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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分别为中国战国末期和意大利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家，二者看似国籍、所属民族、所处时代均不相同，却常被后世研究者相提并论。在政治理论的建构上，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推崇政治功利主义，在国家治理的具体方法上也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二者的人才管理法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二者相似思想的成因，探讨他们人才管理法对当代中国政府领导人才观的启示。
关键词:
韩非;马基雅维利;人才管理法
韩非(约前281—前233)为我国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二人无论从国籍、民族、时代来讲都相差甚远，却成为学界热衷比较研究的对象。总观二者的政治理论建构，可发现其中有许多相同及相似之处，其成因值得研究;二者的人才管理法于相似中又各有特色，且对后世管理者的人才观影响深远。
一、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相似政治思想的成因
从表面上看，韩非与马基雅维利从很多方面看并无联系，然而二者在政治思想上有诸多共通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家庭背景相似
韩非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为韩国宗室的贵公子;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中曾诞生了十三名政府首长及五十三名执政官，虽在其出生时已沦为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却仍得接受教育，并加以自学成才。可以说，相似的家世背景使二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对政治的接触中愈加深刻地了解到时局形势，从而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
(二)所处年代动荡
韩非身处战国末年，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霸，时局动荡不安;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年代里，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和教皇辖地五国争雄的局面持续已久。置身于动荡不安的时代，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迫切希望可以通过变革结束战乱的局面，以获得永久的安宁。
(三)所属国家弱小
韩非所处的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势力最弱，也最先为秦所灭;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意大利当时正遭受着法国和西班牙的践踏，所处的城市佛罗伦萨在被教皇辖地逐步侵占的同时，一步步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争斗中的牺牲品。面临祖国被列强凌辱的局面，两人痛心不已，并在痛定思痛后决定于战争中寻求原因，研究国家政治。
(四)治国的一致目的
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均博学多识，对治国颇有自己的见地，因此更迫切期望统治者可以采纳自己的思想。韩非数次向韩王谏言献策，劝说韩王励精图治，通过变法图强。韩非在后期创作了《说难》、《孤愤》，直言游说进言的困难及因孤傲嫉俗不容于时而生的愤懑之情。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君主论》总结了佛罗伦萨以至意大利历时几百年的政治史，及其本人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君主论当时由马基雅维利特别作为礼物献给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以上四点可以说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相似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二、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人才管理法比较
韩非与马基雅维利在国家的人才管理方法上有很多相似处，又各具特色，以下主要从几大方面论述。
(一)识人、用人、考核为一体的人才战略
总的来说，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在为国家制定人才战略时，都兼顾到了识人、用人、考核这三方面。首先，在识人方面，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深刻意识到君主力量的单薄，认为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定要充分合理地将臣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他们都认识到君主识人之法的重要性，其中韩非提出“上君尽人之智”，充分说明了知人善任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国家成功管理的实现需君臣合力，可见合理人才的选用对治国的意义。同时，他还将人才之选用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治乱的层次。马基雅维利更侧重于阐述君主应如何识人，他亦认为君主应任人唯才，人才的选择必须通过考察，政绩需优秀，品行也要端正，这样即便能力上有欠缺也不会给国家带来大的损失。反之，如果选用品行上有瑕疵的人，他能力越强就越会危害国家利益。其次，用人较识人更难，在用人方面更需谨慎，讲究扬长避短。韩非主张使人才从基层任职，通过接受层层的锻炼和考验做出一定业绩后，方可提拔并委以重任。韩非认为应根据人才不同的特点为其安排合适的工作，以“皆用其能”，这样才能使君主最大程度上获益。韩非还指出君主在任用人才时应少做干预，而是放手让人才充分展示自我。除此之外，韩非还构想了人才的专业化、技能化发展之路，以使人才能各司其职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当然，如此也可使君主在对人才考核时更为简洁准确。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表明了君主应任用忠贤之臣的观点，避开那些谄媚者。在如何避开谄媚者的问题上，他建议君主认真挑选出一批有识之士，赋予他们讲真话的有限自由和权利，让他们可对君主询问的事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除此，君主不得在其它任何事上轻信他人，如此方能一方面不为谄媚者所害，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沦为失去主见、轻信他人的庸君。再次，由于韩非在对人才的考核方面论述更多，故此处仅举韩非的观点为例。韩非为君主创建出一套较为完整可行分人才考核流程:第一步，臣子需向君主陈述对自己所任之职的规划及预期可以达到的目标，并做出确切的保证，亦即“以名为首”。第二步，君主应综合臣子的陈述及对其真实情况的了解，根据各人具体才能安排相应的工作，以确保臣子承担其陈述内容中的责任，即君以其言授其事”。第三步，君主对臣子实际的工作状况进行各方面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臣子先前的陈述两相比较，以此作为臣子实际工作能力的依据，正所谓“形名参同”。第四步，“赏罚分明”，顾名思义，根据臣子的实际工作业绩做出奖励或制裁。
(二)“任人以事”的心理学运用
“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1］，因此，在权力的基础上实行法治便尤为重要。韩非认为君主最重要的是掌握领导术之精髓，让有才能且功劳卓著的人担当重任，并鼓励他们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给予他们高爵厚禄。只有如此方可使人才尽其所能为主效力。韩非所认为的贤能之士指那些既能识破并揭穿奸佞小人，又可向君王献富国强兵之策的有识之士。为朝廷选拔贤臣良将需君主亲力亲为，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其加以考察，对真正的人才逐级提拔。此外，君王需提防“任人唯亲”的思想，避免国家遭受灾难。马基雅维利首先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可通过多种方式觅得人才。其次，他主张君主一定要珍爱人才，“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2］再次，他建议君主通过定期接见各行业人才及部族集团，和普通民众拉近距离。以上措施的采取可使国家政策深入民众心中，并提高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三)君主专断的重刑制度
同样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要求使韩非与马基雅维利都认可重刑主义。在赏罚轻重问题上，韩非认为只有重赏重罚才可使人产生被激励或受控制之感。马基雅维利在此基础上注意到君主给臣民恩惠的重要性，认为君王是受民拥戴而成，时刻不能忘民，“否则，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3］
三、对当代人才观的启示意义
总的来看，学界给予了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很高的评价。现代学者认为韩非是“先秦诸子的殿军”［4］。“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经交到它的第一批阅读者手中，就立即被付诸实践，它被君王们视为治国安邦的枕边秘籍。”［5］同样，二者的人才管理法对当时国家的人才管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今日政府领导人的人才观具有启示意义，主要呈现为三方面:第一，在选拨人才时注重德才的统一，坚持以工作实绩和群众的满意度为出发点，并将人才分配到适应的岗位上。第二，严格执行选拨人才的程序，从民主推荐到任前公示的每一环节都不可少。第三，定期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并通过开展培训工作，提升其理论素养，提高其执政能力;通过创造基层锻炼的机会，增加官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简言之，通过加大各方面的教育力度，使优秀人才提升到更高层次。
作者：乔陶然 单位：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68．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二十一章．
［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九章．
［4］陈炎．《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4．
［5］李鹏．《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燕山大学学报》，2009(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