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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我国工业经济出现企稳向好走势，2017年企业营收、利润等名义增速快速回升，企业和研究机构普遍感觉形势好于2016年，但工业实际增速回升的力度并不强，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背离，PPI和CPI背离，凸显当前工业形势复杂性。本文通过对大宗商品价格和相关指标的深入分析，从新的角度厘清了当前工业经济回升的性质和走向，提出对工业经济简单的乐观判断和悲观情绪都不可取，对经济L型底部运行较长的时间要有足够的预期。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复杂形势下，更应将经济运行的关注点从总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通过对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分析，首次明确提出“十二五”末我国工业发展阶段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在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必须实现经济发展驱动因素从过度依靠房地产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到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根本性转变。
关键词：工业经济；大宗商品价格；高质量发展；工业化发展阶段
一、引言
2016年以来，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我国工业经济出现企稳向好的走势，2017年工业生产增速摆脱了自2011年以来持续6年的下行态势出现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6%，增速比2016年提高0.6个百分点。对于这种回升的性质，既有“新周期”来临的乐观预期，也有结构调整任务繁重的谨慎看法。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复杂形势下，简单的乐观判断和悲观情绪都不可取。笔者认为从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中寻找答案也许更能厘清当前工业经济回升的性质和走向。
二、当前的工业经济周期主要是价格周期
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升，供需矛盾明显改善，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企业和研究机构普遍感觉形势好于2016年，甚至有“新周期”[1]的说法。但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感觉”和经济实际表现之间的落差比较大，经济实际增速回升的力度并不强。2017年工业生产增速虽然摆脱了自2011年以来持续6年的下行态势出现回升，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实际增速为6.6%，比2016年提高0.6个百分点，但与这轮下行周期前的增速高点2010年的15.7%相比，回升幅度仍远小于几年来的回落幅度，仅略高于2015年的6.1%和2016年的6%，与2014年的8.3%也相差较远。从形态上看，这种回升仍属于筑底企稳的恢复阶段。从2017年供需指标增速看，供给端的工业生产增速上半年是6.9%，全年是6.6%；需求端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半年是8.6%，全年是7.2%，下半年工业生产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低于上半年。总体来看，工业生产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势头比较弱，还很难说是新一轮周期的启动。2017年相对工业生产实际增速，企业和公众感受更加明显的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的快速回升，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1.1%，增速比2016年提高6.2个百分点；利润同比增长21%，增速比2016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均创出了近6年来新高，明显强于工业生产实际增速的回升力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的大幅提高，代表了企业盈利水平、现金流等财务状况的大幅改善，因此企业的“感觉”会比工业增加值、GDP等实际增速指标反映出来的结果要好。这种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的较大反差主要是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短期内的巨大波动造成的。2011年以来PPI经历了一个高低落差非常大的过山车走势。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PPI持续下跌54个月，超过1997年6月至1999年12月PPI连续下跌31个月的历史记录，从PPI开始下降到谷底历时46个月，而从谷底到由负转正仅用了9个月。总的来看，这一轮PPI涨跌周期呈现下跌深而长，反弹快而猛的特征。这种PPI短时间的大幅反弹，特别是这一轮PPI谷底恰好处于2015年底和2016年初自然年度的交汇点，2016年全年PPI都是单边上涨，年度间相邻名义经济指标增速对比强烈，导致2017年与价格因素高度相关的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等名义增速均明显高于工业增加值等实际增速，企业营收和利润的增加又直接带动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大幅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作为PPI反弹的主要驱动力量，其大幅反弹带动了能源原材料等高耗能行业的好转，相应导致用电量边际效应提高，而受煤炭、钢铁等价格大幅上涨刺激，铁路货运量、BDI（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格指数）、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相关指标也明显回升，这种短时间相关指标的急剧变化（且不论某些指标的急剧变化还有明显的结构性因素），也会使得相关企业、地方政府感觉形势比工业增加值这个实际增速指标要好，并形成预期自我强化效应（如冬季取暖、环保限产等），进一步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说明这一轮价格上涨企业和公众对名义指标的“感觉”更加明显，价格和名义增长对企业和公众预期的影响更加显著，扭转价格下降比扭转经济增速下行的心理作用更大。从长周期看，这一轮PPI涨跌周期名义增速与PPI上涨的相关度更高，与名义增速相关的指标变化均主要受PPI的影响。价格成为影响经济指标的主要扰动因素，有些地方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走势。这种情况说明当前的工业生产实际增长并不如名义增速所感受的那么强，工业经济筑底企稳的基本格局尚未改变。
三、多指标背离凸显当前工业形势复杂性
当前工业经济不仅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背离，而且PPI和CPI也出现背离。在PPI由负转正并大幅上涨的情况下，CPI表现平稳，持续窄幅区间波动，并没有以往经济启动时如影随形的价格传导迹象，甚至拉动PPI上涨的也主要集中在上游的采矿业和中游的原材料行业。这有悖于新一轮经济周期启动的一般规律。如果与2016年相比，2017年经济增速的回升主要是工业回升拉动的，分析当前经济增速变化应重点分析工业增速变化；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PPI和CPI两组指标背离，焦点集中于PPI，分析当前工业形势应重点分析PPI；分析PPI走势应重点分析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原油价格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曾达到147美元/桶的高位，但这次价格见底前最低跌至26美元/桶。这一不可思议的低价不仅远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绝对低点（尚未考虑通胀因素），而且也低于许多产油国的综合开采成本，许多石油公司采取了大幅削减资本支出的做法应对低油价（如在油价最低点时中国的石油开采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40%），意味着这一低油价难以长期持续。钢材、煤炭、铁矿石、铜、电解铝等大宗商品价格也跟随出现非理性杀跌，螺纹钢价格最低跌至1600多元/吨，仅为1994年的一半水平。从大宗商品生产商来说，石油、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均出现全行业亏损；从大宗商品采购商来说，深不见底的下跌导致企业存货跌价损失巨大，只能被动减少原材料采购和降低库存，引发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因此，大宗商品价格2014年下半年贯穿至2015年全年的最后下跌阶段虽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也有国外输入性通缩的因素，但考虑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出台前后大宗商品价格呈平台反弹态势，而随后市场对新常态下不搞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理解偏差，过度担忧经济失速，对中国经济韧劲估计不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2015年呈单边非理性下跌，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唱空中国经济的国内外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崩溃的预期。当这种预期被证伪以后，市场开始出现反向的过度反应，产生报复性的价格反弹。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从2016年初开始大幅上涨，从上涨前后的演变逻辑看，是多种原因共同推动所致。一是超跌反弹。前几年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确实有需求下降的因素，但跌破全行业综合成本线则属于非理性下跌，即使需求没有改善价格也会反弹，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由于下跌时间、下跌幅度创记录，反弹起来也超预期迅猛。二是去产能推动。这一轮原油、钢材、煤炭、电解铝等大宗商品价格见底时间基本都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出台时间基本同步。去产能政策与超跌反弹效应形成共振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价格涨势。前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之所以出现如此惨烈的下跌，需求下降只是表象，首要原因是产能的无限扩张，而2016—2017年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去产能成效显著，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市场秩序明显好转。三是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共振。在价格下跌周期中，由于存货跌价损失巨大，企业对未来预期悲观，被动减少原材料采购和降低库存，引发价格进一步下跌。而在价格上升周期，价格超预期上涨的盈利效应会导致企业加快库存回补，刺激预期需求增加，形成库存周期（工业产成品存货）与价格周期（PPI）的共振效应，从而强化价格的上涨力度。四是部分传统行业有所复苏。2017年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工程机械、载货汽车、铁路货车、民用钢质船舶等行业为典型代表，这些行业的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都较快，但与2010—2011年的峰值相比，2017年的高增长仍属于持续下降后的恢复性增长（见表1）。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最初是跌破全行业综合成本线后的超跌反弹，随后由去产能供给端收缩效应推动，进而在价格上涨盈利效应下的预期自我强化导致投机资金介入炒作，推动中间环节需求上升，价格进一步上涨。因此，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大涨，是超跌反弹、去产能供给收缩、库存回补、部分行业需求回升、预期强化、低基数等多种因素叠加所致。在成本推动和比价效应下，PPI整体上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如果比较近几年来的累计涨跌幅，以2011年为基期，2017年PPI6年累计下降6%；3年累计下降0.6%；2年平均仅上涨2.4%，虽然某些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但PPI总体水平仅恢复到2014年的水平。而在这几年中，CPI一直呈温和上涨态势。因此，2017年以来PPI的快速上涨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也有价格连续5年下跌的超跌反弹效应，当前PPI在较大程度上仍属于恢复性上涨。大宗商品价格的较快上涨有一定的非最终需求因素，并非经济全面上升的信号。但从PPI和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看，工业领域的通缩预期已被扭转，重要大宗商品价格中期底部基本确立，这有利于企业盈利状况的好转和稳定市场预期。
四、中国工业经济正处于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阶段
2017年在PPI和名义指标增速较快回升的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在低位徘徊，这说明几个严峻的问题。一是近几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幅度远大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这虽有产能过剩的因素，也反映了脱实向虚的问题；二是民间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主战场，民间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8成以上，民间投资下滑是制造业投资下滑的主要因素，说明最具市场活力的民间投资在制造业投资领域遇到诸多困难；三是2017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较2016年一季度有所回升，但全年增速又回落到4.8%，表明企业在名义增速较快回升的同时并没有明显增加产能投资的冲动，也说明企业对未来预期谨慎，实质上是企业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存疑。而且恰恰是价格涨幅较大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的，反而是价格相对平稳的电子、汽车、电气机械、铁路船舶等装备类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增长而不是整体的设备更新周期。2017年在部分传统产业复苏的同时，支撑工业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汽车和手机增速则都出现明显下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经过近几年的较快增长按增加值排名2016年已跃居工业第一和第二大行业，两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4.4%,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作为电子、汽车两大行业的主打产品，汽车和手机产量的增速一直是行业乃至整个工业增长的风向标。2016年汽车和手机产量增速分别达14.8%和13.6%，2017年一季度回落到9%和8.5%，全年汽车和手机产量增速进一步下滑到3.2%和1.6%。近几年引领汽车市场持续繁荣的SUV车型更是从持续几年的高增长平台回落到了个位数增速；智能手机增速仅为0.7%，下滑幅度超过整个手机市场。汽车、手机增长趋势近几年有相似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增长需要反复夯实L型底部的基本态势。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对新常态下经济L型底部运行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有足够的预期，不是一两年就能过去的，由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部分名义指标的快速回升反而会因为明年价格可能的高位回落而累积风险；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工业经济靠量的增长维持高增长已越来越困难。从总量看，2017年汽车产量预计在2900万辆左右，手机产量19亿台左右，在这一高基数基础上总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明显增加。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去习惯铺摊子、上项目，一窝蜂式的扎堆投资，虽然电子、汽车两大行业是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但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后逐渐进入结构调整和存量市场争夺阶段，竞争将日趋激烈，结构性的增长取代总量的快速扩张将成为工业增长的常态。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单纯追求GDP总量增长已难以反映多元化的诉求，有了GDP就有一切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GDP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突出：GDP不能全面反映质量的进步，也无法反映技术进步对福利的提高，更不能反映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甚至污染治理投入和破坏性重建（如战争、自然灾害和无序拆迁）都能创造新的GDP，导致“破窗理论”一度盛行。过去我们赋予GDP过多的使命，虽然有“三步走”、“全面小康”等长期目标，但实际执行中不少地方在GDP导向下存在战术性短期目标硬、战略性长期目标软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低质量消费与高质量生活诉求的觉醒冲突以及日益重视获得感也说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已偏离经济增长的初衷。高质量发展必须有一个适当的量化评价体系来进行绩效评价，以判断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对于各个指标都必须有一个稳定、清晰、易于理解、易于实施的统计标准，即标准体系，并建立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能够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各个地区、部门受到的约束条件来综合考核政绩，还需要一个完善、合理、对症而且可以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的政府调控政策体系。这对各级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调控水平和统计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量化评价体系就需要摒弃单纯以GDP为中心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有效的多目标管理，建立绿色发展指数、研究工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等多目标评价体系，使获得感、幸福感、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目标和谐统一。但并非一切皆可量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最终还是要靠人来实现，需要理念的更新和升级。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长期根植于高速增长和赶超先进的发展意识，往往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由解决量的不足的问题，到解决质的问题过程中来实现量的增加，这种理念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各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在这方面中美股市反差较大，美国股市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走势远强于中国A股市场。虽然在此期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多，但从上市公司利润的角度看，美国股市可以在不断上涨的过程中，总体市盈率基本保持在20倍左右的合理区间波动，这说明美国股市的上涨主要是靠上市公司盈利不断提高实现的。而中国A股市场几乎每一次大幅上涨，都伴随着总体市盈率的大幅提高，这说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利无法支撑股市整体的持续上涨，从而说明中国企业与GDP的增长是不匹配的，大批企业有增长无利润，或高增长低利润，这也正是过去片面追求GDP增长带来的恶果。利润是企业或产业长期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是由一个国家整体竞争力水平所决定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创新，企业利润率远超GDP增长率，近几年上升到近30年高位，是美国股市持续走出大牛市的盈利保证。如果将中美作为两家公司整体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不仅长期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而且中国制造业税前利润率[2]平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60%[3]。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虽然按总量来说，我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平均雇员产出不仅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于大量新增企业的外延式增长，内生增长能力不足，增长模式仍较为粗放，总体上“大而不强”的特征仍较为突出。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企业来看，就是要实现有利润的增长，而且是有现金流的利润，靠低价倾销、靠薄利多销、靠赊销占领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利不让市场的理念已经过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靠低水平价格竞争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而且是高质量产品及附加的精神需求，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地探索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从输出服务到输出价值观的转变。
五、未来10年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因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2017年工业经济的回升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升有较大关系，带动了部分传统产业的复苏，但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对实体经济也形成一定冲击，而这种房价的过快上涨，并非如某些业内人士所分析的刚需拉动，而是过度加杠杆所致。在2013—2014年，中国房地产相关新增融资只占GDP的6%，但经过连续两年的跨越式发展，到2016年已经占到GDP的12%以上。从银行信贷投放结构来看，2016年全国新增贷款房地产占比和居民房贷占比双双接近50%，五大国有银行新增贷款房地产占比更高，意味着房贷增长已经失控[4]，房价与房贷增速走势正相关，成为近两年房价大涨的强力推手。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中国居民家庭杠杆率却快速上升，居民家庭债务累积速度惊人，从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这一反映家庭债务负担的指标来看，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达到44.4%，而2013年初这一比重仅为30.7%，已经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而如果考虑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则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底已超过60%。新增房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达到了16.9%，比2014年上升10个百分点，已经远远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而包含公积金贷款的房贷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经在2016年底达到68.3%（2013年初这一比重仅为38.7%）[5]。而在金融危机后，美国这两个指标都已从高位持续下降，更凸显中国居民家庭高杠杆的隐忧。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6]。目前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35%（而由于房地产收入属地化的特征，各地方房地产相关收入约占55%）[7]。一旦控制不好，房地产可能不但不能拉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引爆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线城市基本上呈现房价两年大涨一波的规律，这次调控成效初显，关键是2019年能否控制住房价，打掉新一轮房价上涨的预期，用5~10年消化房价泡沫，挤出房贷市场的水分。目前对房地产市场仍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就是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房地产业。这种想法还是老眼光、老思路，一想到稳增长，就想到房地产。既要看到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要看到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近几年高房价和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工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比重直线上升，2015年和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8.4%和8.3%，超过美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仅次于以金融业和航运业为经济支柱的新加坡。金融业利润占比亦远超美、英等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货币虽大量超发，但实体企业资金仍然紧张，工业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15%左右，尚不到工业占GDP比重的一半，脱实向虚可见一斑。在企业杠杆率连续3年下降的情况下，居民杠杆率却持续攀升，呈现企业杠杆率向居民杠杆率转移的明显趋势。房地产去库存大部分靠居民大幅举债买单，呈现房地产库存由企业向居民转移的明显趋势，而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居民举债过度。我国从2008年至2017年，全社会杠杆率从130%升至242%，10年之内杠杆率几乎翻倍，已经达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的水平[8]。摆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就必须改变房子的投资属性为居住属性，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改善，打破债务—投资增长模式，有序挤出资产泡沫，下决心全面去杠杆，控制全社会杠杆率的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正是找到了金融风险的根本症结。不仅要降低企业杠杆率，还要降低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杠杆率；不仅要控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还要整治已偏离正轨、高烧不退、加剧地产泡沫的消费性贷款，尤其是无抵押的短期消费性贷款，以及打着各种创新旗号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从长远看，地方政府短期化、碎片化的措施，无法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不成熟，要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的顶层设计，全面改革沿袭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土地批租、按揭、炒楼花三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香港病”。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多新兴经济体如巴西、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因为制造业过早萎缩所致。从1987年的华尔街股灾波及全球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性危机似乎有10年一个周期的规律。我们没必要杞人忧天，但也要早预防、早应对、早转型，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发达国家都在推进“再工业化”，引导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我国当前也不应过度拔苗助长式地强调发展服务业和金融业，仍应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9]。从我国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占GDP的比重呈倒U型特征，目前已进入倒U型曲线拐点向下阶段，工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明显下降，基本对应于“十二五”时期。在此期间，第一产业比重已低于10%并继续稳定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世界银行制定的上中等收入标准区间并加速上升，以电子、汽车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全面超越工业化中期阶段领军产业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高加工度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工业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综合判断，“十二五”末我国工业发展阶段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当然，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个别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但并不妨碍上述总体判断。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不仅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1980—2011年资本投入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接近50%，2003—2011年工业高增长时期甚至高达80%，而同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则显著下降，甚至趋于负值[10]，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虽然很快，但粗放式发展的特征日益强化，已达到不可持续的临界点。从工业化后期的规律看，这一阶段技术进步取代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长，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阶段创新成为质量提高的强大动能，在总量基数很大的情况下，中国工业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由填补空白向产业中高端迈进，由开阔地推进向高地挺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艰难的创新来驱动。这一阶段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关键零部件将取代“三来一补”、代工生产和低水平价格竞争，产业和企业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将有明显提高。这一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加快融合发展，高品质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将取代低端制造。这一阶段重要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将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入由需求拉动供给向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阶段。低端供给、无效供给将逐步向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有效供给转化，消费需求也将随着供给结构的升级而再度释放。虽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早已是服务业主导，但仍被称为工业化国家；当今世界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被称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因此，尽管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超过半壁江山，但工业化仍将是引领中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战场。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的与产业低端化相伴的低水平价格竞争依靠的是成本优势，而当成本优势不再时，需要向技术优势转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是一窝蜂地发展高技术产业，而是在各自的产业内部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靠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以低水平价格竞争来跑马圈地抢占市场，而当市场饱和时价格弹性显著下降，无论怎么降低价格也难以刺激需求的明显增加，最终导致产业低端化和无利润增长，以及反倾销案的居高不下，价格越低越好的误区甚至导致一个行业的崩溃，最典型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导致我国整个婴幼儿奶粉行业受到全面重创。“产品虽然不好但是便宜”的理念根植于我国模仿加低成本的制造业赶超过程中，这一过去的优势正在逐渐变为劣势。美国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利器就是他可以轻易找到第三国制造成本作为标准替代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属于倾销行为，从而制定非常高的惩罚性关税。这说明产品的低价优势很容易被外部因素所逆转，“产品虽然不好但是便宜”向“产品好性价比高”的理念转型是大趋势，这一理念正在由美欧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被动应对，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动作为转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非坏事，它本身会终结和扭转中国产业低端化的趋势，并以不可逆的方式向高一阶的产业逐级迈进。测算表明，2017年我国制造业投资中，技改投资占比达到48.5%，不仅比重在稳步上升，而且技改投资已经接近制造业投资的半壁江山，这种积极变化表明，我国的制造业投资正在由产能扩张为主向产能升级为主的方向演变，特别是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投资持续下降，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较快增长，产能结构性升级效应更加显著。即使在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粗钢、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产量总量已接近峰值，但存量调整、结构优化、产能利用率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趋势相当明显，优势企业将具有长久竞争力。2018年面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货币供应量M2增长目标将首次降至个位数，污染治理的力度不会减弱，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不能过高。中国面对的结构调整任务仍然非常繁重，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再加上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下行拐点，认为新周期来临的乐观情绪是有危险性的[11]。从国际视野上看，虽然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但一方面有价格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应看到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特朗普执政后抛弃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倾向加剧，美国首次把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演变为贸易战。我国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也要加快结构调整，发挥好我国的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形成合力，防范和积极应对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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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源 单位:现为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