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化论文范例

摘要：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遗成功之后，平遥古城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群众文化活动日益繁荣。如何以平遥古城为例，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要求。本文主要结合实例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进行阐述。

关键词：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创新

群众文化是一种面向群众的文化。在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群众通过主动参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教育，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在我国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如何开展好群众文化活动，是一个大课题。

一、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成功范例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10月1日，平遥县由县长亲自扮演“县太爷”，领衔主演“古城风韵”迎宾仪式，成为山西2011年群众文化活动的最大热点。回顾平遥古城从1997年申遗成功后的群众文化活动，走过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单一到丰富的路程。对此，有必要作一番回顾和反思。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庆捷作了《云冈石窟窟顶挖掘情况》的报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云冈石窟窟顶考古发掘的详细过程及情况。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北朝研究会会长、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殷宪作了题为《燕国富贵瓦当证燕昌城之实》的报告，从史学实证的角度出发，剥茧抽丝，证据充分，逻辑严密，以一块小小的瓦当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证实了燕昌城的存在。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凌建英教授作了题为《人间佛教•云冈石窟•和谐美》的报告，从文化美学的角度阐明云冈石窟不仅仅体现了佛的教化众生，更表明了一种刚柔相济、壮美与优美共生、质朴与华贵互补的和谐美及人类社会共同的良知与追求，这种和谐精神的张扬是人间佛教与时代结合的价值体现。北魏研究所所长马志强教授作了《云冈石窟的佛龛造像类型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佛像、菩萨、胁侍弟子、飞天、狮子、力士等佛龛复杂多样的种类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划分，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准确的描绘，条清缕晰，展示了石窟造像的丰硕内容。在第二版块的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紧紧围绕议题，分别就文化、艺术、宗教、宗族、信仰、军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展开了主题发言，并相互进行了精辟深入的点评。论坛学术气氛浓厚，讨论热烈，形成了观点的交锋与聚焦。现将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关于平城文化

在平城文化方面，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宋志强的《北魏“平城时代”文化发展脉络》探讨了在4世纪末到5世纪末，平城作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历了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融共存，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碰撞融合，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汇化合，形成了由无学术文化到以儒学为主的多元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刘美云的《论入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一文，对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势力扩张与汉族融合的过程进行了探究，认为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从服饰、饮食与礼仪等各方面逐步与汉族趋于一致，融为一体，但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腐败风气等负面习俗同时也影响着女真族，使其骁勇善射的的特点逐渐丧失。李耀丽的《古城大同街道的文化意义》从大同街道的命名来解读大同悠久的历史，认为大同街道的名称体现了大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古都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与和谐文化。

二、关于北魏辽金时期的艺术

对于北魏辽金以来的艺术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热点。杨俊芳的《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一文，通过对云冈石窟飞天造像特点及演变脉络的考察，认为云冈飞天是印度歌舞形象与中国道教天仙及儒家礼教影响下的妇女形象相结合的中国式飞天，完成了由印度飞天向中国飞天的演变。佛教飞天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由云冈石窟造像完成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飞天雕刻是该风格的延续。此外，该文的另一个亮点是通过大量的图像直观展示了飞天演变的路径。武建亭的《大同观音堂辽代雕像艺术考》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文将大同观音堂观音殿现存的17尊辽代佛教雕像的造型与佛教经典中的图像相比对，并结合佛教仪轨进行解读，认为从殿堂的建造到塑像的雕刻，无不体现了辽代皇家佛教思想对民间的影响和民间对佛教的信仰，揭示了辽代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造像特点。梁晨霞的《浅谈“二人台”艺术特色及其发展》则从“二人台”的历史沿革入手，对流行于内蒙、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六省区的戏曲剧种进行考察，认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在内容上表现为现实性、生动性和通俗性，并紧随时代的潮流；在语言上表现为方言土语的运用，具有民歌的艺术特点。程乃莲的《应县释迦塔的风铃》对世界现存最为古老的楼阁式纯木建筑应县释迦塔的风铃进行考察。研究显示，风铃不仅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折射了时代的变迁。风铃不仅仅是释迦塔建筑的组成部分，它还是释迦塔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胡婷婷的《大同华严寺造像审美心理机制探析》认为，华严寺造像之美在于其蕴涵的艺术之美，在于其带给受众的心灵震撼。该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美机制分析，通过对华严寺造像知其美、爱其美和品其美的探究，显示出该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区域文化及文化产业

侯秀林的《明代藩刻书考》就明代山西代藩刻书的情况、特色及成因做了详实而细致的考证，认为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对明代藩刻书影响深远，藩禁政策对宗室成员的制约使得一部分宗室弟子移情于文章。刘慧芳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由山西怀仁地区的民间社火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对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做出思考，说明以民间社火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沉淀了传统的文化记忆，又展现了在当代经济变迁中的新特色。徐建国的《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一文，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围绕云冈石窟造像的内在意义，即“纪念碑性”所蕴涵的礼仪祭祀性、政治内涵性和人的生命自觉性进行讨论，深化了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认识。赵琦的《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一文，着眼区域，立足当下，并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例，认为尽管县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也面临着困境，提出要着力打造县域文化产业，应当转变观念，依靠科研，重点培育优势产业。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日臻浓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有关加强文化建设的政策，如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也相继出台。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一定区域内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诸要素的综合，并与地域范围内的环境因素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地方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很多地方也意识到不搞地方文化建设，发展就会遭遇瓶颈。广元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广元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打造“女皇文化”、“三国文化”、“蜀国文化”等文化品牌。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被明确提及

高校作为教育系列的高层，是学生与社会的重要衔接口，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推动优秀文化的继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011年4月24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他明确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为高校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依据。2000年初，已有学者认为未来校园文化将出现“在美美与共、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未来高校校园文化将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更具中国特色。”的一大趋势。

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地方文化已成为共识

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和高校教育的普及化，很多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办出特色，增强内涵，必须充分挖掘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地方性”内涵，除了在办学体制、专业设置上融入地方，还需要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精神气质、工作作风诸方面与地方对接。而后者体现在校园文化方面。所谓校园文化是指“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其规章制度、行为方式、物质设施中的外在表现。”不少地方高校在办学区位、资源、内涵等方面的劣势，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师生的精神面貌不佳，进取心不足。近年来，地方高校在加大硬件设施与专业建设的同时，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够，或者很重视，但特色不鲜明，效果不好。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想增强内涵、办出特色，必须充分挖掘“地方性”内涵，显然，将地方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这说明了国家大力倡导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要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四、广元地方文学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本文将立足图书馆，探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背景下的创新服务路径，以期为有识之士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图书馆；创新服务

一、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事业更加兴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占据着校为重要的位置，我国需要制定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不断推进数字文化建设。传统服务模式存在不足，我国图书馆需要秉持现代化理念，提供创新服务。

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在2011年，我国提出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平台，增强了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市场经济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人们的物质水平显著提升。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提出精神需求[1]。我国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国民素质。近几年来国家推行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文件，收获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践中，政府承担重要职能，投入了必要的扶助资金，提供了数字资源、现代技术等，打造了新的文化形态，助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是文化教育的阵地，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空间，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点。当下我国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体系框架，拓展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要求。图书馆汇聚着海量资源，是智慧碰撞的场所，也是思维创新的场所，我国需要发挥图书馆的重要作用，优化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壮大内部人才队伍。近几年来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圆满实施，创建了新的数字化阅览室，增强了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图书馆需要进一步坚持数字技术的引领，整合多方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服务[2]。

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发展定位

摘要：该文从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视角研究地域文化在物质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方式，通过对南京地域文化的深入探究，剖析其形成原因和发展历史，结合不同的街区环境设计案例研究其表现形式，从而探索城市地域文化的传承方式，以期为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提供良好思路。

关键词：南京;地域文化;街区环境设计

南京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南京地区在数千年的城市发展中沉淀积累下来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表现。这些地域文化不仅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且对现今的城市发展、文化传播等方面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城市大兴土木，导致“千城一面”的事件不断上演。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地域文化不断丧失、城市情感归属逐渐消亡等负面影响。近年来，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始重视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脉保护和地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南京作为国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关于地域文化保护、应用、传承的经验。因此，研究南京地域文化和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地位和优势。南京城东临钟山、西据石头城、南向秦淮河、北朝玄武湖，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我国长江下游中部地区，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历史上，南京城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文化上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文化。金陵文化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革命文化、秦淮文化等。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反映在这座饱经沧桑的都市中，也因此形成了许多历史人文景点，如玄武湖、明孝陵、南京总统府、雨花台风景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夫子庙等。这些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景点使南京形成了自然和人文、历史和现代、传统与创新相互协调的城市风貌。南京历史悠久，既经历过“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荣昌盛，也经历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衰败无奈；秦淮河畔有过灯红酒绿，金陵城中也曾经意气风发；总统府内传过先进之识，抗日战争时也受过屠城之苦。南京城具有的地域文化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结晶。城市街区环境作为其重要的物质载体，在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公共设施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

南京的城市设计结合了地理条件和环境风貌特征，充分利用了龙盘虎踞、山水环抱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山水城林的城市格局，是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有机结合的优秀范例。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奠定了南京的古城风貌，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汲取了各种形式的地域文化内容，在街区环境设计中体现出不同风貌和特征。如，玄武湖一带受城墙文化与沿线历史古迹的影响，周边的建筑以低矮型为主，建筑风貌相对较为古朴，色彩也较为沉稳。位于大行宫的总统府是南京的重要城市节点，周围的1912街区和梅园新村受民国文化的影响，在建筑风格和街巷布局上具有明显的民国特色。夫子庙地区作为南京重要的风景名胜区，也是南京秦淮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整个街区的风貌以仿古为主，建筑新旧融合，水系和街巷相互穿插，亭台楼阁交相呼应，完整展现了秦淮文化。刚刚经过老城改造的太平南路街区面貌一新，从原来的老旧杂乱，变成风格统一的民国风情街区，不仅展现了南京历史文化特色，而且提升了旧城区环境系统机能。以上是在宏观层面分析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从微观层面上说，南京地域文化也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细节中呈现。桥梁设计、建筑物上的雕刻和装饰品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南京的地域文化符号。南京博物院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的飞檐建筑形式。秦淮河夫子庙风景区渲染出桨声灯影、烟雨霏霏等意境。在色彩的运用上，秦淮河夫子庙地区的建筑主要采用冷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营造出秦淮河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冷静、平和的氛围。南京的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不仅实现了将商业街区与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有机结合，还实现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元素的现代化利用。如，将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物作为如今的办公大楼等。另外，南京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主要采用现代风格，对南京市的不同街区实现多种功能的规划，实现不同街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理文化特点上共同发展。同时，南京作为文化历史古都和现代特大城市，其在街区环境设计中要求将两者统筹兼顾、协调统一。当今的南京城市规划设计正是本着这一设计理念展开的。如，1912街区在作为历史文化集聚地的同时也是商业场所。

【摘要】未来社区建设以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为3大主题。礼贤社区具备未来社区的基因，该项目重视城市花园社区建设和基层创新治理建设，为创新城市高水平治理体制机制命题提供了参考。论文阐述了礼贤未来社区的设计理念，详细介绍了其4大特色场景设计。

【关键词】未来社区；礼贤社区；场景设计

1项目概况

礼贤未来社区试点项目位于衢州市柯城区，项目规划单元占地100hm2，实施单元占地26hm2，属于改造重建类，需要改建的小区为20世纪70~90年代小区，主要有南滨花园一区、南滨花园三区、双港路43号、47号，均属于自管小区，改造面积128563m2，改造后建筑面积565000m2。礼贤未来社区试点项目直接受益人口总数为8007人，实施单元内老旧小区现状常住人口数为6987人，另从邻近地块古城双修项目征收中安置，1020人。

2礼贤未来社区设计理念

礼贤片区经受儒家文化的洗礼，是南孔文化朝圣地、“天人合一”传承地和围棋文化孕育地，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衢州有礼”承载地。同时，礼贤片区还是浙江省大花园建设的主阵地，是衢州城市花园社区建设和基层创新治理的重要载体。礼贤社区的建设以南孔文化为核心，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根本，通过对人有礼、对自然有礼、对秩序有礼的3个有礼构建人文有礼社区、自然有礼社区和秩序有礼社区。礼贤未来社区以打造“三个有礼”未来社区建设为目标，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3个维度价值坐标（见图1），以高品质生活发展为主轴，关注未来邻里、教育、健康、治理4大特色场景设计。

3礼贤未来社区4大特色场景设计

1145年，安条克公国派出的使节于格(Hugh)向罗马教皇讲述了“约翰长老(耶律大石)的事迹”，“当约翰长老的传说远播到西亚和欧洲的时候，十字军正处在极端的劣势之中，一个又一个堡垒陷入穆斯林手中，绝望的思想开始在军中漫延”。而“上帝派来的同盟军‘约翰长老’打败了最强大的敌人苏旦•桑加尔(SultanSanjar)”的消息对十字军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军中士气一时无比振奋。他们把挺进东方寻找契丹，与“约翰长老”会师联盟当成了终极理想。然而东西方之间横亘着的穆斯林势力却阻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