邻里社会、地区社会、国家民族社会以及在全球环境中实践出来。   采取多途径推行公民教育的做法更为符合现代公民教育的特点。#p#分页标题#e#   目前,香港学校普遍通过四种途径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现代公民:一是正规课程,即学校在学时表内安排特定的课时引入公民教育作为独立课程,进行公民知识的讲授,如《政府及公共事务科》、《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公民科》、《社会科》等。二是非正规课程及隐蔽课程,即教师在不同的科目中渗透一些相关的价值思考和活动。如在中国历史课中加入中国近年所取得巨大成就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内容,培育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等。三是主题周、集体活动及班主任课,通过举办一系列培育学生品德的活动,如“礼貌周”、“敬师周”、班际比赛和各种学习活动,改善学生的行为和态度。四是实践活动,如让学生到医院、老人院等地进行探访和义务服务;参观戒毒中心和惩教署、旁听立法会议、出席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等;举办一些训练学生独立能力和坚强意志的活动[5]。这些活动有效地深化了学校公民教育的效果,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在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接受现代公民教育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三)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能否勇于和有能力承担新时代赋予的公民责任,是衡量和检验公民教育成败的试金石。21世纪的香港是一个知识型经济的社会,随着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拥有知识和技术,还要懂得与别人和睦相处,有责任心和正确的生活态度。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一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2001年6月发表了《学会学习———课程发展路向》的报告书,推行新的课程改革。此次改革推行的四个关键项目中,青少年公民教育被列为首要发展项目,并尊重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提倡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问题;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青少年爱国教育课程的目的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发展自我教育、独立思考、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作为重点,并突出了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学生具备抗拒社会各种诱惑的能力,在良莠纷呈的社会价值观中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生活态度;二是希望能提升青少年学生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以充满自信、不卑不亢的态度与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往,既有能力为增进国家的福祉做贡献,又能热忱承担全球公民责任。   三、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思考   (一)政府主导   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一直都是在特区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特区政府认为,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制定各项政策,促进和推动国民教育的发展。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在1997年发表的《九年强迫教育检讨报告》一书中,建议当局根据回归后的政治情势加强学生对中国、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并促进学生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二是提供经费,制定计划,保障国民教育的推进。2005年,香港教统局拨款1,400万港元让学校推进国民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爱国观念,并采取六项措施推动国民教育。包括培训教师,提高对国民教育的认识及改进方式方法;结合课程改革,加强课程内有关国民教育的元素;提供有关认识祖国的资助计划;制作学与教的资料及教具等[6]。三是举办形式多样的国民教育的活动。如举行“历届奥运金牌选手访港团与学生真情对话”活动,激励学生学习奥运冠军坚韧不拔的精神,进一步提升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对国民身份的认同;继举办2003年“神州五号”、2005年“神州六号”升空学习系列活动之后,2008年12月邀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访港,为“中国首次太空漫步航天展”揭幕,与香港大学生、中小学生座谈,出席“全港欢迎‘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大汇演”等一系列活动,提高学生对祖国成就的自豪感;在北京举办国情教育课程班“国民教育之旅———北京研习体验”等;推行“赤子情•中国心”资助计划,拨款资助学校举办认识当代国情及中国文化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提升青少年的现代公民素质,不断拓展青少年的国际视野,把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热爱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并具有大国风范的现代世界公民上。多次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师生认为参加这些活动能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二)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香港回归后对青少年公民教育的一大特色。诚如香港现任特别行政区长官曾荫权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必须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除政府部门积极推行国民教育外,香港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也不遗余力地为提高国民身份认同、加强国情教育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回归初期,针对香港国民教育在理念、教材、设施等方面的缺陷,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呼吁加强国民教育,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得以成立。2005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物局、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和香港电台联合举办香港首届“国民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主题是“认识自己的根源和身份”[7]。民间机构“公民薪传网络”经常举办大型国民教育活动,倡导建构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整合各方面力量的国民教育平台,以“发扬中华文化、培养家国意识、推动公民承担”为宗旨,汇聚各种社会资源,配合时代需要,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有些香港宗教团体在所开办的学校中,也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如香港天主教教育事业处为天主教下属中学制作了《香港情•中国心》教材。这套教材以国民教育为重点,使学生从客观认识、感情和理性层面认识中国,帮助学生获得正确的国家民族观念,以认同自己的文化和国家。香港的舆论媒体也为国家民族教育的施行推波助澜,关注和报道国民教育的成效。   (三)系统推进   对青少年进行公民教育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影响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即家庭、聚居区、教会、学校系统、正式组织、大众传媒、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构,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运动和变革都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社会化。香港特区的青少年公民教育充分考虑到了政治社会化的这一特点,在推行青少年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学校的正规课程、渗入课程、课外活动、校风建设等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模式,不断提升公民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力量的配合,通过调动和发挥各种团体力量的优势,特别是社会传媒的积极作用,以及挖掘青少年公民教育的各种可利用资源,鼓励社会机构和团体广泛参与,共同营造公民教育的社会氛围[8]。这是现代整体思维方式和系统理论在青少年公民教育政策和推行模式上的运用,也是香港青少年公民教育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p#分页标题#e#

一、充分利用历史课堂的教学资源开展公民教育

历史教师对历史教材中正面的道德品质诸如商鞅在秦国改革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中六位君子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有抗日战争中众多爱国将领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公民责任的重要素材。而历史中许多方面的教材，诸如许多王朝末年的腐败与堕落、专制主义、霸权主义等对人民和社会的侵害，是提高学生反思历史的重要资料，通过历史反面教材的学习和反思，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独立意识、爱国情怀。

学生可以在历史事件中逐渐地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促进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学习和成长，促进学生提高自身的公民意识，逐渐形成和完善自己的人格。在历史的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培养学生大胆表达观点和意见、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开拓进取和勇敢表达意见的能力，从而塑造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公民素质。历史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把握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的关联性，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向学生讲述历史的时候，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善于运用故事形式将历史现象用生动的画面展现给学生，促进学习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培养自尊心和自豪感。

通过古代史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培养学生作为中国公民的自尊心;通过近代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历史使命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世界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求同存异的意识，塑造学生的民主意识。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人文底蕴，促进学生学、法制精神的实质，让学生体会到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来实现的。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加强公民教育

对青年学生的公民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历史课堂的国民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在历史课堂上开展对学生的国民教育之外，应该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作为开展学生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历史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节日以及纪念日，通过开展主题讲座、纪念展览以及电影观看等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国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历史教师对历史课堂外的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在国庆节、九一八纪念日、五四青年节等，举办主题展览和讲座，在教室利用多媒体同学生一起观看历史题材的电影，利用丰富的影视资料和图片资料，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性认识，再通过教师进一步的讲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操。图片和影像的形式，对开展公民教育活动具有更直接和易被接受的效果。通过课外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逐渐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学生公民道德意识和民主、责任意识的进一步形成。

三、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机制

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我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大教育家。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以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提出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育制度，兴办平民教育，改造北京大学，开始了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教育。其次，被誉为现代教育先驱者的蔡元培是现代先进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其教育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今天反思教育、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今天，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中西融合”等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对军队院校的教育改革和整体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对高校开展素质教育具有指导意义。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蔡元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教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首倡于1912年2月11日其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五育的全面发展，即形成健全的人格。“五育并举”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1．军国民教育   大多数学者将军国民教育思想等同于体育教育思想，这是从蔡元培所阐述的体育教育理论及其所从事的体育教育实践对军国民教育思想进行探讨的。但如果仔细考察蔡元培当初提出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似乎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体育教育，而更偏向于军事体育。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处于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即对外反对侵略。二是就当时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中国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即对内反对军人强权政治。这种思想集中体现了蔡元培通过教育救国的精神，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体育教育思想。   2．实利主义教育   蔡元培所说的实利主义教育是指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智育。如果说军国民教育的目的是强兵，那么实利主义教育的目的则是富国。因为蔡元培当时的观点是：当今世界的竞争，不仅靠武力，尤其靠财力。而中国地下宝藏尚未开发，各种新式企业尚少兴办，人民失业者和无业者很多，国家贫穷。因此，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为此他便明确主张把实利主义教育列入教育方针。   3．公民道德教育   这明显是指德育。蔡元培在五育之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蔡元培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可以强兵富国，然公民无道德，则不免出现智欺愚、强凌弱，而演贫富悬绝。所以必须以道德为根本，教之公民以自由、平等、博爱。同时，蔡元培反对以尊孔读经、忠君报国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提倡有积极内涵的公民道德教育，使公民道德教育注入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成份，赋予新的内容，使其更有生命力。   4．世界观和美感教育   这两者被蔡元培视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光辉思想，其实质是为建立科学技术普及、人人富裕幸福的高度发达而无限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而献身的教育。怎样进行世界观教育呢？蔡元培认为必须通过美感之教育这一途径才能实现。蔡元培指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善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达到陶冶人的感情和道德品质的作用。   （二）“五育并举”方针对素质教育的指导意义所谓素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是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身的态度。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人才素质应包括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而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它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   蔡元培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五育并重、和谐发展的方针，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他提出的实现对国民完全人格教育。蔡元培曾提出健全人格这个概念，并规定了它的含义：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知育、美育四项，这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吻合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也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人格是他要培养自由、民主、平等社会新人的目标。因此。以完全人格教育为目标的“五育并举”方针中无不包含了素质教育的影子，中国高等教育者和军校教育者都可以从中借鉴。　　   二、“中西融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高校的发展和学术氛围建设的启迪。　   　（一）“中西融合”的思想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蔡元培看来，学习西方教育的捷径在于有更多的留学生去西方直接把有用的学术文化、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经验以及教育方法接受过来，做到事半功倍，学习西方教育思想要互相师法、交通有加、立足本国、去粗取精，即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弘扬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创造出中国特色新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见，蔡元培是站在自我立场上吸收、消化西方教育而不被其同化，这符合中华民族自身利益，也合乎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他经常不失时机地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及我国近代教育的进步发展与成绩，因为蔡元培认为，融合中西教育就是要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教育之优点，又要兼采西方教育的长处，这样才能创造出中国的新教育。#p#分页标题#e#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对院校的学术氛围建设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元培以巨大的魄力和坚毅的精神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改变学生的观念，明确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其次他整顿教师队伍，裁减冗员，广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不问学历、资历，唯才是举。其三他在学科和课程建设上由扩充文理到废门设系，提出文理兼修，实行学分制。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   2．大学要有尊重学术思想自由、包容众家学说的恢宏气度。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体现了蔡元培尊重人才、量才录用的人才观，陈独秀、、马寅初、鲁迅、胡适、钱玄同、李四光等人就是被他从“兼容并包”的方针出发招揽来北大执教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教员。   3．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包的是新派和新思想。这在客观上对新生的革命思想起了掩护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而“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新思想的摇篮，从而对全国的思想界作出巨大贡献。可以说，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条件的是蔡元培。以上三项对当今高校及军队院校的发展和学术氛围的建设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落实办发41号文件精神，确保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小学学段得到全方位实施与整体性推进，经研究决定举办小学师资专项全员培训。现结合我市小学教育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有效实施和扎实推进“精神铁人精神教育”为目标，以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为原则，强化培训，提升素质，为本门课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广泛的智力支持。

二、培训目标

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培训，促使校长和任课教师进一步认识“精神铁人精神教育”的重要意义，学习精神铁人精神的必备知识，感悟精神铁人精神的深刻内涵，掌握课程实施的方式方法，提高校长对“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地方课程的领导力，提高教师对“精神铁人精神教育”地方课程的执行力。

三、培训对象

1.全市各小学主管业务的副校长。

【摘要】

本文分析了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动因，系统介绍了阎锡山的基础教育思想，探讨了其基础教育思想对山西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对当时山西教育的影响在于：国民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多，国民学校的学生人数最多，学龄儿童中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人数最多。对当今山西及全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在于：发展教育需要重视教育经费问题；发展教育要注重培养师资力量；发展教育要注重公平。

【关键词】

阎锡山；基础教育思想；山西地方教育；影响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16岁因家庭破落随父一起经商。1902年被清政府派遣到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山西都督。1917年9月，阎锡山兼任山西省省长，开始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显耀人物，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在山西执政期间，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同时，日益觉察到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对山西基础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重视。

一、阎锡山在山西兴办教育的原因

清朝末期“百日维新”期间，山西虽然在筹办新式学堂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山西经济落后、环境闭塞等多方面的原因，全省的教育事业依然相当落后，学校很少，文盲大量存在，民众愚昧无知，直到辛亥革命后，仍然没有改变。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之后，积极地致力于山西教育的发展，提高人民素质，对于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动因的探讨，本文拟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作者：严仲连 何静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幼儿教育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尽管从理论上讲，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系列中的一员，事实上却遭到了许多歧视，如，从中央和地方政策来看，关于幼儿园的相关规定一直是以“加括号”的方式进行的（多数附属于中小学之后），在人事编制系统中也缺乏独立的幼儿园教师编制。这种全国性政策使幼儿园教师的阶层身份不断边缘化。从地方政策来看，幼儿园教师阶层身份的不稳定性更加明显，阶层内分化与阶层间差异都相当突出。在一些地方，幼儿园教师的人事编制实行的是自然收缩的办法，在编教师退休一名，编制就减少一个，致使在编幼儿园教师越来越少［1］。与作为“公家人”的教师不同，绝大多数的幼儿园教师没有身份保障，他们大多在体制外生存，是一群特殊的“打工者”。幼儿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以及幼儿教师的地位影响到了学前教育的发展。这构成了目前学前教育政策的又一现实背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良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元［2］。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国家重视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

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实施现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并实施以来，农村学前教育与过去相比，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由于历史或现实原因，部分地方在执行国家学前教育政策过程中还是碰到了一些阻力，有的地方在执行学前教育政策时表现消极。

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2010）［3］提供的数据，农村学前教育在2010年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幼儿教师数量、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以及生均面积等方面。在2010年，我国新增加幼儿园12211所。其中农村增加了5222所；县镇增加了4640所，城市增加了2349所。同年，新增幼儿教师278545人，其中县镇新增教师105684人，城市新增教师94458人，农村新增教师数78403人，县镇幼儿园增加教师数相对较多。新增幼儿数3188554人，其中，城市新增832532人，县镇新增1475712人，农村新增880310人，可见，增加的人数大部分集中在县镇幼儿园。在幼儿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方面，县镇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2010年）均有增加，县镇幼儿园平均每名儿童增加了0．068平，而农村幼儿园平均每名幼儿增加了0．136平。

虽然与其他行业相比，农村幼儿教师的收入还是相对低下，但整体上还是有些变化。由于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各地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普遍增加，一些地方还增加了农村幼儿教师的正式编制。特别是学前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的确认，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整体增加，使得农村幼儿教师对职业前景的看法从悲观转向积极。

经济条件相对发达并且重视幼儿教育的地方，还把幼儿教育的质量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还把幼儿园质量放在议事日程。如山东省根据本省的经济情况，制定了包括园舍、师资、场地等因素在内的农村幼儿园办园标准。各地根据幼儿教师素质状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如园长提高班、骨干教师培训班等，涉及管理、技能和专业培训等各个方面。4．管理体系重新恢复与完善受市场经济以及精简干部队伍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除北京、天津等少数城市以外，大多数县级教育部门的幼儿教育专干一度在各地教委中没有了编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观，许多地方教育部门重新恢复并完善了幼儿园教育的管理机构，使一度销声匿迹的幼儿（学前）专干重新出现在当地政府管理部门之列。

一、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

他们负责本社区的社区教育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教育内容和社区教育方式。然而，由于制度的原因，我国社区教育体系还处于国家教育体系的边缘。制度上和体制上的缺失，导致社区教育载体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处于正式的国民教育序列和培训机构两种教育体系中间。这进一步导致我国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始终处于低水平、无组织的松散状态。而这样的师资队伍反过来又制约了社区教育事业稳定、快速地发展。分析我国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对找到社区教育建设的新思路和新办法，促进社区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意义重大。

二、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我国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政策、体制和制度衔接的问题，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1.缺少一支稳定的社区教育教师队伍体系目前，我国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是一社区学院和社区学校。教师是社区教育的主要传授者和实施者。但是，由于目前缺乏专门的制度和政策，社区教师的待遇、政策福利等不能得到保障，相对于国民教育序列，也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师而言，这是严重的不平等。这直接导致愿意从事社区教育的人员数量不多，素质不高，无法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教师队伍，专门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学和理论研究。这也成为当今制约社区教育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2.教师队伍构成单一，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所谓多样化的教师队伍，就是利用各方面的资源，将兼职教师、客座讲师、专家学者、行业精英、社会知名人士等全部纳入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形成多样化、全方位、多视角的社区教育师资队伍，为社区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但是目前，由于社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力度不够，在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之余，如何进行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如何吸纳各方精英，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担任社区教育的兼职教师，形成一支多样化的教师队伍，也是目前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3.缺乏专门的社区教育教师培训机制，对社区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当前，社区教育仍然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地带，对于社区教育的系统的理论研究还非常少，社区教育本身又属于后续教育，而非国民序列教育，教师本身对于社区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往往认为社区教育只是一种类似于知识普及或者培训班形式的教育。而目前的教育机制，对于社区教育的专任教师，在培训和职业发展上，也没有系统、科学的规划，教师不清楚职业发展的方向，无法得到系统的理论化的指导，使得的社区教育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使得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高，教育教学的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三、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问题的原因探讨

1．政策上的缺失:没有专门的社区教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我国目前的社区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对于社区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意义、作用都没有系统的法律和制度规定。对于社区教师的待遇、身份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社区教师是否和国民序列的中小学教师以及高等教育的教师享受同等身份和待遇，是否统一纳入教育系统进行管理，是否享有同等的职称晋升和职业发展空间，都没有具体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在政策上，我们也缺乏有效的引导，很多人对于社区教育和社区教师的身份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将其和普通的培训机构混为一谈，社区教师的身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愿意并且有志于从事社区教育事业的人员少之又少，这无疑是影响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理论上的缺失:缺乏系统的社区教育理论研究，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尽管我国的社区教育事业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但是社区教育的系统理论研究进展缓慢，目前的社区教育理论研究还处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阶段，还没有将这些实践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而形成统一的理论成果。一方面，社区教育事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不高，从事社区教育事业的有志人士也非常少，民众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普遍不高;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并没有在社会上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在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也很难吸引到足够的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有识之士投身此项事业，师资队伍数量较少，构成单一，对社区教育事业无法形成有力的支撑。

一、干部教育培训面临的市场化挑战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民营化”思潮的席卷下，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针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和针对政府公共部门“企业精神改造”运动，其中以英国最具代表性和最为彻底。以“民营化”为主要手段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改革理论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结合我国实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理论上的不断突破，执政党和民众的“市场观念”不断改进，国家对资本的规制日益放松，针对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物品供应进行了市场化改造的诸多尝试，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市场化”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相应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干部教育培训的供给。同时，国家在2011年就全面部署展开了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其核心理念就是“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机制作用，实现公益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和提供方式多样化”，这种“多元参与、分类改革”的思想必然触动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从目前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实践来看，整体上以政府供给为主，立足于政府公办的专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提供，并辅之以有限的高校参与和国际交流，市场化水平极低。但在具体操作中，针对现有供给模式的调整和创新从未停止，但囿于体制因素，一直处于渐进推行、分项改革、自下而上、实际操作层面优先的状态。如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率先启动了后勤管理方面的改革，在权限范围内尝试引进市场机制，开始临时聘用校外优质资源增强师资力量。政府逐步注重利用社会其他资源开辟干部教育培训新基地，面向国内外尝试开展委托培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止步于微观层面的分项改革红利几乎耗尽，由易到难的调整渐入瓶颈，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改革的顶层设计呼之欲出。《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已明确提出“建立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活力的竞争择优机制”，干部教育培训市场化改革已箭在弦上。综上所述，无论是就理论研究还是就国际国内实践经验而言，现有的干部教育培训供给模式都备受压力，市场化挑战已是摆在眼前的不争事实。

二、现有供给模式的形成原因

我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实践，现有供给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外界环境长期不稳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到建国执政，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教育基本伴随其整个发展历程。在掌握革命武装建立政权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思想的灌输都是通过举办各种学校和培训班进行，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工农运动干部。在外界条件极其艰难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从未停止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干部教育又面临着战略上的重大调整和干部队伍大规模调动的特殊形势，即便是建国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也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面对新的革命任务，干部教育工作中的迂回和反复也时有发生。早期的战时环境和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探索都使得干部教育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生存环境极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保证有相当的人力、物力投入，确保干部教育工作持续高效开展，政府供给几乎是唯一有效的选择。而这种供给模式一旦形成并持续运营一段时间后，就会迅速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并与政治体制相适应，即便是外界环境变化也难以摆脱其历史惯性。

2.执政党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并一直视其为关乎全党大局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工作。在1938年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随后中央还成立了干部教育部。1942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在特殊时期，被视为制胜法宝的干部教育不可能“假手他人”，势必处于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之下。政府垄断、公办公营在此有其自身的逻辑。成为执政党后，这种思想也并无改变，依靠各级党组织的特殊作用对干部教育事业的直接控制反而有所加强。即便是在“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下，对干部教育阵地的坚守和直接控制也无丝毫松懈。过早地意识到干部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使得干部教育工作被赋予无以复加的地位并长期置于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坚持公办公营，不容其他力量轻易介入。政府垄断供给在此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3.与普通教育资源共享。干部教育与普通国民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干部教育客观上发挥着国民教育的作用，而国民教育也具体承担着干部教育的任务。在干部教育活动开展的早期，由于教育对象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文化教育占据了干部教育内容的很大比例，加之当时整个社会教育资源的匮乏，干部教育资源客观上起着国民教育的作用，“干部教育”几乎等同于“公办教育”。如在外界环境相对稳定的苏区和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的诸多军事、财经、师范、艺术类专业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成为了当时社会高等教育的实体和中坚，几乎就是当地普通国民教育的全部载体，其本身很难区分到底是专门的干部教育机构还是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当然，干部教育和普通国民教育的关系还表现在普通教育也有承担干部教育任务的传统，尤其是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大量运用普通教育资源进行干部教育，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的任务。“一五”计划就曾明确要求把普通教育系统中的相当一部分纳入干部教育轨道。1950年起依托高校建立了各种马列主义夜校和夜大学，作为干部教育的业余专职理论学校，并依托大专院校开办培训班。1954年全国高等财经学校教育会议要求财经院校把调训在职干部作为重点工作。全国政法教育会议要求综合大学法律系、政法学院招收工农干部、在职干部。因此，传统干部教育资源与普通教育密切相关，甚至难分彼此，长期资源共享。在政府全面供给社会普通教育的背景下，干部教育为政府所直接供给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