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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克劳斯•奥菲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内部结构性要素间的矛盾，他认为福利国家本身就是应对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一种危机管理模式，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由于无法克服资本主义本身的机构缺陷，不断陷入“越界”当中，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福利国家反而对资本主义累积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通过对福利国家的结构性分析，奥菲指出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但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
关键词：
福利国家；危机；危机管理；研究
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ClausOffe)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功能理论结合起来，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进行的系统的分析。不同于偶发式危机，他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危机。虽然福利国家本意是想通过社会政策积极干预的方式对危机趋势进行调节，结果不仅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这种被称为“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
一、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危机管理方案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种过程性危机
奥菲对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危机和一般意义上的偶发式危机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表现出危及系统的同一性，不同于偶发式危机被看做是与系统相异的、灾难性的、短期的、不可预测的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福利国家的危机是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是一种结构性的缺陷，会对系统产生“抵消性”发展趋势，所以是一种过程性危机。把福利国家的危机看做是一种过程性的危机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无法否认的是，作为后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福利国家，仍然是一个以交换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个社会过程都以交换原则为支配性组织原则，这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就已确立的。但同时，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不可能仅仅依靠交换原则得以组织运转。奥菲认为，在福利国家系统运转过程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行政子系统是作为“侧翼子系统”从属于交换组织原则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三种社会组织原则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社会系统协调发展。“危机过程的判断标准将不是交换原则的自我否定，而是来自其他两种组织原则的限制和怀疑。”[1]47
（二）福利国家是一种危机管理模式
一般说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规范子系统和政治—行政子系统的建构方式是由经济子系统决定的，它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内容为经济子系统服务，使个体认知规范和社会政策符合经济系统的要求。但资本主义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以交换原则为核心经济子系统产生的问题是无法在交换过程中解决的。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由规范子系统和政策—行政子系统做出整体调整，促进经济再生产。最初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替代性的选择方案，其本身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危机管理方案。它通过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体系进行调节，积极采取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固有的自我破坏性。例如：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通过大范围、覆盖全民的福利措施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等等。
二、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形式
（一）通过财政资源调节资本累积过程
财政税收的使用本质上是福利国家利用国家权力干涉资本的累积过程，通过税收的方式把部分剩余价值从自由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撤出。通过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国家开始干预整个累积过程，这些干涉的初始目标是为了克服资本的无组织性，为资本创造稳定的再生产环境。譬如，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刺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通过转移支付来吸收剩余资本，组织剩余劳动力；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市场销售能力。从国家层面的财政调节可以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维持国内资本的活力，实现资本更长期的集体的生存条件，而不是仅仅关注短期的增长。就如伊恩•高夫所言，对经济过程的普遍补贴和调节可以维护和调试潜在的劳动力，又可以安抚和控制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团体。同时，通过年金制和社会安全给付的方式又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新的购买力。甚至人们花费在购买消费品上的金钱也会随着税收而改变，某些食物和服务会得到国家补助，另一些则相反。通过这种方式，福利国家可以逐渐控制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水准、分配和形态。[2]68-69但是，正如自由主义所担心的那样，这种社会政策带来的帮助已经越来越成为资本累积过程的负担，通过政府预算组织的旨在维持稳定的政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需求，特别是在补贴领域，而这些要求会妨碍、威胁资本累积过程。
（二）通过行政资源维系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社会系统的稳定
欧康纳曾经通过把福利国家支出分为社会投资、社会消费和社会费用，论证福利国家功能的合法化。他把福利国家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方案视为社会投资，把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方案视为社会消费，最后把福利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的方案看做是社会费用。福利国家的利用行政资源干涉或直接供应公共货品和服务，在整体上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本国资本的发展需求修正劳动力的本质和分配，并通过福利支出抚养非工作团体，一方面维护潜在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安抚和控制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的团体。资本不断在累积的过程中对社会政策领域形成新的要求，促使国家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虽然说现代福利国家的政治环境比以往复杂，各种政治力量交错，我们不能非常肯定各种福利政策到底是符合资本还是更符合工会的利益，福利国家的性质也一度被看做是第三方的中立状态。但是，伊恩•高夫在研究了英国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是哪个阶级主宰了国家制度，而是不论谁在这个位置，都会受到资本累积过程的最高原则的限制。高夫把它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强制力”。[2]66
（三）通过意识形态整合塑造福利国家的文化规范
奥菲把规范子系统又叫做意识形态系统，认为这是与大众忠诚相关的，政治—行政子系统的合法性和自主性依赖于这种大众忠诚、意识形态，依赖于它的实际政策结果能否获得大众的接受。按照奥菲的理论，这是因为政治—行政子系统是预设自己按照公认的规范和期待对大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进行调节和引导。同时，这也是社会认同的需求，因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前工业化时代的规范和象征日渐消逝，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一体化变得不再可能，政治文化的稳定化急需新的象征。而在这一方面，福利国家提供了一种整合性的规范和象征。国家不再被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反倒是为各个阶级服务的中立机构，它维护的是所有阶级的普遍利益。“国家在‘危机和危机管理’方面就不再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机构，而是复合结构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经常在重大的稳定政策上进行阶级合作，以这种阶级合作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3]15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处在对立面的工会和资本在现代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同时要求国家在福利政策上的调节，并把某个福利政策都视为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只会针对服务的组织方式、给付水准等等产生冲突。从福利国家建立以来，每一次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把危机归结于福柯政策的观点屡见不鲜，各党派和团体就福利的发生速度和方式争论不休，谨防福利陷阱的言论时不时就被提及。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似乎已经被忽略，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本质、结构和角色都会受限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形式，这个国家的福利功能也是如此。
三、新的危机：危机管理的“越界”
奥菲在分析了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时指出，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否成功保持三个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具体说来，“政治子系统必须在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保持平衡，使之既能够促进经济子系统的交换关系，避免经济子系统的自我瘫痪趋势，又能够维持社会大众对于福利国家的忠诚，解决由于交换关系隐退而带来的社会冲突。”[4]政治—行政子系统必须采取福利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措施维系规范子系统，取得使其合法存在的大众忠诚，同时也要避免规范子系统的不断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福利措施的过度依赖。从目前福利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他们面临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政治—行政子系统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张越来越有取代经济子系统的支配地位的趋势。即使就社会性质而言，福利国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的运行仍然是建立在经济子系统资本累积的基础之上。
（一）非市场组织对剩余价值的威胁
就整个社会系统而言，规范子系统和政治—行政子系统要为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创造条件，调整内容使其符合经济系统的功能要求，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再生产提供条件。值得警惕的是，这三个系统之间的边界一定要保持稳定状态，规范子系统和政治—行政子系统要避免对经济子系统的重叠和干预，特别是对商品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干预。但显而易见的是，福利国家的一些非市场组织的成长，主要表现为政治子系统的发展壮大和行政权力日益普遍的运用，它的“行政去商品化”直接干预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它们带来的结构特征并不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所需要，社会结构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也不存在功能相关性。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可以认为“资本的运作系统性地、累进性地和不可逆转地生产这样一些社会现象和结构要素，它们与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功能不相关，对资本的持续发展没有价值。……资本主义发展中无法整合的副产品正系统地增加，而且这些副产品起着妨碍、威胁和‘破坏’性作用，它们不再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做出有益的贡献。”[1]49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对这些威胁到剩余价值生产的副产品采取防御性行动，使之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保持在最小值。
（二）“合理”的调节界限不可得
以交换原则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衍生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经济系统本身无法解决的，这一缺陷源于资本总体的“无政府”运动，因而利用和承认国家权力作为一种调节媒介就成了一种需要。但是这种国家权力的调节目的是保护资本关系，不改变交换原则所具有的支配地位。所以，一方面，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建立相应的调节机制；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些调节措施不会侵入生产领域，避免“过度调节”威胁到交换原则的支配性地位。于是，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不断在干预和节制干预、计划和自由之间摇摆，以求得最佳的调节状态。有没有可能划定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一方面保证了能顺利实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小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可以排除对经济系统造成威胁的过度的干预，在必要干预和危险干预之间发展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就干预水平的上限而言，它应该长期保持不变，政治干预到何种程度会危机资本累积过程相对而言可以得出合理的范围。但危险的是，干预水平的下限存在走高的趋势，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那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累进性的负面结果在不断累积，这些无法通过经济子系统得到解决，而且会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干预水平下限的走高意味着有更多的经济子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依赖政治—行政子系统的调节和干预。更让人担忧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之前假定保持不变的干预水平的上限存在下降的可能性。对于这种逆向发展奥菲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但显而易见的是划定一个所谓的合理调节安全区间就变得不可能了。“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然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1]2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运转过程中生产出阻碍自身发展的倾向，如经济危机、垄断等，使得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资本日益脱离市场，危及以交换原则为核心的经济系统的生存，甚至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福利国家的出现本就是针对这种危机进行的危机管理，通过大范围的干预措施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进行调节，当这种人为干预遍及社会各领域的时候，政府成为了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资本投资越来越取决于国家政策而不是市场机制。旨在维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对资本积累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作者：陈帅 单位：湖南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47,49,2.
[2][英]伊恩•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M].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68-69,66.
[3]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
[4]郭忠华.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2008,(1):8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