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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及在社会领域的广泛运用显著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特殊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群体，也自然加入到与新媒体环境融合的浪潮中。从传媒社会管理功能角度看，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设计，精准发现农民工群体与新媒体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为传媒产业升级和社会管理工作提供可靠依据。本文以特殊群体中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问题为研究范本，着重探讨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管理问题，以及面临的新情况，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管理创新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
特殊群体；新媒体环境；社会管理；农民工
随着微信、微博、网络直播等新技术手段的发展，融入百姓生活的新媒体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信息渠道。繁华都市中的农民工群体，一方面在逐步适应和融入新媒体环境，一方面也受到行业身份特征的制约，在社会生活中的层级和内容方面具有局限性。农民工原本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他们远离土地，劳动场所转变为城市，因此，社会管理和政府职能应对此有所回应。
一、农民工社会管理的路径和措施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工社会管理的路径分为三种：
（一）基本管控手段的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干预是指政府在特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相关对象进行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各种政策的总和。例如，1981年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迁向城市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要求，城市的劳动、财政、公安等部门严格限制农民流动；1995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加强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提出要从总量上控制，优先解决城市就业、工种限制等政策；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工就业。
（二）基本制度框架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包括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依据法律法规所出台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土地承包法》，根据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如何签订城市就业劳动合同为主要基本内容，侧重保护弱势群体就业；2004年，北京市印发《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在京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范围、流程、主体内容等。
（三）作为基本底线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部分，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对农民工而言，这是在城市工作生活过程中需要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性措施。社会保障内容的特殊性，决定其对于农民工社会管理的无可替代性，如子女入学、医疗保健、工伤保障等。2003年，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通知》，规定在工农民工如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等，均有基本保障。
二、新媒体环境提出的社会管理新要求
新媒体改变了信息获取渠道，信息传递的效率被急速扩充，延长了人们了解周围社会生活的信息半径。经调查，在关于个人重大决策问题，农民工群体主要的可靠信息来源依然是亲属和朋友。因此，社会管理务必注意到：
（一）新媒体环境要求管理思路具有预见性。不同于传统社区，新媒体社区经历着不同形态的演变，虚拟社区多样纷呈。无线网络技术和移动WIFI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交流的成本呈现出低廉化，大量的自媒体不断产生，打破了以往传媒集团的垄断性。农民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已适应这种交流方式，通过建立“老乡群”、“同乡会”，以“抱团取暖”的形式融入虚拟社区。鉴于传播速度快，社会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出台务必具有前瞻预见性，否则，不具有时效性的管理措施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
（二）新媒体环境要求管理手段具有高科技含量。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满足于通讯，互联网信息和智能化服务的含金量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深入千家万户。由于生活内容或圈子范围相对匮乏，手机和互联网成为农民工群体打发“闲散”时间的基本方式。有意见主张应以妇联、青联、工会等组织形式在社交媒体上多方笼络农民工，越是科技和信息含量高的平台，越在群体中有权威性，特别是能够吸引教育水平仍不算高的农民工群体。例如，使用手机APP终端形成农民工税费减免平台、车辆进京证等证照申领，行政审批类办公都可拓展到信息化渠道上。
（三）新媒体环境要求管理渠道开放透明。新媒体拓展了民众的信息获取渠道，过去的行政秘密主义传统，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已彻底成为历史，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已难以为继。过去，政府早习惯于在封闭的状态下开展社会管理工作，对信息公开也颇为抵触。然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至今，民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知情权保障要求开始逐步提高。不过，客观来看，“我国现行的社会体制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而将公众排除在决策程序之外。”新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政治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性和封闭性，传统媒体信息的“守门人”模式被瓦解，信息在官方媒介之前或许已经被上传至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能够瞬间形成事件印象，先于官方信息的。因此社会管理在涉及政务信息时，开放性和透明化是必须的。
（四）新媒体环境要求管理必须尊重民意。自媒体是指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因为低门槛、实时性以及人脉链接的独特性，自媒体形成了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传播优势。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建立自助、互助体系，实现社会资源共享、个人意见表达以及利益群体形成。以微博为例，有数据统计，由农民工和关注该群体的NGO、公共知识分子开设，以声张该群体权益为目的的活跃微博在300个以上，他们相互呼应，提出权利目标，组织维权活动，交流抗争策略，形成了“孙恒为劳动歌唱”“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者中心”等粉丝数从几百到十几万不等的网络群体。因此，社会管理者既要重视这一群体的外在行为与表现，又要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意见表达与文化诉求，监管之余要根据舆论和民意，率先做好服务疏导。
三、新媒体环境下对农民工问题的新思考
有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已发生很大变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过去的群体印象不同。过去，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注多集中在经济层面，很少涉及文化和政治层面。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务工人员。国家统计局于2014年5月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仅占6.1%，初中占60.6%，高中占20.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三分之一。由于大部分人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但又不愿意回到农村，对城市有强烈的认同和追求，而城市发展还没有能力容纳如此庞大的数量群体，导致“回不去、留不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死胡同”。
（二）新媒体环境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在制定社会管理的政策和实施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对于政策的接受程度。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使政府政策能在第一时间普及到农民工群体的绝大多数，不再需要通过乡规民约、口口相传的方式实现传达。如果政策制定不符合农民工群体意愿，很可能引起反弹和抵制。二是在出台管理政策前必须考虑现实中农民工群体的刚性劣势。新媒体渠道通畅便捷，在利益诉求无法走上正常的发泄渠道时，农民工极容易将意见表达至网络上。三是新媒体环境的信息畅达效果要求管理必须具有人文关怀。过去因为信息沟通不便捷，农民工更多通过季节性回家与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进行交流，社会管理在服务保障上如果能够满足需要，会得到农民工群体的接受。
（三）社会管理的效果都在新媒体环境下迅速强化。首先，中国农民群体人数多，如果不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则会在新媒体环境下被负面夸大。其次，已经普遍被接受的农民工“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界定，使社会管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压力很大，对农民工的态度可以反映执政者的水平，也反馈执政合理性程度。三是在新媒体不断发达的局面下，信息控制和信息封锁难度很大，“懒政”不具有容忍的可能性，对待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只能依法依规进行，过去通过对报纸杂志的内容审查途径或许会为不当行政行为掩盖分毫，而现在已经不具有这方面的条件，全社会所关注的信息平台是共同和共融的。毕竟，“随着公民素养的提高和公共参与意识的觉醒，制度化、多渠道的风险结构机制必将随之打通。”
四、对新媒体与特殊群体管理互动的建言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结合新媒体环境的特征和农民工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局面，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发展整合新媒体平台，作为社会管理改革的突破口。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工社会管理要正确、有效运用新媒体，信息的和搜集形成立体化格局：一是利用微博、博客、政府网站等消息，获取调查结果，增强沟通的公信力，扩大民主渠道。建立跨时空、跨部门的全天候社会服务体系。二是关注网上微博、微信朋友圈、网络社区上的自由表达意见，从中甄别有效信息，形成经验报告汇总至政府工作决策过程。三是运用新媒体提升管理柔性，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减压作用，让民意表达畅通无阻。
（二）充分运用新媒体途径获取民生动态，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是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重要手段。当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现象增多后，一部分人的情绪不满、心态失衡，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因此，社会管理工作在针对特殊群体时，应当将定位确定在隐患消灭的层面上，从预防和减少矛盾的角度出发寻求出路。一是主动引入新媒体工具，搭建便民服务和监督平台，让公众意见表达释放在阳光下。二是整合民意表达渠道，主流平台与网络渠道要相互支撑，并尝试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相对集中的讨论空间。三是实时监测网络舆情热点，收集分析信息，了解社情民意。可考虑建立专业的民意调查机构，对带有一定苗头性、倾向性的利益诉求，在第一时间报送职能部门。
（三）提升优势新媒体的舆论引导效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优势新媒体属于在新媒体市场竞争中逐步取得信任、信赖和好评的新媒体终端平台。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具有较高声誉的舆论平台在信息不充分前提下，能有效发挥示范效应，赢得信任。政府是很多危机事件的当事人，单纯依靠政府发声，不足以客观陈述，势必要求通过第三方披露事件真相，引导口碑良好的优势新媒体积极参加。特别是“老乡会”等民间组织，能够弥补群体需求与现实供给的鸿沟，可以在群体信息、亲情营造、社交关系等方面起到黏合作用。
（四）挖掘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先进性，降低管理工作成本。新媒体的发展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的形式和手段层出不穷。一要注重听取农民工群体在信息使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以便捷、高效的沟通效果为追求。二要鼓励信息技术市场化过程中的低成本导向，以最大的技术进步换取最显著的效率提升。三是加强政府服务水平，增加对于新媒体技术手段升级的投入力度。四是以手机通讯手段为主，发展便捷、完整、即时的信息服务模式，扩大信息向农民工群体的渗透程度，缩小主流媒体的覆盖盲区，更广泛地吸引农民工。
五、结束语
“推动公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促进政府政治变革，既是大众传媒主要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在社会正义实践中所应担负的重要社会责任。”“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平衡社会各阶层群体诉求，从制度上尽可能照顾多方切实期待。”社会管理工作中，农民工社会管理的问题和内容非常复杂，不但需要管理者具有相当的智慧，同时也需要新媒体产业和技术不断提供新的、更大范围的支持，更需要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管理者之间的理解沟通逐步加深。因此，通过媒体、官方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正确调整和丰富社会管理方式，才是积极应对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的正途。
作者：甘露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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