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管理范例

摘要：我国正在逐步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为了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使政府投入的公共资源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管理会计应运而生。基于行政事业单位非盈利的特殊性质，其维持运转的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或上级单位提供，缺乏市场竞争，单位对实行管理会计的内生动力不强，本文以公共价值为发点，从政府作用角度，深入分析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必要性、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并据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希望能促进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得到应用。

关键词：公共价值；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与哈佛大学MarkMoore教授（1995）提出的公共价值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公共价值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结合。广义的公共价值是价值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是指客体能满足不同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它蕴含在公共部门提供给公众消费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狭义上的公共价值则体现为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的公共政策而投入一定的政府资产所产生的公共绩效。如何准确、高效地确认、计量、评估和报告公共资源投入产生的公共价值，通过合理分配、使用公共资源使其产生的公共价值达到最大化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课题。管理会计是以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为目标，通过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采集、归纳和处理单位各项财务资料信息，参与单位一系列管理活动，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决策材料，帮助领导做出科学决策，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1］

一、行政事业单位应用管理会计的必要性

管理会计作为会计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融合了现代管理科学与会计的知识，通过参与单位管理决策、规划制定、内部控制、绩效考核和评价，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未来，为企事业单位做出科学可行的经营决策提供。传统的政府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为政府预算管理服务，主要为预算执行提供会计核算、信息报告和内部监督等，反映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会计。而政府管理会计则主要服务于单位内部管理需要，以业财融合为基础，利用管理会计相关的工具方法，辅助管理者科学决策，改善单位内部管理，创造公共价值。在全面实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背景下，政府会计的功能，也由简单地记账、算账和报账，提升到分析过去，控制现在和谋划未来的高度，实现从关注预算支出的合法合规性向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转变，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公共价值的创造。［2］另外，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人工智能的诞生，财务人员面临着部分传统的会计核算工作逐渐被机器人所替代的挑战，这也促使财务人员向管理者、决策参与者转变，政府会计也由原来简单的反映职能向管理能拓展。因此以业财融合为基础，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实现管理会计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战略管理、预决算管理、绩效管理、成本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对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事业单位对“公共价值”理念缺少足够认识

摘要：

针对目前存在的政府采购的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政府采购环节复杂以及采购周期冗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把绩效评估体系纳入到政府采购管理中，这不仅可以带来评估主体多元化，社会和公众积极参与，评估活动会更加开放，采购操作规范化，采购信息更加透明等一系列的优点，而且可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公共价值；政府采购；采购形式；绩效管理

一、引言

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提高了采购管理部门的管理效能，增进了公众对政府管理尤其是政府采购工作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良性运行。但是随着政府采购不断发展，绩效管理的应然作用并未得到全面发挥。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绩效评估体系，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估标准和制度保障，评估主体单一，社会和公众参与不够，评估活动开放度较低，采购操作规范化不够，采购信息不够透明等。同时，政府采购不规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本身的工具理性饱受争议和质疑：为什么要进行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如何促进市场竞争的？为什么政府采购的产品价格有时会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政府采购环节复杂、周期冗长？实施政府采购到底绩效如何？政府采购为公众节约了什么？本文针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研究并探索以公共价值为核心旨在提高绩效管理水平的相应对策。

二、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本质要求

摘要：核心素养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准则与核心要求。根据2018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可以把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聚焦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改革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需要优化课程教育教学目标；重构教师对课堂的理解；编制突出“学”的学时学程设计；创新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评价方式。与此同时，要做好顶层设计；优化教师评价体系；培育学科核心素养氛围。

关键词：学科核心素养；公共管理；课堂教学；教学方法

一、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问题的提出

为顺应人才培养需求，核心素养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准则，这对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相比于宏观层面明确的育人目标，中观层面的学科育人目标却比较模糊，这直接造成了微观层面教学目标偏重于关注知识的获取、撕裂了知识与育人之间关联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提出了跨学科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钟启泉指出：“各门学科是支撑核心素养这幅‘蓝图’得以实现的‘构件’。”[1]结合学科特点，教育部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转化为学科育人目标，即“学科核心素养”[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学科之一，为促进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者对建设目标、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魏红征专门探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建议高校构建“从课堂内到实验室，从校园内到校外”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3]。宋煜萍认为在公共管理专业各种教学改革实践中，“学导式教学具有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学生自学能力、突出师生互动启发、提升学生全面发展等特点，能够有效促进课程教学改革”[4]。李燕凌“从编选教学案例、设计互动课堂、准备教学场景等方面全面阐释了公共管理案例教学”[5]。笔者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为指导，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前、课初、课中、课尾、课后的“双主五段”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模式[6]。陈玉梅和陈珊珊建议引入“计算机模拟情境教学法（SBLE）到公共管理教育领域中，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思维判断、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从而提升公共管理职业能力和政治能力，促进善治思维的转变”[7]。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但不可否认，以上都是从学科教学改革的方法与操作路径这些外围层面开展的研究，鲜少对学科建设目标与理念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改革最终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学科课程教学方法。而不管是在教育教学目标与理念层面，还是教学资源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有较大差距。根据《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可以把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在所属课程中落地，进而探索总结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可操作路径，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下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了“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研究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科”[8]。而公共管理主体所具备的素质就是胜任公共管理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与技能条件。根据《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人才培养专业素养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可以界定为“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

（1）政治认同：讲政治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内在属性与根本特征。公共管理学科为党和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学科建设。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瘫痪的境况，为了尽快回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实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下半期，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上升同时发生。因此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也产生了怀疑，也对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各界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来重新定位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在行政界，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私营化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借鉴性意义的措施，许多国家也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他们经济上主张采取政府退出市场的管理，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等措施，政治上主张采取分权裁员、公共服务民营化等措施，这些举措对于恢复经济的、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公共服务的私营化，其实就是公共服务商业化。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应该满足民众的需求，无偿的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民众的欲望越来越多，公务人员的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变现的孱弱无力。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一任务，政府决定把部分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权交由私人企业来完成。但是在这一“跳跃”的过程中，造成了政府的道德危机，从而产生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二、由公共服务私营化造成道德危机

根据弗雷德里克森先生在《公共管理的精神》一书中讲述的，“政府企业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更大的道德代价。”【1】在书中就公共服务私营化产生道德危机这一问题，它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当组织或机构从政府模式转向企业模式时，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有增加的倾向。但我们逐渐增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把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2】政府占据着社会上的独特的资源，对企业来说，这些资源往往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获得这些资源？政府把公共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给他们提供了合法性契机。但是企业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权？这就需要一个资格说明，一方面企业要有经济实力和信誉，另一方面企业有与授权单位和授权人的非正式关系。前者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但是后者却隐藏着权钱交易的丑行，政府官员为了从中得到好处，会对企业非法设租，而企业为了减少这种租金的投入，同时获得资源的使用权，就会对官员进行贿赂，促成了道德危机的发生。其次，“在一个组织中，当占优先地位的人数是从公民倾向的人转向私人倾向时，腐败和不道德行为就有增加的倾向。”【3】在同一章中，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伦理道德的标准一样，人们对于腐败的界定也因职业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4】政府公务人员作为代表性公民，基于职业的要求，他们心中会产生一种伦理化的标准，促使他们去追求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但是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对公共精神和腐败的标准要求很低。所以当由企业进入公共服务的提供领域时，随着私人倾向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占据重要社会资源的公务人员的公共精神也日益淡化，从而加剧腐败行为的发生，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效应。

三、由道德危机造成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对于合法性的论述中指出，“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5】回归到了合法性的本质内涵，认为政治的合法性不应该被机械化的理解为公民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那些来自于政治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作的论证，不是真正的合法性论证。那么真正的合法性论证是什么？是一种政治是否包含着被认可的价值的论证，即论证政治秩序是否体现出了它的公共价值本质，政治系统是否又被认可的价值，“在他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提供价值评判的标准。”与之相应的，他还提出了通过“交往行为”，通过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共同体”来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出路。在对合法性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有着权术性和价值性的，但是在由公共服务私营化引起的政府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在公民理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会引起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首先，在权术层面上，随着公务人员道德的下降、行为失序而导致的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行为基础和认知基础的缺失，公民对政府的“特定支持”也会逐渐减少，同时，在恶性循环作用下道德基础的薄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逐渐降低，最终在权术性层面出现合法性危机。在价值性层面，由于“交往共同体”的逐渐缺失，公共部门的公共价值取向逐渐被功利化倾向所腐蚀，公务人员利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政治秩序失去了应有的公共价值，最终在价值性层面上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虽然公用服务私营化会引起道德危机，最终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公共服务私营化作为政府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不能被抛弃，而应该“未雨绸缪”，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

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状态以及不科学的经济发展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各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科学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

关键词：

西方公共治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经济危机现象越来越严重，典型的西方国家有英、美等国。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公共治理。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公共经济管理创新作为一项全新的公共治理理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根源

公共治理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必须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在构建全新的制度基础上，促使社会、人和政府之间形成更加和谐的关系，并充分运用私人和公共部门，在二者有效配合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并逐渐构建公共经济管理新机制和公共经济范围，促使科学的发展在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中得以形成，更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将“人本主义”进行充分的体现。公共治理产生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运行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体制效率过低，较大的严厉产生于公共经济当中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公共治理实施的主要原因：首先，非科学发展产生于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二者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萎靡以及石油危机不断产生于西方国家当中，国家发展中面对的资金赤字现象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其次，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促使政府各项信息更容易被公民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公共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参与程度提升，有助于政府组建向透明、灵活以及高效的方向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必须能够高效的处理各种国际环境问题，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为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来哪个好的基础，并促使国内运行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

威权时代盲目的公众

当今华盛顿政治中主流辩论所缺乏的是,承认利害攸关的真正议题既不是债务上限也不是经济状况(虽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威权主义形式,它会对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养民主的机构组织、公众价值观、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造成重大威胁。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极端主义势力不仅越来越强大,而且正处于将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统统革命化的过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盖威权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战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和社会遗忘的社会里,政治学和共同体的语言更容易被盗用,或被当作武器一样,将民主、自由、正义、社会国家等美好词汇的任何可靠意义都掏空。阿伦达哈蒂•罗伊(Arundhati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中抓住了该过程的反民主本质。她写道:这种语言盗用,篡夺词汇含义并像武器一样使用和用它们掩盖其与这些词的传统含义正好相反的真实意图的技巧,已经成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战略胜利。该战略有助于他们把叛徒边缘化,剥夺异议者表达批评声音的语言,并指控他们“反进步”、“反发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国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坏蛋。要重新获得这些被盗用的词汇就需向世人解释清楚,但是这些解释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时代往往过于单调乏味,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穷人的奢侈品之时又显得过于昂贵。这种语言抢劫或许成为我们毁灭的要点。

罗伊提到的这种民主破坏和为取代它而制造出来的反面乌托邦社会,可以从当前公共价值观屈服于商业价值观的现实中看出,民主已经堕落为可以被称为掠夺式赌场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生命极其廉价,一切都可以买卖。更具体地说,每况愈下的民主肌体上,不仅出现了对民主管理发起的激烈政治攻击,而且产生了一种语言和文化威权主义,它已经无需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它已经获得了被视为常态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被浸淫在文化威权主义的教学法之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实践和社会构成都不容置疑,因为它们代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这是掠夺式的赌场资本主义,却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会形态外衣,一种居住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确定性圈子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的文化实践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费者,换句话说,掠夺式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学,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异、其他经济形式和对世界的反面解读,人们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沦为服务于金融界和企业界精英的野蛮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丛林。

我们从当今的干扰机制及其隐蔽的政治秩序中领略罗伯特•莱克(RobertReich)的含义。他宣称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不仅应该涉及不平等之类更广泛的议题,而且必须质疑和讨论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如权力和财富为何越来越集中在上层少数人手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得份额越来越少[6]。我们也在弗兰克•里奇(FrankRich)的观点中看到这个意思,他坚持认为主流媒体有关华盛顿陷入瘫痪的连篇累牍的辩论根本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里奇认为除了媒体说两党都应该为当今困局负责的愚蠢论证之外,还有共和党的战略考虑,即让联邦政府看起来随时都会陷入瘫痪,这样就可说服更多美国公民相信政府应该被拆解,把公共服务变成营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实上,最近一些批评家相信当今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本质成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碍。托马斯•曼(ThomasE.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J.Ornstein)两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最近已经指出温和派不仅被挤出共和党,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基本消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在从前的文章中批评了共和民主两党,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和党。该党已经变成美国政治中“谋反的局外人”(insurgentoutlier)。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极端立场,嘲笑妥协;罔顾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的传统理解;对政治对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顾。当一个党如此偏激远离主流时,要让政治体制建设性地应对国家的挑战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Jr.)更进一步把共和党及其“以企业界为中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员’(PACs)称为叛徒”,他指出美国人“现在处于堕入传统的寡头政治的自由落体过程中,道德败坏,偷窃成性,专横跋扈”,若考虑到自镀金时代以来最偏向企业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解除对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限制的裁决,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的民主中,有钱人的声音最大,穷人则都是哑巴”[8]。更加激进的批评家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克里斯•海基斯(ChrisHedges)、谢尔顿•沃林(SheldonWolin)等人早已认识到美国的转型,它已经从虚弱的民主国家变为精神上的威权国家。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谴责了永久战争的经济、公民自由的削弱、企业国家的强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破产、企业对媒体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战争罪行、惩罚性国家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化倾向。

在针对女性、移民、年轻人、福利国家、投票权和各种民权发起攻击方面,共和党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暗示就占据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义立场。相反,美国的政策现在恰恰是塑造而成的,在过去30年里,变得越来越保守,共和党现在不过是代表了试图抓住华盛顿权力的最极端政党而已。虽然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但两党都“支持把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银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场”[9],两党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执行企业游说者的指令。而且,两党都抛弃了把民主视为集体的公共空间活动和无条件代表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观念。奥巴马总统及其华尔街顾问或许坚持某种虚弱的社会契约观,但在欣然接受企业性福利国家的军事物理学之时他们远非自由主义者。正如克里斯•海基斯、保罗•斯特里特(PaulStreet)、诺姆•乔姆斯基、萨尔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Babones)一再指出的,称共和党为极端主义者并不因此就掩盖奥巴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比如,奥巴马总统驱逐的移民已经比前任乔治•布什还多。他还主张将公立学校私有化,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管理模式,削减很多重要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他已经推行消除公共选择的医疗保健项目,该项目与保险公司和大型医药公司合作。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无正当理由的窃听辩护;加大了采用无人机攻击的频率,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支持无限期关押和批准一种“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即把潜在的恐怖分子绑架和运送到国外受刑①。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已经严重右倾,从前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极端主义思想如今竟然习以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尔德(GlennGreenwald)指出的,从前被广泛谴责为“对美国核心自由造成威胁”的东西如爱国者法案、国家支持的虐囚、暗杀、追杀名单和监督工程等已经“变成了政治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已经把扭曲视为常态”[10]。虽然两党都已经放弃了民主政治的神龛,但共和党的目标范围更极端,更激烈地尝试摧毁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领域,这些是充满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动性和民主的条件。#p#分页标题#e#

共和党极端主义及其对民主的破坏

当今共和党极端主义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很多方面,但是其首要特征、也是最危险、最具惩罚性的表现是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如果说在推动福利国家的时候破坏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共和党则创造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即公司和金融资本向各种管理和政策提供模板。这种政治模式下的管理是公司权力与金融福利的结合,同时伴随着包括法院、军队和警察在内的惩罚性统治,如果说共和党呼吁取消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以及对富人和公司减税等是显而易见地屈服于企业和金融国家的话,在呼吁将堕胎、流浪、欠债和学生抗议等社会行为视为犯罪的喧嚣中,惩罚性国家的统治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摘要：

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都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公共服务事业，二者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特性表征和实践运作三个方面的共属性。在价值追求上，表现在对人权、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肯定与呼吁；在特性表征上，表现在对人的生存需求、生命质量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与维护；在实践运作上，表现在形成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参与和市场有效配合的有机格局。分析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属性，明确社会保障之于社区教育的方向指引，对于探寻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回归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社区教育；社会保障；共属性

社区教育是面向社区全体居民，通过开发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而实施的一项社会性、公益性和草根性的教育活动，其宗旨在于提高居民素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提供相应公益服务，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水平。同时，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升公共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从内涵界定来看，二者具有较大的共属性；从性质规定来看，二者都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共享性和非分割性等特点，兼具公共价值和社会保障功能；从功能定位来看，二者都是社会的助推器，均表达一种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社会福祉，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提升执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有直接相关性；从运作思路来看，二者都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高公共产品的效率，鼓励市场参与购买服务以实现运作效益最大化。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存在一种交叉与融合的关系，存在一种同一与重合的性质，存在一种相交与共通的要素。分析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明确社会保障之于社区教育的方向指引，对于探寻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回归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方向在于价值追求上对人权、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肯定与呼吁，在于特性表征上对人的生存需求、生命质量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与维护，在于实践运作上形成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参与和市场有效配合的有机格局。

一、价值追求：根植于共属的文明土壤

世界是由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组成的。现实世界是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依据客观规律进行活动；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在价值世界里，人们依据自身需要选择活动。因此，价值世界是属于人的世界。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价值追求一样，二者的共属性体现在对人的存在权利的肯定与维护，对政治民主的宣扬与追寻，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倡导与呼吁。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从人权方面来说，活着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一种权利；从政治民主方面来说，人既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存在；从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来说，社会是自我存在的集合，也是和谐共生的塑造。

摘要：

公共绩效管理推动了公共部门会计角色的转变，构建有效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成为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价值链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基本目标结构和模型构建，并集中阐述了绩效规划阶段、绩效实施阶段、绩效评价阶段以及绩效沟通环节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公共部门对外披露的成本报告体系。

关键词：

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公共绩效管理；国有资本绩效评价

随着企业成本会计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成本会计在企业管理控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公共部门中是否也需要构建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来提高经济决策的有效性进而强化绩效管理？这个问题的产生不仅是效仿营利性企业会计的发展经验，也是源于公共部门管理环境的深刻转变所带来的会计角色定位的变化（陈志斌，2014）。

一、公共部门及其相关的成本概念

公共部门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加以界定。就广义而言，公共部门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但公共部门的本意在于“公共性”，所以Gemmell （1993）提出根据政府公共性支出涵盖的对象来界定公共部门的范围。其潜在的含义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或补贴并不能直接列为公共性支出，所以国有企业并不能被视作公共部门的一部分。根据这种分类方法，本文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的范围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公立的非营利组织（比如被称为“事业单位”的医院和高校等），但不包括国有企业。公共部门的基本特征是公益性，但同时又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公共部门需要消耗和支配公共财物资源来履行其职能，即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优效物品）和公共服务。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在混合经济模式下，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在于不完全市场的存在，或者说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公共性支出的绩效问题①。由此可见，公共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治理的核心问题（Stark，2002）。在公共部门支出绩效的测量和管理中，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公共部门成本的测量可以从多个角度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生产成本和服务成本、总服务成本和单位服务成本、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等。服务成本在公共部门成本会计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公共部门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计的各项耗费的总和，包括服务活动中所发生的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服务成本是一项综合性经济指标,能够反映公共部门的服务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是进行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