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户籍政策范例

所属社会阶层

高考移民大多属于特权阶层，有钱有权或二者兼备，家庭条件优越才有资本去运作。曾经的海南高考移民学生中，不乏来自他省富裕家庭及父母是政府公职人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8岁以下的为3800万人，其中农村户籍2800万人，占74%。⑥如果预想农村更多数量的留守儿童中有很多将随时转化为随迁子女，那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扩大。大部分随迁子女父母是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搬运、家政等职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或体力活工种，收入较低，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弱势群体。小部分是中产阶层，如现在新涌现的具有较高学历的非本地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讲，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和异地高考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流动方向

高考移民主要由高考竞争激烈地区流向三个方向:北京、上海、天津等经济发达、高校集中、一本录取率较高地区;先办理外国国籍，然后持某国护照回到国内，参加高考;海南、西藏、青海等教育经济较落后但录取率较高的地区。前两者由于成本太大或门槛太高导致规模较小，且由于后者规模大，影响大，掩盖了前两者。在现有制度失范或不公平的前提下，高考移民也可以分为合法和不合法两种，但都明显是一种主动的“套利”、“搭便车”行为。2005年，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占全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38．09%。其中，流入地多为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比例分别为97．61%、96．76%和95．26%;新疆跨省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比例也达到76．72%;浙江、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分别为57．23%、55．56%、45．56%和46．88%。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流动方向和父母一致，主要是发达的城市或新疆这种特殊吸收农民工的地区。在各地异地高考政策没有完全放开和父母需要到城市打工谋生的前提下，随迁子女在何地接受教育的自主选择余地较小，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地寻求与流入地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权。同时，又属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流动。

各利益主体

就高考移民来看，移出地一定规模的“移民”可减少当地教育资源的压力，降低高考竞争力。同时，某些学校移出“慢班”学生，可趁机提高升学率，成为办学质量“高”的证据。移民家庭正常渠道下则至多承担一定的经济付出，但收益明显大于成本，非正常渠道移民家庭则要承担被揭露、惩罚的风险。移入地更多的人则获得金钱收益，通过购房入户，房产商可以销售房产并倒卖户口，地方政府则以此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中介公司可以非法敛财，学校以办高考补习班大发“移民”财，公职人员可受贿，某些学校也可收钱后办理学籍，甚至空挂学籍冒领国家各种补助。但是，当地考生的利益受到侵犯，录取机会减少。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需求，对流入地的教育资源承载能力提出巨大挑战。北京、上海、广东等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最多的地区，随着北京户籍人口高峰的到来，初中教育入学需求逐渐增加，预计2020年将达到10．1万人，比2011年增长近50%，再加上非北京户籍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由2001年的10．3万人增长到2011年的37．0万人，增长了2．6倍，年均增长13．6%。⑦可见，随迁子女对流入地的压力非常巨大。假如随迁子女全部能实现异地高考，其教育权利不仅得到公平保障，还可能享受此前在迁出地不曾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流入地必先提供高中教育资源，而短期内无法也不愿意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给如此庞大的外来随迁子女提供资源。同时，也会给本地生源的利益带来严重影响。这些，都是异地高考政策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现实困境之一。

公共政策

【摘要】农村发展关键在于人才振兴，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农村教育成为农村发展振兴的关键。近几年，尽管我国的农村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城市相比，还存在师资力量弱、教育意识差等差距。本文将根据现在实际情况，梳理分析当前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从国家政策扶持、创新等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想法。

【关键词】农村教育；教育资源；农村振兴

城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农村的发展的，农村的教育是农村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文化的建设以及农村儿童的教育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探索农村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困境和阻碍。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农村教育的认识，把握乡村教育的发展，进而探讨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有效对策。最终，为农村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实现城乡教育能够均衡发展。

1我国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报告中提到：“要优先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这是国家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既体现了我国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充分肯定，又体现出要补齐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定决心。正因如此，农村的教育便格外重要，然而，在农村教育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1.1农村的教育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的条件较为艰苦，相反城市无论在生活还是交通上都有着农村无法相比的便利条件，在高校学习的学生在毕业后都不会选择去农村就业，城市成为他们的首选就业城市，部分人甚至宁愿选择转变职业也不愿去农村任教。最终造成农村的师资力量薄弱，知识更新速度慢、农村教师老龄化以及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越来越明显。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分析视角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应该从制度和社会价值层面进行构建，为每个资质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同等的机会。其次，高等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公平的。也就是说，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因为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其中既有制度和政策层面的保障因素，也有教学工作人员与学生的互动过程等因素。最后，高等教育的结果应该公平，也就是说，每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达到的高等教育要求是一致的，其就业机会也是均等的。换言之，不能让学生因为性别、民族、户口等客观因素遭受就业歧视。鉴于上述分析视角的成熟性，文章将从这样三个视角出发，对中德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异同进行比较。

二、中德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比较

1．高考是我国高等教育确保起点公平的重要手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对高等教育公平给予高度重视。为了确保工农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52年开始颁布了高考制度，这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受经济、制度等客观因素影响，而只与其个人素质有关。但是“”的爆发对高考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这一制度无法实施。“”结束之后，高考制度于1977年得到恢复，人们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再次得到保障。而且由于这一阶段实行计划招生，学生的学费极低，可以说经济等因素对其受教育权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这一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极为匮乏，招生也是完全按照计划招生，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大大下降。此外，这种以用人需求为目的的招生做法还导致招生指标较少，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升学率，使得不少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素质的学生无法通过升学来享受自身的权利。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健全。这一方面使得可供政府支配的高等教育资源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民办高校的不断发展也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途径;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生就业的选择也在不断扩大。这样就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我们看到，1996年双轨制的招生体制最终成为历史，部分学生享受低学费乃至免费的高等教育成为历史，高校开始全部收费;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也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启了大众化的时代，随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人数开始大量增加，学生入学率不断提升。而且，为了不让学费等经济因素影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我国还相继开展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等工作。另外，为了保证有才华的学生不因为高考制度而影响其接受高等教育，我国还在有条件的高中学校开展推荐制度，在有条件的高校开展自主招生制度。可以说，学生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平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在起点公平方面，仍然有许多的不足。例如，户籍制度依然是影响学生参加高考的重要因素，即使有些学生在发达城市和地区完成了整个基础阶段的教育，但是由于户籍所限，不得不回到原籍参加高考。根据地区来区分分数在历史上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不同地区的人员基本素质确实存在差距，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因此，面对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高等教育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情况，通过打破户籍限制就成为必然。

2．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德国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基础

德国在确保起点公平上有一定的优势。在德国，虽然实行的是与我国相类似的考试制度，但是学生参加的考试更像是我国的高中会考，只要通过了这种考试，学生就获得了申请高校的权利。在这个环节，学生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完全取决于学生的素质和高校的录取意愿。之所以这样，既与德国充足的高等教育资源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其高校相对独立的办学自主权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制度可以说既保证了学生的基本素质，也确保了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且德国的高等教育中职业教育非常发达，而职业教育的发达让学生在选择上不会因为观念因素而做出不适当的决定。我国的高等教育起点阶段更加强调客观公平，这既与我国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有关，也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关，盲目地仿效德国的选拔制度很容易导致人情因素过重，反而会影响公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考试制度的逐渐完善，德国式的入学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一、我国高等教育不公现状分析

1.入学机会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均等应当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平实现的主要任务。造成入学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因素是社会阶层的不公平，地区的不公平。社会阶层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的差异。阶层之间的差异主要影响的是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的取得。优势阶层的子女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方面等方面较低社会阶层子女占有很大的优势。而这些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与选择高校的类型和层次成正相关。社会阶层的不同，其经济资本享有程度也就不同。在我国目前的招生制度上来看，优势的社会阶层可以利用其本身的资本拥有程度，为自己的下一代获得更好的教育。比如当招生数量问题产生竞争时，优势的社会阶层可享有因其自身身份特征而产生的分数优惠政策。或者比如当不同阶层的子女进入同一所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优势阶层可以为自己的下一代因其经济资本的优越性选择质量更好的专业就读，而低社会阶层会考虑到学费等问题选择费用较少的专业就读。此外，由于国内高考的户籍制度，常常使得身为低社会阶层子女的学生如外来务工子女，在交纳高额借读费后仍然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考试的问题。这些都是由社会阶层的不公所带来的入学机会不均等。地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取向导致教育不公平。我国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并不是统一全国制定，而是采用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式进行的。各省录取的数额是不均等的，并不是根据当年参加高考人数的数量平均分布的。各地区的高考分数线的不同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造成了极大的不公。以2011年为例，2011年河南省与黑龙江省的高考试题全部采用的是全国卷新课标卷，而2011年河南省本科一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562分，理科是582分。本科二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515分，理科是531分。本科三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460分，理科是455分。黑龙江省2011年本科一批文科分数线是540分，理科是551分。文科本科二批分数线是462分，理科是465分。本科三批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77分。理科是279分。这样明显的分数悬差，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源入学机会的不平等。高考是通向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这样的不平等自然而然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公平。再以清华大学2014年在部分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为例，这个统计数据是由国家教育部的，2014年清华大学在上海理科第一批次录取分数为533分，在广西省理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646分，在辽宁省理科录取分数为672分，在海南省为861分。而文科部分，在2014年，上海市的录取分数为529分，在广西省为623分，在辽宁省为654分，海南省为883分。由此可见地区之间的录取存在不公，在入学机会上是不均等的。同一高校的录取分数针对不同地区相差甚多，地区的不公是影响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地区之间的招生制度不平等是一个方面，其教育资源享有程度的不同是另一个方面。在教育资源上，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大致包括四类，第一类是以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为代表，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较少的考生，而且录取分数线是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第二类是陕西、江苏、以及东北三省等为代表的省份，其教育资源的配置相对较高，仅仅少于第一类，考生数量居中，高考成绩与录取分数线就全国来看并没有太大波动，基本相同；第三类是以宁夏、青海、内蒙、还有西部地区如新疆，西藏为代表的地区，其教育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师资力量相对匮乏，但是国家的政策扶持弥补了不足。最后一类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以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西为代表的地区，这一类的教育资源是缺乏的，而国家又未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导致考生的压力巨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是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的另一重要因素。

2.教育过程不公平。

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主要是一个“质”的问题，即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在学习过程中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应当是平等的。高校贫困生在知识学习中的不平等，社会实践方面的差异都是造成教育过程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知识学习与获取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知识的覆盖面很广，不单单是指专业知识，在大学期间所学到的应用技能也是知识学习的一部分。专业学习方面，高校贫困生与其他学生的起点是一样的，在这个方面并不差异。但在英语，计算机等方面，我国高中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通过考试获取分数，应试教育的色彩浓重。对于计算机，英语口语一类的教育并不重视，这使得高校贫困生在家庭缺少英语和计算机学习的硬件条件基础上,更加的落后。先天条件的不足，后天的无法接触，使得其进入大学后,英语的听说能力和计算机的操作能力比较薄弱，起点的不均衡，使其在学习方面存有一定的差距。考取资格证书是应用技能获取的一个途径，同时在目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资格证书的积累与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会被用人单位作为学习能力参考的重要标准之一，就业问题日益凸显，仅仅是毕业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已经不能是满足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了，越是待遇优厚的岗位对资格条件的限制就越多，计算机证书，人力资源证书，托福雅思的考级证书都是在招聘时能为应聘者加分的项目。但是在资格考取方面，高校贫困生的表现并不积极。高校贫困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资格考试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社会实践也是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学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包含很多方面，兼职，实习，社团活动经历等多个方面。在兼职方面，高校贫困生的兼职经历多于其他的学生。但是在社团活动方面，由于社团活动需要经费支出，是一笔额外的开销，高校贫困生会放弃社团活动。而在实习方面，由于高校贫困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大多缺乏广泛的社会人际关系，其能够得到的实习锻炼机会也就非常的少。

3.教育结果的不均等。

高等教育的结果表现在其就业方面，即能否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性别不同在就业过程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高等教育结果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一项由国内大学生就业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完成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2月底，2010届女性大学毕业生签约率为21%，明显低于男性毕业生的29.5%，可见在签约进展方面女生明显滞后于男生。该调查以2010届大学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有效答卷共64589份，其中本科35071份，高职高专29518份。调查显示，签约国企的女大学毕业生占已签约女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远低于男性的同项比例，约13个百分点。截至2月底，女性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分别为1884元、1731元，较男性本科毕业生(2245元)和男性高职高专毕业生(2063元)分别低361元和332元。并且，女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较男性低，女性本科(61%)和高职高专(59%)毕业生分别比男性低12个和11个百分点。这表明，女大学毕业生通过接受较低薪资和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实现就业，其就业质量较低。性别上的差异对待是造成了高等教育结果上的极大不公。

摘要:本文在对廊坊周边区县六所小学800名学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成因分析入手，提出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三大途径，即:教育部门加大投入力度是保障，家校密切配合是关键，充分利用校外资源是有效途径。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援助途径

2017年9月，中国科学院与腾讯公益等联合了《留守儿童调查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16岁以下留守儿童总量已超过5000万。关于“留守儿童是否多来源于贫困家庭”调查中，数据显示:留守儿童中一般收入家庭占70%，低收入家庭占20%，中高收入家庭占10%。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传统意义上认为“留守儿童多来源于贫困家庭”的观点已存在偏颇，造成留守儿童的主要原因也趋于多样化，家庭经济支付能力已不再是唯一原因，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户籍制度反而成为留守儿童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以廊坊周边区县为例，在对六所小学800名学生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得出，留守儿童特别是隐性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一)社会因素

造成廊坊周边留守儿童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教育制度，如中考、高考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考试的壁垒是造成廊坊周边区县留守儿童的主要成因。家访中，在京津就业的很多家长表示有经济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但由于两地在教材版本、考试大纲以及中高考政策等原因，只能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上学。二是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读书无用论”对一些进城务工人员及家庭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这部分群体放松了对自己学习的要求。三是廊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隐性留守儿童数量剧增。廊坊地处京津走廊，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均在河北省前列，但由于落户京津难度较大、生活成本高(房价)等原因，京津周边廊坊区县就成为京津流动人员落户的不二选择，父母双方或一方在京津工作，廊坊生活就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了隐形留守儿童数量激增。

(二)家庭因素

［摘要］文章主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精神，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保障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文章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要抓手。通过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出台的系列文件规划，文章认为，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总体部署主要包括，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为目标，切实保护农业转移人口的“三权”。同时，文章认为当前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亟待解决子女入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四大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小康社会;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城乡融合

1前言

“农民工”长期被用于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农民的身份称呼，带有一定的歧视性色彩，范围比较狭窄，不被进城务工农民欣然接受。“农业转移人口”是比较中性的身份称呼，范围更加广泛，它既包含进城务工、往返城市与农村的劳动适龄农民和非劳动适龄农民，又包含在城镇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有意愿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正式提出是在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后出现在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被学界广泛研究和应用。因此，本文以“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对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民的身份称呼，以他们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农业转移人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尤其是人口流动发展状况而出现的特有社会名词和社会现象。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2.4亿农民工，其中河南就有农民工2000多万，85.1%的农村家庭都有在外务工人员，户均劳动力转移人数为1.74人。客观而言，现有农民工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差距规模缩小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放开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大突破。但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全面小康社会建成进度的不断加快，这一制度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释放。新一届中央政府着眼于发展新要求和公平正义的时代呼声，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为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央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向现代产业工人、现代城市市民、现代城市主人转变，与城市居民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同等享有就业机会和薪资报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红利。

2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意义

2.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主题，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时代目标，是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基础上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新的部署。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全民参保，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具体目标。但是囿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近2.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工作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突出表现在:子女入托入学难，基本社保覆盖率低，看病报销难，失业补助就业机会不均等、无法申请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事关基本生存、生活的公共服务。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子女入学方面，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子女无法在打工地顺利就读。单就入学方面，基本教育服务的不均衡，引发了留守儿童、失学辍学、心理疾病等社会问题。在保障房方面，鲜有农民工能够申请到公租房、廉租房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要求不相符合，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不相符合，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目标不相符合。未来2年，做好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主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供给成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发展现状

自2000年以来，桐乡市的务工人员开始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伴随此现象产生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2001年桐乡市出现了第一所由外来人员私自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后因新居民学龄子女的不断膨胀(自2004年到2007年四年间，桐乡新居民子女入学人数由13173人增至21587人)，此类学校快速发展，至2007年底，全市有民工子女学校14所(不含公办的新民学校)，其中市区6所，濮院镇4所，石门、河山、大麻、崇福各1所。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林立，其教学质量及教学设施根本无标准可言，一些教舍甚至是危房，一些教师自身仅为初中毕业生。因此，为保证新居民子女接受与当地居民同等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从2009年开始，桐乡市以全面实施“校安工程”为契机，按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接纳为主”的原则，通过公办学校就近吸纳、新建公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和整治关停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三大举措，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在努力改善新居民子女就学条件的同时，桐乡也在不断规范办学行为。2008年5月，市教育局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子女学校星级评估方案(试行)》，从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教育效果三个方面对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进行星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新居民子女学校实施补助与奖励。另外，从新居民服务管理和教育长远发展出发，桐乡市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新居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发展规划，即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对新居民民子女学校进行优胜劣汰和资源整合，从而全面解决新居民子女就学和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问题，有效提升新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全民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作为桐乡市的新居民第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桐乡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桐乡市未来城市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新居民子女教育管理的困难与瓶颈

(一)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不断膨胀之间的矛盾加剧

虽然桐乡已经在逐步加大对新居民子女教育的财政投入，但是面对新居民的大量涌入，新居民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2012年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数量为65879人，2013年达到了67924，增幅为3.10%。面对如此庞大的学龄期孩子的数量，政府不断加大对新居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但全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新居民子女人数只占了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的38.48%，这意味着有近63%的适龄新居民儿童没有在桐乡接受义务教育。虽然桐乡已先后投入1.18亿、每年追加投入1亿多来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需有大量财政投入，政府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从教育资源方面来看，目前桐乡在硬件设施以及教室上都显不足。每年入学新生约有5000多，但达到学龄的子女有无法全部满足其入学需求。而且在软件上，师资难以保证，按照师生比例20:1来计算的话，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需要两千多教师，因此，目前在新居民学校的教师有约三分之一是临时代课人员。而前来桐乡务工的新居民多半有多个子女，要逐一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但挤占了桐乡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同时由于人数众多，资源需求量过大，政府不堪重负。

(二)当前的户籍制度阻滞教育公平的实现

户籍制度是我国社会分层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到国家教育财政补贴方面。在新居民及子女离开户口所在地之后，其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新居民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新居民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其教育的财政补贴仍由当地政府支配，而不是随人的转移而转移。从人口流出地政府来讲，入学人数是越少，其教学资金不减;但对于人口流入地(如桐乡)，政府则是不堪重负。而流入地政府如进行收费教育，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必因此受到处罚。

【摘要】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原本的“小康”梦想已一步一步地实现，但最初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似乎与现实渐行渐远。中国在经济腾飞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其中，作为培养新生力量的工具—“教育”就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步，这些都将直接导致未来城市和乡村居民在知识结构、经济地位和收入方面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且，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都将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社会阶层分化。文章通过对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理论研究，讨论它对阶层固化的影响，以及提出破除问题建议。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资源；教育公平；阶层固化

0绪论

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报告关于教育的这段论述可以知道，教育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配置不公问题日益严重，这种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对社会阶级固化产生重要影响。

1城乡基础教育不公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1.1受教育程度影响人们的职业门槛

我国研究学者李强等人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在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因子里，个人受教育年限是其最大的影响因素，其路径关系达到0.551，受教育程度越高，侧面反映出了个人学习能力越强，对于一项新的职业技能能够更好更快的上手和操作，在同等条件下而言，比受教育程度相对低、受教育质量较差的个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便只能选择一些出卖劳动力或者创造附加值更低的职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我们可知，创造的附加值越大，获得的薪资越高，而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薪资的，只能获取其出卖劳动力剥削剩余那部分，如此而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