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论文范例

一、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必要性

相较传统的国际关系，网络空间引发的利益冲突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网络技术和应用的不断创新，网络信息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网络信息安全可能涉及所有的网络使用者，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就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管辖权，影响范围涉及多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法体系并不存在普遍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并且各国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使得各国网络立法存在界定是否构成网络信息侵权的标准不一。难免出现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强国依靠自身的先进技术肆意侵害他国网络信息安全，干涉他国内政，对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当前网络并非由政府机构完全掌控。现今由于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网络信息安全管理自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威胁。其次，网络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使得原有对网络信息的传统管辖模式无法应对当前的新趋势。最后，互联网全球化的加强，现今网络服务都是跨国性的，网络信息内容安全风险的解决要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因此，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管理的对策必须要符合国际惯例。

二、解决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法途径

(一)通过双边会议、多边会议建立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

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超国家政府，所以使得国家单边主义威胁网络信息的安全性。不同类型的国家，无论其大小与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劣，都理应处于平等位置，平等的享有被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利。当前已经有国家和地区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制定协议共同促进信息安全的保护，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政治或地理位置的相近形成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其有助于解决集体的困境和相互依赖的选择问题，并且其具有组织制定统一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章程的权利。该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的成员可以实现获取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共享、联合打击非法利用、滥用信息技术及加强网络关键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等权利，但同时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的各成员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例如，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必须避免将其用于破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目的，避免给各成员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带来不利影响，危害各国的安全。除此之外，各成员国有合作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从事犯罪和恐怖活动或者破坏成员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行为的义务。各个成员之间必须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相互之间转让网络信息技术，相互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应对威胁的能力。针对区域组织内成员的网络信息安全实行统一的监管，制定统一的涉密信息交换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内成员共享使用信息，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其目的在于使各成员提高保障信息安全的能力，一方面可以相互放心安全地使用网络，另一方面在本国以外多了一层区域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内其余成员国的保护。使得本国公民的信息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使得网络安全性提高。区域性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组织的成立需建立在各成员国相互信任，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一旦组织内部成员实施了违反组织章程侵害成员国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将受到区域组织成员国一致的制裁，例如限制该国在成员国公司的经营业务等。

(二)建立全球范围内广泛适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国际公约

在2015年1月9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网络信息完全的保护展开进一步讨论，尽早就规范各国在信息和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和规则达成共识，建立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国际公约。国际公约的目的是在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中，通过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使网络信息时代下的各行为主体可以公平占有使用网络资源共享网络发展带来的利益并且保障各国的主权安全，维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首先， 国际公约需遵循《联合国宪章》，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应明确指出国家应尊重主权原则，要求国家行为应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得以非法手段侵害其他国家主权，这里不仅包含了传统国际法所称的主权平等、主权安全和不干涉内政，也包含了非传统安全的网络信息安全，国家应当尊重主权国家之间彼此的核心利益，并且尊重与网络信息安全有关的国家政策问题的安全。例如“国家不应以窃取、监听等不文明手段获得他国信息”。其次，公民的网络信息也属于公民的隐私，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的安全涉及到公民的财产，所以公民的网络信息也是公民的财产权利，保证公民网络信息安全同样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国际公约应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国家应在“充分尊重信息空间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在遵守各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寻找、获得、传播信息权利和自由”;对他国公民通讯的监控和信息的获取，应取得合法手续，并且必须出于合法目的。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是科技不断创新的产物，未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网络信息技术将会涉及方方面面，只有保证网络信息技术的安全性才能使得各国不断运用创新。否则无法保障网络信息技术的安全，国家就会丧失建设全球网络时代的信心，科技的发展将会倒退。再次，国际公约的制定旨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避免国家实施违反国际法原则的侵权行为。例如对别国公民、企业组织、政府机关进行监控，对主权国家进行监听和非商业用途收集信息。出于对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考量，国际公约应该本着平等互助的原则制定统一的监管网络信息的标准，保护国家间共同的利益，统一制定评价国家行为需要参考的因素，明确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不可侵犯的界限。最后，由于网络信息技术涵盖范围广泛涉及了信息收集、监听监控、国家安全等领域，所以内容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国际公约在实施过程中其约束力存在不足，故而要结合国际法以及其他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宪章》、反恐领域的国际公约、人权保护公约、《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关于人权责任的准则》并且配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人权委员会等机构相互合作。

摘要: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起至今，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提升，食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也稳步提升。食品进出口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中最为常见、基础的一环，对国际贸易的整体发展起着“引擎”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因我国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间的冲突及“食品安全”与“贸易发展”间的内在矛盾，负面问题频发，久而久之将形成贸易壁垒影响食品进出口贸易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分析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内容及二者间的冲突，并列举相关实务案例，挖掘贸易壁垒成因，提出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食品进出口贸易;食品安全;贸易壁垒;检验检疫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提升，在食品进出口贸易方面更为突出，但同时食品进出口贸易带来了诸如食品安全、贸易壁垒等问题，而在实践生活中，国际条约、区域性立法、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期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全面禁售俄罗斯进口肉制品事件，引发笔者深入思考，因此，笔者在此就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问题，列举现实食品贸易实例进行浅析论述。

一、食品安全与食品进出口贸易存在冲突关系

食品安全与食品进出口贸易在追求各自的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点。一方面，对于食品进出口贸易而言，实现利润最大化是食品进出口贸易一个重要的追求点，即以最小成本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最有效的利润化;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健康权﹑生命权。为了实现此目标，贸易国都在食品安全的立法体制和监管模式上做足了文章，有针对性地对进口食品安全设置了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及认证程序。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冲突关系，必然会导致各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本国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而采取必要的贸易措施和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制来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这种措施的实施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贸易壁垒，导致食品贸易的市场环境恶化，造成贸易国的经济损失，利益受到冲击。

二、WTO框架下有关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条约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WTO框架下《TBT协议》中有关食品进出口贸易的相关规定和《SPS协议》作以下分析阐述。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toTrade，TBT)，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本国国民生命健康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免受侵害，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包装盒标签制度﹑检验检疫制度等技术性贸易措施，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在客观上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施行都会对国际贸易带来一定的障碍［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对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消除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TBT协议》于1973年在东京回合谈判上问世。《TBT协议》的立法目的是消除不合理的技术壁垒措施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因此，该协议的规定均是围绕着对成员国产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等技术规范的制定作出限制，并通过要求成员国不得对一些重要条款作出保留的强制性规定来达到该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TBT协议》的适用范围并不包含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该协议于WTO乌拉圭谈判回合中问世，并与《TBT协议》在适用范围与具体内容两方面呈互补之态［2］。该协议主要对成员国关于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措施、检疫方法、检疫标准及制定等方面作出规制，具体包括:成员国所采取的检疫措施只能限于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范围;检验检疫应以科学原理为根据(指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检疫措施要有透明度，各国应及时公开本国所制定的检验检疫标准等内容;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或差别待遇提供技术帮助等内容。

一、国际法教学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原因　　   在国际法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不易理解国际法的理论基础，因为他们熟悉的国内法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学思维在国际法的学习中不能适用。与国内法相比，由于缺乏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直接的感性认识，学生往往觉得国际法不像法，只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规则而已。   国际法学的学习中存在的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学生对国际法的实施效果的质疑。由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异，国际法的实施机制与国内法的实施机制有着很大的不同，国际法的实施效果远远不如国内法的实施效果，国际法的法律责任制度也没有国内法的法律责任制度的强制力。例如，伊拉克战争就使得国际法虚无主义成为国际法教学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国家主权平等和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国际法原理与国际社会现实的背离现象加深了学生对国际法的不理解和质疑。   在国际法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不能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适用出发，不能很好地将国际法的理论和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其讲解往往是难以自圆其说、缺乏说服力的。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进教学方法。   关于法律实证研究，宋连斌教授认为，实证方法是通过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包括运用数据和图表，尤其是法社会学方法，采用客观中立的立场，解释法律现象，回答“实际是什么”的问题。［1］   换言之，法律实证研究主张以事实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律规范实施的实际效果。其中，对法律文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检验法律文本的规范要件、理论含量、可接受程度；对违法行为的实证研究可以描述违法行为的多种诱因和表现形式，评估其遏制对策的有效性；对法律适用的研究，可以解释适用的真实过程和制约因素，探索法律与法外因素的关系状况等。［2］   在国际法学课程的研究生教学中，主要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对此，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获得很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具体来说，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术训练，在直接了解、分析国际法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之外的学习主观能动性，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并使其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学科理论和内容体系，而且，这也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法学课程课时有限的问题，教师可以对课堂教学内容的讲授有所选择、突出重点。质言之，我们应当反思国际法的教学理念，改变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不仅在观念上意识到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在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应该是我国国际法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诚如埃里克森教授所言，国际法教授的责任是把国际法带回普通的法律生活当中，而不是以往的充满神秘感。［3］   二、国际法教学采取法律实证   研究方法的具体措施　　作为经验研究方法，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等具体研究方法。［4］   虽然一般不能直接的接触到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法实践，但在信息化时代，我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较为容易地收集和了解国际条约、各国的涉外立法、国际法院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案件判决、外交事件、国际关系实践等基本和主要的国际法文献。因而，结合国际法的特性，文献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国际法的主要实证研究方法。   （一）国际法的实践性与案例教学方法   在文献分析方法的运用中，案例教学方法是实践法律实证研究的很好选择。诚如陈致中教授所言，“体现在案例中的国际法，是实践中的国际法，从实践中学到的国际法，就是活的国际法”。［5］   在设计和运用案例教学时，教师应当对案例的选取、案例的呈现、案例的思考问题、案例教学的目标和案例评价总结等等环节进行精心准备，而且，要求学生必须主动参与上述过程，例如收集、分析案例的有关原始文献。   在案例教学中，首先，案例的选择需要体现案例的教学价值，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具体来说，应该注意选择经典案例和最新案例，尤其是让学生学习国际法院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网站上公开的有关案件的原始资料，从而使学生对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管辖权、适用法律以及国际法院等对案件的分析和判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另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了解国内外学者对案件及其判决的学术评价。其次，教师应当注重问题导引，要求学生找出案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再次，在案例分析总结当中，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掌握国际法院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和学者们对于案例的分析角度、分析方法和分析思路，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对国际法的适用情况、实施机制、实施效果等国际法实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国际法的理论、立法实践和争端解决实践的理解，尤其是其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培养其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归纳概括的能力，增强其实际运用法律资料的能力，使其能够逐渐积累综合的职业能力。   （二）国际法的发展性与专题讨论式教学方法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作为国际法调整对象的国际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随之变化发展，其规则体系也因之日益庞大。因而，国际法教学中教师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学生及时了解国际法的新发展，而且，教师还要考虑如何根据有限的课时选择教学内容。对此，专题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实践法律实证研究的又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实证分析就是从问题出发，去寻找、比较解决问题的规则、原理。［6］   在专题讨论式教学中，首先，问题的选择需要考虑该问题涉及的法律原理和法律实践，考虑体现问题讨论价值的争议性、前沿性。其次，要求并引导学生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文献资料，①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展开自由讨论、相互辩论、大胆质疑。在评议总结时，教师应当提示学生注意相互之间的学习，尤其是彼此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这种教学方法有助于拓展学生丰富的思维视角和开阔的知识视野，培养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p#分页标题#e#   除了体现在案例中的国际法，实践中的国际法还大量体现在国家和国际组织持续进行的国际立法活动中。例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其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工作中所包括的国际条约法等等项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网站是学习和了解国际公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有用资源。为了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情况，实时追踪国际法制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教师应该注重利用网络教学这种有效的手段。   由此可见，专题讨论式教学方法与网络教学方法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创新性的法学教学理念：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7］   在上述教学方法的运用中，学生需要收集、分析很多外文文献，包括外文的条约文本、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判决，以及外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专著等等。   这不仅有效促进学生对国际法专业法律英语的学习，提高他们阅读和理解外文文献的能力，而且对开展国际法的双语教学的探索是很有裨益的。作为国家教委提倡的教学方法，双语教学对于培养既掌握国际法律制度又熟悉外语、具备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国际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际法的跨学科性与科际联系的教学方法   国际关系是国际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社会是国际法实践的社会基础。如果国际法教学不涉及国际关系的内容，其结果就是学生不能从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方面客观、正确地认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而容易对国际法产生质疑。对此，教师应当注重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分析国际法问题，而科际联系的教学方法是实践法律实证研究的必要选择。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来说，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了解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文献、基础知识，并在联系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国际法的立法过程和实施情况。   在国际法教学中，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与方法至少能为国际法教学与研究提供以下作用：在宏观上分析体系层面的国际法发展问题；在中观上解释个体国家在国际立法方面的合作偏好等问题，包括对国家合作方面的选择、国家立法偏好、遵守与违反协议的行为、谈判战略与策略（如结盟、组建谈判俱乐部等）、争端解决问题上选择对抗还是妥协等方面；在微观上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与方法解释具体的国际规则的建构等问题，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国际规则的产生与制定过程，从而加强对国际规则的客观认识。［8］   在这种教学互动中，教师应当注意：其一，选择难易适当、有针对性的国际关系基础知识，不要超出教学的需要以及学生的学习能力；其二，运用深入浅出的讲解方法，考虑学生理解关联学科的难度；其三，密切联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不能把我国的国际法实践与对外关系实践割裂开来。   概言之，教师应当根据国际法学的学科特性来采取和创新教学方法，而且，应当通过教学方法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运用多层次的互动式教学方法，这样就能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效应，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   三、国际法教学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目标　   　（一）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加强职业化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基本方针。国际法教学中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例如，调查事实的能力、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诉讼能力、谈判能力等等。因为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学教育，已经或势将迷失正确的发展方向。［9］   易言之，国际法学研究生教学应该致力于培养既了解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实践、又了解国际法的“应用型”的国际法专业学生。在教学中，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掌握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学术视角。国际法学的国际性、基础性、实践性和发展性都要求学习者采取一种宏观的思维方式和全球性的研究视角，其视野应当始终关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在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和学习中，学生进行了分析文献、发现问题、理解现实、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的学术训练，其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日益多维成熟，外语能力日益提高，逐渐成长为符合国家需要的“精通国际法、了解国际社会、掌握外语”的复合型人才。   （二）我国国际法实践的发展   如前所述，国际法的教学必须密切联系我国的对外关系实践，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国际法教学中采取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又一目标就是引导学生透彻地解读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我国参与国际法创制和实施的实践，“以阐述我国在国际法诸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之所在”，［10］唯此，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成果才能成为对我国具有真正指导作用的国际法学理论，才能为政府所重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国际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发挥国际法和国际法学理论在国家对外关系实践中的应有作用。   四、法律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的必要结合   法律实证研究方法能够相对精确地描述特定法律现象、解释法律的某种原因、预测某个法律现象或后果、评价某种法律实践的实际效果、直接作为立法参考等。［2］   不过，法律实证研究往往倾向于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尤其强调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却相对忽视了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11］法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正义，探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会涉及到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而不可能“价值无涉”。而且，法律规范本身包含着这样的价值内容。传统的法学思辨性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它探讨的是“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质言之，即使采取了法律实证研究，探讨法律的应然的思辨性研究同样是必要的。在法律和法学研究中区分应然与实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12］#p#分页标题#e#   首先，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不会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进行实证研究。其次，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即使进行实证研究，也会由于缺乏研究的“理论工具”而难有成效。最后，实证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要么检验已有理论的正确与否、可行与否，要么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理论。［11］   换言之，法律实证研究是对传统法学思辨研究的反思，两者互相补充。综上可见，以实证方法研究“实然法”和以思辨方法研究“应然法”可以相得益彰。法律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的结合有助于分析“应然法”与“实然法”之间的差距，由此形成的国际法理论不仅能够对我国的国际法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而且可以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英语世界对中文法律的系统英译盖滥觞于小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nton,1781-1859）于1810年翻译出版的英文版《大清律例》（TaTsingLeuLee;BeingtheFundamentalLaws,andaSelectionfromtheSupplementaryStatutes,ofthePenalCodeofChina）。1815-1823年间，比小斯当东仅年幼一岁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完成鸿篇巨制三部六卷本《华英字典》，其中的《五车韵府》（1819）对中文法律词语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屈文生，2010:79-97）。本文拟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早期中文法律词语的英译情形，而在于早期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状况。对于英文法律词语传播至华的主体，文章的主要考察对象亦不在于诸如马戛尔尼（GeorgeLordMacartney,1737-1806）、老斯当东（SirGeorgeLeonardStaunton,1737-1801）、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等早期外交使节及商人，而主要在于19世纪中叶前后的来华传教士。如果说19世纪中叶前后的传教士在“中法西传”中发挥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那么他们在“西法东渐”中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传播者甚至是布道者角色。早期西方法律词语的中国化及其“跨语际实践”过程实现，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华所编、所译、所著的各类书籍介质。1839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9）和四川人袁德辉节译出《滑达尔各国律例》，是文盖为的英文法律著作汉译之嚆矢，并在日后被收录于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三（王维俭，1985：58-62）。及至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1827-1916）译出《万国公法》，西方法律词语的一部分明显进入了汉语语言之中，并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中文法律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近代中文法律词语或话语体系至此还远未形成。自西徂东的法律词语除大量见于《滑达尔各国律例》和《万国公法》等主要由传教士完成①的译作外，还散见于传教士亲纂的双语字典、创办的报刊及撰写的文字作品之中。   一、传教士字典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编著的众多字典中，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1857）的《英汉字典》（1847）和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最值得关注。单就英文法律词语汉译（而非中文法律词语英译）的课题而言，其他传教士字典的研究意义则要稍逊一筹。比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大体上属于汉英词典（特别是其中的前两部，即《字典》和《五车韵府》），因而最好作为汉译英研究的史料，而非英译汉研究的脚本。马礼逊于1828年出版的《广东省土话字彚》（A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也属于汉英性质的辞书，它们不同于前述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编纂的由西向东式英汉词典。马氏辞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们是中西初遇时中译英水平的忠实记录者，成为早期词汇交流中由中向西的重要载体。是故，在做英译汉研究时，马礼逊汉译英式的《华英字典》和《广东省土话字彚》均似无需过分着墨。   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1841年编纂的《广东省土话文选》（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于1842年在澳门出版的《拾级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orProgressiveExercisestoFacilitatetheStudyofThatLanguage;EspeciallyAdaptedtotheCantonDialect,Macao）和1844年出版的另一本辞书《英华韵府历阶》（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均意在帮助外国人学习中文。以《英华韵府历阶》为例，它最初意在用拉丁字母为一批日用词汇标记官音，使外国人能掌握官话，方便他们到新开放的口岸与当地人交流，因为广东话在这些地方是不通行的（程美宝，2010:90-91）。它们的编纂目的因而主要在于解释或标记中文，而不在于将承载英语国家观念、制度、文化的词语翻译成中文，因而亦可不作重点研究。为使读者能对麦都思《英汉字典》和罗存德《英华字典》中的法律英文的汉译情况有一个大致的、直观的了解，笔者从上述二书中摘取数例，见表1。   相较而言，罗存德的字典因出版在后，所以它较麦都思的《英汉字典》收录的法律字词更多，解释也更为精细和准确。收词方面，以bankrupt为例，前者收录了与bankrupt直接相关的诸如bankruptcy（theactofbecomingabankrupt/倒行、倒灶、败盆）以及bankrupt-law（折本律例）等词条，而后者则未收录这些相关词语。再以law为例，罗存德的字典中新增了与该字有关的若干词语，如divinelaw（上帝之法）、humanlaws（人法）、municipallaw（民法/民例）、lawsofnature（性之法）、criminallaw（刑例/刑法）、ecclesiasticallaw（圣会律例）、commonlaw（通行之例）、statutelaw（律例/所书之例）、mercantilelaw（通商章程/通商法律）、lawofnations（公法/万国通行之法）、theMosaiclaw（摩西之律例）、ceremoniallaw（礼/礼仪）、doctoroflaw（律法博士）、topervertthelaw（枉法）、law-maker（设法者）等。而诸如Tort这类常见法律术语，麦氏的字典根本未加收录，但在罗氏的词典则可查到此字。解释方面，以bigamy为例，罗氏的字典已明确将其译成达意的某种犯罪——“双室之罪”，离今日通用的“重婚罪”已是一步之遥。   还要注意的是，从表1来看，麦都思早在1847年的《英汉字典》中就已将law译成“法律”（虽然二者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尚未确立），更早的，在马礼逊《五车韵府》中，即可看到law与“法律”的对译（Morrison，1819:146）。可见“法律”并不是一则“外来词”（高名凯、刘正埮，1958:131），准确地说，中日“书同文”的“法律”二字只是借清末大规模的日本法律译介和法律新词的输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使用，进而与英文词语law正式确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此外，上述两部词典中也有部分英文法律词语找到了汉语中的对应词，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得到了后世学者、字典及书籍的认同，并一直传承到了今日。如witness（证人）、bribe（贿赂）、plaintiff（原告）、defendant（被告）、testimony（证言）等。当然这些词语的对应早在马礼逊的《五车韵府》（1819）中即已确立。（屈文生，2010:95）#p#分页标题#e#   二、传教士报刊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也是早期英文法律词语汉译的重要载体，其中，《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andWesternMonthlyMagazine）尤其值得一提。前者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它主要由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于1815年8月5日（嘉庆乙亥年七月初一）在马六甲创办；后者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F.A.Gützlaff,1803-1851）于1833年7月在广州创办（1837年后出版地迁至新加坡），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内地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政法类文章较少，米怜曾自称该刊“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宁树藩，1982：65）。但该杂志曾连载前述麦都思撰写的《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Catechism）文章，对英美两国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些许介绍，故涉及不少法律词语；该文于1819年单独出版，共21页，用作小学生简明教科书（熊月之，1994：115-116）。现择其要者，对文内法律词语的中译名列表分析如下，材料主要来自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从上表可知，《地理便童略传》保存了早期中文法律译词的形态，但它们大多尚未定型；传教士在翻译上述词语时，多采用“归化”译法，以贴近当时的中文习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世代公侯”“乡绅世家”“乱拿”等译词即为例证。“总理”二字看似熟悉，但笔者认为它并非是今日PrimeMinister或Premier的译词②，而是President一字的翻译；关于这一判断可从如下引文判断得出：“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期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熊月之，1994:116）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比，《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登的涉及政治与法律的文章较多。王健教授认为，《东西洋考》是最早将世界各国的国情、政治和近代西方的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和监狱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文献；它为考察与研究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概念、术语、思想和制度传入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路径（王健，2001a:40）。刊物中刊登的不少词语与《地理便童略传》中的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译词体现出演进与变化的特点。除表3中的文章涉及法律词语，1838年戊戌四月号的《论刑罚书》、五月号的《侄答叔论监内不应过于酷刑》、七月号的《侄答叔书》、八月号《侄奉叔》、九月号《侄复叔》等文章，多触及清朝刑罚残酷的弊端，因此也值得细查。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发现，在若干早期英文法律术语汉译中，不少英文法律词语在最早翻译成中文时，曾有多个不同的汉语译名。比如President有“总理”“首领主”“统领”等译法。实际上，在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等文献中还被译为“伯理师天德”⑤，在下述《万国公法》中又被译为“伯里玺天德”（何勤华，2003:50），此外还有诸如“民主”（取万民之主的意思）“国主”“酋”“长”“酋长”“大酋”“头目”“监督”“头目”“尚书”“正堂”“天卿”“地卿”“（花旗合部）大宪”“头人”“邦长”“总领”“大统领”“皇帝”“国君”“国皇”“伯理玺天德”（熊月之，1999:58-61）及“伯理玺”等译法。再以juror一词为例，它有诸如“有名声的百姓”“副审良民”“批判士”等不同译法。这还不是全部，它实际上还有如“乡绅”“衿耆”“有声望者”“绅董”等译法。（胡兆云，2009:46-50）   三、《滑达尔各国律例》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出于“制夷”的需要，“天朝大吏”林则徐于1839年奉差赴粤查办烟案，期间在广州组织节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deVatell,1714-1767，今译“瓦泰尔”）的国际法著作——《滑达尔各国律例》（TheLawsofNations,orPrinciplesoftheLawofNature,AppliedtotheConductandAffairsofNationsandSovereigns,1758年出版），它是最早翻译到中国来的国际法，比《万国公法》早25年，林则徐因此成为晚清最早的一位翻译赞助人（王宏志，2011:49，51-52）。节译部分的译者是伯驾和袁德辉，总字数不到2000字⑥，有学者认为林则徐请伯驾翻译依据的是滑氏著作的法文版，而袁德辉重译和增译依据的是该书英译本，理由是滑达尔国际法著作原为法文，袁德辉“不谙法文”而伯驾“精通法文”，但王维俭先生认为，“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不论伯驾还是袁德辉均依据英译本。而且是奇蒂（JosephChitty）的英译本”（王维俭，1985:63）。还需指出的是，美、中两位译者翻译的实际是同一国际法文本中的同一个片段，尽管他们在对源语及目的语的处理和取舍上确有差异，袁德辉增译了一小节。笔者按图索骥，分别查阅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光绪二季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的中译本和奇蒂的英译本（Vattel,1833:38,171-172,291-292）。现将典型的法律词语包括短语列表如下：从上表可以发现，作为已知最早的法律翻译作品，《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使用的译词不少传至了今日，成为今天通用的译法；上述某些英文词语基本上与中文法律词语建立了“词词对应”关系，这其中典型的有“law/法律”“confiscation/充公”“smuggling/走私”“export/出口”及“makelaw/立法”等。这恰如挪威汉学家鲁纳所言，伯驾严格依据当时的汉语以及瓦泰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勉强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混合式”（hybrid）语言。而袁德辉发现伯驾的语言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在伯驾文本的基础上，将他的译文改造为更接近中文习惯的文本。袁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义上的新词，并使整个观点都简化和中国化了（鲁纳，2000:309）。若以信息为取向的翻译视角来看，或许伯驾与袁德辉的译本均已接近达到了林则徐组织翻译该法的目的。#p#分页标题#e#   虽然我们尚不能直接证明汉译法律词语在这一时期的传承情况，但种种间接证据指明，上述二位译者在翻译《各国律例》时极有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先生的文章指出，袁德辉曾从北京出发，专程赴广州购买过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王维俭，1985:67）；而据裨治文发表于《中国丛报》的《鸦片贸易危机（续）》（CrisisintheOpiumTraffic）一文，林则徐在虎门接见美国商人经氏（C.W.King）和他时，曾直接提出索要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马礼逊编字典（Morrison’sDictionary）（Bridgman,1839:76）。林索要字典全本之时正值其委托伯驾翻译滑达尔著作之际，由此可判断他们完全可能参考了马礼逊的字典。（王健，2001b:110）仔细翻阅马礼逊《华英字典》之《五车韵府》，我们发现“夹带”“漏税”“走私”对应的均是tosmuggle（Morrison，1819:388,768,795），再对照《滑达尔各国律例》中两位译者对于smuggling的翻译，发现它们是一致的；一个严肃的译者常会认真查考以前的译本以吸取其中的优势，基于这一朴素的判断，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律译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沿用或传承。另，上述麦都思的字典（第1186页）中将tosmuggle也翻译为了“夹带、漏税、走私、逃抽”，足见部分译词的传承至此并未断裂。就《滑达尔各国律例》所译片断而言，它们“给读者留下的仅仅是有限而艰深的印象”（鲁纳，2009:80）；它们对于下述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影响不甚显著。但正如鲁纳所言，伯驾和袁德辉的译文之所以意义不菲不是因为他们对后来的中文国际法语言和逻辑产生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在国际法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鲁纳，2000:309）   四、《万国公法》与英文法律词语的汉译   与麦都思、罗存德、伯驾和袁德辉等人简单的、片段式的译介相比，丁韪良主译的惠顿（HenryWheaton）著《万国公法》（1864年）则有系统地创造了一套与国际法上主要英文法律术语相对应的汉语译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译事”。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万国公法》有张剑先生点校本（惠顿，2002）和何勤华先生点校本（惠顿，2003）两种，围绕该书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不少，比如《<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何勤华，2001）、《<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张用心，2005）、《1864年清廷翻译<万国公法>所据版本问题考异》（王开玺，2005）、《关于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吴宝晓，2009）和《“万国公法”译词研究——兼论19世纪中日两国继受西方国际法理念上的差异》（赖骏楠，2011）等，还有马西尼（1997）、王健（2001）、刘禾（2009）、林学忠（2009）、崔军民（2011）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或文章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分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与引进之于近代中国政治、法律、外交及战争等问题的影响。而从微观上，列举全书中典型法律词语汉译的作品，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万国公法》的点校本共计262页，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截取部分加以考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分析上表，我们发现丁韪良创造了不少法律术语。马西尼的研究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有诸如半主、动物、公法之私条、公使会、过问、离婚、民间大会、民主、判断、权、全权、人之权利、上房、首领、特权、下房、信凭、义务、债欠、掌物之权、植物、自护、总会等（马西尼，1997:188-274）。何勤华教授考证后则认为，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概有下列24个，如万国公法、性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何勤华，2001:142-143）。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统计还有待挖掘，将丁氏创造的法律术语，分门别类地分析可使研究变得更加深入和有说服力，比如“沿用至今的”与“已被淘汰的”；“归化的”与“异化的”“；逼真的”与“失真的”等等。对此，笔者将另撰文予以论述。丁韪良的翻译显然受到了中国文化不小影响，以致其部分译文出现了“变异”或“失真”。比如他将“alegislativepower/ajudicialpower”（立法权力机关/司法权力机关）一概译为“君”。而这一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当时的读者误以为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有正当化的理由，进而具备国际法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他将law和positivelaw一概译为“律法”，则可能会使法的科学分类不易被人们察觉。将citizen译为“庶民”、obligations译为“名分”也属这一范畴。还有一对有趣的例子，丁氏在翻译realproperty与personalproperty这组词语时，将前者译为“植物”后者译为“动物”。后来，可能它与表示animal的“动物”相同，在和制法律新名词的影响下，property不用“物”而用“产”来翻译。所以这种对应关系出现不久就被两个日语汉字词汇“动产”“不动产”所取代（张璐、赵晓耕，2009:81）。词语由于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意义（俞江，2008:6），但由于能指与所指、所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致使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无法固定下来“，植物”与“动物”因而终究未在法律语言中被确立。   有学者认为，同治年间中西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构成了启动《万国公法》翻译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向中国介绍国际法，能够引导中国自觉地遵守刚签订的条约，从而使条约上的权益现实化，这要比使用武力的强制手段远为高明（赖骏楠，2011:4）。但实际上，这可能并非是丁氏翻译《万国公法》的真正动力。西方在当时也不乏有人将丁韪良看成是制造麻烦的人，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Michel-AlexandreKleczkowski）曾抱怨：“有人想让支那人窥探我们欧洲国际法的秘密，这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会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一译“威廉士”）则担心，把国际法引入中国，会刺激中国人达到西方的法律水准，从而找到废除譬如“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法律依据（刘禾，2009:165）。可见不少外国人对译介国际法到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担心的。#p#分页标题#e#   不过，令卫三畏等人“稍感安心”的是，中国历史上系统翻译与引进之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的《万国公法》，似乎并没有让中国立刻找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天朝并未将国际法利用为保护国家权益的法律武器；甚至连国际法用语在中国的传播也未产生即刻的影响。倒是我们或许应当注意到这一点：《万国公法》的翻译帮助我们创设了一批近代中文法律词语，它之于现代中文法律词语的形成与传播意义在于，它使得部分重要法律新词不但从英语世界进入到了汉语世界之中（特别是“主权”“权利”等极为重要的法律新词皆通过《万国公法》进入汉语），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还最终成为今日通用的法律词语，而这有助于缓解法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们的现代性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此外，《万国公法》中的这些新词和衍指符号还第一次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知识系统，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之间，建立起了初步的虚拟对等关系，并构成起码的可译性。（刘禾，2009:147）   五、结语   《万国公法》的出版只是揭开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的大幕，这一时期之后诸如法国人毕利干、中国人汪凤藻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李提摩太等人的作品以及谢清高著《海录》（1820）及比这一时期更早的《澳门记略》（印光任、张汝霖著，1745-1751年间成书），均在近代法律词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较大的影响。它们发挥的介质作用理应被深入挖掘，但限于文章旨趣在于考察19世纪中叶时期传教士汉译法律词语的形态，故不展开。   从19世纪上半叶前始至20世纪初期止，近代法律词语汉译的主力一直是以传教士居多的外国人，而国人仅扮演着“配角”的角色。该时期的法律翻译策略与路径亦明显有别于自1902年晚清“变法修律”以降的翻译策略与路径。1902年以降，和制法律新名词大规模传入中国，但在这以前，传教士与部分本土译者始终未放弃自创译名的努力，虽然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似乎未成正比，但却无疑已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一、专业“准人—准出”与多元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摘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优秀的涉外法律人才，法学教学也面临着国际化问题。各课程教学中需要进行国际化视野培养，特别是在《法理学》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未能以国际化视角传授予学生相关知识。故本文从《法理学》课程设计改革出发，探究如何通过比较法的教学方法以及其他有效的改革形式来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

关键词：国际化视野；法理学；法学教育

一、改革背景及法理学教学现存问题

（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对涉外法学人才的需求

1.现阶段，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这其中不乏各国法律之间的交流，而在交流中各国法律的发展和变化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涉外法学人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不论是处理国际法律事务还是在国际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都离不开国际化法学人才的能动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更加需要涉外法学人才与各种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协商，从而明确精准地表达我国立场，所以我国如今对涉外法学人才的需求是直线上升的。

2.现有的涉外法治人才储备并不能满足国家对外建设的实际需要，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数量不足，而是缺乏高端的能发挥领导作用的涉外人才，这使得我国对外法律交流的动力不足，不能很好地发挥大国优势。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国法学有关课程教学对学生的国际化培养远远不够，不重视对法科学生的视野扩展，没有结合时代需求进行改革。所以我国高校的法学教育必须进行国际化方向的改革，重视学生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为涉外法学人才的供应提供强力支持[1]。

3.全球化浪潮的激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和未来发展走向，对法理学的发展提出新的重大理论需求，带来了新的法理学问题，所以具备全球化视野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新问题。法律全球化对法理学提出了新型法律观念和研究内容的扩展需要，而这些扩展则表现在以国内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转成以国际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就产生了对法理学教学内容更新的需求。由此可见，法理学的发展需要立足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所以教学内容也不只是以前单纯的研究国内法法理学理论而应该适当着眼于国际化法律问题，契合时代背景去进行教学内容的同步改变[2]。

1、经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学术思维的培养。在以传授课本知识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一切为考试服务的教学目标的作用下，课堂教学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硬性知识的传授上，缺乏对学生法律思维和学术素养的培养，学生成了“硬性记忆的机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多数学生迷茫于众多法律条文的表面知识，无法探索法律条文背后的深刻法理，更不能在理解法理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众多法条的规律。在此作用下，一方面，对于经济法的学习和考试成了学生们学习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死记硬背成了学生们学习经济法的唯一方法。由于缺少学术思维的培养，学生学习吃力、效率低下、学习兴趣索然，教学效果一般，无法实现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二是教学方式陈旧。未来的经济世界中，以高超的专业知识为基础、辅之以娴熟的外语技能才是在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王道。国与国之间在宏观层面的博弈与角逐、跨国私权主体之间在微观交易中的摩擦与较量，都离不开对他国及国际法律规则的准确判断与选用，而这需要过硬的法律和英语实力做后盾。然而，就我院现阶段的经济法教学来说，教学手段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的加剧而有所改变，教学方式呈现出“格局小，模式老”的特点。直言之，单纯的全中文讲授已无法满足国际化对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一方面制约了经济法学科的建设和教资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国际化素质的提高。

2、经济法课程教学的优化策略

2．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应当遵循“目的性与趣味性兼有”和“客观性与启发性并重”两大原则。案例教学法的核心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运用经济法处理具体实务的本领，进而使学生在未来生活中面对相关问题时能够表现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从容。经济法教学现状表明，“许多学生尚不能充分认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对于学习纯理论问题的兴趣并不高，因此，在法学教学中应尽量选择具有趣味性和新颖性的案例。”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强化学生对经济法原理的理解和关注。此外，“所选取的案例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突出法律的实践性，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避免走入误区，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同时，客观的案例还应当包含着带有启发性的问题，使得学生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推理、论证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法学素养与法律技能。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课前准备和课上施用两个环节上。案例库的建设是课前准备阶段的核心工作。学校可通过鼓励师生踊跃参加、开展校际教学资源共享活动、成立教学案例库编纂小组等手段做好教学案例库的建设工作。具体经济法教学案例的选取可借鉴现行出版案例资料、符合案例模式要求的社会热点问题、理论界的经典案例等。规范操作流程是课上有效施用案例的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其一，案例选取。授课教师课前从案例库中精心择取与特定专题关联度较高的教学案例。其二，案例导入。授课教师在明确本课时的教学目标后以适当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教学案例。其三，案例讨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特定的问题对教学案例展开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其四，案例总结。授课教师对学生的发言予以点评，阐释特定案例反映的理论教学内容，以案说法、依案论理。

2．2论文教学法

论文教学法应当紧紧围绕“提升思维能力”这一原则而展开。思维能力对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能独立思考、会独立表达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论文教学则是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论文教学力争实现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达到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两者相统一的结果，因此，期末论文考核和毕业论文考核是论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传统的授课模式，无论是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在期末考核中一般采用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的方式。并且，考试成绩一律按照事先给定的标准答案进行评判。应试教育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使多数学生形成机械的思维和划一的行动，显然，这不利于个性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鉴于此，我校鼓励教师改善期末评估标准，采用更富实效的考核方式给学生期末评分。目前，已有少数教师将结课论文作为期末考核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这门课，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法学学科，应采用结课论文与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结课论文、闭卷考试各占期末总成绩的50%。当然，授课之初，应专门拿出一次课给学生讲授法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评分标准问题。“毕业设计(论文)是学习的深化与升华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对大学生学习、研究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锻炼，又是对大学生学习成果的全面总结，是对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培养效果的全面检验。”经过之前的阶段性论文写作训练，学生已初步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技能。在毕业论文考核环节，应进一步加强论文规范性的指导，使学生在选题、资料、结构、注释、见解、相似度等标准上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创新性思维能力的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于区域经济理论的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排放的可流动或可转移的污染物,所造成的危害往往会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乃至世界范围。所以,分析跨越国界的污染现象以及寻求解决办法时,博弈论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方法。一个具有实践意义并起到很好效果的例子，就是各国在研究和制定解决全球酸雨、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问题的方案时，博弈论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撑工具，而且形成了共识。类似于上述问题或国际河流污染等，其特点是“由于物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不同，国家在每单位污染中所受的损害是不一致的”。因而，各个不同国家对待这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越界污染是国际外部性问题的典型例子，它是由于全球公共物品或公共财产缺乏所有权而引起的。这些公共财产主要包括大气环流及气候资源、公海及其渔类资源、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热带雨林及重要湿地、大面积的湖泊、大江大河及其河漫滩等生态系统。各国在利用这些公共财产时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这些资源的使用边界不清，存在着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还包括国内外部性和国外的外部性。国内外部性与国际外部性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内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依靠本国的政府，政府可以通过外部性内化的手段如制定排污标准、征收排污水费、排污权交易等方法来解决；而全球公共财产要想以较低的成本求得一致性同意的解决办法就很困难，因为世界上目前仍不存在超越某个国家的政府或组织，而且能够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和权力去使国际外部性得到内在化。虽然欧洲联盟成员国可以通过颁布盟员必须执行的环境相关法律，明确要求其成员国遵守污染条例，但是其成员履行法律的程度却大为不同；并且，欧盟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限制非成员国家，比如向它们征收二氧化碳税来防止全球变暖。同时，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也不能迫使巴西必须要保护热带雨林而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

国际外部性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由于他国的原因或负的外部性溢出，而使得本国的福利变得减少的问题。尽管一些国际公约至少认识到需要一些保护措施，去控制国际环境中污染物的过度外溢，但是“受害者”仍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OECD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针对环境问题指出，“国家有义务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环境受损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害国是否能够从污染国那里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补偿，已经引起了关注。

目前，我们还缺乏国际水域污染物的外部性内在化的办法，尤其是跨国污染导致的环境灾难，因此通过国际公约去保护像界江界河这类的公共品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任何一个公约都会面临问题。比如，一个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全球性公约，A国就可能有很大的激励不签署这个协议或不执行这个公约，因为只要其他一些国家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A国在不用消耗本国资源或投入成本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情况下，就可以从中获益；特别是非洲和南亚一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吃饭和发展是头等大事，环境保护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或并没有摆在前列问题，对气候变化并不在意，就没有激励去减少排放；另外，如果有一些国家若能从全球变暖中得到好处，它就更没有动力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意味着执行公约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产生的搭便车行为，减少了全球的福利。假定在一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公约下，B国因减少排放量损失了八千万美元，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净收益还是大于零的，并且这个净收益损失超过了B国因减少排放量带来的损失。假若B国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它就会同意或积极参与这种减少排放的行动措施，相应的，全球福利也会得到增加。一个现实而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如果巴西可以得到热带雨林的补偿受益，它就可以放弃本国砍伐热带雨林树木的收入。尽管补偿问题可以以环境损害为标准，关键问题是怎么样去解决执行的问题。也就是说，B国在参与了这个计划后，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补偿？一个国家如果参与了一个国际计划，其国内受损的个体能否得到补偿？怎样决定哪个国家应该支付哪种补偿？这个问题通常通过博弈论来表达，以探讨合作与不合作的解决方案。显然搭便车行为对于这种单边支付协议同样是一个阻碍：若英国居民会从保护巴西雨林中得到好处，但是英国可能不会同意这种支付，因为只要其他一些国家进行了这种支付，英国就可以无本盈利。其实，解决类似跨国水污染问题，与上述例子是一样的，特别是一条河流流经多个国家，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

以下应用博弈论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有关解决环境外部性的国际合作问题，正如上文中阐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公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特别是解决两国之间跨国污染问题。Maler（1989）首次试图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对关于污染或酸雨越界问题进行经验研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论文运用博弈论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目前有关博弈论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如何解决有效配置或净效益最大基础之上的，这样就需要一个边界条件：假定污染控制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是预先给定的，或者是已知的。这样一来，有了这个假定，就能充分论证从全球激励的角度出发，有众多参与者中的完全合作解才是最优的结果。此时，控制或削减污染的成本加上污染带来的损害，从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总的损害才是最小的，净效益才是最大的[5]，也就是说，使得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即外部成本变小或趋于零。“由于污染损害的减少通常被假定为公共产品，这个结果由萨缪尔森条件决定,即（略）

(1)式代表着J个国家的边际损害成本（MDC）的总和等于每个国家的边际控制成本（MAC）。此时，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MDC)，可以被看成是控制减少污染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因此，（1）式的含义为：由于控制或削减污染达到负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接近，故此，最佳的状态是各国控制污染的边际收益之和等于每个国家控制污染的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假定边际损害成本MDC和边际控制成本MAC的函数是线性的，则各个国家合作的结果是MAC与MDC的交叉点，即Qc点。此时，每个国家把自己边际损害成本MAC(MACj)设定为等于全球控制（消除）污染所带来的边际收益MDC（各国MDC之和）（barrett,1994）。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容忽视：即使整个世界福利增进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福利都会因此而增进。因为对有些国家而言，他们由于控制污染而支付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成本，此时，其经济状况可能变得更加恶化。主要原因可能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上的，但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控制污染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比环境变好带来的福利大得多。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有些欠发达国家为了减少煤炭的使用，而开发更环保、更清洁的替代能源，它付出的成本有可能超过环境改善带给它的好处。这样，由公式可知，国家j完全可以通过不合作的方式，以使本国的福利不减少或得到增加。如果每个国家都从利己的行为行事，将导致的后果是均衡解，这时每个国家使其自身的边际控制成本（MAC）和边际收益（MDC）相等。这是一国对其他所有国家利己行动的最优反应，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