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发言稿范例

摘要:口译项目难度大，时间紧，重点是译前高效率的准备，难点是译中顶住压力，稳健发挥，灵活处理突发事件。译后工作却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人认为它只不过是项目验收和译费结算，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但事实不是这样。任何一项工作，收尾部分都很重要，一方面可以为项目画上完美的句号，另一方面也可以总结成功经验，改正不足，为今后的口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口译项目流程译后部分需要的步骤及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译后管理方案。

关键词:口译流程;项目管理;译后

虽然不同的项目，具体的口译译后流程可能不同，但口译服务项目的收尾工作基本包含下列环节:服务验收，异议处理，收款，译费结算，项目总结，成本核算，质量评估，客户满意度调查等。在此，我们将译后工作分为三个部分:译后(现场)，译后(中期)，译后(后期)。

1译后(现场)

再通过紧张繁重的口译任务之后，译员及工作人员都如释重负，那么任务完成是否就可以直接离开了呢?实际上，口译结束后不要马上离开，先确认一下是否有临时口译任务(比如晚宴临时需要交传或与会双方准备细谈合作条款)，如果对方找到译员要求加班，要谈好报酬并告知项目经理。这样也体现了翻译公司的专业以及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如果没有临时任务，译员要注意检查同传间，不要落下口译材料，尤其是发言稿等，若留下材料一方面是不专业的体现，另一方面会议相关的一些保密资料可能会遭到泄露。此后，译员和联系人或工作确认人确定结束后才可以离开。注意带好工作照(译中拍摄的现场照)，照片可作为工作证明佐证，也可用于日后求职的简历中。项目经理在项目结束后，请客户方在服务单上签字，确定服务结束，对服务质量满意，以避免后期纠纷。服务单上应该注明服务时间和服务人员姓名。如果发生客户不满意的情况，请客户注明原因并提供证据或者第三方证人，以便申请法律仲裁。项目经理也应提供译中的现场录音(中外双频道)。

2译后(中期)

2．1财务审核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职工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努力塑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形象，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要求，丰富形式、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努力学习自然资源知识，从严规范干部职工工作行为，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端正“三观”意识、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坚持严管就是厚爱，不断提高干部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第三条本制度适应于自然资源局所有在岗工作人员。

第二章学习教育制度

第四条局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

摘要：实习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想要真正达成实习目标，需要关注实习每一环节的组织，科学安排实习流程，方可实现幼儿师范学校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关键词：实习;实习流程;实习组织

学生通过实习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为就职奠定扎实基础。通过保育实习、教育见实习、教育实习，实现学生对幼儿园保教工作的深度认知，培养热爱幼教工作的积极情感，练就组织、实施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操作技能，以达成幼儿师范学校培养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幼儿教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想要将实习落到实地，真正达成实习目标，需要关注实习每一环节的组织，科学安排实习流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八个环节：三个部分是指实习前的准备、实习中的检查和督导、实习收尾和总结。八个环节包括制定实习计划、联系实习基地、安排带队教师、体检和购买实习保险、召开带队教师和实习生动员大会、组织检查督导、评定实习成绩及实结工作。

1准备部分

1.1制定实习计划

首先，根据教学计划，科学制定实习计划。完整的实习计划要标明学校名称、实习学年、专业、实习名称、种类说明、意义及时间安排。其次，要从实习目的、实习内容、实习要求、带队教师职责、指导教师职责等方面详细阐述。最后，要有学校名称和时间，加盖学校或教务处公章。

1.2联系实习基地

一、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特点

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传统意义上的语文课一直是基础性、工具性的代名词，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带有更强的体验性和评价性。这种体验性在职业院校的语文教学中，侧重以学生为主体参与课堂教学，体现学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评价性则侧重加强教师对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教学效果评价。此外，大学课堂的语文其内涵和处延扩大了很多。将“文化”引入大学语文课堂，更加强了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功能和使命，这不仅是本科院校也是高职院校语文教学重要的支撑之一，是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目标决定的。基于上述种种，高职院校的语文课既要渗透人文内涵，又要贯彻职教的理念，这对课程的讲授无疑是一个挑战。现行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一般分阅读鉴赏、口语表达和应用写作三个模块。做好文化育人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超越这三个模块的内容，即充分挖掘教材的文化意蕴，使之渗透到职业素质的培养上，把教材放到广阔深远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观照、审视、探讨，从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二、育德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根本

曾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提出“扣子论”，即希望青年学生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钮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注重修身养性优良传统的弘扬与继承，又是当下对青年学生成人成才的现实要求。高职生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严以修德，正当其时；严以修德，大有益处。未来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把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首要任务，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也是立人之本。各类教材中谈立德树人的篇章很多，对高职学生来说，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具备良好健康的职业道德与心态，能促使他们快速适应一毕业就进入工作环境的紧张状态。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大学语文》选取的《论语》三章为例，文中孔子分别从诚信观、理欲观与复礼归仁的角度阐述如何做人、如何塑造君子人格，这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构建与道德行为的养成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再如北岛的《回答》真实有力地告诉学生，我们是活生生的尘世中的人，而不是魔鬼或者天使。无论在自以为高尚还是在自以为卑鄙的时候，只有微笑地看待自己，那才是最真实的。而末尾两行，把“闪闪的星斗”想象成“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和“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则赋予了诗歌一种历史感和开拓未来的使命感。在教学中，如要求学生一味地去牢记文章内容是不可取的，应设置道德情境或结合实际摆出案例，让学生去切身体验并评判其中所涉及的人性美丑和道德高下，这样的授课方法，显然比教师单纯授课要效果显著。

三、育才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途径

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一直是职业教育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大学语文仍需继续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传授学生说话的礼仪风度、艺术技巧。说有用的话，说被人乐意接受的话并非易事。为此，结合社会现象，设计各种沟通情景，要求学生去完成交谈训练，如近期央视曝光的云南导游谩骂游客事件，可以让学生去模拟当时的情境进行游客与导游之间的文明、有效沟通。再如，就学生宿舍养宠物引发舍友间矛盾的事件，可以案例的形式让学生真实体验，做有效沟通，并最终解决问题。这种体验式教学会真正寓教于乐，达到文化育人的功效。对于应用写作，学生除学会各类文种的基本概念、写作格式、写作内容、写作要求外，还应提高使用文字的修养，培养一种踏实认真、质朴晓畅的文风。采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会事半功倍。如单位要举办一场“五一劳模表彰大会”，从请示、批复、活动方案策划、通知、海报到开幕词、领导发言稿、闭幕词等一系列文案内容都涉及其中，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开展此项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展现成果，互相评价、打分，再由教师指出问题、纠正错误、进行总结，这样的过程使学生更易于评价中掌握知识，在小组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沟通能力、竞争能力及领导能力。

四、人格塑造是大学语文文化育人的目标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缺乏实践性

从现有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教学计划是照搬照抄国外或国内其他学校的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很少从旅游企业、学生的条件和学校所在的地域特点等综合因素的需求角度考虑，有的理论学时太多而实践学时太少，有的根据本校的现有教师情况安排课程，因人设课而不是因需设课。很多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强调理论教学，脱离了酒店企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客观实际，缺少专业实用性、实践性。在课程的教学方法上，大多数教师采用的还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缺乏对学生的启发和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学效果非常不好，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陷入了“重理论、轻实践”的怪圈。另外，很多高职院校的酒店管理专业虽然也很重视学生的实践教学，但更多的是在校内模拟的酒店实训室进行简单的室内操作练习，未到酒店企业的前厅或客房等工作岗位，难以从酒店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

(二)缺乏完整科学的专业教材体系

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职业”还表现在缺乏较为完整科学的专业教材体系，很多专业教材在课程内容的编排和组织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在我国目前已经出版和使用的酒店管理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教材中，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还不明显，相当一部分专业教材基本上是酒店管理专业本科教材的复制，教材观点非常陈旧，并且理论性太强，缺乏实践知识和岗位技能的训练，没有真正做到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中心。例如，很多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现有的《酒店管理》《酒店餐饮管理》《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等教材，很大一部分是在讲述酒店的产生与发展，酒店的部门组成与工作职责，餐饮及前厅与客房管理的理论和原则，而真正讲述和探讨酒店具体部门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案例很少，很多学生到酒店实习或工作后发现课本的知识用处不大。此外，专业课程与教材的前后关系递进性不强，缺乏逻辑性，并且很多课程的教材内容存在着大量的重复。

(三)高职院校与酒店企业之间的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专业的实践性，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更要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而这些专业素养和经验技能的具备必须依托校内的酒店实训室和校外的稳定的星级酒店企业实习基地来共同完成。而我国现有的很多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由于经费不足和办学场地狭小等原因，现有的校内酒店实训室条件较差，只能进行简单的摆台、甩单等模拟练习，而不能进行大的宴会设计、客人住宿安排等实战操作。因此，学生在校内的实践训练很难达到酒店实际工作岗位的要求。另外，由于多方面的条件所限，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与酒店企业的校企合作还很不到位，还停留在形式上，诸如聘请酒店的管理人员来学校做讲座、让学生到酒店参观等，学生只能从中获得较为肤浅的专业认识，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我国很多酒店管理专业高职院校办学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学校缺乏专门的与企业联系的部门，并且与酒店企业的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同时，学校在办学体制及运行方式等方面还不能与酒店企业的要求相对接，与酒店企业之间的合作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表面上，合作基础比较薄弱，校企之间的合作效果不是很理想。

外国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东西方古代至现当代的文学发展史和名家名作，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时期，外国文学由于系统地介绍国外文艺思潮和经典名作，曾是中文专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时至今日，它却已经“沦为”众多学生头疼的课程，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课程内容本身的难度、学生对外国历史文化的隔膜、受考级考证等实用主义校园文化的影响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教学模式及方式方法的陈旧死板，因而教学模式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一、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应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和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应用型院校，它在办学思想、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要求等方面都与老牌综合性大学有很大的不同。   如在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方面，由于后者重在培养高素质、高水平、高层次人才，故教学中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及理论水平的提高等等。因而主要采用以史为纲，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   由于这些综合性大学有较充足的课时设置，学生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自主学习能力，这种授课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而反观目前的大多数地方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也仍然沿袭这一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国度的文学成就、思潮，要介绍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与情节，再分析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等。介绍的内容可能因教师个人的兴趣以及当下学术发展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始终未变，那就是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和中心，学生只是听众(偶尔参与)，只需照单全收即可。在这种模式下，外国文学被当作是一门专门的知识来传授，忽视了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另外，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地方高校从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思想出发，往往不再在第八学期(有的甚至是整个第四学年)安排课时，而用于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自主择业。加上中文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往往为保证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传统专业重要课程以及专业必修课的课时充足，而压缩了一些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如外国文学、文艺学等。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中文文秘专业的外国文学课时只有48节，一个学期就可上完。捉襟见肘的课时导致教师不得不“满堂灌”，每节课都塞进大量内容，疲惫不堪;学生则苦于当“填鸭”，在死记硬背中滋生着厌学情绪。教师们只关注学生对知识理论的掌握程度，学生们则只知道苦练“背功”，感觉学无所用，更没有能力学以致用，由此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学习外国文学的热情。   而在当前大学连年扩招、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人才培养质量与教育教学的特色上。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来说，其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毕业生专业素质高，动手能力强，走上工作岗位就能派上用场［1］。因此，在教学中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外，更应以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为主。作为文科基础课程的外国文学同样应该贯彻这一指导思想，随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外国文学课程改革的根本，是要致力于打破以教师为中心的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模式，而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模式转变。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里，教师的地位和角色也相应地转变，教师应成为一个引导者、组织者、答疑解惑者、参与者，课堂也就会成为一个师生交流、互相学习讨论的场所，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学习效果。落实到教学实践中，笔者也在不断地思考、探索，最终结合课程特点、专业要求以及学生的兴趣点，确定了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来打开教学的思路。   外国文学课程要让学生学习掌握一定的文学史常识以及理论知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长期以来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但另一方面，如果只会死记硬背这些知识，而缺乏运用知识去鉴赏、分析作家作品的能力，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授必将失去活力，教学的内容也势必空洞、枯燥无味。地方高校的中文专业多是应用型的文秘、新闻、播音主持等专业，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外国文学课程虽属于基础课，但仍然要为学生更好地夯实文化基础、掌握专业服务。因此，外国文学应与专业结合，以知识传授和提升能力并重，使学生在积累、领会理论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思考、分析、鉴赏和表达的能力，从而全面地提高学生的文学专业素养和实践应用能力。   二、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尝试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   从“传授知识—提升能力”的教学目标出发，就必须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摒弃“满堂灌”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尝试了“自学—交流”的教学模式。   1．“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自学—交流”模式包含自学、交流、精讲、应用、评价五个环节。   在自学环节，面对厚重的教材、大量的文学史知识和有限的课时，教师通过指导性地布置预习作业，使学生可以在课前先行了解很多一般性的文学常识，从而为课堂教学节省时间，有效地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如在学习各章节概述部分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通过研读教材和查找资料的方式，来了解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并做好相关笔记，以此代替教师在课堂上逐一梳理讲解这些内容。在自学的基础上，通过课堂的交流(也延伸到课后的交流)，教师对学生自学的情况进行了解、引导，解惑答疑，使学生对自学内容形成更清晰的认知，提高自学效果。   精讲环节针对的是在交流中表现出的理解的模糊、分歧，以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要力图讲深、讲透。如某些文学思潮产生的复杂原因、某些较难理解的文学理论的阐释、代表性作品的深入分析等等。如文艺复兴阶段，我们就对《哈姆雷特》的主题、主人公形象、艺术手法等进行了精讲，并介绍了在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研究等视角下的一些研究成果，使学生对这部经典作品的复杂内涵具有了较全面、多元的认识。#p#分页标题#e#   应用环节主要是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如对名篇的鉴赏、专题的讨论、阅读经验的分享等等，可以由教师依据章节要点组织布置，也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关注点提出。如在学习浪漫主义文学时，我们就组织了班级诗歌朗诵会。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对众多诗歌名篇的朗诵练习，学生对作品的内涵、情感以及艺术性有了更为深刻、感性的认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经典作品真正进入了情感和心灵世界。   又如一些经典戏剧片段的排演、重要作品的讨论会等等，皆能收到加深认识、丰富感受、拓展视野的效果。评价和应用是紧密结合的，主要评价的是学生在应用时的表现，如表达是否清晰流畅(语言)、是否有独特见解(思维)、感受是否深刻(审美)等等。可以是教师评价学生，也可以是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在这里，教师只是一个教学的参与者，而不是权威的或最终的裁决者，要鼓励和尊重学生的看法。   2．“自学—交流”教学模式与能力培养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本质特征是教师引导、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着眼于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它打破了外国文学课程长期以来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纯的传递—接受式模式，把多个教学环节融为一体。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已经对教学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自然就提高了听课的效果。而精讲是针对学生自学中的问题、疑难以及教学重点、难点展开，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交流和应用则把部分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变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创造，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之中，展现自我，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并提升了从语言到思维、从分析到鉴赏的综合能力。总体看来，“自学—交流”这一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能力。   “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采用，也带动了教学方法的变革，从以往以讲授为主，转向了讲授、讨论、多媒体演示、情境模拟以及通过网络课堂向课外延伸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多元的教学方式。使课堂信息传递由单向变多向，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论坛”。这种灵活多变的教学机制，会使学生感到课堂上永远有生气，有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从而使学生的各种能力都得到培养。如通过让学生自定学习计划，或根据教师的要求自学有关章节，以及应用环节后的自我评价，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有感情地朗诵文学作品、叙述作品的故事情节、经常性的课堂发言，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对流派的阐释对比等，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此基础上撰写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的发言提纲或发言稿、小论文等，能进一步培养其写作能力、学术意识和科学研究能力。   通过经典戏剧排演、动手操作，发展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表演能力，而经常的交流、互相评价等，则在锻炼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其交往能力。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活动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从而逐步锻炼思维方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的水平。经过这样的长期训练，学生的文学鉴赏力在逐步提升，听、说、读、写的语文综合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其以后从事文秘、新闻、编辑等专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构建“自学—交流”教学模式的注意事项   当然，“自学—交流”教学模式实质上是需要师生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特定的学习任务，因此它的有效开展，除了教师的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外，关键在于学生能否积极配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能否做到充分阅读名著。时下大学生的心态普遍比较浮躁，难以静下心来读长篇巨著，再加上外国文学作品的异域风格导致的阅读难度，能认真读完必读书目的学生确实极少。   为此，教师就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积极督促学生。   如我们在课程开始之初，就下发了必读书目表，规定学生至少应该精读3－5部经典中长篇小说，并且必须是读原著，而不是故事梗概、节选或简写本，或者只是看过其电影、电视版本。除在课堂内外反复向学生强调阅读经典作品的重要性外，我们还通过课堂提问、作品人物关系图和读书报告等，来督促学生大致掌握这些作家作品的概貌、文学地位和影响力等基本情况;并通过专题讨论来进一步促进学生不得不读有关原著。在考试中也引进相关题目，通过考查必读作品的某些细节，来敦促学生阅读原著。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和认识，必须通过自身阅读、感受、想象、体味，没有对作品的亲身感悟，教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只能一知半解，更无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课堂上的交流、互动就难以展开，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也就难以提升，其他的各项能力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培养。   因此，“自学—交流”模式意味着督促和了解学生阅读名著情况将成为教师教学工作的常态和重点。当然，最能激发学生阅读积极性的方法，莫过于在教学中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课堂的吸引力，使教学与阅读这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由于“自学—交流”模式以“传授知识—提升能力”为教学目标，这实际上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有丰富的阅读量，对众多的作家作品有自己独特、深刻的认识，要熟练、准确地把握外国文学理论，要及时关注了解当下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要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心得，要具备组织开展学生应用环节各项活动的多种能力。这些，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却也带来了更多的教学乐趣，把枯燥的“一言堂”变成了教师掌控下的思维碰撞、观点交锋的论坛，在互动交流中常常能受到学生的启发，从而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p#分页标题#e# 地方高校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而培养实践和创新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全国第二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讲话中就明确强调要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2］。外国文学的教学实践也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尽管面临生源素质下降、课时紧凑等困难，我们仍应积极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从地方高校的具体实际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出发，不断探索，努力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实践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外国文学教学才有可能走出困境，顺应当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多层次方向发展的时代潮流。

摘要：

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应该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学行为均应服务于这一思想。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以服务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在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应该继续强化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其思考与表达活动准备好工具基础。作为语文教育最重要的凭借，课堂文本解读应该贯穿思考与表达能力训练。在理论课型之外，开展诵读、演讲、读书交流、微剧编演等实训活动是强化学生思考与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语文是“为人生”的学科，它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知识与能力，还意味着人的修养与风采，其工具性与人文性应该而且可以统一于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启发与训练中。

关键词：

大学语文；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工具性；人文性

语文教育在走过了中小学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阶段之后，到了大学阶段该如何实施，成为每一个教师绕不过的问题。教材编写取何种思路，教法是传统方式为主还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新教学方式为主，教学内容展开方式是传统的单篇教学还是中心统一的专题教学，等等，都是普遍在探讨的课题。在目前可见的种种研究成果中，教学实施方法方面，否定满堂灌、提倡对话式教学，提倡新教学技术的有效参与成为主流；在教学指导思想方面，人文性与工具性孰先孰后的问题却仍是各执己见，没有定论。但是就每一位大学语文教师而言，总的教育教学思想应该是明确的，明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将会通盘指导教学活动。而对于一个具体的教学内容，我们想让学生领会什么道理，掌握什么知识，学会什么能力，这都要提前考虑清楚；这些弄清楚之后，再去考虑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手段、经过哪些步骤来逐步达成目标的问题。作为从业者，对于备受争议的大学语文教学，对于令人系恋又让人烦恼的大语教学，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与探索，怎么做才能让它更充分地实现自身的课程价值。现在基本已经明确一个思路，就是将思考与表达能力的启发、训练作为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向度，一切教学行为均服务于这一思想。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继续强化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为思考与表达奠定良好基础

学生在小学与初中阶段，主要的语文学习任务是识字、积累词汇、造句并练习初步写作；到了高中阶段，除了继续扩展并深化以往语文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对于阅读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说，像识记、模仿这样的基础学习分量变轻，而分析、表达、篇章写作等高层级、创新型能力训练成为主要内容。但是由于学生兴趣和教学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以及阅读量的严重不足，高中毕业升入高校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语文能力难与学历相当。就我们这些年任教大一年级大学语文所观察到的情况看，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掌握情况差异很大，优秀的学生在表达个人想法时能较熟练地驾驭语言，书写规范正确，表达基本准确到位；但也有很多学生书写潦草，字形不规范，错别字多，病句多，口语表达逻辑性差，表现出与年龄、学历甚不吻合的学能状态。地方院校由于生源因素这类问题更加突出，尤其是其中的理工科院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时，还不能只注重精神提升和人文素养培育，还要通过专题训练和见缝插针等各种模式灵活机动地强化学生的基本能力。难字认读与听写，书写纠错、读音纠错，成语含义解读与运用，等等，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做教和学的主体，可以利用课头、课尾来进行，因为这些知识零碎，需要一点一点地累积。这种教学行为其意义在于唤起学生的充分注意，尽量避免写错字、读错音、用错词。随堂问答和写作训练中发现的有共性的表述错误，随时和大家讨论，以引起共同注意。我们往往想当然地以为，学生都已经上了大学，这些小学、初中阶段的问题应该不怎么成其为问题，但事实和预期往往差得很远，看看平时作业和学期末考查试卷里五花八门的问题就可知悉。这提醒我们，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地面上的疙疙瘩瘩；在致力于培养学生高尚优美人格的目标之下，还必须助成他们最基本的语文能力、语文素质。帮助学生形成扎扎实实的学科素养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教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事情，我们要引导学生关注校园里、社会上和网络中与语文有关的一切活动，注意随处可见的书写与表达现象中的不当之处，培养纠错能力，强化正确表达意识。我们要引导学生书写规范的汉字，正确使用成语，不要为了恶劣的趣味或利益追逐而滥改成语熟语，正规场合的人际交流尽量使用规范的汉语普通话，并通过倾听优美的播音、朗诵和阅读高尚的文章、书籍来不断增强自身对于语言文字的感受与运用能力。我们学习语文的重要目的是形成良好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以服务于实际的工作和生活，而语言是思考的工具，文字是将思考内容外化实化的工具。思考必然期待表达，不以任何形式表达的思考是没有意义的，而准确地表达思考内容就是语文修为的重要目标。叶圣陶在《认真学习语文》一文中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文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2]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3]，前贤明哲的种种申述都在提醒我们，语言运用能力是自身修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学语文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引导学生把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正当做自己的责任，把语言修养当做塑造自身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1]（P69）而形成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是如此，也是“在接触里把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递下来的。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樊骏先生与他所接触的几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交往史，来阐释樊骏先生的学科贡献。

一、樊骏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致同意，自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不断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人，已经有了四代研究者的提法。第一代以李何林、唐?、王瑶、薛绥之、田仲济、俞元桂、任访秋、单演义为代表，他们是建国前即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建国后在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全力或以主要精力从事新文学史研究。他们是这门学科的“前驱者、奠基者”[2]（P484）。前，他们的学术思想大体已经形成，主要的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1979年现代文学研究界在众位学者的努力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也有了自己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虽然王瑶是正会长，田仲济和任访秋是副会长，但这时第一代学者都年事已高，当时王瑶是66岁，唐?是67岁，单演义是70岁，任访秋是71岁，田仲济是73岁，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具体事务工作（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大部分是在王瑶的指导下，由严家炎和樊骏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这里可以从王瑶给几位学者的书信中确认：王瑶在1980年4月26日给王德厚的书信中说“我从未过问《丛刊》之事，只是挂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3]（P297），1981年12月5日王瑶致任伟光的信中也说“我能够从未参加具体编辑事务”。[4（]P313）王瑶、唐?健在的时候，樊骏是他们的得力助手。樊骏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都做过相当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在王瑶、唐?、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单演义去世后，据单演义的儿子单元庄给樊骏的回信说，纪念文是由王富仁转给他的，待查）五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5]（P5），对于这些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不必感伤，处于尊敬或者同情而说些溢美之词，也不应该离开当年的实际，轻率地苛求于前人”，需要的是“与这些沉重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5]（P5）。

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一个特色是处处体现了鲁迅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方法论、原则）。王瑶在一篇文章中概述道“：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6]（P189）。樊骏据此推论出王瑶推崇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其实“知人论世”的原则也是樊骏自己在评述各位前辈学者的学人系列研究时始终坚持的原则，也体现了樊骏的“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在论王瑶时，就明确地意识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风格与派别，同样存在着人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5]（P46），需要结合学者的人生经历（当然学术经历是主要内容）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学者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者的学术风格。这可以说就是“知人论世”原则（方法论）在樊骏的学人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分析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点时，明确地意识到了王瑶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等对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在论述唐?时，也是结合他的人生经历，从他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开始解读的，意识到唐?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往往带有“杂”的特点，应该说都是和他自学中形成的杂览的习惯、格局直接相关的，也意识到唐?是从以文学创作为主逐步转向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这种作家和学者身份给他的学术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创作实践中磨炼而成的艺术才能和积累起来的艺术修养，使得他对于文学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细的鉴赏力，“艺术感觉极好”，同时樊骏并没有把作家学者化的论述流于一般化，同时指出唐?的独特性所在，他作为作家，除了创作，他还多方面地参与了文学工作文学运动，与其中众多的人和事有过深浅不等的关系（尤其是与鲁迅的交往），甚至直接卷入了文坛的一些纷争，也就是他的研究领域正好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历史，并结合唐?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着这一因素的影响作了具体阐述。在论陈瘦竹时，先从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尤其是戏剧研究的现状入手，结合陈瘦竹戏剧创作体验和对于戏剧理论的长期的系统精深的研究这一人生经历来阐释陈瘦竹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点，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同样在论述杨犁时，注意他早年的革命工作对杨犁的“拼命三郎”精神作了精彩解读。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7]（P278-27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樊骏始终注意到了学者的“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从而有效地对几位已故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特点作了深入解读。他并没有单纯就学术（学术成果）谈学者（学术特点），这使得他在分析学者时从来没有把他们游离于他们所从属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游离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游离于他们的学术道路，而是力求多方面地联系着整体来说明每个学者、他的特殊性和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共性，而由此评论这几位学者在整个的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指出他们各自特殊的贡献。樊骏的学人研究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在评论各位学者时，由此及彼，又彼及此，既准确地抓住具体研究对象（每个学人）的个体特征（学术风格，学人经历），又启发人们由此去把握更大的群体（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以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整体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从而扩大了视野，也深化了他对各位学人的具体解读，结合各自学人的得与失，为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学人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成长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p#分页标题#e#

在分析王瑶“我是清华，不是北大”时，并没有局限从感情上找原因，而是结合王瑶的人生经历，并且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作了考察，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高远东在评论王瑶的文章中指出王瑶的“独立的学术品格表现在对于这种非学术渗透的自觉的疏离上”[8]（P239），王富仁在评论王瑶时，把王瑶定位为“学院派的一员，其治学态度属于这个时期的业务派”[9]（P56）。樊骏并没有简单地对这两种学术观点予以否定，而是结合王瑶的学术人生经历以及具体学术成果作了细致分析。他并没有单纯地就王瑶谈王瑶，在解读王瑶的学术人生的同时，他还进而指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没有具体的组织或者名称，不是一个团体，也没有形成派别，但彼此间多有相似之处: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自己在文化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5]（P58-59），指出这个群体与学院派不同，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5]（P59），并进而总结道：“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是这个群体而不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5]（P59），另外“一些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都属于这一群体”[5]（P59）。在意识到这一文化群体的优势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追求志趣并不专一于学术，而且视政治高于学术的心态”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局限性，认为这是“这个文化群体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学术工作未能取得重大成就、达到很高水平”[10]（P113）的原因所在。在论述唐?时，不单纯地肯定了唐?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学术建树和分析了他的学术个性，更是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结合唐?的学术经历，从唐?的作为学者和作为文艺战士的某种“错位”的严峻事实以及由此酿成的苦果来分析和解读“死者（唐?）和生者（后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共有的遗憾”产生的原因。樊骏在具体阐释唐?这一系列的“错位”现象的同时，指出了这一错位的核心所在，则是“有悖于发挥学者的学术才能和专长，有违于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志趣等发展学术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0]（P116）。樊骏在论述王瑶时，引用了王瑶在给乐黛云和吴福辉的书作序时的一段总结，“每个人如果都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11]（P130），并把根据自己的特长“开拓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称为“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的产物”[12]（P141）。“选择学术方向应顾及自己的个性”不仅是王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的，也是樊骏在解读唐?这一系列错位时，所要提示给后来的研究者的，这是“上代人的疏忽（樊骏对唐?这句话也作了纠正，笔者概括为错位引起的遗憾、教训更恰当些），下一辈人的任务”，正如他在文章的结尾所提示道的“共同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共同的遗憾）才得以逐步消解”[13]（P152）。这是樊骏在分析了唐?学术道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这是樊骏在面对这些学者的“艰难的学术跋涉”，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严肃理智的沉思和冷静科学的评价”。

樊骏在解读王瑶和唐?时，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不仅重视“史料工作”，还重视“史识”的文学史家的风格和特点。现在的这个蓝图（是指“传统”）是“在漫长的时间内许多连续不断的传递、继承和再传递所形成的沉淀或混合物，当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观念后，他就进入了一个行列，在这个行列中，人们的思想都受到了过去事物的指导”[14]（P46），同样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有传统，其中“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传统。王瑶、唐?拥有这个传统，或者说构建了这个传统，樊骏作为他们的学术后辈，同样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一学术命题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这一传统（意识）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好象越来越稀薄，也正因为如此，值得我们后来人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研究，寻找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不让这一传统衰微下去。樊骏在论述陈瘦竹的学术研究时，着重指出了陈瘦竹建立戏剧理论体系、形成学派的梦想和遗愿。他在简要分析了陈瘦竹所带的学生的学术成果后，认为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和明确的宗旨，分散四处，各自为战，更不一定都有建立体系和学派的自觉要求；但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美学志趣，仍然把他们联结成为虽然松散、若有若无，细细品位却又具有一致的或者相近的特色的”[15]（P162）学术群体。为此他在作出“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判断的同时，指出有待解决的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倡导“建立不同学派”。他所谓的学派，是指“共同的基本主张、理论体系、治学方法等为纽带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学术群体”，他特别强调这“不是仅仅靠打出旗号的自我标榜，或者是你那派我这派的相互封赠所能确立的”，需要“建立独立的学术体系，在重大问题上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或者共同形成鲜明的学术风貌，并为学界普遍认可，才算构成了学派”[16]（P522）。对此，他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指出“过去，由于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幼稚年轻的阶段，整个环境又缺少自由发展学术的氛围，建立学派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进入新时期以来，“开始有人议论这个问题，也流传过关于不同学派的一些说法，有以地区划分的，有以校名或者人名命名的，但没有见诸正式文字，更谈不上同行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王瑶，还是治学撰文极其讲究风格的唐?，虽然分别被人视为不同学派的带头人，文章与口头似乎都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学派这个意愿的是陈瘦竹”。#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