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文学范例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而《诗经》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诗歌教学的肇始，自然意义非凡。然而，在当前的《诗经》教学中，不少教师仍然采用“解词———析句———串讲诗意”的“学究模式”，这样不仅破坏了《诗经》固有的美感和意境，也导致了学习效率低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诗经》的教学中，进行了如下的思考和尝试：   一、准确切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   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   《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   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   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   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   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   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p#分页标题#e#   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   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   四、拓展视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处于时时刻刻的变化之中。   那种认为古代文学的内容已经是历史，只要写好讲稿，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无疑是极不科学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将知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循善诱地解说明白，更需要向学生渗透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其以后的学习、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在古代文学领域，研究最热门的恐怕不外乎《诗经》、屈原、陶渊明、李杜、《红楼梦》，其中《诗经》作为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元典之一，每年的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计。在课堂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尤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   每一次《诗经》学术会议的召开，每一篇《诗经》研究论文的发表，甚至学术期刊网上出现的博士论文，我们都会及时整理并在课堂上传达给学生，以启发有兴趣的学生在课下继续钻研。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同走向学术的突破”[2]（P215），这一说法不但适用于《诗经》的学术研究，也同样适用于《诗经》的实际教学。当前《诗经》研究的热点在于《诗经》的意象研究和《诗经》的地域文化研究，让同学们了解这样的学术信息，会让同学们觉得即便是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也同样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总之，文无定则，教无成法。教学步骤、方式方法可以千变万化，只要是于教学有益，于学生有益，对于《诗经》及其他古代文学经典的教学探索应该是永无止境的。

一、准确切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论语•雍也》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良好的学习动力，对于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是极为重要的。当代大学生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理论说教，愿意探寻现实世界惊、奇、险、特的事物。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寻找先秦时代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并以之作为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在《诗经》的导入课上，我们曾经尝试把《诗经》作品中俯拾皆是的名言名句作为导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们重点提示学生的是：“当你离开高中压抑的生活，步入了大学的殿堂，你有一种彻底解放的感觉。于是你吟诵起《王风•黍离》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学里的俊男靓女举目可见，你瞪大眼睛寻找你的意中人，终于你发现了目标，于是你真情表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转眼间假期到了，和你挚爱的朋友就要分别，于是又吟诵起《王风•采葛》中的诗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开学之后与朋友相见，你情不自禁又吟诵起《邶风•击鼓》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之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尽管有些诗句的引用不是那么准确，但能一下子让同学们感觉《诗经》原来是那样熟悉，就在自己的身边。《诗经》中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讲解，比如《诗经》中《周南•关雎》、《卫风•伯兮》、《郑风•出其东门》等众多的爱情诗，这些诗作无不是先秦爱情观、婚姻制度、民族风俗的有力见证。在分析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通常联系当前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游戏心理，引导其形成忠贞、执着、专一的健康爱情观念，完成了文学课堂上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诗经》教学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还可以通过学以致用来实现。《诗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恰当地表现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在于它往往以精练的语言传达了古今一致的情感体验，例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等。我们在教学中应尽量带领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审美，在审美中学会运用，在运用中学会思考，通过运用和思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思辨能力。通过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教学，很好地做到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学生产生兴趣，充满好奇和探究之心，从而让学生们自觉地学习《诗经》，真正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二、精讲多咏———体会《诗经》语言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注重吟诵性情，创造意境，讲究韵味，这些审美特点是不可分割、浑然交融的艺术整体，整体关照则美不胜收，条分缕析便索然无味。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说过：“教学生学习古诗词，诵读古诗词，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降格为技能、技巧的分析，要着力于整体感知，充分发挥诗词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功能。”《诗经》本身就是先民的歌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遵循“启动—互动—自动”的教育理念，在教学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精讲多咏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那些富有意境的诗篇更适合于此。精讲，指教师只做简要的提示点拨，给学生指点些阅读、鉴赏古诗的方法，或者做一些示范性鉴赏，作为学生初学古诗鉴赏的范例。多咏，既指教师深入情境的范读，又指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主要是指学生自身的多读、多背。讲授作品时，应当首先介绍鉴赏方法，如把握意向、静心关照、想象联想等，接着精讲作品。以《周南•芣苡》为例，诗歌很短，但极有特色，特别是写妇女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掇”、“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讲这首作品时，我们让同学们注意《诗经》中精炼的动词运用艺术，体会作品中节奏的变化。留给学生的学习题目是阅读欣赏《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魏风•十亩之间》、《秦风•蒹葭》等诗篇。下次上课时让学生谈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欣赏体会，教师因势利导，做些必要的订正、补充或概括总结。学生们反映，过去他们读古诗，要么读不懂，要么只是笼统地感觉到好，却体会不出好在何处，如今在老师指导下读古诗，觉得引人入深，吟诵之中便不知不觉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之中。

三、课堂竞赛———调动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学习《诗经》时，由于年代久远，语言晦涩难懂，有时会出现倦怠的情绪，可以通过学生参与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安排上，我们经常采用“活动-体验-表现”的方法。比如在讲《秦风•蒹葭》这样一首作品的时候，首先会让同学反复吟诵，体会诗歌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然后让同学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一幅图画并描述出来，最后评价谁的描述更加契合这首诗歌的意境。再比如讲到《郑风•将仲子》时，先让同学们自己尝试翻译，然后分成小组进行译文评比。最后，由教师介绍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中的译文。刚刚接触周先生的译文时，同学们往往会哄堂大笑，但经过细细品味，学生们普遍认可其译文并通常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同学的参与意识，教学过程非常顺利，教学效果也非常明显。在学习《诗经》思想内容时，我们并没有按照通行文学史的思路给学生指明《诗经》具体内容的大致分类情况，而是按照类别分别学习了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突出作品的讲解、分析，然后让学生来总结《诗经》思想内容的大致类别，培养学生捕捉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这样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学生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面对大量的信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分类、整理、加工和改造，增强学生的选择能力，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在关注学科知识基础性的同时，教师也应强调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的联系，加强实际应用、探究等方面的内容。梳理《诗经》的教学线索的时候，在讲授完《诗经》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特征后，学生已经对《诗经》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所以，最后在学习《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我们首先拿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与《诗经》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或是人生感受。学生在发言过程中，基本上就把《诗经》的抒情性特点、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比兴的垂范作用等等总结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四、拓展视野———引入最新研究成果

一、作品瞬时性的影响

作品能不能留存后代，在当时有没有“洛阳纸贵”很重要。假如现在有某个作者写了一本非常可能引起轰动的著作，但是投稿到出版社没有得到编辑的肯定，未获出版，作者本人也放弃了，那么一部名著还没出世就胎死腹中了。如果这部书出版了，不幸当时有其他的书或者别的事件耽搁了人们的欣赏，过了一段时间它的新鲜期也过去了，那么一部名著由此就变成平平之作了，没有再版，过了几年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作品在初出世时没有能够一炮打响，以后再想崛起就很困难了。可能一年后，几年后，几十年后，这作品已经难以寻觅，寂寂无闻了。很多经典名作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广为传布，在传播的广度上达到了最大化。如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受到著名文学家张华推许，皇甫谧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因而名噪一时，洛阳纸贵，流传至今。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成后，时人争相传唱，引起很大轰动，甚至传到日本。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就自夸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此增价”。苏轼作为当时文化名人，作品传播也极快极广，曾敏行《独醒杂志》载：“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红楼梦》尚未完稿，就被四处传抄注释，许多人续写，所以留下多种版本，至今已形成煌煌“红学”。清代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作品要被永久认可，首先要保证在当时就能够领风骚。作品好与不好，其实还是当时人说了最有权威性，因为当时人的接受是在当时社会文化环境下最好的解读。文学作品不是名画，往往要到作者死后几百年才拍出天价。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它等不及迟来的肯定。《秦妇吟》在当时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正是它能在失传的一千年中始终保持美名的重要原因，也是它在敦煌重现天日后能再次放光的原因。韩云波在《<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兼论中国传统文学传播的特殊规律》一文中谈到关于作品的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时说：“轰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共时关系，在同一时期拥有最广大的接受者，恒久价值主要表现为传播的一种历时关系，即拥有接受者的时间尽可能绵长久远。由于士、庶各自主要运用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不同，恒久价值传播者主要是士，轰动效应的传播者是庶。在具体鉴赏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只代表一个方面，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轰动效应主要在社会热点和重大题材中产生，多数未经缜密的理性思考，缺乏及时的理论指导，停留于感性层次。但它代表了一般社会心态，仍有极大的价值，尤其在传播的劝服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促成社会意识的变革。士在淘洗作品的过程中，留下耐咀嚼、有深层意蕴的东西，抽象为理论，产生跨越时代和地域、揭示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历史时代的效果而长久留传。”《秦妇吟》的轰动效应，有敦煌十种写本为它作证，它的历时性传播，也就是它最终的经典化，首先得益于此。

二、书面传播的影响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作品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流传方式是书面传播。周天子将各地收集来的民歌编成《诗》，方使其跨越千年，吟诵至今；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决定将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所以为万世鉴。历史上文人都喜欢将自己作品结集成书，以为一世功业。即使在一个乱世，影响鉴赏和传播的偶然因素很多，能否结集出版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如五代乱世，若非《花间集》的收录，我们又怎么会了解到唐末五代那些词人、记住那些词作呢？而是否被收入选集，收了多少作品，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作家在后代的评价。在韦庄六十八岁的时候，其弟蔼曾经将他的作品结集为《浣花集》，其序云：“辛酉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明年，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蔼便因闲日，录兄之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次为□□□，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义也。”《唐宋词人年谱》：“案今存端己诗，《浣花集》十卷，二百四十六首。”其中并无他的成名作《秦妇吟》。在当时的各种总集中，也收入韦庄诗不少，如“《全唐诗补遗》七十首”，“庄诗见于《全唐诗》者比此多三十余首”，也并无此诗。韦庄诗词，散佚甚多，但因《浣花集》、《花间集》的收录，留存下来的也不少，然而他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秦妇吟》却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留美名在后世了。

三、题材选择的影响

战争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事实上，爱情的影响力可能要比战争大得多，战争题材的作品一般也需要有爱情的点缀方能有更强的吸引力。文学作品能否永久留存，与其题材选择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同为长诗，《长恨歌》、《琵琶行》便因其选择的题材是自古至今能打动人心弦的爱情和人情冷暖而广为传布。文学的功能，就是能在最大层面上表现最广泛的人性。否则，过于独特的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和欣赏呢？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历代士阶层读得多些，普及率显然不及白居易风情诗，毕竟关注天下事的有政治家胸怀的人要少一些。而《秦妇吟》选择的是唐末乱世的战乱题材，这种经历和情感，在当时一定会打动很多人，然而世易时移，便不再容易引起共鸣了，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呢？又有多少人愿意从诗中去感受那些残酷血腥的场面呢？另外，这个题材的选择有时效性，黄巢起义在当时是极大的新闻事件，天下关注，这当然也是此诗当时风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新闻效应过去，便失去魔力，因为新闻年年有，新的事件很快会夺去人们的注意力。仅仅五六十年后，已经是大宋的天下，梁唐晋汉周已更替一遍，其间已发生过多少人间悲欢，谁还会去絮叨唐末那场起义的惨状？整首诗是以一个长安贵家姬妾自诉其苦的形式进行的，正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一开始还能引来一群人听，留下同情的泪水，后来听众越来越少，再后来，她一张口即被别人打断。

四、篇幅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文称“两创”），是历代文人都会面对的学术话题。就古代文学而言，历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与过程，事实上就是“两创”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具体实践。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的文学家、文学作品，经过大浪淘沙，经典性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从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来看，作品的内在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这包括作品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艺术的魅力与影响力、情感的普遍性与感染力等。当然，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经典建构与文学进步的内外动因

中国古代文学有其特定的产生、传播环境，其发展、变化也有特定的内、外因。从文学发展、演变与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这是社会政治的需要。文学，包括各种学术，也是社会政治思想的表现形态之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个时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往往有利于经典的建构。相反，思想禁锢往往不利于经典的建构。在中国古代被官方以各种理由禁毁的书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与正统思想不一致的文学作品。古代官方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统治而钦定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既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重要的文学典籍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经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当时正统思想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价值也会逐渐被读者认可接受，进而成为文学经典。第二，文化政策。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对文学观念、文学活动、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比如汉代把读经与文人仕途关联起来，体现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当作经典而得到认可。为了统一经典，熹平石经的刊刻，对儒家经典的传播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又如先秦以来官府实行的采诗制度，尤其是乐府机构的不断扩大，使得许多优秀的民间诗歌作品被保存下来，逐渐成为诗歌史上的经典。再如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的广泛传播。唐代诗赋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前代诗歌、辞赋经典的学习，也推动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书写载体与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对文学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而文学传播又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简帛到纸张，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学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文学传播、文学评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评点著作，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戏曲的经典作品大多有评点本，有些经典作品还不止一种评点。除书面形式传播外，还有口头形式的传播。有些作品还传播到域外，说明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经典建构与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学思潮的发展上。文学思潮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体现，对经典的建构有促进作用。古代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继承和革新中发展的。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先秦两汉散文学习的旗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宋代。这场运动使得先秦两汉散文得到高度重视。古文家对《史记》《汉书》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诗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等人为榜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人员众多，影响广泛。明代由于文学复古运动的反复出现，前代许多文学家和文学经典被树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经典如《左传》《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树为榜样，不仅在创作中学习，而且选编和评点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无疑巩固了前代经典著作、经典作家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学批评与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在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阅读者的鉴赏、评论，这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文学家作为创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学认识与文学批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说，一方面说明了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前代众多经典的学习，尤其是对经典内在精神和情感的学习。西晋左思《咏史》云“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说明他在创作中学习过贾谊、司马相如和张衡的作品。古代小说中有许多模仿《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作品，说明这些经典小说被作家广为认可和接受。古代诗歌中有大量的“拟体”“效体”，如《拟咏怀》《拟古诗十九首》《拟行路难》《效陶诗》等，甚至有些诗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这也说明被拟作品具有榜样的力量。古代作品还有大量的“续作”，如《续红楼梦》等，说明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可，这是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文学评论家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意义阐释，是文学经典建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推进古代文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要途径。文学作品中隐藏着作者设置的“密码”，读者理解作品的过程就是解密的过程。评论家对经典作品的意义阐释，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这类意义阐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古代文学理论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发展至汉代，逐渐有了一定的思想体系，如这一时期的“美刺”说、“讽谏”说等。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开启了较为系统的文学评论的先河。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著作，丰富了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对后来的文学评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以后的文学理论，出现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多种形式。在诗文评传统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文学批评涉及的文体也在不断扩展。古代的一些赠序、题跋、书信、墓志铭等，也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思想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历代正史中的文学传论，对文学演变发展的评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线索。另外在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史论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值得重视。在古代还有独特的论诗绝句，以诗论诗，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论，或评价作品。二是文学点评。宋代形成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鼎盛。点评是在原文本上的标记与评论，并形成一种新文本。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符号的“点”和各种形式的“评”，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读者阅读的引导者。古代的评点著作众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种评点，如《史记》《杜工部诗集》《红楼梦》等经典著作的评点超数十家。一些古诗文选本，虽是作品精选，但往往也有评点。评点家对作品的评点，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转合，小到章法结构、辞藻、对仗、用典、音韵等，深入细致。三是文学赏析。文学赏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是进入文学审美、文学评论的前提。古代的评论鉴赏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较详细的分析。进入现代以后，系统的文学鉴赏之作陆续出现，唐诗、宋词等也都成为了人们赏析和学习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对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坛领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评价，往往影响读者的选择。在文学批评层面，还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是古代的帝王。他们掌握着政治权力与话语，尤其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往往对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这种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辞赋的赞赏、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作家的影响，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促进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与文学经典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存在一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求与方式，同时，从经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就在于经典文本的多样化保存，并为经典的传播和研究、学习和接受提供了多种途径。首先，是大量的文学总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历代编纂的各类作品总集众多，不仅给读者提供了学习、选择文学经典的基础文献，也对保存经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个人的集子（别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创作的诗、词、文、赋等作品。有些别集是作家自己编纂的，有些别集是亲朋好友编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编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学选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数量众多，一般人很难全部阅读，所以就有选择精品的选本出现。古代还有大量的类书，在分类介绍具体条目的同时，也收录或摘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是文学选本的特殊形式。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传播范围往往更加广泛，历代的文学经典大多和选本有密切的关系。选本不只是选作品，也往往和注释、点评等结合在一起。虽然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但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会被多个不同的选本选中，这体现了选编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选本中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大，生命力越强，越可能逐渐成为不朽的经典。与文学选本相关联的是文学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对于经典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的文学教育是大文学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学教育途径与整个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文学教育的读本，经过不同层次、不同受众、不同范围的传播，人们会对它们进行经典化选择。一大批有价值的选本，经过一代一代的流传，逐渐成为经典。因此，可以说，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文学教育离不开文学教材。近代以来大学的文学史教材，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始，对文学经典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对经典还是有共同的认识。最后，古代文学作品的改编，也是文学经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编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一种是不断累加。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的改变了作品的文体形式，有的改变了作品主题，有的改变了作品结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强了艺术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史书对作家生平的记载和对作品的评价、收录、保存，对经典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搜神记》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小说著作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该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干宝所写，在这本书中向世人描绘出了大量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以及形态各异的神仙与鬼怪的形象，深刻地揭示着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人们的思想动态，是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特点的著作。本文立足于实际，结合《搜神记》的相关内容，对该著作中的创作思想以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展开了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 搜神记；干宝；古代文学；经典著作

《搜神记》是我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古代乃至现代文学史中都一直备受瞩目。从目前学术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于该文章内容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而且有着非常全面的格局，尤其是对《搜神记》的审美价值、艺术手法以及叙事方面的技巧有着很深刻的研究，而《搜神记》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同样也是现代著作中所需要借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搜神记》的相关写作内容以及艺术风格进行研究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搜神记》的创作原因分析

在《搜神记》的前言中，作者干宝对自己的创作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结合其他史料的研究，可以大致地推断出干宝创作《搜神记》的背景与原因，干宝主要是由自身身上发生的两件灵异事件入手，进行描写。第一件事是，干宝的母亲因为嫉妒干宝父亲的移情别恋，将父亲宠爱的侍妾推入墓葬之中，该事件过去十年之后，这个侍妾却又生还 ；第二件事是干宝的兄长在死后又复活。这两件事在现代的社会中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中，由于科学手段的不发达，很多人对起死复生、生命轮回等内容深信不疑，虽然《搜神记》与作者干宝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再一次反映了古代人们是比较相信鬼神之事的。从该书创作的背景来看，《搜神记》的创作与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当时，宗教迷信思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那个时代朝代更迭，战乱频频发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文学思想领域中却异常活跃，而且从外部环境来看，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到我国，在魏晋以后开始在全国普及，在当时的背景下，描写鬼怪神灵的书籍非常多，同时再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对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深信不疑，所以因果报应的鬼怪类书籍非常多，而《搜神记》则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二、《搜神记》形象塑造及审美表达分析

（一）“仙”的形象

一、启蒙救亡：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第一次经典危机

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发生过数次反对儒家经典的思潮，如魏晋和晚明，但最终都未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经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时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便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来改造国民性，以启蒙来救亡。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文学革命，在“启蒙救亡”这条主线下，选择以重估文学经典的方式来革故更新，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而救亡图存。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一、亚审美的文化背景

1.经典艺术的解构

亚审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征,除了具有视觉形象冲击之外,对艺术经典的颠覆与解构是他另外一个特征。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众文化娱乐化倾向的冲击下,传统经典、文学艺术逐渐失去了原有崇高的地位。文学艺术界也曾经出现了躲避崇高、消解崇高的现象。对于传统的经典文学来说,大量戏说经典的影视作品出现了,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与鉴赏,它的影响是负面的。作品的思想意义、人物形象,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大量无厘头的情节、娱乐化的倾向成为其戏说改变的主要内容。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是后现代文化的代表性作品。这部作品对《西游记》无论是主题,还是思想内容都做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他新近的影片《西游记降魔篇》对西游记的情节也有巨大的变动,继续秉承着他的无厘头的风格。与此相类似的,大量的戏说作品纷纷出现在国内的电视剧荧屏之上,大量的清宫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经典的风格。无论是诗歌、神话还是戏剧小说都被改造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这些充斥于荧屏之上的作品,被那些少不更事、缺少阅读经验的年轻人当作文学经典来理解与接受。这些读图时代长大的年轻人,阅读的大量作品是对经典的解构性作品。这并不是说所有由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都是无厘头的创作,都是后现代的风格。一些经典改编的影视剧创作当中,还是能够认真履行艺术家的职责,坚持艺术家的良心。在艺术创作中,他们尽量忠实于原著的风格,不作额外的发挥,不对经典进行颠覆。作为亚审美文化冲击重灾区,古典文学的教学需要对于传统文学经典进行认真而富有成效的解读,以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古典文学教学工作者所必须承担的任务,我们需要有一种责任意识,我们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阐释,要符合历史的、文化的角度,而不是天马行空、任意驰骋。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周氏无厘头的喜剧风格,周星驰影片自有它存在现实土壤、文化土壤。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代表性的作品。但是作为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我们有着不同于周星驰的的责任与使命。

2.价值判断的缺失

亚审美文化除了过于注重视觉形象的包装和对传统文学经典的瓦解,其另一个特征就是价值判断上缺失。在这种文化冲击之下,文学作品不再注重价值的追求意义的探寻。传统文学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有一种价值判断上的追求,而在亚审美文化冲击波影响下,文学创作无论是影视作品的创作还是经典文学的改编都呈现出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一些影视剧的创作抓住情感纠纷,描写宫廷之中的皇权争斗,暗藏杀机而步步惊心,成为我们一些影视作品常见的创作套路。而经典文学的改编则是加入各种吸引眼球的各种要素,却忽略了经典的教化功能。

二、亚审美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

在亚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社会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从媒介传播角度来看,古代文学作品的电子化是一条可行的道路。现代的学生不是不愿意看经典作品,而是传统阅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学生捧着移动通讯设备、电子书阅读的场景,可以证明传统的纸质书籍的阅读方式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与之适应的古代经典的电子化、数字化就是出版界、教育界人士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古代文学的教学也面临着挑战,挑战来自于学生更多关注富于形象的冲击力的现代影视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如何抓住学生的眼球,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教师应该考虑的现实问题。从古代文学教学角度来看,每位从事传统文学教学的教师,都应经把经典作品的传授与鉴赏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在古代文学教学实践的思考,我们认为在亚审美观念的冲击下,我们要在作品的艺术上,使学生对经典作品有一个深入的把握。在精神品格的陶冶上,深入挖掘古代优秀的资源,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从经典作品的涵泳到精神品格的陶冶两方面,做足功夫,做好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授工作。

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形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回归经典，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与传承，提升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迅速崛起与飞速发展的视图传媒使影像文化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传统的文学教育造成巨大冲击。长期应试教育的扭曲与外界通俗流行文化的吸引，使高校学生对经典阅读的兴趣越来越淡薄，真正能够沉潜经典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视觉文化的热衷亦远远高于对古典文学经典的阅读，那种涵泳吟诵、自得其乐的经典阅读被各种影像文化所取代。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