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美学论文范例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我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下，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开放后，国外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开始影响中国，这促使国内学术界从科学、理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当代学者从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化、美学等不同领域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该文对此进行梳理回眸，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基础。

关键词：建筑；风水；文化；学术史

风水是依据向阳、风向、交通等条件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从而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统一的学问。其范围涵盖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哲学和美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风水文化是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按某种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风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与建筑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环境的最理想状态。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规划、人居环境等方面对中国乃至汉文化圈的其他东亚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深深植根于社会民俗之中。

1当代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概览

自近代列强叩关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加之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对各种传统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学全盘替代本土学术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大多把风水乃至中医等传统文化视为“迷信”“巫术”，完全无视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学、景观学和规划学中特有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工业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渐明显，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引起了发达国家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随着量子物理、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开始由近代的机械宇宙观向强调宇宙整体性、联系性的有机自然观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科学观的相通之处引起了物理学家玻尔、卡普拉等学者的重视[1]。中国传统风水文化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文化也开始被一些欧美学者所关注，尹弘基的《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1976）[2]、利蒲的《中国地理学》（1979）、米切尔的《大地精神》（1975）、罗斯贝奇的《风水：中国的布置艺术》（1984）、斯肯尔的《风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国内学术界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欧美日韩等国研究风水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这些国内外因素促使我国学者重新审视风水在传统建筑文化中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学的于希贤教授、东南大学的研究生何晓欣等学者首开先河，他们从建筑、历史、地理、生态环保等不同侧面对风水文化进行了初步探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渐趋成熟，分学科的细致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同时展开。1990年于希贤先生从地理学视角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科学的探究[2]。1994年韩增禄先生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东华门特殊门钉数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时出于风水学择吉避凶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风水理论研究》出版，其学术成果几乎遍及了后来风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学科。1995年何晓欣、罗隽的《风水史》也从历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个维度对风水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研究。本世纪的头十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将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与之相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也一波胜过一波，由此引发了全民的“风水热”，与建筑风水文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风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学科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化细化外，还出现了比早期探索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甚至出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的趋势。于希贤先生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和《现代住宅风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由于风水学的“过热”，一些完全从市场功利出发迎合民众迷信心理的作品将风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热日趋降温，建筑风水文化的研究回归科学和理性的学术性探索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学和风水的著名专家响应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除肯定建筑风水文化的经济价值外，又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不同领域对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学术探讨。于希贤先生在《风水的核心价值观》（2016）一文中认为传承城市文脉，建设有中国个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风水的核心价值观，而《周易》则是风水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5]。唐明邦教授在《风水文化的久远魅力和当今价值》（2016）一文中指出风水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不但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更能产生促进社区安定、工作顺利、人际和谐的社会效益[6]。易学专家胡焱照在其论文《易学风水文化与生态文明》（2016）中，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动作为这三个易学风水文化视角，分别阐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7]。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水文化包罗万象，涉及到当今诸多学科领域，以下试从哲学内涵、科学原理、历史文化、建筑美学四个不同维度对国内建筑风水文化研究的当代学术史作一番梳理和总结。

2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展开了对建筑风水文化哲学内涵的探索。王复昆认为“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哲学范畴构成了风水理论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这一风水理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了传统风水学难以彻底排除迷信的思维局限性[8]89-105。韩增禄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中国建筑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把传统建筑风水文化的哲学内涵归纳为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崇尚和谐、趋吉避凶、唯变所适五个方面，并列举了不少典型实例予以佐证[9]。于希贤在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人居环境与风水》中，从中西学术系统比较的视域，指出风水的理论基础包括易经、五行生克、天人感应、建筑规划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统有机循环观”等多方面的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10]。中国传统建筑风水文化也如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皆是如此。风水中的阴阳观念包含着对立统一思想的萌芽，五行与天人合一观念体现了一种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朴素辩证思维。与局限于传统话语和思维范式的古代学者议论风水不同，我国当代学者已深受唯物辩证法的熏陶，他们敏锐地发现了传统风水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并以现代哲学话语予以新的阐释和充分肯定。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在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客观差距，以及在历史传承中流派演变带来的牵强附会，使得传统风水文化在蕴含合理性内核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层迷信的外衣。

摘要：优秀的封面设计犹如锦上添花，既能体现书的内容与性质，又能带来完美的视觉体验。而镂空元素的运用能营造书籍整体造型的空间层次感，引导观者的视觉焦点，激发想象力与阅读兴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书籍封面的表现语言更为丰富。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镂空艺术的表现力，对镂空的图案进行创新与运用，使之与书籍封面巧妙结合，为书籍装帧设计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书籍封面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镂空；书籍封面设计；审美

封面是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称为“书衣”，在书籍的整体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浏览书籍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封面的设计构思。作为实用的装饰艺术，封面的设计形式、格调与美学品位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封面也是书籍内容的精华凝练，更是书籍精神意蕴的形式化体现。因此，充分了解书稿的风格与内涵，合理开发新的封面设计形式，做到构思新颖独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设计的最终目的。随着近年来镂空艺术在各类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其独特的立意风格能为现代设计带来独特的审美形式。不断挖掘传统韵味，反映时代精神，从而折射出设计者对美学意识的感悟及对形式美的追求与创新。

1镂空的表现手法

书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须服从此书的精神内涵与装帧的整体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与书籍内容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读者审美要求，具有时代感的封面设计。镂空是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的花纹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体空间内进行挖透的一种艺术手法。传统民间工艺剪纸就是比较常见的镂空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洋溢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书籍封面中的镂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镂空为主，不同于整体镂空，局部镂空仅限于单个页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细节表现。在局限的封面上进行镂空设计，除了位置、形态与大小，镂空部位与封面上的图形、文字的结合以及与周围页面的关系均需考虑，设计师应根据书籍封面的材质特性，有意识地对镂空形态进行调整。若镂空面积过大，可能会破坏封面的整体效果，也不易于存储。此外，镂空线条交接处的处理也需注意，可将原本复杂的形状简化，或放大镂空形态之间的链接处。根据镂空形态、位置、大小的不同，观者更容易从视觉、触觉上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意图，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随着激光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引入，这门技艺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镂空形态变得愈加多样化与精致，也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镂空的审美趣味

2.1体现传统韵味，丰富视觉语言

摘要：优秀的封面设计犹如锦上添花，既能体现书的内容与性质，又能带来完美的视觉体验。而镂空元素的运用能营造书籍整体造型的空间层次感，引导观者的视觉焦点，激发想象力与阅读兴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书籍封面的表现语言更为丰富。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镂空艺术的表现力，对镂空的图案进行创新与运用，使之与书籍封面巧妙结合，为书籍装帧设计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书籍封面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镂空；书籍封面设计；审美

封面是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称为“书衣”，在书籍的整体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浏览书籍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封面的设计构思。作为实用的装饰艺术，封面的设计形式、格调与美学品位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封面也是书籍内容的精华凝练，更是书籍精神意蕴的形式化体现。因此，充分了解书稿的风格与内涵，合理开发新的封面设计形式，做到构思新颖独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设计的最终目的。随着近年来镂空艺术在各类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其独特的立意风格能为现代设计带来独特的审美形式。不断挖掘传统韵味，反映时代精神，从而折射出设计者对美学意识的感悟及对形式美的追求与创新。

1镂空的表现手法

书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须服从此书的精神内涵与装帧的整体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与书籍内容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读者审美要求，具有时代感的封面设计。镂空是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的花纹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体空间内进行挖透的一种艺术手法。传统民间工艺剪纸就是比较常见的镂空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洋溢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书籍封面中的镂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镂空为主，不同于整体镂空，局部镂空仅限于单个页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细节表现。在局限的封面上进行镂空设计，除了位置、形态与大小，镂空部位与封面上的图形、文字的结合以及与周围页面的关系均需考虑，设计师应根据书籍封面的材质特性，有意识地对镂空形态进行调整。若镂空面积过大，可能会破坏封面的整体效果，也不易于存储。此外，镂空线条交接处的处理也需注意，可将原本复杂的形状简化，或放大镂空形态之间的链接处。根据镂空形态、位置、大小的不同，观者更容易从视觉、触觉上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意图，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随着激光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引入，这门技艺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镂空形态变得愈加多样化与精致，也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镂空的审美趣味

2.1体现传统韵味，丰富视觉语言

摘要：以中国知网中2003～2019年间的核心期刊《中国园林》文献记录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中国园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中国园林》期刊的研究热点从最初的“空间”“生态”“景观”等向“乡村”“工业废弃地”“绿色空间”“生态智慧”等主题展开，并赋予了园林更多的人文和科技，通过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交汇融合，借助“地理设计”这一概念能够更好地形成景观格局。

关键词：中国园林；热点；Citespace；可视化

中国园林跨越了几千年发展历程，承载着人类通过风水、风土和风情对园林的思索和实践、依赖与信仰。从古代诗人的“诗意栖居”到现代社会的“花园城市”，园林已成为人们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刘滨谊在《学科质性分析与发展体系建构———新时期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与教育发展思考》一文中提到守住自然是风景园林学科的“底线”；为生态文明预测愿景、提出梦想、确定目标是风景园林学科的“担当”；协调多学科专业，保护人居环境是风景园林学科的“角色”[1]。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园林城市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而其相关学科（园林生态学等）也日益受到重视[2]。文献计量学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定量分析科技文献外部表征，进而揭示学术研究活动特征，已广泛地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探索中[3~4]。随着园林相关研究主题的深化和内容的丰富，学者们对研究领域易依赖自身经验，产生认知偏差，不能客观公正地深入剖析相关主题和内容。针对此问题，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能够较好地通过文本数据方式，用可视化图谱展现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进程。顾至欣等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国内关于苏州古典园林为主题的1154篇文献，发现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遗产保护与管理、园林史与园林比较、园林文化与特色、园林意境与审美等，其研究趋势的关键词是“融合”“溯源”和“深化”[5]。王艳婷等也采用该方法可视化分析西蜀园林的研究状况，结果发现园林历史与发展、园林美学与意境、园林文化与特性、造园要素与景观和旅游开发是其主要研究主题，“追根”“交融”和“升华”是研究趋势的根本[6]。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核心期刊《中国园林》2003～2019年间的文献记录，为学者梳理研究概况、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中国园林》作为在国内外发行的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的综合性、理论性核心期刊，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学科前沿，主要刊登风景园林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论文等内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来源《中国园林》的相关期刊论文，数据采集时间为2003～2019年，并清理无关数据如“刊首语”等导出“Refworks”文献格式，除重（RemoveDuplicates）导入的数据得到4719条文献记录。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中国园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热点及趋势。

2结果分析

2.1期刊引文分析。期刊引文是文献的重要组成，分析期刊的引文有助于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文献受关注程度和价值的体现则可从引文频次看出。研究结果表明，引用频次最高的为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林箐和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合作在2005年发表的“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一文，被引频次达到896次。该文从地域特征与历史园林、地域特征与现代风景园林和突出地域特征的设计实践3个方面，阐述了地域特征对园林风格的形成和规划设计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不仅可以将天然山水风景作为参考对象，还可以将更广阔的自然（田园和国土）作为对象形成设计语言[7]。同济大学王云才的“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被引频次为781次，系统探讨了乡村景观、乡村景观规划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乡村景观意象、景观功能区、人类聚居环境等乡村景观规划核心[8]。该文献的高被引次数也印证了我国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传统制造业在城市中遗留的具有较大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工业废弃地也被提上议程，针对这一棘手难题，王向荣等通过“生态”“艺术”和“后现代”的景观设计思想提出整体保留、部分保留和构件保留3种方式设计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施[9]。

摘要：我国现代音乐美学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当前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逐渐的应用到其他的文化领域中。随着音乐美学的发展，使得声乐以及音乐演唱的艺术形式更加丰富，音乐作品与生活更加贴近，能够更好的满足大众的审美情趣，使音乐作品能够服务于生活。本文主要对现代音乐美学对声乐表演艺术的启示进行分析。

关键词：现代音乐美学;声乐表演艺术;启示

音乐美学指的不仅是以音乐作品为载体的音乐内容进行展示，同时也是从音乐意义的表达方面以及作品的内涵方面对音乐作品艺术的再次创作，进而使音乐作品获得新的活力。“现代音乐美学，是音乐美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并且是构成音乐美学完整性的不可缺少部分”[1]。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音乐美学方面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透彻，而且获得丰富的收获。当前随着音乐美学艺术的发展，音乐美学对音乐的影响力也更大，特别是声乐表演方面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提升人们的审美能力，同时也促进音乐艺术在我国的发展。

一、音乐、音乐美学

随着人们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提升，审美水平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同时对音乐表演和演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音乐的表演者在音乐演绎的过程中，要融入自身的想法以及灵魂。而这种表演方式用语言描述比较简单，但是对于表演者具体的表演来说却存在很大的难度。表演者必须要具有扎实的音乐基础，良好的音乐素养和对音乐表演的独特见解，因此表演者作为音乐表演的桥梁，需要将音乐和表演进行有效的结合。演唱者在音乐表达以及自身情感的抒发中可以通过唱歌以及演奏乐器的方式进行，音乐表演可以看作是音乐作品创造以及欣赏间的桥梁，而由于音乐表演者以及听众对音乐的理解和看法存在差异性，这也导致当前音乐界的精彩纷呈。总之，音乐表演中不同形式都可以划分为音乐美学中的一部分，同时音乐表演是音乐效果传达的形式和载体。

二、声乐表演中美学应用的原则和特征

（一）音乐美学在声乐表演中应用的原则

摘要：

为什么西方的许多建筑大师都是经典产品的设计师呢？例子屡见不鲜，本文就是研究做好环境艺术设计是否会对产品设计有启发。

关键词：

产品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国内外许多有名的产品设计大师同时也是建筑大师，而国外的建筑师也同样是室内设计师，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专业，却神奇的在历史当中融合到了一起，有颇多让人不解之处，本文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两个专业之间的关系。

要说建筑设计，那其历史追根溯源就要说到很远了，但是要是说产品设计，我们的历史就可以推进到工业革命开始时算起了。最早刚开始兴起工业革命的时候，社会上是有两种声音的，一种声音认为美学在工业设计中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对传统手工业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大批量的工业生产取代了他们的生计，产品的实用价值在当时社会来讲是要高于产品的艺术审美的。就像当时美国的工程师柯本，他在一篇题为《机车工程与铁路机械化》的论文中，表明了一种毫不含糊的实用主义，“商业上的成功是工程的主要目标,因此不必虑及与此无关的因素。”他藐视美学的作用，坚持任何一位渴望成为工程师的人都不应鼓励在纯粹机械的形式和比例上玩弄花哨，而应专注于最佳的机械方式，使得任何既定的目的得以实现。我认为他的观念是偏执的，是目光短浅的，工业刚开始兴起，人们的生活要求和经济水平都不能达到一定高度，对产品的需求自然只是停留在功能满足一切得高度上，但当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人类必定不会再满足于纯粹的功能；而另外一种声音，则是认为应该正视艺术与工业的关系，就像德国的建筑师、艺术评论家戈特弗里德•散帕尔，他在1852年出版的《科学、工业与艺术》中提出：新艺术应建立在接受和采用机械化的基础上。所以当时发明的蒸汽机的框架上就应用了古典柱式——塔斯干柱式作为装饰，这也是最早将建筑装饰元素应用到产品中的例子，可见那时建筑和产品之间就有了联系。后来，随着时展，又出现了很多顺应时展变迁的优秀产品设计师，他们的身份都不单单只是产品设计师而已，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建筑大师，例如密斯•凡德罗，说他是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也不为过，他设计的巴塞罗那椅至今仍是经典并有销售，他少即是多的理念更是很多著名产品设计大师所信奉追随的理念，DieterRams就是其中一位，还有后来的乌尔姆布劳恩等。DieterRams是德国现代主义之父，拉姆斯曾经阐述他的设计理念是“少，却更好”，他与他的设计团队为百灵设计出许多经典产品，包括著名的留声机SK-4，素有“白雪公主之棺”之昵称，和高品质的D系列幻灯片投影机D45、D46。他也为家具制造商Vits?设计606万用置物柜系统（1960年）而闻名。他的许多设计，诸如咖啡机、计算机、收音机、视听设备、家电产品与办公产品，都成为世界各地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像与密斯•凡德罗齐名的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他设计的工业产品如真皮沙发、躺椅、扶手工艺椅、咖啡桌与LC7椅等，至今也是极其经典的家具产品。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是第一代现代建筑经典大师，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教育家，他在1923年为包豪斯校长办公室设计的一件扶手椅，也是当时的经典产品。什么是好的产品设计？好的产品设计就是能抵制得了时间的推敲，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能适应时代市场，这其实也是产品设计的生态观，不用更新换代的产品自然能够节约成本，节约资源。而这些产品都是建筑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呢。其实，不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还是产品设计，都是跟艺术分不开的，只要人类的艺术理念一样，那么他们就是共通的，就会使拥有同样艺术观念的人之间产生共鸣，因此无论是环境艺术设计还是产品设计，肯定也是互通的，当环境艺术设计没有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优秀的产品设计理念上找灵感，当产品设计没有灵感时我们可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找观念。有时往往用这种方法可以找到更好的创意创新，找到仅限于单一专业时找不到的好理念，这也是为什么建筑大师设计的家具产品能经典流传的原因了。

设计也不是艺术人所独有的，是涉足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而工业产品设计指的是把设计导入到工业产品学科之中，建筑设计则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与格局。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环境艺术设计，设计的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设计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业产品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都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经济与文明更好更快的发展，非常时期甚至能帮助国家走出经济的萧条局面，例如德国的魏玛包豪斯学院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当时德国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峙”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的提出，带动了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工业产品设计同时具备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其科学性来自于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还来自于先关学科的研究，如人体工程学；艺术性则来源于共通的艺术审美高度，不但与环境艺术设计共通，甚至可能与音乐和纯美术共通，不论是什么专业什么设计，他们在艺术一点上都是一样的理念，同一时代采用的更都是出自时代产物下的艺术理论；实用性更是体现在所有设计之中，不论什么设计，第一服从都是功能性与实用性。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的需求产生了。设计的多样性主要来自对人们需求的探索，需求在不断推动设计领域向前发展，影响和制约设计领域的内容和方式。发现人们的需求却也是设计师的主要思维方向，新产品、新建筑形式装饰形式的出现，大多数是从需求角度发现的。设计由简单实用的生活化到除实用之外蕴含有各种精神文化因素的人性化走向，正是美国行为科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从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逐级上升的反映，无论是在产品上还是在环境设计上，他们都是在生活化的基础上注入人性化元素，都是人类需要的自身特点对设计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产品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为什么共同的原因了。

作者：王光和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胡适对现实主义的偏爱是与关注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分不开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他的潜移默化之外，还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着直接的联系：杜威的兴趣逐渐集中到周围的社会问题上来，他对改善贫民的命运、增加他们进取机会的计划特别感兴趣。他的哲学也越来越集中讨论社会重建问题。……他宣称，哲学家应像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问题，哲学家得到的结论，不论看上去是多么颠扑不破，都决不能认为是最终的或永恒的。此外，杜威认为哲学最伟大的贡献，不在于用抽象感念进行思辨，而在于处理人的社会冲突，尤其是那些在科学、民主和工业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冲突。[1]193-194杜威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一门实用的科学，把它同改善贫民的命运、增加就业和社会重建联系在了一起，是改善民生的工具。他还进一步发挥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认为美术（泛指文学艺术）与哲学、科学技术一样都是属于实用的事情，要反映现实，揭示社会矛盾，解决具体的现实的问题。杜威的美学思想与20世纪初美国工业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美国社会一方面是物质和经济的大发展，同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以及人性的异化。人变成了金钱和机器的奴隶，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和恐惧，工作中没有快乐，生活的意义无处追寻。同样，艺术也随着开始异化。为了抗拒艺术的商品化、技术化，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主义，从而使艺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越来越远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土壤，它钻进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由此美也被认为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似乎在生活中人们是找不到美的体验的。精致的抑或高雅的艺术成了权贵的独享和身份的标识，平民百姓为了消解和释放工作中的压抑恐惧，只能去寻找廉价的、低俗的东西，以获得暂时的刺激和麻痹。在杜威看来，在现代工业时代，艺术提供给人们的满足越来越少，人民对艺术的厌恶也就开始滋长和蔓延。我们说，杜威的美学思想正是来源于对这样一种社会、人的状况的关注和反思。为了实现社会的变革，帮助人们摆脱精神的失控，寻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他在改造传统二元论美学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经验”为核心，“艺术即经验”为基本命题的美学体系，力图“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回到对普通或平常的东西的经验，发现这些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2]45-46。

一、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美学观念的影响，胡适强调文学就是“生活”，强化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工具意识，认为“有意识地进行的美术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质”，“美术和工业技术都属于实用方面的事情”，杜威反对这样的文艺观念：“因为礼仪的、文学的和诗歌的艺术跟工业的和科学的艺术有着十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后果，所以就远不像当代一些学说所假定的那样，说他们丝毫也没有成为工具的力量，或者说，在对它们的欣赏性的知觉中并不包含有它们具有工具行动的这一种感知。”[3]227-249杜威的工具意识十分强调关注社会与现实。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中对民主、民生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成为其区别与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问题剧”、“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理性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哲学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增强了文学对反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感。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是“生活”，是现实的生活，重在求真、求实和实践性，富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杜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杜威之所以对于‘人的问题’（theproblemsofman）特别关注，关注眼前那个令人沮丧的、缺少正义、完全混乱的社会，能够对自己的学说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纯粹抽象、含糊其词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爱丽丝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对于杜威的良好影响。杜威思想的魅力也正是来源于这种美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切实关注和令人鼓舞的信仰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4]56。在杜威看来，艺术的功能不仅仅是去批评现实而且也要改变现实，后者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

他认为，如果艺术继续是一个封闭的领域，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因此杜威建议，“艺术应当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来，成为富有建设性的向导、榜样和动力，而不仅仅是某种想入非非的装饰或逃避现实的处所”。杜威试图“剥掉艺术身上那种以超越性的权威为伪装的独裁气氛，使之焕发出一种脚踏实地的、民主的光彩，从而提升人的生活，丰富人的交流，也因此建立起新的艺术理论，使之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部分”[4]108。杜威坚定地认为，文艺来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东西。文艺只是人的经验的一个样式。因此，杜威的美学与建立在所谓美术基础上的、对艺术产品顶礼膜拜的美学有着极大差别，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关注现实人生的特点。杜威的实验主义之于胡适人生、政治和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观念层面，也表现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技术层面。胡适对他的导师的哲学精髓也是心领神会的：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HowToThink）和《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inExperimentalLogic）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出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为然，即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也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堪当创造的智力（creativeintelligence）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像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5]18可以这样认为，杜威是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艺术（包括文学）界定为实用主义经验的理论家。这种界定看似不够准确和明晰，但却是一个虽然宽泛但很贴切的界定。而对胡适来说，杜威美学观念中的平民色彩及关注社会改造的特点与中国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也正因为此，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念的胡适与杜威哲学一拍即合，并被其深深吸引。胡适自己也多次提到，杜绝思想的影响涉及到自己思想的各个方面，对自己“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5]264。胡适接受和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除了五四时期启蒙的需要，也跟他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甚至家学渊源有着一定的联系。实际上，杜威的实用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与儒家的“通经致用”、“知行合一”等观念很为相似，而正是胡适的“中国化”的解释，迎合和满足了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五四知识分子们的实用心理，再加上时势等其它方面的因素，使得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接受顺理成章，成为了非常犀利的重要的反封建武器。#p#分页标题#e#

二、胡适主张和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与创作态度也与杜威的经验主义文艺观念有一定的关系。胡适特别重视传记，这是文学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一种体裁。胡适坦白，他终究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在写传记时，往往“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不过，他觉得这样更为真实，因为“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5]28-29。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真实”和“经验”或“体验”的必然联系，“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1918年4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在谈到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说：“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丝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6]53-541921年1月他又在《梦与诗》（收录在《尝试集》）的自跋里阐释了经验与诗歌的关系：“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需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做底子的诗。北京一位新诗人说‘棒子面一根一根的望嘴里送’，上海一位诗学大家说‘昨日蚕一眠，今日蚕二眠，明日蚕三眠，蚕眠人不眠！’吃面养蚕何尝不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但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连吃面养蚕都不配说———何况做诗？”[7]166胡适在这里如此强调“经验”，其中渗透了杜威的经验美学观念。“经验”是杜威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杜威认为可以简单地把“经验”理解为“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因此而承担的后果的全部（allourdoingsandsufferings），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经验’就是我们生活的过程（thelivingpro－cess），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悟，构成了我们经验的所有内容”[4]85。杜威的“经验”观念是对英国经验派的继承，但涵盖面要远丰富于后者，它不仅包括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的感官经验，还涉及了很多的社会学内容。杜威还主张“，经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需要进行学究式的烦琐解释。说“经验即艺术”，并不是说“经验就是艺术”，而是强调艺术的经验性质，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经验与艺术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胡适认为，如果没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就不能成为文学家，也是在强调文学的经验性质，正如胡适的《梦与诗》（见《尝试集》）中所写：“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语言，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7]166而前述在反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时，胡适也是用“经验”一词来批判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杜威把经验等同于我们生活的不断的过程，并不是把问题简单化，而是要说明：关注人的经验，才是真正的关注人生。杜威的经验艺术观，还具有平民的色彩，因为他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高雅的、通俗的，无论价值有多大，其根源都永远来自于人的经验，而不是人生经验之外的某种神秘之物。他批评传统美学那种为“美”寻找某种虚无缥缈的根据的做法，努力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性，让艺术走向普通人，让艺术平民化。

杜威也对“有意”的浪漫主义有些反感，“在所谓浪漫主义的艺术中，这种超越于圆满终结限度以外而发生作用的倾向感太过分了，对不现实的可能性的一种生动的感知附着在上面”，“任何具有特别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激起所提示的可能性不仅仅超过了实际的现实，而且超过了任何经验中能有效地达到的范围。就这一点来讲，有意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乃是任意做作的，因而也就不成其为艺术”[3]240。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胡适1921年7月在约见沈雁冰、郑振铎的谈话中就劝他们要慎重，不要在《小说月报》中滥收西方浪漫主义作品。胡适认为，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必须有经验作底子。他明确提醒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胡适还认为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存在，是因为它经过了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8]。沈雁冰当时主持《小说月报》，正大力提倡新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的口号当时是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混合在一起的。沈雁冰接受胡适的建议、批评，立即转向介绍、倡扬自然主义，希望新文学能够从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过渡走向现实主义。

三、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成美国的“道统”。胡适留学美国多年，深受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从托马斯•潘恩《呼唤爱国者》到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到乔治•华盛顿的《告别词》、到亚伯拉罕•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伍德罗•威尔逊的《要求国会对德宣战》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论四大自由》，其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由主义。美国的宪法中也赫然标举人权、自由和幸福三面旗帜。

一、引言

作者自称语作为学术语篇互动元话语的一个重要子项，是作者表达研究立场和态度时高频使用的元话语资源，关系到作者主体性身份的显现程度。作者自称语之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中外学术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彭芹［1］等对比了中外岩土类期刊英文摘要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发现国内期刊鲜见使用第一人称，提醒相关学科的学者和编辑予以重视。李民［2］等考察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学术论文中对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的异同，得出前者多用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凸显团体属性、后者多用单数形式强调研究独特性和新颖性的结论。高霞［3］基于可比语料库研究发现中外学者间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差异显著，但差异倾向并不一致。相比之下，作者自称语作为一个整体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跨学科语言差异正逐渐成为学术英语研究的新热点［4］。经济学学科论文摘要是否呈现相似的特点？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的使用情况，探索并阐释其共性与差异。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和对索引行的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分别使用哪些自称语？频数是否有差异？2．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有何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

二、语料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自建两个小型英文语料库：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CNC）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语料库（简称USC）。前者语料选自国内经济学顶级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后者语料摘自美国经济学顶级期刊AmericanEconomicReview。为了保证较好的可比性，两个语料库只收录上述两个期刊同一时段（2018年）的摘要文本，且均由随机抽样的50篇英文摘要组成。语料库的库容方面，CNC为15092词，USC是6502词，可见平均篇幅上，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远超美国，高达2．3倍之多。有鉴于此，统计节点词频数的时候，本研究不但报告其观察频数，也列出每万词中出现比率的标准化频数，以保证可比性。使用Antconc软件，分别在两个语料库中检索各类作者自称语：第一人称复数词“we、us、our”、第一人称单数词“I、me、my”、第三人称词“theauthor（s）”、物称词“this／thestudy／research／paper”。对于作者自称语缺省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检索被动语态，其次通过人工方式识别语义上省略“bytheauthor（s）”的索引行。各类自称语的频次数据绘制成表，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通过观察索引行进行分析、解读。

三、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分布

表1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作者自称语的种类与频数。从中可以看出，就自称语总数而言，CNC语料库的观察频数高于USC，但是标准化频数呈现迥异的结果，中国经济学期刊中的作者自称语总数显著少于美国（153．1：259．9）。作者自称语是构建作者身份的重要手段，而中国作者缺乏对其充分的利用。另外，从表1亦可直观发现三个基本特点：1．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主要使用物称型作者自称语（如“本文”“本研究”），而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则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代词（如We／I等）；2．第三人称代词（如“笔者／theauthor（s）”）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未出现；3．在作者自称语“缺省”方面，中美期刊摘要差异显著，标准化频次比为29．8：4．6，中国远高于美国（近6．5倍）。中国作者之所以衷情于“本研究”这种物称型自称语，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物称符合学术语篇要求的公正、客观和严谨，也符合国内期刊论文摘要写作规范。美国同行广泛使用第一人称自称语，则源于第一人称具有直接高效和行文流畅的优势，有助于简明扼要地阐述原作的内容。另外，中国学界倾向于认为第一人称显得主观，影响学术结论的客观性，而美国学者相信第一人称不仅不妨碍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而更有利于作者推销自己的成果和观点，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得到编辑、同行和读者的认可，增加自己论文被同行检索、下载和引用的机会。此外，美国作者将论文视为辩论性语篇，需要双向的互动、参与和介入，因而在众多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最具吸引力。第三人称是“折衷”性的作者自称语，既无第一人称的“高调”也无物称的“低调”，理论上比较符合中国学者的心理，而语料库数据证实第三人称不仅被美国作者遗弃，也未得到中国作者的青睐。作者自称语的缺省是依靠被动语义结构来实现的，如例1。被动结构的优点是简洁明了，丰富句式，结构紧凑，信息密集，便于体现学术语篇的客观性。但是，过度使用会造成摘要行文单一，句子变得冗长且缺乏活力，影响文字经济性和可阅读性，如例2，为了缺省作者隐藏身份而强行使用被动语态，反而造成句子头重脚轻，伤害了摘要的可读性。而且，频繁地以“去人称化”的方式隐匿作者会形成“冷冰冰”的印象，导致摘要缺乏“人情味”，削弱吸引力，影响论文在学术话语社区的宣传和推销。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对被动语义结构的滥用和误用，非但不会增强学术语篇的客观性和严谨度，反而违背了在学科同行中推介自己研究成果的初衷。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自称语以物称为主（占57．1％），辅以第一人称复数自称语（占23．4％）和缺省自称语（占19．5％）；在美国方面，作者自称语中，第一人称占绝对统治地位（89．9％），其中以复数为主，亦不乏单数。特别指出的是，第一人称虽然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使用，但是频次差异显著（248：21．5），美国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未出现第一人称单数自称语，而在美国方面，第一人称单数的频次甚至高于物称（21．5：18．5）。不同的作者自称语在学术语篇中具有相异的特征和效果。第一人称自称语体现作者敢于彰显自己的权威和自信，勇于凸显自身学术贡献，不回避自身的学术责任；其中，第一人称复数能体现较强的作者参与度和贡献度，第一人称单数更是展示作者权威和信度最强有力的标志语。在凸显作者的角色和地位方面，第三人称效果稍逊于第一人称。物称即非人称或以抽象实体指称，如“本文”“本研究”，其本质是隐藏作者身份，意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借助被动句式形成的作者自称语缺省情况，其实质是使作者回避，让作者彻底隐身，以期获得研究客观性的认同。也就是说，表1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多被隐藏，甚至彻底隐身，但是通过少量的第一人称复数得到一定的“曝光”，却未曾通过第一人称单数得到强烈的凸显；而在美国经济学期刊摘要中，作者身份得到充分的“曝光”，甚至被强烈地凸显。这种巨大差异可能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中庸之道，个人不喜欢出头、冒尖，惯于隐藏身份，一般不高调宣示个人贡献，而西方文化奉行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身份高于群体身份，强调个体，重视个体独立性、个体责任。因而，相比中国，西方学者在学术语篇中更勇于用第一人称表明自身立场、态度、自信和权威，强调自己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责任。这一点在中美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次差异上得到充分的印证。表1显示，第一人称复数在中美经济学期刊摘要作者自称语中均有出现，起到了凸显作者身份的作用。然而，其所体现的作者角色是否有差异？本研究继而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考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