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论文范例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摘要：

针对“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平台的构建，结合安全工程高等教育“政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以重庆科技学院安全工程专业发展为例，阐述了其“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模式和内涵、初步的实践。该模式所取得的良好成效，为安全工程同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思路。

关键词：

政产学研用；安全工程；人才培养；协同创新

当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现代企业工作流程和文化的了解、上岗适应慢、缺乏团队工作经验、沟通能力和动手能力差、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高等工程教育刻不容缓的使命［1］。高校、研究所虽然拥有较强的科研优势，但由于产学脱节，使得高校、研究所处于科研成果脱离产业需求和有市场需求的也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尴尬境地［2］。“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是当前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热点问题。很多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始关注这一创新模式，从以前的“产学研”过渡到“政产学研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代表了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所和市场五方面为了共同整体利益联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所进行的政策服务、科研开发、生产营销、咨询服务等经济合作活动，是政府、生产、教育、科研、市场不同分工系统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游、中游、下游的对接与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模式［1-4］。安全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是运用安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工程实践，它既与安全理论息息相关，又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因此，对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4-5］。如何培养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素质，提高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高等工程教育界的关注。本文通过初步探析近6年来重庆科技学院在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施的安监部门、安全产业、安全工程学院、重庆安科院和企业集团五位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阐述了该机制的模式和内容，以及其实践成效，为我国工程高等教育及其安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意义。

一、“政产学研用”协同办学机制的初步实践及成效

（一）重庆科技学院安全工程专业发展情况

自2013年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学界展开了多角度研讨，其中大部分侧重于经贸、国际合作等层面，对国家文化安全和学术期刊编辑方面的研讨相对鲜见。在“中国知网”，笔者以“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检索，得到1246条相关结果（时间跨度为1995年2月5日至2017年10月30日），其中近1/5的篇目为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近1/6的篇目为相关年会论文集，1/5强的篇目为报纸刊登的文化专题及报道，关于学术出版和文化传播的文章只有数十篇；以“社科期刊编辑”为主题词检索，得到247条相关结果（时间跨度为1988年5月20日至2017年10月15日），相关文章多以期刊办刊定位、主题策划、编辑业务、技术规范等内容为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目为期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信息；以“编辑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词检索，得到13条相关结果（发表时间基本为2000年以后），其中有10个篇目与期刊编辑相关，涉及编辑工作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有《编辑工作与国家文化安全》（齐琳，《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国家文化安全与编辑使命》（苏娟，《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编辑政治意识与国家文化安全》（苏娟，《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事业与国家文化安全》（彭莹莹、刘友琼，《知识经济》2010年第1期）、《论粮油期刊文化与粮食文化观——兼论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吴成福，《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从编辑的视角谈学术期刊政治性错误的避免》（罗香，《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以“期刊编辑与国家文化安全”为主题词检索，得到46条相关结果（时间跨度为1988年5月20日至2017年3月15日），谈及学术期刊的文献有8篇，余者皆为杂志简介或约稿启示；以“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与国家文化”为主题词检索，得到41条相关结果，其中涉及相关主题的文章也只有8篇。由此可见，对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学界关注较少，在“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就更鲜见。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此做初步探讨。

一、编辑与国家文化安全

编辑一词，有两层含义：用作动词时，指对资料或文稿按一定要求进行策划、整理、加工；用作名词时，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本文主要探讨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即其名词范畴。说到编辑，人们会很自然地将其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文字是文化的一种书写符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地看，很少有文化能脱离文字而得以流传，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历时五千年流传至今，得益于文字——汉字的贡献，其中文字从业者——编辑功不可没。孔子可谓是最早的“编辑”，由他编辑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盛传至今，成为我国学术文化的源头。由此可见，在文化的传承中，编辑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从整个文化生产的过程和传播方式来看，编辑是当代文化生产的组织者与设计者、优秀文化传播的引导者和选择者、文化传承积累中的呵护者与发现者。文化，是一个很难准确界定的复杂概念，它包含太多的内容，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立国之本。无论全球化发展势头多么强劲，各个国家的个性——文化依旧散发着其独有的光芒。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文化安全、尤其是国家文化安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国家安全的概念及其构成。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利益，也就是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没有内部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的构成有：国民安全、国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12个构成要素。由此可见，文化安全是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国家文化安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这些恰恰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民众个性特征，是影响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常涉及的领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软保障”。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文化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主席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由此拉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序幕。正如《愿景与行动》所言，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当然，“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一带一路”贯穿了欧亚非三个大陆，其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广大的腹地国家，几乎涵盖了大半个地球。“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它通过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由涉及的内容看，民心相通主要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联系，更多地体现着社会文化特征，确切地讲，其涉及的恰是文化安全问题。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称为“社会遗传”；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入另一个社会时，则可称为“文化扩散”。前者，我们称之为传承；后者，我们可称之为传播。“一带一路”沿线途径中亚、西亚、俄罗斯、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印度洋、地中海、波罗的海，延伸至欧洲，不难看出，其间各种文化有传承，但更多的是传播。“一带一路”沿线激荡着活力，给世人提供了充满想象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但其中也充斥着难以预期的风险和挑战：战乱频仍的中东、西亚、北非，深受“IS”影响的东南亚，极端势力和“三股势力”活跃的中亚，深陷“叙利亚难民”之苦的欧洲——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各异的价值观和信仰，亦各有其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当然，此处的“生活方式”是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相对应的狭义的生产方式，而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是生活方式的广义范畴，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它是文化最集中的体现，是个人内在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外化，也是社会外在风俗习惯的个体性活化。随着地球村的形成、现代网络通讯的普及，各种文化的交往、交流、碰撞势在必然，国家的主流文化将受到直接影响。可以说，一定的社会背景会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导主流文化的导向。“一带一路”建设使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使各个国家的民众交流交往更加便捷，同时，各种价值观也相伴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背景下汇聚、碰撞，其结果一定会带来富含促推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活动力，当然其间也难免掺杂着污泥浊水。在信息爆炸式传输的当今时代，少有国家能完全屏蔽这些污泥浊水，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沿线国家民众受到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似是在所难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将更为深远。对我国而言，这种文化的碰撞、冲击必将干扰我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进而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对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三、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国家文化安全

党的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认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这里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共同点是“开放”。就好比河渠中久闭的闸门，一旦打开闸门，河渠中的水流会连同泥沙一股脑儿地涌入河道，此时，如何取舍，将是控制闸门的人艰难选择的过程，取精弃糟应是基本原则。那么，何为精、何为糟，如何取舍？这就需要“控闸人”有一双善于甄别的眼睛，期刊编辑有类与此。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开放”将逐步深化，不同意识形态必将交揉错杂，其间的冲突和斗争会不时闪现，尤其是西方敌对势力会不失时机地利用我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大开的“开放”之门实施对我的“西化”“分化”，对各种传播媒介的争夺将成为各方斗争的焦点。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媒介中的特殊一员——受众范围有限、出版有一定的周期性但却能够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它是我国社科研究成果交流、展示的平台，是体现我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理应成为主力军、成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排头兵：社科学术期刊就如河渠，作者投来的稿件恰如渠中水流与泥沙的混合物，编辑便是那“控闸人”。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对不同的多元文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意识形态，守好社科学术期刊这个平台是社科学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编辑有双重社会角色，是作者与读者的枢纽，既有意识地选择文化，又全方位地传播文化；既广泛捕捉信息，又严格筛选信息；既以编辑作品影响读者，又接受读者检验。说到底，编辑就是文化传播的中介和桥梁，编辑的选择、判断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社会需求，就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且能够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文化的缔造。故而，编辑、尤其是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在选稿、出刊过程中，要如党的报告所说的，“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带一路”建设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希望，人员的交往、人们思想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的交流亦将更加便捷、通畅，随之而来的，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也将是空前的，其时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编辑的把关作用愈益明显。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纪律性很强的工作，编辑必须要有较高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有较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社科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应如此，在工作中要时刻以国家利益为上、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为动力。因为，编辑工作的产物是一国文化得以形成的源泉和基础，更是一国文化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当今市场经济对文化事业干扰极强的形势下，编辑能否担负起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对于引领我国主体文化的方向、优化和稳定我国文化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以为，在“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深化的当下，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要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摘要:由于防护体系尚不完备、攻防实力对比严重失衡、短板效应作用明显等因素，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且对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个人生物信息恐被窃取利用，二是社会生产生活恐受严密监视，三是国家基础设施恐遭跨网袭击，四是虚拟网络攻击恐变物理杀伤。为此提出加强安全技术研发、建立安全认证制度、规范安全使用管理、完善安全法规体系等对策建议，以应对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威胁挑战。

关键词:物联网；智能终端；国家安全；网络安全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面向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办公等应用场景的物联网智能终端也迅速发展起来，广泛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之中。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2019—2020年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突破12亿，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已经成为物联网第一大国［1］。然而，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传统终端不同，物联网智能终端种类繁杂、安全防护性弱，普遍存在安全漏洞，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灾区，不仅对企业和个人的隐私、财产甚至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对国家安全也构成了严峻挑战。分析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的现状及根源，研判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对国家安全威胁影响，形成强化物联网领域国家安全的思路办法，是贯彻落实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对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问题发展现状

(一)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事件多发频发

在物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物联网安全事件频发，据Gartner调查，近20%的企业或相关机构在过去三年内遭受了至少一次基于物联网的攻击［2］。2019年4月，安全研究者披露了可能是迄今最为严重的物联网摄像头安全漏洞，受影响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200万个，来自包括HiChip、TENVIS、SV3C、VStarcam、Wanscam、Sricam、和HVCAM等多个摄像头厂商，该漏洞可能使黑客能够访问监视摄像机，监视和操纵视频源或植入恶意软件［3］。2020年6月16日，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JSOF公开了19个严重影响TreckTCP/IP协议栈的0day漏洞(又名“Ripple20”)，全球数亿台物联网终端设备，小到家用打印机、摄像头，大到工业控制系统和楼宇自动化设备，都面临被入侵的风险。这一漏洞涉及医疗、航空、运输、家用设备、企业、能源、电信、零售等行业，众多世界500强的公司，如惠普，施耐德电气，英特尔等，都深受其害［4］。2020年12月，美国FBI公告称，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劫持安全性较弱的智能设备，包括具有视频和音频功能的家庭监控设备，进行swatting攻击［5］。

(二)物联网智能终端安全成为研究热点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芯片[1]。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莫名制裁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2]。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公司了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执意单方面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极其不公平，中兴通讯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的事件（以下简称中兴事件）正式开始发酵，一时间成为中国民众纷纷讨论与议论的热点话题。对于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兴通讯公司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芯片产业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当务之急所必须直面的。而如何透过芯片产业去看待中国其他的一些产业同样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这也许才是中兴事件给每一个中国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参照中兴事件的问题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对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所存在的类似问题有一些新的感触，并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发生的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的事情经过。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摘要:物联网作为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是拉动信息社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是物联网发展态势良好的同时，不能忽视物联网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信息安全的部分。本文从物联网信息安全对于个人、企业和国家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物联网信息安全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以期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

关键词:物联网;信息安全;法律问题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这一名词最早在1991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KevinAshton教授提出。自2009年8月总理提出“感知中国”以来，物联网被正式列为国家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物联网在中国受到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2011年5月，工信部《中国物联网白皮书(2011)》，该白皮书认为:“物联网是通信网和互联网的拓展应用和网络延伸，它利用感知技术与智能装?对物理世界进行感知识别，通过网络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挖掘，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达到对物理世界实时控制、精确管理和科学决策目的。”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刘云浩教授认为物联网具有三大特征: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以及普适服务智能化。目前，我国物联网技术适用领域广泛，应用范围几乎覆盖各行各业。例如城市管理，(包括智能交通(公路、桥梁、公交、停车场等)、智能建筑(绿色照明、安全检测等)、文物保护和数字博物馆、古迹古树实时监测和数字图书馆和数字档案馆等)、智能家居、手机二维码、定位导航、现代物流管理、食品安全控制、零售、智能医疗、防入侵系统等。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物联网终端将达到数千亿个。物联网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着许多法律上的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物联网涉及网络信息安全的部分，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物联网信息安全概述

物联网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制约。网络信息安全主要包括五个基本要素: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可审查性。结合上述五个基本要素的要求，可以从物联网目前的主流体系架构，分别从感知层、传输层和应用层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分析:

(一)感知层的安全问题

针对RFID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物理攻击、信道攻击、伪造攻击、假冒攻击、复制攻击、重放攻击以及信息篡改等。针对无线传感网的安全威胁。无线传感网是感知层重要的感知数据来源，在物联网M2M模式下，如智能电网和智能交通等，感知信息包括国家、行业或个人的敏感数据，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目前，针对无线传感网的安全威胁主要包括网关节点捕获、普通节点捕获、传感信息窃听、DOS攻击、重放攻击、完整性攻击、虚假路由信息、选择性转发、Sinkhole攻击、Sybil攻击、Wormholes冲动攻击、HelloFlood、确认欺骗以及海量节点认证问题。针对移动智能终端的安全威胁。随着移动智能设备的迅速发展，以移动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设备将是物联网感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其可能发动恶意软件、僵尸网络、操作系统缺陷和隐私泄露等安全问题。2016年10月21日，美国遭遇史上最严重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美国东海岸出现了大面积断网事件，造成包括Twitter、Spotify、Netflix、Github、Airbnb、Visa、CNN、华尔街日报等上百家网站都无法访问。此次“断网”事件是由于美国最主要DNS服务商Dyn遭遇了大规模DDoS攻击所致。调查分析认为，攻击来源于Mirai病毒，成为发起攻击的“僵尸节点”。主要操控的是路由器、DVR或者WebIP摄像机、Linux服务器以及运行有Busybox的物联网设备等。

【摘要】人防工程由于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从维系国家和社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积极防灾减灾的角度加以考量，采用严格的设计标准与技术规范，选取科学的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使其充分体现出其优越之处，并在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的条件下，使人防工程建设显现出较强的功能及作用。论文介绍了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体系发展历程，分析了其主要特征，并对其管理制度进行研究。

【关键词】人防工程；建设；定额体系；管理制度；标准

1引言

人防工程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也是最基础和关键的内容，有助于更好地改善民生、完善城市的功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我们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战略下全面思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防护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严格执行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体系，用完善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托，使人防工程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后盾。

2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体系发展历程概述

我国为了加强人防工程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定额管理在人防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效能，从人防工程的建设项目评估、项目决策、投资、质量控制、考核评价等方面，对人防工程建设实施全国统一的定额标准，这是一种适用于各类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标准，其中也包括对附建式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定额规定和标准，是一项专项的经济法规性内容[2]，在对我国人防工程建设的定额编制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编制进程。

2.1初始阶段（1988—1992年）

【内容摘要】当前，国际投资管理和外资准入的新形式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它在各个国家中广泛运用。我国在2019年3月15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种管理制度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但是，因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被我国引入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存在与该制度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透明度方面与国际标准还有差距等不足之处。因此，总结出近年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发展状况、分析厘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将对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产生积极作用。

【关键词】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国际经验

《外商投资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前并没有给大众呈现出一个比较正式的形式，这次的形式非常正式。这不仅凸显出我国对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重视性，更重要的是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球背景和效果

（一）国际国内背景

国际国内背景总体来说不是很好。首先以国际视角出发来看，全世界投资情况不是非常令人满意，许多事情一团糟，甚至说一些发达的国家在投资状态上显现出顽固的形式，例如因为美国政府采用了全面的保护政策，结果就导致了在向外国投资方面有着非常大的阻碍，这都从某种角度中增强了逆全球化的形势。从而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存在一种不好的状态，即压迫了中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类型的外商投资。得出结果就是：之前的竞争优势减小，但无法迅速凸显再一轮的竞争，使其占领上风。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在乎智造，所以许多事情很容易被覆盖。从国内经济看，经济新常态下国内的经济结构，现如今应该连贯地调节、转移和升华。使对外开放政策更加深入并且实施全新的开放经济体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可以推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是建设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以及自由贸易港，我们不畏惧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一切经济手段，可以冲破层层抵御和障碍。现在从国家内部看，负面清单的实施和推进，促使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型。

（二）取得的正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