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范例

一、何谓“李约瑟难题Ⅱ”   李约瑟在多种场合多种论著中以多种形式提出“李约瑟难题”，其核心内容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1］。不难看出，此难题可重新整合成下述两个问题:(1)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西方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低而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2)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成效较高而现代科学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我们把前者称为“李约瑟难题Ⅰ”，后者称为“李约瑟难题Ⅱ”。本文主要探讨“李约瑟难题Ⅱ”，另文探讨“李约瑟难题Ⅰ”。李约瑟难题最具体、最全面的论述在李约瑟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与“李约瑟难题Ⅱ”相关的内容如下［2］:   1.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   2.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3.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4.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   5.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约瑟的核心观点:在15世纪以前，虽然中国科学包括几何学方法体系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形态，但是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与应用自然知识方面长期优越于欧洲，而最终并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   对于“李约瑟难题”，海内外众多人士从多种角度、多种层次或借助于多种理论进行过深入解读与深刻反思，但是从“元气说”角度进行思考的内容较少。我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张东荪认为，中西所以不同之故，其种子就在于古代，并不是由近代而突然变成的。西方有科学不是偶然的，科学之成立虽只在近代，但其精神却在近世以前。科学未发生以前，科学的种子却早已存在了。杨振宁在谈公元1400年至1600年间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时指出:“但是如果就影响来看，‘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3］本文由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典型代表“元气说”切入，解读“李约瑟难题Ⅱ”。   二、“元气说”与“李约瑟难题Ⅱ”   气属于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本体论范畴。作为一种物质形态，气的原型是可感知的大气、水汽、云气和它们的冷暖、晦明的变化，以及生命体内的气息。最早论及“元气”概念的是成书于战国末年的道家著作《鹖冠子》。“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4］此处的“精微者”即为“元气”。“元气说”在先秦时期萌芽，到了汉代形成体系，主要经董仲舒、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与王夫之等人的阐发而形成。“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气。”(《淮南子•天文训》)“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元年》)这反映出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们把一切无定形而可感知的物质形态，如气味、颜色、声音等等，都看做是气的变态，这里面包含着把气作为物质本原的思想萌芽。《内经》明确提出气是世界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始基。王充提出元气自然论，在《论衡》中指出:“元气，天地之精微者也。”“元气未分，混沌为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这些内容肯定了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生成。“元气说”认为混沌、无形的“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可见，“元气说”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本原方面，气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人类精神的本原。以物质及其变化为解释万物的基质与原则，不仅舍弃了图腾、神话与宗教等超自然的或精神式的解释，而且对世间万物作了统一的解释，这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从命题形式上讲，它属于全称命题，这和近现代科学规律的形式是一致的。从命题内容上讲，它是用物质气来解释万物，即用一来解释多。自然现象是复杂多变的，是“多”;而自然科学规律是简单恒定的，是“一”。寻求和探索自然规律，就是透过现象来寻求本质，就是透过“多”来寻找“一”，换言之，就是力求用“一”来解释、说明与预言“多”。   第二，在解释特点方面，作为一种本原性的物质，首先，气具有多元性。它既可形之于物，又可寄之于心;既可为蕴之于物质，又可为藏之于生命。其次，气具有连续性。它连绵不绝且充塞整个宇宙。再次，气具有应变性。气可分为两种主要的属性即阴和阳，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生养百骸。”(《类经附翼》)最后，气具有感应性。宇宙间的气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不因空间、时间的间隔与形态的不同而相互绝缘。“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总起来讲，它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并依此认识、理解与研究事物，而忽视或漠视了事物本身的属性和特点。由此，宇宙万物自身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不是机械性的、还原性的，而是突现性的、非线性的。#p#分页标题#e#   “元气说”直接制约着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形成与特点，显著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范型。元气说及其思维使中国科学长期停留在观察实践与直观顿悟的层面，追求“言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依靠经验积累与主体悟性而缓慢向前发展。比如:中国四大传统科学之一中医学与其技术体现之一气功。中医经典著作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生理、病因与病理，从人与自然相合相应的角度进行诊疗，并发展成相当完善的医疗与保健体系。而气功则几乎是“元气说”技术化所形成。虽然近代以前，中国的农业、医学与技术等方面的成就长期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从本原上讲，元气是处于变化之网中的物质，而难以研究其内在结构和性质，致使其思维范型迥然不同于西方。海森堡认为:“在早期的希腊哲学思想中，主要有两种思想今天还在决定着严密自然科学的道路，因而首先引起我们对它们的兴趣。这两种思想是，确信物质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即原子所构成并相信数学结构的指导力量。”［5］“元气说”的思维范型更多关注事物定性的思辨和探讨，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这使其同化能力、适应能力与扩展应用能力较强，进而使其在古代世界应用的速度和效 率较高。另一方面，它较少关注事物本身的属性和规律，更少从定量的层面去探讨和研究自然，这使其深度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潜能与水平降低。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6］   值得一提的是，元气说及其思维范型对现代科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获诺贝尔奖的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普里高津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7］并预言:“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8］曾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指出:“人们常说，希腊思想，从广义上说提供了一切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惟一源泉。”［9］   三、总结与启示   面对近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出现与崛起，以西方已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其产生的前提条件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显然是一种负向思维，甚至有人把此类比为“今天报纸的第三版为何没有张三的名字”这样的问题。由于一种事物的出现往往涉及文化的多种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以这种分析视角显然具有“还原论”和“辉格史”的印迹。但是，完全舍弃还原论思维，我们就无从真正清晰和完全地认识事物;完全摒弃“辉格史”式的历史解读，我们就无从认识历史，最多只能复述历史的断片或者残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哲学学说来分析中国没有出现近现代科学的基本因素，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传统文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土壤和根基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并不直接呈现给我们，我们必须通过传统这个中介来理解世界。”［10］“地方的文化是地方的整体历史积淀的产物，和任何历史一样，它有着持久性并无法轻易地被消融，同时还体现在这一地方的自然地貌和当下的社会生活中。”［11］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这些亚文化对属于它们的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起着调节作用。”［12］科学实践既体现了本土传统文化特征，也体现了西方科学文化特征。“实践不仅仅是行动者的活动，而且是世界的重组，其中这些活动有其意义。知识的归因因此更像是对认识者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情境的描述，而不是对他们获得的、拥有的、执行的或交换的某种东西的描述。”［13］所以，传统文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土壤，科学文化建设既是现代文化建设，也是传统文化的再次解读与再次建设。“新近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讨论指出，在最基本的方面，文化是一种重建，是在深层的理解上的本源的重生。”［14］没有科学的民族，一打就垮;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不打自垮。   2．科学文化建设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以西方科学精神为指导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困境重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可以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指导。因提出介子理论而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与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等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或哲学对现代科学已有的与潜在的贡献。“科学史之父”萨顿提出:“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15］   3．科学技术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是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前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是彰显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文化的土壤。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可理解为一个价值理性和传统文化祛魅的过程和社会工具理性化的过程。科学技术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才能为发展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思想、方法与价值观，才能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

一．科学术语意义及农业术语“耕作制度”

1、科学术语的研究与规范具有积极的意义

科学术语就是指某一门学科中的各种专门语言，用来表示某一特有的概念与状态。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专门的科学术语，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术语也在日益丰富与发展、规范。但存在着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混乱现象又很严重的情况，很多旧的术语存在着口语化、含糊话、解释意义不同等很多缺陷，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术语表达的含义的单一化、专业化、体系化与准确化。因此，在现代汉语中研究科学术语问题具有重要的语言学意义与科学意义。首先，知识的规范需要科学术语的规范。随着知识的高度发展，知识信息已经成为大海，其中涉及到的各种概念、物品、状态难以数计，知识之间交叉重扎，科学术语之间极其容易混淆。这就对术语的规范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每一个术语的含义必须是单一含义、特指某一事物的，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必须是严格的，命名必须遵循一定的系统性与原则性。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科学术语的规范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其次，科技文化的传承需要科学术语作为载体。科技术语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没有科技术语就没有科技知识，这与“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是同样的道理。在科学知识教育中，科学术语承载着历史上科学家们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逐步丰富发展着学科的体系，我国古代科学发展成果丰硕，要理解古代科学技术精华，必须研究古代典籍中的科学术语。术语构成了知识体系最基本的单元，知识就是这些单元构成的结构体系。再次，是信息社会信息管理的需要。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工程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已经波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对人类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要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首先就要求术语规范化。很显然，如果术语混乱，计算机将无法进行工作。随着学科知识体系与信息技术的日益结合，科学知识需要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规范表达，这需要建立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属于数据库，这就对术语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适应知识国际化发展的需要。知识的国家化已经迎来了科学知识表达的国际化，世界需要接轨，科学术语必须在一定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进行国际统一。当前以英语为标准的科学术语体系已经汇集了世界科学知识研究的精华，而我们的汉语言发展需要建立自己的科学术语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汉语言发展适应科学的需要，也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科学术语表达非常缺乏科学规范化。古代的科学典籍中的科学术语在现代科学中存在着理解的误区，很多科学研究着缺乏古汉语基础，对史书典籍中的属于做出了非本意的解释；我国方言复杂，民族众多，不同地方的语言对古代与现代科学术语的理解都存在着差别。可见，科学术语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与科技的推广学习。

2、“耕作制度”是农业科学中重要的术语

耕作制度是农业科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术语，耕作制度简称耕作制，也可以叫做种植制度，或者栽培制度，是刊用耕地组织作物生产的一项农业技术措施制度。一种耕作制度，综合反映了作物生产中用地的程度、内容和方式。种植制度是指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的作物组成、配置、熟制与种植方式的综合。包括确定种什么作物，各种多少，种在哪里，即作物布局问题；作物在耕地上一年种一茬还是种几茬？还是哪一个生长季节或那一年不种？即复种或休闲问题；种植作物时，采用什么样的种植方式，即单作、间作、混作、套作或移栽；不同生长季节或不同年份作物的种制顺序如何安排即轮作或连作问题。还包括对土地的使用情况，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土壤培肥与施肥，水分供求平衡，土壤耕作以及农田保护等。耕作制度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耕作制度即对种植作物种类与结构，土地使用的效率，种植时间的安排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很多农民还是依靠传统的耕作制度进行农业生产的。不同地区的耕作制度是不同的，优化耕作制度对于提高农业效益，增加收入与产出非常重要。一个合理科学的耕作制度需要结合地区生态、地理、等各种条件进行合理安排，按照古代与今天的科学发展思想，耕作制度还需要考虑到耕地的可持续开发，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因素。随着市场的变化、科技的变化，传统的耕作制度必须进行调整与改变，以适应经济效益的需要。所以，耕作制度反映农作物生产的结构和水平，是一项较为系统综合的技术一经济措施，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极为广泛复杂。深入研究耕作制度，将充实丰富许多学科，对提高和发展农业科学有重要意意。耕作制度是现代科学制定的科学术语，在我国古代的农书典籍中没有出现“耕作制度”这四个字，但是其中对于农作物生产时间、操作步骤的安排以及要求等当中，早已对耕作制度这样的重要术语有着自己的表达，但是由于我国的农书典籍存世较少，章目不全，表述差错、解释不同等问题，其中部分耕作适度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深入理解我国古代农书中对耕作制度的研究，有必要厘清古代农书中具体的词语表达方式，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农业技术，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有关农业术语“耕作制度”的文章

经过资料的详细检索，在目前的我国古代农书及典籍中虽然对耕作制度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但是没有出现术语“耕作制度”一词。在现代书籍与各种有关论文中，有很多对耕作制度进行研究的文章，其中都对耕作制度的含义作用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分析，但是并不是从语言文字角度进行直接分析的。有一部分文章对我国的科学术语规范进行研究的文章，但是没有对耕作制度一词进行专门的分析。所以，可以说针对“耕作制度”一词进行单独分析研究的文章没有查阅到。下面从几个方面对查阅的文章进行简单综述。首先，对于术语的研究文章很多。我国很早就重视术语的规范化，早在战国时期，荀子的《正名篇》中，就有六分之五的内容谈到有关术语的间题。到了本世纪初，术语工作更向前发展，1932年，成立了南京国立编译馆，制定了严格的术语审订程序，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解放后，我国的术语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统一学术名词工作的初步方案。”1984年，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1985年，又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这些组织在术语的拟制和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其次，对于耕作制度概念的研究分析。在很多的教材与文章中，很多人提到了“耕作制度”的含义。词典中给它下的定义是：农作物栽培的方式及用地、养地农业技术体系的总称,又称农作制度。它以种植制度和作物布局为中心,包括土壤耕作、栽培、施肥、灌溉、水土保持、植保等农业技术措施的综合运用。陈启锋在《论中国耕作制度》（1983年福建农学院学报）中，认为耕作制度是刊用耕地(及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组织作物生产的一项农业技术措施制度。孙声如在《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把我国古代的耕作制度分为抛荒制(公元前6000年以前)、轮荒制(公元前6000年一一西周)、连作制(东周一一秦)、轮作制(西汉一一南北朝)、二熟制和多熟制(隋唐一一清)。《齐民要术•种谷》：“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著、大豆为下，谷田必须岁易。”所谓“岁易”，就是轮作换茬的总结。另外，我国古代《汉书•食货志》引李悝的“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荀子•富国》中的“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晋书•傅玄列传》中的“耕夫务多种，而耕?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中的“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等等，都是对耕作制度的阐释。对于《齐民要术》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多，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耕作制度的。如：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农业学报》1957年第7期)；古世禄《“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谷子品种不是86个》(《山西农业科学》1981年第10期)；李家文《从“齐民要术”看古代蔬菜生产》(《大众日报》1961年12月9日)；匡明纲《“齐民要术”中的果树遗传育种》(《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肥料科学》(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等等。

内容摘要：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涉及到大量中国文化负载词，本文主要探讨该巨著中物质层、制度层、心理层、社会习惯及行为层的文化词汇翻译。探讨这些文化负载词的汉英互释有助于推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文化负载词；互释

李约瑟(JosephNeedham）被誉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传播者。他致力汉学四十多年，尤其是在中国抗战期间，走遍了西南西北多个城市，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科学技术等，与多位中国科学家、思想家展开广泛的交流，收集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创办了《科学前哨》、《中国科学》，撰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被公认为当代“利玛窦”。中外学界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术价值及李约瑟的学术思想，由此带来了翻译界对这部巨著的翻译研究，尤其是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负载词的英汉互释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以卷一《导论》、卷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等为研究对象，探索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期增进英汉互译互释的阐释力。

一.《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版本

科学史家李约瑟一直强调东西文化应该进行平等对话，这是他的文化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支点，也是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初衷。他认为，东西文化各具特色，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许多西欧和美洲人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代表，负有统一全世界的使命，这种自我吹嘘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向人们充分揭示了一个道理：不仅要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欣赏他者创造的美，追求“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由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翻译研究及文化互释兴趣。《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早的版本是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家陈立夫指导的完整译本；第二版由《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团队翻译，包括第一卷和第三卷，1975年由科学出版社分七部分出版；第三版本是1978年由香港中华图书公司出版，第四版本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译本。可以说，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跨度大，内容丰富，因而翻译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大部分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在参考文本方面，本文选择了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版本的文化负载词翻译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为理解文化负载词的互释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理论研究

在国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把20世纪称为翻译时代(纽马克，1982)，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指出，90年代是翻译理论繁荣的时期。在新世纪初，翻译理论家巴兹尔·哈提姆详细阐述了翻译研究的新发展，并断言翻译研究正在得到高度重视。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令人瞩目。根据奈达的观点，语言是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简单地将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自巴斯奈特和勒费夫尔(1990)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来，文化在翻译中的170作用就成为研究焦点。文努蒂(1995)强调了翻译中异化的重要性，反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然后，他们(1998)根据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系情况，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的主张。翻译界越来越重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文化负载词体现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在翻译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所以，随着90年代末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特别强调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现象研究。事实上，文化负载词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类似的术语也经常被学者们使用。RobertLado在其作品中认为，有些词的意思存在于一种语言中，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不存在(周泉，2015)。莫娜贝克(1992)认为源语言词可以表达目标文化中完全未知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被称为特定文化的概念。在文本翻译活动中，彼得纽马克(1998)认为，文化负载词被称为文化词翻译时，必须决定是否将一个不熟悉的原语文化词翻译为目标语文化等同词（特有的文化词）。文化人类学家萨莫瓦尔(2001)曾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在其他语言或文化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某种文化内涵或联想的词语或短语。有学者认为文化负载词也被称为词汇空白、语义不实、特定社会文化的关键词、文化约束或文化制约词(杨媛媛)。在中国，许国章先生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文化负载词，并给出了详细的例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王欢(1987)根据说话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将这些词称为文化绑定词，是代表该独特文化中所产生的事物的概念。如果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他们从词汇层面阐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困难的四个方面，即对等词的零词义的冲突、语义联想和语用含义。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在其专著中总结了语言是本体文化的：文化和人文特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他将文化负载词称为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文化信息。总之，文化负载词强调词中隐含的文化因素。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甚至同一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一种文化的人可能对另一种文化不是很熟悉，一种文化的词语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相应的表达。因此，分析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成为翻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摘  要：从科学技术冲击、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政治周期等方面，来探讨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发现经济周期理论随经济增长而发展，并且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也将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原因 ;

    一、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古代经济几乎在一个水平上交替运动，比如Maddison估计1500—1820年间，西欧人均GDP增长率是0.15%，亚洲的人均GDP处于停滞，所以古典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古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如美国从1960年至20世纪初实际GDP平均每年约3.5%，而东亚“四小虎”每一个从1966—199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长7%以上，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更是平均超过9%，所以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二、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田训龙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由古至今，医生既是一神圣的职业，又是一特殊的群体、阶层。当代高新医疗技术更加凸现出医生群体的独特性。一方面，医学科学技术被医生们垄断，使得医学存有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倾向，医在诊治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对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诱发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二者间医学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诸多医患纠纷。因此，怎样整合好医生决策主导权与患者(包括家属)自主选择权，成为医学伦理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基于此，本文试图着力于从医患关系层面重塑高新科学技术视域内的医生伦理角色。

一、高新医学科学技术视域内的新型医患关系

古代自巫医分离以后，医生作为独立的职业出现，就存有医患关系。当时医学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处于经验医学阶段，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的医患关系呈现出直接性、稳定性、主动性等特点。然而，医学经由古代经验医学阶段发展到当下实验医学、生物医学等高新科学技术阶段，此次医学的大发展使得医患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言之，主要表现如下:

1．医患关系呈现技术化和社会化趋势医疗领域大量物理化学检测设备投入使用，使得医生们过分依赖它们提供的化验检测数据，忽视与患者间的直接沟通交流。因此，医患间的直接接触被以物理化学检测设备为中介的间接接触所替代，医患双方沟通锐减，感情淡漠，医患关系呈现技术化趋势。同时，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开拓了从整体性与社会化视角研究人体与疾病的问题，导致医患关系呈现社会化趋势。

2．医患关系呈现分解化趋势由于高新医学科学分科愈来愈细，医生日益专业化，这就形成了一个医生只对某一种疾病或者患者某一部位(器官、系统)的病变负责。而一个患者要全面地检查治疗，就要面对几个乃至十几个医生，使昔日一个医生对一个患者全面负责诊疗的稳定联系被弱化、碎片化为诸多关系。在此碎片化过程中，医生主动问诊的作用受到削弱，医生患者间渐次疏远冷漠，旧有的田园牧歌式的医患关系被医院中陌生人的关系取代［1］。以上所述高新医学科学技术视域内医患关系的新变化，使得原有的医生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与严重的挑战，诸多医生诊疗行为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因此，规范医生医疗行为，重塑当下医生伦理角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二、高新医学科学技术视域内的医生伦理角色重塑

乡村文化旅游中地域文化通过不同类型的景观得以体现，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将地域性的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旅游景观之中，在丰富乡村地域文化的基础上，也创新了地域文化的载体形式，对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也实现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艺术展现的形式上，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差异，其艺术内容的具体形式也有着一定的区别，因此，在乡村文化生态旅游景观设计方面，需要结合区域文化展开，从而形成以特色文化为支撑的乡村生态旅游经济。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制陶工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古代制陶文化作为乡村生态旅游景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图中的景观设计效果图中大大小小的陶罐就是传统制陶文化的物化体现，错落有致的摆放形式增加了其视觉上的层次感，并能够引起游客的注意。同时，该景观设计中幌子的“陶艺坊”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示其内容。

董堡村通过微缩景观设计的赤壁之战的沙盘，图中建筑采用了东汉时期较为典型的建筑设计形式，依托壁画、挂画等装饰性元素体现其时代特点，景观台中的楼船见证了古代船舶建造的精妙工艺，将多种文化元素融为一体，能够使游客在欣赏文化景观的同时，加深对地域特色文化的了解。

在地域文化中，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核心，图中所示景观还原了古代军营的全貌，整个军营呈轴对称分布，左右两侧的蒙皮战鼓与顶部的双头宣花斧强化了整个景观庄重、严肃的环境氛围，这使得游客能够在游览该景观的过程中如身临其境一般，同时也能够使游客能够对古代历史文化有着更加全面的认识。

该景观以“酒”为主体，图中倾斜酒缸的景观设计，在意象营造方面给人以酒源源不断从酒缸中流出形成“河流”，并充分利用乡村自然资源，能够使文化旅游景观在兼顾人文情怀的同时，也具有相应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将酒文化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从而保证了景观设计效果的整体性。同时，在景观文化设计方面，为配合“酒文化”的整体氛围，图中还参考古代的建筑设计形式，使该旅游景观的文化元素更加丰富。

除此之外，当地在还原传统文化旅游景观方面强调了其效果的一致性。图中外部护城河等附属建筑同样得到了保留，整个建筑空间采用了轴对称的设计方式，将传统建筑文化充分体现出来。同时，在突出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整个生态文化旅游景观设计还融合了自然环境要素，从而使人们在观赏生态文化旅游景观的同时，能够更加亲近自然。

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传统经济转型并未改变农业的经济主导地位，因此，乡村文化旅游景观设计的核心依然是传统农耕文化。图中，四个并排摆放的谷仓是早期陇南地区较为常见的粮食存储形式，由于早期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不足，低矮的谷仓所体现出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文化，而谷仓外部使用红色字体书写的“五谷丰登”又预示着人们在科学技术水平欠发达的情况下对于“风调雨顺”的渴望。在图中右侧摆放的石碾与谷仓相得益彰，早期人们将谷物制作成便于加工的面粉则多使用石碾，这也反映了陇南地区长期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域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1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后，我国也相继出台了相关节能降耗政策，农业作为土地资源消耗的第一大产业，国家对节能降耗的农业科技也大力支持，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资金、资源、人力的投入，旨在减少成本、降低消耗，保护地球资源。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技术发展还相差甚远。

1.1农业科技研究贡献与世界的差距大

由于我国的教育、政治、地域条件等因素，使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落后于如美国、澳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据调查显示，我国农业科技研发的总体水平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美国一直是农业科技大国，据悉20世纪中后期，美国通过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提高了79%以上的粮食产量与高于69%的劳动生产率，世界的平均水平已达到74%。而在我国，最早农业科学技术使粮食等增产约30%，现在在国家不断改革、人民不断的努力下，仍然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不足60%，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1.2农业科学技术不够完善

在古代为了庄稼的灌溉和水上运输开凿大运河，这充分说明灌溉对庄稼生产的重要性，水源和灌溉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要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灌溉技术还停留在原始层面，没有运用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作物进行定量灌溉和栽培。由于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产业利润薄、收益慢，我国种子研发方面的企业数量虽多但大多是个体户，运营方式单一，规模较小且种子质量没有保障，种子的育种科技人才少。

2提高我国农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

一、楚文化艺术内涵在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现状研究

（一）楚文化的概念与内涵

1.楚文化的概念

楚文化作为我国春秋时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起源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延续。楚文化吸收借鉴了华夏文明和南蛮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发挥着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借鉴，楚文化自身的风格更加突出，文化艺术成就显著。楚文化的文化性质源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创造。楚文化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并独具风格。楚文化作为一整套文化系统，包括历史、文学、经济、科技、文艺、人文等重要方面。楚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是古代中国人民发挥丰富的想象创造的结果，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中国人民审美意识的发展。因此楚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符号之一。

2.楚文化的内涵

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内涵十分丰富。最杰出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楚文化是一种神秘想象力的象征。楚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代表，其中包含着中国人民最原始的崇拜。楚文化的神秘性正体现在古老的图腾艺术中，古代中国人民发挥想象力，将耕种和祖先的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属于各个氏族的图腾文化。主要有凤凰、公鸡等图腾符号。通过图腾艺术传达人们祈福、祭祀等最原始的意识。楚文化丰富的想象空间还体现在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春秋时期我国的青铜器冶炼达到了顶峰，人们将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在纸质、青铜、陶器和漆器上，从而成就楚文化中绘画、青铜器、陶器和漆器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