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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理灵活性对高职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及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为改善高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茂名市某高职院校抽取1623名高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接纳与行动问卷(AAQ－Ⅱ)、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简版(DASS－21)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女生睡眠质量得分(24．81±5．32)高于男生(23．92±5．91)，负性情绪及抑郁得分(32．95±18．28，8．37±7．63)低于男生(36．07±21．89，10．34±9．04);大二学生的抑郁情绪(10．33±8．64)高于大一(8．97±8．30);理工科类学生的经验性回避程度(23．81±8．35)低于文史类学生(24．92±7．59)，心理灵活性更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18，3．12，4．75，－2．94，2．65，P值均＜0．05)。睡眠质量与负性情绪总分及其各维度、AAQ－II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8～0．48之间(P值均＜0．01);负性情绪在心理灵活性与睡眠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7．77%。结论提高心理灵活性，减少负性情绪，有助于改善高职大学生的睡眠质量。
【关键词】精神卫生;情绪;睡眠;学生
睡眠是一项与人体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生命活动，长期低质量的睡眠不仅影响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甚至会导致心理障碍、精神疾病、自杀等严重后果［1］。刘志强［2］对江苏盐城1913名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发现，睡眠障碍发生率达18．5%。心理灵活性指个体能够有意识地充分接触当下并能基于现实情况在价值目标的指导下选择坚持或者放弃某些行为的能力［3］，其关注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记忆。睡眠相关唤醒的两级模型认为，次级唤醒是导致睡眠问题发生的重要过程，次级唤醒过程主要涉及对睡眠问题后果或不利于入睡的思想行为的过度关注和情绪偏向、睡眠相关行为信念的僵化、睡眠期望的融合、对解决睡眠问题的沉迷4个内容［4］，正是心理灵活性过低的表现。研究也证实心理灵活性低是失眠严重程度、睡眠和休息问题、睡眠效率低下和疲劳的重要预测因素［5］。心理灵活性影响睡眠的潜在心理机制目前尚无定论，负性情绪可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6－7］。研究表明，多数长期被睡眠问题困扰的人群常伴有严重的焦虑、抑郁、压力等负性情绪［8］。国外一项研究也表明，心理灵活性、负性情绪与睡眠质量三者关系密切［9］。本文以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假设负性情绪在高职大学生心理灵活性负向预测睡眠质量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9年5月，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茂名市某高职院校的6个系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1720名大学生(由于大三年级学生全部外出实习，调查对象仅限大一和大二学生)。调查对象利用手机通过在线答题形式完成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1623份，有效回收率94．36%。其中男生812名，女生811名;大一学生1167名，大二456名;文史类521名，理工类1102名。年龄16～25岁，平均(19．76±1．08)岁。问卷首页附有知情同意书，调查前通过书面及口头形式告知被试本研究的基本情况及注意事项，提醒其具有参与和随时退出调查的自由，征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完成问卷后被试将获得个人调查结果的反馈，研究者会单独为欲了解详情的被试解释调查结果。所有调查程序均符合科学研究的伦理要求规范，并通过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1．2研究工具
1．2．1睡眠状况自评量表
用于评定最近1个月的睡眠情况，共10个项目，每个项目分5级评分(1～5分)。总分为10个项目分相加，得分愈高，说明睡眠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信度可以接受。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存在2个维度(χ2=116．09，df=26，P＜0．01，CFI=0．96，TLI=0．94，RMSEA=0．05，SRMR=0．02)，各包含5个条目;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结构尚可(χ2=207．20，df=34，P＜0．01，CFI=0．94，TLI=0．92，RMSEA=0．06，SRMR=0．04)。
1．2．2接纳与行动问卷
共7个项目，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经验性回避水平越高，心理灵活性越低。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信度良好。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存在2个维度(χ2=87．46，df=8，P＜0．01，CFI=0．98，TLI=0．94，RMSEA=0．08，SRMR=0．02)，维度1包含4个条目，维度2包含3个条目;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结构尚可(χ2=246．91，df=13，P＜0．01，CFI=0．97，TLI=0．94，RMSEA=0．11，SRMR=0．03)。
1．2．3抑郁－焦虑－应激自评量表简版
龚栩等［13］修订DASS－21简体中文版，共包含21个条目，抑郁(DASS－D)、焦虑(DASS－A)和压力(DASS－S)3个分量表各含7个条目，均采用从“0”(不符合)～“3”(总是符合)的4级计分，将各分量表得分乘以2，即为该分量表的分值，分值越高代表越具有该种情绪。该量表3个分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91，0．87，0．89，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5，信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1394．21，df=19，P＜0．01，CFI=0．92，TLI=0．91，RM-SEA=0．063，SRMR=0．04)。
1．2．4自编人口学变量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身高、体重等。
1．3统计处理
采用SPSS24．0和Mplus7．4进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之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7个，第1个公因子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32．33%，小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之后，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然后，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后，采用Mplus7．4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高职大学生负性情绪在心理灵活性与睡眠质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高职大学生睡眠质量负性情绪及心理灵活性得分比较
结果显示，女生睡眠质量得分高于男生，负性情绪及抑郁得分低于男生;大二学生的抑郁情绪高于大一;理工科类学生的经验性回避程度低于文史类学生，心理灵活性更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2睡眠质量与负性情绪及心理灵活性的相关分析
采用偏相关分析法，控制性别、年龄、年级、专业，分析睡眠质量、负性情绪与经验性回避之间的关系。睡眠质量与负性情绪总分及其维度、经验性回避呈正相关(r=0．38～0．48)，负性情绪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经验性回避呈正相关(r=0．55～0．69)(P值均＜0．01)。
2．3负性情绪在经验性回避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负性情绪在经验性回避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标为χ2=179．92，df=11，P＜0．01，CFI=0．97，TLI=0．94，RMSEA=0．10(90%CI=0．09～0．11，P＜0．01)，SRMR=0．03，各项拟合指标提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表明，经验性回避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Bootstrap95%CI分别为(0．05～0．19)(0．11～0．24)，中介效应大小为0．171(1．235×0．139)，占总效应的57．77%。表明经验性回避对睡眠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并且负性情绪在经验性回避影响睡眠质量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验性回避与睡眠质量存在正相关，表明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个体心理灵活性越低，睡眠质量越差。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5］。根据海斯提出的心理灵活性模型，心理灵活性过低者具有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脱离当下、概念化自我、价值不清和无效行为等心理僵化的表现［14］。心理灵活性过低者常对脑海中的某些思维与想法信以为真，忽略在真实世界的真实体验，易基于过去的痛苦或对未来的恐惧而采取控制与回避措施，被心理痛苦所吞噬而失去生活的意义与方向，因此所采取的控制与回避措施往往是无效的。具体表现在睡眠问题的发生与维持上，个体与睡眠有关的信念及期望的认知融合在此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经验性回避则促使睡眠问题者无法接纳睡眠问题及其带来的后果，总是试图采取措施去压抑、逃避或控制那些不利于入睡的个人体验(思维、情绪、行为等)，当个体沉迷于想方设法采取措施解决睡眠问题时，则失去了对当下的觉察与体验，忽略了对个人价值与生活方向的追求，睡眠问题者由此陷入睡眠问题不断恶化加重的恶性循环。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能够有意识地充分觉察当下的内在环境，带着开放与接纳的态度面对广泛的情绪与认知，能够接纳自身的睡眠问题症状及由此引发的后果，有意识地觉察相关的不合理信念、改变无效行为，从而减少由于睡眠不足而引发的次级唤醒。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负性情绪在心理灵活性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心理灵活性过低在直接影响睡眠质量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影响负性情绪，从而导致睡眠质量问题的维持与加重。张琳娜等［15－16］的研究均证实心理灵活性与焦虑、抑郁、压力感知等负性情绪关系密切。对于痛苦经历与情绪，接纳是改变的起点，对于思维和想法，认知解离是结束的终点，而心理灵活性过低者则不具备该能力，更容易沉浸于负性情绪中。根据睡眠干扰过程理论，过度情绪唤醒引起大脑神经元过度兴奋，从而干扰睡眠过程。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及心理灵活性模型理论，对于存在较大睡眠及负性情绪问题的高职大学生可采用心理灵活性干预方法进行调节，目前接纳承诺疗法是致力于提高个体心理灵活性的主要方法，将个体心理灵活性的提高作为干预的最终目标，通过接纳、认知解离、活在当下、以己为景、澄清价值和承诺行动6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来实现目标［17］。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能够保持与睡眠相关的想法与期望的灵活性，采取更为开放与接纳的态度面对自身的情绪及睡眠问题，不再盲目受过去经验或未来期望的驱使采取无效行为措施，睡眠问题的困扰及解决也不再被个体认为是生活的全部重心，而是基于真实体验的觉察之后，积极投身于价值追求之中。Aisling等［18］的研究也证实，接纳承诺疗法干预可有效提高慢性疼痛患者的心理灵活性，改善睡眠，心理灵活性提高与睡眠结果改善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接纳承诺疗法是基于接纳与正念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接纳与正念是其核心内容，也是提高心理灵活性的有效武器，因此，其他一切基于接纳与正念的心理干预方法或许也可以用于个体心理灵活性的训练与提高。另外，负性情绪在心理灵活性影响睡眠质量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睡眠问题者本人可以通过积极采取措施，如规律运动、社交活动等，来调节自身的负性情绪，从而达到改善睡眠的作用。
作者:陈盈 周海丽 胡茂荣 蒋南牧 单位: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医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