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论文范例

【提要】何其芳在任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班主任最后一年(1963)的上半年，曾经指导研究生学员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李希贤撰写红学毕业论文。笔者在“文研班”一期学员的回忆录中，查到了何其芳指导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的记录。黄泽新、李希贤的毕业论文流传下来。本文介绍了何其芳指导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何其芳红学论文写作的思想理念和经验做法。何其芳指导文学研究生红学毕业论文写作，在新中国红学建设史上具有首创性。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近两年，创意作文的提法越来越多，不少语文教师都喜欢“创意作文”这个词语。一些语文培训机构更是抓住商机，把自己开的作文班都标名为“创意作文”班，还有人开设了网络“创意作文”课。我也好奇地作了一些调研和了解，听过几次所谓的“创意作文”公开课，其实这些课还是传统的作文课，这些人在讲作文时，还是会涉及遣词、造句、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主题升华等技巧，还是要做范文，要强调熟练地引用一些名家格言、歇后语、名家故事和唐诗宋词等。这样的讲作文法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不能一棍子打死，但长期来看，它还是老一套，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厌倦情绪，并难以形成创造力，尤其是缺乏对学生语言潜能、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发。那么，什么是创意作文？如何实施创意作文教学呢？

一

在讲清楚这个问题前，我想介绍一下创意写作。创意作文的提法，来自创意写作的启发。创意写作是英语国家开展了100年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教育。它首先是在高校里进行的，因为20世纪之前英美国家高校的英语系长期以“古典文学”为正宗，学生必须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阅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著作等，就像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是以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和古汉语为正宗一样，读古典文学、学习古典语言是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的主科。通过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学生会有比较扎实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底蕴。但古典文学的教学强调的是记忆，而且经典是不容篡改的，因此这又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与现实脱节，尤其与日益变化的现代化步伐和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场景脱节。最主要的是，以古典文学为主的教学，偏重于阅读，不注重写作，因此很多英美国家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写作能力。同样，中国高校的中文系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对写作课不重视，学生不会写作，更不会文学创作。“中文系不必要培养作家”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但非常传统、落后，对中文专业人才培育的看法失之偏颇。其实，中文专业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主要依赖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类课程的学习；二是中外文学经典阅读课的学习，阅读与鉴赏结合，让学生学会感悟文学，理解其他文章，并能对经典作品进行很好的解读；三是论文和作品的写作。写作是实践，是创造，也是潜能的激发、想象力的张扬，当然也是情感的释放。但目前，中国高校中文专业普遍缺乏第三部分课程，即缺乏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即便很多高校的中文专业研究生招生，也不考写作。不重视写作课程，不开设写作课程，也不注重对学生文字创造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中文专业教育的大问题，也影响了中文专业教育的质量。英美国家高校的创意写作就是在认识到传统英语系教育重知识、轻技能的问题后，才在课程改革驱动下设置的。可见，创意写作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语言文学教育的补充、修正和变革。创意写作就是创造性的写作，它是充分释放写作者的自由，并在激发潜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字创造。创意写作求新，因此要突破常规，它不是主题写作，不是命题作文，也不是模式作文。

二

对创意作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创意写作的基础上。理解了创意写作，就等于理解了创意作文。那具体怎样理解创意作文呢？什么样的作文才算是创意作文呢？这里，先来看看传统的作文。传统的作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类型。教师教作文，一般采用示范作文教学，即拿出一篇示范作文，通过讲解其特点和长处，让学生了解作文的规范和形式。示范作文一般符合“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而且记叙文一般要写“好人好事”，不强调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出发；议论文要表达正确的观点和升华主题，论证时要用事实、名人语录和名家故事来做论据；说明文则是对某一事物特征的描述，变成了介绍性的应用写作。传统的作文考试一般也是有模式的。中考作文和高考作文一般是材料作文，即根据一个给定的材料来写表达观点、阐明道理的作文。这种考试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便于评分，具有可操作性。但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教学证明，传统的作文教学效果总体比较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甚至是语文教师自己，目前对传统的作文教学都无可奈何，或很不满意。有两点是人所共知的：第一，几乎没有语文教师能自信地说“我能教好作文”；第二，大部分学生在初高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失去了对作文的兴趣，而且也失去了对语文的兴趣。因此，传统的作文教学与语文教育所承担的母语文化传承的使命不匹配，应该改革并使之更加适合中小学生能力的培养、个性的发展和人格的提升。那么，传统作文怎么才能变成创意作文呢？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写作一直被当作模式作文，且语文教育教学的整套设计在目前的机制里也无法被其他方案替换，因此应该正视现实，将传统的作文教学朝着创意写作的方向进行改良和变革。

三

首先，要定准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三种作文的教学目标，设计好作文教学的层次。过去之所以难教、教不好，很大程度上与教学大纲对作文教学缺乏准确的定位有关。其实，记叙文就是教学生讲故事。因此，记叙文的教学要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整地讲一个故事；第二个层次是讲一个生动、有趣、感人的故事。由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又可以分解成几个目标：写好一个故事框架，设计一个故事场景，设计人物关系，描述人物的外貌和心理，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描述故事发生的影响，增加故事的情节，等等。这些目标，可以一个一个地训练实现。因此，教师教记叙文时，不必一定要求学生写一篇完整的、成熟的、符合教师所定标准的记叙文，而是要通过不同目标的实现来分层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在遵循写作规律的基础上，完成记叙文的写作。对议论文来说，其教学目标就是清晰地、有条理地表达或阐述自己的观点。议论文写作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清晰明白地表达观点，第二个层次是说理。初学议论文写作，主要练习观点的表达，当学生能够自然地、清楚明白地把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时，就实现了第一个层次的目标。到了第二个层次，要让学生明白，说理意味着一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要想办法让人信服。这就需要拿论据来论证，要讲逻辑，要把合理性呈现出来，否则表达的观点会给人主观臆断的感觉；一旦说服了别人，就是说理的成功。因此，议论文写作的教学要体现两个层次，要有阶梯性，要设计每一个层次的小目标，然后再逐步实现各个小目标，最终达到能写出说理的文章。其次，让作文教学回归生活并与学生生活经验对接。创意写作之所以可行，之所以能够迅速为人接受，并在英美高校逐渐取代传统的写作课，是因为它尊重生命，相信人人都有创造力，它是对学生潜能的激发，对学生个性的发展，对文字创造力的肯定。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前者是对文字的理解力，后者是对文字的创造力。读得多了，尤其是通过阅读经典作品，不但可以增强文字感受力、感悟力，还能培养语言的敏感力，这对文字创造力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传统作文，教师对学生写什么有规定，甚至有刻板的规定。比如写记叙文，要写好人好事，写所谓的“正面人物”，讲“好故事”，于是，每次写记叙文都变成了表扬好人好事，表决心，立志向。事实上，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很平常，尤其是学生，不可能经常遇到好人好事。因此，记叙文写作应该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他们写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也愿意去写的。议论文写作，应该鼓励学生去思考、去判断、去倾诉、去评价、去质疑、去追问。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激发他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他们的创造力和表达欲。传统作文本质上不是创造，而是教育成规和教师强权在控制学生的表达；创意作文就是要把学生写作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释放自我，自主表达，实现语言学习、文字表达与创作的民主化。英美高校的创意写作之所以兴盛并取得很好的教育实效，在创新性人才培育方面完成了世界性的经验积累，也与创意写作内在的民主化特点有关。最后，改变现有的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现在很多语文课都是教师抓住一个特定的“主题”来教，无论是教材的单元设计，还是课题的内涵设计，皆为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主题阅读课”。比如，语文教材都是按照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爱国、四季、祖国山河、植物、动物、环保等）来编排课文的，每个单元是一个主题，该单元的几篇课文都表现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教师根据特定的主题来给学生讲解课文，而讲解过程表面看包括了字词句篇的掌握，实际上是对主题的诠释和强化。这种主题教学虽然对读和写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把读和写的能力当成基本内容，而是借助各种文体的课文来实现主题教育，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很多教师教学的核心目标。语文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都应该摆脱这种主题教学的固化思维和模式，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以“美”为原点，以语言启蒙、审美熏染、想象力张扬和创造力激发为方向，以读写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创意作文最常用也最有课堂实效的方式是工坊制教学。创意作文的工坊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诗歌工坊，二是故事工坊。故事工坊又包括虚构故事工坊和非虚构故事工坊。创意作文工坊的每一次课堂教学，是实现诗歌创意写作或故事创意写作的一个小目标，是在实现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等三个文体写作的基础目标外，再实现诗歌、童话、寓言和纪实故事等提高性的目标。因此，创意作文的工坊制教学的层次要定准，内容和目标要定准，这样才好操作，才能体现科学性、逻辑性和合理性。比如，每个年级创意作文的层次、目标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作文的字数要求都不同，文体的延展性也不同），工坊制教学只有体现这些差异性和阶梯性，教师才能循序渐进地有效推进。另外，在实现提高性目标的过程中，每个年级的具体写作要求也有不同。这些都要科学设计，体现层次，让学生既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练习，又可以保持写作的兴趣，并提高创造力。以上几个方面说起来容易，但对长期习惯于传统语文教育和作文教学模式的教师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本身也是一次真正的教育身份的重塑与创造。但语文教育教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传统的那一套的确难以为继了。因此，语文教师要敢于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突破困境。当然，语文教育的大环境也变了，文化创意成为社会风尚。由传统作文到创意作文，不应该只是语文教育的变革，也是社会大环境的驱动和人对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的诉求。

摘要：通过学习掌握古典音乐的历史流变、时代的特点、音乐家以及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开阔学生眼界，了解当今世界上客观存在的多元音乐文化现象，把握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音乐的多样性，为更好地聆听、感悟音乐打下基础，提高音乐感知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关键词：音乐通识教育;音乐赏析;古典音乐

一、课程概况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是文化修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音乐诞生之日起，人类社会就逐渐形成了音乐文化的不同传承形式，无论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抑或是世界音乐文化的传承，课程所具有的音乐文化传承价值是巨大的，并且远超于音乐文化自身。古典音乐更是久盛不衰、百听不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音乐，相比之前的任何时期而言，现在的音乐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我们身边的音乐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来源范围广泛，音乐是我们灵魂深处的表达，音乐能够表达文字和绘画所不能表达的内容，如果要真正的理解音乐，我们需要认真的听和思考，这就需要系统的学习，来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的境界。古典音乐课程的主要内容设置包括音乐理论基本知识，西方音乐中的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洛克时期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浪漫主义时期音乐、20世纪音乐和中国音乐中戏曲音乐及器乐音乐等方面内容。

二、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开设音乐类课程的概况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通识教育从初期的摸索与尝试到现在的总结经验、更改及完善，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实际教学中进一步优化教学体系、提高教育质量，为培养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继续努力，希望能够开发、挖掘出不同学生个体的潜质与精神气质，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具备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能力。目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共开设两门音乐类通识课程分别是《音乐剧》与《古典音乐入门》。

三、提高古典音乐教学质量的几点想法

一、综述意识

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及平时研究小论文的撰写中，对古代文学选题的文献综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的综述意识，这其中就应该包括针对某一问题下的知识点，可以有选择地辅以代表性话题，罗列并阐述学界对该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引导学生如何查引学术论文，如何把握论证主旨及要点，从而让学生知道关于这个话题，已有哪些人做过哪些研究？研究到何种程度？是否还有研究的空间？培养综述意识，还可把视野投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这样，在做文献综述时就能达到较为全面的效果。如果在本科阶段就培养起综述意识，那么深入学习及研究时会大有裨益。

二、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与综述意识是有连带关系的，综述意识强，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引出问题，从而做细致研讨。问题意识应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全过程，教与学中应抱着探问的态度，这样才能获益更多。鼓励学生本着求同、求异的思路读书，从中寻找问题点，往往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的东西。数年教学实践证明，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过程中萌发、成长的。如循着这样的思路，学生在课堂中针对所教学内容，提出“难道真正诗死于宋、词死于明”、“为何元曲四大家没有王实甫”诸如此类问题，教师会倍感到欣慰。这就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前提下，进行更细致的阅读、研究，刺激创新欲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胡适所谓：“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前贤妙论，实际阐述的核心是要有问题意识及怀疑态度，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的培养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意识的探索与培养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因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组织者就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有目的地往问题探索方面靠拢，采取举一反三的方式训练，这样，整个课堂教学中就会弥漫着问题气氛；同时，学生要发挥主动性作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充当“主人公”角色，而不是“观众”。鼓励学生在阅读中做笔记，将所思所想书之于卷册或笔记中，这样就能把有时灵光一闪的想法记录下来，累积下来，长此以往，就会是一篇论文，甚至是一部论稿的基础。在教师和学生合力作用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问题意识氛围就会越发浓厚。

三、前沿意识

前沿意识是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环节。只有关注学术动态、发展，站在学术前沿，才能对学科中某一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适当涉及知识点的前沿情况，让学生心中有数；向学生推荐相关刊物或研究文章阅读，以及邀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增强大学生学科意识。本科导师制对培养学生前沿意识是一个有创意的探索，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组成“教师—学生”团队，将研究型学习切实推广，导师更能依据学生兴趣、特长，因材引导，将创新意识培养落到实处。比如我班一学生对岳飞词颇感兴趣，我建议其阅读有关词集与论文，该生拟写的《岳飞〈满江红〉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一个较好的选题，既有问题意识，又紧扣当下学术前沿。学生前沿意识的培养，对任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有前沿意识和前沿视野，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总览全局，对学生做出积极有效的导引，否则只会是空谈。

四、理论意识

1．主体性培养:方法与步骤

现代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大学本科的基础核心课程，开设时间是一学年，3个学分。现代文学通常被界定为现代中国人用现代语言表现在现代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感受的文学。现代文学在思想表现、审美感受、语言形式上都区别于传统的古典文学，这门课主要担负的是培养学生对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语言新质的了解和掌握能力。笔者以自己所承担的现代文学课程为例，浅谈一下在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性培养的相关策略与步骤。

(1)首先注重课程教学中创建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回应、质疑、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在现代文学教学中讲到上世纪20年代新文学初创时期的话剧发展，可以抛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问题。新文学以西方为标尺，以西方强调“写实”的戏剧取代中国讲究唱腔、做念、写意的传统戏曲，但是话剧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其中国化都是极不成功的，传统戏曲在不断的批判下又一蹶不振。这种批判给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怎样的经验教训?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意识，促成学生主体性的形成。

(2)阅读原著、文献查阅及相关理论的学习。主体性培养需要发展学生个体独立、能动、自主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现代文学教学而言，提倡学生作为主体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力和深度解读的能力，原著阅读获得基本的感性体验是第一步，相应地，文献资料查询及方法要领的运用是外在条件，却是基本的学术训练的重要过程，学生通过文献的掌握可以了解最新的学术进展，进而进入学术创新的可行性。相关理论背景的学习可以提供观照的视角和深度，有利于学生的能力提升和创新意识的形成。

(3)专题讨论。现代文学教学既要照顾到“史”的线索，又要兼顾作家作品的解读。在当前现代文学课程极度压缩的情况下，教学过程中就必须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其中，专题讨论是其中最为可行的方法。专题讨论的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合作性学习意识，也有利于培养一种探究式的学习态度。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例，学生对小说中的“三仙姑”、“二诸葛”的形象给出了创造性的看法。他们认为赵树理塑造的这两个人物非常具有喜感，批判中蕴含了有感情的认同，是用了民间文学、戏曲中诙谐、戏谑的手法去表现这两个啼笑皆非的人物的，有着脸谱化的痕迹，与戏曲中的人物塑造相似。学生多角度多层面的创造性解读从不同层面进入到文学经典丰富世界的领悟，这种有探究式的学习态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4)鼓励学生的社会调研和科研参与。主体性、创新性能力不仅在课堂中，更需要在延伸性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不断提升，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在课程进行中鼓励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科研参与意识。在上述讲到的话剧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中，鼓励学生利用寒假在各自家乡做传统戏曲发展现状的相关调查。同学给出的结果是让人相当惊喜的。一些同学表示传统戏曲在其家乡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当前却不能给予相应的满足，传统戏曲亟待发展振兴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一些学生还提供了当地复兴传统戏曲的成功案例。这次实地调查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加强了他们的现实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也进行了一次科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培养了学生的主体性。

(5)小论文写作。小论文的写作基本上呈现了一次完整的学术训练过程，从最初提出观点到搜集资料、查阅文献，反复思考，锤炼观点，寻求论证，到写作成文，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初试“做学问”的感觉和路子。小论文写作不仅能够深化对课程知识的领悟，还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对知识与规范的内化，这个过程也是一次探究性、创新性学习的训练，对大学学生主体性的培养至关重要。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唐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松寿夫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美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论文。

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摘要：以中国知网中2003～2019年间的核心期刊《中国园林》文献记录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中国园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中国园林》期刊的研究热点从最初的“空间”“生态”“景观”等向“乡村”“工业废弃地”“绿色空间”“生态智慧”等主题展开，并赋予了园林更多的人文和科技，通过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交汇融合，借助“地理设计”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形成景观格局。

关键词：中国园林；热点；Citespace；可视化

中国园林跨越了几千年发展历程，承载着人类通过风水、风土和风情对园林的思索和实践、依赖与信仰。从古代诗人的“诗意栖居”到现代社会的“花园城市”，园林已成为人们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刘滨谊在《学科质性分析与发展体系建构———新时期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与教育发展思考》一文中提到守住自然是风景园林学科的“底线”；为生态文明预测愿景、提出梦想、确定目标是风景园林学科的“担当”；协调多学科专业，保护人居环境是风景园林学科的“角色”[1]。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园林城市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而其相关学科（园林生态学等）也日益受到重视[2]。文献计量学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定量分析科技文献外部表征，进而揭示学术研究活动特征，已广泛地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探索中[3~4]。随着园林相关研究主题的深化和内容的丰富，学者们对研究领域易依赖自身经验，产生认知偏差，不能客观公正地深入剖析相关主题和内容。针对此问题，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能够较好地通过文本数据方式，用可视化图谱展现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进程。顾至欣等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国内关于苏州古典园林为主题的1154篇文献，发现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遗产保护与管理、园林史与园林比较、园林文化与特色、园林意境与审美等，其研究趋势的关键词是“融合”“溯源”和“深化”[5]。王艳婷等也采用该方法可视化分析西蜀园林的研究状况，结果发现园林历史与发展、园林美学与意境、园林文化与特性、造园要素与景观和旅游开发是其主要研究主题，“追根”“交融”和“升华”是研究趋势的根本[6]。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核心期刊《中国园林》2003～2019年间的文献记录，为学者梳理研究概况、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中国园林》作为在国内外发行的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的综合性、理论性核心期刊，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学科前沿，主要刊登风景园林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论文等内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来源《中国园林》的相关期刊论文，数据采集时间为2003～2019年，并清理无关数据如“刊首语”等导出“Refworks”文献格式，除重（RemoveDuplicates）导入的数据得到4719条文献记录。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中国园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热点及趋势。

2结果分析

2.1期刊引文分析。期刊引文是文献的重要组成，分析期刊的引文有助于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文献受关注程度和价值的体现则可从引文频次看出。研究结果表明，引用频次最高的为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林箐和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合作在2005年发表的“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一文，被引频次达到896次。该文从地域特征与历史园林、地域特征与现代风景园林和突出地域特征的设计实践3个方面，阐述了地域特征对园林风格的形成和规划设计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不仅可以将天然山水风景作为参考对象，还可以将更广阔的自然（田园和国土）作为对象形成设计语言[7]。同济大学王云才的“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被引频次为781次，系统探讨了乡村景观、乡村景观规划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乡村景观意象、景观功能区、人类聚居环境等乡村景观规划核心[8]。该文献的高被引次数也印证了我国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传统制造业在城市中遗留的具有较大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工业废弃地也被提上议程，针对这一棘手难题，王向荣等通过“生态”“艺术”和“后现代”的景观设计思想提出整体保留、部分保留和构件保留3种方式设计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施[9]。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