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范例

摘要：国内科技水平的不断加强，助力了信息技术的逐步升级，管理措施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而信息技术与管理模式的相融合，可以明显改善信息散乱、繁杂的局面，给商业银行的经济管理向规模化层面升级创新了有利条件。信息技术在商业银行内部的普及也促进了商业银行全面革新，需要在信息化管理角度出发，来对信息化模式之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管理的影响做出研讨。

关键词：信息化建设；商业银行；经济管理

引言

信息技术、数据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终端设备的充分联合、运用，引起社会各行业领域的进一步关注和了解。银行在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完善升级时，所涉规模经济的逐步提升导致商业银行在信息技术作业环节也伴随诸多难题，所以，加强信息化技术水平，助力规模经济管理发展目标的达成，也是商业银行所要进一步注重的工作。

1.信息化规模经济管理的内涵

在对信息技术合理融入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各项信息上传的快捷性愈加凸显，管理中直接对话的态势也逐步明显，促进商业银行管理确立了扁平化发展路线。信息技术合理融入和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升级促进了商业银行管理工作快速升级，信息化模式创新了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方式、策略和业务结构。信息化管理思想方式的建立和全面执行，扩展了管理工作的覆盖面，规模边界、管理边界都在逐步拓展，增进了银行跨空间管理的快捷性，降低了银行管理成本。现实的经济规模,也助力银行管理中的边界费用不断减少。信息化是商业银行管理的全面创新。那么新时期商业银行的管理工作都必须借助专业技能和体现专业技能的方法来开展。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在商业银行发展中不断深广性运用的条件下，银行各方面信息上传的快捷性逐步加强。管理等级中跨级对话也逐步体现，银行相关管理人员能够借助智能终端设备和通讯技术，来对窗口人员工作予以监控和引导,窗口服务人员能够在跨地域的条件下给管理者上传业务报表、汇报工作。如此一来，就可能使结构精简替代以往层级化的架构，以往层级化管理体制会面临革新。并且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升级，信息化业务水平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促使了以往非框架化思想逐步向框架化思想的层面升级，促进了建设性决策快速体现集约化，但非建设性的决策便能够具有零散化，如此一来，便会导致以往无法想象的集权分权合力得以妥善处理，所以说，信息化之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2.信息化之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管理的影响

作者：叶芳 杜朝运 单位：厦门大学

美元网络外部性分析

(一)网络外部性的含义及特征

1．网络外部性的含义。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指一个消费者从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效用随着消费同一产品的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不论是物理网络还是虚拟网络，都存在着网络外部性①。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形象地描述了网络外部性现象，即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对一个拥有n个用户的网络来说，该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按照来源，网络外部性可以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KatzandShapiro，1985)［7］。其中，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由于消费某一产品的用户数量增加而直接导致的产品价值增大，也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使用者的消费效用;间接网络外部则指随着某一产品使用者数量的增加，该产品的互补品数量增多、价格降低，从而间接增加了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的效用。

2．网络外部性产品及其市场均衡的特征。

第一，外部性产品具有双重规模经济和正反馈效应。从其定义及分类可以看出，网络外部性实际上体现了需求方规模经济(Demand－sideEconomiesofScale)和供给方规模经济(Supply－sideEconomiesofScale)的双重特征。需求方规模经济是指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价值随着该产品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网络外部性与直接网络外部性的定义直接体现了需求方规模经济的特点。供给方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随着其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生产的规模经济，间接网络外部性体现了这一特点，即互补品产量的增加导致其单位产品价格的下降。无论是需求方规模经济还是供给方规模经济都会导致正反馈(PositiveFeedback)效应，即市场竞争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如果更多的人使用一种产品，从需求方规模经济来看，该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就会增加，更多的人会加入消费的行列;从供给方规模经济来看，因为其互补品单位成本的减少而降低了价格，从而也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购买该产品。两者的共同结果是该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其相应的竞争者一开始就处于劣势，无法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其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甚至原有的市场份额也被侵蚀，最终只能退出市场。

第二，网络外部性产品的市场均衡具有路径依赖和锁定(Lock－in)性。网络外部性市场中，已有的消费者决策受其前期决策的影响(即消费惯性)，后进入的消费者决策不仅受到前期消费者决策的影响，还受到前期市场初始事件的影响，即路径依赖。初始条件或偶然事件使得某种产品首先进入市场，其用户基础得以形成、互补品得以发展，正反馈效应进一步推进了市场均衡向着有利于该种产品的方向演变，市场将最终均衡于由该产品垄断的状态。因此，一旦路径依赖最终选择了某种产品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在正反馈效应下，这种垄断地位往往具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使得网络外部性市场均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往往会锁定在这种均衡状态中。

一、农业产业化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

（一）农业产业化通过工业布局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韦伯理论认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区位，即将生产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的地点。具体做法是根据运输费用来确定生产成本最小的地点，因此农产品加工一般会聚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的交通业十分发达，信息传递也十分高效，为降低成本，农业产业主体也会集中在城镇区域。这种聚集既促进了产业发展的高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目前，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状况来讲，农村的运输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业产业主体会因地制宜地布局在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主要原因就是要素的流通和使用决定了农村城镇化的快慢。农业产业化要求以盈利为目，以经济效应为导向，此种导向必然会使产业生产主体降低成本。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的价格低，这会吸引大量的农业产业主体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这也会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以前从事耕作的农民会因为更高的工薪去从事龙头企业雇佣下的工作，农村劳动力会以这种方式转化成城镇劳动力。这种最优区位布局驱动着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产生作用。

（二）农业产业化通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村城镇化

在全球发生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产业革命后，大部分的生产劳作工具已经规范化，如生产线更是普及，规模经济发展得以形成，产业化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产业内部达到合适的经济规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条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充分使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而如何使用规模经济也显得格外重要，使用标准化的分工，不断提高科技进步，高效率的融资和大企业的收购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劳动工具不断革新，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也不断提高，原本的耕地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基地。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方式是龙头企业去经营生产基地，具体措施为建立农民与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要素，农业产业化发展地是否成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利益联结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在这个利益联结体里，不管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销售者，都会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不是每个参与者的利益都是均等的，要根据其对整体效益的贡献来作出合适的分配，并且分配要以公平为原则，这样的利益联结机制才是有效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大企业比较少，其吸收能力有限，并不能和农民的利益有效地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龙头企业的运行效率就会很低。为了更好地与农民互动，可以让农民更加地融入到这个企业，可以通过农民参股的模式，农民会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积极参与到龙头企业经营工作中，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撑力量，可以更好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生产基地的规模经济效益会使农业产业经营收入增高，农民反过来也会因为更好的社会福利而涌入城镇，这就壮大了城镇化的发展。这些涌入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资源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劳动力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需要劳动力要素去支配，其他生产要素只有和劳动力要素结合，才能产生价值，所以农业产业化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不仅将人口城镇化，也促使了劳动力资源在城镇区域的合理配置，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为发展中的城镇创造经济价值。

（三）农业产业化的外部效益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时，它的影响就超出了农业的范围，其外部效益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比如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这种旅游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收入，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可以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也促会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如生态农业旅游，餐饮，物流等。由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会吸引大量的就业，对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具有重要贡献，而且服务业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更能直接对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产生影响。因而，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忽视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应以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点为着力点，这样农业产业化就能通过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此外，产业化的农业已经与单纯的第一产业不同，基本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拥有大量的资金，农业产业化也要与运输，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这些都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将城镇化过程中分散的资源聚拢后进行科学配置，使城镇化的发展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均衡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践偏差，农村与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农村经济也进一步分化，产生出自己的二元结构，即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并存的现象。就农业本身而言，人们将农业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看成是“弱质”资源，一直关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路径选项。本文从中国过渡农业现实和农业成长经济理论出发，探讨中国现代农业道路的模式选择。   1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过渡农业：理论标准与中国现实   1.1理论标准   何谓传统农业？“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成为传统农业”[1]27。舒尔茨提出了判断传统农业的标准：（1）要素标准。“农民用的农业生产要素是自己及其长辈长期以来使用的，而且在这一时期内，没有一种要素由于经验的积累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33。这里要注意的是，要素是世代经验积累的要素而且没有明显的改变。（2）稳定性标准。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即已有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是有效率的，即它是有效且贫穷的。现代农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既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更主要应以当时发达国家既有现代化成果为参照，不同时期也应该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人们以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来概括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质。改革开放后，关于现代农业的内涵有了一些新的表述。例如：（1）以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代替原来的“四化”；（2）用现代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来概括现代农业的内涵；（3）还有人认为，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发展农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以区别于以往把现代农业等同于“石油农业”的偏向。“现代农业就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生产和经营，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农业”[2]。何谓过渡农业？迈克尔•P.托达罗把农业生产演变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3]：第一和最原始的阶段是纯粹的、生产率低下的、基本上处于仅足糊口水平的传统农业；第二个阶段是所谓的多样化或混合的家庭农业。在这一阶段，生产的产品一部分供自己消费，而另一部分则销售给商业部门；第三阶段可称为现代化的农业，在这一阶段，专门从事为满足商品市场需求的高生产率的专业化农业。舒尔茨认为，任何一个农业获得了一种有利的非传统生产要素的国家或社会都属于这种过渡类型。按农业所达到的阶段和已经准备好并可以采用的有利的新农业要素的数量来看，这是一个包括广泛的农业部门的大类型。这一定义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上较少操作性。卢荣善教授认为应对其加以适当补充[4]，即“运用一种现代生产要素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适应性调整的农业属于过渡型农业。”它具有以下一般性特征：（1）生产单位是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生产经营的复合体；（2）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并用，且呈上升趋势；（3）农业土地生产率并不低但劳动生产率低下；（4）产业结构单一；（5）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力大，等。   1.2中国现实   从上述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和过渡农业的涵义和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基本上正处于托达罗所说的第二阶段、舒尔茨所说的过渡型农业，是一种二元农业结构，它既有现代农业的“缩影”，又有传统农业的“影像”[5]：（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成员权均分土地，土地条块分割，插花式土地分布状态，很难实现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技术使用的边际成本较大，受土地规模和经营能力的限制农业机械的使用率较低且更多的还停留在提供社会性服务的层次上；（2）农民的教育水平较低，“向农民投资”不够，农民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的协整能力低；（3）由于受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影响，采用技术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理性”；（4）长期以来为解决温饱或脱贫问题，人们重视农业技术的经济性能而忽视生态性能，农业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的现象较为普遍，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差。   2农业经济：规模经济抑或成长经济   规模经济简单地说，是指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的特性，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是一种有效且均衡的经济状态。规模限制主要有三种情况：（1）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限制被假定为随着单个产品的额外数量被生产出来后，生产单个产品的成本上升，一般认为是由管理局限（规模太大导致管理成本越大）带来的；（2）在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市场经营主体模型中，这一限制一般认为是由市场局限（导致销售收入降低）带来的；（3）除了以上两种情况，现代经济学家已开始注意到由于不确定性前景（由于搜寻信息的成本和弥补风险的需要）给规模带来的限制。对于中国农业而言，主要是第三种情形造成的。所谓“成长经济”，简单而言，可以认为是不同于“规模经济”的一种经济，即不是由市场经营主体达到的所谓“规模经济”而导致的“经济性”，而是由于其成长导致的原来没有利用好的资源更好地被利用的一种“经济性”。成长理论认为，生产过程的“输入”并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产生的服务”，资源可以穷尽，但生产服务却很难。成长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成长经济是一种内部经济，“成长仅为在给定条件下的规模的调整……规模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有‘最适宜’的”[6]2。无论在什么时候成长经济的获得都是一个过程，是过程均衡；规模经济是一种状态，是结果均衡，是成长经济的副产品。这一过程使内部不断涌现出未经使用过的生产性服务或使原有资源的生产性服务得到充分利用。成长经济可以是规模经济，也可以不是规模经济，成长经济可以存在于任何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企业或农户中。因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6]120：成长经济与最有效地利用社会的资源是一致的，但过去成长的结果———任何时候所达到的规模———可能并不具有相应的优势。中国农业成长经济可以看成是在稳定的基本经营制度和已有的土地规模下，由于农业投入（主要是资金和科技）的增加，使农业内部资源使用效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提高，从而使农业经济增长或农户收入增加而导致的经济性。这些“经济性”包括许多农业资源生产性服务的“免费”的利用：土地撂荒减少、土地生产率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提高、农户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增加、农业资源重新配置和农业投资方向的改变等。#p#分页标题#e#   3现代农业道路与中国选择   3.1现代农业道路选择及其理论依据   西方农业生产经济学从微观经济研究出发，把农业资源称作“农业生产资源”，认为一切农产品都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耦合而成的，并把资源分为土地、劳动、资本和管理。其中资本是指一切人类生产之物，如人工降雨等人类加工的自然物，以及人造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机械设备等，实际上就是本文所探讨的农业技术产品供给；管理是指人们组织经营的能力，其中包括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力，实际上就是技术需求能力。而在农业中，技术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机械技术，二是生物（化学）技术。机械技术属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它的开发和发展，一般是由劳动资源不足和短缺引起；生物技术属于“节约资源型”技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对技术有不同的选择，一般来说都是根据人地比例状况进行选择。大体上有三种类型[7]：一是人少地多国家，如美国，侧重用机械代替劳动；二是人多地少国家，如日本，侧重于采用生物技术，弥补土地不足的缺陷；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类型，人地比例中等，如法国，既重视生物技术，又重视生物技术。   3.2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   关于中国现代农业道路取向，国内外学者大体认同“人多地少”模式，强调技术、资金投入和规模化经营。如舒尔茨（1994）指出“当欧洲还处在黑暗时代地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当时的农业现代化。……中国有非常成功的历史，农业非常发达，靠劳力密集，但是没有发展成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盖达尔•约翰逊认为“为了使生产率继续提高……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大量替代。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也必须不断扩大••••••从长远而言，中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持续的现代化。”[8]林毅夫（1994）认为“家庭农场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的更为适当的制度，中国的未来改革应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农户制度的地位”[9]。   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传统农业所占比重大、传统农业的路径依赖强的中国而言，现代农业道路选择仅从技术或单纯的“资源比”视角来看是不全面，从某种角度来看，也不能发挥中国农业生产资源的比较优势———人多。依据彭罗斯的成长经济理论，资源是可以穷尽的，但资源提供的服务是无限，由此可以判断依靠技术、资金投入、规模化经营不是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唯一选项。   从中国过渡农业的位势和农业成长经济的理论出发，我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道路取向，应该是双重的。一是走中国“式”现代农业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农业。饭沼二郎在批评日本农业现代化时，认为日本应向中国学习，中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提出农业发展要重“式”的问题。中国现代农业道路选择要尊重中国传统农业的“式”———精耕细作的绿色农业。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现行农业的制度生存空间，也是现行农业存在的主体模式。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张晓山，2008）。因而片面的追求技术资金的投入和所谓规模化经营既不符合农业成长经济规律，也不符合现行的稳定农业家庭联产承包的政策，更不符合中国农民的技术使用行为心理的差异性、传统习惯和现代技术的协整能力低下的现实。因而应从农业过渡阶段的发展位势和农业生产资源服务出发，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绿色农业。胡培兆认为，“按科学的种植和管理能培养出优质绿色农产品，就是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的前途在于发展机械化大农业与劳动密集型的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化农业”[10]。二是走世界现代农业道路，这一道路选择的主体主要现代农业因素占的比重较大的农业部门，比如国有农场以及规模化经营条件成熟的发达地区乡村农业。就技术投入而言，中国要走机械技术和生物技术并重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以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实现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益双提高。

一、基于经济学的广告的作用和效果

（一）降低交易成本

广告在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它可以利用较低的费用广泛的传播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对于厂商来说，广告的传播形式丰富多样，并且传播效率快。如果广告做得好，那么通过广告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就会大大增加，从而提高相关商品或者服务的销售量，因而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当企业因为广告而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广告投入的成本时，广告的总体成本比例就减少了，特别是在利润越大的情况下，广告的相对成本就越小。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获得广告的信息大部分情况下是无偿的，这比起消费者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产品的信息相比例如购买产品使用手册等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要低很多。特别是在多媒体，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广告几乎无处不在，人们获得广告的途径也越来越多，相对应的成本也就越来越低了。因此，广告可以降低整个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易成本。

（二）广告可以制造和扩大规模经济效应

广告在某个成本数字下，它是有时效的，即广告的效应和时间是成比例关系的。要确保广告的作用和效果，就需要将广告作为一种资本投入。一般有效而又成功的广告投入，可以使得企业的规模和报酬的成本增加，比如现在比较有名的饮料加多宝。加多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广告成功的案例。加多宝在我国饮料市场中从无到有，从零销售到现在占据我国饮料市场一席之地，都得益于其成功的广告策略。而广告的成功，又使得整个加多宝产业利润大规模增加。因此，可以得出，广告是可以帮助企业制造和扩大规模经济效应的。

（三）扩大知名，开拓市场

广告不仅能和消费者进行沟通，将商品和服务等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并且通过各种方式让消费者理解和信服，还能到达可能多的消费者，尤其是目标消费者，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品牌的回忆度、知名度和第一提及率，在消费者的认知和记忆世界中同其他竞争对手展开角逐，抢占更多的品牌占用空间，占据同类竞争品牌等级阶梯上的高端。如果消费者对一种新上市的产品或新推出的业务不了解，产品就很难打开销路，特别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能使消费者关注企业、产品，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

摘要：虽然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能够给予小型微利企业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支持，但由于小型微利企业的管理较为松散，人员素质不高，税务核算不够完善等缺点的存在，使得小型微利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时存在局限性，甚至影响企业今后长足的发展。企业一定要贯彻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强企业各方面的建设，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福利。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经济效益

一、小型微利企业的概念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一些特定的企业，以从事国家合法的，支持的，以及非限制的，非禁止的行业，同时要求符合企业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能超过300万元、且企业的从业人员总数不能超过300人、企业的资产总额也不允许超过5000万元，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为小型微利企业。

二、企业所得税现行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在2019年，我国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都推出多项有关于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其中主要针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条件放宽；另外一方面，小型微利企业的减税政策。目前，被认定为的小型微利企业，大约有1798万户。在全部的纳税企业总体中，所占份额接近95%。民营企业所占小型微利企业的份额为98%。认定标准调整后，95%以上的纳税人都将会是小型微利企业。我国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一方面先后进行了6次扩围，到77号文件公布的上限为100万元，一次性提高了50万元之多。小型微利企业的减税政策具体体现在，引入了超额累进计算方法，加大企业所得税减税优惠力度。举例说明：某农业公司，在2019年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小王作为公司财务在财务作业中发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出台后，缴纳的所得税变化较大，试问在政策出台前后该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分别为多少？会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解答：我们可以知道此前该公司并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范围，那么该公司就需要按照25%的法定税率来缴纳企业所得税。即300×25%=75万，但是根据新出台的优惠政策，企业所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则为：100×25%×20%+200×50%×20%=25万，由此得出政策调整后应缴企业所得税所得税减少，减少了50万。所以使该公司经济负担大幅减轻，能够购进先进的设备，提高产量，扩大企业规模，拥有更大经济利益。

三、现行政策的实施情况

【摘要】在中国经济学近代的飞速发展进程中，西方经济学融入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与轨迹，从方式方法到学科定位与范畴，都有着西方经济学的影子。本文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起源讨论到它在现代中国经济学中影响的具体表现，作简要分析探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我国国情影响，对西方经济学对认知了解非常局限，进入视野并着手研究的只有凯恩斯经济学和外国古典经济学，例如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当时我国经济学家面对亟须发展的中国，对凯恩斯经济学最为重视，并引进了一些其他西方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全面支持我国现代经济学发展。

一、分析方法的影响

从分析方法开始，西方经济学为我国现代经济学的萌芽阶段提供了思路。主要包括实证分析法，结构分析法，制度分析法，下文一一论述。

（一）实证分析法

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析方法，对我国很多稳健型经济学者产生的影响较大，它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范分析的方法而言，注重分析当前的经济现象，而非解决现存问题。它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辩证的论述实证衍生出的假说。此流派经济学者研究问题冷静客观，不受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左右。他们给经济学带来了道德中性的定位。鉴于我国经济的良好增长势态，目前西方经济学家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上，也开始逐渐发展规范经济学。

一、教育经济学视角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战略问题

（一）高职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下的教育资源供需均衡问题

第一，我国高职教育技术人才培养的供需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供需失衡。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供需失衡表现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总供给量与人才市场总需求量之间基本平衡，但高职院校的各专业人才供给量与人才市场的专业岗位需求量之间存在供给不足和过剩并存的问题。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人们普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客观上需要形式多样的教育形式。但相对本科高等院校，国家及地方财政对高职院校拨款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职院校的教育供给能力。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性供需失衡的根源在于高职院校未能充分获取就业市场的即时信息，从而使得其专业设置方向和课程开发内容与人才市场需求相脱节。第二，高职学生的择业选择方向与区域人才市场的岗位需求相脱节。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方向的转型，由此导致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和授课内容都同步发生变动。但在高职教育目标市场上，学生及其家长对于高职教育事业的大众化教育方向转型缺乏必要的认知，他们期许通过大众化的高职教育来达成其心中所追求的精英化就业目标。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及其家长所期许的就业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导致高职学生在毕业后通常选择等待高端就业岗位而拒绝接受低端岗位就业机会。高职毕业生基于错误就业理念的择业选择既约束其自身的就业空间，亦使得部分用人单位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最终造成就业市场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第三，消费者的理性决策能力缺失亦是导致高职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下的教育资源供需均衡问题的关键。当前高职教育战略体系难以满足高职教育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行为。传统的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清晰地知晓其购买商品的价值及技术属性，消费者可以根据其对商品的透彻认知做出相对理性的交易决策。但是高职教育事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或服务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一是消费者对其所购置的高职教育服务性产品的具体品质参数缺乏理性认知，从而使得他们在购买高职教育服务决策时难以做出相应的理性决策；二是高职教育服务的价值实现过程较为漫长，教育事业消费者在享受高职教育服务时难以有效甄别提供该项教育服务的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但高职院校要求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接受教育与否的决定。教育消费者为克服自身消费决策的盲目性，通常采取将高职院校历史沿革下来的声誉作为其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教育消费者依据声誉做出的高职教育消费决策却难以有效揭示不同高职院校的个性化教育模式的优劣性，更难以评判该高职院校的个性化教育模式是否适合该受教育者的性格特征和学习需求。

（二）高职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下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问题

第一，高职办学层次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耦合存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教育事业步入快速发展期，作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交叉领域，高职教育已成为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但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分析，高职教育存在办学层次结构单一、培养出的人才其实践动手能力不足且职业素养不高等问题。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要求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模式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但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在升级人才培养的技术层级方面动作滞缓，缺乏大力培养掌握高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来替代为传统产业所培养的通用技术人才的能动性，从而表现为人才培养层次结构明显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局面。第二，高职区域结构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耦合存在问题。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呈现显著的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东部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样，东部地区有充裕的财力和教师人才来支持其举办较高水平的高职教育，中西部地区的高职教育从数量到质量上整体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高职教育还存在城乡差别及一二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别。该差别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地方政府对高职教育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能力，进而影响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高职教育的区域结构不均衡性导致高职院校所培养的技术人才供求失衡，进而制约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三）高职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下的教育规模经济问题

第一，高职院校的规模不经济制约有限的高职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率。高职教育规模经济是指在保障高职教育技术性人才供给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扩张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而引起单位高职教育办学经费投入所带来的高职教育办学收益增加的经济现象。高职教育规模经济揭示了高职教育各办学要素的集中程度和优化配置水平与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规模经济理论表明，在一定人才培养规模范围内的高职院校规模有利于增进高职教育办学经费的利用效率，超过一定规模的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利用效率和高职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下滑，其高职教育边际效益趋向于零，乃至跌落为负数，从而导致高职院校的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导致高职院校的生均办学经费支出成本过高，从而削弱其践行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的能力。第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多种形态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与普通高中和本科院校大规模扩招相比，我国高职院校的办学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虽然近年来高职教育发展的绝对速度较快，但仍然缺乏足够魅力吸引考生报考。其根源在于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者从思想层面对高职教育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认知，导致其在做高等教育决策中偏向于扶持本科院校建设；高职院校的实践课程耗费较多教育资源，导致多数高职院校所收学费水平高于普通高校；各地高职院校以较小的办学规模艰难地生存，这种规模不经济状态弱化其提升办学质量的能力；我国部分高职院校存在脱离其办学实力而盲目扩张，总体办学规模过大亦导致规模不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