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论文范例

（一）

一、中唐之后西域茶文化逐渐发展

1.茶入西亚，最重要、可能的路线之一是途经西域

我们也可从后世茶文化的发展来追寻古代西域茶文化。西域的农耕民族、游牧民族都普遍接受了茶文化，不过没形成地方或民族特色罢了。像南部绿洲居民，除奶茶外，还喜欢饮清茶、盐茶、糖茶，而北部草原居民善饮奶茶。茶是新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等民族，都非常喜欢喝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可见茶对他们来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当饮茶风俗传入西域之后，西域人民，特别是牧区的广大民众就逐渐被饮茶的好处所吸引，出现对茶的积极需要，这一需求，正是西域茶文化发展及茶马贸易逐渐出现的背景。

2.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应注重和亲在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亲之盟’，这种婚姻关系中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是，婚嫁时必定互赠礼品。中国朝廷在公主下嫁时，陪赠丝织品、布匹和各种食物，并且以后每年都必有这类礼品赠送，成为一种习俗。畜牧部落的首领，主要是以马回赠。”如《汉书•西域传下》载“: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和亲公主带去的异地饮食必将对西域小国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汉书》亦记载“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唐曾与回纥、吐蕃和亲。唐朝和吐蕃的和亲，在促进饮食文化交流方面所起作用明显。唐朝赠予吐蕃的礼品中，除生产资料外，还有相当多的生活资料，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饮食文化不断传入吐蕃。《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除被赐予金玉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种种金玉饰等之外，还被赐“诸种食物烹调法，与及饮料配制方”等，该书还记载文成公主得知藏地无蔓菁“，遂携蔓菁种子，复造车舆，置觉阿释迦像于其上”而入吐蕃。上述“诸种食物烹调法”及“饮料配制方”是否包括茶文化呢？当时唐饮茶之风如此之盛行，唐宫廷之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因此，也不排除和亲公主及随从带去中原茶文化，并对回纥、吐蕃的上层饮食阶层产生一定影响。但因为没有茶的明确记载，也只能推测而已。

《汉藏史集》虽写于藏历第七饶迥之木虎年，即1434年，但此书是藏族历史上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属于罕见的珍贵史料之一。该书认为“在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亦称龙朗楚吉杰波的时期，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和茶碗”。该书还概述了“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学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飞来一小鸟，口中衔着一把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国王摘下树叶的尖稍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表明自己病中对其他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带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并许诺重赏找到此树叶之人。有一大臣到汉地一密林中找到此种树，并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疗养病体，亦大获效益。后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来，按国王的吩咐制成兴寿等六种碗，吐蕃叫作兴寿的各种碗，这以前汉地也未曾有过。这即是茶叶和碗最初在吐蕃出现的情形。吐蕃国王都松莽布支在位时间为676—704年。不管茶入吐蕃究竟是在松赞干布赞普时期还是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茶文化在唐代吐蕃已有一定发展，当是无疑的。据李肇《唐国史补》下卷中就曾记载常鲁公出使吐蕃，发现吐蕃赞普帐中已有寿州、舒州、顾诸、蕲门、昌明等地名茶。到宋时，饮茶习俗已在藏族人民生活中普遍风行，《新安志》卷7《洪尚书》记录“: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记载“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一饮食风俗的形成，特别是接受外来食物直至形成风俗是个逐渐的过程，宋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也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从中可追寻唐代藏族茶文化的发展。吐蕃吞并吐谷浑，开始加入西域争夺，后来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吐蕃在唐代新疆历史舞台上活跃了一个多世纪并对其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吐蕃在西域活动期间，吐蕃人和西域各族人民互相交往，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唐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解体，回鹘西迁，结束了吐蕃的西域统治，成为西域的新主宰。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对周边民族，包括西域民族产生一定影响。也就是说，茶文化在吐蕃的发展必定促进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一、河套文化的精神内涵   1．河套文化体现和谐共济精神。和谐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互惠互利的关系与相融生成的过程。“河套平原，镶嵌在阴山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地之间，是一个断陷的冲积平原，形成了发达的灌溉农业。”［2］但发达的灌溉农业特别是科学的河套灌区的形成，绝不是一日之功。当黄河水奔腾而下，漫过河沿或是冲决河沿的时候，对人来说就成为天灾，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但能因势利导、变害为益，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近代以来，周边省市的开发者、拓荒者、逃难者汇聚到河套，开发河套，养老终生，“河套养人”这句话足可说明人与当地山水的和谐关系。和谐精神还体现在人与人的和睦关系以及相容共生的过程。从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共存，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拼搏，河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和谐，融洽相处。土地的肥沃，生活的富足，人心的安稳，是这里的主旋律。   2．河套处于华北与西北的链接地带，阴山为脊，大河为魂，平原坦荡，草原宽广，铸就了河套人民宽厚、包容的性格。纵观历史，河套文化的演进过程是不同文化包容共生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而河套地区就是当时一个典范的民族融合的舞台。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与草原文化不断交融、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走西口、之后的内地支边、兵团屯垦、铁路局进入、知青插队等，更是交流频繁，造就了河套人“海纳百川”的宽容胸怀。河套人多为移民，或为逃难而来，或为躲避战争而来，使河套这块风水宝地成为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   3．奉献精神是构成河套文化核心的又一内涵。从历史上看，无论筑长城、修直道的兵民，还是在朔方、北假屯田实边的勇士;无论抗日战争中的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涌现出的英雄，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商品粮基地的建设者，奉献精神成为河套文化的主旋律。从古至今，凡在河套地区能站住脚跟的，无一不是靠创业创新精神支撑、激励而获得成功的。以明清以来“走西口”的人们分析，河套的水利、农耕、牧业、商业等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是靠“走西口”人们的不断创业、不断创新才夺得今天“塞外江南”的美誉。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融入河套文化的思考和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其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系统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知识，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知识的学习兴趣和较高的欣赏水平，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对古典文学既是一个严重挑战，也是古代文学教学提高质量的一个机遇。教师在教学中立足于本地区，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机渗透，运用教学内容与人文精神传递的有效结合等方式方法，为学生创造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精华的平台，将会使使他们体味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无穷魅力。   (一)缩短时空距离，增强人文底蕴中国文学史把古代文学确定为上古至鸦片战争这一区间的文学，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和欣赏古代文学首先面临“古与今”的时空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古人生活文化背景与今人生活文化背景，古人精神层面与今人精神层面”等方面的差异。因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观点、不同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期盼。“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人文区别于自然，区别于神理，区别于质朴、野蛮，区别于成功、武略，是人类文明时代区别与野蛮时代的标志。完整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利、真、善、美的统一，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类对美的向往。人文精神塑造和支配着人们言行，进而来促进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最终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向前发展。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穿越不同时空层面，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更好地领会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是我们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和寻找方向。引入地方文化资源，用地域文化的精华渗透古代文学教育，是一条可以起到实效的新路子。河套学院处在河套文化的核心区，坐落在巴彦淖尔市的腹地，这里是河套文化的发祥地。黄河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沉淀，为辅助古代文学的教学积累了大量的亲和现实的素材，而河套文化的精髓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价值隧道，使学生穿越历史有了可能性。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更多地运用“历史还原法”，是一种促进教学的好方法。“历史还原法”就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认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对古人认识事物的方法、观点有的很难理解。而“历史还原法”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基础，让学生回到古人生活的场景中，结合现代生活中某些类似的情景、文化，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融会贯通。“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正是阴山的自然风光，一些边塞诗词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正是诗人们在河套地区留下的佳句，也是运用“历史还原法”，让学生领略古代文学魅力的佳句。   (二)融入区域文化内容，促进师生交流中国古代文学是勤劳勇敢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是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宝藏。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深广的知识覆盖面。涵盖了上古文学、诗经、先秦文学、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等，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调动学习热情，并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大胆探索的。融入区域文化内容，有助于师生的有效交流，有助于学生感悟古代文学资源与地方名胜古迹、地方传统文化一脉相传的关系。“古代文人有读书漫游的习惯，每到一处必会题诗作赋，甚至留居或安葬于之，这些古迹都是我们今天理解古代作家作品的最好图释”［4］。就巴彦淖尔市地区而言，与河套文化有关的艺术节有:中国首届河套文化艺术节、河套奇石根雕展、杭锦后旗河套酒文化博览会、河套美食文化周、河套文化研讨会、河套文化主题公园、河套文化主题广场等涉及文艺、文化、餐饮、体育、理论研讨等32个项目的“河套文化主题大餐”。特别是2012年9月落成并免费开放的河套文化博物院，集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歌舞剧院、科技馆、书画院等功能为一体，集中展示了河套文化萌生、发展、成熟、兴盛的历史全貌，是河套人文地域文化的综合百科全书，也是当地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利用的系统、便捷的文化素材。   (三)以嵌入模式将地方文化资源运用于教学实践嵌入模式即将需要的各方糅合，统筹运用。就古代文学教学而言，把地方文化资源嵌入教学中，克服了仅仅局限于文本解读的缺陷，更有效地把作品所蕴含的深厚的、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传承广大。嵌入模式在教学实践过程的主要形式有:(1)要求学生考寻、发现古代文学中反映的地方文化资源。如作业“边塞诗人与河套地区的关联”，带着问题去学习，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针对性，进而推动学习方法的创新。学生利用图书馆、地志办或地方文化名胜的史料室，主动学习查寻。使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从“被要求学”变成“自觉需求”，提高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2)将地方文化资源嵌入古代文学作品分析中，使古代文学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身边”认知结构，赋予知识新的活力。嵌入式教学方法不需要全面修改教学计划，只需要在局部范围将教学时间进行一定的压缩并对课程适当进行改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古代文学学习中的入门问题。“地域文化作为一定的地理区域和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类型，是一个地区的身份标志，也是一个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   弘扬河套文化是我们每一个河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博大精深的河套文化有机渗透到学校的古代文学课教学中，不但能传承中华民族古典文化，而且也能使区域文化特色在实施过程中得以弘扬。将区域文化素材融入中学古代文学教学也有明显的教学效果。中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浅显简易文言文的能力。将学生身边的、耳熟能详的文化知识贯穿融汇在常规的教学当中，可以开掘出一条沟通古今的文化渠道。这种沟通古今的联系，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可由此及彼、彼此联通。为学生创造区域文化的课堂教学情境，也是区域文化融入中学的古代文学教学的有益途径。如在教室的宣传板上开辟“区域文化快餐专栏”，或在墙壁上张贴历史名人事迹宣传画、名言警句，营造浓郁的空间情境的文化氛围;在讲授边塞文学的时候，根据内容选择描写边塞主题音乐在课堂上播放，用慷慨激昂或沉缓婉转的音乐把边塞文学及文字之美烘托出来。河套文化区域的代表歌曲《鸿雁》这样描写到: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歌声远琴声颤/草原上春意暖/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诗一样的歌词配合悠扬苍凉的乐曲，歌声可以把人带到遥远的过去，悠远蜿蜒曲调中内蕴着不屈与刚强，使人加深对古代文学的领悟，陶醉于美轮美奂的家乡文化中。开展综合性实践学习活动，进行家乡文化寻访是学生感受区域魅力文化的又一有效途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有利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质，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让学生走出课本、走出课堂、走出校门，观察体验感受周边的厚重文化。   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写烽火台、沙漠、高城、月色，构成了征人思乡的典型环境;如泣如诉的笛声更触发起征人无限的乡思。全诗将诗情、画意和音乐美熔于一炉，构成了幽邃的艺术境界。这里描写的受降城是河套文化重要的人文景点，历史上这里风云际会，上演了无数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战争。让学生到这里实践，会对这首古诗有更深刻的感受。在河套文化区域散布着很多历史遗迹，如昭君途径地的鸡禄塞、秦汉战云屯的高厥塞、西夏古城池的高油坊、东方不老墙的秦长城等，这些都是学生开展实践学习，提高文学素养的人文景点。   作者： 李俊红 刘军 扈雅璐 单位：河套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一、送礼文化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国人送礼，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为了施恩；第二种是跟随社交礼仪的习俗；第三种则是纯粹感情上的交流。但要真正了解中国人的送礼行为，还必须同时了解另外三个用来维持人际关系的概念。它们是“面子”“做人”及“关系”。回归到送礼文化上，在某些节日或场合，中国人便觉得一定要送礼，这种社会的制约使他觉得不送礼是不对的，是没有“面子”的事。且由于中国社会比较注重社会的和谐性，如果在没有任何特殊的状况下拒绝接受礼物，便是破坏与送礼者的“关系”。因此受礼也成为一种社会义务。而受礼者在接到礼物之后，就好像对送礼的人欠了一笔“人情债”，所以在未来遇到类似必须送礼的场合，就一定要送一份礼“还”给当初送礼的人。

二、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体现

送礼文化在中国是一项重要的礼节，商人的炒作与经济的兴衰都会影响节日礼盒市场的改变。通过端午节礼盒能从产品面与包装方面了解节庆与送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端午节礼盒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产品的造型与节庆寓意的趣味性。而最难的地方是条件的不足，如节庆气氛与送礼习惯等，只有让消费者看见端午节礼盒的价值，发展与推广才会有意义。由于端午节属于本国传统文化，所以必须通过对文化的了解去创造符合现代感与真实性的包装。端午节的礼盒形式可根据文化层面与商业层面发展出各种类型，可分析如下：完全针对节庆而设计的端午节礼盒，无论在产品或包装视觉上都符合端午节气氛；根据端午节其他习俗所发展的附属周边商品礼盒，如香包礼盒；针对节庆发展端午节礼盒包装，但产品不一定与节庆习俗有关；视觉与产品完全与端午节无关，但消费者因为对商品认同而买来送礼，以地方性特产企业居多。对于端午节所运用的元素并不局限于传统或现代的设计表现，首要是通过视觉将文化与气氛表现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端午节氛围，再从商品的主题性与独特性加以衍生成符合当时节令的礼盒，让消费者在端午节的时候能够联想到该商品并购买。

三、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深入思考包装策略，注重端午节元素的转换与应用。设计师通过调查，掌握商品在市场的最佳定位，思考营销方面、功能方面及客户目前的发展情况，考量成本架构的运用，经多方深思规划后，才能设计出符合业主与消费者期待的商品内涵与价值。端午节包装虽然需要运用传统元素，但这些元素与结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通过端午节礼盒的传统元素转换成符合商品属性与现代感的包装，才能真正让消费者产生共鸣与真实性。

二是注重成本控制，创造商品价值感。企业与设计师必须将商品的销售视为责任，根据产品的特性规划出适用的包装或赠品等相关设计品，并共同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让企业与消费者都能满意，切勿为了赚钱而要求企业发展不必要的设计品，丧失业主的信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价值比价格更为重要，通过商品的组合或设计去教育消费者并创造商品的价值感，让消费者除了购买商品外，也购买到一份期待与满足。

一游览诗蕴含的旅游审美文化

1“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旅游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多注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想法在建筑中的体现的比较直观，古时候的园林较多追求于“自然野趣”，对于人造之物并不是过于推崇，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古人所说的“天衣无缝”“、巧夺天工”。这一思想虽然在建筑上更为直观，但是在文学尤其是诗歌中也有体现，游览诗相比较其它诗歌，更加亲近自然，自然也就更加注重“天人合一”“、寄情山水”“、崇尚自然”的思想。关于“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规矩以及基础，在他的思想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天，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这些说法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这是最早的“天人合一”的观点。而后庄子对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自然从最初就是与人是一体的，人应该顺应自然，遵从天道，他主张人要置身大自然，追求天地之间的逍遥正气“，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的这一点，这也是游览诗追求“天人合一”和纵情自然美学思想的根源所在。在游览诗中，出现了许多“天人合一”、纵情自然的诗篇。李白是中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最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通过这一句豪迈诗词，足以可见他是如何的纵情山水。李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览诗和名句，例如，《蜀道难》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早发白帝城》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灵飘逸；《望天门山》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壮丽景象；《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感叹，这些都体现了李白纵情山水的豪迈胸襟。李白的诗歌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文人对于自然景物的向往，在他的诗歌中，显示出对自然山水的深厚情谊，并且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山水之上，让山水景物有了诗人自己的独特思想，从而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而这也是道家和儒家在诗歌和旅游文化上“天人合一”的体现。

2“乐游”和“苦旅”造成的不同旅游审美效果

前文已经提到，古人旅游通常是有两种情况组成，一种是纯粹的欣赏自然景物，这时候的旅游者心境多是平和欢快的，自身才华得到施展，并且已经达到或者快要达到人生的抱负，这种游览山水被称为“乐游”。而多数情况下，文人在游览山水时的心境多是不平静的。文人有着自己的抱负，有着自己的坚持，而古时候的官僚制度往往让他们的才华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览山水就会形成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效果，这样的游览活动被称为“苦旅”。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诗人不同的心境就会形成不同的诗歌风格，但是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占大多数的仍旧是“苦旅”，可以说，当时的文人是将游览山水当作抚慰自己内心创伤的活动，但是尽管如此“，乐游”的诗歌仍旧并不少见。这两种游览活动中产生的游览诗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所产生的旅游审美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乐游”多是旅游者主动接触大自然，对自然心生向往和喜爱，因此看到的景物多是色彩艳丽，惹人喜爱的，在这样的活动中，创造出的旅游文化多是明朗欢快的，这种旅游诗有很多，例如，庄子“此退而闲游江海”；袁中道在《三游洞序》中说“：江声滂湃，听宜远；溪声涵淡，听宜近”；陆游在《金山观日出》中所题到“系船浮玉山，清晨得奇观。日轮擘水出，始觉江面宽。遥波蹙红鳞，翠霭开金盘。光彩射楼塔，丹碧浮云端。”这是一种自然地随性地进行游览，因此诗中的情感多是欢悦明朗，积极向上的。“苦旅”是与“乐游”完全相反的游览情况“，苦旅”多是由于文人被流放，被逐官，或者心有郁结，壮志未酬的情况下进行的游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多哀伤与自身的境遇或者忧心于朝堂和百姓，难以做到随心所欲地游览山水，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样的“苦旅”游览诗歌也有许多，例如，《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首诗将诗人内心的苦闷、不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读者可以深切体会到诗人是借助游览天下来排解内心的苦闷，只是这种苦闷却始终郁结心头。不同的游览山水的境遇和心情产生了风格迥异的游览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在表达效果上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诗歌却又有机的组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的旅游效果，而这样的效果，在古代的旅游文化中缺一不可。

二、旅游活动对旅游文化的贡献

1旅游激发了诗人的审美感情

一、高等教育转型背景下高师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的职业思考

(一)是语文教师的素质基础

语文教育的重要性从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大量的文学知识(包括古代文学知识)及写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毕业论文，侧重培养的就是写作中的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及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有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无疑是对本科生知识与技能的检阅与训练，并将惠及今后的教学。

(二)有益于语文教师的晋职论文写作

作为未来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最实际的问题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称评聘，教学科研论文是其晋职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完成一篇有质量的学士学位论文，将会为他们日后的职称论文写作打下良好的写作基础。

(三)与语文教师的教学内容关系密切

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词的分量增加了;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语文总分将大幅提高;随着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也尤显重要。这些都要求语文教师具备充分的古代文学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而古代文学毕业论文的写作恰恰给毕业生提供了一次专业知识梳理与综合运用的机会，这对毕业生今后教学知识的积累、教学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上古神明与信仰研究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撰写而成。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13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无涯?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gender）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论。”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的结论。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西方学人喜欢采用Chamanisme（萨满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裨益。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佛经（《摩伽登经》）。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加厉，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研究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