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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碳减排政策，其中碳限额交易政策实施效果较为显著。供应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载体，碳限额交易政策极大地影响其运营目标和决策环境。有鉴于此，本文回顾近五年碳限额交易政策下的低碳供应链运营管理相关文献，从减排策略、定价策略、订货和库存策略及契约设计等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最后阐述了现有研究中的局限处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碳限额;碳交易;低碳供应链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各国间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日益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8年的报告称，由于极端天气频发和全球能源需求激增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因能源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331亿吨，比2017年增加了1.7%，创下历史新高。碳排放作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已经对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产生了严重危害，这迫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有效地减少碳排放。根据世界各国采取的碳减排措施来看，减排政策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碳税政策，一类是碳限额交易政策。本文的关注点是第二类碳限额交易政策，其主要特点是政府给单个碳排放主体分配适量的碳排放限额，如果主体实际排放量超出碳限额，则必须在有组织的碳交易市场上进行购买;如果排放量小于碳限额，则可以在交易市场出售。因此，供应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载体，限额交易政策极大的影响其运营目标和决策环境。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对近五年碳限额交易政策下的低碳供应链运营管理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从低碳供应链运作决策、协调优化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为碳限额交易政策下的低碳供应链运营策略的研究展开明确方向。
一、限额交易政策对低碳供应链运作决策的影响研究
(一)最优减排决策研究。作为碳排放的主要载体，供应链在国家碳减排规划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降低碳排放已经成为供应链的运营目标之一。陈晓红等(2016)考虑消费者具有低碳偏好情形，通过构建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探讨了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碳排放量的影响，得出分散模式下制造商的单位碳排放量高于集中模式［1］。Ji等(2017)在考虑限额交易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情况下，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探讨了零售渠道和双渠道的供应链联合减排策略［2］。吴鹏等(2018)在碳限额交易的背景下，探讨了不同供应链协作模式及碳排放额度分配方式中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决策问题，得出在基于排放强度的碳配额分配方式下，集权管理有助于供应链成员追求较低的平均排放量，而分权管理则有利于追求较低的供应链总排放量［3］。柏庆国等(2019)在限额交易政策下运用了均值－方差方法探讨风险规避下二级供应链的低碳减排运营问题，其分别构建了零售商主导、制造商主导及集中式供应链模型，研究表明:合作决策固然会提高供应链的整体利润但会增加碳排放量;相比于零售商主导的供应链，制造商主导的供应链的碳排放量更少［4］。李友东等(2019)在考虑限额交易的政策下，利用报童模型研究了产品碳排放量及政府碳配额对排放依赖型供应链系统决策的影响［5］。
(二)最优定价决策研究。产品定价是供应链运作决策的重中之重，也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关键环节，碳交易限额政策会影响供应链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产品的定价决策。周熙登(2017)探讨了单一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在不同决策模式下的最优定价问题，研究发现产品的最优定价与碳排放权的市场价格呈正相关［6］。赵明等(2018)探讨了在碳限额－交易机制下，二级供应链最优订货与定价问题，并得出限额交易政策促使供应链上游提高对下游的产品售价［7］。孔凡强等(2019)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对三级供应链企业订货和定价策略的影响，得出产品售价在分散决策下最高，且随碳权成本、单位产品碳排量的减小而减小［8］。郭军华等(2019)在考虑限额交易及消费者低碳偏好的情况下，研究了二级供应链产品定价及最优碳减排量问题，指出无论是普通产品还是低碳产品，其最优定价都随着碳限额的增加而降低［9］。
(三)最优订货与库存决策研究。伴随着碳排放政策的日趋完善，碳限额交易机制下的供应链订货及生产库存控制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曾伟等(2015)通过构建包含运输碳排放成本的两级供应链联合经济批量(JELS)模型，分析限额交易机制对供应链系统订货、库存决策的影响，得到碳交易价格确定时，最优订购批量、最优生产批量均不受到碳限额的影响［10］。康凯等(2016)通过构建易变质产品供应链EPQ模型，分析了碳排放对库存控制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碳价确定时，经济生产批量并不直接受到碳限额的影响［11］。
二、限额交易政策对低碳供应链契约协调的影响研究
(一)收益共享契约研究。在目前碳限额交易机制下低碳供应链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运用收益共享契约来解决供应链的协调问题。蔡立燕等(2016)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了碳限额交易机制下，上游制造商将减排成本传递给下游制造商使其成本上升的冲突型供应链协调问题，研究表明单一的减排收益共享契约或成本共担契约无法实现供应链协调［12］。王道平等(2018)针对在碳交易机制下普通制造商和低碳制造商存在竞争的情形，构建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来研究供应链协调问题，并通过Shapley值法对分散决策下的利润损失问题进行协调，给出了契约协调机制［13］。
(二)成本共担契约及其它契约研究。在实际的碳减排操作中，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或研究碳减排技术，资本的大量投入会增加企业的运营风险，影响到供应链的协调运作，因此，供应链成员企业更应该考虑的是通过成本共担来分担风险及运营压力，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在考虑生产制造及运输环节碳排放量的基础上，支帮东等(2017)研究了制造商为核心的两级供应链最优减排决策问题，又设计了成本共担契约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研究表明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帮助供应链在分散决策下有动机实行联合决策下的最优减排决策，并且供应商的单位产品碳排量越低，成本共担契约越容易执行［14］。目前碳限额交易机制下低碳供应链数量折扣契约、寄售契约也有相关研究。陈玉玉等(2019)研究了在碳限额交易机制下寄售契约对二级供应链减排技术投资和供应链协调的影响，证明当在政府分配给企业的碳限额高于某一阈值时，利润损失率低于25%，寄售契约可以获得较好的协调效果［15］。
三、结语
在众多的碳减排政策中，碳限额交易机制被认为是目前实施效果最为显著的，也是低碳供应链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应更多结合实际背景，融入更多现实因素。从上文的文献回顾来看，学者们对限额交易政策下三级供应链的研究较少，因此可以扩展供应链成员范围，如将物流企业囊括进来;关于减排技术投资方面，更多研究聚焦于生产环节的减排技术投资，而物流环节、销售环节涉及较少;在协调契约设计方面，更应该注重契约的可操作性以及高效性;公平关切、风险规避等行为特征也对供应链协调有重大影响，将这些特征引入低碳供应链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通过多渠道销售产品已经成为制造商的常见形式，故多渠道供应链也是将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作者:徐松 单位: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