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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浙大王竹教授学术团队发表《建筑学视角下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解析》及《国内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聚落研究综述》等文章（下统称浙文），对国内近三十年来传统聚落主要研究内容与现状进行述评，是目前学界关于此方向最新的专题研究，本文将以这些文献作为分析展开的相关参照。
1.1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整体考察
浙文以“聚落”为题，对1979年至2012年11月1日时段内CNKI资料源进行文献检索与分类统计，本文遵循与之相似的检索路径，将检索时段延长至2014年6月1日，并将检索结果与浙文进行比对，两次检索数据的差异表明传统聚落价值及其对现代环境建设的启发意义仍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上述整体呈现的研究热度与深度不足以反应聚落因地域及类型不同而存在的个体研究差异，因此，海洋聚落考察需在明晰其类型本质基础上做专题性分析。海洋聚落是人海互动关系下“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共同成员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它的形成源自两种动力：一是以取得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二是依赖海上交通以获得地区间商品交换为目的，海洋商贸聚落形成即源自后者。由上述界定可知，“海洋”是此类聚落发生发展的核心介质，相应成为其最具价值的限定语，因此，本文首先选取“海洋聚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进而将“海洋”、“沿海”、“濒海”等词语与“聚落”并置组合补充检索，各次检索均将范围由“题名”扩展至“主题”，希望通过不同路径的海量查阅，实现对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的整体把握。此外，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聚落逐渐取代民居成为学界研究主流，考量主题转换造成的研究滞后，本文以“民居”取代“聚落”重复上述步骤，并对“港市”、“港城”等相近主题作检索补充，以保证考察结果的客观有效。合并多次查阅所得，剔除重复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本文大致梳理出目前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三个主要方向：聚落个案 研究，如以蒲壮所城、港里古村、台湾“鼻头”等为个案，探讨特定海洋文化制度下聚落生成、发展及变迁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归纳聚落形态特征（罗一南，2011；萧百兴，2012；张钰，2010）；聚落类型研究，基于海洋文化发展与构成视角，探讨宋代港市、胶东沿海聚落、明代海防军事聚落发生机制、演变脉络、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谭立峰，2012；金月梅，2009；李政等，2005；卢山，2005)；其他研究，主要以民居单体、公共空间、宗教建筑为考察对象，研究海洋文化视角下营造技术、装饰风格、建筑材料等特征（陈舟跃，2011；林翔等，2010；王治君，2008；姚舒然，2007）。
1.2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区域考察
浙江是海洋大省，近海则言商，历史上浙东因地处东海中心、内河航运良好、社会经济发达等优势成为中国海洋贸易发轫最早的地区之一，至明清仍久禁不绝。贸易发展推动聚落生成，浙东相应形成以宁波为中心，北有乍浦、澉浦，东有舟山，南有象山、石浦、温州、台州的商贸聚落群以及散布其周数目繁多的卫星港镇，“宁波三江地区濒海聚落和城市出现较早，而且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其中，港城的发展历史尤为引人注目”。本文在上述整体检索结果中加入“浙江”、“浙东”等限定语进行考察，依研究对象梳理出浙江省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方向：海防建筑，主要考察海防建筑整体及明代卫所个案现状与保存策略（赵欣，2008）；营造技艺，主要考察浙东民居在海洋环境影响下的营建技术、营建习俗及形态特征（梁文会等，2009；王海松等，2012）；特定类型，主要考察浙东石拱廊桥、宁海石窗等（高明赞等，2011；华炜，200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浙东典型港城（镇）进行个案检索，明晰其各自在研究角度与热度上的现状，结果如下：乍浦、澉浦迄今仍缺乏建筑学层面关注；石浦倾向聚落保护与灯塔研究（杨溪等，2012，杨晓龙等，2012）；温州以楠溪江乡土聚落为研究侧重；台州虽然研究成果较多（郑琦，2009；杨如茵，2010），但多数缺乏海洋意识，研究角度与一般聚落无异。
1.3宁波传统聚落个案研究考察
宁波唐称明州、宋称庆元，明以“海定而波宁”之意命名，足见这座城市与海洋休戚与共的关系。如果说浙东曾经构筑过一张庞大的贸易网，实现东至东瀛、海东，南经南洋，西达西洋等广大区域的商贸往来，那么宁波就是这张网最初的编织点，是整个商贸体系得以运作的核心动力。作为浙东名城，宁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本文分别将“宁波”与“聚落”、“民居”各自组合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考察宁波传统聚落研究趋向如下：整体性研究，即以“聚落”为题，视角虽各有侧重，但研究路径都是在调查分析基础上对聚落演变规律、形态特征进行解析（蔡丽等，2011；王荟荟，2008；陈怡，2007）；特殊时段研究，主要以近代为对象，考察中西文化作用下宁波建筑形成发展、规划建设、典型类型与街区形态特征（饶晓晓等，2012；陈益龙等，2010；张文宁，2008；王跃强，2007）；形态保护研究，依托数字化技术对城市肌理、历史建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保护更新策略（毛逸源，2011；汤雪璇等，2009；刘丽丽，2009；邱枫，2007）；其他类型研究，在更广泛聚落视野下考察，宁波海港、市镇、教堂、卫所等仅作为佐证案例支撑相关分析（程蕾，2012；黎培杨，2012；杨洁，2007）。在宁波传统聚落检索结果中加入“海洋”、“濒海”、“沿海”等限定语，未能获得相关文献。
2国内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现状解析
浙文在对聚落研究现状考察基础上得出“近十年以来，（聚落研究）逐渐受到多学科以及科学化手段的影响，研究视域逐渐扩大，研究成果更多元、更富有深度”的结论，与此同时，“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传统聚落与海洋文化研究的双重热度依然无法遮蔽建筑学视野下传统海洋聚落研究的缺失。
2.1传统海洋聚落整体研究薄弱
从文献数量看。表二显示，随“海洋”等词语对“聚落”、“民居”限定的由远及近，以及检索范围的由大（主题）及小（题名），所获文献数目呈锐减态势，这表明“海洋聚落”、“海洋民居”尚未作为专有名词引起学界关注，相应缺乏关于此类主题的专项研究。虽然“海洋+聚落（民居）”、“沿海+聚落（民居）”两种路径检索文献较多，但这类关键词仅说明聚落与海洋两者存在某种关联，与专有名词特指的聚落类型有着本质区别。从研究分布看。研究区域不平衡，现有研究看似覆盖福建、胶东、辽东、潮汕、浙东南等主要区域，但大部分成果以胶东、闽台为考察对象，其中尤以闽台等南方海域研究最为深入系统，其他地区则多为寥寥个案；研究深度不平衡，宗教信仰下的探索较多，如妈祖文化视野下宗教空间分布、形态特征、景观要素等，其他内容则研究泛泛；研究类型不平衡，对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聚落关注较多，而对卫星港等基础层级海洋聚落关注较少，且个案分析较多，类型整体性考察较少。各类片段式研究难以形成系统强劲的信息实现对传统海洋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2.2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从经典文献看。浙江民居研究成果众多，但在《中国民居研究》以及2007年版《浙江民居》等经典著作中均缺少传统海洋聚落考察，仅2009年版《浙江民居》述及“濒海聚落”，然温州瑞安等地案例选择仍是基于地理环境考量，而非海洋贸易运作关注的结果。从研究团队看。近年以浙大为代表的本土团队虽对浙江传统聚落多有涉及，但研究对象倾向浙江聚落整体发展或个案保护研究，在所检索的浙大近年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仅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对海洋聚落加以关注，但该文只将蒲壮所城界定为历史村镇范畴下一般性防御聚落，所提出的保护理念与更新策略与一般聚落并无不同。从区域及类型分布看。本文对浙江各区域传统聚落研究进行题名检索，总计文献38篇，其中，浙西19篇最多，浙东4篇位列最后，浙东文献仅方贤峰《浙东传统民居建筑形态研究》将“濒海岛屿”民居作为典型类型加以论述。就类型看，现有研究多依地理环境进行类型划分，如山地聚落、滨水聚落、运河聚落、古镇聚落等，海洋商贸聚落几无涉及。海洋文化认知缺乏导致浙江传统海洋聚落在学界的集体失语。
2.3宁波个案缺乏海洋商贸文化整体视角的考察
从文献分布看。众多研究只是将海洋商贸文化作为宁波文脉背景简单略过，关注较多的是近代商帮文化与建筑形态特质之间的关联，本文以“海上丝绸之路”、“明州”、“庆元”等特定历史词汇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获建筑文献仅李容准《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1篇。历史是一条延续的线索，忽略近代以前海洋商贸文化与城市形态变迁的逻辑关系，近代之后的论述难免存在偏差误读。从聚落关系看。历史上舟山长期作为宁波外港存在，“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其研究区域绝不完全等同于某一行政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而应该是逻辑上的研究区域”，这意味着海洋商贸文化视野下宁波、舟山应进行一体化研究，然而，当前两者存在明显的各自为政的研究趋向，前者侧重近代开埠后的建筑文化，后者关注海岛民居、城市空间发展等多元领域。浙东海洋商贸文化整体性考察视角缺失导致聚落个案未能得到客观解读。
3海洋聚落研究不足的原因探索
3.1正统史学偏差
长期以来，“在中国历史文本中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然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体系中，中国海洋史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中国农耕世界与海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农业文化的海上延伸”，基于历史文化之上的传统聚落研究不可避免受此误导，在大陆看海洋的偏见中漠视着海洋聚落的存在。表二中“沿海”关键词下所获文献最多，“沿海”一词广泛介入恰恰说明“以陆域为中心，海洋为附属”观念在建筑界的根深蒂固。
3.2研究时间短暂
综合数次检索可知，绝大部分文献发表时间在2005年以后，尤其2010年前后是文献发表密集区，“中国学界对‘海洋文化’的关注，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觉’地将“海洋文化”纳入学界的学科视野进行系统的研究阐述，始自20世纪90年代末，”这验证了传统海洋聚落因应于海洋文化展开的客观事实，且现有成果分布亦与中国涉海史“重南轻北”（杨国桢语）研究趋向相吻合。因此，可以说建筑学视野下海洋聚落研究正处于拓荒探索阶段，短暂的积累无法消除萌芽状态的种种不足。
3.3学术团队的忽略
绝大部分检索路径下相关文献数目远多于建筑学文章，这表明其他学科对海洋聚落关注远甚于建筑学，其中历史学领域尤为显著。当前，厦大杨国桢、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宁波大学刘恒武等团队对东南港市、闽台海商聚落、宁波港城多有研究，在聚落生成及演变机制的纵向梳理、海洋社会构成横向剖析等方面均有深入探索（吕小琴；2012；林昌丈，2009；郭延杰，2008；蓝达居，2000；唐勇，2008；陆敏珍，2007）。与历史界人声鼎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筑界的死水微澜，浙文曾对学界主要团队地域性研究倾向进行梳理，结果海洋聚落并非这些团队关注内容，历次检索亦证实，除天大张玉坤团队对沿海军事聚落关注以及东南大学张十庆团队《基于东亚视角对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建筑史》研究外，传统海洋聚落目前仍缺乏团队层面的系统探索，研究力量薄弱自然无法形成有热度的研究现状。上述原因归于一源，即以王朝“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史学对海洋文化价值的长期忽略，这一史学偏差导致海洋聚落始终未能获得与陆地聚落相等的研究地位。
4结语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重陆地轻海洋，导致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整体滞后，至今仍缺乏“从海洋性聚落形态高度，认识、保护与研究‘人海关系’视野下的聚落文化遗存”；另一方面，我国沿海地区正以14%的土地承载超过40%的人口，实现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使大量传统海洋聚落面目全非。就浙东而言，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随之打造以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为核心的“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大平台，这意味着浙东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城市空间将迅速拓展。因此，立足建筑学视野，明确传统海洋聚落特质，藉以厘定其必须保留保护的内容与实践策略，在海洋文化价值重构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并存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而浙东传统海洋商贸聚落研究，不仅为浙东沿海聚居形态提供形成、发展与变化的逻辑解释，同时也将对其他海域地区具有借鉴作用。总之，无论是国内整体还是浙东区域，传统海洋聚落研究只有走出大陆文化藩篱，树立海洋本位思想，才能真正实现海洋物质与精神内涵的正确解读。
作者：赵淑红 沈吉煜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建筑系 浙江安地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