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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张型与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对比分析
前述矛盾的实质在于，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对比协调。那么，对于社会稳定，到底是紧张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还是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谁更有利?所谓紧张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一直在斗争、竞争中寻求双方力量的平衡。伴随时代进程，两者除了相应内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终还是各自得到了相应充分的发展。迄今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就是明例，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验证。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就主要表现为斗争模式。为了调解人们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冲突，那时已开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体最基本的一致利益，达到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的目的。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即便在城邦的范围以内，法律问题也从来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表各种利益的群体都想实现自己的完全利益诉求时，其实其纷争是难以调和的，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道路，更何况当时希腊的政治处于“春秋割据”的状态，各自为政，谁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去整合各方利益，“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迄今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斗争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二者一度势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迷途的价值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等思想流变盛行，社会自身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生活分化加剧，多元、分散，强调个性、差异性、无主性，甚至冲突性、对抗性，认为国家以公力量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以及个人事务进行全面的监控、干预、训诫或压制，极大地激起了社会对抗性的行动诉求，造成社会利益的极大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已得到充分印证。尽管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在斗争中不断寻求到短暂的平衡并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这种动荡给人民造成无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却是不可回避的。
所谓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一致关系，两者始终处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遥相呼应，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但是，国家与社会在这种长期和谐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历程———国家不断强大，社会不断弱小，看似平衡，其实内部也蕴含着发展中的各种难题与危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问题和路径问题。缘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响，“国家—社会”一直是以上下通联、和谐一致的形式出现的，好似房屋结构一样，一方处于屋脊，一方处于屋基;一方面它们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互有通联，通过合作达到建筑的稳定。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制度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社会是完全被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须是上下通联、有来有往的双向形式，否则这种政治统治维系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受到极大压缩，即任何政治绝对不可能只在单一方向轨道上运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论述中国的“双轨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表明中国乡村社会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例如，古代的乡绅，他们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中国史学家钱穆对“国家—社会”关系问题作了更为合理的分析和刻画，他指出，中国具有一贯重视“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外来语，中国古人称之为“乡”，并认为“乡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向备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钱穆又以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四民社会”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指出“四民社会”当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会关注的中心，乡村子弟十年寒窗，经考试或科举，便有机会踏进政府，成为“士”，“士”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参与上下一体的核心，“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但是，中国的历史证明，在这种上下联通的“国家—社会”合作型关系中并没有看到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多大发展，社会慢慢演变成国家的附庸。对比上述两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不难看出，“国家—社会”关系不论是采取对立冲突的模式还是相对和谐顺应的模式，其背后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境这一深层次的要素影响。因此，要研究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应当着眼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事实，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具体性入手，寻求适合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合作型的乡土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阶段，“商事社会”就是描述这一阶段的术语工具。“所谓商事社会，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市民自治组织雏形为社会权利或权力主体代表，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会。它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事社会阶段，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市场活跃，社会生活也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向“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情势，利益、市场、契约、权利、自利、竞争、陌生人交际等成了人们较多关注的要素，社会整体状态出现了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趋向，社会发展呈现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四民社会’的涵括范畴，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多样性、开放性使得单一社会阶层促成‘国家—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风驰电掣般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历史和长时段进程缓慢铸造‘国家—社会’关系的时空机制。”在此背景下，调整国家、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是“伴随生活世界的分化，而产生的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再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生活世界的萎缩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萧条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垄断操纵等又是市场不可避免的、也不会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利益，系统性干预市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虽然中国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自治组织雏形出现并有所发展，但仍未发展到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权利或权力的集中代表，尚未发展到与市场、国家理性互动的程度;虽然中国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但同时并存的权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关系等落后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毕竟还不能称之为健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出现复杂化的国情下，调和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关系的平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重大课题。那么，在商事社会进程中到底怎样才能够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场自身那是天方夜谭，从速成鸡事件、注水肉事件、潍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窥见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会的道路，采取斗争的方式，更是绝对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所以，我们应该在中国新“国家—社会”合作型理念下，结合实际，走中国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合作的三维”下构建社会利益的有效保障机制。
三、中国社会管理———公民社会建设路径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过渡阶段。笔者认为，在此阶段社会管理的建设应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的变革，在合作传统下走深化合作共赢的变革之路。
(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和公民社会实践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之需要，可为建设公民社会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首先，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为系统的自身洁净和规制提供内源性动力，及时预防和解决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失业、贫富分化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降低市场侵害公民社会的冲动。其次，通过营造一个健康的民主参与的政治环境，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再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纳税人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对结社权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话语权表达的强劲诉求，也都进一步要求政府由“管理者”身份变为“服务者”身份。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就在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应该强化公民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过去，“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公共事务的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主体，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或几乎唯一的提供者。人们几乎把政府与公权力等同，很少有人想象政府之外还有其他公权力———社会公权力的存在”。“虽然也有工、青、妇和数量很少的协会、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但它们基本依附于政府，很少能独立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随着商事社会的到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频繁，各种经济性组织开始大量涌现，人们逐步认识到，社会管理并非只有政府能够管理，社会同样可以具有管理社会的能力———社会权利或权力。而一些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使社会事务完全暴露在社会成员的直接参与和监督之下，可以较少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甚至在某些领域比政府管理的效果还要好。因此，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首先应该厘清“政府—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职能界限，政府该放手的要敢于放手，只要做好指导和监督就足够了，同时政府还可以腾出大量的行政资源做更应该做好的事情。对此，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行政许可法》第13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法律可以不设行政许可，政府应逐步从这些领域退出。”
(二)商事规则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有效监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伴生了种类繁多的民间团体，即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雏形，它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在监督着市场主体的德行运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国家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随着分化，原来生活世界社会成员之间和睦的交往与沟通逐渐被打破，正直、诚信和相互支持的原则受到冲击，生活世界日渐萎缩。市场经济大肆发展，俨然一个大竞技场，优胜者发财致富，失利者亏本破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波动性等特点，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会导致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决裂，社会稳定的动摇。对此，仅仅依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一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规制，二是引入公民社会监督市场经济机制。在中国，由重视市场主体的健康运行，进而推动由商事社会向公民社会的健康转型，才能逐渐还原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前文所提到的服务型政府转型，只是表明政府理念由管制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并非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单一化，政府除了“公共服务”的职能以外，还有其他职能，这些其他职能可以统称为“规制”。所谓规制，是指“公权力主体对社会、市场和相对人活动的规范、调节、监管和控制。规制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有:审批与许可、限制相对人准入资格、税收、利率、价格控制、强制披露信息、设定环境、质量标准、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规范市场主体、加强生产经营者责任、保证产品安全、保障交易公平、防止过度竞争、垄断等，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社会和谐，这对于规范商事主体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服务型政府存在规制职能的正当性理由。随着政府理念的转变，不论从规制目的与程度方面，还是从规制方式和程序方面，都是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追求民生、保护公民利益，逐渐取代GDP或某种政绩追求，成了规制的最终目标。在市场具体规制上，服务型政府往往会采取诸如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制定商品定价机制、控制标准制定机制以及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控机制等强制性较轻的手段，规范市场，引导市场自律;通过相对人参与或与相对人协商、合作的方式、程序解决问题，以达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的。上述而言说到底，市场的规制还是来源于系统(国家)内部，中国虽然也有合作型的文化基础，但是系统自律毕竟不是一个真命题。因此，为了公众利益，社会自身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亦即在市场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须引入公民社会组织过程监督，这种来自系统外的监督往往是最有效的，能够真正引导市场经济活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例如，最近各大主流网站上关于“某地企业污水直排地下”的报道引起社会共鸣，钱与权共谋发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视放任企业违法排污，能否多一点良知与社会责任担当!在系统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假如有了一些公益组织的过程介入或社会监督，也许会减少许多乡邻患癌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社会已经拥有了一种强大有效的社会化媒体力量，他们自觉维护国家、集体和社会利益，并为之构筑了一道道超越系统的防线。
(三)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完善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形成了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传统，但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还是相距甚远，公民社会发展相对较弱。固步自封，绝不可取，盲目崇外，更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注定要走和谐之路，走变革之路，走中国特色之路。
1.合作背景下现代公民意识有待提升
不管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双轨政治”，还是钱穆分析的“四民社会”，它们始终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老百姓没有主体和权利意识，不要求当家作主，只希望有一个“明君”对社会提供权威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顺从”的“臣民社会”，这是管制型政府的基础。而现代公民社会则不一样，公民具有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他们力求参与社会，要求政府以服务型的姿态出现并提供有效服务。但是，意识属于思想问题，它的形成往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渐进性。在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法治观念普遍淡薄的情形下，培育公民意识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的方式几乎是形成共识的经验。同时，囿于国家面对发展中的艰巨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等任务的挑战，因而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形态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精英主导的变革立宪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对于国人而言，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理性教育以及政治现实实践，并没有培育出充分的全社会公民意识。而且公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感主要并不来自于他人的讲述和传授，而是来自于以公民身份参与国家和社会决策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及其实践，教育将是徒劳无益的。公民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主体参与的意识，而参与意识绝非仅靠教育手段灌输所能形成的，尤其是需要实践锻炼手段。其道理与让孩子学会走路一样，口头上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亲自去尝试走路。培育公民意识，强调参与实践性活动所起的作用要比主观教育要来的明显得多，这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客观性手段。一般而言，人从出生到成年，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这两者都带有明显的权威性。由此培育了作为公民的服从意识和义务意识，固然对于公民意识而言不可或缺，但更为重要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却鲜有体现。因此，有限地参与到家庭或学校的决策之中，对于培育早期参与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权威色彩更是浓厚，要做到参与并不容易。一些宽容的家庭和学校可能在很早阶段即开始重视培育孩子的合作能力、自主能力，让其在较大程度上拥有自决权，塑造其独立人格。不过，大部分家庭和学校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思想灌输。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我们应积极推进学校实现体制上的转换，创造更多的学生实践、参与性训练机会。同时，国家还必须扩展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提供大众接近社会化传媒的机会、参与行政决策的机会、管理自己生活和参与构建公民社会的机会，引导国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2.合作背景下国家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建设
上述提到公民实践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要义也在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公民社会是现代法治的社会根基，这已是不争的真命题。要建立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和国家，必须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理性互动，单靠公民个人与国家打交道有时显得既没有力量感，也不切合实际。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利益的集中代表，无疑成为重要的社会权利或权力，使其得以与国家公权力对话互动，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有效沟通。社会权利或权力作为私权利领域力量的代表，使社会与国家的天平得以可能平衡，民情社意与国家方针政策得以密切沟通。特别是这种来自权力系统外的社会权利或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社会监督(例如，网民监督爆料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与权力系统内部监督合作完成了一个个具体的有效的监督，共同维系了国家机体的洁净。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性也可能会起到消极作用。例如，有些同业组织、行业组织为了其自身利益，可能会违法操作，更有些所谓的同业组织也存在通过欺骗手段获得民政部门的认可后从事走私、贩毒或黑社会等犯罪行为。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建设从一开始就应引导其走规范之路。目前，中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已遍地开花，为了实现现代“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我们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在国家主导推动下，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践行结构上互动、功能上互补、机制上互联的中国特色之路，避免深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的泥辙，开拓由国家规范、引导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
作者：贾志民 叶立周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