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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