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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动机性访谈对改善孕产妇负性情绪的干预效果。方法筛选2019年1至6月承德某三甲医院收住院的焦虑和（或）抑郁的孕产妇104例，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对照组，每组52人；对照组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动机性访谈干预；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对两组孕产妇进行焦虑、抑郁水平评价。结果干预前，两组焦虑、抑郁评分均无显著差异（P>0.05）；干预后，干预组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且干预组、对照组在干预后，其焦虑、抑郁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结论动机性访谈可以缓解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促进身心健康，有临床推广意义。
关键词：动机性访谈；跨理论模型；孕产妇；焦虑；抑郁
0引言
妊娠和分娩虽然是育龄期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但受生理、心理、社会及家庭、性格及其他等因素的影响，孕产妇焦虑、抑郁水平显著增高[1]。有研究表明[2]，产前、产后焦虑、抑郁情绪通常有相关性，妊娠期焦虑、抑郁情绪会损害孕产妇及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夫妻关系、家庭和社会功能等，甚至对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因此，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来改善孕产妇的焦虑抑郁状态，成为广大护理工作者一个重要的任务。动机性访谈（MotivationalInterviewing，MI）是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帮助患者发现并克服自身矛盾心理，强调自身行为的改变动机。动机性访谈对患者行为改变的影响，主要借鉴了跨理论模型中行为改变这一理论[3]。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modelofchange，TTM）是将患者的个体行为划分为不同的改变阶段，从而提供相应的行为改变支持。将跨理论模型和动机性访谈相结合，前者为理解行为改变的过程提供了框架，而后者则为促进行为改变的过程提供了具体途径。动机性访谈在国外已被广泛应用，但国内相关研究仍较少，本研究将TTM与MI相结合，以有效改善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探索一种便于在临床推广应用的护理方法。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筛选2019年1至6月承德某三甲医院收住院的焦虑和（或）抑郁的孕产妇作为干预对象。纳入标准：①孕37周至42周且承德本地区居住满一年；②焦虑自评量表分值≧50分和（或）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分值>9分；③无精神病史及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者；④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精神、认知功能正常；⑤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依从性好，并能持续坚持者作为受试对象。排除标准：①服用抗焦虑、抑郁类药物者；②正在或以往接受过抗焦虑、抑郁心理干预者；③合并其它部位或躯体严重疾病者。本研究最终确定孕妇104例。采用SAS9.4统计软件生成随机数字，以1∶1的分配方式采用均衡随机化分组方式进行随机分组，将随机分组方案依次保存至采用顺序编号的不透明密封信封中。研究实施者依据信封顺序依次开启信封，根据信封内分组方式，将纳入的孕产妇分配至干预组或对照组,每组各52例。两组孕妇的平均年龄为（29.93±4.44）岁；孕周为（38.80±1.01）周；汉族54例，占51.92%，少数民族50例，占48.08%；独生女者22人，占21.15%，非独生女者82人，占78.85%；初产妇53人，占50.96%，经产妇51人，占49.04%；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13人，占12.50%，高中及中专17人，占16.35%，大专及本科65人，占62.50%，研究生及以上9人，占8.65%。两组孕妇在年龄、是否为独生女、产次、文化程度等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给予常规围生期护理，包括孕产妇产前、产时、产后知识宣教。
1.2.2干预组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予TTM及MI的干预。成立动机性访谈健康教育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两名产科医生、一名心理咨询师，三名产科护师及研究者本人。统一培训合格后，对孕产妇共进行4次一对一的访谈，每次时间在15~30min。第一次访谈：入院24h内，孕妇处于前意向阶段。本阶段干预重点在于与孕妇建立良好的关系，取得孕妇及家属的信任，倾听和理解孕妇，普及知识，帮助孕妇寻找和建立行为改变的内在动力。第二次访谈：产后24h内，产妇处于意向阶段。本阶段的产妇有负性情绪管理的意愿，并打算有所改变，通过了解产妇行为改变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结合使用MI帮助孕产妇分析并克服矛盾心理。第三次访谈：出院前一天，产妇处于准备阶段。干预重点为增强孕产妇负性情绪管理的意志，以及刺激孕产妇尽快行动。第四次访谈：出院后至产后42天，产妇处于行动阶段及保持阶段。此阶段应用电话、微信等方式，保持与患者的联系。该阶段要肯定产妇的努力，对产妇的消极情绪予以理解，强化其积极感受。而保持阶段的孕产妇已经掌握负性情绪管理的方法。干预重点为持续鼓励产妇自我管理，通过自己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坚持健康行为。
1.3观察指标
干预前、后即入组时及产后42天分别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价两组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水平。
1.3.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
该量表由Zung编制，共包含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分值越高示焦虑程度越严重。我国对此量表进行了修订，按照中国的常模的结果，SAS标准分为50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
1.3.2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
EPDS英文原版是由Cox等人编制，后由香港中文大学的Lee等翻译成中文版本。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按症状严重程度，从无到极重，赋值0~3分。推荐总分9分为筛选抑郁患者的临界值，12分为筛查严重抑郁的临界值。EPDS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
1.4统计分析
应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用配对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干预前，对照组和干预组SAS评分、EPD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SAS评分、EPDS评分均明显低于本组干预前，并且干预组干预后的SAS评分、EP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后（P<0.05）。见表1。
3讨论
焦虑、抑郁情绪是围生期女性十分常见的并发症，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也逐渐升高。国外研究报道显示，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但中低收入国家的孕产妇焦虑、抑郁的检出率相对较高[6]。在我国，各地区孕产妇焦虑、抑郁的检出率差异亦较大[4-5]。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如早产、低出生体质量等，甚至会影响到婴幼儿的认知发展、社会情感乃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为降低这种损害，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逐渐受到关注，为缓解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降低负性情绪在产前、产后带来的损害，相关学者[6-8]开始探索更多有效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结果显示通过干预可明显提高孕妇的自信与心理承受能力，从而缓解了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动机性访谈是由美国学者Miller于1983年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指导性干预措施，通过帮助患者认知和解决内心矛盾来激发其内在动机引发行为改变[9]。其在临床中最先应用于酒精成瘾患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后被学者逐渐应用于用药、自我行为管理、疾病预防等方面，成为临床中改变患者行为、心理的护理干预措施。国外学者将跨理论模型及动机性访谈应用于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后发现MI可以作为有效降低焦虑水平的干预措施[10]。国内将其应用于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11]、老年2型糖尿病抑郁管理[12]、冠心病术前患者负性情绪[13]、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孕妇负性情绪管理[14]等研究中，结果均显示TTM与MI可有效改善负性情绪，达到了降低焦虑、抑郁水平的效果。因此，本次研究将其应用于孕产妇人群，以有效缓解其负性情绪。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孕产妇干预后SAS及EPDS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动机性访谈可有效缓解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且对照组与干预组在接受常规护理及MI后，SAS及EP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分析其原因，对照组予常规护理，亦是在产前、产时及产后给予孕产妇全方位、专业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孕产妇焦虑、抑郁的情绪，此结果与陈慧香[1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干预组，体现动机性访谈干预措施的特点，以孕产妇为中心，充分的尊重孕产妇的心理感受。在改善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的过程，将其行为改变阶段，分为前意向期、意向期、准备期、行动期、维持期。根据孕产妇的心理特点，给予针对性的引导与干预。在前意向阶段，通过建立信任的关系，了解孕妇目前的困惑、对焦虑、抑郁情绪的认知等，引导孕妇客观阐述焦虑、抑郁情绪对自身或家庭带来的负性影响，从而激发孕产妇改善焦虑、抑郁情绪的潜在动力。与此同时，加强对家属的宣教，最大程度上给予孕妇支持；在意向阶段，产妇通常已有负性情绪管理的意愿，并打算有所改变，但没有明确的计划。此阶段帮助产妇分析并克服矛盾的心理，使其意识到情绪管理是对母婴健康应承担的责任，强调改善焦虑、抑郁情绪的重要性，并指导产妇调整负性情绪，可以采取交流、音乐、瑜伽、运动等方法，保持良好的情绪；准备阶段中，则增强孕产妇负性情绪管理的意志，以及刺激孕产妇尽快行动；最后在行动及保持阶段，采用微信的形式，做好延续的护理干预，并起到督导作用，与孕产妇保持联系。此期间，应及时评价孕产妇行为改变的进展，肯定及鼓励其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进步，通过持续的激励作用，使其达到改善负性情绪，并保持动机性访谈的效果。综上所述，常规孕期护理、常规孕期护理联合MI均能缓解孕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但联合MI的干预效果更明显。同时，MI的方法便于临床医护人员掌握及应用，可以作为缓解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的护理干预方法在临床推广应用。但本次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尚未考察MI对孕妇的长期影响，应做好追踪调查。
作者:王耐 田建丽 单位:承德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