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例

一   汉语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各个时期文献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并不是相同的，反映在程度副词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文献中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中古汉语时期。此期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两类。这两种文献是不同质的，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不少显著性的成果，如朱庆之［1］［2］［3］、胡敕瑞［4］、陈秀兰［5］［6］［7］等。在研究汉语特别是中古汉语的时候，一方面应该把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二者的比较研究，因为通过比较，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历时的变化，还可以辨清两种语料语言上的差异。程度副词与人类的认知行为关系密切，能够敏锐地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中古汉语时期的若干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作穷尽式统计分析①，以程度副词为切入点，考察这两类文献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并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   比较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程度副词，可以得到六种不同的类别:1．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2．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3．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4．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5．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6．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以下分别叙述。   (一)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   中古汉语继承了为数不少的上古汉语程度副词，其中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都使用的程度副词很多，如“最、至、极、最为、绝;太;甚、大、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益、弥、更、愈、滋、加;小、少”等②，它们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又不尽相同。其中，“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词是上古汉语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中古以后继续广泛使用。如:(1)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论衡•言毒》)(2)时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极甜，若压取汁，还灌甘蔗树，甘美必甚，得胜于彼。”(《百喻经》，4∕545b)(3)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汉书•成帝纪》)(4)太子睹妻哀恸尤甚。(《六度集经》，3∕10a)除“更;小”外，上古时期使用不多的程度副词，如“最为、绝;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更、加”等，在中古汉语仍保持较低的使用频率。如:(5)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世说新语•德行》)(6)汝等恭肃净施饭食，具设众味当令绝美。(《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15∕452a)(7)诚岁余以来，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然，必置沟壑。(《汉书•元后传》)(8)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众人中犹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悚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法句譬喻经》，4/585b)   (二)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主要有“穷;已;孔、偏、丕、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③。此类程度副词在上古时期的使用频率不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古汉语之中。其中，程度副词“穷;偏、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使用不多，虽沿用到近代汉语之中，但仍不常见。如:(11)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洛阳伽蓝记•城西•大觉寺》)(12)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汉书•苏建传》)(13)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汉书•项籍传》)(14)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已;孔、丕”等词主要见于上古汉语，中古以后使用频率下降，近代汉语以后则基本消亡。如:(15)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三国志•魏书•荀攸传》)(16)神监孔昭，嘉是柔牷。(《宋书•乐志二》)(17)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南齐书•乐志》)   (三)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   这类程度副词仅“益大”一词，它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只用于变文。如:(18)七日既满，益大欢喜。(《撰集百缘经》，4∕208a)(19)魔见三女还，皆成老母，益大忿怒。(《修行本起经》，3∕471a)   (四)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较多，主要有“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深自、深为、痛;转、更倍、益更、益加、转更、倍加;微、稍稍”等。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不均，其中，以“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转;微”等词的使用为常，且沿用至近代汉语之中。如:(20)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南齐书•褚炫传》)(21)复闻一臣道，外沙门被杀者多，所有者少，极为懊恼，闷绝躄地。(《阿育王传》，50∕107c)(22)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金匮要略方论》第六)(23)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尝微悔。吾以许焉，尔无违矣。”(《六度集经》，3∕9c)“深自、深为;益更、益加、转更、倍加;稍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得使用频率均不高，近代以后仍继续使用。如:(24)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恸，绝而复续。(《宋书•张邵传》)(25)今者威颜，益更鲜泽。(《撰集百缘经》，4∕217a)(26)吾甚怜爱，倍加开奖。(《颜氏家训•勉学》)(27)王闻语已生欢喜之心，倍加恭敬，作礼而去。(《阿育王传》，50∕128c)“痛;更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使用均不多，近代以后消失。如:(28)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书•食货志》)(29)已身中更苦痛剧。(《漏分布经》，1∕853b)(30)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痼，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热在里，结在膀胱也。(《金匮要略方论》第二十一)(31)虽有生死，所更倍好。(《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14/12a)#p#分页标题#e#   (五)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颇多，主要有“第一、最差、至为;伤、太伤;雅、笃、正、差1、精、酷、不胜、奇、独、全、尤为、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倍、稍益、弥复、稍更、愈自、更加、更愈、尤加、益复、益自、愈加、愈甚;稍、粗、多少2、略小、稍少、稍小、少小、小小”。以上词语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不一，其中“至为;差1、精、酷、不胜、奇、全、尤为;倍、愈自、更加、尤加、愈加;稍、粗、多少2、略小”等词，延续到近代汉语之中。如:(32)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世说新语•简傲》)(33)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宋书•本纪•武帝上》)(34)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宋书•王微传》)(35)家无储积，无绢为衾，上闻之，愈加惋惜。(《南齐书•萧赤斧传》)“第一、最差;伤、太伤;雅、笃、正、独、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稍益、弥复、稍更、更愈、益复、益自、愈甚;稍少、稍小、少小、小小”等词，仅在中古时期使用，近代以后消失，它们反映了中土文献在程度副词使用上的一些特征。如:(36)收待霜降。伤早黄烂，伤晚黑涩。(《齐民要术•种葵》)(37)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汉书•杨敞传》)(38)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南齐书•文惠太子传》)(39)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六)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有“极大、极甚、最大、最极、最是;大甚;转倍、倍复、倍更、倍益、更复、更益、甚倍”等。这些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均不高，且仅见于佛经文献，是具有佛经语言特色的程度副词，如:(40)悉见世间勤苦者，尔时极大愍伤。(《道行般若经》，8∕462c)(41)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极甚端正。(《佛本行集经》，3∕770b)(42)若有菩萨闻是三昧信乐者，其福转倍多。(《般舟三昧经》，13∕907b)(43)若令学若为读，其福倍益多，何以故?(又，8∕437a)以上词语除“最是、极甚”外，其它成员均在近代以后消失。   三   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是不同质的，它们的语言面貌不尽相同，反映在程度副词的使用上就会有同有异。二者相同的部分呈现了中古程度副词系统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中古程度副词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不同之处则反映了两种语料性质的不同，从而折射出二者在历时演变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两种语料口语性程度的强弱。总体来看，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主要受到使用频率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使用频率   频率的高低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决定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使用频率是词语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其使用范围自然就广;相反地，其使用范围就小。程度副词在中古汉语的使用情况也是这样。   1．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使用。中古时期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既有上古汉语已经广泛使用的成员，如“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也有上古时期出现而在中古发展壮大的成员，如“更;小”等。它们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不俗的表现，是中古时期程度副词系统的主要成员和中坚力量，代表了中古汉语程度副词的基本特征。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在这些词语的使用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在两种文献中基本一致。   2．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常常用于一种文献之中。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或仅见于中土文献之中;或仅见于汉译佛经之中。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自身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程度副词自身的特点所致。一些继承上古汉语而来的程度副词，其生命力不强，它们或者使用频率较低，或者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它们往往只出现某一种文献之中;一批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以后逐渐消失。因此，它们是具有中古特色的一批词。   (二)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又一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的被较多地使用，处于衰落过程中得程度副词往往被较少使用。由于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自身口语性的差异，因此处于不同阶段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差别比较明显。   1．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被较多地使用。汉译佛经的口语性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多用于汉译佛经之中，如“更”。程度副词“更”在先秦时期已有使用，但数量不多，中古以后发展迅速。其特征是时代越晚，“更”的使用越频繁，如《史记》3次，《汉书》4次，《三国志》15次，《世说新语》6次，《南齐书》8次。以上是中土文献，“更”在汉译佛经之中使用更多，如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分别使用5次、14次、14次。可见，在两种文献之中，“更”都获得了较大地发展。   2．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而少见于佛经文献，如“愈、弥、益、滋”等。它们的衰落与“更”的大量使用形成鲜明对照。“愈、弥、益、滋”等词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在中土文献中仍较多，使用频率依然不少于“更”，特别是“益”和“愈”。不过，“更”在翻译佛经中的使用频率却远远高于“愈、弥、益、滋”等词，如“更”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都有使用，而“愈、弥、益、滋”在此三部文献均无用例。#p#分页标题#e#   3．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中单音词、复音词的分布不同。复音化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程度副词也是这样。上古时期复音程度副词已经出现，但为数不多，在词汇系统中所占比重不高，沿用到中古汉语之中的复音词很少，它们在两种文献均有使用，差异不明显。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的有单音词和复音词之分，复音词的数量较上古有大幅增加，在词汇中比例显著增高，而且单音词、复音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分布不同。其中，不少单音词仅见于中土文献;而复音词较常用于汉译佛经，特别是仅见于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均为复音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在语言使用的差异。   (三)原因解释   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的使用存在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文献并不是同质的，对语言真实面貌的反映不尽相同。一般认为，汉代以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开始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语料的语言成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正如汪维辉先生所指出的:“综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典籍，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语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织在一起。因此语料的语言成分较为复杂。”［8］(P17)正统的诗文、史书、某些文人著述等大都很少或者几乎不反映口语，口语性较差。而翻译佛经、小说、民歌等语料又较多地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性成分，相应地它们反映口语的程度就较高。   对于程度副词而言，一方面是汉译佛经主要以口头宣讲的形式传播，它的口语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它必然首先选择那些口头常用的、人们熟悉的程度副词，而那些日常少见、渐趋消亡甚至带有仿古色彩的程度副词则少用或不用;另一方面，中土文献自身的情况也很复杂，既有《世说新语》这样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也有史书等口语性稍弱的语料，因此中土文献中既有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也有一些沿用上古而来或中古新兴、使用频率不高或渐趋衰微的程度副词。   新兴程度副词的结构形式及发展趋势在两种文献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少中古新兴的单音程度副词只见于中土文献，不见于佛经。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可能与佛经翻译者的汉语水平有关。现有材料表明，除严佛调、康孟详外④，对于其它佛经翻译者来说，汉语都不是他们的母语，汉语是他们的成年之后习得的，他们的汉语水平肯定不如汉本土士大夫那么纯正和地道，因此他们多沿用那些上古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而较少采用那些新兴的程度副词。复音化是汉语发展的总体趋势，在这种大环境下，程度副词的复音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佛经还是中土文献都出现了不少复音程度副词。   在复音化过程中，音节节奏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为了适应音节节奏而将两个或几个单音程度副词组合起来，这种现象中土文献中有，而汉译佛经中更加普遍。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变体，佛经的文体形式很特别，“一方面讲求句子的节拍字数，另一方面却不像传统韵文那样讲求押韵，通常为四字一大顿，两字一小顿”［2］，这种特殊文体的需要，决定了佛经对复音词的需求是很大的，它比中土文献更易于使用或出现一些复音形式。为了满足数量较大、篇幅较长的译经需要，翻译家们会尽力搜求汉语已有的复音词，如果在译者个人言语的词汇系统里没有足够的双音形式可供选择时，就不得不创造一些双音甚至多音的表义形式。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佛经中的复音程度副词一部分可能来自当时口语，如“极为”、“甚为”、“深为”、“深自”、“转更”、“稍稍”等;另一部分则是译者的创造，仅见于佛经的新兴程度副词全部为复音形式。这些新兴的复音词基本上是程度副词的同义连文形式，诚如董志翘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四字的‘顿’中，在表达相同语义的前提下，为了形式的整齐，往往用同义复迭的办法来凑足音节(当然有时也有用省略应有虚词的办法来满足四字格的)。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单音词，所以同义单音词的复迭成了首选的手段”［9］。不过，它们的使用频率一般都不高，很多在佛经中也只有一两例，而且除极个别词语沿用至近代汉语外，绝大部分在近代汉语时期已基本消失。

摘要:

留学生在高级阶段词汇学习书面语词汇增多，尤其是成语以及四字格词语数量较多，这种特点决定了学生对词语中字义的理解尤为重要。词汇教学中适当对汉字字本义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只懂词而不懂字的现状，让学生的词语学习能够触类旁通，增强词汇理解力与记忆力。通过对字本义的分析解释，让学生能够从汉字演变的角度来理解字义进而理解词语，可以增加学生的汉语文化底蕴，深化汉语学习内涵。文章阐述了高级阶段词汇教学字本义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字本义分析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以字解词”策略，“字本义和引申义相结合”策略，“编织‘词语局域网’”策略，并总结了字本义分析策略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高级汉语;词汇教学;字本义

在给留学生的高级班讲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级汉语精读教程II》这本教材时，第一课的新词语中有一个词语“履行”，这是一个书面词，教材中对该词语的释义为“实践(自己答应做的或应该做的事)”，同时课文给出的搭配的短语有履行诺言、履行合同、履行手续，列举出的相同语素的其他合成词还有履约、履职。“履行”一词在给学生讲解时，如果只按照词典的释义解释并举几个搭配短语的例子，学生可能也会掌握，知道履行这个动词要搭配合同、手续这类名词，表示做应该做的事情。不过这种讲解是否更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该词语?学生能否自如地运用词语并将该词变成自己汉语词库中的一员呢?由于笔者也给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概要课程，在给留学生讲解古汉语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古代汉语的接受程度要高于教师授课前的期待。古汉语的字义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古汉语学习中学生们会接触到一些与我们现代汉语稍有不同的汉字本义的内容，而这对学生理解相应的词语有很大的帮助。还是以上面提到的“履行”一词为例，《说文解字注》中对“履”字的解释为“足所依也引伸之训践。”［1］也就是说“履”字的本义是鞋，我们从“鞋”这个意义可以引申为“践”，也就是“踩”的意义。“践”的相关词有“实践”、“践行”，这个词和“履行”就更接近些了，学生理解起来就更容易了。同时也很容易延展出“履约”、“履职”这类词语，这样的字义变化梳理，不仅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还能便于学生们掌握以“履”为中心的一系列词语，并还原汉语词汇的本来面目。

一、留学生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特点与预期目标

(一)高级阶段的学习目标

1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障碍分析

首先从学生授课基础看，蒙汉双语班学生古汉语、古汉文基础普遍较低，古文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蒙汉双语专业生源主要集中在内蒙东部地区的纯农牧区，调查赤峰学院近三年（2010年—2013年）的蒙汉双语专业生招生情况来看，来自通辽，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纯农牧地区的学生占主导.对赤峰学院在校的蒙汉双语专业103学生进行的调查问卷分析中发现86人来自纯牧区，93人家庭中纯蒙语交流，103人没有古汉语，古汉文基础.这些学生所成长的环境是纯母语环境，对汉语的学习只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课堂应试教学，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用蒙语授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汉语的特殊语言培训，也未曾接触过古汉文，所以在汉语读写听说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尤其古汉语，古汉文基础相当薄弱.汉语理解，阅读能力参差不齐，所谓不齐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横向比较中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学生汉语水平较高，理解阅读能力较好，而纯农牧区的学生汉语水平较低.其次是纵向比较中同一学生蒙语理解，阅读能力高，汉语理解阅读能力较弱，如何提高这些学生的汉语和古汉语基础水平，继而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有效教学是一项难题.采用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和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深化内容的教学方法显然不适于蒙汉双语学生的学习现状，图文并茂，视觉和听觉结合，表演为辅助手段的情景化教学更适用于古文初学者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

其次从学生学习心态和心理上看，面对古文课程有畏难心理，学习兴趣不浓.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性质来看，属于难度较高的课程.本课程内容丰富，包括作者、作品、流派、文学思潮、社会背景等等一系列的繁杂内容；从时代来看从先秦开始至近代，年代跨度较大，故作品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反映的生活与当代距离较远，对古文基础薄弱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造成了畏难情绪，进而造成了教学障碍.从赤峰学院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问卷（2014年4月14日）得知，三个不同年级的103名学生中98名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学习难度较大，在尚未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2013级蒙汉双语专业23名学生中只有4名同学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表示感兴趣，可见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对这门课程存在很严重的畏难心理.情景化教学是通过情景模拟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能更直观，形象地把教学内容和授课体验输送给学生，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据调查报告分析得知赤峰学院2010级、2011级、2012级三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共103人中，乐于接受《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情景化教学的学生84人，乐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19人，由此可见古汉文基础水平普遍较低的蒙汉双语专业学生更愿意接纳情景化教学方法.情景化教学手段有很多种，如采用图像，音频，视频，文字，自主表演等形式再现教学内容.如：在讲授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窦娥冤》时，可以选取片段让同学们分组表演，在练习台词时不仅提高了对古文的解读能力，更是加深了教学内容印象.基于授课学生的特殊性，课程本身的特殊性，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程选择情景化教学更加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古文学习氛围和提高学生积极性，从而能够提高其教学效果.

2情景化教学模式的实践方法

2.1与知识构建相结合

蒙汉双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为提高蒙汉双语专业学生古汉文理解，分析能力，提高汉文修养，为培养蒙汉兼通的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这里强调的是蒙汉兼通的综合性、应用人才的培养.单纯的，单一的认知性情景化教学模式无法使学生在所涉及内容外围形成更多的相关知识体系，无法完成知识的构建，更是无从提起综合能力的提高.情景化教学应该和知识结构的构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系统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古文阅读，解析能力.例如：在讲授李白生平的时候，可以选取李白与酒的图片，以点带面讲李白与酒的关系，然后让同学去找李白写酒的诗歌，让同学们解读李白诗歌中的酒意象，使同学们很直观、形象地感受李白与酒的关系的同时，又留有空间让同学们自主去解读和思考，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整体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情景化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知识构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能使知识独立化，单一化.使用情景化教学方法讲授阶段性内容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的整体把握.如：在讲授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时可选用人物图片，视频片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课外还可让同学们自主去表演小说中人物，开展讨论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作品品评等，同时必须还要用文字的形式让同学们把握明代小说的源流和发展概况，可采用多媒体简明的方法，屏幕上演示如下文字：秦汉时期（史传文学）———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明清时期（可谓空前繁荣）———近代（把古代的和现代的结合，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同学们对小说发展史有整体的把握，有利于学生古代文学小说史知识的构建.

2.2双主体原则

摘要：由于中医英语翻译缺乏统一的标准，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内涵深厚，导致在翻译时出现一词多意、冗杂琐碎、词不达意等问题。因此要求中医英语翻译者既要具备丰富的中西医专业知识，又要有较好的英语水平，还需要出色的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理解能力。在翻译时有针对性地选择中西医功能对等翻译、运用汉语音译、删减翻译和配合注释翻译等方法，解决中医翻译过程中的难点，为中医的英语翻译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让中医的英语翻译工作开展更加顺利，而且更加精准。

关键词：中医翻译；英语翻译；翻译问题；方法；应对策略；对等翻译

随着中医走向世界医学舞台的加快，对外文化交流逐渐增多，英语翻译成为中医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纽带。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既是一门临床学科，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学科交流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对英语翻译方面有较高的要求。但是以目前来看，在进行中医英语翻译的时候，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需要客观认识。

1翻译问题

1.1标准的缺乏

中医术语大部分来自于古汉语，与其他领域英语翻译相比，既定术语较少，各种术语的使用缺乏标准和规范。在翻译时，经常会出现某一个中医术语有多种翻译方法，或一个术语对应着多个英文词汇，彼此之间又相差甚远。这种中医英语翻译的混乱，使国外的接触者和学习者产生概念的混淆和混乱，给中医术语的对外发展和传播带来了一定阻碍，中医理念传播和中医知识传播受到严重阻碍。以三焦为例，有3种翻译方法，即threewarners、tripleheater和tripleenergizers。这3种翻译没办法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确定，为其语言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阻碍。中医和西医对同一种疾病有着不同的认知，在病名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现代医学之中的糖尿病与中医的消渴病相对应，世卫组织给消渴病的标准英文翻译是wasting－thirst，但是在专业教材中的翻译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的教材将其称之为dia⁃betes，这一翻译的精准性相对较差，没有体现中医的特色性，而有部分教材将消渴病音译为Xiaoke。中医术语往往简洁明了，通过2～4个字就可以概括深奥的理论。但是英语翻译后却冗杂琐碎。再加之1个中医名词，可能对应多个英语翻译，就导致中医术语冗杂的英文翻译，更加难以理解和学习。如八纲辨证的2种翻译，即analyzinganddifferentia⁃tingpathologicalconditionsinaccordancewiththeeightprincipalsyndromes、diagnosisaccordingtotheeightguidingprinciple等。这些冗杂的翻译一方面不方便理解，另外一方面在传播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理解和信息的误差，为文化传播和学科研究带来较大的难度，产生了较多的阻碍。

1.2理念的不同

一、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现状

1.文言文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如果没有很好的教学方法，总是采取单一的教学方法，那么文言文阅读教学肯定是枯燥无味的。现阶段很多教师的文言文阅读教学还停留在过去，首先翻译全文，接着对文中的考点教学重点讲解，然而对背景知识的介绍较少，讲解过程抽象枯燥。

2.不注重文言文的应用

现阶段很多教师的文言文阅读教学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没有很好的做到学以致用，文言文给学生的感觉很遥远，文言知识之间的学习严重脱节，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

二、优化初中文言文阅读教学的对策

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出现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学生在强大的压力下，只会选择那些占分数较多的内容进行学习，学习功利性决定了当前文言文阅读教学的现状。但是随着文言文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近年来文言文在初中升学考试中的比例有所上升，这就要求师生要重视文言文，提升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一、跨国公司品牌在中国市场成功的译名

主要从汽车品牌领域、饮料品牌领域、以及日用品和化妆品品牌的译名来展开。

(一)汽车品牌

BMW(BavarianMotorWorks)宝马、Mazda马自达这些汽车品牌在译名成中文时都用了一个“马”字，在中国文化中马是奋进的象征，象征前程似锦。因此，很多汽车品牌在翻译成汉语时用“马”完全是为了融合中国文化，这样可以让人产生好感，同时，古今中国都把财富称为“宝”。这样将“宝”、“马”二字结合起来不但可体现中国交通工具的马，而且可寓意该车主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较好的译名。LANDROVER(路虎)这个译名很好。虎被称为百兽之王，体现了该车的地位。古人认为，虎是“山兽之君”，是威猛勇武的象征，人们常借虎以助威和驱邪，保佑安宁。由此可见，翻译成“虎”完全可以融入中国的古代文化之中。实际上将ROVER翻译成“罗孚”才能体现这一品牌的真实含义。Rover是北欧的一个民族，由于罗孚民族是一个勇敢善战的海盗民族，所以罗孚汽车商标采用了一艘海盗船，张开红帆象征着公司乘风破浪、所向披靡的大无畏精神。但如果那样翻译就不能融于中国社会，因为很多中国人对罗孚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了解少。而将其翻译为“路虎”对中国人而言就一目了然了，同时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以上轿车品牌的翻译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即国际汽车品牌被翻译成汉语都是采用音译的同时在遣词方面进行考量，是完全融于中国古今文化之中的，同时也结合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体现中国的文化理念。

(二)饮料品牌

CocaCola这个品牌对于全世界人来说都不陌生。将Coca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体现了这种饮料的口感，这与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完全吻合。中国数千年的饮食文化表现在色、香、味、形、滋、养。将Coca译为可口首先就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的味。二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活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愿望。因此，可口可乐是一个完全融入中国文化的品牌译名。无独有偶，美国另一大饮料公司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将其品牌Pepsi翻译为百事可乐。中国古汉语经常用“十”“百”“千”“万”等整数表示约数。其中尤其以“百”最值得一提，因为这个字不仅可以表示约一百，如:百团大战;而且可以表示很多，如:百姓、百万雄师;再者，还表示任意一个，如:百事大吉(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桃符获罪》:“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百事大吉即一切顺利、平安无事。因而将Pep-si翻译为“百事可乐”也是从数千年中国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是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品牌翻译中大家都可体会出这两个国际品牌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依赖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来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并由此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

(三)化妆品和日用品品牌

一、对文的涵义

“对文”这个词本身就含有“相对为文”、“对举”等意思。“对”是“相对应”或“相对称”的意思；“文”指的是“文字”，也就是词或词组。“对文”是指在相同或相近的语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应位置上的词或词组。“对”“文”连起来作为一种修辞或训诂使用时指在相同或相近的语法结构中，处于相对应位置的词或词组，意义相同相似或相反，意义相同比相反更常用。古人行文忌用语重出，在遇到上下文有重复的词语出现时，往往用近义词或同义词来替换。古人或称作“错综为文”。运用这种修辞手法能使语言凝练传神，富于变化，增强表现力。利用这种同义词替换的特点，可以据已知的词来推断未知的词义，有时虽然不能解释的很准确，但至少可以弄清楚释词义的大致范围。这对我们学生理解文言文是有很大帮助的。

二、“对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举例分析

在语文教学中，笔者发现有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运用到了“对文”这种修辞手法，当然以文言文居多，还有相当多的现代文中运用的成语用了“对文”这种修辞手法，如张洁的《我的四季》中的“怨天尤人”和“幸灾乐祸”。

（一）“对文”在中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举例分析

1《.庄子•秋水》：“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课文注解将“少”解为“小看”，将“轻”解为“轻视”。其实，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小看就是轻视，避复而已。?

2．苏洵《六国论》：“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弥”与“愈”意义相同，都是“更加”的意思。

一、古文字词的读写认知

古代文学教学虽是从作品篇章结构出发，重在分析探讨文章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然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读书须先识字”，汉字数量庞大，对开设古代文学课程的大学生来说，仅靠中小学阶段掌握的常用汉字，根本不可能完成古代文学课程繁重的学习任务。所以，古文教学中加强乃至全程渗透古汉语字词学习，实乃本课程授课不可缺少的环节。其具体实施可采取以下步骤进行：首先，针对大学生识字量普遍不足的问题，古文教学要加强繁难文字的音、义疏解和字形识记。许多古代文学授课者认为，古文教学只要指导学生掌握一高校古代文学课字词教学脞论□咸阳师范学院　李世忠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抒情性质、写作特点、艺术成就等，就算完成教学任务。殊不知因古今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及目前中小学阶段对英语的过分重视造成学生语文功底渐趋薄弱的情况，实际上字词教学已成为高校古文课程教学的基本出发点。尽管教材中的文选一般都会在文后注释中重点讲解生字词，但是教者如果不把它们当作教学要点去强调，并指导学生学习，就很容易被他们忽略。一篇文章中存在的生字词过多，而阅读者对其音、形、义马马虎虎，甚至对生词根本无法再认，那么，即使学生对文章思想内容、结构线索或抒情、叙事脉络等有所理解，也会造成“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结果。这样，对文章的学习、把握也就无法达到精透程度。其次，指导学生加大对古文名篇的阅读、背诵力度。学习汉字的目的在于阅读和使用，反过来说，在阅读和使用中学习汉语字词，也是一个有效途径。诵读名篇，历来是古代文学实现其教学任务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反复阅读、背诵，不仅可以加深对文章思想内容和情感蕴含的理解，而且对汉语字词学习来说，反复地阅读与背诵，也是不断熟悉语言文字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规则的过程。在诵读中熟悉了语言文字使用的语境以及文字与文字之间的组合关系及读音、用法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些语法功能多变、活用频繁的古汉语文字，通过反复阅读背诵，以掌握其音、形、义，并顺利完成特定语境下的繁难字之再认，这对培养学生的古文语感，提升其古文阅读能力，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增加了他们接触、学习字词的机会。最后，古文教学中，教者既要注意选择能扩大学生词汇量的经典名篇予以讲授，更要注重选取文学史上那些能够创造性使用语言的文学大师的优秀篇章进行重点讲解。中国古代文学浩如烟海，教者在选择篇目过程中注重选文本身的思想性、艺术性，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学乃语言的艺术，从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性、经典性，以及词汇量的丰富性等角度入手选文，也应成为重要标准。例如，韩愈的《进学解》，不论其思想、艺术价值，仅这篇文章中作者创造性使用的语汇，就令人目不暇接。例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跋前疐后，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排比使用的精美句子，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等等。这些语句或词汇，今天都变成了经典语汇或成语，对进入汉语学习高级阶段的大学生来说，选取此类作品重点讲授，对扩大他们的词汇量，提升其语言使用的水平，会有很大助益。

二、古文字词音形义演化规律的解析

王力先生指出，通过汉语学习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汉字是表意文字，其结构也有规律可循，古文教学中，教者应充分利用汉字构形特点，引导学生在了解汉字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认识造字法，熟悉汉语字词音意演化规律，对那些难写难认的字词，多从汉字形体结构与意义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上予以分析，这对学生尽快掌握生字难词，提高汉语字词使用能力来说，亦不失为便捷途径。例如，汉语造字法中的“六书”，不应仅停留在学生的理论认识中，而应该贯彻在教学实践整个过程之中。“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反映了古人在汉字构形中的具象思维特点；形声字、会意字，反映了古人在字形构造中的抽象性思维特征；而“建类一首，同意相授”的转注字，及“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则体现了古人用字的特点。此正如论者指出的：“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要根据所表达的意思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另外，又如古代文学中的古今异义词及假借字，是教学难点之一，教者如果能从“六书”角度进行造字法的“拆解”，这对学生加深理解其用法与意义是有好处的。例如，“叔”字，今多用在“叔叔”这个复音词中，指比父亲年少的父辈，有“年少”之意，但在《诗经•七月》“九月叔苴”这句话中，“叔”字意为“拾取”，这就和今天的常用意相差很远。如果教者从字形结构入手分析，指出“叔”字意符为“又”（“又”，指手），则很容易使学生掌握“叔”字从本意“拾取”（古义）向假借义（今义）转变的情况。与其他语言一样，汉字词汇意义的生成具有族群性质，通过汉字族群掌握词汇本义与引申义的区别及用法差异，也是一个重要途径。汉字中，不仅同根词词义近似，而且由同一语源孳生的同源词，也具有声近义通的性质。如同源词中有双声而同义的，如柔、弱，也有反义的，如明、灭；有叠韵而同义的，如缓、慢，也有叠韵而反义的，如寒、暖。更多的则是读音及意义相近或相同的数量在三个以上结群同源词，如半、判、班、辨、别、片诸字，都有“分开”之意；布、铺、普、敷、溥、博、旁、方诸字，都有“铺排”之意；包、保、胞、抱、褓诸字，都有“包裹”之意，这些文字在古代文选中经常被相互假借使用，古代文学的骈体文教学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类义通音近之字所组成的上下对仗类型的句子。只要教者善于发现和总结，就既能扫清古文学习的语言障碍，也能在文字族群的组合对比中，降低学生准确认知汉字音义的难度。另外，古文教学中，教者也可以有意识选取一些较为典型的文章，让学生自己找出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字词，列出本义与引申义、梳理其意义发展、演化的逻辑关系与过程。这对促进学生理解汉字字意演进规律，掌握汉语文字一字多义现象，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三、古文字词文化信息的阐释

汉字虽是表意文字，但也不乏传递文化信息的功能。有时候，几个基本义相差不大的字，从其传达的文化信息看，则有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先秦史传文学教学中，经常遇到一些表示发动战争的词汇，如“袭”、“伐”、“攻”、“击”、“侵”数字，都由单音节汉字生成，基本意都指发动战争，但在表达作者关于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认识上，却有很大差别。如，“袭”是指偷偷摸摸地进攻；“伐”指大张旗鼓、光明正大地发动战争，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性质明显；“侵”则指不宣而战，突出战争的非正义性；“击”突出力量的强弱对比，以及对胜利一方的褒赞态度；“攻”则重在表明发动战争的主动性。表面看，这些词汇的上述细微意义差别，反映的是作者于战争发动者感情上的爱憎态度，实际上，通过这些有细微差异的词汇之使用，正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诸侯国之间所发生战争的一种文化评价，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此时期人们的战争观。所以说，通过对这些词义的对比分析，既可帮助学生加深对文字本身意义的理解，使他们懂得汉字表意的丰富性，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蕴藏于字里行间的情感内容与文化信息。同时，汉字也是具有一定的构形理据的记录语言的符号，故其字形结构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古代文学学习中，通过探究某些特定汉字的构形，不仅可以了解汉字构形理据，同时也可以发掘其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从而增强学生对汉字表意准确精微性质的理解，激发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如汉语中的“示”部字，多与神灵祭祀文化有关。如“祔”，《说文》释：“后死者合食于先祖”；“禋”，《说文》释：“洁祀也。”“祀”，《说文》释：“祭无已也。”“禅”，《说文》释：“祭天也。”其他如御、祝、祈、祸、祟、祷等字，无不与古人的神灵祭祀文化相关；又如“玉”部字，多与玉文化有关。如玺、璧、琼、琮、瑁、珩、琥诸字，均有玉石之意。其他如“酉”部字，多与酒文化有关，“车”部字则多与车文化有关。通过汉字部首认知其字义的文化范畴，简单好记，直观性强，又能在以类相从的范畴之内，加深词汇义细微差别的认知。又如“牢”字，古代有祭祀或宴享时所用的牲畜之义，多见于古文所述祭祀之事中。此字古今含意差别甚大，如不能准确认知，则会影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周礼•天官•小宰》：“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郑玄注：“牢礼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时也。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另《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可见，今“牢”字的“牢狱”意，实际为该字原意的引申。教者如果在古文教学实践中，能有意识地对这类字进行文化意义的归纳，既结合实例介绍其构成特征，又说明这些字词在发展演变中理据性消失的情况，将其意义讲深讲透，则既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古文文意，提高他们汉字认读、使用能力，也能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汉字发展观。

四、古文教学与汉字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