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论文范例

一、明确管理职能，细致分工

1.加强公民参与，推进警民共治

依法推进公民参与行政制度，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行政管理中，以表达自己的合法诉求，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度。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建立起多样化的公民参与社会治安渠道，不仅有助于有效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更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服务意识的公安机关。此外，公民建立起的诸如社区保安队、联防巡逻队等组织更能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治安功能和职责，能有效缓解治安管理过程中的责任推诿乱象。

2.构建新时期的管理格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各种新时期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公安机关明确自身的管理的职能地位，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不仅能有效维持社会治安，更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新鲜空气、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可避免。要进一步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管理，不仅要依靠公安机关的行政权力，更应依靠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实行综合治理。善于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积极吸引公民参与其中，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授权基层，将基层保安员纳入到公安管理工作中，深入开展“大调解”工作，使公安工作真正成为全党、全民参与的大工程。

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为了切实维护我国的社会治安，加快推进文职制度的步伐，做到将有限警力投入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国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位实行聘任制，这一制度的实行，不仅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切实引入了竞争机制，更打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垄断，让许多私营企业或者部门参与到了公共服务之中，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不断强化和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管理质量与效率。通过市场机制的引进与转变，公安部门只需要通过对具有相应资格的企业进行监督，就可以达到对社会管理的最大化。同时，这些私营企业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警力不足的问题，使得节约下来的警力能够最大限度的使用在对案件的侦破和执勤前线上。

一、紧张型与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对比分析

前述矛盾的实质在于，国家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对比协调。那么，对于社会稳定，到底是紧张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还是合作型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谁更有利?所谓紧张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地位，一直在斗争、竞争中寻求双方力量的平衡。伴随时代进程，两者除了相应内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终还是各自得到了相应充分的发展。迄今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备的政治制度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就是明例，也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观点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验证。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就主要表现为斗争模式。为了调解人们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冲突，那时已开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体最基本的一致利益，达到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的目的。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即便在城邦的范围以内，法律问题也从来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表各种利益的群体都想实现自己的完全利益诉求时，其实其纷争是难以调和的，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同时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道路，更何况当时希腊的政治处于“春秋割据”的状态，各自为政，谁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去整合各方利益，“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迄今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斗争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二者一度势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迷途的价值观、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等思想流变盛行，社会自身的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生活分化加剧，多元、分散，强调个性、差异性、无主性，甚至冲突性、对抗性，认为国家以公力量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以及个人事务进行全面的监控、干预、训诫或压制，极大地激起了社会对抗性的行动诉求，造成社会利益的极大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挑战。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已得到充分印证。尽管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在斗争中不断寻求到短暂的平衡并不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这种动荡给人民造成无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却是不可回避的。

所谓合作型“国家—社会”关系，是指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一致关系，两者始终处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遥相呼应，各司其职，各行其是。但是，国家与社会在这种长期和谐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发展历程———国家不断强大，社会不断弱小，看似平衡，其实内部也蕴含着发展中的各种难题与危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问题和路径问题。缘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响，“国家—社会”一直是以上下通联、和谐一致的形式出现的，好似房屋结构一样，一方处于屋脊，一方处于屋基;一方面它们各司其职，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互有通联，通过合作达到建筑的稳定。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制度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运行，社会是完全被动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须是上下通联、有来有往的双向形式，否则这种政治统治维系的时间和空间都将受到极大压缩，即任何政治绝对不可能只在单一方向轨道上运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论述中国的“双轨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表明中国乡村社会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例如，古代的乡绅，他们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而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中国史学家钱穆对“国家—社会”关系问题作了更为合理的分析和刻画，他指出，中国具有一贯重视“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外来语，中国古人称之为“乡”，并认为“乡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向备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钱穆又以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四民社会”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指出“四民社会”当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会关注的中心，乡村子弟十年寒窗，经考试或科举，便有机会踏进政府，成为“士”，“士”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参与上下一体的核心，“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但是，中国的历史证明，在这种上下联通的“国家—社会”合作型关系中并没有看到现代意义上“社会”的多大发展，社会慢慢演变成国家的附庸。对比上述两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不难看出，“国家—社会”关系不论是采取对立冲突的模式还是相对和谐顺应的模式，其背后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境这一深层次的要素影响。因此，要研究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应当着眼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传统事实，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具体性入手，寻求适合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国合作型社会关系基础的新变化———商事社会的发展诉求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合作型的乡土社会根基开始动摇，“国家—社会”关系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阶段，“商事社会”就是描述这一阶段的术语工具。“所谓商事社会，是指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市民自治组织雏形为社会权利或权力主体代表，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会。它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商事社会阶段，特别是随着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的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市场活跃，社会生活也呈现出流动性、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向“国家—市场—社会”的复杂情势，利益、市场、契约、权利、自利、竞争、陌生人交际等成了人们较多关注的要素，社会整体状态出现了从“集体化社会”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趋向，社会发展呈现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规模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四民社会’的涵括范畴，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多样性、开放性使得单一社会阶层促成‘国家—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风驰电掣般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历史和长时段进程缓慢铸造‘国家—社会’关系的时空机制。”在此背景下，调整国家、社会发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市场是“伴随生活世界的分化，而产生的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再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生活世界的萎缩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萧条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着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垄断操纵等又是市场不可避免的、也不会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利益，系统性干预市场，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虽然中国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自治组织雏形出现并有所发展，但仍未发展到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权利或权力的集中代表，尚未发展到与市场、国家理性互动的程度;虽然中国平等、自由、正义等进步理念日益发展，但同时并存的权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关系等落后观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毕竟还不能称之为健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出现复杂化的国情下，调和国家和社会两种力量关系的平衡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重大课题。那么，在商事社会进程中到底怎样才能够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场自身那是天方夜谭，从速成鸡事件、注水肉事件、潍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窥见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会的道路，采取斗争的方式，更是绝对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所以，我们应该在中国新“国家—社会”合作型理念下，结合实际，走中国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合作的三维”下构建社会利益的有效保障机制。

三、中国社会管理———公民社会建设路径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过渡阶段。笔者认为，在此阶段社会管理的建设应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的变革，在合作传统下走深化合作共赢的变革之路。

1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思想来源

1.1传统文化管理思想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于邓小平同志管理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十分强调两个字“和”、“仁”。所谓“和”指的是在社会管理中，我们每个人都特殊性，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也即“和而不同”。中国儒家历来强调，在社会管理中，要形成和睦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合作。例如，亚圣孟子曾经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所强调的在社会发展诸要素之中，任何居于最重的地位。所谓，“仁”字指的是，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如何才能达到效果，从何出发？孔子指出“仁者爱人”。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把目光对准人，满足人的需要。我国法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讲求法治的流派。法家认为，要想管理好社会必须把法、术、势三者完美融合起来。首先，管理好社会必须要建立合理的法度，“法”是治理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做任何事都要有法可依。其次，“术”是国家统治者管理社会的手段。臣子和平民要严格遵照法制的要求，帝王通过驭人之术对国家进行管理。最后，所谓“势”指的是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权威，对于管理者，尤其是帝王要心存敬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对国家管理的影响深远。在管理中，要遵循自然天道，遵循人的本性，在管理中追求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所谓不为，并不是指的不作为，而是不以人力强制，不违反人的本性。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对邓小平同志的管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1.2西方管理观念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法留学期间，深受西方管理理念的影响，虽邓小平管理理论形成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管理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社会管理思想。首先，邓小平深受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认为社会管理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他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均衡和谐的社会。其次，国家福利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洲国家，经济的复苏，在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福利国家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主要理论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福利国家指的是在国家的社会管理过程中，以实现建设福利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其次，政府财政福利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最后，广大公民是福利国家的主要受益者。福利国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推动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第三种管理道路。第三种道路追求的是价值平等等观念、强调对主体自主自由的发挥、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等等。其实这些思想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1.3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社会管理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的很大影响。首先，社会管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马克思指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虽有的国家都具有管理的职能，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马克思明确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所有的阶级社会中，国家社会管理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其次，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推动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社会管理工作，以协调社会管理。最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管理的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管理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压制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不利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的发挥和个人能力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主体，这也就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菲特”台风理赔中的特殊性

（一）调研情况反馈

1.台风暴雨猝不及防，巨灾处理缺乏经验。集中表现在大量被浸车辆无法脱离水洼地，没有大型停车场，也缺乏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充当向导，一筹莫展。

2.各家公司各自为战，理赔标准水涨船高。由于缺乏统一的定损标准，各家公司为快速完成案件理赔，往往按照各自的定损依据做出赔付，结果导致不同公司承保的客户相互沟通后倒逼保险公司，按就高原则要求更多赔款，保险公司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3.客户围攻保险公司，骗赔欺诈屡见不鲜。部分受灾群众因不满理赔处理意见而长时间围堵保险公司员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为了多得赔款，各种骗保丑剧轮番上演。

（二）理赔特殊性表现

通过了解，笔者发现：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用的现实意义研究

农村社会文明秩序调停将为人居基本平台稳固开创更多适应前景，其作为民生文化素质与生活质量改善的依托媒介，相应地会尊崇政府与中心村的核心领导理念，主动完善农、林、渔、牧等产业形态，利用社会的自行组织行动吸纳更多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效应。农村社会将一切自然环境与经济、政治、文化元素吸纳，利用政府与社会多方资源，引进城市创新社会管理服务经验，令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焕然一新，最终充分扎实稳固基层生活共同体架构。长期以来，城市社会文明程度一再提升，但是城乡之间始终存在二元制度障碍，自此我国农村自治开始沿着异质化城市路径探索，具体说来一切改革活动都停滞在初步探索阶段。具体来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能够适当赢取人文秩序和谐效应，目前我国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结构仍算稳定，但是却也饱含各类冲突问题。经过规范体制创新改造，能适当挽回经济协调发展效能，促使大众应用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机保障，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摒弃在外，最终为社会主义和谐前景奠定深刻适应基础。

二、我国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策略中面对的实际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形式急剧扩张，这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矛盾危机，须知目前既定农业产值占据我国整体生产数值的比重已经骤减15%，而呈现二元结构也未产生本质性变化。

1.区域发展严重失衡

我国县域经济实力存在严重差距特征，其中尤以西部地区最为落后，无论是城乡居民收入或是社会文化构造状况，都与标准市场化形态存在较大出入。要尽快遏制此类危机状况，就必须随着经济改革步伐推进进行同步处置，不可滋生焦急心理。

2.城乡产业关联程度骤减

一、杭州市科技社团概况

（一）社会贡献

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日益增多。通过杭州市政协科协界别组组织科技工作者积极开展调研，以提交提案、调研报告、大会发言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每年被采用提案达20个以上，其中1个提案获得杭州市政协主要领导批示。二是学术交流广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团围绕杭州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课题研讨等活动，在促进人才成长、科技创新、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类学会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乡、重大节日及纪念日等科普宣传活动中，组织开展科技咨询、科技讲座、编印资料等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存在问题

一是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总量不足，以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计算，杭州市每万人只拥有5.4个，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内部管理也不尽规范，专职工作人员少，少有高层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科技社团工作，自身能力建设弱，较少能真正承担社会事务管理任务。二是规章制度供给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的范围，但仍停留在原则性意见阶段。杭州市也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的指导意见》，由于实践经验不足，这些规定还远远不能达到指导、考核评价的要求。三是购买资金管理分散。虽然杭州已开放了向科技社团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新渠道，但缺乏一个对购买服务资金申请、受理、审核、拨付、验收、审计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统筹、协调和监督的综合部门，导致科技社团在项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难。四是机制建设不尽完善。因为专业人才缺乏和没有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组织评价，不能对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专业技术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监督。有关政府职能转移或购买服务规定中，各职能部门职能转移工作如何考核，购买服务质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问责规章，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三）主要优势

一是人力资本优势。杭州市科技社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具有学术权威、知识密集和人才荟萃的优势。二是组织网络优势。目前，杭州市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学会（协会、研究会）76家，多学科、跨部门、横向联系广泛的学术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特征突出，与政府联系广泛。三是政府支持优势。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团积极承担从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管理职能。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广大科技社团发挥沟通信息的纽带作用，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从而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一、H县基本情况

H县是晋西北城镇群的核心县区。全县总面积1230平方公里，下辖10个乡镇，162个行政村，总人口38万。H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优势明显，每年外来流动人口约36000人。随着同煤集团、金沙滩农牧场、中联煤业等棚户区改造项目相继建成，全县人口呈现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民与工人混居的特殊行政生态环境，各类社会矛盾多发、易发，社会管理任务相对繁重。H县自2011年被确定为山西省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县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和谐“幸福新H”，紧紧围绕“维护重要战略机遇和社会稳定”的总体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总体要求，以“服务民生”为理念，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为突破口，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村成社区，网格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

二、H县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成效

H县按照“村成社区，网格管理”建设蓝图，在全县范围内以城区每1000—1500人为一个网格，农村以每300人一个网格的标准，设立了“地缘型、单位型、单元型、乡村型”四类共计139个社区，470个网格，结束了传统城乡分支多、结构交叉、管理不清的局面。H县以“七网合一”为载体和平台，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坚持体制创新:保证社会管理体系全覆盖

为了实现全县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按照“党委总揽全局、政府全面负责、社区两委自治、公众广泛参与、法治保障全局”的要求，H县在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方面重点突出体制创新，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体系覆盖、全员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一是从体制上保证“有组织管事”。全县按照“党组织建在社区”的原则，139个社区全部建立起基层党组织，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社区(网格)工作站为依托”的三级组织结构;形成了“县、乡(镇)、两委(居委会和村委会)、小区(网格)”四级管理框架;细化了社会管理工作的管理层次，明确了各级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和任务，从体制上保证了“有组织管事”。二是从体制上保证“有条件办事”。全县在居民(村民)集中的202个城镇型网格内设置了集政务、劳动、计生、公安、交通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政府机关工作服务大厅，并从财政上给予资金保障，从体制上保证了“有条件办事”。三是从体制上保证“有组织干事”。在学习省内外先进城市管理模式的基础上，H县突破“人员编制难解决”的障碍，由乡(镇)负责，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将素质高、热情足、组织能力强、责任心好、热爱公益活动的人员充实到社区管理活动之中，并从乡(镇)党委、政府机关择优选用工作经验丰富，党性原则较强的干部担任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与主任，为各社区配备1—2名片警，以解决社区管理人才队伍的需求，从体制上保证了“有组织干事”。

(二)坚持职能转变:加强政府管理职能的整合与下移

一、创新矿区社会管理工作

1.协助规划工作，加快综合体投运

按照事业总体规划，2013年共新建综合体8个，改建综合体2个，新建活动室4个，总改造面积3.1万平，总投资1.2亿元，建设完成后辐射小区20余个，居民5.5万户。在工程实施期间，事业部领导高度重视工程的建设进度，多次深入基层检察指导工作，对相关管理人员提出，要加快综合体建设进度，规划好综合体使用功能，必须做到综合体交工即投运。按照这一指示要求，房改办积极联系规划部门，及时掌握工程施工进度，参与基层单位综合体功能规划工作，协助相关单位和部门与政府对接，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证等相关证件，协调政府职能部门进驻综合体等相关事宜，定期召开综合体建设工作例会，由事业部主要领导亲自主持和安排工作，全年召开了主任级办公会议5次，专业办公会议5次，帮助基层单位规划完成一卡通收费大厅9个，政务服务大厅9个，便民超市10个，爱心大姐工作9个，社区党员联系服务站10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9个及各种活动功能间40余个，统计完成各种设施、设备四大类100余项，共计750余万元，确保了综合体顺利投运。

2.开展培训工作，加强综合体服务

为了进一步推进“四位一体”服务模式，加强创新矿区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保障综合体的正常运行，房产处在突出服务的前提下，大力开展了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一是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培训任务，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矿区社会管理调研学习现场会在大庆油田矿区召开，集团公司39家单位参加了本次会议，房产处按照大会要求，认真筹备本次会议，确保了会议顺利进行，会议结束后，各油田兄弟单位陆续到大庆油田参观学习，共接待其他油田各类学习10余次，房改办通过培训和交流，也不断提升了自身的业务能力。二是积极参加集团公司、油田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共参加了集团公司在北京、大连和四川等地组织的培训5次，参加油田内部培训8次，在培训结束后房改办组织基层单位进行了学习，在学习过程中认真传达了集团公司、油田公司最新的工作动态和目标任务，使各基层单位在开展工作时，能够把握工作导向，与集团公司、油田公司保持一致。三是开展矿区内部培训活动，乘新一小区是事业部创新矿区社会管理工作的发祥地，为了更好地总结和推广乘新一小区成功经验，房改办不定期地组织各基层单位到乘新一小区参观学习，共组织不同层级的参观活动20余次，参观学习达到了1000余人，通过参观学习，基层单位对社区服务综合体“四位一体”布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建设综合体的过程中开拓了新思路。四是加强志愿者培训工作，在建设志愿者团队和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方面，房改办通过与基层单位协作，共组织了6次志愿者培训活动，培养了81名志愿者骨干，通过志愿者骨干带头，开展了群众自发的各类活动共计200余次，帮助困难群众100余人，实现了综合体平台与志愿者服务的融合。

3.是落实惠民政策，深化综合体作用

在为油田职工争取生活保障优惠政策方面，房改办在矿区层面与各辖区政府保持联系，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并每月参加市政府组织的《社区规范化建设工作例会》，及时通报矿区创新管理工作上的难题，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在基层单位层面，以各综合体内政务服务大厅为依托，落实政府在公共卫生补贴，公共交通补贴和养老机构建设投资等，2013年为油田职工和家属申请和发放企业医院、社区医疗和地方医疗补贴1997万元，协助油田职工及家属领取地方政府发放的各类社会救助909万元，社会福利补贴1341万元，争取地方政府对矿区建设的投入391万元，真正让小区居民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带来的阳光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