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论文范例

摘要：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我国将需要大量的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的新型法律人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的发展有很大上升空间。文章以生态文明社会新型法律人才需求为导向，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课程为载体，以“参与式教学”为突破口，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于民办高校教学实践进行研究。

关键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

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现代法律人才。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大力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启发式教学，注重因材施教。由于我国传统法学教学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利于学生法学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改革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求乃大势所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育的改革应当以培养生态文明法律新型人才为目标，为我国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目标奠定基础。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模式反思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自1997年被列为法学二级学科以来，已有二十年，教育部于2007年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增列为法学核心课程。“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在提高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树立环境法治理念、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也无法替代的。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方面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亦是近年来法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三江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学院为本科生独立开设2个学分32个课时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选修课。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许多原则、制度和专业术语与宪法、法理、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多个法学学科紧密联系，其内容更体现出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生态学等多个跨一级学科的交叉制式。与传统部门法相比，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门课程本身的理论性并不是很强，但是该课程呈现出整体的理论体系比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多年，深知传统教学方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在法学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一）讲授式教学法

如果仅仅单一的讲授式教学法，学生对知识的了解限于教材和教师的灌输，对知识点的掌握靠强行记忆，会导致缺乏学习热情，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无法达到对学生解决实际环境纠纷能力的培养。如何对现有讲授式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是法学教育尤其是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专业特色的学科教学中的瓶颈。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其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之利剑应运而生，是实践推动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加明显，且环境要素本身体现出高度的社会性，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追求，此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其必须反映自然科学规律，在理念上吸收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技术规范和标准发展出相应的法律规范即较强的技术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对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状况的了解，是单一的教师中心型教学方法无法完成的。加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内容较为庞杂、课时较少，若教师细致讲解，会导致填鸭式教学，反而影响教学效果，若教师不讲，会导致学生只能了解教材上的知识，所学有限视野狭窄。

摘 要：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关键词：刑法之确定性；刑法之灵活性；法治；罪刑法定

一、刑法之灵活性：一种可欲的追求

在人类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中，确定性始终是维护法律之社会价值的一种力量。要求法律具有确定性，是为了使法律的正义目标得到可靠的保障，法律维持秩序的功能正是由此产生。因此，法律之确定性乃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其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确定性的要求。然而，由于社会生活总是会产生新的问题，使得法律经常无法在坚持其确定性的前提下满足社会的需要，确定性本身有时反而会成为走向正义目标的障碍。于是，在追寻正义的历史中，人们也将“灵活性”的特征带入到法律制度之中。正是法律的灵活性，使得法律能够满足复杂与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推动法律向前发展。基于对安全价值的偏重，刑法比其他法律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关于“刑法之确定性”，笔者已有专文讨论。（参见：周少华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J］法律科学，2008（2））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固守一种绝对的确定性观念，只能导致刑法机体的僵化；而承认一种有限度的灵活性，则可以使刑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相对简单的规则无论如何不可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有时，当法律以其确定性追求普遍的正义目标时，实际的结果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目的相违背，在此情况下，不同的正义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人们必须解决这种冲突，而解决冲突的办法常常是需要灵活地适用规则。另外，即便在一个以法典为主的体系中，也总是会有许多法律应予规定，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未加规定的事项。德国的法学家施塔姆勒就指出：法典仅仅陈述一般性的原则，填补罅隙则是法官的工作；在法律沉默的情况下，还必须求助于法律自身的基本理念——公正，这实际上是等于将道德规范引入了法律判断之中。参见：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3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如果法律“不够用”，就必须根据正义观念灵活地处理问题。在刑法中，人们将目的论的解释应用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将人格因素导入犯罪的评价机制中，这使得刑法的适用摆脱了僵硬、刻板的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所以，即使是对于刑法来说，那种绝对的确定性观念也是虚妄的。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是存在的。?

二、刑法之灵活性的理论根据

刑法之所以需要有一个灵活性的机制，主要源于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需要：一是为了克服刑法之确定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二是为了对抗刑法的不确定性。而这两个需求，归根结底又是为了解决法治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法律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正义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的问题。?

摘要：科技期刊对于建立维护科研诚信的生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界定了科研诚信相关概念，分析了科研诚信与科技期刊的关系;其次梳理了国内外与科技期刊相关的科研诚信政策规范，重点阐述了科技期刊是维护和培育科研诚信的重要力量，指出科技期刊既是科研诚信的重要守门人，也是科研诚信的重要建设者，同时科技期刊自身的诚信建设也不容忽视;最后结合科研诚信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指出科技期刊的诚信建设任重而道远，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诚信生态。

关键词：科技期刊;科研诚信;生态

科研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体系［1］。其中，科技期刊是促进科学知识传播、积累与增长的重要媒介，包括审稿人、编辑、编委、出版社、期刊行业协会学会等在内的科技期刊界是科研诚信建设的一方重要力量。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4958种科技期刊，不仅在国内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也正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2］。科研诚信建设对于科技期刊的发展日显重要。2019年，中国科协、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我国科技期刊改革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论文作者及期刊从业人员诚信体系，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3］。因此，深入分析科技期刊与科研诚信的关系、明确科技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角色与任务必要且重要。

1科研诚信与科技期刊

1．1科研诚信。讲究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文中的“诚信”表述一般用“integrity”。该词除了“正直、诚实，不搞欺骗、权术、虚伪和各种肤浅的手法”等含义外，还有“坚定地按照道德、艺术或其他价值准则办事”的意思［4］。同时，该词也包含了公正负责、可信的含义，高于所谓的“底线”，符合如哈格斯特龙所强调的“专门职业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强烈地承诺于更高的价值观”［5］。科技领域的诚信一般被称为科研诚信或学术诚信，是诚信在科技领域的具体体现。但目前国内外对科研诚信的认识无论是学术界、政府还是社会团体、公众都未见形成统一的定义。科研诚信的概念内涵随不同主体、地域和时间都有相应的改变［6］。狭义的科研诚信仅涉及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诚信。广义的科研诚信涉及的主体不仅包括科研人员、从事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活动的相关人员和单位、学会协会等，还包括学术期刊从业人员和机构等，涉及的行为活动除科学研究活动外，还包括对科学研究的管理、服务活动中的诚信。科学研究管理、服务诚信强调合规合宜，遵循科研管理与服务、科学传播与运用等行为涉及的法律法规、职业准则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根据Martinson等(2005)和经济合作组织相关报告，将科研诚信涉及的领域总结归类为数据管理、与人或社会的联系、作者与出版、研究资助、研究方法等5个方面［7］。其中，包括科技期刊在内的“学术出版”是科研诚信涉及的重要领域之一。

1．2科研失信与不端。与科研诚信相对的概念是“科研失信”，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名词使用上相对集中于使用“科研(学术)不端”。不同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学者等对科研不端的含义解释各有不同，并存在同时使用科研(学术)不端、科研(学术)失范、科研违规等不同概念的情形。国外对科研不端有按照故意行为、疏忽职守、粗心大意等不同类型的区分，以及科研不端行为、有问题的研究行为、不良研究等不同实践的区分。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对科研诚信的负向行为提法是“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2019年，科技部等20个部门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制(试行)》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将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简称为“科研失信行为”，并将其定义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行为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同时，《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制(试行)》明确列举了科研失信行为的6种具体类型和1项兜底条款，包括了情节较为严重的不端行为、违规行为，也包括情节相对较轻的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科研失范行为，以及相对独立的违背科技伦理规范的行为等。《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制(试行)》囊括的行为类型范围较宽，但涉及的主体则集中于科研人员和单位。涉及科技期刊的不端行为既包括科研人员，主要是作者的科研不端行为，也包括编辑、编委、审稿人和出版社等多方面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相关主体和行为类型都较为广泛，可与广义的科研诚信相对应。

2科技期刊诚信政策规范

一、教学质量与施教质量   教学质量的内容首先是“教”的质量,其次是“学”的质量。在“教”“学”质量的关系中,“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提、是关键,因为它决定着“学”的质量;“学”的质量是我们施教的出发点和归宿;“师高弟子强”,这就是它们间的逻辑关系。   教学质量问题一直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教育战线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讨论中,存在下列误区:其一是以为只要改善了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其实不尽然,因为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包括教学环境、教学主体、教学环节等,而教学方法只是教学主体因素中的部分内容。其二是把教学方法等同于“教”方法,在教学方法的讨论中常常忽略“学”的方法的讨论,使其讨论“文不对题”,当然,教师在讨论教学方法时,基于“以身作则”的缘故,主要应讨论“教”的方法。其三是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简单地概括为施教方法,尤其是仅仅局限于课堂的施教方法,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得当、有效的施教方法有赖于充分的施教准备,施教准备还与施教指导思想有关;课堂教学仅仅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这无需更多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的主体主要是处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因此,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比对教学方法的探讨来得更为重要,其原因之一是教学方法体现于对教学的组织过程之中;之二是对教学组织的探讨,更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责任;之三是从讨论的视域来看,更加关注教师施教的全过程,而不仅局限于教学方法,同时,将学生的学习方法排除在了本命题之外,这有利于集中讨论教师如何施教的问题。   二、经济法学的特点   认清经济法学的基本特点,是确立怎样施教的前提。经济法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特点   “经济法”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和法学专业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一般开设“经济法概论”,在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阶段一般开设“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开设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经济法学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理论课,它是法学专业的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   从法学课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学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它既包括对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理论的继承、运用,也包括对它们的理论的扬弃和发展;从经济法学的历史来看,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经济法学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等课程而言,还很“年轻”,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体系,尚无一致的认识。   经济法学的种种基本特性,给如何实施经济法学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经济法学的教学应当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特点。   2.课程关联特点   经济法学的前置课程通常包括法理学、宪法学等,后续课程一般包括税法、国际经济法、市场竞争法等,此外经济法学还与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仲裁法学、证据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相关联。由于经济法学与上述课程的关联关系,所以在经济法学的施教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施教内容的衔接关系,既不能彼此间缺乏照应,又不能出现课程间内容的重复。这就要求教师应当熟悉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了解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师间应当相互沟通和协调,使相关内容———尤其是基础知识等重要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而仅限于衔接而已。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材,还是任课教师,对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处理得很合理。   3.经济法现象特点   经济法是立足于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借助于各种有效方法对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综合调整之法。国家调整经济关系的目的在于实现宏观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所以,经济法具有直接的经济目的;在经济法律规范中,经济体制、经济技术规范可以直接构成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经济法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或专业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使经济法又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府主导性特点;国家调整经济关系时可借助的法律方法包括各种层级的法律、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规定丰富多彩的法律后果,这就是调整方法的综合性。国家为追求宏观的、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在尊重和保护个体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关系进行综合的调整,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教材特点   由经济法学的边缘性、年轻性和关联性所决定,迄今尚无比较成熟的《经济法学》教材,《经济法学》教材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总论体系不完整:一般的《经济法学》教材,总论部分仅涉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经济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论及经济法基本原则。第二,学界“画地为牢”的门户观念束缚了《经济法学》的教材建设:“经济法”界的专家们在编写《经济法学》教材时常常囿于“学界”的“先占”界限,认为经济法中的某些基本法律和基本范畴,历史上就已“划归”其他法律、法学部门,故《经济法学》不再讨论,于是使“经济法”在法学界就成了“拾遗补缺”之法,从而没有从“经济法”本身的内涵及其外延加以系统论及,这也是总论体系不完整的深层次原因。第三,总论与分论不对应,其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总论未论及的一般理论,而分论却有重要篇幅,如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等;二是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分论的内容大体趋同。第四,总论的“观点”“流派”虽然较多,但实质区分较少,甚至有的“观点”“流派”主要表现为文字上的“游戏”,以至于难于自圆其说。#p#分页标题#e#   第五,分论任意膨胀,分论任意膨胀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现象没有“经济基本法”典,主观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的学科理论不成熟。   三、教师施教环节的组织   教师施教环节基本可以分为备课、课堂教学、学生实践认识、课程考核四个阶段。   (一)备课   备课是施教的前提。备课之前首先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备课。所以,备课过程中须作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教师的备课准备   教师在备课前的准备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备课”的质量,进而直接影响教和学的质量。备课准备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应当熟悉培养方案。熟悉培养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握培养学生的社会定位,了解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联性,进而为进行教师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基本的施教内容,以免课程间内容的脱节或不必要的重复,以免施教内容太深、太浅、太宽、太窄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既定培养目标的实现。   (2)应当选用优质教材,“教材”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一般仅指发给学生而教师又作为主要参考资料的著作,在此可以称之为师生“共用教材”或者“基本教材”;广义上的教材,则应当是除狭义教材以外的其他参考资料,如教师备课参考的著作、论文、案例等,学生学习参考的著作、论文、案例、教师编发的参考资料等。经济法的基本教材版本较多,有的是法律知识读本,有的是非法学专业用的教材,有的是研究生用的教材,有的是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的专著;有的比较陈旧,有的则较新;有的是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所编,有的则不然。在选用基本教材时,一般来讲,宜选用经济法学界的专家最新编写的经济法教材。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也要遵循新颖、适当、针对性原则。所谓新颖,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能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所谓适当,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适合本专业培养目标,难易适度;所谓针对性,就是说所选参考资料要与共用教材的内容———尤其是任课教师的讲稿的各个“章、节、点”内容密切对应,不要偏离施教任务。   (3)应熟练地把握基本教材内容。一般来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普适性、教材内容都有自己的体系。熟练把握基本教材内容的意义在于:有利于教师在备课时根据培养方案和课程间的关联性作合理的取舍,进而形成具有本学校本专业特色的课程知识体系;有利于对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进行改造,这主要是因为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再到教学使用,总有一定的“时差”,而经济法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经济法律、法规又在不断地立、改、废,使经济法教材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所以在备课时必须作到“与时俱进”;同时,基本教材的内容也是我们选用、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依据,既然基本教材是代表本学界最新成果和反映学术动态的著作,是师生共用的教材,选用与编写其他参考资料的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教材的内容,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学生的视野,所以对于基本教材,必须尊重它、忠实它,其他参考资料的选用与编写,都要围绕基本教材进行,绝不能“喧宾夺主”。   2.备课组织。备课是教师根据培养方案、课程间的关联性、学科特点和学生的需求等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法进行精心安排的活动。因此,备课的充分程度、备课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授课质量,即使口才再好的教师,也莫不如此,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相反,只要备课充分、且质量很高,即使任课教师不那么能言善辩,课堂施教质量一定会有基本保障。所以,施教工作的重心是备课,而不是其他施教环节。鉴于“经济法学”所具有的前述特点,培养方案将学生定位于“系统掌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要求,基于此,在此认为在“经济法学”的备课过程中应从以下方面作好相应工作:   (1)教学内容的组织:基础理论知识应当相对系统、完整,法律知识的基本含义应当阐述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分析其科学性与不足,借此,培养学生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和素质。教师在组织教学内容时,应根据培养方案将其分为重点内容、熟悉内容、了解内容和扩大视野的内容等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处理好课程间的衔接关系,因为在教学实践中,常常发生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问题。   (2)教学材料的组织。教学材料即教学用资料。在外延上大致包括基本教材、讲稿、教案、多媒体课件、参考文献、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可设计为教学内容要揽、重点提示、疑难解析、认识实践练习、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等)。教师在组织教学材料时,对于基本教材,要明确重点、难点、熟悉、了解的内容所在;对于多媒体课件,其内容要精;参考文献中的著作、论文要基本体现本学科的水平,选编的法律应当是现行法律,如果是国外法律的介绍,则应当具有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对于教学辅导材料,其内容要揽要能基本概括知识点,重点提示要准确,疑难解析要深入浅出、令人信服和精辟;认识实践练习要能反映本课程的知识点,并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对于精典案例解析、阅读案例思考应来源于生活,并具有教学价值。   (3)教案的组织:在制作教案时,应根据教学内容确定具体的施教方法和施教手段。施教方法是具体而丰富的,不同的内容应有不同的施教方法,同一内容可以设置多种施教方案,以利于教师根据课堂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在施教手段上,主要是要注意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应用,使之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案中要注明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和要求学生掌握该内容的程度。   (二)课堂教学的组织   课堂教学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中心环节。   课堂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的共同场所、是“教”和“学”相结合的主要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于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向学生传授本课程的基本知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希望自己遇到的疑惑能得以解决。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方面要发挥其主导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师生的互动性,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施教:比如讲授“经济法的产生”时可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讨论式教学法;在讲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可以采用演绎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归纳法;在讲到“经济法主体的权利”时,可以采用重点讲授法,在讲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时,可以采用注释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证分析法、师生讨论法;如此等等。总之,施教方法的运用应因“材”制宜,因学时制宜,多种方法相结合,准备充分,信手拈来,切忌教条。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仅有施教方法的灵活运用是不够的,其他方面的“软件”也不容忽视,比如对学生的尊重和重视,为此,教师不能傲视学生,而应和蔼可亲;教师在课堂上的“精气神”、语言的抑扬顿挫、适度的幽默与诙谐,都有利于调节庄严神圣的课堂气氛。#p#分页标题#e#   如果课堂教学在内容方面达到了重点突出而知识面又广;课堂氛围方面和谐而不失严肃;施教方法作到了运用得当而又深入浅出,则可以说该课堂组织是成功的。   此外,教师应重视学生的认识实践过程,因为它是课堂施教的必要补充。学生认识实践的内容应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依据,认识实践的方式可以是教师编制提供各种类型的模拟练习题、或者课程论文、或者到具体的单位进行短期的认识实习;同时,教师应适时地批阅作业,对学生在练习中的疑难问题,教师应及时地给予解答,对课程论文进行必要的点评,对实习过程进行必要的指导。   课程考核是施教过程的必然延伸,也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目前,经济法学的考核基本采取统一的全卷闭卷考核模式,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在客观上是不尽一致的,这就影响了考核内容的覆盖面;同时全卷闭卷考核不利于考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种考核对教学效果的检验是不全面的,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此建议:对课程的施教可以推行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纲的课程负责制,对课程的考核可以推行闭卷和开卷相结合的方式。

本着服务于本地区的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目的，邵阳学院政法系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于2007年创建了法学专业，现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在校学生300多人。4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地方性院校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以寻求在现有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一从实际出发确立人才培养目标   2007年，我国法学已经有40多种专业，2000多个教学点，110000多本科学生。随着公检法单位人员的饱和、法学毕业生人数暴增等，似乎法学就业的寒冰期已到来。   但是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2002年的统计资料，全国现有律师12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美国30人，英国15人)，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就分别达到了20人和12人。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万家，仅有4万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①。而基层应用型法学人才就更为缺乏。邵阳市辖8县1市3区，人口750多万，面积2．1万平方公里。2007年只有律师不到400人，法律工作者100人左右。因此，面向广阔的就业市场，法学人才市场并没有饱和。我们对目前出现的法学人才就业困难情况做调查，发现主要是人才的培养与市场脱节，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缺乏相应的就业能力所致。如司法考试通过率低，考研率低，公务员考试通过率低，专业适应能力差等。   2007年我系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有11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4人，律师2人，全国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骨干教师1人，湖南省优秀教师1人，湖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人。教学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本着与市场接轨，又与我们的实际培养能力相结合的出发点，我们确定专业培养目标是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掌握法学专业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良好训练，初步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专业技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具有较强的外语读写能力的，国家司法考试通过率较高的地方性应用性人才。   二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目前法学本科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有这么几个，一是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后挂律师事务所，走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之路。律师是公认的高收入阶层，有身份有地位，是很多法学学生的职业理想。其就业关键点是司法考试加实践工作经验。中国加入WTO之后，懂外语和国际法的律师职业前景被看好。二是通过公务员考试。   包括一般公务员和法检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在当今中国，公务员不仅意味着稳定和受人尊敬，同时也意味着很好的经济待遇。其就业关键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三是企业法务职员。走助理－主管－高级法律顾问之路。但是一般只有大公司才有这样的职位设置，不仅要求法学专业能力还要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因此竞争相当激烈。四是中介所中介人员。要求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有良好的口才、熟练的文字表达和处理能力②。在中国大多数人大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来很好的就业，专业课程设置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就业是无疑的。我们在课程开设方面主要体现这么几个层次:   (1)整体专业素养的培养。主要指法学专业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按照法学本科专业要求，与全国其他院校一样开设了14门核心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等。有些院校开设了16门核心课程，我们暂时保持不变，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以后做调整。   (2)法学思维习惯和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开设了证据学、律师与公证制度、民商法案例分析等课程。我们培养的主要是将来直接从事法律事务的一线法律工作人员，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不太可能依赖本科阶段的学习来获得，但是基本的法学思维习惯和法律实务能力必须在这一阶段形成。   (3)复合型应用能力培养。开设专业英语文字处理技术，(含速记技术)、文献检索与应用、逻辑学、企业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申论、行政职业能力。考虑复杂的就业形势，无论是考研、考公务员、或者从事其他相关行业，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就业技能。   (4)注重第二课堂的建设。作为文科学生。说读写是三项最基本的要求。与其他院校不同，我们也注重最基本技能的培养。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字、口头表达能力，我们又开设演讲课、写作课和书法课、，每个学期或学年度组织学生开展演讲比赛、辩论赛、知识抢答赛和征文赛事和书画展。   三实践环节落到实处   与其他院校相同的是，我们的实践教学也由初级到高级的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由法律见习、法庭观摩、实况录像构成感性实践教学;这一阶段主要在大一阶段结合基础课、专业课老师的教学情况进行。第二阶段由法律咨询与法制宣传、模拟法庭、构成演练实践教学，主要在大二进行;第三阶段由司法实习、律师事务实习、毕业实习和构成职业化实践教学，在大三和大四进行。作为邵阳地区唯一一个法学本科专业，每届学生不到100人，人少成为我们落实实践课程的优势。   我们实践课程的落实，一是，实习单位落到实处。很多院校的实习都是由学生自己联系单位，到时候交一份实习报告了事。实习成了走过场。学生学不到东西，学校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我们把实习环节作为本科学习重要的一环，学院领导在经济上给与支持，系里领导亲自落实。   2010年9月，我校与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了法学专业实习基地协议。同时，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双清区人民法院、北塔区人民法院也成为我校司法实务实习合作单位。2011年又增加新邵县人民法院、隆回县人民法院、邵东县等人民法院作为合作单位。   律师实务实习2007级安排在邵阳市楚信、大行、富强三所律师事务所，2008级增加了天戟律师事务所。二是实习方式落到实处。学生全部在合作单位实习。司法实务实习全程是50天，分7个小组。我们采用的是一名专职法官指导一名实习学生的“一一对应指导”模式，保证指导老师有较多的精力实实在在的指导学生，而不是重形式、走过场，以使学生能在实习期间真正能学有所获。这种实习模式，在我省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尚属首次。律师事务实习，我们与三家律师事务所合作，分三个实习小组，全程是20天。采用的是导师制，一名律师带3－5名学生。三是实结落到实处。一些院校的实结停留在书面报告。我们把它做到实处。实习完毕后，系里召开实习报告会，对整个实习进行总结，有带队教师与法院带实习的法官的意见交流反馈，有各个实习小组的实结，还有学生代表的实结，对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的同学提出表扬，评选优秀实习生。#p#分页标题#e#   庭审观摩、模拟法庭、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环节，我们根据实际条件，在市司法局、法制办、各级法院、市政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都圆满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四教学管理注重关键   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到底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我们的定位是有职业倾向的基础性法律人才，而且是应用类的法律人才，即实践性法律人才和复合型法律人才。那么在教学中这几个关系的处理就很关键。   1．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处理   几乎所有的法学专业的学生都面临一个全国司法考试的问题，如果以后要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当律师、法官、检察官都需要过司考。考研和进入其他单位从事相关工作，通过了司考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这个关系的处理上，一些院校走极端，把本科教学当成司法考试培训，这样虽然在考试中，学生的通过率高一些，但是，司法考试的重点和科目是有限的，而学生和教师一切围着司考转的话，学生的全面系统的法学素养培养就成问题，尤其是法学理论上的探索习惯就无法养成。而另一些院校则注重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考虑司法考试的问题，只当作是学生的一个自愿的选择。我们认为作为法学专业人才，一定要具有法学专业的基本素养，养成法学思维习惯，培养法学道德，具有法学实务能力，同时能适应社会多层次的需求。因此首先是按照法学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来运作培养计划，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也适当参照司法考试的要求，对司考的重点做一个着重点的讲述，并且适当选用一些司考的例题，供学生练习用。大三暑假前，班主任开始做司考动员，系里根据学生的要求，组织学生集中准备司考，在后勤方面尽量与学校协调，保证给学生提供安全、安静的学习环境。也有司考培训班，但是学生自愿参加。整个教学活动的安排，司考主要在课外。   2．关于英语四级   虽然关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必要性，目前在网上有一些非议。但是无论是学士学位要求还是法学硕士入学考试要求，大学期间过英语四级是大学生重要的一个学习门槛。而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的越来越频繁，学好一门外语已经成为一项必要的生活技能。法学类本科生作为文科生本书具有学科优势，我们把学业要求和职业要求相结合。一方面很注重学习风气的培养，要求大一大二的学生早晚自习，且七点半前进教室晨读，一方面在外语教师中特聘教学经验丰富有责任心的优秀教师主讲，另一方面，班主任和系教务人员配合外语教师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模拟考试训练。又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3．毕业论文与考研、考法检公务员的关系处理   大四是学生最繁忙的一年，忙着实习、各种各样的考试和找工作。在这个同时，还要做毕业论文。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协调与学生考研和其他考试的时间冲突，我们在大三开设论文写作和论文检索课程，专门训练学生检索资料和练习论文写作，并且有一个毕业论文的预写作练习，从选题到开题申请到开题报告到正文的写作都有一个预热过程。大四毕业论文选题一般尽量早安排，最好在9月份司法考试之后马上进行，因为学生10月份司法实务实习期间有很多空闲时间来准备论文。而实习之后是11月份了，是考研复习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来开题，写开题报告对考研的同学的精力是一个很大的分散和干扰。在选题会上，指导老师与学生有关于如何开题的当面详谈，到开题会上，指导老师与学生错开，A组的老师审B组的学生的题，以便学生能听取更多的老师的意见。之后指导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灵活安排进度。为了让老师有充分的精力有效地进行指导，我们规定了每位指导老师带学生最多不超过8个，并且带优秀论文的老师的工作量多算。定稿一般安排在学生3－4月份法检考试后，以免学生顾此失彼，从而有效避开冲突。   五培养效果   目前，07级已经顺利毕业，08级也进入大四，总结来看，培养效果有如下特点:   (1)学习成绩优秀。07法学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90%，位居全院第一;08法学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70%，位居全院第一;07级司法考试一次性通过率达52%，全省名列前茅，08法1司法考试一次性通过率达54%，全省名列前茅。   (2)就业能力强。2010年，07法学班在法检考试中，笔试通过为32人次，最后录取为16人;12人考取了研究生，1人考取了其他公务员，其他人进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行业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等，就业率为90%。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上购物已经从一种新鲜事物发展成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上购物由于其二十四小时的不间断服务、品种齐全、价格优惠等优点，被上班族、学生等人群广泛使用。自从阿里巴巴的CEO马云2005年提出“第三方支付”的概念之后，以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为主的电子商务呈几何式迅猛增长。[1]   艾瑞咨询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支付行业网上支付交易规模达到6155亿元，同比增长130.7%，环比增幅达到34.8%。从支付企业互联网支付业务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在2011年第三季度，支付宝以48.35%的市场份额继续占据首位；财付通以20.0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银联在线支付、快钱和汇付天下，分别以8.57%、7.84%和7.84%的市场份额分居第三、第四和第五位。[2]网上购物发展迅猛，以支付宝为主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继续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   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6月14日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央行《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该办法实施前已经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应当在2011年9月1日之前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逾期未取得者，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可见，我国法律已经开始重视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管理。但是央行《管理办法》仅仅对《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服务收费标准、企业备付金管理、反洗钱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并未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具体流程进行全面规制。总体上说，相关立法仍过于宽泛，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很多行为仍处于法律监管空白之中。   一方面，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呈爆炸式增长，但它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手段，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行业标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也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交易流程；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我国法律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立法相对较少，内容涵盖不全且没有形成体系，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交易中各种纠纷应如何解决就成为了逐渐凸显出来的问题。本文对现有学术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归纳，试图从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概念、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法律主体地位界定、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流程的法律分析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四个方面厘清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问题，以期对立法和法律实务有所裨益。   一、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笔者认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作为电子商务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应属于电子支付中网上支付的下位概念。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作为当今互联网C2C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支付手段，学术界主流观点将其定义为：具备一定实力和信用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对接的交易支持平台的网上支付方式。[3]   当然，这仅仅是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定义。在现行法律法规中，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10月26日公布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对电子支付进行了界定，但是电子支付的主体是客户与银行。[4]该指引中的电子支付实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中买卖双方通过银行向第三方平台支付的过程，并未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整个流程进行界定。央行《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中的部分或者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该办法仅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服务范围作出了规定，也未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本身进行界定。   以国内最大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支付宝为例，其在支付宝服务协议中，也称支付宝中介服务为支付宝担保交易。但是从法律角度分析，支付宝并未提供法律意义上的担保。支付宝提供的担保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买方在货物与介绍不符时可以退货，并要求支付宝将冻结货款退回自己的支付宝账户。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得到的是自己先前支付给支付宝的货款，并非支付宝方面的资金。第二，支付宝旨在完善售后服务所提供的消费者保障计划的服务协议明确规定，消费者保障服务是用户（卖方）向买方提供的服务，用户（卖方）是该服务的责任者。其赔偿金是卖方与支付宝签订消费者保障服务协议后提前支付给支付宝的保证金，也并非支付宝方面的资金。就以上两种情况看来，其本质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担保。笔者认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作用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类似真实交易的可信的流程，用户的信任来源于其公平的交易流程，而非支付宝公司本身。因此，此前诸多文献乃至服务协议中提到的担保交易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该交易流程的本质。笔者认为，应称其为“仿真中介交易”。所谓“仿真”是由于其是基于互联网的线上交易，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提供的交易流程使得线上交易流程与现实生活中的交易类似，并使得货款在买方确认货物与互联网的描述相符前得以公平处理。因此，应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定义为：具备一定实力和信用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对接的仿真中介交易支持平台的网上支付方式。   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法律主体地位界定   我国法律有关不同法律主体的监管范围、措施及程度的规定大相径庭。因此，如何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法律主体地位进行界定，是解决如何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进行监管的首要问题。   以支付宝为例，其在服务协议中将提供的服务称为支付宝中介服务。可见，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也希望尽可能将自己同传统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区隔，原因主要在于规避金融机构相对严格的法律管制。[5]   《商业银行法》第3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经营收付款项业务，这与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内容是重合的，但该法并未禁止其他企业经营该项业务。央行《管理办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进行了定义。该办法第2条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确定为收付款人之间的中介机构。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带动的网上交易蓬勃发展的今天，若一味按照传统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的模式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进行监管，恐怕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未来的发展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因此，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应根据其发展状况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专门体系。法学界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探讨不应过分保守，从而为立法提供参考。#p#分页标题#e#   正如前文所述，央行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定位于中介机构是合理的。截至2012年1月1日，央行共向101家非金融机构颁发了《支付业务许可证》。从传统民法角度来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支付业务许可证》确认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法律主体地位得以明确。   三、互联网第三方交易流程的法律分析   美国商业改善局报道显示，人们不选择在线购买产品和服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对在线购物的安全缺乏信任；（2）对网络企业的可靠性缺乏信任。[6]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成功解决了互联网交易中买卖双方互相不信任及网上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问题。下面以支付宝为例，从法律视角来分析其交易流程。   第一步，选择商品是买方作出的法律意义上的承诺。   而且由于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中介机构的性质，该承诺为买方对卖方要约作出的承诺。第二步，付款到支付宝即买方将货款委托支付宝代为保管。支付宝对客户资金的保管应当参考传统民法中保管合同的规定，禁止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资金。第三步，收货确认无误是支付宝根据买方指令向卖方账户付款的过程：对买方来说，这是一个代付的过程，即委托支付宝将代管的款项支付给卖方；对卖方来说，这是一个代收的过程，即委托支付宝代为收取其他支付宝用户向卖方支付的款项。在这一过程中，代收和代付在买方确认无误发出付款指令的时刻同时完成。第四步，支付宝付款给卖家是提现的过程，即卖方要求支付宝向卖方支付应收款项，将支付宝账户的资金转入卖方的银行账户。至此，一个标准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交易完成。从以上分析看来，支付宝为买卖双方提供的中介服务实际为严格按照买方或卖方指令其处分货款的行为。有学者在论文中提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违反民法中禁止双方的原则。但笔者认为，禁止双方的法理依据在于人的忠实义务，支付宝所进行的行为是严格按照买方或者卖方的指令进行的，其中不含有支付宝独立的意思成分；而且禁止双方及双方无效条款是在1981年《经济合同法》中规定的，现行《合同法》已经废止了《经济合同法》的适用，并未明文禁止双方。由此看来，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并不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其中介及的法律关系是准确的。   四、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般意义上讲，法律风险指的是没有法律或者政策调整，或者使用现有法律或者政策不明造成的风险。[7]   笔者将从民法和刑法两个方面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从民法角度来看，存在的主要风险在于客户备付金及其孳息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和用户个人信息的保管问题。央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禁止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   该办法对客户备付金的所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并未对客户备付金的孳息问题进行规定。该办法还明确要求支付机构将客户备付金存入商业银行进行保管，这必然会产生利息，因此，客户备付金的孳息是客观存在的。支付宝在其服务协议中规定由用户承担可能的孳息损失，虽然未对孳息归属进行详细约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支付宝并未向客户支付孳息。支付宝用户备付金是否应当和传统民法中的保管物一样，在双方未作约定的情况下，由寄存人取得孳息？对于这一民法上的法律风险，立法应进一步明确。[8]   另外，关于客户个人信息的使用，央行《管理办法》要求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妥善保管客户基本信息，而支付宝服务协议明确指出，支付宝会对用户身份数据进行综合统计，并出于销售和奖励的需要使用或披露；支付宝还规定，其有权将用户个人信息提供给其关联公司或阿里巴巴旗下的其他公司。这两点显然都使支付宝从中获益。这是否与央行《管理办法》中的妥善保管规定相悖？这是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存在的又一民法风险。   从刑法角度来看，互联网具有的匿名性、低成本和低风险性使其成为许多高智商犯罪者的首选工具。以支付宝为例，其对我国大陆地区用户的实名认证采用验证银行账户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若犯罪分子通过不法渠道获得了他人的账户及密码，就可以轻易地使用他人个人信息注册，并使用支付宝账户进行交易，而支付宝中的交易又不在银行监管之下，这样，洗钱犯罪通过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是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刑法风险之一。   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中，用户完全可以使用两个账户进行虚拟交易从而套现，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并没有很好的技术手段对虚拟交易进行识别，因此，信用卡套现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是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又一刑法风险。再者，由于支付宝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对卖方征税成为一个难题。卖方交易额达到纳税门槛又不主动纳税，而税务部门又缺乏相应的监管渠道，这使得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许多商户都存在偷税行为。2011年，武汉市国税局曾向当地一家互联网网店开出四百余万元税单，成为国内税务部门首次向网店征税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用户都认为这会使网上购物的价格优势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其有利于网店和实体店的公平竞争，对网上交易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是有利的。因此，如何防止偷税、漏税成为互联网第三方支付面临的又一法律风险。最后，由于缺乏工商管理部门的实体介入，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中还存在大量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交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因此将包括淘宝网在内的一些网络商城列入了“恶名市场”名单。那么，对于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侵权商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情况又应当如何处理，也是值得关注的刑法风险。   五、小结   任何事物都具有其独特的两面性，以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为主的互联网交易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法律却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如何使“空中”的网络交易“落地”接受合理的监管，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是全球共通的，因此，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立法不能闭门造车，要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和模式，注意与国际接轨，紧跟时代步伐；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执法要加强跨部门的多方合作乃至国际组织间的协作，多管齐下，共同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便捷的网络购物环境。#p#分页标题#e#

摘要：成人学历教育从创办之初即带有强烈的普教化、理论化的教学烙印，发展至今既与当前国家教育政策导向不一致，又与培养对象的在职特征、学习模式相冲突，办学定位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间首鼠两端，特色匮乏，社会好评度急剧下降，生存空间极度萎缩，教学改革刻不容缓。根据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法律事务专业的职业定位，专科层次人才应以复合化、交叉型初级人才为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内容应进一步实务化，在教学资源设计、考试方式、考题内容上要针对成人学习者学习特点分别进行小微化、便捷化、应用化的调整。尽管法律事务专科职业化教学改革也暴露出实践环节薄弱、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脆弱等问题，但仍可以为下一步法学本科的教学改革探索在诸多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如坚持培养目标的实用性与理论知识并重、课程内容建构如何进一步职业化、综合实践考核方式的多元化以及职业化与人文性相得益彰等。

关键词：成人学历教育；法律专业；职业化；教学改革；路径

一、成人学历教育法学专业职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1.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特征

有论者指出，成人教育的职业化是指：“成人教育以满足、面向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服务对象就业、转岗为主要价值取向，通过校内校外两个课堂为服务对象提供学习产品，从而使服务对象在取得学历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1]有必要说明的是，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化并不是将成人教育吸收并入职业教育，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类依据不同，属于性质、定位不同的教育门类，那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2]的观点并不妥适。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的目标是满足成人学生的实际需求，着眼于提升其职业技能或职场能力，其核心是去理论化，即去除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中过于理念化、理论性的内容以及脱离成人学习者实际情况的教学要求，回归成人学历教育应用化、技能型、职业性的初心。成人学历教育的职业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成人学历教育对象的职业特征。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成人学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教育对象是在职在岗的已就业者，多数在24—29岁这个年龄段，对依靠记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学习手段充满抵触，对记忆中的中学阶段的填鸭式教学更是天然排斥，这些学习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纯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成人学习者已经就职于某一行业，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具有鲜明的职业背景，不管其求学目的是补偿学历，还是职场充电，或是重新择业，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着眼于提升职业能力都不违反其求学目的和职业需求。因此，对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进行职业化改革是符合成人教育对象的特征的。“认清成人教育对象的职业化特征，使其和普通教育相区别，这是制定教育目标和教学计划的基础。”[3]（2）培养目标的职业化。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尽管尚肩负着学历补偿教育任务，但培养目标已趋多元化，不少学生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学习目标或虽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但并不拒绝职业能力的提升（见表1）。更重要的是，就算以学历获得为目的，但学历就排斥职业技能吗？因此，培养目标的职业化既符合经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有利于受教育对象，是双赢之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1997），教育级别被划分为0-6级6个层次，其中ISCED5B类大致等同于我国的专科教育层次。ISCED5B类定位为“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practical/technical/occupationallyspecificprogrammes），培养目标为使求学者获得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包括技能和知识等实际能力，其教学计划比5A（通常理解的大学本科教育）的计划“更面向实际，更与具体的职业挂钩”。可见，虽不能据此将成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划等号，但根据ISCED1997，成人学历专科教育从教学计划伊始就应该呈现出其相应的职业特征。（3）教育政策的调整。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了《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教高【2000】2号），其第5条规定，该要点供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参照实施，说明在教学管理要求上，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与高职高专适用同一标准。其次，在专科专业目录上，“法学”已不再是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专业名称，而代之以“法律事务”为代表的法律实务类专业。从“法学”二字到“法律事务”的调整揭示了专业定位从重理论学习到重实务操作的政策导向。鉴于目前只有成人高校和高职学院还开设专科专业，这一定位转换再次证明了成人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职业化特征。

2.成人学历教育严重的理论化现状

然而，与成人学历教育职业化特征形成严重反差的是其严重的理论化现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向本科院校看齐。成人学历教育的“降生”是政策推动型的，上级政令一出，各地全面开花，要多快好省上规模，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套用、照搬普通高校现成的计划、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标准是最简单易行的做法。在成人学历教育兴办之初的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5%，[4]客观上还担负有帮助大量优秀在职人员一圆大学梦的学历补偿任务，因此尽管也存在前期理论论证不足、顶层设计过于粗放、缺乏对成人教育特殊性进行系统研究、普教化严重等弊病，但鉴于当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弥补文化理论知识，矛盾尚不尖锐。而进入21世纪后，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生源构成、学习目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文化知识不再感兴趣，对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产生抵触甚至厌倦情绪，而且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素质也无法与20世纪相提并论，普教化的教育理念、模式与学生现状发生了根本对立，再加之个别社会教学点视办学为生财之道，教学环节虚无、考风考纪差，口碑急剧下滑。（2）大量使用与普通高校高度同质化的教材。当前国家开放大学（电大）系统使用的教材编者不乏大家，在编写、印刷、出版质量等方面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偏重理论、内容枯燥、版式设计单调，与普通高校教材高度同质化，或者就是普通高校教材的翻版。其次，拥有与文字教材配套的音像教材或视频讲解曾经是开放教育引以为傲的特色教材，但观看这类音像资料后，会发现多数授课专家一本正经地把概念的“定义—特征—比较辨析”从头说到尾，讲得多，互动少，在拍摄时长时间保持同一个镜头，画面呆板，课堂实录化严重，严肃有余而吸引力不足，不能激发学生观看兴趣，实践中利用率极低，更别提对教学的辅助功能了。（3）考试题量上死记硬背题“一家独大”。仅以开放教育民法学课程考试为例来说明。在2019年X月期末试卷100分的总分值中，除16分的案例分析和一个3分的单选题外，其余81分均系就概念术语、法律理论进行考核，学生必须在大量的背诵记忆基础上方能作答。（4）实践环节考核以论文等理论化成果为唯一方式。就法律专业而言，实践环节是为数不多的将抽象的法律原理应用到具体生活现象的从理论到事实的思维训练过程。实践环节是将书本理论知识转化为活知识的桥梁，是将法律条文实用化的过程。然而囿于在业余学习模式下组织集中实习几乎不可能、实践环节考核标准的高度主观化等现实问题，实践环节在教学过程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或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其重要性仅停留在教学计划中的文字表述上，徒具“理论价值”。实际操作中，多以论文写作作为实践环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考核方式，而论文写作本身就是理论化的，用一种理论化的成果来评价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日益走上法治轨道，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法律人才已不仅为政府部门和其他法律部门所必需，而且日益成为全社会急需的通用人才。与此同时，传统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崭新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法律人才教育模式进行全新的改革，同时又为这种改革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契机。   一、各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考察   正式的法学教育最早发端于古罗马。以“五大法学家”的出现为标志，古罗马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学教育，并培养出一大批法律职业人员。面向职业的法学教育模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法学研究的进步。随着现代大学的出现，作为各大学重要学科的法学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的不同，各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例   英国是现代大学法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英国法律教育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它注重法律实践，着眼于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者，形成了独特的导师制和判例教学法。英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是行业性的法律教育，由律师学院来承担法律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开始了关于法律教育的改革。保持其传统兼收欧洲大陆国家法律教育的合理因素的英国法律教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理论上的通才，而是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者。法学院的目的非常单一，主要是让学生掌握法律从业者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为进入法律职业创造条件。英国的法学院主要给学生传授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基础法学理论和法律技巧，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能够像律师那样思考问题和驾驭、运用法律资源的能力。英国的法律教育主要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开设一些基本的法律课程；在第二阶段，开设法律技术训练课程，这主要由法学院与律师学院或者其他法律实践技能培训中心联合开设。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因此其非常注重判例的讨论。同时，英国的法律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办学的国际性。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办学的国际性使得英国法律教育的国际地位得以确立。此外，英国拥有完善的高等法学教育评估体系，其最主要的评估指标是教学质量评估和科研等级评估。而这两个指标的评估由不同的机构来担任。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外，英国的法学院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等等[1]。   与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不同，美国的法学教育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美国的法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并不开设，而是在本科教育之后开设。美国法学教育以培养律师为目标。一般来说，法学院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训练思维，即训练他们“像法律家那样进行思考”；主要方式是案例教学法，即通过案例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都需要学习以下七门课程：民事程序，宪法、合同法、刑法、财产法、侵权法、案件调查与公文写作。到了第二、三学年，除了写作，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上述课程中的一两门之外，其他课程几乎都供学生选修。法学院开设的一年级课程里有“专题式教学”、“课堂讨论”、“现场实习”、“计算机辅助法律教学”、“模拟问题法”等形式，课堂讲授也没有被彻底取代。同时，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学院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如：“模拟审判”活动；“法律援助”活动等。此外，法学院还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合作，让一定数量的学生担任职务，增加学生的司法实务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办法学杂志，如《哈佛法律评论》就是法学院学生主办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大影响的杂志[2]。美国法学教育还有一大鲜明的特色，美国律师职业工会和美国法学院协会这两个行业性组织在美国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控制着法律职业的道德和专业训练的最低标准，对美国法学院进行统一的行业化管理，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行业规章，并为有效地组织、协调和促进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3]。   （二）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例   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学术性和系统性，强调法学思维方式的培养。现行的德国法学教育由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和见习阶段两个部分组成，期间需要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在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主要学习必修课和选修课。民法、刑法、公法和诉讼法是必修课的核心课程。选修课的比重较小，其目的仅仅在于补充和加深必修课的内容。设置见习期，旨在使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的学生熟悉司法、行政等法律职业的实际任务和工作方法，实践、补充和深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独立判断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为今后担任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官员等职务创造条件。第一次国家考试，意味着大学基础阶段学习的终结，表明学生具备了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即具备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大学设置专门的国家考试准备课程，为学生参加国家考试做好准备。但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官员或大学法学教授，则还必须经过见习期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4]。由此可见，德国的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体制。   在日本，如果想成为一个法律职业者，首先要在大学本科接受四年的法律教育，然后参加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合格后，到司法研修所接受一年半的职务技巧培训。在司法研修所，学员要进行基础培训、民事审判业务的培训、刑事审判业务的培训、律师业务的培训等全面、系统的培训。从司法研修所毕业后，可以选择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日本的法学教育侧重拓展学生个性以及重视学生的将来发展。把四年制本科的课程分为“法律学科”与“政治学科”两大类。其目的是为了拓展法学领域的涵盖范围，不但为传统的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进入法学领域学习的学子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科目选择空间。日本的这种教育理念还体现在它的“研讨班”制度上，即从大三开始设置研讨班和一名专业指导教官。由该指导教官负责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研讨班”的授业以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和毕业后发展方向选定包括就职活动的协助工作。#p#分页标题#e#   二、各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主要代表性国家法学教育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值得借鉴的内容很多，最为重要和迫切的在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树立开放、灵活、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教育理念，课堂理论教学必须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避免与现实脱离的假、大、空式照本宣科。   （一）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开放性   国外的法学教育比较开放。例如，英国的法学教育很开放。这种开放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兼容其他国家法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利于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开放的教育理念使法学教育以培养社会需要人才为目标，而且重视学生将来的发展。例如日本的“研讨班”制度，侧重拓展学生个性以及重视学生的将来发展。   （二）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的法学教育必须将法律理论学习与法律实践的培训结合起来。澳大利亚的实践性法律培训课程，英国的法律教育的历史演变，德国的“双轨制”模式都说明了国外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做到了法学理论的学习与法律实践培养的有机统一。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紧密结合。这种做法是德国法学教育的重要特色。在大学法学教育的后期，各大学都安排了专门的准备国家考试的课程，使学生对第一次国家考试有充分准备。目前中国已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但在中国的法学教学计划中并没有安排专门的针对司法考试的课程，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这种做法。   （三）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灵活多样性   综观法律教育发达国家课程设置可以发现，这些国家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大学具有一定的自治自由。在这些国家中，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及学生的特点开设一些除法学必修课程以外的课程，顾及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这些国家的教学方法多样。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教学方法摒弃“灌输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师生互动，积极营造一种自由的教学氛围。   综上所述，本文在考察中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基础上，对中国现行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通过考察国外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管理、师资队伍、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等方面对构建中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