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史范例

一艺术与艺术史的分离艺术史这个词在当代德语的用法中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它表示了艺术发展的历史这层意思，而另一层面则意指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学术性研究。这样，“艺术史的终结”似乎或者是指艺术自身的发展走到了终点，或者是指艺术史学科的发展走到了终点。然而在此我们对这两个层面都没有作出这样的断言。   相反，这个标题只是意味着提出两种进一步的可能性，即当代艺术确实宣称艺术的历史已不再向前发展了;而且艺术史学科也不再能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夕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当代艺术的发展和当代的学术研究，因此将作为本文讨论的主题。   这里我想从一件趣闻开始谈起•1979年2月15日，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刁、展厅中传出了“由一只连接在麦克风上的闹钟发出的有规律的滴嗒声’。画家埃尔韦•菲舍尔(HerVeFIScher)正在用一条十米长的卷尺测量展厅的宽度。他这样描述他的这些活动程序:菲舍尔在观众面前缓慢地走过，从左到右。他身着绿色西装，内穿白色绣花印第安衬衫。他用一只手摸着与眼等高的白色绳索引导自己前进。他的另一只手握着话筒边走边对着话筒大声讲到:“艺术的历史灸神话起源的历史。   巫术的。时代的。阶段。晦!主义。主义。主义。主义。_主飞义。新主义。样式。吮!离子。应结。波普。晦!低劣。哮产喘。主义。艺术。症结。怪僻。疥癣。滴嗒。滴嗒了走到绳索中间前他停下来说到:“我，在这个喘气的编年表上最后出生的，一个普通的艺术家，在19，9年的今天断言并宣布，艺术的历史终结了!”接着他向前走了一步，剪断绳索，并且说，“当我剪断绳索的这一刻就是艺术发展史上最后的一个事件。”他把绳索的一半丢在了地上，接着说到，“这条落下的线的线性延伸仅仅是一个空幻的思想。”然后，他丢下绳索的另一半，“关注当代精神的几何图象幻觉已经没有了，从此，我们进入了事件的时代，后历史性艺术(Post一hi、torieaiart)的时代，以及后一艺术(META-ART)的时代厂埃尔韦•菲舍尔在他神经质的书《艺术史终结了》中详细解释了这个象征性的行为•新事物由于自身的缘故“已经事先死亡了，它又退回到未来的神话之中。’，我们终于“达到了那个想象中的历史地平线上的透视灭点。‘’一条线性发展的逻辑，一条向静止的非文字的和非真实的艺术史的发展过程已经走到了终点。“如果艺术的活动必须保持生机，那么就必须放弃追求不切实际的新奇。艺术并没有死亡。结束的只是其作为不断求新的进步过程的历史。，‘这样菲舍尔不仅谴责了前卫主义艺术史的陈词滥调，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歌颂进步，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时也是对进步的一种要求，菲舍尔在这个后前卫(P。就一。van七一郎:de)的合唱中只是一个单独的声音，后前卫所进攻的不仅是这个规代社会，而且更多的是其腐败已引起了最广泛愤怒的那些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无论由艺术史家、批评家，还是由艺术家本身来写作，作为某种前卫的历史的现代艺术史(其中声势浩大的技术和艺术的创新活动一个紧接着一个相继出现)绝对不可能再写下去了。不过，埃尔韦•菲舍尔的例子同时也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究竟是否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如果有，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对于艺术史家和哲学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间题，而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影响到批评家和艺术家们。因为艺术的生产者们通常总是认为他们在生产艺术的同时，同样也在生产艺术的历史。   在这种艺术史的学术实践和艺术的当代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奋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史家都愿意承认这一点。一些艺术史学者认为艺术的传统观念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这样就可以回避关于他们的学术工作的意义或方法的问题;他们的艺术经验被限制在历史的作品中，以及超越他们学术活动的个人与当代艺术的冲突中。对另一些艺术史学者来说，在理论上证明艺术史研究的合理性的任务被留给了极少数有责任的理论权威们，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大量学术实践的成果的出现，他们会认为这个任务根本就是多余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研究符合了对艺术更为关心的公众的要求，社会公众要求艺术史学科应该重新考虑其研究的对象，即艺术本身。   近年来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也在鼓励我们对艺术史进行反思。   最近由迪特尔•亨里希(DletorHenr，C}1)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lfga。g工Ser)编辑的文集《艺术理论》也提出一体化的综合美学理论已不复存在。相反，出现的是许多相互竞争对抗的专门化的理论，它们将艺术作品分解成无关联的一些方面，争辩艺术的各种功能，甚至将审美经验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这样的一些理论与当代艺术的形式是一致的，按照亨里希的说法，这些形式已经“解除了艺术作品的传统的象征性地位‘，并且“再次将艺术作品与不同的社会功能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切入了讨论的主题。   二作为艺术表征的艺术史埃尔韦•菲舍尔宣布终结了的事业开始于乔吉奥•瓦萨利(G:。rgl。Vasarl)1550年完成的著作《杰出艺术家传记》中所体现的艺术史观念在该书第二部分的导言中瓦萨利豪迈地宣称，他并不希望在他的书中仅仅列出一些艺术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为读者“解释，，各种事件发展的过程。   因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人们的意图和行为确实有其适当的原因。这样瓦萨利就力求在艺术的遗产中区分出“好和更好，以及更好和最好’，，而且首先“要搞清楚每一种艺术风格及其兴衰的本质和原因’，。   自从这些豪迈而自信的论断被诉诸文字以来，关于艺术的过去的研究一直受到某种历史性的陈述模式的支配。显然，艺术像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已经受过了历史性的改造。然而，有关艺术的历史记述的问题则是特别的不可靠曾、是有一些怀疑论者，他们彻底否认我们能够追溯和描绘出像“艺术，，这样的抽象概念的历史，同样还有一些虔诚的艺术崇拜者，他们引用博物馆收藏的大师杰作所具有的所谓永恒之美来证明艺术超越历史的独立性。“艺术史”这个词组把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而我们所理解“艺术，，和“历史’，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只是到了19世纪才形成的。艺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只是艺术作品中可确认的一种品质;同样，历史也只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之中。一个“艺术的历史’，将艺术作品中培育出来的艺术的概念转化成一种历史性陈述的专题学科，它独立于作品之外，又反映在作品之中•艺术的历史化就这样成为艺术研究的一种普遍模式。这种艺术史模式总是以一种艺术整合的观念为基础的，其整体性和连续性被反映在一个完整的和连贯的艺术史之中。#p#分页标题#e#   在这种艺术整合的原则支配下，甚至连本来毫无审美目的的物品也能够被解释成为艺术作品。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史情境中通过阐释可以使这些物品转化为审美的对象，成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艺术作品。   三瓦萨利:艺术史学的起点历史性陈述的模式和艺术观念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玲世纪之前很久就被建立起来了。古代的修辞学家早已建构了各种历史模式，而且这些模式已被证明比我们通常的历史编撰的叙事风格要更为清楚。他们发现对文学或视觉艺术中的优美风格的产生或衰落的原因作深入的思考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种风格的规范，而这个规范似乎又可以设定艺术的真正的意义历史性的发展就是这样，既可以被解释为向预先假定的规范的趋进，因而被看作是进步的，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从规范的退离，因而是在衰退。在这种模式下，艺术作品仅仅相当于一个中间的阶段，一个向着规范的完善不断发展路线上的中间站。尽管每一件作品自身是完整的，但它在朝着规范发展的方向上总是保持着开放的结局。这样一种(事物发展的)规范将会打乱艺术作品的静态的特征，然而这个规范在未来完善的可能性却是肯定的，它使每一个艺术成果相互关联，并被置于一种历史性的进程之中，这一切似乎有些自相矛盾此外，风格的概念还用来为这个进程的不同阶段命名并将这些阶段固定在一个循环的周期中阐释者本人总是清醒地意识到他自己在这个进程中的观点。这样艺术的历史性陈述开始于实用的艺术理论;然而在这种理论早已过时无用之后，我们今天仍然还在坚守着这种理论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编纂学还建立了一种价值的规范，而且尤其是一种理想的或古典美的标准。向着规范不断完善的进步对瓦萨利来说意味着艺术向着一种普遍的古典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而所有其他的时代都必须根据这种古典主义的风格规范来加以比较和衡量。很明显，瓦萨利的艺术史编写原则与他的价值标准是紧密联系的:因为这种特殊的进步理念只有在艺术性发展的一个晚期阶段，也就是说，古典主义阶段才能被构想出来。   古典主义观念的结构框架对瓦萨利来说，正像对他同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就是他们所熟悉的生长、成熟和衰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循环。这种循环过程所具有的重复性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再生或复兴的艺术发展模式在古代循环和近代循环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也许只是一种虚构的巧合，但它似乎又为某种真实存在的规范提供了历史性的证明，因为既然这个规范曾经被发现过，因而它就有可能被重新发现。古典主义的学者在当时仅仅认识到一种已经建立的规范。在瓦萨利看来，未来的艺术史将会发现没有必要选择这些规范，即使艺术本身，出于对自身的怀疑，也将不再去追求完善这些规范。只要这些规范被承认，历史就决不会否定他的观点•这样瓦萨利就是在写关于一种规范的历史。   这种艺术史的严格的结构框架，对瓦萨利来说是实际经验过的，而对他的后继者来说则是没有实际经验过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瓦萨利的艺术史理念又被他最重要的继承人温克尔曼(w:。ckelmann)所进一步确认。温克尔曼不仅讨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而且还以一种“古代希腊艺术的兴盛与衰落’，的内部的或风格的历史形式论述了古代的艺术。显然，温克尔曼将一种类似引人了古代希腊的政治史;然而他的历史保留了某种有机的和自生的发展过程的形式•温克尔曼忽视当时的艺术而支持一种失去的和悠久过去的艺术，显然是在挑战佛罗伦萨的古典主义对古代的古典主义的垄断和独占。从一个超然中立的观点来看，温克尔曼是在寻求一种对“真正的古代艺术“的理解，特别是因为他希望在他那个时代的视觉艺术中能够摹仿古代艺术的风格。尽管温克尔曼并未提出新的理论，但一个不断发展最终在古典的阶段达到顶点的生物学循环模式却保持了它应有的重要意义正像以前一样，审美的标准决定了艺术的历史性记述的形式和逻辑。因此对温克尔曼来说，艺术史仍然是一种实用的艺术批评。   的确，直到很晚近的时期艺术史学才得以从一种审美的价值体系中分离出来，而且在当时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艺术史家们尝试运用的或者是传统的历史学模式，或者是审美哲学的模式，这就使他们要担负起在历史性的和经验性的情境之外界定艺术的职能，正像姚斯(HanSRobertJauSS)论述的那样“历史性的观点和美学性的观点，，从此分道扬镰了②。   处在这个最基本的转变核心的正好是黑格尔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一方面是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作为对近代世界中艺术及其地位的反思，黑格尔的许多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能够引发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四黑格尔:艺术史学的终点在我们看来黑格尔美学中的“新东西，，包含在他对艺术(实际上是指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的艺术)发展的一种历史性处理的哲学思辨中。“艺术把我们引向了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目的不是为了重新创造艺术，而是为了在哲学上认识艺术是什么’，•而艺术史的日的就是界定艺术的角色，一种已经被演完的角色。最关键的是艺术的理念，即艺术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投射与特定时代的文化史是不可分割的理念。这样虽然现代的阐释者会坚持把艺术单纯地作为“艺术’，来思考，但这种艺术实际上并不在意一种自身本质的内在规范，而是在于依赖其表现一种世界观的历史情境和物质材料。   艺术史的理念作为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功能的历史后来一直被贬低为一种“审美的目的’，。然而，倘若我们把艺术史从武断的定位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分割出来，艺术史仍然具有其充分的合理性，黑格尔本人甚至为艺术的发展戈部分地)勾画出一个有效的历史性模式。“艺术史是艺术自身的作用和进程‘，。   当“内涵目的被耗尽，，而且所有的象征都丧失其意义的时候，“绝对的影响作用”也就失去了。已完成了它的特殊使命的艺术“也就摆脱了这种目的，，。进一步沿着这条线发展的艺术活动只能是在有悖于这个目的的层面上进行的。无论如何，在现代艺术中“束缚于一个特定题材以及只适合于这种材料的描绘方式’，已不再具有强制性而且确实成为‘某种过去的事物;艺术因而已变成了一种自由的工具，，，艺术家自由地运用这个工具并把它。‘看作是自我意识的材料。因此，这将不利于艺术家重新采用那种物质材料，这如同是，过去的世界图景，，，例如，当基督徒改信天主教时他们希望恢复艺术最初的功能。很明显，黑格尔确认的艺术的普遍本质(在一种历史性的世界观的客体形式中的象征符号)最终(自相矛盾地)必然是一种过去的现象。#p#分页标题#e#   黑格尔的审美哲学也许最适合被用在我们关于“古典的’，风格和艺术的“过去性’，的争论中。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果断地把问题加以简化。任何艺术的古典阶段就是其“作为艺术发展完善的时刻，，，艺术在这个时刻展示了其作为艺术的能力。这个观点似乎听起来很熟悉，但事实上它是建立在黑格尔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在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例如，雕塑或音乐)中的周期性循环重复的观念被彻底放弃了。古典的艺术并没有在衰落中结束，而是像先前的理论那样有可能被回转:古典艺术必然会向一种不可重复的精神和文化的方向发展。更确切地说，古典艺术被浪漫主义所“超越”，这种浪漫型艺术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基督教艺术。古典艺术在新的意义上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正像它所具有的神圣性那样已行不通了。绘画和音乐继雕塑之后成为具有更高抽象性的艺术形式，即在精神和世界和谐一致的历史发展轨迹上的主题所要求的形式。但是要最终解决这种根本的分离(黑格尔发现它被保存在所有的当代艺术理论中)就不是由艺术而只能是由哲学来完成。这些观念的新奇之处是很明显的。它不仅在于确定了古典阶段在艺术发展中的位置，而且更进一步确定了艺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即艺术在占有世界的精神进程中只能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理念的感性显现已经承担了一种历史性的功能。这样艺术能够(实际上也必须)成为一个世界艺术史的主题，而且能够通过这个主题来重新建构艺术的功能。如果从埃尔韦•菲舍尔观点的不同角度来看，这里也同样意味着是艺术发展史的一个终结。   但是这个艺术的“过去性，，，及其“在历史性的世界中的死亡，，(正像持不同观点的贝尼代托•克罗奇「benedett。c:〔〕Cel已系统表述过的那样)，少也基本上符合黑格尔的论点，只是有些过于复杂而不能被简化为“艺术的终结’，的命题。“艺术，考虑其最高的使命，就是(为我们保存的)一件过去的物品•、、、(艺术)已不再保持其早期在现实中的必需及其占据的较高地位，而是被转化成为我们的观念’，。①由于缺少一种绝对的必要性，“艺术，被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多余的东西，，。⑤艺术可能还会进一步发展，但它的形式已“不再是特定精神的最高需要’，。‘亘这些思想都不可能从整体的理论中抽离出来。艺术的“过去性，，也不能离开特定的“体系’，来讨论。同样，这个观念不能简单地被应用于由菲舍尔表演的当代艺术的危机上，似乎所有这一切都已被黑格尔预见到了。更确切地说黑格尔的论点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对艺术自身特性的一种新的见解。正是建立在这种新的见解的基础上，艺术的历史性研究的完整方案被当作了一门学科。   艺术是某种“过去的’，事物，不仅因为它是在历史的另一个时代被创造的，而且还因为它在历史上执行了另一种功能，黑格尔认为，恰恰是艺术的这些功能使艺术在他那个时代达到审美的解放。正像约阿希姆里特(J。achlmRlttor)所系统阐述的那样，‘。古老的艺术(当被作为历史来处理时)既丢弃了它在历史世界的情境，，，①也丧失了它在历史中的功能。‘复兴:1符合于当代文化的发展，而且我们有能力“欣赏，历史性的艺术作品。“艺术的过去性在其最高的意义上意味着艺术作品一一曾经作为一种审美的实在一一已不再处于它所产生那个宗教的和历史的情境之中。它已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和绝对意义的艺术作品，，。⑧对艺术的反思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关于艺术的思辨也切断了自身与当代艺术的联系。黑格尔想要使艺术史成为对过去的人类表达模式的沉思，这种模式不再像温克尔曼那样能指示出一种艺术在未来发展的模型。  

摘要：运用主题学研究理论，从主题、母题视角探究民间艺术，是当代文化语境下民间艺术研究的新视域。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有密切联系，是这三种艺术的基础，具有母型性质。民间艺术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母体文化，具有典型的文化矿藏性质。从多维度思考，以主题学视角探讨民间艺术，研究传统民间艺术发展演变的文化路径和真实脉络，是更立体地看待民间艺术的有效途径。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相关主题、母题，不仅能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更有利于深层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真正做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关键词：民间艺术；主题学；文化语境；艺术史主题学

研究方法在现代比较文学领域运用较多，通常用于分析文学主题的发展脉络，以及主题发展变化中母题的演变路径、主题和母题的深层次关系。目前，主题学在艺术理论上运用较少，民间艺术领域更容易被忽视。在比较艺术学中，主题学是对艺术主题的相关流变进行研究。具体到民间艺术领域，主要研究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的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所呈现的不同艺术形态与相应的主题流变，及其母题与主题演变的相关理论问题。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民间艺术主题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不仅可以梳理历史上主要民间艺术的主题流变脉络，分析相关主题和母题发展的相互影响，丰富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而且可深层探究蕴藏在民间艺术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

一、民间艺术的基础文化层次

大多数艺术史论家重视艺术史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长期以来民间艺术易受轻视，未纳入古代、近现代艺术史编撰视野。从学科建设看，2013年艺术学升格为第十三大学科门类，艺术史也被列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的二级学科。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艺术史中的民间艺术研究，如长北的《中国艺术史纲》、李倍雷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为民间艺术领域注入一股清新的学术暖流。“民艺”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柳宗悦提出：“‘民艺’一词……谁都能理解民艺的‘民’就是‘民众’的‘民’和‘平民’的‘民’。”[1]柳宗悦将民众、平民所使用的艺术锁定为民艺的基本范围，所谓“民艺”实质上就是民间的造型艺术，即民间工艺美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民艺”研究范畴，比柳宗悦的“民艺”概念宽泛得多，不仅包括大量具有实用功能的民间工艺，还囊括代表人民群众审美情趣的若干民间艺术，如大众熟知的年画、剪纸等。当然，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的发展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容易被混淆。民俗艺术主要指特定区域内与民风民俗相关的艺术，而民间艺术的范畴更大，通常包括民俗艺术在内。虽然国内学界研究民间艺术已有近百年历史，但“民间艺术”一词作为学科出现，最初是由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于1988年提出：“‘艺术’冠以‘民间’加以限定，不是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而是标志着一个层次，一个最基础的层次。”[2]他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上民间艺术的发生发展，认为民间艺术不单是艺术发展的重要分支，更是艺术的一个最基础的层次，是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本元文化。这一理论观点在艺术史论领域影响重大，逐渐被学界认同。一般将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发生发展分为四个分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其中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民间艺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种艺术都是在原始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三种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为其所用。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民间艺术都是其他三种艺术取材的源头，如民间的顶棚剪纸样式，就被吸纳进皇家家居的设计和制作中。民间艺术是一种母型艺术，是其他艺术的母体，具有典型的矿藏性质。民间艺术大多是实用的民间工艺，作者都是民间匠人。由于不像宫廷艺术、文人艺术那样高雅且有品位，民间艺术往往被社会轻视，民间工匠也多被人鄙夷，历史上鲜有留名。在学术理论层面，民间艺术的关注度也远不如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张道一先生指出：“由于民间文化带有原发性，面大量广，一直成为其他文化摄取滋养的基地，因而带有‘母型’文化的性质。”[3]也就是说，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不单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层次。民间艺术是其他艺术形态发展取之不尽的矿藏，民间文化是其他文化形态发展的滋养之地，具有典型的“母型”性质。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这四种艺术形态形成四个大的文化圈，可以作为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框架，这四种艺术形态即是学术研究的主要-60-结构线。应当在这四条艺术史主要结构线的研究基础上，深入开展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从而构成艺术学理论学科“史”与“论”的基本研究路径。民间艺术的价值不仅不能忽略，反而应更加重视，备受全社会关注。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史学和理论体系最基础的文化圈，但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很明显的重道轻器观念，民间工艺占民间艺术相当大的数量，自然被视为“器”之列。虽然文人艺术的若干素材及表现形式来源于民间艺术，而这种特殊的艺术创作现象往往不为文人所认可。传统书画艺术从专业和业余角度分为“隶家”和“行家”，文人不愿与民间匠人为伍。在古代，文人艺术家也常与民间艺人一起完成艺术作品。如明清时期的小说版画，文人绘制版画图稿后，交由民间工匠刻版完成，并印刷成品。也就是说，文人艺术家只完成前期的绘图，后续的刻印等一系列工作都由民间工匠承担。古代宫廷艺术大多也由民间艺人完成，只不过挑选其中技术最好的能工巧匠，按照宫廷材质、工艺、创作题材等要求完成艺术作品，仍会不自觉地加入民间艺术的技巧和观念。民间艺人无形中也影响着宫廷艺术的发展，比如宫廷陶瓷做得精美复杂，这些工作大都是由民间艺人完成的。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文人艺术的观念和审美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只是从制作方面来看，宫廷艺术相较其他两种艺术更为烦琐，工艺要求更高。宗教艺术中的众多陵墓雕刻、石窟造像、寺庙彩塑、道观壁画等，也基本上出自底层工匠之手，他们同样是按照宗教艺术的题材内容及工艺程式进行制作。可见，无论文人艺术，还是宫廷艺术和宗教艺术，其制作都离不开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对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在技术、观念以及作品表现的主题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手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容易被察觉，所以民间艺术易受忽视。追根溯源，民间艺术的“母型”性质在影响文人艺术、宫廷艺术、宗教艺术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民族文化之根，民间艺术理应形成良性发展趋势。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便有了古代的“采风”机制，其中的“国风”即为民间歌谣。也就是说，《诗经》最初的艺术材料源自民间艺术。西汉时成立的汉乐府，工作任务之一即是采集民间歌谣。民间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古代文人一般没有将民间艺术纳入他们所谓的“艺术”范围之内。但文人艺术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如唐代刘禹锡将原为民间艺术的巴渝竹枝词，加工创作成具有民间风味的文人诗，从三峡风靡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了西湖竹枝词、岭南竹枝词、京都竹枝词和海外竹枝词等分支。至于中国文人画的渊源，极有可能是随着唐宋青花瓷的发展而产生的。颜色清新淡雅的青花瓷，与追求情趣意境的文人画确实有着艺术表现的内在一致性。宗教艺术主要宣传佛教、道教教义，表现儒家教化思想，一般采用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这可能源于民间艺术是老百姓最熟悉、最能接受的艺术形态。宗教雕塑、绘画、壁画的制作者——民间工匠群体庞大，最易于寻找，民间又存在大规模的宗教信仰群体，某些带有宗教信仰的官商、民众也自发地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可见，民间艺术作为一种具有“母型”性质的艺术形态，对古代的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4]卷一《论画六法》此书在中国艺术史中享有重要地位，其艺术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足以看出民间工匠的低下地位，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民间艺术的缺失。古代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大部分是普通群众，以农民为主，以及牧民、渔民等，还包括一些师承或家传的民间作坊艺人。他们创作的年画、剪纸、糖人、挑花、刺绣、纸马、石刻、木雕等民间艺术作品，大多是出于自发性的，具有自娱性和业余性，或为日常实用，或为装点环境，又或者愉悦身心，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这些民间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精神信仰和审美需求，是民众精神生活最真实的反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他艺术形态，具有本元性，是“母型”性质的文化形态。在当今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伟业中，无论是提升文化自信，还是艺术史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民间艺术都不可或缺。

二、主题学视角的民间艺术

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W.P.Friedech）、马龙（D.H.Malone）将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方法归纳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或者，将类似的文学类型采纳为表达规范。”[5]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探究同一个主题。主题学最初运用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应用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中，比如研究艺术史的相关主题流变。民间艺术是艺术史的重要部分，当然可以利用主题学方法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流变，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讨某个民间艺术主题，归纳总结出众多民间艺术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的发展路径和流变原因。从主题学视角审视民间艺术史学，将主题、母题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系统，首先必须明了通过主题、母题的理论研究方法，能够梳理民间艺术领域的主题流变问题，以及母题的发展变化会引起主题的演变，这样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形成一个由小及大的系统，成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的基础部分。其次，主题学的研究视角能解决民间艺术领域的相关理论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涉及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理论的具体方法问题。主题和母题角度的民间艺术理论研究，已有学者进行筚路蓝缕的探索。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对“麒麟”这一艺术母题的原型进行追溯，探究历史上“麒麟”图像屡次出现的原因，考证母题“麒麟”为何向“麒麟送子”转变。实际上，张道一先生对民间年画艺术“麒麟”母题的发展引起主题变化的研究方法，与主题学理论不谋而合。他对民间艺术中的一个母题脉络进行分析，属于艺术史学谱系若干分支的组成部分。从主题的角度着眼，若干主题谱系构成一部艺术史，当然有些主题是相对重要的，有些则相对次要，这样就形成了较大的谱系和较小的谱系。艺术史可以看作一个宏大的艺术主题脉络，民间艺术则是其中一个艺术主题脉络的分支。这个民间艺术主题脉络又可分为众多的次级艺术主题脉络，如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用，便可以分别架构各自的主题脉络。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有各自的艺术形态，也存在相同的题材、母题、母题意象，有时表达的主题也趋于相同，或者是主题谱系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交叉现象。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文人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中的人物、花鸟、山水这些相同的母题和题材，所表达的主题、意境又截然不同。比如花鸟题材，宫廷艺术表现严谨富丽，文人艺术表现轻松淡雅，民间艺术表现自然朴实。从一个具体的民间艺术母题出发，追溯本源，罗列它在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主题变化，以及它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宗教艺术的母题、主题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关系，这种清晰的主题耙梳是艺术史学研究的有效内容。主题学视域的民间艺术史学，是研究民间艺术史中那些相同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域）中所发生的发展演变。张道一先生在《麒麟送子考索》一书中，重点对民间艺术母题“麒麟”的演变路径进行细致考索。“麒麟”的原型为自然界中的“鹿”，它是一种性情温顺的动物，是“麒麟”的母题原型。经考证，最早的“麒麟”图形出现在西汉时期，为画像石中的图案。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已经确立为全社会的主导思想地位。《说文解字》将麒麟解释为一种“仁兽”，而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很显然，作为仁兽的麒麟，正是汉王朝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具体化形态呈现。“鹿”作为一个艺术母题，有若干个主题发展方向，比如“长寿”主题，此处重点探讨这一母题向“仁爱”主题的发展。可以说，母题“鹿”发展为具有仁爱主题的“麒麟”，母题的形象产生了巨大变化，相应地它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主题。麒麟母题发展的另一个路径为“麟之趾”，人们祈愿自己聪慧的孩童为“麒麟儿”。自此，麒麟和儿童的母题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诸多的“麒麟送子”“天上麒麟子”等年画，便是人们求子、祝愿孩子如“麟之趾”般美好前程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具体呈现。古时传说芣苡具有宜生功能，闻一多先生曾从《诗经•周南•芣苡》入手，深入分析古代妇女采集芣苡风俗的神圣与严肃。古代佛教的“磨侯罗”“化生儿”以及民间流行的“莲生童子”“大阿福”等，也是人们求子心理在精神上的反映。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求子母题意象群，如“送子观音”“泰山娘娘”等。由此可见，麒麟的母题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多子多福”的主题。另外，民间有“天上麒麟儿，民间状元郎”的说法，也是“麒麟”和“儿童”的母题结合形成的“望子成龙”主题。张道一先生从母题、主题发展变化角度追溯“麒麟”的原始母题“鹿”，而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中，“麒麟”母题（意象）和不同的母题相结合，演变为“麒麟送子”以及“麟吐玉书”“麟之趾”等母题意象群。同时相应的民间艺术主题也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儒家核心思想“仁”，发展到“望子成龙”“多子多福”等民间艺术主题，以至演变为现代民众祈愿的“吉祥”主题。“吉祥”主题在民间艺术中广泛出现，追溯这一主题在民间艺术史学中的发展演变谱系，可以发现“麒麟”便是这一艺术史学谱系中的一个母题原型。对此张道一先生感叹道：“当陈旧的思想意识随着日月流逝，只剩下一个美丽的外壳时……由此转化为一种符号和标志，成为吉祥的象征。”[6]中国古代“吉祥”主题或许有若干主题、母题的脉络谱系，但在此呈现的是艺术史学中“吉祥”主题其中一个民间艺术主题谱系的演变路径。张道一先生对“麒麟”母题（或者说母题意象）如何发展演变为“吉祥”主题的民间艺术史学谱系作专题研究，为主题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介入民间艺术学的尝试提供了理论佐证。把主题学运用于民间艺术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石，也和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等艺术形态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在艺术史学领域，从主题学视角窥探民间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具体包括探究众多民间艺术涉及的母题、题材、主题，以及母题变化和主题流变的内在关系，以此厘清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演变。民间艺术主题和母题演变形成的众多谱系，是民间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也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对整个人类艺术史主题谱系的演变也有着重要影响。当然需特别注意，一定要将民间艺术主题置于大的艺术史学因果链中考察。主题学中的母题、题材、意象等因素，应当放在民间艺术史学的因果链中进行考察。“主题谱系”概念准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研究民间艺术的主题、母题谱系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艺术主题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可以追根溯源，并且不断向前发展。探究民间艺术的主题脉络发展变化路径，正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探讨民间艺术中众多的主题与其母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民间艺术的主题谱系与其史学路径的脉络关系，捋清民间艺术主题、母题的发展演变与大的艺术史学的关系，有助于研究主题学和民间艺术史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将主题学介入民间艺术史学研究的方法得以有效实施并产生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蔡淼 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两大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从事考古研究和艺术史研究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理由是“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美术考古学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她不注重获取材料的过程,尽管对于美术考古研究来说,材料的来源和属性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研究材料的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关注,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只要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美术考古研究就可以展开;其次,美术考古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她还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艺术品的美术价值以及纹饰的变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美术考古的历史

在西方,美术考古和考古学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早在15世纪后半叶,一些欧洲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就在意大利半岛搜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掀起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充实到欧洲各地之后,又促进了古代艺术玩赏和研究之风的发展。大约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之间,在搜集流传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之风的推动,逐渐产生了欧洲古典美术考古。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而在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下属学科,但美术考古的历史远远长于近代考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深入的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及碑刻资料,企图从远古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和制度中找到理论支持,并通过“托古改制”实现自己的抱负。传说孔子曾经在太庙研究过欹器,“孔子观于鲁恒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韩非子在《十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的时代饮食是用“土簋”、“土铏”,舜的时代用漆木器作为饮食器具,禹的时代“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樽俎皆有彩饰,商代的人则是“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于史籍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基于对更古老的器物进行美术研究后阐发的政论文章。到了宋代,经历了唐末五代混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试图恢复礼制,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阶层又开始热衷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礼乐器物,整个宋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兴起了金石研究的热潮,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玉器、镜鉴、钱币、兵符、印玺、砖瓦、封泥、陶器、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材料与现在的美术考古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元明清朝代,金石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到了近代,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论建立以后,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美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美术考古不再局限于以金石研究为基础的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审美研究。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手段来探求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美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断代分析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多方面建立了完整时间序列。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美术考古也将古代建筑艺术纳入到其研究范畴,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界限。

二、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及目的

美术考古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这也是美术考古中考古一词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中外艺术史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的界限在中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时间上并不一致。就中国来说,在大致魏晋南北朝以前,艺术品创作是由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团体来完成的,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一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符合某一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是一个团队,个人情感掺杂到艺术作品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题款上出现了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个人情感因素。“中外美术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分野是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的出现(独立艺术品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卷轴画,在西方则是‘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塑。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大致可定为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艺术创作大体可说是宗教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抽象的宗教思想和程式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形象。”而美术考古学区别与艺术史的地方就在于,美术考古主要研究的不是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尽管在研究中,如果可能,美术考古也必须考虑到艺术家个人及其所属阶层,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探究才是美术考古的重点。同时,美术考古中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考古发掘,其研究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素材,采用考古、民族、民俗和宗教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素材,得出的研究结果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历史文献研究对其产生的影响。考察材料来源和成因是美术考古学研究普遍涉及的问题,在获得一件考古材料以后,学者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器物是什么,用于什么。

此后就需要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分析其来源成因。这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美术考古的典型手段,通过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以铜镜研究为例,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能够将铜镜的历史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因此美术考古对铜镜研究的上限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角度也分门别类,包括镜的铸造工艺、形制演变、用途、象征意义等。杨泓在《镜奁.镜盒.镜台》一文中,将研究视角由铜镜展开,对盛放铜镜的器物进行研究,这些器物摆放的位置,古代画像作品中相关生活场景,制造镜器的材质和工艺,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称呼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古人使用和存放铜镜的生活画面。而霍巍则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铜镜样式、纹饰以及镜铭的考证,揭示了铜镜在汉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镜的宗教意义,并总结了汉代镜饰的主题所主要表达的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类似的研究文章还可见于巫鸿的《汉代道教美术试探》中对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讨论。美术考古研究不仅能够解决艺术品来源性质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能附带的解决文化和语言的演化问题。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胡床”,根据文献对其描述,人们猜测其可能近似与今天仍在使用的折叠凳,由于缺乏古代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并不清楚。1973年陕西山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葬被发掘后,人们从墓内石椁上雕刻的精美图像中看到了“胡床”的实物图案(《唐李寿墓发掘报告》),结合文献描述才确定“胡床”的形制,并由此根据文献中人们将坐胡床称为“踞坐”,厘清了古代“坐”与“踞坐”的区别。美术考古研究中这种例子还很多,通过对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许多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由于美术作品作为图像记录所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含量所决定的。#p#分页标题#e#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两大学科间的交叉学科,从事考古研究和艺术史研究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自觉或不自觉的进行美术考古方向的研究。但是近来,有学者认为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理由是“它同时注重发挥美术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和图像学等学科与之交叉的优势,从而形成的新学科。”美术考古学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她不注重获取材料的过程,尽管对于美术考古研究来说,材料的来源和属性非常重要,然而“获取”研究材料的过程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关注,无论是传世品还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只要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美术考古研究就可以展开;其次,美术考古并不局限于研究古代艺术品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她还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艺术品的美术价值以及纹饰的变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一、美术考古的历史   在西方,美术考古和考古学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早在15世纪后半叶,一些欧洲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就在意大利半岛搜集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掀起收藏艺术品的热潮。古代希腊罗马艺术充实到欧洲各地之后,又促进了古代艺术玩赏和研究之风的发展。大约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之间,在搜集流传古代艺术品的基础上,经过研究之风的推动,逐渐产生了欧洲古典美术考古。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而在中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术考古是考古学的下属学科,但美术考古的历史远远长于近代考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界、思想界空前活跃,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深入的研究古代实物遗存及碑刻资料,企图从远古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和制度中找到理论支持,并通过“托古改制”实现自己的抱负。传说孔子曾经在太庙研究过欹器,“孔子观于鲁恒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韩非子在《十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的时代饮食是用“土簋”、“土铏”,舜的时代用漆木器作为饮食器具,禹的时代“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樽俎皆有彩饰,商代的人则是“食器雕琢,觞酌刻镂”。这应该算是最早的见于史籍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基于对更古老的器物进行美术研究后阐发的政论文章。   到了宋代,经历了唐末五代混战后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手工业和农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上层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试图恢复礼制,在这种前提下,知识分子阶层又开始热衷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礼乐器物,整个宋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兴起了金石研究的热潮,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玉器、镜鉴、钱币、兵符、印玺、砖瓦、封泥、陶器、碑刻、青铜器等等。这些材料与现在的美术考古所注意研究的对象已经非常接近了。元明清朝代,金石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如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李佐贤的《古泉汇》等。到了近代,科学的考古研究方法论建立以后,地层学和类型学为美术考古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美术考古不再局限于以金石研究为基础的对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和审美研究。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手段来探求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美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断代分析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在很多方面建立了完整时间序列。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美术考古也将古代建筑艺术纳入到其研究范畴,拓展了艺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人们对美术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界限。   二、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及目的   美术考古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学,这也是美术考古中考古一词的含义。人们普遍认为,早期美术作品大都是为了墓葬、祭祀、祖庙而制作,有特定的用途和目的,即所谓的礼仪美术。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像顾恺之、王羲之这样的艺术家,于是美术作品开始和艺术家个人联系起来。中外艺术史在发展阶段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这两段的界限在中西方艺术发展过程中时间上并不一致。就中国来说,在大致魏晋南北朝以前,艺术品创作是由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团体来完成的,这样产生的艺术作品一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主流认识,符合某一个阶层的审美情趣,在这个时期艺术家是一个团队,个人情感掺杂到艺术作品中的情况并不多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绘画作品大量出现,题款上出现了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个人情感因素。“中外美术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分野是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的出现(独立艺术品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卷轴画,在西方则是‘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塑。独立艺术家与独立艺术品在中国出现的时期大致可定为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艺术创作大体可说是宗教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目的在于把抽象的宗教思想和程式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具体形象。”而美术考古学区别与艺术史的地方就在于,美术考古主要研究的不是艺术家的生平事迹,尽管在研究中,如果可能,美术考古也必须考虑到艺术家个人及其所属阶层,但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探究才是美术考古的重点。同时,美术考古中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考古发掘,其研究方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素材,采用考古、民族、民俗和宗教的眼光来对待这些素材,得出的研究结果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历史文献研究对其产生的影响。考察材料来源和成因是美术考古学研究普遍涉及的问题,在获得一件考古材料以后,学者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该器物是什么,用于什么。此后就需要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分析其来源成因。这种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美术考古的典型手段,通过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以铜镜研究为例,人们通过考古发掘能够将铜镜的历史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因此美术考古对铜镜研究的上限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角度也分门别类,包括镜的铸造工艺、形制演变、用途、象征意义等。杨泓在《镜奁.镜盒.镜台》一文中,将研究视角由铜镜展开,对盛放铜镜的器物进行研究,这些器物摆放的位置,古代画像作品中相关生活场景,制造镜器的材质和工艺,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称呼的变化进行了梳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古人使用和存放铜镜的生活画面。而霍巍则在《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通过对铜镜样式、纹饰以及镜铭的考证,揭示了铜镜在汉代社会的象征意义和镜的宗教意义,并总结了汉代镜饰的主题所主要表达的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类似的研究文章还可见于巫鸿的《汉代道教美术试探》中对汉代三段式神仙镜的讨论。#p#分页标题#e#   美术考古研究不仅能够解决艺术品来源性质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能附带的解决文化和语言的演化问题。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胡床”,根据文献对其描述,人们猜测其可能近似与今天仍在使用的折叠凳,由于缺乏古代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并不清楚。1973年陕西山原县唐淮安靖王李寿墓葬被发掘后,人们从墓内石椁上雕刻的精美图像中看到了“胡床”的实物图案(《唐李寿墓发掘报告》),结合文献描述才确定“胡床”的形制,并由此根据文献中人们将坐胡床称为“踞坐”,厘清了古代“坐”与“踞坐”的区别。美术考古研究中这种例子还很多,通过对美术考古材料的研究,能够有效的解决许多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由于美术作品作为图像记录所带来的丰富的信息含量所决定的。对材料归属和性质的研究也是美术考古所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多元的社会结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外来文化,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作品时,很难对其属性进行确认,事实上有的古代艺术品本身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要理清这些文化属性,就成为了美术考古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公元5世纪后期至7世纪前期,我国甘肃东部至河南的黄河流域流行起一种被称为“造像碑”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涵盖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反映了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纪年以及艺术风格等大量信息,是艺术史、宗教史、社会史和民族史研究的适宜标本。在这之中,《魏文朗造像碑》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代问题,二是碑上的造像是佛像还是佛道混合像的问题。其中造像性质问题,主要是通过图像学的研究,从美术的角度进行探究,通过对其中一尊造像的服饰、胡须(羊角须)、麈尾的辨识,确认其含有道教因素,造像应为佛道混合造像,这种从美术考古角度出发的研究,由于其证据充足、论证严谨在近年来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国家文物局编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胡文和编写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以及2006年张勋燎、白彬编撰的《中国道教考古》都采纳了佛道混合造像的观点。   对美术考古材料进行研究并得出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是美术考古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任何研究都要有目的,否则就没有研究的必要,美术考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术和考古的手段,审视考古学材料,并为历史研究服务,重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讲,美术考古的方法论是渗透到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艺术史学的各个领域里面了的,例如对有翼神兽的研究。“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考古学界对这样一个主题长期保持了极大的热情,有翼神兽也是考古学中比较热门的前沿专题之一。通过对有翼神兽的起源、形变等研究,人们最终将结论引入到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及古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上来,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提前到秦汉时期。并以有翼神兽这一艺术形式的传播路线为线索,探究中国古代内部文化传播的路线,在西南边地,外来文化通过云南、四川一线最终影响到汉族的中心区域。“既然四川蜀布贩运到身毒后,可转运到大厦,那么,大厦琐罗亚斯特艺术随两地贸易传入巴蜀则是完全可能的。以犀牛为灵兽辟邪的传统一直沿袭到东汉。”在《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一文中,霍巍在研究了乐山麻浩一号汉墓图像后,发现“在远离中原汉文化中心区域的四川地区这一相对来说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因素,在经过与中原汉文化的反复熔炼过程中,发生了诸多变异,开始形成新的区域性汉文化面貌;这些边缘地带的汉文化往往又经过一定的途径反馈到中心地区,被中心地区占主体地位的文化体系所吸纳,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意味深长的互动局面。”“正是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才得以实现由‘中心’向‘边缘’不断的扩张、交汇、融合,从而使自身面貌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对美术品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中,《武梁祠》无疑是一篇极好的范本。巫鸿通过对武梁祠图像来源、演变、布局和象征意义的研究,使我们透过冷冰冰的画像石刻认识了一位活生生的汉代儒家学者。武梁将自己对历史、政治和人生的理解,注入到身后享堂的设计中去,体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也表达了对家人和后代的期望。如果不是美术考古研究手段的介入,我们可能漏掉对武梁祠表达的个人历史观和道德观的认识,从而不能深度的探析汉代画像石刻的个体特征。以上结论的得出都是学者们将美术考古的研究手段作用于考古材料,并经过深度检索和加工得出的研究结论,这些结论为历史研究和其他的文化学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三、总　结   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和例证,可以看出,美术考古的重要性正在越来越突出的显现。或许这种重要性的逐渐体现能够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美术考古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过去,我们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通常都将其归属于考古学或美术史学,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美术考古学属于独立的新学科是不争的事实。为此,展开对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西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获取资料的手段，使得研究资料与日俱增，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日渐丰富，而且考古学的发展冲击着学术界，对相邻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艺术史学来讲，考古学不仅扩展与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而且从方法、理念等层面影响着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①在艺术史学界的提出可以视为艺术史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展和延伸与考古学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新的学科增长点。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在对象、方法、目的诸方面有着部分重叠，然而更多地则表现出一种有别于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因此，梳理美术考古学的产生、性质及其与美术史学的关系，既有利于认清美术考古学自身，也有利于美术史研究边界的讨论。   一、“美术考古学”的由来   美术考古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1929年,郭沫若根据滨田耕作的日译本,将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著作EinJahrhundertKunstarchaologischerEntdeckungen翻译为中文,并沿袭了日译本《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题名。后来该书再版时改用《美术考古一世纪》。从此,“美术考古学”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米海里司，还是郭沫若均未对“美术考古学”的定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书中也未涉及任何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想。米氏仅仅在序言中提及“美术考古”时，作了如下说明:“‘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1]尽管在20年代末，美术考古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然而美术考古的研究并未自觉展开，学者们基本上是在两条路上分别前行。一方面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其主要的目标是寻找地下材料，为历史研究服务，所以早期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附庸，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美术品基本上是为或证实或补充或否定古史传说或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古典形态向现代的初始阶段，但重点依然是对绘画史的系统梳理，而且以叙述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   直到20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才开始逐渐利用考古发掘获得的丰富美术资料进行专史和专题研究，从而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美术考古学社”，负责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   这是国内首次出现以美术考古命名的学术机构。大约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整合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趋势，甚至一些著作开始冠以“艺术考古”或“美术考古”之名。②   其间滕固、岑家梧、史岩、冯贯一等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撰写美术史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内向观与外向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具备了初步的美术考古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美术考古学研究上的不足同样明显:一是没有提出美术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分析美术考古资料的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3]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时期的学者并未自觉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去探讨美术考古学的相关问题。80年代以前学者视野中的美术考古研究还只是美术史研究的同义词和附庸，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基本上回归到美术史研究中，另外，对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建则是自始至终未能进行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出版1986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夏鼐先生在论述特殊考古学时，提到美术考古学，首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说明，认为其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随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第一次出现了“美术考古学”词条，该词条对夏鼐先生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美术考古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的全面说明，奠定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基础。   进入90年代，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思考与讨论日见增多，许多学者开始从美术考古全局的高度，自觉思考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针对美术考古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诸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这些涉及学科层面的讨论标志着美术考古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而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的美术考古机构、高校设立的美术考古专业、专业刊物开辟的美术考古专栏进一步扩大了美术考古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还在探讨之中，争论与分歧构成了目前的主流。但是这些讨论与思考对于进一步认清“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性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推进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美术考古学的定位   如前所述，美术考古学自传入中国之始，便缺乏明确的界定，虽然近几年关于美术考古学的讨论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争论与分歧依旧，特别是在美术考古学学科性质这一核心的问题上争论尤其激烈。目前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要来自考古学界，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另一种倾向认为其应当属于美术史学的分支，代表了艺术史学界的基本认识。这种对立表明，虽然大家共用“美术考古学”的名称，但是考古学界和美术史学界认识的侧重点并不同。从考古学的立场看，“美术考古学”与“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是并列的，都是“特殊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   美术考古学是在考古学的框架下对美术遗迹和遗物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对象有些特殊罢了。但是美术史学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在美术史框架内对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就是说美术考古学的目标指向与美术史别无二致。针对“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争辩，最近又有学者提出美术考古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学术共同体、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具备了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3]。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为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分歧的存在，模糊了人们索求学科进步的视线。对美术考古学的合理准确定位成为美术考古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与归属须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是要从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在西方，美术考古学是伴随着古物学的分化而萌发的，早期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美术考古”，这也是米海里司在《美术考古一世纪》的序言里说“‘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术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对艺术品有着强烈兴趣与爱好的人员。这些参与者一方面对于古典美术相当熟悉，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发掘中探讨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并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这一事实表明，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须具备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知识及相关的训练。而我国早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具备这种素质。其次，要把“美术考古学”放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考察其目标定位。当前，美术考古已经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虽然是多数人的共识，①但并不恰当。我们知道美术考古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单纯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深入全面认知美术遗迹和遗物，这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也为学科间的合作提供了空间。毫无疑问，尽管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考古学自身力量就能完成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联合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攻关。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具有美术性质的遗迹和遗物，其除具有一般实物资料的性质外，还具有美术性质，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将其当成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对于其美学价值的认定与分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与美术史学者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只有相关的合作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发挥各学科自身的优势，才能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无论将美术考古学倒向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中的任何一方，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忽略。   由此，从美术考古发生的历史、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及具体研究模式来考察，美术考古学更像是一个连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桥梁，其适当定位应当是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跨学科性质的一个交叉领域，而不是某个学科的附庸。   三、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   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术考古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实物资料   美术考古提供的材料主要是经过科学发掘而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这些资料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确切的共存物品而具有年代确定、作品真实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美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美术实物资料。   (1)美术考古学的资料分析为美术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具有共同的研究资料，美术考古学利用地层学、年代学、类型学等方法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确定美术品的年代，复原美术品的组合关系，而且可以探究美术品的发展演变谱系，这就为美术史进行深入综合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2)早期美术史的建立主要得力于美术考古资料   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绘画则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固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匮乏。考古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大批早期的美术资料，依靠这些材料，完整的美术史的建立成为可能。只要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两本中国美术通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史前美术史的写作全部依赖于美术考古资料，就是历史时期的美术史也因考古学材料的引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美术史的研究种类在广度上早已远远超出绘画史的单调格局。   (3)美术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不断充实和改写美术史   美术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及出土的偶然性，促使我们不断修正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事物，只是古人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物品，这只占极小的比例。就连这极小比例的事物，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出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丰富着美术史的框架与内容，有些还可能会改写原有的认识、修正已有的结论。例如过去我们对于辽代绘画知之甚少，甚至对于传世的辽画将信将疑。随着大量辽墓壁画及卷轴画《深山会棋图》、《竹林双兔图》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辽画的时代风貌及高超技艺水平，而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传世辽画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使得有些美术史学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写总是明显滞后于考古发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们感觉到有修改美术史某些章节的必要。”[4]   2.美术考古学促进了美术史研究方法及观念的改进   除了提供可靠的资料，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对美术史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总结近三十年美术史研究的历程时，顾平先生提到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使得美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其次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最后是美术考古学方法的形成。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传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及观念上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1)美术考古学整体研究法的思路对美术史研究的启示。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多数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术考古学重视整体的研究方法，在关注美术品本身的颜色、质地、造型等方面的同时，也重视对其存在环境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对于传统美术史只重作品本身的做法有着启迪作用。   #p#分页标题#e# (2)美术考古学中的相对年代学与形制学的普遍应用，对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年代学的研究不仅对于考古学至关重要，美术史研究中对作品时代的断定同样是前提条件。美术考古学中地层学的运用可以对美术品的相对年代做出判断，同时结合类型学的分析及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能进一步的断定美术品的绝对年代。特别是美术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也减少了经验判断造成的误判，从而使得结论科学、严谨、更具说服力。这对美术史强调目鉴法是一个极好的修正与补充。方闻先生在进行书画鉴定和研究中，结合考古类型学与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总结出的“视像结构分析法”，便是对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归纳与升华的结果。四、考古学背景下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泛化如前所述，受考古学的影响，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直至与考古学产生一定的交集，由此美术史的研究边界逐渐模糊。不但美术史的内容被不断充实和改写，传统的绘画史已经逐渐缩小成美术史的一个特定分支，而且那些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的美术史家逐渐摆脱了争取主流认可的边缘境地。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美术考古学的提出则使这种鸿沟日渐消失。美术考古学力图将古物的历史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促成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交汇，进一步模糊美术史研究的边界。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的，既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人工制品中具有审美意味的部分被纳入到美术史的研究范围。   在研究对象上，美术史越来越依赖于考古学的补充和完善，说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建立几乎完全得力于考古学的帮助并不为过。考古学与美术史学在研究材料上的共享，使得美术史学难以在处理材料的基础问题（包括材料的年代、共存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上保持独立性，而美术考古学的提出与发展，进一步消解了这种独立性。受制于材料的处理，在方法论及研究结论的利用上，美术史研究向考古学的倾斜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势必会加剧美术史边界的模糊性。虽然目前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以传统的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和建筑为主，但是受考古学的冲击，这种局面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一旦这种量变转换为质变，那么美术史的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美术史边界的模糊将不可避免。   考古学向美术史学的渗透,考古学的方法也开始影响美术史研究。美术史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传统美术史研究的困境势必要求寻找新的出路与归宿，而向考古学的过度倾斜可能会导致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因此具有中庸意味的美术考古学成为美术史学科新的增长点。由此,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美术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受考古学方法的影响美术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视觉结构分析理论、物态学等等,这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也为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然而,我们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是否也会有一丝担忧？因为美术考古学并不是美术史学的附庸，也不是考古学的灰姑娘，在学科交叉、整合的学术背景下，美术考古学也在寻求独立。①   联想到最近对美术考古学性质归属的争辩，实际上是与学科边界的指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美术史分支的提法本意是为了厘定美术史的边界以与考古学相区别，而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却难以迎合这种意愿。   今天我们讨论“跨语境美术史研究”②、美术史研究的边界与范式诸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学科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入的今天，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模糊与范式的缺失。2008年9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艺术学院出现的艺术考古研究所、考古与美术博物馆系及美术考古专业已经开始了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融合过程。虽然美术考古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其性质与学科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考古学将在某些方面取代美术史研究并将日益成为主流似乎是可以预见的。

作者：宋生贵 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如今，所谓“原创力”、“原创性”等概念，为许多领域所运用，且显然都在煞费苦心、不惜气力地“广而告之”。这至少表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原创”确实重要;二是事实上恰恰缺乏真正的原创—根据具有一定普泛性的经验来看，通常在某一时期或某种语境中，哪方面被叫喊得最响，往往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据笔者的判断，如今许多领域对于“原创”的高调标举，多半都与这两个方面有关。其中，艺术领域(包括文学)在此方面“呼叫”的调子也不可谓不高，所见较多的如“某某大型原创舞蹈诗”、“某某某原创歌舞剧”、“某某某某原创系列小说丛书”、“某某原创在线”、“某某某某原创版”等等。这些高调标举且广而告之的名目，听来或看来确实显得很响亮，也似乎很诱人，但仔细想来却会发现其内里确有问题—抑或可视为简单的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独创性(笔者以为，独创性本身即应含有原创或创新的要着在内)是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也是构成艺术作品生命力与美学品质的重要前提—没有独创性的艺术即无存在的价值。这是为艺术实践所一再证实，并早已成为艺术原理中最一般的，同时也是获得广泛认同的常识。那么，现在专门在某一艺术创作或作品前冠以“原创”之名，至少从学理常识方面来看，是多余的，甚或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若继续追问一步，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难道还有不讲求原创或没有原创性的艺术创作吗?这恰恰是触及了当下有关问题的关键点上。原创力的缺乏恰是当下艺术(含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病症。对此，有理论家已作出明确的指认与中肯的分析。有论者认为:“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称原创性作品繁荣到了过剩程度的，显然是假话，因为‘原创’这个词广为流行本身就足以说明，原创力的匾乏正在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文艺创作中的复制化，批量化，拷贝化，克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已经使得原创力危机无所不在，甚至已成为时代性的精神焦虑。”(雷达:《原创力的匾乏、焦虑和拯救》，载《文艺报》2008一10一16。)的确，当艺术创作在商业化潮汐的涌动下，开始追逐时尚化、消费化，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所谓“利益最大化”的潮流时，真正对艺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与超越的审美原创性就成了镜花水月，那种在大众媒体上泛滥的对于所谓“原创性”、“原创版”、“原创在线”之类的吹捧，则往往不乏广告化的商业标签。因此，一些有责任感并富有文化良知的人们开始思考并讨论与之相关问题。关于因原创力或原创性缺乏而造成当下艺术创作中的缺失种种，以及有关原创力、原创性缺乏的原因等，已有理论家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与阐释，并形成一些颇有见地的学理成果。笔者拟以此现实问题为触发点，回到艺术创作自身规律体系中，继续进行相关理论问题探讨。

一、不过时的老话题:为什么要创作?

“为什么要创作?”这是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个很老的话题—应该说，人类自有艺术自觉之始，即有相关的思考与追问。但是，老话题却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过时，更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个曾被人们关注过的老问题，在当下有必要再次特别提出，并需认真对待之。因为当下艺术创作中出现的许多病症，若深究一层，便可以发现其多半与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另外，有关理论上的混乱，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仁智有殊是必然的，因此会有许许多多不尽相同，甚至大不同的答案出现。笔者的答案是:创作是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寻求或营造精神家园，主要是精神境界上的追求;而创作的真正动因与潜能—亦即艺术家创作实践的内在驱动力也在于此。而真正的“原创力”或“原创性”也必然是由此而来。不过必须说明，这里所说的寻求或营造精神家园，并非只是艺术家的一己之需，而是具有普适性、有的甚至是人类意义上的，是有超越性的。我们知道，人生有向往，有追求，但同时也往往有限制，有波折，其中便不免会生出这样那样的缺憾。憾事有时会使一些人消沉或失望，而更多的则是刺激人感奋起来，去战胜那不利的因素，继续指向美好的境界。这甚或已成了驱策人类不断向前奋进的一个契机。

当然，憾事会使人有感慨，使人有寻求与追求理想的愿望。作为具有特殊感受能力的艺术家，对于现实人生中的憾事更是异常敏感，甚至对那些别人尚无觉察到的东西也会体察人微。同时，他们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用审美的眼光审度那些自己经历过和感受过的人生，或将现实中的痛感转化为审美中的快感—创作便是一种寻求感情上的托寓与共鸣的行为，亦即不断寻求和营造理想的精神家园。一般来说，凡艺术家真诚以注的创作，往往都会体现其对于某种理想境界的向往。这种境界可能与艺术家所处的特定现存状态是有距离的，甚至有很大的逆差，在一定时期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的缔构，将那美好的憧憬以及对世态人生的合理构想，得以托寓和表达。当然，这既不是要逃避现实，也不是去粉饰现实，而恰恰是艺术家获得了有关现实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领悟、一种理解后而作出的审美传达。因为，艺术切人人生，关注人生，原本是以追求完美的人生为目的的。所以，优秀的艺术家在面对现实人生币的缺憾，甚至自己因拥抱现实人生而遭受伤害或不幸时，不会以灰色的情感色彩涂抹人生，而是依然去召唤美好的东西，给社会和群体带去人生的温暖和信念。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或营造，其表现方式与情形是多种多样的，或外显，或内隐;或弥散于整个艺术境界，或落实于交织中的某个局部;或是于不如意中幻化而出，或是干脆含泪吟唱而成。无论表现情形如何，艺术家的精神取向一经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意脉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搏动，直至影响到作品的总体取向。艺术家的精神追求，同样是以真实的人生体验为依托，以深刻的社会感受为依据，是创作者心灵世界的呈现。我们知道，发自衷曲的歌哭是艺术创作的必要前提，灵魂的战栗，精神的苦闷，情感的执著，更是孕育伟大作品的基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契机—心理的不平衡强化着艺术家的创造张力。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提出了张力理论。他认为，当人关注或关心某一对象并因而产生某种期盼时，在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张力。如果人的期盼很快得以实现或满足，其心理张力就会趋于松弛;反之，当期盼受到现实的阻遏，乃至现实状态与心理需求形成较大逆差时，这个张力系统会长期保持，并且促使人产生旨在满足特定意向的意志活动。这种心理机制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中是十分突出的。艺术家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盼受特定的现实生活的阻隔，他们因某种情绪所诱发的心理张力不能在现实人生中获得满足而得以疏导或消解，因而积于心中，最终转化为创作实践的强大驱动力。它一方面从内部迫使创作者用最大的注意力关注现实，同时也使创作者不断强化探索与创造美好人生境界的愿望。艺术创作中，包括联想、想象等一系列活动，正是在这种心理张力的催动下展开的。艺术创作中常有这样的情形:艺术家在现实感受中的遗憾或不幸越多，心灵遭受的压抑越大，却越是要去想象和幻化其所倾慕和向往的东西，而且幻设出来的境界总是那样富有情趣和魅力。得此张力的推动，艺术家不囿于现实的苦痛，不沉酒于生命的压抑，而将情怀寄托在希冀新的生命、新的境界的诞生上。#p#分页标题#e#

人世间既有分明的笑，更有不分明的泪。艺术家既接纳欢笑，更要直面血泪，只是各自创造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表现上必有千差万别。屈原在政治上受排挤受陷害，终遭放逐，但仍然坚持理想:始终不变，常以追求志行的高远、精神的自由为归属。他在放逐途中所作《涉江》中写道:“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虫L兮骏白璃，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至若借香草美人而托寓曲折幽深的人生感慨和渴盼中的理想追求，那更是自屈原发端，而后几乎成为一种传统。宋玉《神女赋》、蔡琶《检逸赋》、曹植《洛神赋》、陶潜《闲情赋》等等，都从不同体验出发，通过创作寄托了各自的精神期盼。被称作“扬州八怪”的八位画家，在封建社会世俗的困扰下，经历了名的失落、政的挫折、生的挣扎，心灵上已经伤痕累累。可他们找到了一方精神的乐土，使人格得到伸展，心灵获得自由，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可以在澄澈如天空、纯洁如处女地的画纸上得到。他们画兰草，画修竹，画冬梅，画顽童，画高士，实则都是在画自己，是自己人格理想的折射。以上所述，是笔者对艺术家“为什么要进行艺术创作”的回答，核心即是其表现精神追求的需要。与之比照，看看如今形形色色的“艺术创作”中，有多少是与之相适的?将此创作动因的追问与创作结果联系起来分析，或许更能看清有关“原创力”的问题。

作者：金鹏 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在中西方艺术教育史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个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先秦时期，儒家经典《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艺术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艺术创作的各项要素作了次序上的安排，即艺术创作首先是精神上的皈依与坚守，是对形而上精神的客观化。“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或者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只有做到领悟与掌握“道”，才能做到自觉遵守“德”，最终实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即以完全自由的审美心态，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进行艺术创作。那么，什么是艺术实践中的“道”，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从人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来看，艺术理论作为对艺术创作、鉴赏的规律性的总结概括，是艺术乃至艺术设计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正确理解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实践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掌握艺术理论的必要性

艺术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而狭义的艺术理论则专指艺术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中的艺术理论主要指广义上的艺术理论，其主要探讨艺术创作、鉴赏中的基本规律，艺术的发生发展，艺术人类学，艺术鉴赏学，艺术接受等理论问题。学习艺术理论，全面掌握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诸葛铠先生所说:“对这些观念变革规律的总结，并使之指导实践，又是一种理论工作。这正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过程……”是否理解艺术理论以及理解的程度如何，关系着艺术设计实践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旨趣，影响着设计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精神的彰显。因此，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设计教师作为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者，只有深刻把握艺术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使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教学实践真正地交融互渗，这也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坚持的教学原则。

二、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检视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不难发现中国的思想家们早已关注到了这个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索和试验，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美学的走向。《论语》中就记载了基于“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性和社会理想的艺术美学观点。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以“礼乐”的文化哲学振聋发聩地宣告了儒家的色彩观。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服饰设计，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设计文化的精神内涵，拓展了传统艺术设计的文化视阈。《论语》所记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示了儒家美学极大的文化张力和道德境界的美学维度，对于后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设计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我国近代，蔡元培先生首倡“以美育代宗教”，提出了教育的宗旨是“教成健全人格”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从“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我国封建教育对国人思想和自由发展的桎梏，认为德、智、体、美四育一样重要，倡导美育与体、智、德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蔡元培倡导美育的思想对我国近现代美术、艺术设计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大力扶持艺术教育并躬行示范，奖掖后学。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下成立的。此外，1918年3月由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并成为探讨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改革的重要阵地。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待文化事业，促成林风眠、刘海粟等一批在国内初露峥嵘的优秀艺术家留学，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与西方艺术精神的有效对接与交流，对推动中国艺术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设计史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划时代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命题，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席勒指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完整的性格”，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通过对古代希腊社会和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对比，明确声明了他提倡美育的内在根源。

他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反思。席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普遍自由的社会理想，而要想真正使人民不再“戴着镣铐舞蹈”，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一剂良药，而应该代之以审美教育。他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问题之前”，“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因此，席勒得出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只有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综合分析，席勒提出了艺术与自由关系的命题。

“”与民间美术———从明清补服图案及制作工艺看民间美术与上层美术的相互影响   美术史学作为史学的一门类学科,正越来越为美术学界所关注。对于美术史与美术史学的关系、美术史学与美术史料的关系、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美术学家见解不一。   一、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历史溯源   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史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学术风气一直沿续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钱大昕、龚自珍……历代史学家无不对文字与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证有着独到的看法。   顾炎武在批判明学空谈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倡“治经”,并总结了一整套治学思想与方法,如资料搜集、音韵训诂、考据等等,开清代求真求实之学风。龚自珍本着其广阔的史学视野,不仅重视已整理的文字资料,同时还提出要对尚未整理的文字记录、社会制度和风俗、文化等加以重视,为近代史学奠定了基础。清代的乾嘉考据学即是史料与史学关系密切之明证。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涌进、科技革命的巨大进步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不断世俗化,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和成果丰富并充实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促使史学不断寻求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实证史学应运而生。19世纪是西方史学高度发展的时期。以德国著名史学大师兰克为代表的“科学”与“实证”的史学开西方近代史学之先河,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流。兰克以其对原始资料的执着追求,及对之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奠定了其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正是他,把历史学当作一门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其真相的学问,因而获得“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声誉。虽然兰克一方面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十分注重具体的、深入的史实,即真实不谬的个体;同时他又是一位历史理论家,致力于从个体之中揭橥出一般(或整体),即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这才是他作为西方历史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者的全部形象,也是他的史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1](P24)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国人中的开明之士力求从知己知彼、师夷以制夷的角度和目的去认识西方科技,力求从观念、知识上借鉴与赶超西方文明。史学界提倡科学的史学,正是适应了这一渴望进步、慕求西化的思潮,以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穷究自然,从而也就促成了史料学派的产生。   20世纪初,兰克史学风行于中国史坛,而为引兰克及其学派进入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当属“中国的兰克”———傅斯年先生,同时由他为主要代表并出现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史料学派,在史学界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傅斯年先生曾于1923年至1926年就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深受当时德国的学术空气和语言考据学派、兰克学派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服膺于兰克学派“崇尚史料,如实直书”的主张。回国后,他立即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宗旨下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阐明自己的思想:“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2](P276)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继承并吸收了近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和我国清代考据学客观求实的理论方法。   20世纪以降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即“搜集和整理史料或权威的陈述来构造历史”从而“放弃自身的批判精神”的治学方法被指责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3],并受到西方新史学派的猛烈抨击。新史学提倡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提高历史认识与解释的准确性,反对只局限于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字资料。在中国,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引进,“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周谷城曾谈到:“‘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历史自身虽不是史料,但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现出来。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学界有益。但有益的话往往也有不正确的,谓‘史学本是史料学’,同时自不能不承认史料就等于历史。其实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4](P2)还有的学者认为史料只是一切关于历史的材料,是在过去的社会中人类各种活动的记载;而史学却是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去考察人类一切活动的规律,并指出可以为现在的人类社会进行指导与参考的地方。不仅史料不是史学,就是整理史料也不是史学。而且,除了史料之外,还有史观、史论、史学研究方法都应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二、以美术史料为美术史研究的历史回顾把美术史料作为研究美术史的方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早已盛行。美术史料大致可划分为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图像史料主要包括美术作品和遗迹实物,文献史料主要包括有文字记载的美术类著述。   在西方,很早就注意到对美术史料的运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更多地是注重对文字文献的利用。   18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者认识到图像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作用。19世纪西方史学的高度发展为美术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美术史学的发展主流或许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对美术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解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美术史学家布克哈特曾作为兰克的门徒、里格尔则师从兰克的高足,他们都在处理史料方法方面受到过严格的训练。   西方学者一致承认图像是历史文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比文字资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只有当一位史学家开始真正地意识到视觉艺术也属于历史资料,并能够有系统地利用它们时,他才能把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从而更加深入地调查和研究曾经发生过的事件,”[5]19世纪德国哲学家德罗伊申看来,“遗迹”和“资料”是我们可借以了解并认知历史的两种材料。#p#分页标题#e#   所谓“遗迹”是指各类艺术作品、铭文、纹章和钱币等遗物,而“资料”则包括了所有人类可以理解的并由此形成、流传下来的、为人类记忆服务的一切。“遗迹”是第一手的材料;而“资料”是观点的观点,它可以是第三手、甚至是第四手的材料,因而“遗迹”比“资料”更值得信赖。总的说来,西方对美术史料的使用还是重图像轻文献。当然,许多学者虽然强调美术史料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利用美术史料作为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也只是作为众多研究方法之一种。   中国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就有“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陆士衡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也,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此之谓也,善哉。……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岂同博弈用心,自是名教乐事”[6](P10)。这段话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美术史学观念中美术之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正说明图画(图像)比记传、赋颂(文字)更具有教化和扬善抑恶之功用。郑樵《通志?图略》一书里指出:“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图像)与书(文献)互为印证;同时又指出“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7],强调对图像的重视,把“图像证史”作为一种实学。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极为重视资料建设,将资料建设看作建设本国艺术史之‘学术独立’的重要前提[8](P40),提倡利用本国画史、画论、图像等学术资源,建设本国艺术史的系统。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将充足的地上与地下资料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谢稚柳先生曾说过:“我们搞美术史,首先要看实物,而后才能从实物、资料再到文字。我研究美术史,要从实物到文字,因此,有资料、实物才自己写文字,结合实物”。他认为,美术史研究要根据图像实物的画风、画格,即它的笔墨、表现形式、风格及其所属时代、流派和格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实物作为依据,就要靠历史上的记载、书本上说明的东西。   这就是文献史料。事实上,中国历代的书画著述史籍,大多也是根据实物作品编录、撰写而成的。在童书业先生看来,研究绘画史,自然应当以文献为主,实物只能作参证之用。因为“我们不能依据伪造的古画来乱说绘画史,文献是有流传渊源的,作伪的可能性当然比较少”。[9](P112)他所重视的更多是文献史料而非图像史料。其实,文献史料和图像史料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美术史料终究还是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从文献史料看,中国古代美术文献数量之多,种类之广,在世界上堪为首屈一指。   各类画学著述、艺术理论等历史文献中不乏经典之作,有精到的见解,但同时在不少著录中也存在着误收伪造或真谬杂处之作,使史料的真实性与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对文献史料的利用,也是美术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古代历史文献常以简单的陈述句和简洁的文字表达并掺以著录者的主观意念,时有语言多义且语意不清,而且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如“气韵”之“气”在南北朝时期与唐朝就有不同的涵义,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很难从理论上得到引导和支持,常常依靠自己的经验积累和主观判断;艺术评论中多使用比喻句、排比句和华丽的形容词藻,评论语言相差很大。如果研究者不明其义、另有他解或把著录者的主观思想当作美术作品风格表现的创作基础,就无法对作品形式准确把握,进而会影响到对美术作品的正确和深层次的认识。此外,文献史料是否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美术史研究中需要对之进行鉴别的。从图像实物史料看,“以图证史”对美术史研究的意义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当西方学者把它作为研究美术史的可靠资料并加以充分利用的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荷兰文化史思想家赫伊津哈就指出:“过分强调视觉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会导致历史科学的毁灭。……史学家不应该一味地把视觉图像当作严肃的历史分析的基础,这类材料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思考。当今历史写作水平的下降,原因就在于滥用图像”。[10](P64)在中国,从古到今传世的许多千古名作中大有赝品与模本,如果不加甄别地一律当作真实的图像史料来使用,只会给美术史研究带来不利的结果。总之,史料的真实与否、全面与否、有否学术价值,都直接影响到美术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对文献本身的真伪及流传需要做详细的考证,并广泛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和结论;对各时代文献的语言表述要做正确、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臆断的分析,并结合同时代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潮和作品来进行探讨。这就需要既重视文字的文献,又要重视作品和器物。研究无文字文献的史前史,主要依靠对实物的分析,同时对古代的史论著作也要结合实物和作品本身。   三、中国美术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国美术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绘画实践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理论。它包括画史、画传、画学、画法、绘画品评、绘画鉴藏及画家传记年谱、笺注疏证等各种形式,而以专著、随笔札记、画跋、题画诗等为主要体裁;以品级品评、画录等为主要研究形式;并重以批评的方法。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广泛,形成有民族特色的绘画理论体系。最早可追至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宗炳《画山水序》,到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品评绘画的重要著作;唐裴孝源之《贞观公私画史》、宋《宣和画谱》、明董其昌之《画禅室随笔》、清石涛之《画语录》等都是古代极具学术价值的绘画论著。绘画史方面,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绘画理论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史著作。唐以后,绘画史著作日趋增多,宋代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陈继儒《书画史》、姜绍书《无声诗史》……有清一代,绘画史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理论著述的作者们多偏重于主观感悟性、经验性、写意性、品评性、鉴赏性和陈述性,从创作体验的角度论者多,而从美术史角度勘察者少缺乏学术的独立性、思维的深度性、逻辑的思辨性以及抽象的表达、系统的阐述、严密的论证和客观的分析。画著往往成为画家实践经验的记录,使得绘画理论依附于绘画实践。#p#分页标题#e#   在古代的画史中虽然已经有了“史”的内容,但仍被涵盖在“文论”、“画论”之中,“在古代文艺理论中还没有清晰的‘史’作为学科分类的意识”[11]。   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作为“关于历史的性质及其发展的一种学说”、“对史学家所着意研究的对象本身的一种看法”、“关于人类历史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有时涉及到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一种见解”[12](P38),对中国社会思想与人文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其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使得传统史学、文学不得不进行全面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美术史学随着现代史学理念、美术观念的引进也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美术改良”的呼声渐涨,绘画的西洋化与传统的国粹主义之间论战纷起、矛盾激烈。康有为对欧美绘画心悦诚服、大加赞赏,曾用“抬枪与五十三升大炮”来比喻中国画与西洋画之优劣,还得出“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意大利)。此事亦当变法”之结论;陈独秀感叹于“中国画学至国朝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雄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13],力倡“美术革命”,以复古为更新,尊唐宋绘画为正宗,旁取欧西之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以洋画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陈之佛、潘天寿、吴冠中等现代中国画变革的先行者,在西方艺术的氛围中,则认识到东方艺术的精华,独立体悟到中西艺术相通的境界。他们融合中西方艺术,倾一生之心力从事美术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西方美术史学借助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生理学、心理学等理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史学、考古学、哲学、美学等理论,充实并丰富了美术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中国美术史研究依托于西洋美术史研究的思维与方法,掌握了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利用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资料加以讨论。自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年表》、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等著作始,开始出现不同于古代文论、画论的现代意义上的“史”的体例和观念。由于较明显地受到日本美术史的影响,这些史著基本上套用了日本绘画史的叙述模式,甚至在有的史作中“克隆”了日本版绘画史的基本内容。当然,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或许是一个不受日本影响的例外,它以具有开创性的分期意识、新颖独特的体系和体例及系统的阐述被誉为民国时期的不朽之作。但直至建国以前,这一“日本模式”[14](P10)一直存在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并影响着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   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一方面仿效苏俄的美术体制,接受苏俄文艺理论和美术思想,在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斯大林时期的美术思想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概论》及一些杂志成为中国美术理论者的基本读物。另一方面,绘画史学已有比较的成分;同时,提倡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映社会、反映时代、反映政治,使美术史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都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政治斗争色彩和阶级色彩。绘画的意识形态性质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修史立论,述古论今,以绘画评论和批评来反对绘画常识性、知识性的研究,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美术批评迅速发展,中国美术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要求,中国传统美术史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美术史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多方位的变化。美术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及其研究方法论越来越受到美术史学界的重视,如何从“美术史”的观念进入到“美术史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到一个学理的高度,是当代中国美术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舶来品,它是对历史研究本身进行的研究,是一种理论框架、方法研究;美术史学则是对美术史研究的学理分析和哲学思考以及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从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现状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国内美术史的研究却极为薄弱;比照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差距;至今已出版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美术史著作也少览其踪。   中国美术史学要更好地发展,就应当站在学术的高度思考问题,进行创造性工作,以建设美术史学的学术与理论构架。美术史学家既要具备广博的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考据、述史的功夫,同时也要具备较强的逻辑思辨和理论阐释的能力。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众多,美术史学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国外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方法与成果,“参用一二,亦其醒法”;也可以借鉴姊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   其一,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曾经为史学的发展   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代的文化艺术语境下,中国美术史学应该更多地吸收现代美术理论和西方美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与国际接轨:从传统的经验性的感觉描述上升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史实的陈述走向史实意义的理性认识与解释。将作为传统美术史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利用文献或文物考异或考证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相结合。   其二,美术史学要有一定的美学思想为基础。   将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美术史研究中,可以丰富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美学不能代替美术史学,但二者的关系又十分密切。美术的历史包含了人类审美活动、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发展的历史,美术史的研究就是对具有审美意识的人与其审美活动即认识具有审美价值的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美学正是渗透在这种关系之中。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美学著作无不对艺术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阐述;而在中国古今的艺术理论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学思想,顾恺之、谢赫的形神论,宗炳的畅神论,苏轼的文人画理论,傅山的美丑巧拙论……因此,要从美学的高度探索艺术的特征与规律,在美术史学界开创一种新的学术风气。#p#分页标题#e#   其三,美术史学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需要在历史的、文化的、学术的大背景与环境下,以历史、哲学、美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为参照,建立起自己科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论。同时,还应当跨越国界,建立起世界的、比较的美术史学观念。   四、余论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运用是史学生存的必要条件,并以其科学性在史学研究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同样,美术史料永远只能是美术史学的基础,而代替不了美术史学研究本身。胡适先生曾经指出,“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目前对美术史料的利用已不仅限于单纯地对图像实物与一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等各类历史材料以及早些时间的报刊杂志、文人笔记等其他学科领域的资料的研究都有助于美术史学研究。史料不是史学研究的充分条件,它仅仅只能作为“一种素材的存在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15]。以图像实物证史、以文献史籍证史,只是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不但不能涵盖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而且美术史料永远也不是美术史学。从理论和学术的立场,加强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才是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