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方法论范例

【内容摘要】法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共生性与联系性已被人们高度重视，特别是法学和行政管理学，此两者虽分属不同学科，但在理论及实践方面的融合交叉已普遍得到了认可，本文就此研究法学视角下行政管理学的方法论、知识理论及实践教育思路。

【关键词】法学；行政管理学；教育；体会

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学科领域并不相同，但此二者存在密切关联，于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中均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与互补性［1］。行政管理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政府运作，管理学在看重速率与结果的同时，还着重追求秩序、公平及法治价值，行政管理者拥有的行使权力则不仅被法律所制约，还应接受法律的引导，而在进行管理时，需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灵活运用法律法规，从而使由实际情况中产生规定与政策经得住法律检验［2］。对于教育理论及实践，我们不仅需看到法学与行政管理间的权利义务内容与规范向性，更需看到此二者表现出的互相交叉、互相借鉴包容及渗透情况。

一、方法论借鉴

高级知识层级与法学方法论是支撑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关键。法学方法论具有极强的规范性，法律适用于法学研究，但应给予仔细、严格的推理，在可被借鉴的法律方法中，行政管理学教育的思维方式应建立以法律为中心进行思考行政管制问题，需追求法律正义程序，在衡量事物时应以法律当作金标准，并进一步对决策与事件的法律意义进行思考。另外，从法制价值追求角度上，应帮助学生充分掌握解决纠纷冲突的能力（在法律范围之内）。政府管理中的服务型理念则表明行政管理学还应不间断地借鉴和参考法学方法论，不论是政府行政管理，还是企业行政管理，均需应用法律方法进行研究。如今，行政管理学已舍弃了以前的传统研究模式，在面临众多问题亟待解决的今天，行政管理学与法学均更为迫切地追求民主与科学。有相关研究表明［3］：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已不在只是单一的探究效能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需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捍卫人民主权及尊重个体尊严的实践责任相呼应。目前，已不断着重强调科学民主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教育需借鉴法学的持续程序性思考问题模式，以使学生不仅需理解行政管理绩优性的重要性，还需理解程序的权利义务合理性与正当性。

二、理论知识的融合

在法学理论知识和行政管理学教育的融合方面，最具直接互促互补性也最易想到的就是行政法学和行政管理学知识的互动，此二者虽不是相同的学科系统，但在行政管理学教育内容之中，必须要有行政法学理论的参与。我们从产生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时代背景来看，二者的完善对相互发展均有极大依赖，而目前社会所需求的公平效率法制管理，与行政管理需求基本一致。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法制化行政管理”，需在法律控制范围之内有效的提高行政效率，详细说明就是行政管理学如何有效管理行政内部人员与组织间的关系及如何解决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充分了解行政法学知识可确保其基本权利全面覆盖社会公平含义，行政法学是从外围给予充分说明行政权限的覆盖范围与对行政救济的侵害。有学者认为［4］：在合理设计行政程序及司法审查公共管理问题时，均可站在法律思维层面充分思考各种公共管理问题（包括行政管理）。近些年，伴随时代持续变革，出现了处于私人及公共部门间的“第三方机构”，如：行会、协会等，此类情况均需行政法给予对应答案，如：相关监督制约机制、权利来源及地位性质等。如今，随着政府职能得到全方位的完善，其已为法学视角下行政管理学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目前，已有部分法学教师加入到行政管理学的队伍之中，法学教师可教导众多法学相关的课程，如：公务员法、宪法及法理学等，此类课程均是极为重要的必修课程。有相关研究表明［5］：行政法学可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要学科，而调整公共权力法律学科（包括行政权力及其相关领域在内）可作为辅助学科，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公共管理法律知识系统。在美国，法律思考途径课程已在公共管理教育中得到开展，而我国应参照政府体制，充分考虑如何经行政管理教育对公共管理学教育进行完善。通过学习法学基础与培养法律思维，可有效使学生养成在法律范围内分析公共政策，以及通过法律方式思考行政管理活动合法性的一种良好思维方式，同时使学生正确认知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此十分有利于培养出理论知识基础扎实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管理学不仅适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还适用于企业行政管理。从法律角度开展实践与研究工作同样有利于企业行政管理，对于企业行政管理者而言，不仅要充分具备组织内部管理技能，还要具备较高敏感度（针对外部环境），如：外部法律制度，以使自己所在的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对于外部法律制度也可适应［6］；同时，对于企业管理而言，法律制度可发挥出制约作用，如：制约企业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作用，故在制定管理策略时必须重视法律制度的研究。目前，在法律研究与实践方面，企业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均已全面展开，故对于现代管理者而言，必须具备法律技能及思维，同时，企业模式在今后也会渐渐作出改变，从而对企业行政管理和法学互动带来一定挑战。因此，企业行政管理教育不可仅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还需于教育之中加入各种理论知识，如：法学，从而培养出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以促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发展。

摘要：体育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现代体育经济现象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该学科的科学理论思考鲜见。从学科的发展规律来看，学科的科学理论思考是学科进入科学领域的首要步骤，缺乏应有的科学理论思考，学科定位与发展将无从谈起。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概念与发展现状进行概要性的讨论，然后在证伪主义、范式理论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等科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与之相关的科学理论的蕴涵。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证伪主义；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交叉学科

1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历史溯源

在欧美国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研究者一些相关的、少量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球员工资、转会）、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体育场馆）、产业经济学（主要关注职业体育市场竞争）的研究［1］。1956年6月，美国学者罗滕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棒球运动员的劳务市场》，被当今学者认为是开创体育经济学研究先河的文章［2］6。之后，有学者认为罗滕伯格在此篇论文中勾画了职业体育联盟的11个经济特征，其中“不变性原理和消费者偏好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假设”，被后人视为职业体育经济学分析的奠基石［2］6。1971年6月，英国学者斯隆发表的《职业足球的经济学：足球俱乐部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开创欧洲和北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先河的文章。文中提到：“斯隆基于英国足球实践指出，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以获胜最大化为发展目标，而不是美国学者主张的利润最大化”［2］6。德国早期有关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论文集中于体育观赏活动的分析，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被应用到体育观赏活动的研究中。在德国，体育由体育协会和体育联合会管理，但这一组织类型长期没有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加之经济学家在当时的体育学研究领域未获得认可，体育学长期受到非经济学科的影响，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趁机进入该研究领域。多曼认为，非经济学研究者极少使用经济学中已建立的规范标准来对这一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初的体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由于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和不重视核心的经济学概念而饱受诟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体育经济学在概念生成中缺少准确性。我国对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经济学》标志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启蒙与发展。1991年，在我国体育经济学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当时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缺乏西方经济学和现代产业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1］。在对体育经济现象进一步研究的过程中，既与经济学发展有明显的衔接，也存在断层。针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促进了一种管理学视角的建立，这一视角超越纯经济学领域而为行为学相关学科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在以经济学为导向的企业经济学向系统的管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答的问题：管理学到底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进行解释的科学，还是一种纯艺术性科学。企业经济学是一种能够引导不同学科进行融合的学科。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受经济学传统路线的影响，它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经济学下的纯子集”，其中经验目标仅限于体育中真实存在的行为体。另一方面，体育经济学并没有明显参照经济学进行构建，同时也不是一种与管理学相同的学术体系。布罗伊尔和蒂尔将体育管理学称为一种由体育经济学、体育心理学、体育法学和体育社会学构建的科学。纽弗与比勒的研究虽然没有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区分开来，却突出强调了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与体育法学是体育管理学重要的相关学科，且与体育经济学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体育经济学与管理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是显然的，但是作为应用研究性的学科，二者的融合是一种趋势”［1］。综上，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分为经济学与非经济学2条传统路线。经济学传统路线明显局限于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学科理论，而非经济学传统路线则运用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来研究体育中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非经济学研究方法能够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不受各类理论数量和性质的限制，进而生成一系列学术理论性问题。

2体育经济学概念争议

海涅曼在其早期研究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就是对那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体育的恰当归纳。之后，蒂姆建议将体育经济学用来指代人们所参与体育行为中的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则指特殊的企业经济学原理。霍希一方面区分了体育经济学与体育管理学，另一方面又将其与体育经济进行区别。霍希认为，体育经济学指的是扩展的、与问题相关的概念，它与一种有限的、与学科相关的概念相对立；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体育领域，也就是体育经济；关于体育乃至所有体育中的经济学问题，它首先依赖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或心理学、组织学原理来解释，因此，这类科学在国际上称之为体育管理学。与霍希的“体育经济”概念意义相同，多曼使用的是“体育经济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体育经济学是将企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理论机制应用到体育的各个领域中。相反，弗里克和瓦格拉主张使用“体育经济学”名称来表示“经济学中的子学科”。我国学者苏义民认为：“从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成来看，体育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体育经济学也可称作一门部门经济学；体育已成为一个产业，体育经济学同时也是一门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3］丛湖平、郑芳则指出：“体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不是简单地研究体育或经济，也不是某个运动项目的经济学研究，而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体育资源实现价值的各种规律的学科”［2］9。此外，哈格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为经济学中的应用型子学科和体育学中的理论场域，用来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格鲁普认为体育经济学是体育学的分支领域；体育商业化的加强，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体的出现促进了体育经济学的发展。普廷格尔将体育经济学看作体育学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以及连接体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如今他强调经济学原理对体育的适用性，并将体育经济学定位于体育学新的分支领域。按照尼区关于体育经济学的建议，体育经济学是体育中的经济学和体育的经济学。前者关注体育研究领域之外的普遍性现象，同时这些现象具有经济学意义，而后者是对体育进行经济学解释，以全面重建一个独有的领域。

3体育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思考

任何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不仅取决于它揭示客观对象题域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取决于它对作为科学体系的自身的内容、方法、性能、价值的自觉认识程度。现代科学也正沿着这两条道路并行推进。而这两种过程交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一是导致一系列新兴、综合、边缘学科的出现，一是催生了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科学学。科学方法论则是既含于其中，又相对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学学和法学方法论就是在这种趋势下，法学自我认识和反思的产物。   法学学以法学为研究对象，是法学自我认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它从整体上探究法学科学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两大系列:(一)研究和界定法学本身的对象、范围、性质、任务、体系(分类和分科)、方法、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认识现象来研究，(-二)研究法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包括法学教育、法学人才、法学科研、法学情报、法学的社会效应、法学发展战略等。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所以，诸如法学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发展、演变规律，著名法学家的成长，成功、局限，法学新学科的出现、形成、意义等重大课题，都将受到法学学的重视和关注。   从学科体系上看，法学学有总论(理论法学学)、法学方法论，同时还有应用‘法学学，如法学社会学、法学未来学、法学心理学、法学传播学、法学流派学、法学科研管理学、法学信息情报学、法学教育学、法学人才学等等。此外，还应包括法学史学。法学史学着重研究法学的历史发展，考察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认识和利用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包括历代人们的法学观念、法学方法、法学体系、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力量的基本状况、法学繁荣的一般条件、法学在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历史上曾经有过古代罗马法学、中世纪注释法学、近代习惯法学、日耳曼法学、公法学、潘德克顿法学;还有我国古代法学、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学等。不同法系、不同历史类型、不同国家、地域和不同万法的分解，也都会形成特有的法学。如社会主义法学、港台法学、欧洲的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斯堪的纳维亚法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法学、系统法学、综合法学等等，都是法学学和法学史学的研究内容。   法学学同法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总论和方法论是法哲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故又可称为“法学的法学”或“元法学”。它的许多内容现今被混同于“法的基础理论”或“法理学”(即以“法”为研究对象的，关于“法”的基本理论的科学)的绪论部分之中。但法学学有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体系及内容，忽视了廷一点，否认开展法学学研究的必要，是我国法学落后，法学教育和科研规律不被重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开展法学学研究，以反省和检讨我国法学落后的原因，总结其成败得失，探寻法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变革方向和生长点、突破口，是我国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法学方法论是法学学中特别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它既是反思法学认识过程而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构建法学理论的条件和要素，而且不同法学学说及流派的形成和所具有的特色，往往都与采用特定的法学方法紧密相关，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变革，也往往是以法学方法的更新和发展为先导。然而，法学方法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单个的法学方法，而是着眼于从总体上研究所有法学方法构成的知识体系。所以，它具有多维、、多层次的结构。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关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所有方法及其手段、工具的理论，从狭义来讲则主要是指关于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一一这一般又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哲学方法。即各种法学及流派所依据的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以及把它们运用于法学研究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方法论原则。如社会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的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矛盾分析以及历史辩证的方法等;又如，实证主义法学所依据的是唯心经验论，它以经验实证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二)一般科学方法，即那些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既包括各种获取感性材料的方法，又包括理性认识阶段的一般思维和逻辑方法，诸如各种经验调查法、实验摸拟法、注释演绎法、历史考察法、分析解释法、比较鉴别法，以及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和数量化方法等，都可以成为法学的研究方法。(三)法学科学的特殊方法。如法律解释、个案研究、案例分析等具体方法。正是由于这三大层次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特有的侧重点，并基于所处时代条件、阶级倾向、历史使命的不同，一些重要的法学流派才形成了自己影响深远、相对稳定的方法论模式，这便是人们熟知的那些传统法学方法。如自然法学派、哲理法学派所使用的伦理或哲学的方法，历史法学派所使用的历史的方法，分析法学派和注释法学派所使用的分析注释的方法，社会学法学派所使用的社会学或功能的方法，以及法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等。它们都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的成先又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失谬之处，因而终归要被新的法学方法所补足或取代。   法学研究要改变孤立、封闭、简单、片面和绝对化的倾向，使法学思维方式走向整体化、精确化、多样化、体系化和科学化，把高度的理论思维和慎密的实证研究结合起瓶把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超前性研究结合起来，处理好继承和发展、传统和创新的关系，并注意客观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相统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融合，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相渗透的特点，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广泛吸收、捎化和改造其他一切有益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大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及方法，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方法论科学体系，推进我国法学理论的变革和发展。

【摘要】

运用WSR方法论，从物理（W）－事理（S）－人理（R）三个层面分析了目前国内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系统的构成，按照WSR工作过程，构建以人理为核心的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模型，并分析构建了基于WSR方法论下的安全管理运作模式，这将有助于提高建设工程中的安全管理水平。

【关键词】

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管理；WSR方法论；运作模式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造成事故的原因中，85%都涉及到与安全管理相关的各种因素[1]。近年来，我国建筑行业日益重视建设工程中的安全管理问题，形成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从管理层到基层的相关施工安全体系，使每一个合法建设工程项目都按相应的安全管理模式运行。但是，在如此重视程度和相应模式的实施下，每年仍有众多的安全事故发生。因此，在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的问题上我们有必要继续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方法的完善。本文运用系统工程领域的WSR方法论，从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对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所涉及到的几大要素进行划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建设工程中的安全管理进行相关研究，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模型，并形成了科学的运作模式，保证了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工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1WSR方法论在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的适应性分析

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简称WSR，是一种解决巨型系统的方法论，是顾基发和华裔学者朱志昌博士提出的[2]。其中，“物理”主要解决的是“物是什么“的问题；“事理”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做”的问题；“人理”主要解决的是“最好怎样做”的问题[3]。简而言之，WSR是一种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于一体的方法，是一种更具条理性、层次性和实用性的方法。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由各种客观物质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系统的“物理”层，支撑着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的实施。而“事理”则是在“物理”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的管理目标，寻求科学、高效的方法来保障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而系统中的“人理”则强调不仅通过管理层直接组织协调各层人员的安全控制的实施，且通过结合“物理”层中各方面安全管理基础和意识的学习以及综合“事理”层中的方法来对最终目标的实施进行管理决策。因此在基于WSR方法论的建设工程中安全管理系统适应性分析下，形成了以“物理”分析为基础，借以合理的“事理”分析为方法，围绕以“人理”为核心的运行模式，进而达到最终需要完成的安全管理实施目标。三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投入加大，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全面提高高等院校的国际化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带动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成为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由刘明亮所著的《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一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版），以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给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切入点，对高校教育管理理论、方法及创新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总览全书，呈现出三个方面特点：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分析系统完整

该书开篇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专业构成及学科属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指导读者能够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把教育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在实践中加以充分应用。然后，该书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具体包括认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二元论和多元论、价值观理论、具体抽象方法等。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高等教育管理系统论、高等教育管理目的论、高等教育管理本质论、高等教育管理原则论和高等教育管理方法论；并从高等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出发，从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分析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其中，高层教育学的知识体系由教育对象、运行形态、基本规律三个部分组成；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包括管理的目标、管理的要素和管理技术。上述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和方法分析，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高等教育管理学知识结构，从而明确要学习什么、掌握什么、研究什么，以及如何在管理活动中去应用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二、高等教育管理发展趋势把握准确

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来管理高等教育，该书重点总结出了我国高校教育管理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更高，高等教育管理战略与规划呈现柔性特征，管理制度与程序更加规范，高等院校权力结构合理化和管理模式综合化，管理更加注重管理效益，以此来指导读者在思想上、观念上认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和内容。此外，该书从思想品德、科学文化、专业素养、身心健康四个方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素质要求，分析了高校领导者的行动策略、激励过程、激励原则、激励技术和领导的艺术，指导高校管理者提高领导的科学性、高效性，促进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在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层面起到方向的引领带头作用。

三、大学生教育管理创新机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性

该书针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培养，构建了大学生教育管理创新机制。首先，该书详细探讨了脑科学理论、创新心理学理论、思维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大学生创新能力教育管理机制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然后，该书总结提出了大学生创新教育的内涵、意义、目标和任务，阐述了创新教育的思维创新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系统分析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法和启发式教学方法，深入讲解了大学生创新教育的知识和智力并重原则、博采知识与培养创新能力统一原则、教师的授课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统一原则、综合发展与差异性教学相统一原则、教师主导与学生主动相统一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最后，该书将大学生创新教育分为创新性地教和创新性地学两个独立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构建出了大学生教育管理创新机制，为保障大学生教育管理有效运行，促进其不断改革与创新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综上所述，该书从理论与实践、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角度，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改革与发展趋势、大学生教育管理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及教育管理创新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和庞杂与课程教学内容取舍之间的矛盾

西方经济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而且这些理论流派之间在理念和观点上存在诸多争论和矛盾之处。一方面如果在基础教程中只有一个流派的观点和理论，那么学生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以后的思维和认知，所以简介地介绍大多数经济学流派是极其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很多经济学流派对于理解公共事务和体制改革极为必要。对于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制度经济学对于理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技术与创新经济学对于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转型经济学对于加深理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出现了一个矛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和庞杂与课程教学内容取舍之间的矛盾。如果仅仅按照教材的内容安排教学，学生们普遍反映距离现实生活和经济实践非常遥远，如果安排其他理论流派进入教学内容，就存在如何取舍理论流派的问题、以及课时不足的问题。

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学教材与中国转型经济形态的矛盾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和哈儿•瓦里安曾经这样记述到：“在与学术界之外的人接触时，我们时常听人抱怨说经济学在今天的经济中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一开始，我们感到很纳闷儿，因为这些抱怨经常来自向我们咨询建议的人。然后我们恍然大悟：他们抱怨的是大多数人在学校学习的古典经济学，它的核心是供给需求曲线和像农产品市场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以市场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为例，西方经济学的教程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法，要么没有解释，要么仅仅一句话解释，“市场是参与人交易的场所”，然后开始讨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等四种市场结构。成熟完善的市场已经存在是教材上的基本假设前提，关于“什么是市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丰富内涵都被忽略了。至于市场是如何演变而来、市场如何才能规范、市场如何才能有效运行、市场与计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基础教材中几乎根本没有涉及，这样，学生们读完教材后无法与中国的背景和历史对应，学习这门课程之后依然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形态产生的理论逻辑。至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教程中更是没有位置。所以现今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让学生们学完一个学期之后“感觉好像与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并不直接挂钩”。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竟然没有任何有关市场转型的课程内容，值得深思。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在基础教材中也没有提及。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绝不是只有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就是欧洲也还有多种模式，诸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北欧模式。有学生提出如下问题：在混合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所占比例不同时，整个市场会有什么不同？政府该如何在这种体系下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样的问题在现存的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学生们以后不再学习相应的经济学课程，那么这样的问题只能束之高阁了。另外，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处理交易和交换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及其最优化问题，但是忽视了学习概念，排除了组织学习和群体知识概念，强调的不是生产、积累和增长而是治理结构的选择和给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无法有效处理学习、生产和知识等重要议题。

三、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如何兼容

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有一些基础假设，这里涉及两个：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私。其中自私，就是指个体利益最大化。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结果，认为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只是个体的组合，是指经济学的分析是从个人开始的，是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或者说从经济角度研究个人行为的，这是一种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指涉道德的个人主义是有差异的。相对的概念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实质上，两者不能截然对立起来，正如霍奇逊所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公共事务的学问，一向标榜“天下为公”的公共精神。这样，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两者如何兼容是必须面对的艰难问题。在使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分析公共管理问题时，是以某一级政府为分析单位，还是以政府官员为分析单位？笼统地分析某一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是否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中清晰地展示出来，以供学生思考。

四、结论

摘要: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包括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方法逻辑。理论逻辑指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不能是纯粹的经验事实而必须坚持理论指导，经验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一定经验基础上，方法逻辑是连接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经验的中介和桥梁。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三重逻辑是检验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

关键词: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基本逻辑

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是一种解释性研究还是行动性研究，因对公共管理研究本身界定不清而导致认识有些混乱。马克思有一句至理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看似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但是解释世界同样重要，改造世界须以解释世界为前提条件。公共管理研究取向应该是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首先要解释世界，其次才能改变世界，对公共管理现象的科学认识和解释是改变公共管理实践的基础。公共管理研究具体可分为三类：学术研究、咨询研究、评估研究。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是另外两种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公共管理规律进行较好的把握，才能进行相应的咨询研究和评估研究，所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也称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取向有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行动性研究。不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哪种取向，都包括三个基本活动：诠释理论、寻求经验、匹配理论与经验。由此引申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经验逻辑和方法逻辑。

1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理论逻辑

凯恩斯说过：“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不能纯粹是经验材料的堆积，其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能够指导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是介于公共管理宏大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中层理论。首先，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界定。理论是通过假设、观察、检验而得出来的有关现象和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结论。理论代表着人们探索世界的规律，研究借助于理论思维或理论概括才能实现，否则只是简单停留在具体事件上的描述，无助于公管理实践的进步。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是介于宏大叙事的一般理论与细节描述的微观理论之间的理论。公共管理中层理论“能够有效响应时空条件转换的需要并充当沟通宏观理论与具体经验的桥梁”。[3]对于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而言，如果不能在受各种条件限制的事件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本质联系或必然趋势，那么就形成不了对公共管理发展变化总体趋势的一般性认识。其次，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类型。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根据不同维度，有不同划分方式。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目的，中层理论可分为描述性理论、解释性理论和行动性理论。描述性理论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解释性理论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行动性理论如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根据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层理论可分为公共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如绩效管理理论、政府再造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如政策网络理论、政策执行理论、政策工具理论和政策评估理论。最后，公共管理中层理论的应用。公共管理中层理论为我们认识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了理论视角，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待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尽管有使用理论工具的意识，但在理论工具选择方面往往存在着以下问题：理论工具选择太多，理论范畴太大或不恰当，如选择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甚至公共政策理论为工具，导致在后面的经验分析未能体现理论视角，过大的理论难以应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在公共管理科学研究中理论选择方面应选择较具体的，如治理理论下面的分支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等。

2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经验逻辑

以往公共管理研究多充斥概念演绎或推理，从概念到概念忽视公共管理经验的研究难以称得上科学研究，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必须以中层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公共管理经验的坚实基础上。首先，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经验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公共管理经验就是从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的公共管理知识或公共管理技能。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公共管理经验往往是公共管理实践者的亲身经历或个人体验。公共管理经验进入研究过程，成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的素材，依赖特定的资料搜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资料搜集方法用于获取公共管理实践者的经历或体验，资料分析方法用于整理这些经历或体验，以学术性话语重新把其呈现出来。其次，公共管理经验的类型。从前面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界定看，作为研究素材的公共管理经验，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活动产生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前者主要是一些文献资料，如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文件汇编、政府统计资料等；后者是实际调查获取的资料，包括政府活动过程、政府间关系、官员公务行为、政府与公众关系、政策执行情况等。对于这两类资料获取的公共管理经验有不同的理解逻辑：一类是公共管理文本逻辑，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得到的经验；一类是公共管理实践逻辑，主要通过访谈、观察或问卷等调查方式获取的经验。对公共管理经验的理解一直存在文本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悖论，公共管理科学研究要把文本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解丰富的公共管理经验。最后，公共管理经验的应用。如何看待公共管理研究经验，在中层理论的指导下应遵循三个原理。一是差异原理。公共管理经验的相同点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呈现出的不同才更具研究价值。如两个地区资源禀赋相同，发展绩效却不同，或两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绩效却相同。二是分组原理。公共管理科学研究应坚持从集体层面解释经验之间的差异，即用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去解释另一种公共管理经验。如政府绩效问题可以用资源禀赋去解释，把资源禀赋分为不同的组。三是情景原理。从某一公共管理环境归纳出来的理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理论大多来源于西方，因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这些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本身需要检验。同样，公共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公共管理经验，也必须先加以检验。

1研究现状及意义

“计算机和现代通信为图书馆提供了技术支撑，电子资源脱颖而出，带来革命性变化。科学引导着知识管理系统，为管理、传递和使用知识提供路径和方法。”Yadagiri,S．强调，在迅速出现的数字纪元和知识社会，知识管理能够加速知识的传播，改善图书信息中心的业务程序，增强其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其业界地位。美国学者Baker，ShirleyK.认为，在高校，在一些学科，高等教育和图书馆在巨大的机遇面前，要肩负起数字信息和知识管理的重任。盛小平教授基于文献计量法论证了知识管理不是一种管理时尚，利用库恩的学科定义标准验证知识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KarlWiig在《知识管理：一门渊源久远的新兴学科》等文中强调，知识管理成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包括管理科学、认知科学、经济学、教育方法、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技术科学在内的支撑性学科。伊朗学者Hazeri和澳大利亚学者Mar-tin及Sarrafzadeh认为，知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隶属于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并强调其多维度，即涉及组织、企业、管理和实践等多个领域。据调查，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实施了知识管理项目，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机构也在积极引入知识管理，促进自身发展，提高竞争力，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展开。图书情报界参与知识管理的研究是大势所趋，吴慰慈教授指出：“开展知识管理问题的研究，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超越传统图书馆机构的局限，去面向更广阔的实践基础。”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在知识管理的研究方面，图书情报学具有先天优势，如果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应用范围和社会影响都将产生大的飞跃。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处于起步阶段的知识管理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知识管理不断从相关学科吸收营养，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信息技术方面颇有起色，逐渐确立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但实践超前、理论滞后是目前知识管理学研究的基本现状。

2知识管理的概念及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可行性研究

柯平教授认为，知识管理学是关于知识管理理论与应用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有：①理论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发展研究和知识管理学科体系）；②应用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方法论、技术和系统研究）；③专门知识管理学（包括企业、政府和公共知识管理学等）。人类迈入21世纪，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加速发展，图书情报学终于从以文献、信息为中心走向以知识为中心，呈现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知识管理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它需要凭借一定的信息技术以实现其功能，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最重要的工具。现代信息技术为知识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大规模的知识存储、快速的知识传输成为可能。图书馆正是在技术取得突破进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支撑知识管理的技术设施，才使文献信息知识资源的建设过程与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应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水平，也为图书馆实施有效的知识管理提供了保证。

3知识管理学科来源研究

3.1哲学上关于知识的认知

在西方哲学中，对知识的追求充满了怀疑主义，这使得很多哲学家寻求有助于他们建立不容怀疑知识的终极真理方法。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经过实证的正确的知识。从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开始，认为知识的来源和认识包括主观感受和理性推导两个方面，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和适应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它从社会实践中来，正确可靠的知识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