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农林教育范例

摘要：

生物技术专业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的基础专业，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从而折射出许多急待改革的问题。为此，基于浙江农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情况问卷调查以及与该专业本科生的座谈交流和对部分高等农林院校的实地调研，并结合浙江农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相关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对高等农林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高等农林院校应通过明确有别于其他科类院校的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推进分类模块化人才培养模式、精简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尝试课堂讨论式教学法、采取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体系等措施的实施，实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关键词：

高等农林院校；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学；教学评价

近年来，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迅猛。伴随着生命科学的新突破，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能源等领域，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满足生物技术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内外的生物技术高等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有337所高等院校开设了生物技术本科专业。经过20余年的不断改革和优化，我国生物技术本科专业的办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目前我国的生物高新技术产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与国际水平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这导致生物技术本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较低，特别是农林类高等院校该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2010年，生物技术专业甚至被教育部列入10大“红牌”本科专业。由此可见，从整体上看，我国生物技术高等教育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为此，笔者在浙江农林大学开展了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情况问卷调查，与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进行了座谈交流，还到部分高等农林院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浙江农林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相关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对高等农林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高校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其他科类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本文作者：张松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高等农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教育的龙头,是高层次农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产业开发、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跨越,对我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高等农业教育现状

(一)人才培养规模稳步扩大,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从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至今,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专科教育为补充的比较协调发展的格局。据统计,截至2005年4月,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794所,其中涉农(林)高校252所,独立设置的农林本科院校38所。[1]2005年我国农科招生111052人,比1999年增加96.7%,其中博士研究生2253人,硕士研究生11611人,本科生45674人,专科生51514人;年在校生344168人,比1999年增加97.9%,年毕业生75569人,比1999年增加119.1%。[2]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高等农林院校共获得8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分别获得2篇,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分别获得1篇。至此,有12所农林院校共获得优秀博士论文39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获得9篇,名列全国高校22位,南京农业大学获得6篇,名列全国高校29位,四川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别获得4篇,名列全国高校37位。

(二)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农业高校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内涵建设,国家重点学科数有了较大增长。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排名情况来看,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的农林院校有20所,其中,中国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覆盖18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总计24个,名列全国高校16位;南京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覆盖10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个,总计13个,名列全国高校25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覆盖2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总计8个,名列全国高校52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0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7个,总计7个,名列全国高校81位。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9所农林院校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位于全国高校百名之列。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顶层设计。乡村振兴战略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也给高等农林院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高等农林院校也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文章阐述了浙江农林大学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的人才培养、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人才需求和高等农林院校经管人才的培养思路。文章认为高等农林院校的经管专业应结合地方特色和院校特色，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致力于培养乡村振兴所需人才。

关键词：乡村振兴；复合型人才；产教融合

2017年10月18日，党的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梯次推进乡村振兴，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至2022年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给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也给高等农林院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辽宁省地方高校以建设品牌研究院为契机，集聚资源，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3]。福建农林大学设立乡村振兴班，着力培养具有“三农”品质情怀、跨学科综合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新时代“三农”领军人才。浙江省唯一省属本科农林类高校———浙江农林大学也紧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浙江乃至全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乡村振兴需要广泛而多元的人才，经管人才亦不可或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结合农林院校的优势与特色，在经管类人才培养上更加与时俱进，为社会培养出更有竞争性的人才，是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给高等农林院校带来的机遇

（一）乡村振兴战略有广泛的人才需求

其一，乡村振兴需要多元人才的不断输入。乡村振兴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为现代农业提供智力保障[4]。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也对人才提出了多元化的需求。乡村振兴需要专业化的农业人才、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懂得农产品市场的农村电商人才、热爱农村的乡村旅游人才以及各类实用技术人才，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支撑现代化农业进程[5]。其二，农村双创需要创新创业人才的引领。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农村“双创”促进机制，支持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科技人员下乡创业，为农村繁荣增添新动能，让农村农业成为双创新天地。当前，农业农村不断优化的制度环境；逐渐改善的软硬件环境，和充满无限商机的广阔市场，为农村双创注入了“助燃剂”，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创新创业人才回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其三，乡村振兴需提升农业农村人才素质。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依靠者和受益者，要发挥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就需提升农民素质和精神风貌[6]。乡村振兴还需培养高端农业科技人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带头人”，他们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通过输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素质，更好的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二）乡村振兴战略有先进的技术需求

本文作者：吴玉伦 单位：焦作大学校长办公室

发轫于清末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已获得规模有限的初步发展。无论沿农业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析,还是从教育沿革的轨迹进行评判,近代农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并对其后的农业生产和教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近代农业教育于清末产生的社会背景

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是强调天人合一,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在非电热机械农具时代,这套理论是有成功之处的。与此不同的是,18世纪的西方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构成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1]。由于生产实效的明显优势,“实验农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单纯的农业技术之外,近代以来,外来势力把中国作为倾销其过剩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凭借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侵略的触角伸进广袤旷远的农村,中国农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日益加深。加之国内人口增加、天灾频仍,终使芜秽不治,蓬蒿没路,国用匮绌,民生日蹙,农业生产日益走向衰败的边缘。经济困境与内外交困的社会处境相交织,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重新体认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和以往不同,此时的“农本意识”把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纳为其重要内涵,不仅肯定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更强调利用新型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2](P1419)的先进生产方式倾慕不已。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生产。以光绪帝一系列关于农业变革相关谕令的颁布为标志,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开始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逐步实施推广。在教育领域里,封建专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颓势至清末未减,形式完备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虚名,各地官学和书院不过是科举入门的阶梯。学校管理日渐松弛,昏聩之师滥充其数,捐纳生徒滥厕其间。科场考试更是丑态百出,剽窃诡随,倩枪顶替,通融关节,贿赂公行,曾一度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日久生弊,积弊成俗,破屋漏舟,无可修补。与针砭科举相交响的是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3](P240);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4](P109)。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在实践层面,从洋务教育起,声光化电等反映西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科技知识,步履艰辛却势不可挡地挤占着为孔孟经史所垄断的教育地盘,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以科举选士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制,最终在这场转型中未能逃脱分崩离析的历史命运。受“欧风美雨”的浸渐,出于对自身传统的反思,新式教育逐渐崛起,新式教育类型之一的实业教育应运而生。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把中国教育送入早期现代化的轨道,由张之洞、罗振玉主持设计的这套学制定位“农工商各实业学堂,以学成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使几千年来一直为儒家正统教育所鄙视和排挤的农业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颁行的学制体系。近代农业教育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动下扬帆起航。

二、近代农业教育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本脉络

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处于起始阶段,其类型大致有三种: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学科和隶属实业教育领域的各级各类农业学堂。遣员放洋,取石他山,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之措。农业留学教育方面,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13名日本留学生中,有1人学农;1897年浙江蚕学馆派嵇侃赴日本东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学习蚕丝理论和技术,以后又派毕业生方志澄、朱显邦赴日本学习。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31人留学日本,学农及学农艺化学各1人;1905年山东派24人赴日,其中习农学者10人,同年农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学农。留日学生还创办有《农报》、《农桑》和《中国蚕丝业会报》等刊物,研究推广农业技术。从1909年起,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179人,其中13人学农,他们中有邹秉文、竺可桢、过探先等人,后来成为农林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据不完全统计,1011年,中国农科留学生日本112人,欧洲各国12人,美国51人。尽管数量十分有限,去向也以东瀛为主,但农业留学教育开阔了学生视野,汲取了他人经验,也为早期近代农业教育的开展储备了师资。京师大学堂的农学课程和之后成立的农科大学,是清末时期层次最高的农业教育。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成果之一。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八科,其六为农科大学,农科分四门,分别为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兽医学门。京师大学堂早期只设农学课程,1905年,作为八个分科大学之一的农科大学开始筹建。1911年11月,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罗道庄校舍建成,农科大学迁至新址,罗振玉任校长。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是当时农业教育中规格最高者,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用等对各地各级农业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担任农业教育主角的是隶属于实业教育系统的各级各类农业学堂。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在普通教育的两翼设计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实业教育包括农、工、商等门类,农业教育分高、中、初三个层次。事实上,在正式的教育制度文本形成以前,农业教育的实践早已展开。创办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被一些学者看作近代农业教育、乃至职业教育的开端。戊戌以前成立的农业学堂还有遵化农算学堂、江宁农务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温州蚕学馆、杭州蚕学馆等。

本文作者：高秦嫣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动科学院

福建高等农业教育溯源

农业教育起源于农业生产劳动实践，又反过来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在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在1866年，清政府在马尾港创建的船政学堂，被认为具有现代高等教育的雏形。由教会创立的福建协和大学，并在1936年获得省政府补助增设农学院，即福建农林大学的最早前身，1940年在永安成立福建省立农学院。10年内乱高等农业教育遭受严重摧残，1977年以后福建高等农业教育才逐渐步入正轨，有条不紊地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学校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招生规模上都有很大程度的改观。1994年1月福建农学院更名为福建农业大学，2000年9月福建农业大学和福建林学院合并为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经历了3次的分分合合，历经艰难才有今日面貌，福建农林大学是这个时期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在福建省发展道路上的侧影。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有以福建农林大学为首的省属重点大学，还有集美大学中的水产学院和生物工程学院、武夷学院的茶与生物系、龙岩学院的生命科学学院本科共5所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职学校有天福茶职业学院、武夷山职业学院。高等农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的现状，给予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从而进一步作出有利于促进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

福建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现状

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到如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为当地经济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肩负着面向“农村、农民、农业”，高等农业人才的培养、提供高科技成果和推广最新科技成果。通过对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分析，充分理解目前的发展现状，发现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目前的发展赶不上高等教育的平均发展速度，不论从招生规模，还是教学基础设施，不论师资力量和科研成果，还是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都落后于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主要表现为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数量较少、办学模式单一。福建高等农业教育颇有渊源，发展至今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契合。如今，随着福建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转型，福建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立足福建农业的特点，培养适合当今社会需要的高等农业人才是福建高等农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化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灵活多样的高等农业人才培养方式，是福建高等农业教育支持福建特色农业发展的战略。现行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的招生主要按照国家招生计划为主，办学模式单一，招生方式单一，培养模式一刀切，不太注重个性的培养。目前公立办学主体有7所，其中5所是本科院校，2所是专科院校，此外还有2所民办高职高专院校。这样的格局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十分单薄而无力，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

影响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办学的深层次原因

从办学主体的视角来分析以上这些现状，就会发现影响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的深一层次的原因。福建省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性长期被忽视，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地位持续下降因为农业产业在工业化的社会中是弱质产业，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认同度比较低，在社会群体中农民是弱势群体，导致农村处于“二元”结构的弱势端。与之相对应，以服务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主要对象的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性也被忽视，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呈持续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与高等农业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福建省高等农业院校办学主体单一化，市场机制的缺失目前，福建省大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拨款、学生学费等单一化渠道。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一些地方农业高校教育事业经费生均拨款平均只有2000多元，远低于生均培养成本，导致高等农业院校办学经费紧张状况正在加剧，目前单一的办学方式已经大大地制约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

【摘要】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高等农林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木材学课程群作为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木材学课程群的教学更加适应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本文详细阐述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四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即调整课程设置、将教学内容与研究前沿紧密结合、进行“融合式”的教学方式以及充分利用自媒体使课堂内容带到课下，以进一步提高木材学课程群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拔尖创新型；卓越农林人才；木材学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根据《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经研究，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共同组织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目标在于全面提高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农林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着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并推出了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1,2]。其中拔尖创新型重在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促进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提高学生的科技素质和科研能力，而达到这些培养目标的根本是课程教学的改革。木材学课程作为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既是引导学生进入本专业领域的入门课程，又是使学生掌握木材加工基本原理的理论课程，也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独立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训练课程[3]。木材学作为一门融合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应用基础科学，它是学好后续课程，如《制材学》《木材干燥》《家具和木制品》《木工机械》《人造板工艺》和《木材保护与改性》等所必需的基础性课程。同时，在全国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考试课程中，木材学课程一直是必考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本课程在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3]。现随着木材和木质材料潜能的不断发掘，分析手段的不断更新，木材学的研究深度和外延不断被扩展，涵盖了木材科学与技术多个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由《木材解剖学》《木材识别与鉴定》《木材物理》《木材环境学》《木材化学》《木材检验》《木材商品学》等组成的课程群。在各高校的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一般单独开设《木材学》为核心课程，再同时开设《木材解剖学》《木材物理》《木材化学》《木材识别》《木材环境学》《木材检验》《木材商品学》中的几门作为选修课或必修课，而这种课程的设置显然已经不适应拔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许多开设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校都在进行着适用于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木材学课程群的教学改革。

1木材学课程群教学改革的现状

西南林业大学沈华杰等[4]针对木材学课程群的教学，引入了体验式教学方法，并在分析体验式教学重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模块”体验式教与学的模式。东北林业大学郭明辉等[3,5,6]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提出了木材学课程改革重点要完善教学团队建设的建议，并强调要深化教学内容改革，调整教学方式。北京林业大学马尔妮等[7]针对木材学课程群的网络课程，构建了适于网络环境的教学内容，形成了“生活－实验室－课堂”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通过课程分段式考核、进阶式教学，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进度、效果，提高了教学质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闫丽[8]结合当前木材学课程群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课堂教学的自主学习型教学方案及实践教学的小组项目设计方案，并对专业课的选课方式和考评方式提出了改革建议。广西大学符韵林[9]强调了实验、实践环节在木材学课程群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加强实践环节。

2针对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现木材学课程群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各个高校在木材学课程教学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针对于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归结如下：（1）在课程设置方面：与其他培养模式相同，仍以《木材学》为核心课程；不同的是增设了《木材超微构造》《木材化学》两门选修课；课程设置未充分考虑拔尖创新型的培养目标，不能充分地体现出因材施教，对于学生的科技素质和科研能力的培养作用不明显。（2）在课程内容方面：《木材学》的教学内容在改革前后无变化，新增课程内容与《木材学》课程内容有重复。因此，这样的课程设置存在着旧知识新学的弊端，且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科研素质以及国际化的视角并未有明显的提高。（3）在教学方法上：仍以主要的理论讲授为主，学生自主学习空间相对较少，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主动思考能力等均有待提高。

一、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趋向国际化

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传播的高效率，全球生活将趋于同步化，时空差别缩小，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科技、教育及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际教育贸易市场开放为前提，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推动力，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教育市场，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并促进高等教育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人才素质和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应采取相应措施改革发展，如增加专业人员出国交流、大力引进在国外已取得较大成就的留学人员（如我国近年中组部实施了“千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百人计划”）等，以保证我国不同领域学科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农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冲击。高等教育国际化给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培养出能面向社会、面向国际的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创新改革，以完善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

1.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呈现国际化趋势，但仍需加快步伐。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随着高等农业院校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留学回国人员的增加，我国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与国际接轨，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逐步加快，甚至不同的学科，如生物信息学、人类医学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农业的某些研究领域，但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比如高等农业院校设备更新较慢、引进设备利用率较差、师资水平提高缓慢、教学设备陈旧、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落后等。农业院校引进高端人才力度不够，缺乏在管理、教学和科研中有突出成就的领军人物。

2.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优势和特色发展。

近些年，高等农业院校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要，纷纷扩大招生规模，提高了更多人的专业素质和水平，但许多院校把增加学科专业种类、扩大专业规模放在第一位，新增设的学科专业多脱离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更多强调规模的发展，过多注重经济效益，使得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优势和特色发展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统的涉农学科专业缺乏政府的政策保护，致使部分特色专业招生困难，甚至专业取消。许多涉农专业不能着眼于本区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特点，不能主动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形不成区域传统与特色。

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初创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