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思想范例

摘要:

孔子的文学思想总的来说可分为以下五点:一，“美、善”说;二，“文、质”说;三，“无邪”“中”说;四，“兴、观、群、怨”说;五，“诗论”。对于孔子的学说，可以去伪存真，将其看作探究孔文学的珍贵史料。本文分别解析了孔子的五大文学思想和传统文学功利观、创作模式、审美取向、接受思想和“诗教”的关系，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文学和孔子的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古代文学;孔子;文学思想

孔子在我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名，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传统文化的推动者。他的“美、善”说立足于功利角度，是我国古代具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文学创作渊源，但其着重突出文学的外在力量，忽略了其内部研究;“文、质”说是我国主要的文学评论标准;“无邪”“中”说衍生出温柔含蓄之审美需求;“兴、观、群、怨”提出了这一观念物化之后的意义;“诗论”之说则是我国汉儒诗派的起源，也是其思想和理论的根基。

一、“美、善”学说和古代文学功利观

《论语•八佾》中曾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汉朝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学者认为，其中“美”指的是乐曲声音婉转，“善”指代音乐内在完善。但事实上，从郑玄所注可看出，“美”与“善”都是其音乐语言的特质。而“美”指的是歌者的赞美，“善”指代被赞者之良善。也可以说，“美”是艺术，“善”是生活。［1］如孔子所说，《韶》尽善又尽美，是因为“舜自以德禅于尧”，天下统一，歌舞升平，对乐曲的赞美就如同对舜功绩的景仰。但“武”尽美却不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举，但仍然掀起了腥风血雨，人民难逃战火之殇。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即“爱人”，看重人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奴隶社会将平民看做受贵族随意支配的私人财产。因此，孔子的“美、善”说反映了他“仁”和“为政在人”的思想，同时也带有功利色彩。孔子的“美、善”说对我国文学史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都推广并发展了“美、善”说，包括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明道”主张等。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思想推到了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地位上，使其替政治教育服务。这一文学功利观，在魏晋时曾遭到玄学挑战，到了南北朝和唐朝时期又被唯美主义齐梁风冲击，然而仍旧保持着主流思想的地位，引导着我国古文学发展。但“美、善”说有其片面性，单独强调文学的外在功能而忽视了对其内在规律的探索，因此对我国古文学发展也有消极影响，使古代文学前进的步伐相较于西方文学而言要缓慢得多。

一、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史、子、集四部

1、经部

比如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在其表象特征上尽量委婉含蓄，在意境的追求上，则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时还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均体现出了其思想上的折中与中行，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对于古代先秦时期儒学思想以及宋明时期理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的范畴以及审美观念。同样的，儒家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构成了该书最核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已经写到，“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基本方法。这充分地说明了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及推崇。因此，只有对儒家经典的主要思想及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掌握，才能充分地体会到《文心雕龙》这本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

2、史部

史部主要收录的是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别史类、时令类、职官类、地理类等十五类。在此部分，《史记》是不可不读的。《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或是“太史公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同时记录了各大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史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大江东去楚王流芳”的项羽、“文武双全英风伟概”的蔺相如、“戎马一生终难封侯”的李广李将军、“旷世奇才悲凉收场”的淮阴侯韩信等诸多英雄人物。我们均深刻地感受到其浓郁的悲壮色彩，画面宏廓，意蕴深远，悲剧气氛浓烈且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我们在对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了通彻的了解之余，也为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感慨万千。除了认识伟大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从中全面地认识一些成语或是名言警句。比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等。《史记》不仅开辟了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更对古代的小说、戏曲、传纪、散文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传》便是取材于《史记》，《赵氏孤儿》《霸王别姬》同样也是取材于《史记》，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毋庸置疑，《史记》对于人们进行国学研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子部

子部收录的主要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类书。包括有儒家类、兵家类、道家类、释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学类、杂家类等十四类。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体验文学作品开始。体验文学作品，除了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外，还需要具备超群的审美能力。具备了审美能力，才能深入作品之中，才能捕捉作者的内心感受，才能从作品中取得共鸣。从而在情感上受到感动，在感动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再通过透彻的理解进行评价，进而得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要思想与情感价值。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以儒家和道家为例进行解析。在子部这一部分中，儒家崇尚的是“礼乐”和“仁义”，提倡的是“中庸”和“忠恕”。而道家推崇的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老子与庄子是该思想的主要代表。其中特别是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其主要思想及倡导的理论。《庄子》一书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一书中，其内容大量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生动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艺概•文概》中曾说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可见庄周已经将文学语言发展到一种非常高深玄远的境界，对之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哲学上同样成绩显著。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并称为“老庄哲学”。在其思想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同时又是相对的。“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范畴，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主要观念。庄子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生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倡导要顺应天道，摒弃人为。在其《齐物论》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其主观思想便是按时顺命、逍遥自得。没有充分地了解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就无法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及其精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也就无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摘要】在时代变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积淀与传承下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及丰富的文学思想，对于当代社会而言，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伟大的精神财富。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机制，对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弘扬并传承古代文学，积极探索其中蕴藏的当代价值，可为当代文学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文章结合古代文学中所呈现出的当代价值加以深入分析，以此寻找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的路径。

【关键词】古代文学；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当代价值；实现路径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严格意义上来讲，近代之前所存在的文学都可视为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从题材类型上看，诗词是其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词既包括四言古诗、楚辞、古乐府诗，又包括五言、七言古诗以及律诗等。戏曲、小说也是古代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皆是由古代先贤所创作出来的，尽管这些古代文学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与未来文化发展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一、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从文学角度出发，本质上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属于同一类型，二者都是文学形式的具体呈现，但由于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创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形式不同，因此在情感表达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1]。当代文学以古代文学为依托，是古代文学的延续与发展，二者都来源于生活实践。对于当代文学发展来说，古代文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减少了阻力。同样，当代文学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学的传承，也是对传统文学的革新与发展，也就是常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推陈出新[2]。

二、在当代文学中融入古代文学的积极意义

当代文学作品需要丰富的素材加以填充，如此方可提升文学作品的价值内涵。引经据典是文学作品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所以说创作当代文学作品离不开古代文学的支持[3]。在当代文学作品创作中，如果创作者对于文学经典知之甚少，就会影响作品的表达。实际上，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是从之前的文学中汲取养分的，比如《西游记》就是取材于《大唐西域记》、民间传说与元杂剧等等，在此基础上，构成完整的著作。对于当代文学发展来讲，如果不能从古代文学中吸收养分，就会陷入发展僵局，苍白的语言表达更会切断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4]。只有高度重视古代文学，才能保持当代文学创作的持久生命力，从而实现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

【提要】本文中对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异同进行了探讨。无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其理论均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不过现代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研究文学理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对梳理我国文学发展脉络，更好的理解文化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理论异同;探索

新视野和新方法推动着学术发展，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学术界始终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对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文学观念等，是主要研究的内容。新视野和方法的应用，为提高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研究文学理论时，要从多个视角进行分析，探索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基础形成的差异点和相同点，进而为文学实践与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研究

（一）古代文学理论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围具有执行性以及解释性特征，具体来说，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相同的词汇所揭示的意义和指代意义常常是不同的，指代的内容宽泛。以“气”这个词汇为例，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体性含义。白居易说：“天地间有粹灵之气，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里的“气”就是实际存在的，指的是天地之气。2.人格品性含义。人格品性具体指的是人的修养和气度。3.拟人化含义。在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内，文气论为内在艺术表现形式，赋予了文学作品灵魂。从袁准的《才性论》文学作品来说，物何故而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等，其中的“气”具有拟人化特征，指的是生命力和生命的由来。

（二）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丰富经验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一、以“返本”式研究为基础

生态一词，包含有“返本”的意义，“返本”的目的是“归真求实”。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化、金钱化的“钢筋森林”，人及其艺术都丧失了自己的大地，成了迷途的羔羊，思想者们希望通过“生态”意识的引导，使人们能够重返大自然，重返诗性的大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原生态”才会迅速地在人们心目中构建新的“桃源”镜象，才能越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边界，向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渗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来就产生于过去的时代和大地上，研究它尤其需要穿越的精神，努力“返本”，寻求它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去，简言之，即返回原点，返回文本。正如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中所说:“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1］3“返本”式研究，也就是将研究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尊重历史的事实。返本的第一层意思是返回原点，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要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形象地说，即是返回孕育了它的“田野”。只有在研究中将研究对象返归于它所产生的某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才算是返回了它的原点。在这个原点上产生的多种与文学理论有关的因子，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基因”。我们知道，战国时人不可能代汉人立言，唐人也不可能代宋人立言，即使孟子的言论中包含有“民本”的因素，也只能说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关于“民本”的认识水平，而不能说他已经有了“民主”思想。如果用后代的“民主”思想去套前人的“民本”认识，好比将桃花装饰在梨树的树桩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研究就是没有返回原点。返回原点，要能抓住产生研究对象的那个时代的信息。从官方到民间，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出版、外交等方面的信息，都有可能影响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其中，有对古代文学理论起主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的社会思潮、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史本身的信息，也包括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

首先要抓住影响文学理论的主要信息。王元化先生在1983年提出著名的“三结合”之说，其中他特别强调的是“文史哲”结合［2］，这就是抓住影响文学的“史”和“哲”的信息来研究文学。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及批评史研究，之所以难以完全摆脱按封建王朝的方式来分期的模式，就是因为文学的发生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特定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前代学者将这种研究模式化之后的弊端，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式所取得的成果。又如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将“永明声律说”与佛经转读之声进行比较，得出“永明声律说”是由于佛教影响而产生的结论，这就是抓住佛教影响文学的信息，对“永明声律说”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罗宗强先生1986年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是将文学理论的研究置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也是一种抓主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还要注意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的信息。在进行研究时，须尽可能拓展眼光和思路，关注那些别人不太留意的地方。1986年，周策纵出版《古巫医与六诗考》，认为“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都和古巫的名字相同或相关联，雅、颂和古巫的工作相关联。这种推原的研究思维，就是没有放过看起来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曹旭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诗品》东渐及其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发人之所未发，同样是在研究中跳出了常人的研究框架，采取了返回《诗品》的传播语境，仔细求证、还原史实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饶忠颐先生在《六朝文论摭佚》中考察魏晋文论与音乐的关系，提出了“永明声律说”未萌芽之前，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无不与音乐息息相关的观点，这也是关注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次要信息的“返本”式研究。“返本”的第二层意思是返回文本，就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必须仔细理解理论文本的本来意思。虽然理解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文本原意，但努力向原意靠近仍然是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文本的基础。从字、句、段到篇章，都须仔细辨别，谨慎阐释。字或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意义也会变迁，由本义产生诸多衍生的意义，有时甚至衍生出与原义相反的意思。在理论文本中出现的字或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必须是在它那个时期的确有那个意思，才能作那样的解释，各种字书、辞书、类书的参照是必须的，考证、训诂、义疏、笺释的工作都非常必要。在这方面，清人朴学的功夫，仍然值得借鉴。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表率。比如关于“诗言志”的“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历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闻一多先生在《诗与歌》这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荀子》、《礼记》、《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将“志”训为“记录”、“记忆”、“怀抱”［3］，突破了前人主要将“志”训为“志意”或“怀抱”的限制，为诗在早期社会具有记事、叙事的功能找到了重要的根据，这样的研究，就是寻求文本原意的“返本”式研究。如果不仔细、全面地研读原文，在研究中很容易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在错误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返本”式研究不等于“复古”，“复古”是要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做样本，将现在的文学研究做成古代的样子，或者对古人顶礼膜拜，让古人的思想左右今人的思想。综之，“返本”方能“归真”，“还原”益于“求实”，这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坚持“通变”的思想

所谓“通变”，是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坚持“通变”的思想，把握中国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动因，摸清它发生发展或嬗变的逻辑进程，并沿着其逻辑的进程来获得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这是决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关键环节。这就是蔡钟翔等先生所谓的:“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1］6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以古证古，不是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在古今之间，哪些东西延续下来了，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新生，哪些东西丢失了，都需要用“通变”的眼光来考察和发扬。“通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借用的术语，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通变》一篇，即是代表。刘勰在这篇文章中用“通变”思想来讨论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通”即“继承”，“变”即“革新”。仅仅如此理解仍然是不够的，因为“通变”思想的根源还有必要再挖一挖，才能发现它的深刻性。“通变”思想源于中国古典哲学“易”学关于《易经》的讨论。《周易大传》中的《系辞》一篇，阐述的核心思想主要就是“变”、“通”和“通变”。“变”，是由“爻变”而致“变动”、“变化”之意，故《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爻者，言乎变者也。”“通”，为通达之意，故《系辞》曰:“往来不穷谓之通”。如何才能通达?知变化是其前提，故《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知道了“通变”的道理，就能彰往察来，见微知著，使民不倦，甚至知鬼神之情状，故《系辞》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p#分页标题#e#

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层面的运用，使得“通变”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发展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上，更在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上。继承什么，革新什么，都受制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这应该是“通变”一说的重要内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需要注意“通变”思想的运用，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中，观澜索源，知变能通，掌握它的发展脉络，这样才可能把握它的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规律，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把脉，从而获得文学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具体而言，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生命力是长盛不衰的，因为它们在今天甚至将来，仍然可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比如关于“诗言志”、“比兴”的讨论，关于“虚静”范畴的发展、意境理论的讨论，关于唐宋诗之争的讨论，等等，它们一直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过程，能够跨越千年或数百年，说明它们的生命力是很强大的，它们在将来，仍然可能成为研究热点。也可以发现哪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在历史上不太受重视，但是今天来看，具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比如孟子的“共同美感”说，在历史上就几乎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当代的文艺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共同美感”说重获得了它的理论生机。还有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因为它所批评和研究的文学现象已经湮没于文学史，可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注意，比如“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八股文的写作也就偃旗息鼓了，人们很少注意到八股文的批评及理论。但是，随着人们逐渐发现八股文的写作也有可借鉴之处，对于明清以来的学人就八股文展开的批评和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如果说“返本”式研究是回到理论产生的原点，对理论的原义进行定向、静态的考察，那么坚持“通变”思想就是要求纵向、动态地把握理论的发展变化逻辑，掌握理论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以及它们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会发生断裂的原因。这样才可能在“古为今用”的过程中，使古代文学理论能够遵循自己的逻辑生长壮大，才能避免使古代文学理论沦为当代文艺学的论证素材和修饰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反传统、反封建运动进行得太激烈，文学革命的人士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通变”思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出现严重的断裂，也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滞后，直至20年代后期才得以初创，这就是一个教训。我们能从传统中借鉴多少，决定了传统可以走多远。我们能发现多少古代文学理论的嬗变规律，也就决定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有多少种可能。

三、致力于“话语重建”的目标

摘要：我国的文学资源非常丰富，对其的深入探究是没有止境的，从古代到现代，古代文学资源与现代文学的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针对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做出了进一步探究，对我国文学语境概述、浅析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重要关系给出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性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统规范式

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群众在文化上的要求和需求也逐步提升。文学是人类修身养性、培养情操的有效途径，在提升精神文明层面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也在随之增多，文学市场又开始走向繁荣。当代文学所面对的发展处境，首先要对古代的文学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由此来提升当代文学的发展水准，从而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学文化的各项需求。

一、我国文学语境概述

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现代文学是当民族面临困境，国难当头的环境背景当中，我国的有识之士对文学进行革新的一种形式。现代文学提倡利用直白的文字表达出内心的思想和情绪，使其能够深刻的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期待、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复兴的信心等[1]。在文学中，总能体现出将民主以及科学的观念，在表达的形式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其中包括话剧创新、新诗体的出现、现代化小说的产生、杂文以及散文的诞生等，皆是对新文学形式的重要表现载体。这些新的文学表达形式，不论是在写作手法上还是在文章的内部构造上，都展现出了思维的创新形式。从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朝花夕拾》等，再到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女神》等，都是对文学进行创新的体现。

2.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所面对的困境

本文作者：郑升 赵锦华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提高教学质量既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即将启动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最为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度工作会上所指出的：“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没有质量的持续提高，规模和数量扩大的社会效益就会大打折扣”。[1]对中文系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是专业核心课程。在课堂教学仍是保障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主要途径以及当前推进大学教学改革呼声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与教学效益值得反思。其中，改革课程实施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构建比较和谐的师生互动教学关系，对于提高《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效益意义显著。

一、课程实施方案关联“教什么”的问题，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关联“怎样教”的问题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在明确认识课程定位与要求、该课程在专业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精心准备课程实施方案；要确定以学生能力和专业素质培养为核心、符合课程特点及学生实际、并兼及知识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教学目标，明确课程对内容大纲的要求，准确把握重、难点，变传统的知识性教案为知识与教法设计并重、尽可能较好体现高教性、专业性及应用性的教案。笔者在准备古代文学史课程实施方案时，既突出了课程定位、课程沿革、国内代表性教材优劣分析以及各章节重难点知识的梳理与完善，也突出了前沿知识介绍，重难点如何突破的设计，力求既备课程，更备学生，使课程实施方案的内容切近时代和学生接受的实际，教学效果比以前明显提高。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该课程沿革、定位时，笔者表述如下：“自我国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即在中文专业开设此课程。该课程也是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核心、教科研实力最为雄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目前高校教学受商业文化、实用思想冲击的情况下，该课程坚持以‘立人’为本，既着眼于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与中文有关的社会工作所需，也注重突出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在学习中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代代前贤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培养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社会人生抱有一种积极的情感，保证我们精神世界的平衡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学生听后对此课程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比以前更为全面。

又如在学习《古代文学史•宋元部分》时，我先通过问卷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学情，发现大多数学生认为宋代文学、文化如同其衰弱的国势、外交一样，也很衰弱。于是，我就课前推荐阅读书目：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赵仁奎的《宋诗纵横》、沈祖棻的《宋词赏析》、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学术著作，并要求学生写出阅读摘要，课上交流。结果，学生普遍感到“惊讶与欣喜”：原来宋代文学、文化如此“炫目夺人”并初步形成以下共识：“尽管在版图、国力和事功方面，宋代远不及汉唐盛世，但在文化与学术方面，却呈现出承前启后、宏通广博的繁盛景象。论学术思想，宋学向来与汉学并称。讲文学艺术，且不说入宋后大放异彩的宋词，就传统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有‘唐音宋调’，文有‘唐宋八大家’之说。言及书画艺术和话本戏曲等通俗市民文艺，则又是宋元同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宋代都是一个文化发达而文学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特别强调儒家道统文统而鼓吹文学的政治伦理功用价值与追求表情写意并行，维系社会政治次序而自觉产生的普遍深广的忧患意识与人生悲凉所导致的对个体生命珍视巧妙结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得宋代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不过于热衷社会政治而趋于激进，亦不因淡泊名利而坠入空寂，无论穷达进退，都能在内心精神领域保持主体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士大夫文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砍材不费磨刀功”，以上准备活动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与需要，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宋代文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为后面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与氛围。

1．完成了“教什么”的问题后，教学方法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改革教法有许多途径，本文主要就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加以阐述。课堂的主体是由师生共同构成，师生课堂关系的和谐与否将直接关联课堂教学的效益。但大学教学重知识轻方法，重理论轻实践，重实用轻人文的总体倾向直接导致大学课堂教学时至今日，师生课堂关系仍以老师的讲授，学生的记、背、练、考为主，师生双方处于彼此割裂孤立的状态。就《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言，上述问题仍然存在，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一般认为大学课堂只要老师知识渊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即可，即使有学生讨论、发言等环节，也是给予学生的时间与机会很少并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还是传统“教师中心主义教学观”的反映。事实上，大学老师教学的成功与最高价值不仅在于你自己在教学中不断成长与提高，更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逐渐“爱学”、“会学”、在于你的学生在你的“导与讲”中完善知识完善人格。

如此，学生就有课堂“主人翁”的感觉，就有成就感和被尊重的感觉，师生的课堂关系也就会逐渐实现由“教师以讲为主”的单向方式到“师生共同学习”的双向和谐关系的转变，课堂教学效益自然会不断提高。这就需要大学老师也要研究每一届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情，制定相应的课程实施方案和便于学生“接受与提高”的教学方法。比如围绕教学目标、学生学情精心设计有序有效的提问，适时点拨启发，展开讨论，让学生多读、多说、多讲、多提问，教师适时调控学生发言、讨论的方向、深度。而这又意味着作为古代文学科任教师要在保证“专”的前提下努力成为“杂家”。广泛阅读，不止文史哲史地生，乃至音乐、艺术都要涉猎，并要批判性地阅读，有识见有眼光有继承也有创新的阅读。同时，要让课堂富有知性与诗意的美好，要让学生成为有思想、有素养、有情趣的人，教师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不喜欢不认同，不学习不研究，不阅读不思考，没有良好人格与优雅情趣的古代文学史教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一个认同和喜欢古代文学，进而体认和喜欢传统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抱有积极情感、有思想有情趣有素养的学生来。所以，在日益物质化的当下，做一名古代文学授课教师是艰辛的，做一名真正地、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更为艰辛。首先，这意味着你要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氛围与人文性、精神性的大趋势所构成的巨大矛盾与阵痛中努力去平衡和坚守，使在围困与迷茫中，你也不能逃避，只能在讲台上担当。因为你首先是一名师者！“师者，孔子誉为‘万世之表’；韩愈认为‘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的前贤都认为师者是能够在尘世中也‘仰望星空’的一类人。”[2]#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