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研究(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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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研究(3篇)

第一篇:社会管理创新科学管理模式

一、影响武警森林部队科学管理的原因

(一)静态管理行政化

有的干部人治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个人意志至上,抓基层管理全凭个人喜好和主观意愿,缺乏按条令管、按大纲训、按纲要建的自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言大于法、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指出的“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头不如口头”等现象,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动态管理经验化

动态条件下遂行任务,部队在动、车辆在动、官兵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有的干部虽然工作时不长,却陷入了经验主义圈子,在做工作、带部队、抓管理、搞建设方面不是依“律”而是依“例”,谋划工作最先进入思维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套路、现成的做法,喜欢吃老本、翻“老黄历”,一事当前首先想的是过去怎么办、别人怎么办,不管现在的情况如何照抄照搬,用所谓的“超常措施”代替规章制度,搞以管代教、以罚代教、只堵不疏,经验式管理、放任式管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

(三)依法管理简单化

有的干部执法不知法,对条令法规一知半解,对什么时候该搞什么教育、开什么会、各级各类组织该履行什么职责等,说不清、道不明,落不到实处。有的崇权不崇法,“人治”思维根深蒂固,把法规制度当“橡皮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作风家长制,决策一言堂。唯上不唯法,凭长官意志办事,对贯彻落实法规制度却关注不够、执行不力。重情不重法,把人情关系看成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二、社会管理发展趋势对武警森林部队管理的新要求

森林部队由于部队驻防点多线长面广,高度分散,小散远直单位多,管理难度大;防火灭火任务艰巨繁重,人员和车辆动用频繁,执行任务环境恶劣,安全管理隐患大。

(一)要针对兵员成分不断变化抓管理

管理工作说到底是管人的工作,主体是人,目的为人,成效在人。因此,必须重点把“人”这个因素研究透,分析好。比如,“隔代教育”的,就是从小由祖辈抚养教育的,容易溺爱,与父母关系疏远,坏习惯多。“富二代”认为金钱能带来特权,花钱大手大脚,吃苦精神差。“打工一族”社会阅历丰富,比较散漫,江湖气、哥们义气浓。“四二一”家庭,六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从小在温室中长大,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心理承受能力弱。“新居民子女”性格比较内向,有一定的自卑倾向。“留守子女”心理失衡,性格叛逆,不爱学习,等等。这就要求必须把每个战士的思想特点和性格特征摸准摸透,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因人而宜、因人施管。

(二)要针对部队建设发展变化抓管理

武警森林部队建设处在适应生态文明战略乘势而上的机遇期,是围绕强警目标要求整体推进的爬坡期,是着眼职能任务拓展提升战斗力的攻坚期,既面临难得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管理工作创新的责任更大。落实依法从严治警要求,深入开展条令学习月活动,从内务卫生、礼节礼貌、日常养成严起,着力强化官兵素质、培养良好作风。紧盯政治安全、任务安全、日常安全和经济安全不放松,把防范政治性问题、群死群伤、车辆和飞行事故作为重中之重,加强重大节日、敏感时段的管控,保持部队安全稳定。

(三)要针对部队多样化任务实际抓管理

武警森林紧紧围绕强警目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着眼履行森林部队的职能使命,强化战斗力标准,坚持中心居中,创新管理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学习、思考、实践是创新的三法则。没有学习积累,就没有改进思路;不去思考领悟,就出不了新道道。积极适应现代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大局、适应建设现代化武警要求、适应部队建设实际需要,灭火手段由以风为主向以水为主转变,灭火方式由人力型向机械化转变,灭火指挥由传统型向科技型转变,灭火战法由地面作战向立体作战转变,灭火组织形式由以我为主向军警民协同转变。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之能胜的森林防火灭火国家队、专业队、突击队。

三、适应社会管理变革,创新武警森林部队科学管理模式

部队基层管理,是在基层管理法规范围内,秉承科学的管理原则,组织、协调、控制、规范部队基层官兵以及基层部队各项工作的活动,基层管理的核心是纪律建设,重点是人员管理,旨在通过开展各项管理工作,实现将基层官兵培养成为高素质、高品质、高情怀的革命军人,形成严密的军风,维护部队高度有序、稳定、统一,从而不断巩固、提升基层部队战斗力。

(一)创新部队管理理念,构建部队管理发展新格局

1.民主管理的观念

要实施民主管理,就要以部队的条令条例为基本的管理依据,积极发挥基层官兵在部队建设中的作用,充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双重角色。让人人参与部队管理,实施民主监督,形成良好的管理氛围。部队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一部分管理者在思想认识方面不到位,认为士兵就是被管理者,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有“官尊兵卑”的错误思想。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管理者转变思想观念,认清士兵在部队管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消除潜意识中的分等级观念,从思想上认识到士兵是部队建设主力军的地位。

2.质量效益的观念

追求效益,提高战斗力是加强管理的根本目的,部队管理的任何效益,最终都要见之于战斗力的提高。贯彻质量效益观念,就必须始终从全局出发,注重部队整体效益的提高。注重增强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思维能力,使管理者具备处理各种复杂局面、棘手问题的能力素质。通过科学的管理,克服重复建设和分散建设,统筹协调,整体发展,把有限的资源高效率地用于部队建设最关键、最急需的地方,实现效益最大化。

3.系统管理的观念

系统管理就是按照部队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编制体制特点,运用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手段,依据法规制度实施的全系统、全员额、全过程、全方位、全时制的管理。运用系统管理思想指导部队建设,必须注重弥补部队建设的“短板”,针对薄弱环节突出建设重点,以重点建设带动全面建设,根据部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优化部队总体结构,健全部队运行机制,使部队建设更加符合系统运动规律,更加合理地配置和高效地使用各种资源,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战斗力。

(二)创新部队管理体制,提高部队管理的科学化水准

1.人力管理与技术管理相结合

建设信息化部队是技术运用过程,是依靠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推进部队持续发展的过程。森林部队管理的模式,也要逐步从人力管理向技术型、数字化管理的模式迈进。由于信息技术渗透于部队建设的各个环节和整个流程,大大提高了管理融合度。部队管理实现信息收集精确化、信息处理实时化和信息分享网络化,对部队的实际情况能够精确把握,为高层决策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部队科学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技术的应用,还要有效地发挥人的管理功能,也就是要把应用技术管理和人力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调动管理过程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管理。

2.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

部队管理的动态性,是由部队系统的动态性决定的,即部队大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及其各个环节,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集中表现为部队成员的动态性、执行任务的动态性、武器装备技术发展的动态性等等。然而,这种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又是相对稳定和相对集中的,因而把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是实施科学管理的有效模式。如果实现了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的全面管控,也就能对部队管理对象实现全方位、全时空的管理和控制。因此,就是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求,掌握部队管理对象的特点和规律。努力使管理标准化、科学化,适应管理对象的发展变化,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的结合中实现科学管理。

3.整体管理与层次管理相结合

整体管理,是指把管理作为一个整体,全面综合考量,注重顶层设计的管理模式。层次管理,是指根据管理能级性原理,区分不分管理层次的一种管理模式。具体来讲,就是把要达成的管理目标逐层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并赋予各级各类人员,使其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在部队管理中,要把整体管理与层次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整体管理在顶层设计时,要根据不同层次管理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层次管理在执行时要充分领会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根据各层次的管理特点,细化管理任务,保证战略目标的逐层顺利落实。整体管理与层次管理相结合,既注重全局,又照顾部分,既考虑目标,又把握过程,使管理活动有机运行,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

(三)创新部队管理方式,化解部队管理中的新型矛盾

1.绩效管理方法

绩效管理,是以绩效衡量为核心的一整套管理方法。绩效管理可以把发展战略落实成具体可衡量的目标,在动态中通过管理诊断、检讨来改进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效率,优化、改善现有的管理机制,促进管理精确化、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实现,最终为实现总的发展战略服务。在对部队建设发展规划的战略管理中,我们可以运用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的关键要建立一个完整规范的管理程序,具体包括:设定目标、建模预测、确立指标体系、监控、分析评估、报告。这六个步骤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一个完整的“管理链”。通过把部队建设发展规划分解为不同阶段的管理程序,在管理过程中加强了科学论证和监控评估,使整个管理活动更趋科学。

2.系统管理方法

系统管理方法,原是一种工程技术管理方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系统管理方法又发展为系统集成(系统之系统)或者综合集成的方法,并逐步被引入到部队管理中。运用系统管理方法,要把军队建设看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部队建设大系统由很多子系统构成。在筹划部队建设时要用大系统的观念和思路,着力加强战略顶层设计,注重整体规划,使军队建设突出重点、有序发展,避免条块分割、资源分散、自成体系,充分发挥系统管理方法的作用。

3.矩阵管理方法

矩阵管理方法,是指通过建立矩阵式组织结构来解决问题的管理专法。其优点是:使管理中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分权化与集权化有机结合起来;便于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信息线路较短,反馈较快,组织应变能力强。这种管理可以克服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由于横向协调不够所带来的周期长、费用高、效率低等缺陷,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益。矩阵管理既要纵横结合,又要注重横向协调,努力把各系统联系起来,促进系统之间的协作,达成各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

作者:卢永明 单位:武警警种学院

第二篇: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分析

1“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背景与起因

1.1“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完善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社会基层管理模式也因此受到了社会转型的冲击。旧的管理模式形式单一,部分管理制度僵硬,联系沟通渠道不畅通,管理人力不足,工作方式各自为战,政府与民众是一种“管”与“被管”二元对立的关系,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在具体分析基层社会特点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它注重满足民众多元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了网络信息的优势,拉近了“官”与“民”之间的距离,整合了各项社会资源,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得到落实,使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个性化、人性化。

1.2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缓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充满社会正能量的社会模式,蕴含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法制有序、协作管理等现代治理思想,是指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善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整合各项生产要素,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最终达到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已进入社会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期,加之传统的单位制解体,基层社会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管理主体逐步复杂化、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且得不到很好的缓解与疏通,导致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基本的“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已经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坚持“尊重传统、便于管理、促进发展”的原则,通过网格化定位,对每一个网格内的人员提供专业化、精细化和多元化的服务,使网格内产生的问题得到及时的化解与沟通,将引起人民不满与导致冲突恶化的因素扼杀在摇篮里,切实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1.3“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加强党建工作、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曾指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在基层组织团结带领下更有利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在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责任重大化、任务紧迫化、意义深远化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做好基层党建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也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

2“网络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影响与成效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浙江舟山在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首创实践,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特点的必然产物。自2007年底在舟山桃花镇试点,至2008年8月在全市全面推行以来,掀起了各地区在结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管理模式的风暴,并在一定的阶段内取得了初步成效。

2.1转变了传统的基层管理模式,实现了基层服务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高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在改进传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去其槽粕,取其精华,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保持原先行政区划不变的基础上将社区网格化,实行“分片包干”的责任制,坚持“统一协调,彼此互助,职责分明、分片包干”的工作原则,将行政资源、党员干部、各阶层骨干力量集中起来,得到统筹;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情感交流更加丰富,办事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推诿扯皮现象明显减少;主动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深入群众,简化群众办事程序,切实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以强大的、共享的、综合的、精细的、规范的、准确的信息平台为依托,将信息的采集、输入、监督、反馈融为一体,全面整合网格内各方面的管理与服务数据,将群众以短信、电话、实际走访等形式发出的诉求输入系统,系统将自动受理。这种以信息平台为媒介的管理方式,能使管理者在第一时间内了解群众反映的问题,并立即针对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问题得到解决。这种信息化的管理方式,畅通了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有效地避免了因信息滞后、工作推诿、处理不力等问题引发的争端,提高了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与效率。

2.2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网格内的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总是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严重的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这都是因为政府重管理而轻服务,管理手段过于僵化、强制化,淡化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而且管理内容存在“真空”,没有做到面面俱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促进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实现管理和服务的两结合。网格化管理做到了将权力下放,工作落实在基层,相关服务人员单位每天都要定时查看平台上的信息,定期走访社区群众,及时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初始和萌芽状态。即使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服务团队的相关人员也应耐心友好的向群众解释原因,并征求他们的谅解,保证尽团队的最大努力为群众解决问题,让他们感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

2.3群众满意度、信任度提高,实现了群众参与热情的极大提升

网格服务团队经常性地深入网格、走进社区、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积极主动地了解群众、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使得服务团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群众对服务团队的信任度也有所增强,从原先的怀疑、不信任到如今的推心置腹,群众已经把服务团队和基层党员干部当成了自己身边的一员了,而不再是“官”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朋友”,遇到什么问题、困难或是有什么意见、不满都会向服务团队或党员干部寻求帮助,即使是家中有事也愿意找他们商量,可见,原先划分的有形的网格已经变成了无形的情感沟通之网,将网格服务团队即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前群众遇到事情,只能通过上访的形式表达诉求,效率低下不说,程序还很繁琐,常常引起群众对政府工作服务的不满,而如今群众的诉求的渠道畅通,只要通过短信、电话,或直接向网格服务团队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就能让事情得到回应,进而得到解决,这使得群网格服务团队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得到群众的肯定,也使群众的参与管理热情和动力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

2.4统筹各项资源,实现了网格团队凝聚力的加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人民的利益诉求逐渐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这就要求政府和党组织不断通过改善服务方式,改变管理体制来适应和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求。以往,群众找政府办事,常常要花费很多时间,跑很多部门才能办成,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统筹了市县(区)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各方力量,以组团的形式来服务群众,改变了原先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加强了部门之间的协同化程度,以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五级上下联动来解决一个部门、一个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了网格内服务团队凝聚力的加强。

3“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突破与创新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一种适应新时期时展、顺应潮流的新的基层管理模式,注重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与传统“管制型”的治理模式相比,具有管理机制、管理主体、管理手段、管理资源、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创新优势,是一种更为直接、更加高效的服务。

3.1管理机制的网格化

网格化管理就是以“尊重差异、方便管理、促进发展”为原则,根据社区(村)所辖范围,地形分布,人口数量和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特点将管理单元细化,划分成若干网格,便于为网格内的群众提供服务。这种网格化的管理机制避免了传统管理模式被动、分散管理的弊端,使得基层管理更加主动、系统、高效。

3.2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在合理划定网格之后,根据每个网格的特点为每个网格组建一支网格服务团队来适应群众多元化的需求,了解网格的发展动向。过去,干部联系群众或群众求助干部都只是采取单独行动的方式,干部与干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层级与层级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都比较少,一直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而网格服务团队包括以镇机关干部、社区和村干部为主要负责人,弥补了政府单一管理工作的不足与局限,最大限度的发挥组团服务的优势,提高了为群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3管理资源的整合化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管理模式改变了过去基层管理工作资源条块分割的状态,运用科学的统筹方法,整合“条块”的各种公共服务资源。在服务团队方面,团队人员的组成范围广泛,不仅有各机关单位的干部领导人员,还包括民警、教师、医生、在校大学生等成员;在信息整合方面,强大的数字信息管理系统,网罗了群众就业、教育、救助、医疗、土地等方面信息,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

3.4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化管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规范化,第二个层次是精细化,第三个层次是个性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管理模式将管理的职责更加具体化、精细化、明确化,使之确确实实地落实到每一个管理人员身上。这种基层管理模式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建立共享式、综合式、集成式的信息平台,将服务群众的家庭状况、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等民生问题的相关信息都输入其中,并派专人进行维护、更新反馈等管理工作,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使管理工作更加准确、及时、高效。

3.5管理理念的人本化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治理模式以“为民、惠民、便民、利民”为宗旨,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坚持以人为本,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落实到实处。这种管理理念的转变,并不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要求网格团队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真正做到管理方式、管理态度的改善,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主动深入群众,与群众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全面体察民情、深入了解民意、最终化解民忧。

4“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问题与弊端

自“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层治理模式施行以来,各级党组织、政府都对此相当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种模式渐渐地暴露出一些弊端,面临着发展遇到瓶颈的问题。

4.1持续性、长期性、稳定性存在考量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政府为了维稳而迫切进行的对管理体制的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优势,但新模式在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下存在着一些问题,其积极作用逐渐弱化,加之没有正式制度来使之成文,最终有可能变成政府在管理基层社会时的一种选择,无法保证制度的长久性。

4.2成本较高、投入与产出比不合理

将全市划分成若干网格,将原来的工作精细化、明确化,就意味着需要大量地创造工作岗位,增加工作人员来推动工作的实施,那么就会导致成本增加。而且建设庞大的信息平台,对人员的培训,对基层的调查走访,设配的添置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有些地区盲目投资,或投入后却没能收到预想的工作效果,造成资源的浪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对于增加的成本投入承担不起,就会阻碍新模式的实施。

4.3公众参与不足、参与不平衡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一种平等互动的管理模式,注重网格成员与群众之间两向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公众的参与是很重要的,既有利于集思广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增强基层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加强民众对团内成员监督,提高服务的质量。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存在着公众参与不足,参与不平衡的现象,参与人员在年龄上、男女性别上、在职或不在职人员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与多年来“官本位”思想有关,公民的主体意识不强,对团队尚未形成信任感和依赖感,在各方面都处于被动的位置。

4.4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缺乏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一种较新的管理机制,虽然在实行以来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但由于创建时间不长,缺乏系统的、相应的机制来推动该制度的实行,保障制度的落实。“网格”的构建使权利得到下放,但却忽略了对下放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以人为本”、“权随责走”的管理理念并没有完全落实。激励是动力的来源,由于缺乏相关的激励机制,加之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酬和工作条件不佳,导致网格团队在服务过程中热情不高、动力不足,缺乏工作的积极性。

作者:陈丹 耿相魁 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协同机制建构

一、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的理论基础

1.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的英文为“CivilSociety”,最早源于“城邦政治”。“公民社会”经过时间变迁,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共应当着眼于公共利益,基于共同价值观念,以社会认可的非强制性内容为依据,采取目标趋同性集体行为。合理的公民社会应当包括个人权利因素、公共生活因素、公平公开原则、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因素、空间与环境的法制健全性因素。“公民社会”不仅是经济领域概念,且是社会公共领域概念,其构成部分包括社会性组织和公共领域等,当前,其涉及领域已经延伸至文化领域。

2.治理与协同治理理论。

1989年,“治理理论”问世。在过去很长时间,“治理”被等同于“统治”概念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赋予“治理”新的含义,且将“治理”概念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治理理论提出者詹姆斯•N•罗西瑙(James.N.Rosenau)将其归类为用于管辖活动的管理性机制,治理区别于统治概念,和统治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使主体的不一致性,统治的行使主体为政府,而治理的行使主体则不一定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协调治理理念由此诞生,即参与治理的主体并非只是单一的政府主体,还包括非政府组织。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和内因

1.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必要性。

人类的生产与劳动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人类行为不可脱离于与周遭的关系,庞大的关系网络构成了社会网络群,人的基本属性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下所从事的活动中体现的。因而,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现实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矛盾。社会团体的产生源于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性,团体长期形成的习惯性构成了团体内部规范,确保了团体长期的内部稳定性与和谐性。在若干不可控因素影响下,政府失灵现象与市场失灵现象频发,非政府组织管理的作用由此凸显,非政府管理组织可以一定程度上承担起政府和市场所肩负的任务。非政府组织是民族政治发展的结晶,是公民参与的积极表现。风险社会具有不确定性,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2.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因。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需要以一定的内生逻辑作为土壤。组织主体的行动偏好会主导内生逻辑的走向,鉴于社会组织建立的自主自愿性,非政府团体利益的表达是团体利益的表现和团体成员意识的体现,团体内生逻辑的走向具有外部排它性和内部趋同性。当今,“公民社会”形态下,人们对于个人参与社会行为的积极表现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在社会公众利益趋同性目标驱使下,各种社会团体形成,团体标签多种多样,包括兴趣爱好、价值观等。社会团体通过集聚团体力量,采用一致性行为,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社会团体的规模化与系统化发展,使其演变为力量深厚的非政府组织,且自觉参与社会管理。实际上,“利益相关者”学说为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管理事物参与行为的内在驱动原因供给以另一种阐释。非政府组织通过捆绑组织内部成员利益与诉求,形成更具力量的呼声,从而提高了求胜的机率。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非政府组织团体内部利益的扩张性驱使组织团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运作,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与信息。

三、资源支持下的社会协同结构解析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大量资源支持。鉴于非政府组织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别性,从整体角度出发,我国非政府组织系统处于欠发展状态,各地区均存在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需要政府、社会和社会组织自身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支持。

1.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支持。

给予非政府组织在制度上的身份肯定是我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所提供的主要资源支持表现,通过给予其在多方公共事务参与上的合法性认可,使得非政府组织在参与过程之中获得正面认可与支持。合法性的本质是社会权威认可价值,有了合法性认可,非政府组织在参与过程中可以使得别人在考虑之后自主接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发言权和行使权。非政府组织可以为庞大的社会公共关系网络供给以社会利益的深广度和公正性。我国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支持主要变现为对非政府组织资源空间进行开放、供给非政府组织充足的政策支持、提供给非政府组织必要的财政支持和充分发挥好税收的杠杆角色作用。首先,政府需要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并不是威胁,而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从而弥补政府职能发挥上的不足,从而协助政府做好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其次,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政策网络中蓬勃发展,意欲参与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动态平衡过程之中。政府需要供给以充足的政策支持,体现社会善治;再次,政府应当对非政府组织所生产的机制进行完善,并且供给以充分的财政支持;最后,政府应当为非政府组织设立税收绿色通道。

2.社会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源支持。

非政府组织以一定的社会大环境作为根植土壤,想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需要足够的养分滋养。当前,我国社会环境严重缺乏信任和资源,非政府组织发展较为困难。公民生活步伐的加快、公共空间的挤压使得公民之间的交流机会和时间不断得到压缩,公民的信任能力和期望值不断减弱。非政府组织意欲在资本匮乏状态下获取更多的信任资源是存在难题的。社会资源存量是历史积淀形成,具有可复制性,如果社会资源存量出现不足,那么,自我缩减的局面随时可以到来。简单而言,当公民看到他人做出不信任的选择,自己也会复制他人的行为选择,以保护个人的利益。非政府组织得不到充足的信任,自然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难度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需要充足的社会资源支持,工作内容包括培养公民积极的参与精神与态度、整合和开发社区资源、发展慈善资本和监督社区非政府组织。首先,从个体角度出发,扩大公民参与意识和机会,提升公民自觉性。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双面出发,寻求提升公共自觉性的手段与途径;其次,在对社区资源进行科学整合之后,开放社会资源,充实非政府组织的人才储备;再次,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稳定社会发展;最后,为了规避壮大后出现的效率降低、制度腐化和信息阻塞等问题,公民可以选择通过监督非政府组织行为。

3.社会组织参与非政府管理的自身资源支持。

非政府组织内部成员来源于不同的单支网络体系,因而,非政府组织内部的资源丰富性无可估量。非政府组织因为工作性质具有区别性,其长期发展受制于资金问题阻碍,通过薪金与福利吸引人才不大现实,这就导致了非政府组织中成员专业素质缺乏。非政府组织要想顺利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中,不仅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还需要借助自身的优势与力量。首先,非政府组织需要关注建设与培养自身能力。其中,严谨的人才选拔制度是非政府组织内部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具备优良的人才,才可以获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才能提高组织整体领导力与号召力。其次,非政府组织需要关注组织内部的自我管理。只有具备有序的内部管理,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才能健全机构制度和规范内部运作。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强化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对外部网络进行不断扩展,开发出更多有利于发展的资源。非政府组织具备公益性特征,决定了组织发展的资源匮乏阻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产生和发展对于政府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如果不能自我挖掘,构建起完善的资源支持系统,对闲散资源进行有机整合,那么,非政府组织在缺乏外部支持的状态下则会面临组织涣散与崩塌的危机。除此,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应当寻求合作机会,构建起多样化的需求沟通网络,从而更好地提高社会服务质量。

四、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协同机制

1.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理念创新。

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协同机制的重点在于妥善处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二者之间形成流畅的良性互动,才足以对政府的社会服务质量进行改善。协同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整合组织,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界限得到打破,对组织内部多种资源进行再配置,从而体现出多组织所发挥的整体性力量,优化社会公共服务管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协调机制过程中仅为一个子系统角色,以政府管理为主导。开放的理念是保证整个协调系统运作的强有力保障,只有大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可以交换各自的信息和资源,才能确保大系统实现和外部环境更为广泛的交换目的,从而确保既定目标与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协调机制前提是基于不消除管辖边界背景下不同组织行为的协调。对子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的物质、资源与信息交换进行关注,非政府组织的开放理念可以帮助整个社会管理系统有序健康地演进。另一方面,关键之处在于协同治理需要进行对组织理念进行创新。创新不代表消除和替代,而是多不符合需求的部分进行改良。基于公共管理角度,创新需要突破组织运作机制和流程改造。

2.政府参与进行科学规划。

政府参与进行科学规划的重点是对结构进行优化。政府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出近期发展计划和长远规划,结合其它城市和区域的发展经验,对本区域的社会事务管理内容进行归类与划分,协调好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与矛盾。“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对于规划的科学制定意义重大。鉴于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育不够充分,“差异化”的战略规划与布局可以帮助发挥出比较优势,从而有效推进各个子系统共同参与的协调管理。一方面,开放领域需要实施“差别化”管理,使得开放过程朝着有序化方向发展,暂且不能开放的领域可以采用渐进性策略。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实施“差别化”管理,需要选择适宜。对于具备资质认定的非政府组织,考核其是否真实具备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能力,政府制定出统一的规则,并且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进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对于缺乏社会信任与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政府应当建立其系统性的档案,按照一定的程序选择性地纳入。通过上述的策略与方法,不仅可以对社会管理的内容与构造进行优化,还可以对非政府组织的内容与构造进行优化,从而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协调管理的效率。

3.营造科学的外部氛围。

一般而言,非政府组织如果具备参与社会管理资质,那么其在能力上无可置疑,然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成效并非如人意。其中,社会管理环境是显著的外部影响因素。当前,外部环境创造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对于法制环境的研究与创设。有学者认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需要立法性保障,体系化法制建设工作需要涉及组织的多个环节,包括:组织的成立、组织的运作和对组织的内外部监管等。还有学者表示,我国当前非政府组织发展尚且处于低水平状态,法制环境尚需进一步完善,因而,当前不适合进行大范围的改良,如果急于做出行动,既会有碍于固有制度稳定性的保持,也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融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要公正准入机制的支持。既需要发挥正式制度的促进作用,也需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促进作用,对制度环境进行适时调整,从而应对环境变化。

4.实现非政府组织多向联合网络。

协调管理的关键在于对于网络管理模型的科学构建工作。网络模型具备多种特征,对其组织样式进行优化可以帮助降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所需成本,且对管理效果进行改进。构建网络管理模型需要关注两项任务:其一,非政府组织的介入、相互作用和动员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二,鉴于协同管理的目的是提升所有参与者的预期管理目标,如果未能如愿,则会压抑参与者参与的积极性。依据我国政府组织构架情况,非政府组织协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可以建立起多样化的网络体系,例如,同权利部门协同,从而获得政府的政策性支持。或者是同企业协同,从而扩大资源源头。亦或是同科研院所协同,从而获得非政府组织在专业上的优势。除此,同社区协同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协同都是可以选择的路径,对于提升自身的社会管理能力,意义重大。

五、结语

创新与构建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完成该项工作既需要党和政府积极发挥作用,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主体的协同参与。非政府组织通过协同其他组织与机构,从而获取充足的内外部资源支持,进而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能力,优化社会管理绩效,使得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方机构与组织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作者:姜鹏飞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