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范例

高师古典课的教学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学史好比一条线，众多的作品好比是若干珍珠、若干闪光的点。学习古典文学，就是以线串珠。学习作品是基础，是基本的一环，因为不掌握作品，线就是空的;同时又必须牢牢地把握线，因为它能把处于散乱无序状态的珠串起来，使之成为闪光的链条，成为系统化的知识。同时，还须从古典文学本身之外寻求联系，以期在面的视野上也有所扩展。因此，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必须是文学史和作品的教学并重，且兼顾知识面的开拓，以文学史的教学为线索和导向，以作品的教学为重点和难点，以面的教学为深化和升华，并力求把三者结合起来。   一、线的贯穿   文学史知识的教学应力求清晰精要，这是因为它是“史”，主要地是阐述古典文学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各种文体的演变，各种文学流派的兴替，一些重要作家之间的传承关系，梳理出较为清晰的线索;从横的方面说，对各个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各种文体的状况，一些主要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他们在那个时代所处的地位，必须勾画出较为清晰的轮廓。这样，才能显示出“史”的特点，因而清晰精要是文学史知识教学的灵魂。   我们使用的教村大都采用论述体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理论性较强，但放入高师的学生接受起来较为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尽量将教学内容条理化。它有利于从不同的方面展示某个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某些作家群体、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创作特色，有利于展示文学演变的阶段性，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的各种内在联系，它体现了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教学形式的条理性的统一，具有清晰、易懂、好记的特点。如讲《唐代传奇小说》一章，就可引导学生回顾以前学过的内容，将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梳理为:溯源于古代神话传说，胎息于先秦散文，产生于汉代，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中唐时期，盛行于明清时期。这种精要的陈述将某种文学现象、文学体裁、文学流派的发展演变勾勒出较为清晰的线索的方法，使学生便于理解记忆，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提要钩玄能力的一种示范。   据粗略统计，学生们在中小学阶段已学过160多篇古诗文，已具有某些关于古代文学的初步知识;但这些知识是零碎的、片断的，只是若干个孤立的“点”，没有形成一条“线”。在备课时，我们将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文按时代先后全面排队，并将其穿插在各章节之中，贯串在文学史这条线上，纳入古代文学的整体系统的框架，我们把这叫作“旧知识上架”。这样就能使学生把握过去接触过的单个作家、单篇作品在整个文学发展流程中的位置，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收到温故知新的效果。为达简明精要之要求，我们还充分利用图表化的形式归纳总结，以便掌握每一时期文学的总体情况，又可以按时间之先后窥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从作家、作品的栏目里把握学习的重点和关健。   二、点的掘进   作品是“古典文学”教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线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离开了作品，文学的历史便空洞无物，而且这也是专业的“师范性”决定了的。我们培养的多是中学语文教师，他们将来面对的乃是诗文作品，教学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理解、分析和鉴赏作品的能力的高下。这就要求我们精心选材，把握特点’讲深讲透，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学会把作品读懂弄通，能分析，会鉴赏。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教材所选作品数量较多体裁较全，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我们选讲作品的标准一是要“文质兼美”，即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二是“文用兼顾”，即既考虑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又要注意学生的实用性和可接受性。对于所选作品也要适当区分为讲读和阅读，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规定不同的学习要求，以讲读带阅读，以阅读辅助讲读。只有对于重点作品(讲读作品)领会得更深一些，才能举一反三，带动一般作品(阅读作品)的学习。这就要求作品的讲授务必抓住特点，力求打破传统讲时代背景、段落层次、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的教学模式，抓住确具特征的一两点讲述，让学生获得新知识，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如我们对((木兰诗》只讲了两点:一是其形象塑造的魅力，二是转换人称的叙述方式。木兰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千百年鼓舞着中国妇女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力争“半边天”的独立人格，成为她们自信自强冶立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该诗特殊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在表达方式上，时而采取叙述人的口气说话，以迅速地展开故事情节;时而采用过路人的口气说话，以表现出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时而用女主人公木兰的口气说话，以便更卯腻地刻画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并进而指出这种人称转换的手法，在曲艺作品和当代小说中是经常使用的。又如讲《诗经•东山》，主要讲它的散发式的艺术思维，并由此引申说明这种写法与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手法都有相通之处。这样便在学生面前打开了一个文学鉴赏的新天地，激发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讲授作品要有深度。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艺术意蕴的深厚性和阅读接受的层次性，它的艺术意蕴可以说是“此中无垠”、“味之无极”，而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它领悟的深度是很不相同的，大学生的领悟理当比中学生更深刻一些。这里的关键是教师首先要深入钻研作品，既要广泛吸取古今学者对该作品的某些精深的见解，要求自己烂熟于心入乎其中，有所体验有所发现，而不能停留在教材评介揭示的水平上，或照搬某些赏析文章。像《女蜗补夭》、《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话，教材上评说它们反映了远古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愿望。这种阐释还是太笼统了，我们觉得其中还含有更丰富的思想意义:《女蜗补天》表现了我们民族扭转乾坤的气魄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精卫填海‘》则表现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而《大禹治水》正是这两种伟大品格的统一。正是这两种品格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这正是我们需要弘扬的民族精神。显然，文学作品教学的深度首先决定于教师钻研作品的深度。#p#分页标题#e#   为了把文学的教育引向较深的层次，我们还配合课堂教学开展一些专题讲座、选题或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中国古典诗词的含蓄美”、“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善精神”、“古代诗词的时空审美”等，或是有关作家及作品的专门性问题如“《战国策》的语言艺术”、“《诗经》的意境创造”等。在作品阐释中紧密结合文学史的有关论述展开讨论也是加深对作品领悟的重要方法，如《试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例说明孟子的论辩艺术》，就能很好地把作品与文学史联系起来，变笼绕抽象为具体真切，会收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面的开拓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居住的地球已显得越来越小了，因为地无分东西南北、国不管发达落后、人无论黄白黑红，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和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在教学中，虽然必须用系统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规律，坚持以中国为主、认古代为主，前后联系分清源流，但是又不能局限于此墨守陈规，排斥其它与之相关的东西，而应该破除夜郎自大的心理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和传统的直线式思维方法，面向世界古典文学，适当地进行中外比较。从比较中找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既了解世界文学(包括中国)的共同特点和发展规律，更看出我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和独特风格，从世界历史的范围加深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理解和掌握。   在文化这个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和文学非常贴近的其它艺术门类的背景下来加强古典文学教学，也是面的开拓的重要方式。从文化大背景来看，如果撇开物质文化不说，仅就精神文化而言，哲学、历史、经济、法律，、政治、道德等，无不给文学打上深深烙印，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对古典文学的影响作用。如果仅仅就文学论文学，就文学教文学，那么古典文学教学的面将会非常狭窄，又走进了直线式思维方法的小胡同。我们在教学中如果把文学和艺术的其它门类诸如音乐、美术、建筑艺术等等联系起来去分析，也就是说运用“通感”去分析文学作品，那么就可以加深对文学作品形象性的理解。我们平常分析文学作品时所说的音乐美、图画美、雕塑美、建筑美，也就在于把文学和艺术的其它门类结合起来，从而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和艺术素养。   面的开拓还要求我们在文学和其它学科之间寻找联系，或者可以说用其它学科的一些内容和方法来加强和加深对古典文学教学的研究。这也是时代的使命。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夫，需要各下李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互相发展，而木能独立封闭、自我陶醉。就古典文学教学来说，可以把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引进来。首先，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表现人创造人物形象的，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教学内容深化了，教学面加宽了。其次，文学必须反映生活，而生活是美的，如果用美学观点进行教学，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激发他们热爱生活、创造美的生活，符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求改变文化的传统面貌，又需要保持传统中有生命力的合理的东西。因而古典文学的教学一方面要“反思历史”，既彻底抛弃与现代化不相符合的东西，又有条件地继承对现代化有益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面向未来”，迎着时代的挑战，寻找古典文学教学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的契合点。

据统计，《水浒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约有八百多个，社会各个阶级与阶层的人物几乎囊括殆尽，其中许多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的人物刻画之所以会取得辉煌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三国演义》那种类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尽管还没有达到像《红楼梦》那样典型化的高度，但却无疑为典型化方法开辟了蹊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像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等人物，所以会扯旗造反，走上梁山，就是因为北宋末年那样的社会环境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如此的。他们的性格发展，很符合他们的身份遭遇，使人感到真实。就拿林冲、鲁智深、杨志来说，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却是由于出身经历不同，生活遭遇不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就不同，性格表现也各自有差异。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生活的优越感、官场的得意和美满的家庭，使他很自然地形成了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中对恶势力忍的一面。同时，禁军教头的经历，又使他广结豪杰之士，这又形成了他耿直、正义与不甘居人下的品格。这便又在忍的后面，蕴藏着反抗的因素，潜伏着复仇的怒火。当妻子被高衙内侮辱，他狠狠地举起拳头，拳头又软软地收了回来，这个典型的细节，将他性格中两个方面都凝聚了。以后的忍，是在典型的环境中的进一步延伸。待到“风雪山神庙”之后，林冲简直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又与安分守己的林冲是统一的，是事事隐忍的必然发展。总而言之，是环境逼他作官不成而求生，求生不成才定下了造反的决心。

杨志，因为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这样的出身，就决定了他对仕途很感兴趣，打定了“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为祖宗争口气”的主意。他的生活道路上有两个转折，一是失陷了花石岗，二是失陷了生辰纲。这两次“公职失错”堵死了他“封妻荫子”的道路，功不成，名不就，只有到了这生死关头，他才肯上山落草。这样来写人物，使读者感受到了书中人物性格发展变化与环境的关系，有如水到渠成，真实自然。

《水浒传》还善于在对比中写人，从而使人物的性格鲜明生动。梁山泊那些英雄好汉们，不用说个个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和贪官污吏无比仇恨，对广大被压迫阶级和下层人民群众无比关怀，深切同情的。但他们却有自己的一部血泪史，各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即使是一些性格相近的人物，也各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特色，毫不混同。所以能够如此，原因就在于作者对当时的时代生活非常熟悉，并能从当时复杂的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概括提炼出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在人物与人物的对比描写中，显出人物性格的差异与区别，有时候作者将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对比，使相反的性格显出更大的反差。

如在武松斗杀西门庆的事件中，何九叔与郓哥就形成了对比。郓哥乳臭未干，血气方刚，心直口快，碰见不平就乱喊乱叫，向武松直接道出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何九叔有了一把年纪，虽然对奸夫杀亲夫的罪恶了如指掌，却看在眼里，藏在心里，暗收了把武大的骨殖，表现上却装作不知不晓。等到武松邀他们来取证时，才把武大的骨殖拿了出来，成了奸夫淫妇杀人的铁证。两个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但一个有正义却无心计，敢于斗争却不善于斗争；另一个将正义与心计结合起来，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至于将性格相近的人物加以对比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李逵与鲁智深，同样粗中有细的，但粗得不同，细得也不同。李逵粗得颇有点野，一身鲁莽庄稼汉和无业游民的习气动不动就发火，遇事不分青红皂白，总是一说二骂三打。结果不是吃亏就是后悔，而鲁智深则不同了，他是粗中有豪气，完全是一副低级军官的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吴宓是倡导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学者之一，然而，与其对现代文坛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人们对其研究却显得还不够深入。本文在考察其与白璧德思想关系的基础上，从影响的角度入手，以期揭示出吴宓文学观的内涵与特征。   一、吴宓对白璧德模仿论的接受   吴宓非常强调模仿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认为“模仿”有三义：首先，“模仿”与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机械的“模仿”不同。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喜欢搬弄大量根据外在的东西建立的概念，而不是那些根据自己的典范在实际的工作中极其需要的东西建立起来的概念。这样，伟大的古人可以教给任何一个想以正确的精神接近它们的人的关于形式的教训，现在堕落成为形式主义了。”［1］13其次，真正的模仿应该是模仿事物应该具有的情形，模仿事物的本质。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捍卫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学说，强调艺术家应该模仿事物应该具备的情形，而不是事物目前的情形。诗人不应该仅仅向人们提供典型的人的行动，“他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理，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理。   这个真理应该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情形，清除了那些反常和怪异的方面，以至于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代表性”［2］10。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并没有将诗人固定在习俗和传统主义的窠臼之中，相反，它给予了诗人选择更高、更神圣的标准的自由。借助于这种自由，人们在进行各种努力的时候会更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其三，创新并非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创新，真正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模仿和学习传统的基础上。他在《论创新》一文中认为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古典艺术，都没有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创新。“新古典主义以‘典型’为名扼杀原创性、限制创作冲动”［3］143，而现代艺术又过于推崇“原创性”。他指出：“真正的创新是艰苦的生发过程，并且常常以深深扎根以往文学的方式来获得而不是失去什么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与传统决裂的人在其实只是无知和自大的时候反而会认为自己具有原创性。”［3］148因此，他主张以批判的、实证的态度去模仿传统。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这些观点，认为文章的创作、民族文学的发展均离不开传统，离不开“模仿”。   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吴宓细致而充分地论述了模仿和文学的关系，以此来反对新文学革命阵营对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猛烈攻击。首先，他认为作家必须经由模仿才能达到创新。“文章成于摹仿Imita－tion，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4］。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需要模仿他人。其次，吴宓认为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也只是模仿对象转移的结果。他说：“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转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代，于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4］他指出即使是中国的新体白话诗，也并非是一种完全的创新，它实际上也是学习美国自由诗之后的一种模仿。因此，文学的变迁也离不开对其他文学家或者其他民族文学的模仿与借鉴。   当然，在处理模仿与创新的关系的时候，吴宓和白璧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吴宓过于强调时下文学对传统的模仿，没有像白璧德那样在强调模仿的时候也同时推崇创新。因此，他的模仿论缺乏了辨证的色彩。不过，在五四激烈反传统的背景下，他主张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新文学阵营的偏激态度也起到一种制衡作用。   二、吴宓对白璧德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接受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属于文学批评中道德伦理批评范畴。白璧德认为整个世界上人的私欲极度膨胀，只有用鼓舞向善的意志对“自我”进行克制，世界才会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作为一位关注现实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重点批判了对人性进行歪曲和夸张的各种文艺思潮。   他在《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对浪漫主义展开了深入分析，认为“卢梭的审美浪漫主义所鼓励的特殊的幻想形式就是对素朴生活的梦想，就是返回从未存在的自然”［1］68。他认为传统最为清晰地表现出了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个永恒不变的人性无疑是和谐的，是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从永恒的人性入手，他对批判现实主义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进行批判，认为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是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而来的，没有反映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他批评批判现实主义夸大了人性的恶，“想象仍然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仍然在竭力挣脱现实，只是其理想主义经历了一种奇怪的演变。它没有夸大人性的可爱，而是夸大了人性的丑”［1］65。   白璧德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均偏离了正常的人性。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上述思想，并以此来抨击新文学阵营盲目引进西方文学的做法。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说：“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已经前人驳诘无遗。而19世纪下半叶之写实派及Naturalism，脱胎于浪漫派，而每下愈况，在今日已成陈迹。……美国如IrvingBabbitt（白璧德）……诸先生，其学识文章，为士林所崇仰，文人所遵依者，均论究浪漫派以下之弊病，至详确而允当。”［4］不过，在这里，吴宓并没有仔细分析浪漫主义有哪些弊端。   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吴宓甚至直接借鉴白璧德的人性论来批判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认为浪漫派文学追求“创新”，即使实现了“美”，但却偏离了“真”和“善”。而自然主义文学“昧于人性二元之要理，不知人实兼具神性与物性，而视人如物，谓人之生活纯为物质机械，受环境之支配，为情欲所驱使，无复意志责任道德之可言”［5］。他认识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对于人性“皆只注重表现人性之变，而遗弃其常”［5］。总之，在吴宓眼中，文学和人性、道德是紧密相连的，文学是通过特殊的具体形式来表现普遍人性的一种艺术。   三、吴宓对白璧德古典主义文类观的接受   白璧德关于文类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新古典主义。他认为各种文学体裁应该有鲜明的界限，有各自独特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不应该过多地相互借鉴以至于泯灭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他曾经从永恒的人性、人的法则和读者接受的角度阐述了文类应该秉持简单原则的原因。他认为从人性上讲，浪漫主义产生之后形成的各门艺术均偏离了永恒的普遍的人性。他在《新拉奥孔》一书中揭示了艺术界在文学和艺术标准日渐衰落后所出现的混乱状态。   在该书第五章，他论述浪漫主义艺术（此处应指的是反映具有内倾性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混淆了各个文类之间的界限。“用文字生动描述”（word－painting）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诗化的散文不仅混淆了散文与诗之间的界限，而且使散文延伸至绘画或者音乐的领域［2］157。“标题音乐”（programmed　music）的出现则显示了19世纪的音乐变得更有诗意化和图示的色彩，逐渐向文学与绘画的领域扩展［2］159。白璧德进一步认识到，在19世纪，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音乐领域，人文主义和宗教的观点逐步让位于感情自然主义的观点。浪漫主义作家试图保持心灵的纯真，而浪漫主义音乐家则试图保持耳朵的纯真。他们在抛弃传统的限制的时候，冒着偏离普遍性、代表性和人性的危险［2］161－162。从永恒人性的角度来讲，各种体裁的艺术应该秉持简单的原则，保持自我的鲜明艺术特征。   此外，白璧德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反对混淆各类艺术之间的界限。他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文类、艺术界限的相关问题的时候，这的确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一个清晰类型的人，而不是生活在虚幻的感情世界里的人，肯定喜欢一种非常明晰的文学类型。”［2］247他还从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反对混淆各种艺术之间的界限。   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主义文类观，认为各种文类之间应该界限分明。在《诗学总论》中，他强调诗与文的差别，认为文重思想，诗重感情；诗歌是“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他进一步指责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歌，“既无外形之美，而亦何尝有内质之美哉！”［6］他甚至直接引用了白璧德在《新拉奥孔》中有关文类的观点来分析诗：“诗之媒质为文字。诗附丽于文字，每种文字之形声规律，皆足以定诗之性质。……又各种美术之媒质既不同，故不可以此美术之媒质，强用于彼美术。譬犹以声音作画，势有所不能。夫诗亦犹是也。不可以作画作乐之法而作诗也。若然，是乱起畛域（Confusion　of　the　genre）而灭其本质也。此Lessing所以有《Laokoon》之作，而白璧德有《New　Laokoon》之作也。”［6］吴宓在分析诗歌的时候，只是从媒介的角度认识到不能混淆诗歌和其他艺术之间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上升到新人文主义的批评高度———文学不仅和物之法则相关，而且和人之法则紧密相关。他没有像白璧德那样把文类与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联系联系起来。此外，白璧德认为“优美的文学应该是完美形式和合理的质的巧妙结合”［7］。吴宓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白璧德的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这样，诗歌既可以有古典的音律美，又可以表现新的内容。   总之，吴宓的文学观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对白璧德文学思想的接受也并非全盘照搬，而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是以宋明理学为期待视野的，因此吴宓的文学批评总是萦绕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光环。在与新文化阵营的论战过程中，他的许多观点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批评，但更多的却是他对时代、对东西方文化碰撞后思考的结果。与吴宓本人的道德观、文化观相比，吴宓的文学观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些主张却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吴宓主张新诗的发展方向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是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所提出的设想。时值今日，中国诗歌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或许正与当时所选择的道路有关。

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

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备实质的体现，部分文学家将古典主义看做是独特的文学创作方法，逐步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对此做以下分析：

1、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构建背景

现代文学中构建古典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周作人和胡适虽然未正视古典主义的存在，但其对古典主义的思想恰好正面、客观的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背景，其认为古典主义的发展是中国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现代的文学运行中，基本同属于文艺复兴，只是缺乏自觉性和实质的划分点，导致新、旧文学同期出现，而此时古典文学已经在现代文学中存在，仍旧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例如：胡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演说中，已经重点表明中国文学的理性变化，表示中国文学正在发生典范性的变化，逐渐代替传统、老旧的思想，而且暗示在新旧文学共存的转折时期，旧文学会逐渐被新文学代替。所以，胡适的思想虽未正面明确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文学的发展，也为提倡古典文学的思潮，但是实质上解析了古典文学发展的必然，为古典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实际背景。

2、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成熟状态

由于京派文学的出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走向成熟。京派文学中，提倡和谐和理性，诠释古典主义的内涵，因为和谐是古典主义精神层面的表现，同样也是京派文学所追求的文学状态，针对京派文学进行研究，可发现其中大部分思想以及文学内涵与古典文学思潮存在关联性，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成熟发展中，作家孙犁更是推进现代文学的成熟，其创作的《耕堂杂文》偏重性的体现古典主义，文中强调了精神、人性与理念，最深层次的体现古典主义内涵。所以，以作家孙犁为主要标志，表明古典主义思潮逐步确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多体现古典主义思潮的作品被创造出来。

3、古典主义在现代文学中的基础奠定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摘要：茶文化源远流长，与琴书棋画具有同等的地位，是古代士大夫及文人墨客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品茶不仅注重茶的气息，更注重茶的形式，通过茶文化的构建与传承，使得中华文化得到有效地传承。因此，茶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体系之一，已完全融入到古代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特别在古代文学领域中，茶文化不仅深层次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有效地与传统文学形态进行有机的结合，并成为古代文学创作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本文通过对茶文化对古典文学的影响，探析茶文化与各种古典文学的结合形态。

关键词：古代文学；茶文化；文化融合

由于历史的变迁，茶文化已突破阶级的限制，经士大夫贵族阶级进入寻常百姓，从茶外在形态到内在文化结构，使百姓真正体会到茶文化的魅力及内涵，进而真正地认识并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基于茶文化特质及内涵，茶文化被完美地融入到古代文学创作中，并从文学领域提升古典文学的文化价值。

1我国茶文化的内涵认知及理解

研究茶文化理念，需对茶文化发展历程进行认知。准确来讲，茶文化是在精神价值及物质生产作用下，从功能价值演变为具备人文内涵的文化体系。首先，茶文化的基础是茶叶本身，在先秦时期，文化学者便在巴蜀地区发现茶叶的印记。然而茶叶在当时并不具备特定的文化属性，而仅仅是权力机构的饮品，随着社会经济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茶文化才逐渐得以形成系统的体系。在唐代，茶以因独有的魅力，在整个茶叶生产活动中，被不断的内涵化、规模化，并逐步推广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也因此奠定了茶的文化基础。其次，在社会生产力提升的背景下，茶文化的机制也逐渐被完善，首先是与茶有关的元素，例如茶器、茶具等物质元素被逐渐完善，提升了饮茶的规范性，并使饮茶具备重要的文化理念，而在此期间，饮茶不再是种物质补充，而是对精神生活的体验，是对文化生活的感受，更为其它艺术形式起到了衬托作用。据相关考证，古代文人墨客及士大夫阶层，通常在吟诗、赏花、听曲、观舞的过程中，配以浓茶作为渲染，从而能营造出浓重的艺术氛围，使艺术本身发挥出独有的魅力来，并加深了对传统艺术的认知及理解。直到现代，茶文化已经发展了数千年，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俗的视域下，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以江南茗茶为例，饮茶的过程已不在茶的本身，而是茶的文化氛围。通过烫杯温壶、洗茶、冲泡、浮茶、封壶、分杯，闻香等诸多的环节，不仅提升了茶的品质，更渲染了文化的氛围。而在北方地区，饮茶的过程虽没有江南那般繁琐，但在饮茶中，人的身心会得到放松，会在温热的茶水中，陶冶疲惫的精神，从而得到一种超脱。因此，无论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茶文化的文化属性一直是温文尔雅，娴静自然。因此，在以生活为创作源泉的古典文学创作中，对茶文化都有详尽的诠释，从而直观而有效地形成一股文化氛围，提升文学的艺术美感。

2茶文化与古典文学创作的关联

在饮茶的过程中，茶不仅有解渴的功效，更有提神醒脑的作用，极大地提升思维运用能力。因而，文人墨客在创作过程中多伴以饮茶，茶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古典文学的创作之中。而茶文化与古典文学创作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氛围。茶文化是士大夫、贵族等官宦家庭的主要生活内容，在描述茶文化的本身，也直接描述了整个贵族接触的文化体系。特别饮茶的过程，能够透出浓烈的封建迂腐思想，有利于揭露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而在古典小说的创作中，茶几乎出现在小说的每个章节、每个场景中，并成为整个封建阶层的标志。因此，在小说艺术形式中，茶文化是封建文化的载体及媒介，是营造封建文化氛围的主要手段。可以说茶文化代表着权贵阶级的文化体系，是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因此古典文学创作过程中，不仅作者需要结合自身的生活情境进行文学创作，更需要对封建阶层进行表现。而这创作的媒介，便是茶文化本身。其次，文化背景。在古代封建统治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百姓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在哲学及价值观上，更多呈现出消极及悲凉的态势。愈来愈多的文人墨客因仕途或其它诸多隐私退隐山中，过上“悠闲自得”的生活。然而，茶文化一直是文人墨客生活的主要内容，即便归隐山林，茶文化也未曾脱离国文人的生活。因此，在悲凉的境遇中，文人墨客手中的茶，不在是封建阶层文化生活的象征，而是文人墨客不得志的体现，因此，不少文人墨客在描绘人生悲情的诗词中，常常以茶象征着命运的坎坷及多变。如在《访校理》中的“窗外雨打梧桐，风散烹茶犹醉。”茶便象征着文人墨客在归隐后的悲怆之情。但总体来说，茶文化是古代文人墨客及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内容，无论是抒发情感及批判封建阶层，不可避免地将茶文化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文学作品是描绘生活，抒发生活的重要工具。然而茶文化便是生活的重要内容。

内容摘要：

审美教育不仅是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更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审美教育应以当代化、以人为本为中心，以意境为主要载体，这样才能增加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活力，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

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