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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产生
国际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自由贸易区发端于美国波士顿地区，设计了一种“境内关外”全球贸易模式，美国为了本国自主对外开放，实现世界贸易和投资在境内的自由化设计了波士顿自由贸易区。其他国不断效仿，目前全世界已有1200多个“境内关外”模式自由贸易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逐步发展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中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管理主要有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两种模式。正面清单模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代表，以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为核心，它的管理原则要求当事方对市场准入范围采用“正面清单”做出肯定性承诺。这种模式下，凡是没有列入“正面清单”的服务部门属于各成员的保留范围。成员国某一服务部门是否对外开放的决策权没有约束。这种模式导致《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各成员在清单之外的措施。国际社会另一种模式负面清单模式是以美国、加拿大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以投资规则模式为核心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否定清单”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是“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和许可管理为辅”的新模式，形成了服务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利于充分挖掘投资新空间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即政府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相关产业列入负面清单，在此名单之外，政府不应进行太过严格的干预，换言之，“法无禁止即合法”。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和政府管理法制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一体两翼”计划，构建以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干，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翼整体联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负面清单模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模式中首先使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商定在投资领域除非NAFTA成员国明确列入负面清单某些服务部门，未列入清单的服务贸易就应非歧视地开放。美国从1982年开始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了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协作关系计划，开始启动TPP谈判，TPP谈判计划规定取消或大幅降低商品的关税，其内容涵盖商品安全标准、工业技术贸易壁垒、市场竞争政策、创新知识产权、政府公共采购、贸易争端解决，有关对劳工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的规定，新规定的标准之高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定，所以说美国主导制定的TPP规制标准形成十分明显的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制。
2012年4月20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范本，提出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两大前提条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2013年6月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正式同意启动TTIP谈判，2013年7月，美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一轮贸易和投资谈判。试图重新建构世界贸易新规则，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引导世界建立高标准和高度自由化贸易投资协议，另一方面，2013年1月，美国启动了与21个WTO成员方的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谈判。美国试图绕开WTO，开启国际投资新规则。WTO时代以贸易全球化为核心，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投资全球化为核心。目前世界上已有77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与哥伦比亚(2008)、秘鲁(2009)和巴拿马(2010)等国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接着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努力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之间进行合作。
国外有一些学者对自由贸易区效益进行了研究，NathMukherji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研究了负面清单对亚太组织的经济作用，并与正面清单进行比较归纳出六大优势。Guidolin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印度尼西亚1967年开始实施NDI政策(内含投资负面清单)的长期效应，并对印尼服务业部门吸引、利用外资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WTO红利的消退，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替代，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主导，国际最近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国际服务贸易和外商投资管理方法。各国在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中，基本采用准入前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自由贸易区内将准入管理由全部核准制变成形式备案制，建设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与困境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国际上2013年7月中美开始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问题。在国内中国自由贸易区这种更高规格的开放贸易需要更深层次制度改革。国务院38号文《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投资管理主要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该通知特别强调服务业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出自由贸易区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努力建设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更好地促进本地服务业质量提高。Dunning应用“国际生产折中论”研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阐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是提升管理或营销技巧等而获得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指出相对于本土企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及营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制度创新空间，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两个市场的活力，有效推动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服务国际化，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我国政府首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投资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等，促进行政法制化建设，这些都是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化战略思路的制度设计。
2．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的困境
随着我国进入WTO的红利的逐渐消退，在国际上WTO多边贸易体制被日益边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粗放式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探索，需要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顶层改革制度设计。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推动对国际市场充分参与、使我国在新的国际规则条件下能够迅速适应，规避国际贸易新规则中被边缘化，并防止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这逼着政府职能转型升级，以开放促改革，就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法制化。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制度设计方案来看，其目标亦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开放促进行政精简化，由长期实行的事先审批转为实行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过程监管的有效综合执法体系，倒逼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可行策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管理模式。为实行全面经济改革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第一，自由贸易区内需要对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形成高水平的投资环境;第二，自由贸易区必须实行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管理制度创新，形成公平公正的营运环境;第三，自由贸易区需要对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第四，自由贸易区需要对综合监管制度创新，实行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科学评估体系;第五，自由贸易区需要对文化价值体系创新，实行国际化的多元文化共存、跨文化沟通交流，文化互信、共赢机制和协调机制。这5个创新集中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在国际上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在中国投资领域仍是初次应用。正如韩正指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设计是颠覆性的，根本没有依靠优惠政策，整个自由贸易区坚持自主创新、体制创新获取红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起更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但由于中国自由贸易区刚开始启动，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及效果的研究还较少，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风险和困境。首先，美国通过TTIP和TPP形成大区域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为了加快这种进程，还通过双边、多边投资谈判(PSA)，先与一些发达国家签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加快促进投资自由化，以此主导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调整，在新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和依赖度比较高，如果这一轮国际化不能有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国就不能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有所作为，而且会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失去话语权。其次，我国在这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中，必须按负面清单模式谈判，促使扩大我国市场准入宽度和市场开放程度。
在新规则下提高我国市场发展空间，但是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存在许多隐性风险。再次，负面清单是对中国的全新挑战，负面清单管理作为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探索阶段，类似于一种全国新一轮开放的先行实验，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我国开放度提升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过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效应，也将是我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在新时期实行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化中的外商投资质量很重要，2005—201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逐年减少，如美国由2005年的306123万美元下降到2009年255499万美元，在我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负面清单并不只是列出一些禁止或者限制准入名单那么简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相配套，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企业、全新素质的人和全新的管理模式。
因为新机制的核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精神在私权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在公权领域遵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范运作。即对公民和企业而言，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的都可以为之;可是对政府职能而言，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职能均不得为之。由于我国长期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运作，这种制度惯性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推动。2013年3月总理在上海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并强调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由4个经济特区的沿海开放带动的。他进一步认为:“现在看来，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如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效用是对东道国服务业直接产生“软技术”溢出效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全新制度设计，将为国内外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和促进经济增长。可是从政府管理能力来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理理念需要政府官员观念改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必将会给政府带来潜在风险和管理难点。
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管理的实验性推行，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综合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优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适当减少政府设置的不适宜约束条件，以充分地发挥国内外企业的活力和国内外市场的效率，积极寻求政府监管约束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策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由贸易区必然选择，自由贸易区的空间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决定于负面清单的质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优化。如何明晰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取舍需要借助科学方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与方法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刚刚起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开始试验阶段，我们必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运用科学评估方法来不断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优化管理制度体系。大数据时代和智能化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科学理论和方法，但是面对海量数据如何选择利用并优化却是巨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中的粗糙集(roughset)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的信息，形成比较完备的信息。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能从中发现一些隐含的知识，揭示事物潜在的规则和规律。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目前的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订了190条管理措施，(目前已下降到137条)，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国际上负面清单基本上有3类:第一类为“不符措施”，如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体系稳定的;第二类为“一般性例外措施”，主要适用于政府公共采购、补贴等;第三类规定“特定产业例外”的保障措施，如通讯和幼稚产业等。中国在这方面缺少相应内容的明确规定和基本主张。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帮助对负面清单措施合法、合理、有效性进行国际规则分析，因为粗糙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是用来研究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等的有效方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波兰学者Pawlak和波兰科学院、华沙大学的一些逻辑学家合作研究，并于1982年正式提出的。此后，粗糙集理论和应用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参与到研究中，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在粗糙集的理论和应用方面进行了一些交叉研究工作。重要标志性成果是Pawlak1991年的专著和1992年专集的出版，该研究成果就这一段时期对粗糙集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该成果有效促进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粗糙集已成为信息科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一个最为活跃的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将粗糙集应用于机器学习、物理波形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中知识获取、决策分析及过程控制等许多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粗糙集的理论研究正成为信息科学的一个热点。刘军针对非相容表构建决策树中属性约简计算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分辨关系和粒计算理论，建立一种相容表和非相容表通用的构建决策树算法。刘军根据非相容表的逻辑关系式证明其可经过变量替代等价于相容表;再根据等价表的特点，以属性粒为基本单位，用属性粒的可分辨量、属性粒相对于决策属性的类别数量及决策表中相同行的数量这3个基本参数确定属性的优劣，以最优属性为划分属性自上向下直接构建决策树。粗糙集在知识的不确定性度量应用上，翟俊海等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样例约简支持向量机，利用相容粗糙集方法求属性约简的边界域，并从中选择样例作为候选支持向量训练支持向量机。翟俊海等认为这样可同时对属性和样例进行约简。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能有效地减少存储空间和执行时间。张铃等结合信息论做了研究工作，提出度量粗糙集和粗糙分类的模糊性。结合粒计算研究属性的不确定性度量。但这些大多是算法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且后续研究较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有待拓展。
将粗糙集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到政策领域，将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运用于负面清单政策优化，通过构建政策数据库，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发现隐藏在政策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2．运用粗糙集方法提高负面清单质量
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这种被研究者用来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其决策表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及不完备的信息，可运用粗糙集方法精确负面清单数目。具体到上海自由贸易区，以目前进入自由贸易区的1000家企业和5万多家注册企业的投资与收益表现作为预测负面清单精简后可进入的新行业投资空间的收益与风险的预估值。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的“鼓励类”去除，并将“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为一类，明确了该清单的负面性质。可是这种简单合并后还需要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精细化的分析，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措施中没有对限制和禁止外资标准进行界定。
从管理目标看自由贸易区要鼓励高质量的外资进入，自由贸易区需要提升外资利用水平，需要对高质量外资建立判断依据。我们从负面清单的条文用词看，上海自由贸易区190项措施中，提出投资活动“须合资、合作”，这种用词不严谨而且未对“投资”定义做界定。外资是指国外还是境外具有完备的法人代表的组织进行的实体性直接投资?投资是这些机构使用债券、股票等进行的间接投资?这些需要明晰的部分负面清单未作出明确规定。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优化处理。为了有效归约政策条文，将负面清单政策措施进行符号化表示，从而形成政策符号表达系统，运用粗糙集理论将政策措施建构成二维数据表的形式，政策清单用行表示，政策属性用列表示，表中的元素表示负面清单对象的属性值。这种政策表达系统编制形成决策表，在决策表中，将属性集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条件属性集，另一类称为决策属性集。
第一列为政策清单，第二至四列为条件属性集，第五列为决策属性集。某一政策措施是否保留，取决于条件属性集中的条件。在政策决策表中不同的政策措施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的负面清单思路，将一些关系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保证经济体系稳定的列入不符措施属性，另将国际收支平衡与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可用尽的战略资源等列入一般性例外措施属性，将幼稚产业保护列入保障措施属性，以确定对负面清单决策起作用权重;利用决策表正确分类能力，对一些条件属性进行简约，就可以去掉不必要的一些属性。建构决策表关键是要保证决策表是相容的，判断一张决策表是相容的逻辑是，当且仅当决策表中的所有规则都是相容的。也就是说决策表经过简约之后的投资与服务业对象条件属性相同的两条规则，如果它们的决策属性也相同，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说明这两条规则相容。在简化决策表过程中可能简约的决策表有若干个，需要进一步观察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核。因为决策表的核是各决策表的交集。简化决策表的核是不能再简约的特征属性的集合，核是所有简约的计算基础。根据以上分析，应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进行负面清单质量的优化研究，可遵循以下方法:①整理对比负面清单项目，进行属性分类，构建负面清单政策决策表;②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请业内专家讨论，确定属性的数量与权重;③简约条件属性，从决策表中删除冗余属性;④研究决策表中整体属性，将不可分辨关系属性的对象进行合并，从而可以删除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即分离出不需要禁止或限制的领域(行业);⑤合并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和列，重新整理决策表。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用到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领域，结合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对负面清单政策进行优化。
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且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目前的负面清单政策为例，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进行完善。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以及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探索中国自由贸易区制度优化的特征和规律。
作者：申远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应用数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