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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岛自来水建设沿革
自来水出现以前，中国人用水多直接取自河湖或掘井，供水以民间自为的方式解决。青岛“初为渔舟聚集之所，旧有居民三四百户，大都以渔为业。章高元驻兵而后，渐成为小镇市。”尽管境内河流众多，但由于东北部为崂山主峰，地势向西倾斜坡度较大，涓涓溪流难存地面，淡水取得较困难。故开埠之前当地居民的饮水以河水、泉水为主。开埠后，随着城市建设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加上每天0．4－0．5金马克的较高工资，“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从山东各地聚集青岛”。由于“人口多了，井太少，实在困难，况且青岛是个刚硬的地质，地底下的涌水，又不旺盛，所以各区常添凿新井，越添越多，后来竟掘了160多个，仍然还是不够用的”。另外，这些人未改变随地大小便的习惯，最终将井水污染造成大肠伤寒流行。因此，寻找稳定、优质的水源成为当局当务之急。从1901年9月起，总督府经过长期卫生调查和技术准备，通过地下管道将海泊河谷的地下水引到了市区。1905年日耗水量最高可超过800立方米。由于水的消耗量持续增长，1908年12月李村水厂建成。在地下10米处的岩层上修建过滤机井，经过长11公里、内径为400毫米的铸铁管道将水压入位于毛奇山山顶的水塔可融水2000立方米。李村水厂的修建，最终解决了当时青岛的城市供水问题。日本第一次侵占期间(1914－1922)人口增加，自来水供不应求。1919年当局在白沙河仙家寨附近开辟了白沙河水源地。北洋政府时期(1922－1929)对其逐步改造，1928年白沙河水源地每日送水量增加至6000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1929－1937)城市供水需求日益扩大，为此1930年建成白沙河西厂，日送水量约3500吨。1933年夏建成蒙古路升水机室，增强白沙河水源地的电动输水能力。至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1937－1945)当局又建成了黄埠水源地和四方山水池，日供水1．2万吨。总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青岛“水质之优良素负华北盛名，且设备完善，应用普遍，足为全国之模范。”
二、战后青岛饮水问题的出现
战后，由于后方机关及人员纷纷东迁、工厂大部分复工，“房荒”、水荒、“电荒”、“煤荒”、“粮荒”等问题。青岛城市饮水安全问题的突现，就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涵养林等被破坏
涵养林、涵养砂的主要作用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战前，青岛市政府设立专门的法规予以保护。《青岛市水源涵养林规则》规定禁止民众随意砍伐，对违法者处以惩罚。战后二者被破坏之事却频频发生。1946年，海泊河水源地的涵养林被人盗伐，“不法之徒多深夜潜入盗伐。看守人员被阻。涵养林荒凉狼藉，不堪入目。”1949年自来水厂向市政府报告称，驻防白沙河水源地的军队将该地涵养林“砍伐殆尽，余仅二百余株。虽属向该队劝阻，然该队环境困苦无法为炊，情难强制，着长此以往，恐只株无存。”私自挖取涵养砂之事亦时有发生。1947年，勤务总司令部兵工署第四十四工厂称，因“修制军品，需用黄砂贰十公吨，经由包商鸿兴号在水源地附近一带采运”。
(二)水质遭到污染
民国时期，时人既已认识到，水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二十四小时，差不多很小时间可以离开水的供应，而更不能不十分小心，要不然，就有许多的传染病要从清洁的水传播了。”因此，优良的水质对民众健康至关重要。随着青岛各工厂相继复工，位于海泊河水源地上游的染织、制胶、造纸类工厂将含有灰泥、油腻、脂肪、胶质、和蜡等物质的污水任意排泄，遂使水质受到污染。这些废液通过自来水流入寻常百姓家，民众不无担心甚至惧怕。台东镇居民反应称，各水龙头流的自来水都呈黄绿色，咸滋味，洗衣做豆腐都不堪应用。曹县路一带居民疑惑地说，像这样的饮水卫生却不知检查合格能否，饮了以后对于身体有何影响。民众的不良卫生习惯，也是造成水质污染的因素之一。1947年，鱼山路贮水池附近的居民向自来水厂投诉说，“金口三路五号所羁押之犯人常将粪便倒入于该贮水池内，污秽满地，殊于市民饮用之水卫生，有碍卫生”，请求速予制止。
(三)管网故障频发
早期工程设备年久失修，管网时常发生故障。据统计，战后青岛市配水管共15万公尺，其中修建于20世纪40代的约8万公尺且多锈蚀。断水或供水不畅之事每每发生。1947年9月，台东镇水管年久生锈且直径过小，时常断水。市民称，“台东镇的水流很慢，流出一桶水要四五分钟之久。一区镇在八月下旬还闹过一次水荒，忽然没有水了。现在台东六区的马路水龙白天没有水，附近居民提水必须熬夜工作一天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多困苦啊”。1947年10月，台西镇居民也声称，“福山支路、金口路、湛山、太平角一带以及观海二路、济东路、观象山一带俱为青市最高之地，敌伪时期终日无水，水压过低之处现均有水可用，绝无缺水之虞。惟用户之专用水管，多有因锈塞而用水不便者”。战后青岛城市饮水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工业化进程迅速。1891年，青岛城市建置后开始吸纳农村人口来此从事建筑、服务等行业。德租、日本占时期，营建大批企业。1937年，青岛工厂已达150多家。随着国民政府对敌伪企业的接收、工厂回迁，全国工业生产特别是纺织企业恢复、发展的速度较快。1946年底青岛日夜班共开纱锭568，000枚、织机12，424台，较2月份分别增加10倍及66倍以上。至1948年青岛拥有纱布厂470户，洗衣补染厂85户，橡胶厂29户，化学颜料厂62户。这些企业对水资源的需求较大且任意排污。其次，青岛近代都市化的发展造成人口激增，使得饮水供不应求。开埠之后的十余年间，市区人口尚不足4万。之后，由于山东地区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农民多弃农事而就食都市，青岛市区人口陡增，1936年已有居民50余万。1937年日本第二次侵占期间，人口变化起伏较大，1941年为626，234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侨民撤离，工厂企业大量倒闭或停产，工人大批失业，1943年市区人口减少了16余万人，降至441473人。与此同时，战后随着流离的百姓返城，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还乡团等携家带口涌入使青岛人口剧增，1946年达到753，369人，1947年达到7，776，905人，1948年则突破100万。这些必然给市政设施的使用带来压力，饮水问题即是连带效应产生的后果。城市的发展吸引人口的集聚从而形成移民浪潮，人口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因此，居民的增加必然对城市设施的使用带来压力。饮水问题即是这种连带效应产生的后果。再次，战后国民政府致力于内战，无暇顾及城市建设，青岛的供水基础设施无法适应工业化及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
三、官方的应对举措
自来水是市政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不仅事关民众日常生活，且与其他各种重要事业有深切关系。一言以蔽之，饮水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时人对于战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早已提醒当局:社会建设的目的在于社会组织的巩固与秩序安定，“而欲达此目的，又当注意人民生存问题的解决”。青岛市政府面对饮水问题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凿井开源
战后青岛市自来水厂认为，1945年送水量为32，000吨，预计9年后日送水量为47，000吨，须扩充15，000吨。为此，决定改造黄埠水源地、开辟大沽河水源地。但“该项之工程计划所需之各种材料，绝非内所能购置。”所以，自来水厂请市政府转呈善后总署鲁青分署青岛办事处给予资助。另外，市参议会代表孙方锡等还提出修建水库的方案。即，在“劳山白沙河上游谷深而挟如骆驼头，附近南北两山相去不远数十公尺，择以适宜地点，筑一横堤则上流可成一堰塞湖，亦即为一大规模之贮水池，迨湖水填满时无论本市如何发达，用水当无不给之虞。除湖中水产可以利用外，又可利用外溢之水作一发电厂，于是煤费省而电价低。数十年以后，其利益当不可以数字计矣。”寻找新的水源地或修建水库固然有益，仍需十年之功。故，凿井成为可行之法。1948年6月青岛市政府召集自来水厂、卫生局、警察局集议后，决定“拟先就敌伪时期所勘测而尚未添凿之水井，令各区保自行添凿，调查并整理旧有公私水井。各公共场所、学校、工厂等均应自设水井。”并“聘原计划人德籍工程师葛伦普自沪来青协助。”7月，葛伦普在青岛各处空地及人行道上共勘定26处水井。除了开凿新水井外，还检查市区原有水井的水质、水量。并积极整顿破坏自来水设备、倾倒垃圾将井口堵塞、井口低矮致使污水流入井内等问题。
(二)保护涵养林和贮水池
针对涵养林被破坏之事，市政府相当重视。1946年9月市长亲自函电青岛警备司令部，希望制止砍伐事件，将犯罪者依法严办，并派遣军、警协助保护水源地。如李村河水源地配有警察10名、军人30名;白沙河水源地配有警察70名、军人60名。1947年，青岛警备司令前往张村河水源地视察认为，“该处无军警防卫，颇不安全。查照酌派军警数名前往张村河，以资防卫而策安全，”并希望四沧区警察也给予保护。
(三)修配旧有管道
青岛市供水水管或因自然原因，或因人为原因，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或堵塞，严重影响供水。特别是德租日占时期安装的水管历年既久，诸多锈塞腐烂。为此，政府大力保养水管、更换水管、检修漏水处，以便提高供水能力。如，白沙河送水管经过西流庄河底，该河原有保护管道的石桥被洪水冲毁，水管堪虞，为此修建木桥12座并加砌石墩保护。又如，汇泉路由正阳关路口至山海关路口配水管年久锈塞，水流不旺，住户饮用困难，更换直径3寸的铸铁管500公尺。有些水管因直径过小，输水不畅，工务局予以更换大口径水管。如，张村河升水机室系补助李村水源地送水设备。该处含蓄丰富潜水且升水机能力尚有余，但至李村水源地的送水管管径狭小，阻力过大不足以输水，故更换为直径200厘米水管，以畅水流。另外，水门、水龙头等或有保护不周而被损害，常有漏水一事。自来水厂派工逐日按户检查，将漏水处修复完好。
(四)加强水质检验
由于水质良劣事关市民健康，为此青岛市自来水厂十分重视水质化验，成立了水厂化验室暨市立化验所并制定严格的化验制度，以保安全。各水源地的供水用漂白粉消毒，每月化验二次，必要时增加次数;春秋二季通刷水管、水池;洗涤送水机器。1947年8月29日驻青盟军化验水质后竟发现其中含有大肠菌。因，“大肠菌是饮水不合卫生的标准。大肠菌寄生人的大肠内，参差粪便中，自来水里有了大肠菌，就是自来水里含了粪便或同类之物质。”自来水厂得知消息后，立刻逐处取水检验。待确认一部份水质发现该菌后，随即购买杀菌效力较大的漂白粉，每日逐时在各水源地及升水机室适量掺放，以资消毒。治标于一时，不如治本为长策。随后对此事进行彻查，发现“该细菌来源，实出自李村水源地。因该水源地之涵养林，被地政局放租于农民耕种，其所施粪质肥料经雨渗入水井所致。”经过交涉，自来水厂将该地收回。同时，市政府也下令，“禁止在水井地面耕种以清水质，农民倘真不遵令仍行耕种，是以个人之利益妨害八十万市民之生命，将依法办，绝不宽容。”之后，自来水化验次数由每月二次变更为每周一次。后来，水质不洁之事又有发生。经过调查系自来水厂接收敌伪所遗的漂白粉日久效力变微所致。为求水质良好起见，向“云华行采购英制含氯百分之三十五之标准漂白粉使用。化验结果，水质已无大肠菌、细菌数每立方米仅存六个，确为良好饮料。”至于海泊河水被污染一事，工务局装设了下水道以备排泄污水。除上述措施外，青岛市政府还发文要求用户节省用水。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饮水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面对饮水问题，青岛市政府通过加强水源地保护、开凿新井、修配管道、强化水质检验及消毒等措施，一度缓解了该问题。但是随着国共内战青岛人口激增，饮水问题愈演愈烈。1948年12月9日，青岛竟举行断水演习2天，当局通告市民想象水源地已完全失去控制陷入严重威胁中。可以说，此时青岛的饮水供应已经捉襟见肘，随时崩溃，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达到极限。时人带着忧虑口吻的说:“青市人口逐日增加，工厂逐渐复工，盟邦及本土海军、空军之用水量有增加。故送水量日益不足，捉襟见肘。此等情形日甚一日”。
四、结语
饮水安全问题是国民政府战后社会重建中遇到的众多问题的之一。随着人口回流、工厂复工、固有供水系统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饮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作为战后国民政府重点接收的城市之一，青岛饮水安全最大的问题是缺水，主要表现为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工程性缺水三种。资源型缺水指，因青岛人口激增、工厂复工等原因导致现有水资源总量不足，不能满足居民用水需求而形成的供水紧张。水质型缺水，即由于纺织、橡胶等工厂任意排放污水，加之居民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水资源遭到污染，致使水质恶化不能使用而造成的缺水。因管网建设与设计落后于时代、社会的发展，常导致输水能力不足，引发工程型缺水。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威胁城市稳定。为此，当局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总体方案。市政府、自来水厂、工务局、青岛警备司令部等对此问题相当重视，采取加强水源地保护、开凿新井以备水荒、修配管道以供输水、强化水质检验及消毒等措施，使得饮水问题得以缓解。但是，受制于其他因素，青岛饮水安全情况仍不乐观。例如，接收之初，市政府虽制定开辟新水源的方案，无奈因战后特殊环境，无力进行大规模建设，只能修修补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标本兼治;对战后人口突增带来的市政压力，始料未及，准备不足，疲于应付，而无法根本解决;对于织染等企业的排污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饮水问题产生的缘由，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缺乏危机管理战略。城市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也是其战后社会重建的重点。但是，国民政府对此缺乏良好的顶层设计以致诸如水荒、煤荒、粮荒等社会问题频发，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换言之，国民政府并未将危机管理纳入政府的长期战略及日常管理之中，导致较难发现危机发生前的种种特征。待危机发生之后，处理过程仓促，多是被动式的反应模式。抗战胜利后，忙于接收，对大量的社会问题没有很好的预判，缺乏相应的准备。这是出现饮水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暴露出青岛市政府城市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其他城市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饮水问题关系千家万户的生活乃至生存。当一个政府无力解决最根本的民生问题时，意味着它将失去民众的信任、拥护。饮水问题的恶化，逐渐由社会危机转变为民众的心理危机，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从而构成了其败退大陆的重要历史合力。
作者：刘亮 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