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贸易理论范例

【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国际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这四种理论在当时可以解释这样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这四种理论的内容、结论、优势以及局限性，以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摘要：在传统理念中，人们通常是把发达国家的生产者作为核心因素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中，一直把短期直接利益当作是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对长期间接利益有所忽略。对一些落后国家的贸易发展关注度不够，出现了片面静止的贸易利益框架，束缚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发展。因此，要将理论体系中合理科学的部分与贸易投资的最新实践相互结合，进而创立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嬗变与发展的框架理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贸易利益;来源;嬗变;发展

传统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国际贸易实践及理论认识水平息息相关，极具时代性，但是缺乏时效性，因此，需要吸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有效成分，并将其与国际贸易的最新发展相结合，进而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时代需求。

1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古典经济学首次建立了国际贸易经济理论，认为国际市场的完全竞争及要素都不能进行跨国交易，贸易的重要利益都来源于商品价格和劳动价值。古典经济学理论表明，短期直接国际贸易利益与市场的配置情况有关，经济机制是由各种价格制度连接在一起的庞大体系，是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易的重要途径。国际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人们交换自身生产过多的产品，尽量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国际贸易的最初目的就是输出人们不需要的产品，换回自己心仪的物品，国际贸易对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的市场配置职能将生产的比较优势转为经济利益的增加。社会公众认为，一切的贸易行为都可获得利益，否则就没有存在贸易交换的必要性。国际贸易的市场机制在不断扩大，致使一些国家将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投入到收益最大的部门，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奖励机制等来合理有效地分配劳动力。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大促使一些国家发生经济体制变革。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进入了国际市场，逐渐被市场机制所同化，各种制度变革也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示范效应及制度变更的显效时间较长，不同于直接的国际贸易利益，极易被忽略。国际贸易主要通过减少劳动时间及完善贸易条件来获取利益。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一种相互交换剩余产品的行为”，亚当斯密也同意此种观点，其表明国际贸易是销售剩余产品的主要途径[1]。李嘉图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优势产品，进口劣势产品有助于国家实现既定的福利水平。国际贸易增强了社会各项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若是劳动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大幅度提高，将会极大地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生产技能，从而节约劳动时间。古典理论学家曾认为市场配置是促使贸易利益产生的最重要来源，对市场发展的空间进行不断扩充，提高商品的交易速度，降低成本回收期限，有利于开发和利用闲置商品。若是厂商在国际贸易的竞争过程中拥有比较优势，那么其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能够提高生产率，各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流，开放的国际贸易经济体系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古典理论更多的是强调市场原则、市场规划，掩盖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间接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不清致使古典理论的贸易来源更倾向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来源[2]。

2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贸易利益来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探究，在有效吸取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将要素禀赋理论和组织结构分析加入到国际贸易发展的理论当中。分析与探究了企业经济利益和要素边际产出的影响，建立了以要素产出及国民收入为核心的知识体系。要素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商品的稀缺价值，边际产出能够科学合理地体现出产品的转化水平。各个要素市场相互分离，各个产品市场相互统一能促使企业资源不断向财富进行转化。一个企业若是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能够促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益报酬，进而使得生产企业积极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多的规模报酬；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致使要素部门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贸易的短期成本若要转变为长期成本，将要承担一系列由于边际产出效率下降而带来的损失，要素的价格及稀缺程度都会受到国际贸易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对外出口的产品增值与产品的劳动力节约之和超过富裕要素的上升价值与稀缺要素的下降价值之和，国际贸易就能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财富。长期的间接贸易利益与各国间的交流及政府干预息息相关。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扩大贸易市场、健全贸易机制，减少贸易交换品的生产成本也是促进国际贸易利益产生的重要来源。国家对贸易进行干预，实施保护政策，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个特定背景下也会促进贸易利益的增长。提高产出量、增加收入也是贸易利益提升的来源之一，一般来说，大多数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将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古典理论比较注重比较优势，认为其会拓展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要素市场和成本市场是探索贸易利益来源的微观基础，而国家产品的产量及收入是获取贸易利益的宏观基础，此种观点突破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桎梏。各国经过不断的贸易实践，已经总结出一系列交易惯例，进而形成国际贸易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各国也在不断分析整合贸易数据，降低了对市场配置的盲从，国家干预手段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的超额损失，这些因素也是间接利益的重要来源[3]。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国际贸易作出了重要理论支撑，但也仍然是处于静态片面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用货币和消费来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标准，致使测评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所带给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影响，过分强调要素配置作用，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分析，使经济理论的说服性有所降低。

一、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基于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从要素禀赋的角度出发,埃利•赫克歇尔(EliF.Heckscher)和伯尔蒂尔•俄林(BertilGotthardOhlin)将要素市场上的要素供求和价格问题引入国际贸易中,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在此基础上萨缪尔森指出国际贸易在引起本国要素收益变化的同时,也会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向一致,这将有助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H-O-S定理)。之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又提出了著名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该定理认为，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生产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在进口产品中生产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此时国际贸易将使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提高,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

（二）新兴国际贸易理论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和新的贸易形式的出现，研究者们逐步放宽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些前提假定，并由此解释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克鲁格曼（Krugman）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假定条件下,证明了要素禀赋相同的两个国家间也会发生国际贸易,但这种贸易模式区别于古典贸易理论下不同产品的产业间贸易,它是发生在相同产品间的产业内贸易。他认为这种贸易方式使得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均会从贸易中得到利益,从而不会导致严重的要素分配问题。克鲁格曼（Krugman）还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生产效率较高,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因而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之后Dinopoulos,SyropoufosandXu通过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引入到Krugman模型中发现，产业内贸易将提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Neary又通过寡头竞争模型发现，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高其相对工资水平,使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当国际贸易出现外包这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时，Feenstra和Hanson通过构造一个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得出结论：在两国劳动供给不变的前提下，以外包为形式的产品内贸易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间产品的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提高,但也扩大了工资收入差距。目前企业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与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也成为新兴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之一。Melitz和Bernardetal将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引入国际贸易模型，认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提升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同一产业中的企业是异质性的，包括生产率、生产规模、企业类型等。企业异质性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对每个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当这种异质性反映在生产率上时，国际贸易将扩大生产率高的企业的要素投入需求，使得企业竞相争夺该要素资源，这势必有利于支付工资的提高。伴随着需求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企业对劳动力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从而使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异质性劳动力理论认为，现实中劳动力也是异质性的，包括技能、性别、职业等多个方面。国际贸易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将会扩大高技术劳动力与中等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中等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异质性通常反映在不同劳动力与资本结合时所体现的生产和技术效率的差异上，较高技术劳动力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较高技术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三）理论小结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步细化，从古典贸易理论研究宏观层面至新新贸易理论关注微观个体，研究更具体、更贴近现实。古典贸易理论更多的是探讨国家间收入差距，而对一国国内的收入差距研究甚微。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当前最系统完整的国际贸易理论，而它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新贸易理论对劳动力收入差距有了新的认识，但它在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体和一国国内分配效果的关注较少。在对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劳动力以及国际贸易结构差异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下，新新贸易理论兴起，但目前的研究尚在理论探讨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探讨也相对较少。

贸易利益是一国开展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力，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贸易利益理论散落于各贸易理论之中，未成独立体系，但贸易利益作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直成为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国际贸易可以给一国、企业或国民带来利益，但随着理论前提的不同，尤其随着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尤其全球气温渐高对经济增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加剧，贸易利益的内涵、表现以及分配主体和机制更为复杂，因此，迫切需要科学地选择低碳经济环境下的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这为我国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客观看待我国巨大贸易顺差背后所隐含的资源、环境成本，运用低碳经济模式突破发达国家的“生态标签”等绿色壁垒，解决与发达国家间不平等贸易条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一、现有贸易理论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在早期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的对象是以最终产品为主。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均肯定了国际贸易能产生利益，并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贸易利益的分配，促进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最终提高世界福利水平。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产品的需要、专业化生产内生的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报酬等。但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利益立场，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宏观、静态的基础上分析贸易利益，过分夸大了市场机制的功效，并将个体利益之和混同于整体利益。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并从经济发展、交易效率和技术溢出等方面分析了动态贸易利益。可见，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只是一味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未能考虑社会、生态和环境综合效益（叶汝求，2001）。企业通过不断合并来追求规模经济，并进而获取竞争优势，但严峻的环境约束将引发环境污染的全球扩散和生态系统的并发退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已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理论依据，发展中国家通过牺牲环境和自然资源只是获得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所以，贸易双方看似通过国际贸易取得了比较利益，但实际上有一方可能承担了很高的环境成本，长期来看，这种成本甚至大大超过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二、贸易和环境冲突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国际贸易的急剧增长，全球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便是贸易和环境的冲突：贸易对环境有害抑或有益，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贸易竞争力？这种冲突的主体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简称南北国家）。北方国家基于生态倾销理论提出，南方国家依赖于较低的环境标准形成的产品成本优势，享受着不公正的市场竞争优势并获取不合理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北方国家主张：国际贸易应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可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口；基于国际标准将贸易产品的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禁止环境补贴。南方国家基于环境成本转移理论和污染天堂假说提出，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到北方国家，后者对资源密集产品的消费基本通过进口满足（Ekins，1997），这使得环境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南方国家，而北方国家则因此通过贸易获取改善环境质量的利益。   因此，南方国家主张：优先考虑发展；环境措施应基于客观、公正和最低贸易限制；环境成本内在化将严重影响其出口能力；允许合情合理的环境补贴。其实，南北国家对于贸易和环境冲突的根源在于两者之间形成的特殊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是由于双方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价值观以及发展目标的不同决定的。北方国家通过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获取来自资源、环境和劳动等方面的相应利益，Robinson（1988）论证了美国污染控制计划的实施已经引起美国贸易模式的变化，即进口更多资源和环境成本高的商品，从而减少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而南方国家因此可获取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等贸易利益。理论和实践表明，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可以通过破坏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给南方国家带来短期贸易利益。有些学者基于EKC假说，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南方国家无需担忧由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的现象，因为环境质量将会随着人均收人达到一定水平时趋于改善；实际情况也表明，目前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已形成了专业化开采自然资源的贸易结构。   但从长期来看，对南方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依靠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的环境污染转移和生态掠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南方国家不能指望通过这种贸易模式缩小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差距。首先，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环境下，由于南方国家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以及相对宽松的环境标准，发达工业国家将本国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或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南方国家（Dua，Esty，1997）；同时，发达国家将工业或生活消费废弃物大量出口到南方国家进行最后的处置或回收，这不仅污染接收国的环境，还将严重危害其国民身体健康。其次，南方国家由于过度开发利用其限制性的自然资源，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引起生态失衡，长此以往将会引起生态环境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   三、贸易和环境协调范式下的贸易利益   南北国家由于立场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因此，贸易和环境似乎永远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状态。如果从不偏不倚的全球视角，即协调贸易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发现这种冲突主要源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固有缺陷，而如何协调贸易和环境实现贸易利益的双赢和最大化，则需要寻求新的理论依据和解决途径。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均充分论证了一个问题，即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进。这种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因此，许多学者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分析环境对贸易的影响。Siebert（1977）把环境吸收能力定义为一种要素禀赋，并将其引入标准的要素比例模型，讨论了国内产业污染问题。霍斯特•西伯特（2002）研究认为，环境因素以环境禀赋的方式决定比较优势，国家之间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环境资源的丰缺程度，拥有丰富环境禀赋的国家将出口含有较多污染物的商品。#p#分页标题#e#   但是，对于贸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有着其不足之处，因为它仅考虑双方的静态利益，却忽视了动态利益。以出口危险废物为例，由于发达国家处置废弃物的环境成本很高，将其出口可以获取贸易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废物处理成本低廉，进口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对方的补贴；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若考虑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对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的改变，那么这种交易带来的经济收益甚至不能弥补进口国家自身所受到的环境损失（谢皓，2007）。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未考虑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国际商品价格没有包含环境成本，而基于庇古税和科斯产权定理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贸易引起环境破坏的原因不在于贸易自身，而在于市场失灵和政府政策的失灵，集中体现在没有真正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一般由环境要素价格和外部成本两部分组成，前者受到环境要素禀赋丰缺的影响，后者受一国环境政策和环境标准的影响。在环境标准较宽松，且对环境的破坏投入较低治理费用的国家，环境成本低；相反，则环境成本高。环境成本内部化即指在生产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以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也消除了外部性。环境成本内部化手段除了征收庇古税、明晰环境产权并交易外，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到实施环境标志、推广ISO14000等新型经济手段。不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如环境资源的价格确定和产权界定以及环境政策失灵等。   四、可持续发展下贸易利益的衡量   贸易差额、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都曾作为衡量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由于贸易差额仅考虑一国获取的绝对贸易利益，而未能考虑产业结构以及进出口价格对双方实际贸易利益的影响，因此，一国单纯用其衡量贸易利益不尽准确。因此，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是目前常用来衡量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但是，现有的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均未完全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无法真实衡量出－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贸易利益。因此，我们提出用基于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贸易结构合理度（简称绿色贸易结构合理度）和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收入贸易条件（简称绿色收入贸易条件）来衡量和评价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   1．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的贸易结构合理度。   贸易结构是反映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一国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学者们以产业内贸易理论（H．G．Grubel，P．J．Lloyd，1975）等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变量内生化的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用对外贸易结构是否与产业结构匹配来衡量贸易结构合理度。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之间是“原像”与“镜像”的关系，产业结构是本体，对外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所反映的影像（袁欣，2010）。因此，分析一国对外贸易结构是否合理，就要看其是否与该国产业结构匹配，是否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匹配的前提和关键是作为“原像”的产业结构是合理的，“镜像”对外贸易结构才不会扭曲成“哈哈镜”。目前，学者们提出产业结构合理性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标准和产业关联性判断标准。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标准通常需要借助参照结构，如需求结构、三次产业结构模式；而参照结构与被分析产业结构度量方法的差异缺乏合理性评判准则，因此，该标准的广泛应用受到限制。产业关联性判断标准包括产业技术关联标准和产业交换关联标准。产业技术关联标准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根据技术矩阵的元素直接消耗系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评价某产业技术关联合理性（周振华，1991）。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采用现有的投入产出表，通过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确定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并根据进出口产品对国民经济系统的不同作用，分析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合理性（沈利生等，2003；杨丽华，2011）。但是，上述评价标准只考虑了财富的增长，未能考虑产业结构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影响。雷明（2011）根据社会成本理论，认为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由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三部分组成，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将环境和自然资源两个因素引入传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绿色投入产出模型是通过绿色投入产出表来反映资源、生产和废物三者之间的关系。绿色投入产出表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投入产出表的框架基础上，主栏增加资源使用和废物排放，宾栏增加资源恢复和废物治理。然后基于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的里昂惕夫矩阵，计算出绿色影响力系数和绿色感应度系数，确定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后的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并以对应行业产品进出口占比作为因子，最终可以确定出低碳经济环境下外贸结构的合理度。绿色外贸结构合理度越高的行业，则其绿色贸易利益会越大；反之，则越小。   2．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贸易条件指数。   贸易条件指数是反映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外学者用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带来贸易利益的减少，继普雷维什和辛格（1950）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后，巴格瓦蒂（1958）、克鲁格曼（1979）、Find-lay（1980）和辛格（1987）等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支持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并导致其贸易利益减少。张碧琼（1999）、赵玉敏（2002）、杜哲俊（2005）、曾铮（2005）实证分析研究了我国贸易条件整体上趋于恶化。ParthaSen（1998）则持另外一种观点，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但仍获取了贸易利益。也有学者如Haberler（1959）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改变。由于价格贸易条件只是反映单位出口商品的交换能力，而无法反映一国总体的贸易利益，所以Baldwin（1955）和Haberler（1961）认为，普雷维什提出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才能确切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杜哲俊（2005）分析发现，1980-2000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收入贸易条件明显改善，双项要素贸易条件不容乐观。#p#分页标题#e#   目前，由于环境成本未完全被包含在国际贸易产品价格中，从而用进出口产品价格指数表示的贸易条件指数无法反映一国真实的贸易利益，这也是导致贸易与环境冲突的根源。环境成本的负外部性扭曲了产品价格，市场配置环境资源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会出现过度生产、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曲如晓等，2006）。环境成本内部化后，产品价格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全部实际成本，此时的收入贸易条件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考虑环境效应后的真实贸易利益。从理论上来说，环境成本内部化后的收入贸易条件越高，则本国绿色贸易利益越大；反之，贸易利益则越小。   五、结语   现有贸易理论范式下，国际贸易的利益主要强调贸易双赢基础上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利益衍生的技术进步、福利水平的提高、多样化产品需求的满足等，而未考虑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等对国际贸易格局和利益的影响。在贸易和环境冲突范式下，南北国家因为不同的环境观和发展观而产生不同的贸易利益观，将进一步激化环境问题带来的贸易壁垒。因此，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协调贸易和环境之间带来南北国家间关于贸易利益的冲突和分歧，使双方贸易利益的不平衡状态回归到双赢状态，这为我国科学、合理地衡量真实的贸易利益，探讨如何实现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是衡量贸易利益的两个主要指标，在低碳经济环境下，需要在上述两指标中加入资源和环境因素。本文提出用基于绿色投入产出模型的对外贸易合理度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来衡量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不过，尽管有许多学者认同并在实践雷明提出的绿色投入产出模型，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定价的复杂性和环境成本确定困难，以及如何选择绿色投入产出模型中的能源恢复部门、污染治理部门、生产部门等等因素，使得据此确定的支柱产业、瓶颈产业以及绿色外贸结构合理度的科学性会受到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意味着任何生产和贸易活动都不会超越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边界，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最优配置。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价值观、技术水平、生产与贸易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贸易各国间的环境标准统一，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也将会遭遇重重困难。同时，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改变产品成本和价格而改变了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对其比较优势乃至一国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纯粹根据资源禀赋丰缺和单纯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说明贸易利益的减少和福利水平的降低，否则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7），而要结合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纠正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等方面分析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综合衡量我国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实际获得的贸易利。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日益发展扩大，如今，国际贸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国务院办公厅和教育相关部门机构对国际贸易学科领域的学习范围和研究还不够深入，使得其在我国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国传统思想理论和过去的国家政策的制约，在我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还相对单一，没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很多的经济贸易往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打开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我国开始逐渐与他国展开经济贸易来往，因此，对国际贸易学科进行研究与拓展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只有充分了解国际贸易的趋势和走向，才能够在经济复杂多变环境下，使我国经济贸易水平稳步提高发展。本文将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切实探讨国际贸易学科应具体拓展和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学科建设；拓展和研究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开始走向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与他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再像过去那样，埋头挥汗自己干，也许就无法在世界经济贸易多元化的现在建立经济贸易优势，所以我们需要展开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和拓展工作，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结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创造出新的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经济贸易政策，相关政府部门要做好宏观经济调控，全力为国际贸易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条件基础。

一、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

1.国际贸易学科领域研究范围浅显，相关专业性研究不够深入

如今我们的国际贸易学科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调整提出建立的，它在学科划分上属于应用经济学，它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与其他九个二级学科都被划分为应用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中，相关概念指出：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商品与劳务之间的交换的理论与方式的科学性学科，它不仅要有相关的科学理论为依据，而且要有一定的实践活动来检验，因此国际贸易学科是一门理论实践结合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但是，随着世界的发展，很多商品已经无法用单纯的劳务体现，生产要素、人员调配、知识产权等都无形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在过去，商品与劳务可以直接进行纯粹的交换，然而现在，很多其他范围的业务参与到了商品与劳务的交换中来，因此国际经济贸易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由此看来，过去建立的国际贸易学科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经济贸易情况，因此我们要深化改革提升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深度，以此来适应当下的国际贸易现状。

2.国际贸易学科不能适应学科和外经贸实际的发展需要

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是当务之急

20世纪末，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运动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东亚经济迅速崛起，而欧、美等强国则相对衰落。然而，针对这一现实，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没有改变，只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断做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框架调整，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新的突破因素仍在旧的理论框架内循环。对于不断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旧的理论范式和倾斜的政策使其很难在全球分工中获取“真实利益”。重构国际经济学体系，使其能够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和金融的快速发展，并使之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服务就成为当务之急。不同于旧有的国际经济理论体系，新的体系绝不只对强国或强势集团有利，它旨在构筑“多赢”的经济格局。所以，新旧体系的思维论战从来不基于某种意识形态，也不突出某种国家民族主义，它旨在从多赢的视角来解释和指导国际经济现象，从而在现实中构筑有利于全人类的贸易、金融和国际协调机制，进而提高全人类的福利。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对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科学地认识当代经贸关系的现状与本质，理性审视当代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有效处理各种关系、积极促进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用马克思基本理论指导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也为中国制定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指明了方向。

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内涵

（一）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和基础地位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社会主义本质应作为构建系统、科学并具有话语权的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和起点，以国际经济新格局为前提，把中国社会主义对外经贸作为实践基础，兼具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最终实现中国特色国际经济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张宇（2012）概括比较了各种理论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优势。可以概括为：坚持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全心全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劳苦大众服务，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作为主线的分析框架，在整个理论体系中贯穿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始终坚持历史和逻辑统一、现象和本质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整体与个体统一的分析方法，旨在实现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为我们透彻剖析当今国际经济的本质和未来走向，科学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可能。

（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的内涵要充分体现历史观

“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将现实的要素，如历史、文化、制度等全部隐含，这一直是西方主流国际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前提，这种方法势必弱化了上述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使得用现有的经济学体系分析国际经济问题时避开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在研究世界经济的主体对象时，无论是哪个流派都会把两国的经济差异作为基础，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资源禀赋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分析如果忽略了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无疑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理论也将失去其历史的内核。因此，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学体系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观为指导，要正视不同国家和区域主体走过的历史道路，正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深刻反映各国历史对国际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影响。

摘要: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数据急速膨胀的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分析与利用效果将直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其是国际贸易，它是跨越国境的货品与服务交易，能够使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得到调整，促进国际间的供求关系变化，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能够更加明显的感受到大数据时代的影响。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一定的机遇与挑战，国际贸易怎样在逆流中前进，成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本文就大数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

大数据；国际贸易；影响

现今时代数据膨胀逐渐加速，可以说数据的分析与利用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说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那么大数据时代就可以成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带头人”，其广泛的影响力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卫生、教育、军事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国际贸易活动，大数据对其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大数据作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概述

大数据时代最早是由肯麦锡公司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行业与领域，是极为重要生产要素，人们对于数据的挖掘和使用标志着新的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消费者盈余的到来。数据的技术增长与膨胀对企业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数据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大数据使人们的观念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大数据是全部的数据，并不是随机采样。大数据时代下，人们可以对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有时还能够处理与某个现象相关的数据，不是随机的进行数据的采样。大数据是大致的方向，并不是精确的制导，数据的数量十分巨大，使得人们不能在对追求精确度产生兴趣和热情，对于大数据，人们不再需要对现象刨根问底，只要把握住大致的方向就可以。不是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关关系，长久以来人们都习惯寻求因果关系，大数据时代，应积极准确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使人们明确事情正在发生。

本文作者：吴松龄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早在15世纪末就已展开,它是对各国制订对外贸易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课题,从古典学派到新贸易理论学派都作了详尽的阐述[1]。对于一个地区对外贸易的研究也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是侧重于对外贸易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往往忽视对外贸易的副作用。夏友富等学者认为一味强调贸易的发展追求比较经济利益,结果是很可能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这些代价经常是经济利益远远无法补偿,不仅大大影响本地区的经济福利水平,而且会导致以邻为壑的结果,从而影响对外贸易的基础[3]。笔者认为,河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能以过度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用其产生的经济福利来分析对外贸易,只有在对外贸易增加了经济福利的前提下,发展对外贸易才是正确的。而现阶段如果一味强调环保忽视贸易的发展,也必将大大削弱河南省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显然是错误的。应该用其产生的经济福利来分析对外贸易与环保问题,只有在环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环保才能有意义。

一、模型的提出

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河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既能够带来正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经济福利),也能够带来负的社会福利(减少社会经济福利)。因此笔者通过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把河南省对外贸易所产生的社会正负福利加以计算(福利均指经济福利),当正福利大于负福利时,即使污染环境而继续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正确的,因为它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当对外贸易产生的负福利大于正福利时,就应该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会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二、模型的构建

(一)计量对外贸易所产生的正福利模型

1•模型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