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论文范例

作者：林南征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与侦查,古今有之,中外有之。侦查学自从19世纪奥地利的汉斯•格罗斯(HansCross)提出犯罪侦查概念以来,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侦查学的理论研究现状,特别是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仍不尽如人意。西方国家在刑事侦查学研究上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导致了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贫瘠。我国刑事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也不丰富。有学者对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文集进行了一些技术上的分析,勾画出了我国侦查学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深思。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讲,对科学研究状况的历史性反思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不断反思,才能促使整个科学研究不断修正方向。所以说,对于侦查学研究的不断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侦查科学理论研究向度。这也是其研究向度不至于偏离“科学”轨道的保障。

一、侦查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个学科的研究现状,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可以有不同的外观结果,且各个外观结果之间,往往互为因果或者递进关系。就侦查学在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来说,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从研究方向上来说,侦查学研究在其应有的轨道上有所偏离。侦查学的研究方向和侦查目的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侦查的目的一直都还存在争议,但是无论是哪种学说,都不可能脱离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这个目的。现实当中,大多数学者关注更多的是侦查合法化、侦查与人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有学者对近几年的侦查论文成果进行技术性处理之后发现,以沉默权(人权保障)为关键词的研究异常突出,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第一关键词,并在2002年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总的来说,关于价值理论比如侦查与人权保障、侦查的合法化等的研究比认识理论如侦查措施、侦查措施和方法的研究等要繁荣得多。既然查明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是各种学说公认的侦查目的或目的之一,那么作为研究侦查的学科,如果不研究如何加强查明犯罪事实和查获犯罪嫌疑人,即使这门学科表面上如何繁荣,也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二)从研究主体上来说,比较缺乏来自实践部门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群体。参加三届全国侦查学术会议的既有公安高等院校及法学院中从事法学、侦查学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也有来自公安机关等侦查部门的实践工作者。从统计情况看,“2002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4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92人;2003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6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7人;2004年提交参会论文的来自院校的有33人,来自实践部门的有10人。”[1]61对侦查学研究现状的思考林南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摘要:侦查学自创立以来已逾百年,然其研究现状却仍不尽如人意:一是研究轨道有所偏离,二是比较缺乏来自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于高校,这对于大多数学科领域来说,本身是一种常态。侦查学本身亦是如此。但是,对于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侦查学来说,如果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者严重缺乏,则应是一种明显的不足或者存在较大的瑕疵了。

(三)从学科间的联系上来说,侦查学的研究未能紧密联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基于侦查活动对各类知识的需要,如法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之于侦查的重要性无人否定,可以认为侦查是对各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由此也可以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必得借用前述相关学科的知识、概念、原理、研究方法与范式。但是,当前的侦查学理论研究现状如何,从研究者们在论文当中引证的知识类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回答。根据学者们对三卷《侦查论坛》所刊载的论文的所有引证资料的分析数据显示,研究者们引证的知识类型高度集中于法学类,在所有的引证文献中,可归于法学类知识范畴的引证占所有引证的75.57%;对心理学的引证,占总引证数的1.71%;而在三卷侦查论坛的全部引证中竟然未能发现在侦查认识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1]64

作者：朱富强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2007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之年。在新的一年里，省法学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中国法学会五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精神，围绕省第十次党代会和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切实履行职责，以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培养和组织德才兼备的法学研究队伍为主线，以加强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加强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机制创新、加强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加强各级法学会和研究会的自身建设为重点，团结和带领全省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促进辽宁和谐稳定、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和法律服务。   一、服务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强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的组织实施   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影响辽宁社会稳定矛盾纠纷调查研究》课题。近年来，我省上访量居全国前列，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体访、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我省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关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法学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责的一个极好的“切入点”。由于这一课题研究涉及面广，参与部门较多，工作难度很大，对研究成果的质量要求非常高，我们必须认真落实李峰书记的指示，拿出主要精力，组织协调好省直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联合攻关，从理论研究、对策措施、专项治理等层面，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建议，在全局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抓好其他重点课题研究。省法学会今年围绕东北地区立法框架、实施“五点一线”战略法治环境研究、农村困难群体救助问题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辽宁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论证研究、职务犯罪证据认定问题研究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等重点课题，整合全省法学资源开展联合研究。加强对2006年省法学会确定的7项重点课题的指导，确保课题质量，按期结项。   同时，按照中国法学会举办“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制保障”大型主题论坛的要求，围绕第二届“东北法治论坛”、“环渤海法治论坛”的主题，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区域性共同的重要法治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研究会要结合专业特点，各市地法学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选准重点研究课题，积极申报并开展国家、省级、市级立项的相关课题研究，把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侧重于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及时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领导决策和法治实践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二、创新工作模式，进一步加强法学研究组织体系和机制建设   加强学术委员会和法学专家人才库建设。学术委员会是各级法学会的最高学术评议和咨询机构。省法学会要进一步强化学术委员会的职能。已成立学术委员会的市法学会，应严格按照高标准调整、充实其成员，未成立的都要在今年上半年组建起来。省法学会法学专家人才库收录第一批成员后，按照不同专业、方向组织若干专业委员会、评选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参加由我会组织的重点课题研究、学术评审、法律咨询等活动。各市法学会也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法学专家人才库，并发挥好他们在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着力加强研究会建设。研究会是开展法学研究的主力军，要把加强研究会建设作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省法学会要筹建以下研究会：依托辽宁大学法学院成立金融法研究会，依托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成立海商法研究会，依托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法理学研究会，依托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成立教育法研究会，依托团省委成立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依托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成立犯罪学研究会。各市法学会要根据本地区法学研究的优势和特点，吸纳省内外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力量，本着“成熟一个、组建一个”的原则，积极建立学科（专业、专门）研究会。各级法学会对原有和新成立的研究会要制定管理规则，强化基础建设，加强学术规划和课题指导，规范学术年会，充分发挥其学术带动和辐射作用。按照中国法学会的部署，做好对相关法学社团的调研、接收和管理工作，健全法学研究的组织推动体系。要认真总结如何发挥和运用专业优势，使研究会工作更加活跃、更有实效的经验，为中国法学会召开首次全国法学会研究会工作会议做好准备。   加强合作研究。同相关部门开展合作研究，是法学会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的有效途径，既能够增强专家学者研究工作的针对性，提升课题的研究质量，也有利于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今年适当时候，由省法学会与鞍山市法学会联合举行第四届“辽宁法治论坛”，主题是“影响辽宁社会稳定矛盾纠纷调查研究”邀请省内外法学界、法律界专家学者和相关职能部门实务工作者深入研讨，集思广益；各市法学会和各研究会也要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当地实际，深入开展研究。省法学会正在与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法制办探索建立法学专家学者同职能部门联合调研、起草地方法规的合作机制，并与省直有关部门商定了今年的合作研究项目。各市法学会要主动加强与立法机关、政府部门、政法机关、企业单位的合作研究。省法学会各研究会要加强对各市法学会同一专业学科研究会学术研究活动的指导，广泛开展各研究会之间、各法学会之间、研究会与法学会之间的合作研究，倡导跨学科、跨地区联合研究，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进一步活跃全省的法学研究。   建立会员广泛参与法学研究的工作机制。省和各市地法学会要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沟通，采取向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发放会刊、组织参加各项学术研讨和国内外交流活动、评选表彰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p#分页标题#e#人并通报其所在单位等方式，充分调动广大会员参与法学研究、学术交流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法学会的凝聚力和活力。   建立健全法学研究成果评价、转化机制。法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不能只看研讨会的次数和论文的数量，而要看研究成果的转化率、采用率。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进一步完善法学研究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和奖励办法，以加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合作研究为突破口，有效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省、市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对每年的论坛、研讨会、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成果进行收集，组织专门力量筛选、提炼和深加工，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课题支持再立项进行深化研究，形成指导性和实用性强的“精品”，通过《法治建议》等载体，及时报送有关领导和部门，推动更多的成果进入决策层，指导法治实践。对研究成果（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或在省法学会以上组织的各项评选中获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或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市以上领导机关采纳、在法治实践中取得实际效果的予以奖励。省法学会继续组织好第二届（2006-2007年度）全省十大杰出法学成果评选活动；发动广大会员积极参加、申报我省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并切实做好该奖项法学类成果的初评工作。各研究会和各市地法学会也要对优秀法学成果进行评选奖励，促进全省在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上取得明显成效。   三、开辟更多渠道，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和国内外学术交流   举办“双百”报告会。围绕“树立法治理念，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组织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在我省的活动，邀请国内著名法学家作演讲，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法学理论支撑。   积极参与法制宣传。与省司法厅联合开展系列活动，纪念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周年，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人心；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踊跃参与送法下乡进社区、科普周等活动，积极拓展法制宣传的新形式，使“五五”普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办好会刊和网站。继续办好省法学会和10个市法学会的内部刊物，指导另4个市法学会尽快创办会刊，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省法学会建立独立的网站，设置“学会公告”、“法学研究”、“学术交流”、“会员工作”、“学会介绍”、“法学人物”等栏目，有条件的市法学会和研究会也要开办网站，不断完善功能，加强信息交流，传播、推广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学会工作经验。要与省、市新闻媒体建立紧密的工作联系，加大法学研究重大成果和法学会重要工作的宣传力度，扩大法学会的社会影响力。   活跃省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全省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各级法学会和研究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及区域性研讨活动，认真撰写论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继续组织市级法学会到先进法学会学习考察，交流和借鉴成功经验，推进我省法学研究和法学会工作。   提高对外法学交流的学术含量。全年组织4批人员赴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考察。从2007年起，省法学会与台湾玄奘大学法学院每年分别主办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围绕两岸关注的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四、适应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学会系统自身建设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确保法学研究和法学会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的决定，今年上半年继续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教育，然后转入经常性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学习《文选》、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注重解决政治立场问题，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法学会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化学习，组织好专题学习讨论，在考试考核中取得好的成绩。要引导全省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在法学教育研究、对外学术交流中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决克服和有效防止盲目崇拜、片面宣扬西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的倾向，增强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法学领域渗透破坏的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占领政法意识形态阵地。精心组织一批法学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分专题进行系统宣讲，引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深入开展，从中发现和培养德才兼备的法学优秀人才。   继续全面贯彻中政委5号文件和“沈阳会议”精神，切实解决制约市级法学会和各研究会发展的问题。市级法学会的人员编制，要按照沈阳、大连各8人，鞍山、抚顺、本溪各5人，其他市3人以上的要求定编。虽然解决编制、级格、经费等问题难度很大，但只要我们用足中政委5号文件和我省有关文件，敢于和善于争取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领导，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商，就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现有的编制不能长期空编，要尽快选调、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还可以借用政法部门符合条件的“离岗未退休”人员帮助工作。有的市法学会第一副会长年龄到限，应由市委政法委分管副书记及时接任，并报省法学会，今后均应照此办理。有条件的县（市、区）成立法学会，至少要有一名专职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会员组织起来，把学术活动开展起来。各研究会要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积极争取所依托的主管单位提供办公场所、设施等必要的工作条件。各市地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参照省法学会的做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按进度检查落实。   从规范管理着手，加强会员队伍建设。   修改完善《辽宁省法学会会员管理暂行办法》，制定《关于加强会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会员管理工作。各研究会和各市地法学会要通过发放《会员证》和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会员的核实、登记工作，并及时了解、掌握会员发展变化等情况，按时收缴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会费。#p#分页标题#e#   要增强服务意识，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使法学会真正成为“会员之家”。   加强培训工作。省法学会继续举办培训班，对市法学会领导及负责办公室、学术研究、会员工作的干部进行培训，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法学会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研究法学会工作的特点、规律，总结和交流繁荣法学研究、做好法学会工作的经验。各市法学会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   今年年底，省法学会继续组织年终考评和评先活动，各市地法学会和各研究会要对照2006年度的考评标准，查找出存在的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加以改进，努力把自身建设和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活动日益走上法治轨道，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法律人才已不仅为政府部门和其他法律部门所必需，而且日益成为全社会急需的通用人才。与此同时，传统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崭新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迫切要求中国法律人才教育模式进行全新的改革，同时又为这种改革提供了新的平台与契机。   一、各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考察   正式的法学教育最早发端于古罗马。以“五大法学家”的出现为标志，古罗马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学教育，并培养出一大批法律职业人员。面向职业的法学教育模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法学研究的进步。随着现代大学的出现，作为各大学重要学科的法学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的不同，各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英国、美国为例   英国是现代大学法律教育的发源地之一。英国法律教育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它注重法律实践，着眼于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者，形成了独特的导师制和判例教学法。英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是行业性的法律教育，由律师学院来承担法律教育。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开始了关于法律教育的改革。保持其传统兼收欧洲大陆国家法律教育的合理因素的英国法律教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教育模式。英国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是培养理论上的通才，而是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者。法学院的目的非常单一，主要是让学生掌握法律从业者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为进入法律职业创造条件。英国的法学院主要给学生传授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基础法学理论和法律技巧，法律职业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教会学生能够像律师那样思考问题和驾驭、运用法律资源的能力。英国的法律教育主要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开设一些基本的法律课程；在第二阶段，开设法律技术训练课程，这主要由法学院与律师学院或者其他法律实践技能培训中心联合开设。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因此其非常注重判例的讨论。同时，英国的法律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办学的国际性。思维的开放性、法律的外向性和办学的国际性使得英国法律教育的国际地位得以确立。此外，英国拥有完善的高等法学教育评估体系，其最主要的评估指标是教学质量评估和科研等级评估。而这两个指标的评估由不同的机构来担任。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外，英国的法学院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等等[1]。   与世界各国的法学教育不同，美国的法学教育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美国的法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并不开设，而是在本科教育之后开设。美国法学教育以培养律师为目标。一般来说，法学院培养学生的主要目标是训练思维，即训练他们“像法律家那样进行思考”；主要方式是案例教学法，即通过案例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都需要学习以下七门课程：民事程序，宪法、合同法、刑法、财产法、侵权法、案件调查与公文写作。到了第二、三学年，除了写作，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上述课程中的一两门之外，其他课程几乎都供学生选修。法学院开设的一年级课程里有“专题式教学”、“课堂讨论”、“现场实习”、“计算机辅助法律教学”、“模拟问题法”等形式，课堂讲授也没有被彻底取代。同时，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学院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如：“模拟审判”活动；“法律援助”活动等。此外，法学院还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合作，让一定数量的学生担任职务，增加学生的司法实务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办法学杂志，如《哈佛法律评论》就是法学院学生主办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大影响的杂志[2]。美国法学教育还有一大鲜明的特色，美国律师职业工会和美国法学院协会这两个行业性组织在美国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控制着法律职业的道德和专业训练的最低标准，对美国法学院进行统一的行业化管理，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行业规章，并为有效地组织、协调和促进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3]。   （二）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例   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学术性和系统性，强调法学思维方式的培养。现行的德国法学教育由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和见习阶段两个部分组成，期间需要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在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主要学习必修课和选修课。民法、刑法、公法和诉讼法是必修课的核心课程。选修课的比重较小，其目的仅仅在于补充和加深必修课的内容。设置见习期，旨在使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的学生熟悉司法、行政等法律职业的实际任务和工作方法，实践、补充和深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独立判断的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为今后担任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官员等职务创造条件。第一次国家考试，意味着大学基础阶段学习的终结，表明学生具备了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即具备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大学设置专门的国家考试准备课程，为学生参加国家考试做好准备。但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官员或大学法学教授，则还必须经过见习期并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4]。由此可见，德国的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体制。   在日本，如果想成为一个法律职业者，首先要在大学本科接受四年的法律教育，然后参加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合格后，到司法研修所接受一年半的职务技巧培训。在司法研修所，学员要进行基础培训、民事审判业务的培训、刑事审判业务的培训、律师业务的培训等全面、系统的培训。从司法研修所毕业后，可以选择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日本的法学教育侧重拓展学生个性以及重视学生的将来发展。把四年制本科的课程分为“法律学科”与“政治学科”两大类。其目的是为了拓展法学领域的涵盖范围，不但为传统的法学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进入法学领域学习的学子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科目选择空间。日本的这种教育理念还体现在它的“研讨班”制度上，即从大三开始设置研讨班和一名专业指导教官。由该指导教官负责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研讨班”的授业以及毕业论文的指导）和毕业后发展方向选定包括就职活动的协助工作。#p#分页标题#e#   二、各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主要代表性国家法学教育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值得借鉴的内容很多，最为重要和迫切的在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树立开放、灵活、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教育理念，课堂理论教学必须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避免与现实脱离的假、大、空式照本宣科。   （一）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开放性   国外的法学教育比较开放。例如，英国的法学教育很开放。这种开放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兼容其他国家法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有利于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开放的教育理念使法学教育以培养社会需要人才为目标，而且重视学生将来的发展。例如日本的“研讨班”制度，侧重拓展学生个性以及重视学生的将来发展。   （二）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的法学教育必须将法律理论学习与法律实践的培训结合起来。澳大利亚的实践性法律培训课程，英国的法律教育的历史演变，德国的“双轨制”模式都说明了国外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做到了法学理论的学习与法律实践培养的有机统一。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紧密结合。这种做法是德国法学教育的重要特色。在大学法学教育的后期，各大学都安排了专门的准备国家考试的课程，使学生对第一次国家考试有充分准备。目前中国已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但在中国的法学教学计划中并没有安排专门的针对司法考试的课程，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这种做法。   （三）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灵活多样性   综观法律教育发达国家课程设置可以发现，这些国家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大学具有一定的自治自由。在这些国家中，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及学生的特点开设一些除法学必修课程以外的课程，顾及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这些国家的教学方法多样。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教学方法摒弃“灌输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师生互动，积极营造一种自由的教学氛围。   综上所述，本文在考察中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基础上，对中国现行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通过考察国外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从培养目标、教育观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管理、师资队伍、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等方面对构建中国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借鉴思路。

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面临的现实困境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走过的十多年历程，并非都是坦途。课程的虚置化、师资的非职业化、案源的贫乏化、资金投入的非常规化等诸多问题的存在，将诊所教育逼入一个困局，直接影响着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法律诊所课程的虚置化

诊所法律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所以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和个案指导相结合的模式，课堂的教学应围绕着个案的具体操作展开，使学生获得法律实务经验，锻炼法律思维，强化职业意识，而不单是理论知识的传授。但国内开展诊所教育时，部分院校并不重视法律诊所课程，致使其被虚置化，主要表现为：第一，诊所课堂异化为普通课堂。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视为专业选修课，在师生配比、教学内容与方法上与普通法律课程无异，根本不能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第二，诊所课程异化为专业实习。有的学校将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转移至律师事务所，通过律师带领学生办案来完成，这改变了诊所教育以学生为主体、教学互动的理念。

（二）师资的非职业化

诊所教育作为学徒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关键。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设立了27个不同主题的诊所，相对应的，有10位专任诊所教师、3位退休但仍然在承担诊所课程的教师，这还不包括若干兼职授课的律师、非政府组织成员、退休检察官和法官等人员。反观我国，高校的诊所教师都有着自己的法学专业，要承担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诊所课程只是“副业”，指导的热情不高。此外，诊所教师基本没有实践经历，没有能力指导学生。这种法律专业知识结构性失调的问题并不利于诊所教育的发展。

（三）案源的贫乏化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及其目标定位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1.法学实践教学是法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均设有法学专业。就法学专业的教学方式而言仍然是以“填鸭式“的课堂理论讲授为主，教师大都注重对相关法学理论的介绍。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强化学生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又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思维和应用能力，因而是高素质法学人才培养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法学实践教学可使学生学以致用，为此当前亟需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   尽管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中也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但其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因而使得法学实践教学无法突破学分限制加大实践教学力度。以湖南商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设计为例，法学院对实践教学极为重视，先后为学生联系了许多家实习基地，并成功申报了省级优秀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实践教学提供了较好的平台。同时，法学院对于实践教学培养方案也是几经修改，然而，就实践教学在法学教学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   法学专业总学分为163学分，而实践教学为23学分，仅占总学分的14%。因此，以这种方式根本无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用说”法商结合“能力的培养。   2.法学实践教学是“法商结合”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国内和国际层面亟需大量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因而法学实践教学便为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通过法学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不仅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其法律思维，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其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正确分析案件事实，解决社法律纠纷，更好服务社会。   3.法学专业的实践性决定了法学教学不能脱离法律实践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法学作为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法律是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只有从实际出发符合社会生活实际，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规范。法学家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根据现实社会关系表述法律。只在法律读本中研习法律，不可能完全掌握法律，也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真谛，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法律，才可能理解法律的本质与精髓。[1]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特色与目标   法学实践教学不仅具有教学性、还具有实践性，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符合时展需要的法学人才关系到法学教育的发展。   我国法学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也应反映通才教育的特点。专门法科大学和综合性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旨在培养以研究型人才为主，笔者认为商科类高校法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定位于培养“法商结合”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其特色与目标。[2]   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应以“商法”为中心，“法”与“商”密切相关”，法”为“商”服务，形成“法商结合”特色。   即法学实践教学应以面向市场、面向企业、服务社会为宗旨，紧紧围绕现代市场经济科学地构筑学科体系，不断凝炼商科院校法学学科特色，形成以商法为核心，以民法、经济法为主体，以商事仲裁、经济刑法、国际贸易法等为支撑，旨在培养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法学专业知识的法学通识人才。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现状及其不足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现状   长期以来，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虽然在整个法学教学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其教学形式单一，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种：（1）案例教学。即在课堂教学中大量的使用典型案例，使学生能够在案例中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法条。该方式在法学教学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简单、易行，利于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2）审判观摩。审判观摩是让学生到法院观摩真实案件审判过程的实践活动。通过审判观摩，一方面可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从感性上了解庭审各个阶段实体法和程序法具体操作流程，为法学专业学生之后的毕业实习奠定基础。（3）模拟法庭实践。即由老师选取真实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事前做好准备分析工作，然后由学生分别饰演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身份，并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模拟整个案件庭审过程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4）毕业实习。专业实习是学生在学校的组织及学校专业老师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从事一定的司法实际工作，以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积累相关司法实践经验的实践性教学活动。   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在巩固和促进学生的法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教学形式过于传统，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和社会的实践需要，存在着教学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以这种教学形式培养的人才要么只懂得法律知识，而不懂得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要么法律运用能力不强，因而存在着诸多弊端。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不足   当前，我国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流于形式。在已有的教学方式中能够称得上具有实践教学的可能只是毕业实习。以案例教学为例，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理论教学的解释和补充说明，对案例教学的组织者而言，尚未达到法学实践教学应有的效果。一般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一般是先讲授相关理论知识，然后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对相关概念及法律规则有更为感性的认识。尽管这种教学方法通俗易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却不是法律关系的真实再现，并且事前经过教师精心筛选，因此与现实社会有一定差距，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3]#p#分页标题#e#   以毕业实习为例，其一般被安排在大四最后一学期，学生一面忙于写论文，一面急于找工作，无心投入；而教师既有科研压力，又有教学任务，因此也不能专注实践教学。   因此，毕业实习完全是走过场而已。又以模拟法庭为例，模拟法庭利用率不高，模拟法庭重表演轻实训，学生敷衍了事，模拟法庭“双师型”教师缺乏是模拟法庭训练中的主要问题。其次，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一是实践教学在法学课程体系设置中所占比例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致使理论与实践脱节，培养的法学人才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二是实践教学时间偏短。就毕业实习而言，其实习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大概一个月左右，长的也不会超过两个月，加之学生一边写论文一边找工作，实际用于实习的时间是有限的。以如此短的实践应对任务繁重的毕业实习，其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合理。法学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教师评价体系；二是学生评价体系。就教师评价体系而言，由于职称评定的压力，使得许多教师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实践教学；而在学生评级体系中，学生校内实习多以卷面分数为准，校外实习由于具有加大灵活性，加之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管，因而很难对实践教学作出科学评定。[4]   三、完善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建议   （一）不断丰富实践教学的形式   当前法学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限于案例教学、假期社会调查与毕业实习等几种形式。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规定，实践教学包括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实习等等。笔者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诊所式教学方法可以在有条件的高校广泛运用。实践教学是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因此只要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方式方法均可尝试，只有在不断探索中才有可能创新，如果墨守成规则只能停滞不前。因此，笔者认为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应坚持“法商结合”为特色，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针对各个阶段的学生量身定做适宜于他们的实践教学形式，不断丰富实践教学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种实践教学手段的功效。[5]   （二）以“法商结合”为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重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大实践教学改革力度一方面，将“法商结合”作为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特色，在课程体系设计以“经济学通论”和“管理学通论”作为法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同时鼓励法学专业学生选修学院的经济与管理类课程，鼓励法学专业学生辅修经济与管理类专业，明确法学人才必须具备“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知识”。[6]   另一方面，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第一，对一些实践性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设置课程内的实践教学环节，并设定具体的学分。第二，完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聘请法官、律师作为法学实践教学的客座教师，从现实的角度对模拟法庭进行点评。第三，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实践教学方式。“走出去”，即聘请知名法学家、知名律师、法官、检察官为学校名誉教授定期来校讲学，介绍办案经验和技巧。   最后，以“实用性”为原则，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加强了在社会中应用广泛而又频繁的学科课程的开设。一方面合理调整相关课程的学分设置，例如把债权法单列出来开设，学分2个学分改成3个学分，突出体现合同和侵权在实践生活中的应用性。另一方面新开设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一些课程，如房地产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同时，加强学生深造与就业能力的提升。比如可在素质拓展与创新创业教育项目之外，增加了司考培训、研究生考试指导和公务员考试指导等内容。[7]   （三）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管，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法学实践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质量监管和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因此，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一方面要完善教师考核与评价体系。首先应选派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老师,其次要将教师实践教学效果作为培训、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就学生评价体系而言，学院要完善实习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加强与实习单位的配合，使实习目标落到实处。首先，制定实习考核大纲和实习计划，建立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定期联络制度。   指导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实习情况、实习报告给学生作出实习评定。   实习单位评语由实习单位的指导老师和实习单位实习领导小组共同评定，并经实习单位盖章加以确认。[8]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做到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学生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将纸质的法律转化为社会中的法律。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及其目标定位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1.法学实践教学是法学教学改革的需要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均设有法学专业。就法学专业的教学方式而言仍然是以“填鸭式“的课堂理论讲授为主，教师大都注重对相关法学理论的介绍。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强化学生专业知识和理论体系，又有利于培养法学专业思维和应用能力，因而是高素质法学人才培养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法学实践教学可使学生学以致用，为此当前亟需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改革。   尽管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中也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但其所占比例仍然十分有限，因而使得法学实践教学无法突破学分限制加大实践教学力度。以湖南商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课程设计为例，法学院对实践教学极为重视，先后为学生联系了许多家实习基地，并成功申报了省级优秀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实践教学提供了较好的平台。同时，法学院对于实践教学培养方案也是几经修改，然而，就实践教学在法学教学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而言仍然是微不足道。   法学专业总学分为163学分，而实践教学为23学分，仅占总学分的14%。因此，以这种方式根本无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用说”法商结合“能力的培养。   2.法学实践教学是“法商结合”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国内和国际层面亟需大量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因而法学实践教学便为培养法商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通过法学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不仅可以强化学生对法律概念、法律制度的理解，培养其法律思维，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其准确地适用法律规则，正确分析案件事实，解决社法律纠纷，更好服务社会。   3.法学专业的实践性决定了法学教学不能脱离法律实践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法学作为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法律是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只有从实际出发符合社会生活实际，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规范。法学家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根据现实社会关系表述法律。只在法律读本中研习法律，不可能完全掌握法律，也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真谛，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法律，才可能理解法律的本质与精髓。[1]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特色与目标   法学实践教学不仅具有教学性、还具有实践性，如何打造具有特色的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符合时展需要的法学人才关系到法学教育的发展。   我国法学教育属于通才教育，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也应反映通才教育的特点。专门法科大学和综合性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旨在培养以研究型人才为主，笔者认为商科类高校法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应定位于培养“法商结合”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作为其特色与目标。[2]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应以“商法”为中心，“法”与“商”密切相关”，法”为“商”服务，形成“法商结合”特色。   即法学实践教学应以面向市场、面向企业、服务社会为宗旨，紧紧围绕现代市场经济科学地构筑学科体系，不断凝炼商科院校法学学科特色，形成以商法为核心，以民法、经济法为主体，以商事仲裁、经济刑法、国际贸易法等为支撑，旨在培养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法学专业知识的法学通识人才。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现状及其不足   （一）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现状   长期以来，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虽然在整个法学教学中占有一定比例，但其教学形式单一，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种：（1）案例教学。即在课堂教学中大量的使用典型案例，使学生能够在案例中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法条。该方式在法学教学中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因而简单、易行，利于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2）审判观摩。审判观摩是让学生到法院观摩真实案件审判过程的实践活动。通过审判观摩，一方面可使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从感性上了解庭审各个阶段实体法和程序法具体操作流程，为法学专业学生之后的毕业实习奠定基础。（3）模拟法庭实践。即由老师选取真实的或者有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事前做好准备分析工作，然后由学生分别饰演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身份，并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模拟整个案件庭审过程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4）毕业实习。专业实习是学生在学校的组织及学校专业老师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从事一定的司法实际工作，以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积累相关司法实践经验的实践性教学活动。   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在巩固和促进学生的法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其教学形式过于传统，无法满足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和社会的实践需要，存在着教学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以这种教学形式培养的人才要么只懂得法律知识，而不懂得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要么法律运用能力不强，因而存在着诸多弊端。   （二）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不足   当前，我国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流于形式。在已有的教学方式中能够称得上具有实践教学的可能只是毕业实习。以案例教学为例，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理论教学的解释和补充说明，对案例教学的组织者而言，尚未达到法学实践教学应有的效果。一般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一般是先讲授相关理论知识，然后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对相关概念及法律规则有更为感性的认识。尽管这种教学方法通俗易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却不是法律关系的真实再现，并且事前经过教师精心筛选，因此与现实社会有一定差距，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3]#p#分页标题#e#   以毕业实习为例，其一般被安排在大四最后一学期，学生一面忙于写论文，一面急于找工作，无心投入；而教师既有科研压力，又有教学任务，因此也不能专注实践教学。   因此，毕业实习完全是走过场而已。又以模拟法庭为例，模拟法庭利用率不高，模拟法庭重表演轻实训，学生敷衍了事，模拟法庭“双师型”教师缺乏是模拟法庭训练中的主要问题。其次，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一是实践教学在法学课程体系设置中所占比例一直居于次要地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致使理论与实践脱节，培养的法学人才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二是实践教学时间偏短。就毕业实习而言，其实习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大概一个月左右，长的也不会超过两个月，加之学生一边写论文一边找工作，实际用于实习的时间是有限的。以如此短的实践应对任务繁重的毕业实习，其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实践教学评价体系不合理。法学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教师评价体系；二是学生评价体系。就教师评价体系而言，由于职称评定的压力，使得许多教师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实践教学；而在学生评级体系中，学生校内实习多以卷面分数为准，校外实习由于具有加大灵活性，加之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管，因而很难对实践教学作出科学评定。[4]   三、完善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建议   （一）不断丰富实践教学的形式   当前法学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限于案例教学、假期社会调查与毕业实习等几种形式。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规定，实践教学包括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实习等等。笔者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诊所式教学方法可以在有条件的高校广泛运用。实践教学是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因此只要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方式方法均可尝试，只有在不断探索中才有可能创新，如果墨守成规则只能停滞不前。因此，笔者认为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应坚持“法商结合”为特色，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针对各个阶段的学生量身定做适宜于他们的实践教学形式，不断丰富实践教学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种实践教学手段的功效。[5]   （二）以“法商结合”为特色，“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重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大实践教学改革力度   一方面，将“法商结合”作为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的特色，在课程体系设计以“经济学通论”和“管理学通论”作为法学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同时鼓励法学专业学生选修学院的经济与管理类课程，鼓励法学专业学生辅修经济与管理类专业，明确法学人才必须具备“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知识”。[6]   另一方面，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加大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第一，对一些实践性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设置课程内的实践教学环节，并设定具体的学分。第二，完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聘请法官、律师作为法学实践教学的客座教师，从现实的角度对模拟法庭进行点评。第三，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实践教学方式。“走出去”，即聘请知名法学家、知名律师、法官、检察官为学校名誉教授定期来校讲学，介绍办案经验和技巧。最后，以“实用性”为原则，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加强了在社会中应用广泛而又频繁的学科课程的开设。一方面合理调整相关课程的学分设置，例如把债权法单列出来开设，学分2个学分改成3个学分，突出体现合同和侵权在实践生活中的应用性。另一方面新开设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一些课程，如房地产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同时，加强学生深造与就业能力的提升。比如可在素质拓展与创新创业教育项目之外，增加了司考培训、研究生考试指导和公务员考试指导等内容。[7]   （三）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管，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法学实践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质量监管和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因此，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一方面要完善教师考核与评价体系。首先应选派具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和实践经验的教师作为实践教学的指导老师,其次要将教师实践教学效果作为培训、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就学生评价体系而言，学院要完善实习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加强与实习单位的配合，使实习目标落到实处。首先，制定实习考核大纲和实习计划，建立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定期联络制度。   指导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实习情况、实习报告给学生作出实习评定。实习单位评语由实习单位的指导老师和实习单位实习领导小组共同评定，并经实习单位盖章加以确认。[8]   商科院校法学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做到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学生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将纸质的法律转化为社会中的法律。

一、法学教育全球化概念简析   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运动为先导,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学术话语也同时被广泛认可和使用。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教授认为，全球化主要与时空的伸延过程有关。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增强，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把相距遥远的地方连接了起来：本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许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构而成的，反之亦然。   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该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个体的一举一动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全球化的维度一般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个方面。法学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近几年才被提出，学界对它的关注、讨论都还不多。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简单归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也不能简单划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学教育全球化应属于一个边缘问题，笔者试图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释。   （一）法律全球化   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法律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法律的跨国发展(国际化)是法律发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标志，源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标志概括为三项: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   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一种趋势，但同时也已经成为当今法律的发展趋势。而法学教育既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发展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发展取决于法学教育发展的程度。适应经济和法律的全球化趋势，法学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议程，成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目前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   对教育全球化最广义的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不断跨越时空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的共同行动，同时不断获得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   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法学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下的一员，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时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员，因而必须兼顾这种双重身份，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涵义的边缘概念。   （三）法学教育全球化   综上所述，笔者将法学教育全球化定义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学教育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当然，必须承认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国所有法学教育内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教学内容（如：涉及各国自身法律文化传统的内容）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化”为“全球性”法学教育。同时，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内法学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各国的文化互动不断加强，一种无边界教育理念产生，而这种无边界教育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国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二、法学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学教育全球化作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个分支，其过程和结果都体现了一种法律文化的互动。实现这种法学教育文化互动的媒介，历史上主要包括：人口迁移、跨国传教、留学、跨国贸易、聘请外国专家、法律翻译等等。到了全球化时代，笔者认为文化互动的媒介主要有学术人才的流动、跨国公司的推动和英语工具的使用。   （一）学术人才的流动   全球化时代留学已经不再是本国学生接受外国教育的唯一途径了，很多的世界级大学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当地接受学生入学授课；随着网络的普及，远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现开创了跨国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学术人才的交流”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学”概念，它更能准确表述跨国教育的情况。学术人才的流动包括留学和学术教育机构的跨国化两个方面。   1、留学   从有留学生开始，留学就是文化传播和流动的重要路径，留学生是构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为直观的现象，是跨文化的知识携带者。留学也就成为了促成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够蜂拥而入中国，中国派往欧、美、日诸国学习的法学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据统计，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留学国外的法学留学生有4500多人。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留学生人数更是迅猛增长。1978-2003年底，25年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02万人，留学回国17.28万人；2003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11.73万人，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2.01万人。   法学   留学生之所以会在法学教育全球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学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学教育、研究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深刻影响乃至主宰本国法律和法学的发展。目前，在中国的法学教育界，几乎所有出名的法学专家、教授都有在国外留学或者至少是访问学习的经历。大量的学者和科学家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对学术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学术移民。全球化鼓励这种流动，而且会确保这种流动持续增长。随着学术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移民规则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同时大本身也越来越向全球杰出人才开放，可以预计全球人才教育市场将继续不断壮大。留学这种法学教育全球化的途径存在如下问题。#p#分页标题#e#   首先，留学现在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输送留学生，而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付费上学，这样就为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种榨取。据估计，某些发展中国家用于海外留学的费用比该国所获得的国外援助还要高。   其次，留学生不仅获得法学专业领域的训练，还吸收了留学国的法学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往往热衷于用他们在国外习得的方式来改造本国法学教育，而这样的行为往往被证明可能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如中国引进美国J.D.教育而设立的法硕教育的失败）。因为虽然留学生起到了国际学术文化载体的作用，但这种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则和价值观，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学科，除了立志投身学术研究的学生或者是选修国际类法律课程（如国际经济法）的学生可以在海外学习中获得实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从事实务的学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实真的不大。因为实务中适用的通常是本国的法律，没有任何海外学校能比本土学校更了解它们。   2、学术教育机构跨国化长期以来，大学一直深受跨国界的文化环境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除了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渊源——中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有教授治校传统的巴黎大学。   由于殖民统治的缘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区也输入了欧洲的大学模式。即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接受了西方学术模式。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尽管中国业已建立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但中国大学仍表现出了国际性和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方向。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模式。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外国模式与美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欧盟迈向在“共同欧洲空间”（commonEuropespace）内寻求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外来影响再次凸显出来邱收：法学教育全球之媒介研究——学位结构、课程学分制和其他改进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断演化的学院校模式。这些都说明了，大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教育的缩影。   全球法学教育市场是以一系列跨国法学教育创举的形式出现的，从不同国家法学院之间的联合办学到一国法学院在国外设立分校不等。各种跨境法学教育投资项目包括应用互联网和其他远程教育方式传输课程。许多营利型公司和机构已经积极投资于跨国教育，不少传统大学的法学院也在从事这种活动。   当前，一些高等教育项目的输出是全球趋势的标识。少数高声誉大学在全球一些地方设立了分校，一般都是开办包括法学在内的热门专业。在新加坡，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见的跨国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请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或其院系，到新加坡开办项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学在受到激励后，前往新加坡办学。类似地，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国支持的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议，与美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指导，并且获得了美国方面的认证。它们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程也来自美国。而一些地区由于曾为殖民地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都会受到原宗主国法学教育机构的影响，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就在香港开设海外法律学位课程，定期安排英国教授来香港授课。   这些联合办学的跨国教育机构，使得许多学生可以不必选择出国的留学教育就能获得外国法学院的学位教育。但有时候，外国学位课程仅仅是由本地院校“授权”开办。外国大学出让其名称和课程，对当地院校机构或商业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导与质量监督。新设机构获得了对本地学生授予外国院校学位的权限。这些授权协议导致了大量的赝品和批评。   英国媒体的一些批评文章尖锐地指出，英国高等院校特别是那些名声一般的院校，纷纷加入海外教育市场，严重地损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好名声”。与此同时，“买方”也就是付费的海外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标准的英国学位，殊不知这些学位实际上不可与英国国内院校的教育水准同日而语。   （二）跨国公司   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跨国贸易活动，从它产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动国家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无形中也充当了国家间文化沟通与互动的媒介，当然地成为了推动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使者。跨国贸易不仅表现为资本、货物、技术、人员等经济要素的流动，也表现为思想观念、管理制度、交易习惯等文化要素的流动，最终集中体现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上表现最为突出。从法律方面来观察，国际贸易往往是民事规则、商业制度、交易习惯跨国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越来越密切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为世界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自古以来的跨国贸易在空间范围、交易广度、交易规模上的扩展，不过是追逐利润的跨国商人利用现代科技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而跨国公司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国公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器，使经济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   从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由大约4万家、分公司约25万家发展到总数6.3万家，共有国外分公司70万家。而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又导致全球企业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业并购总金额猛增至3.38万亿美元，超过了1990～1995年并购总额之和。通过企业兼并，跨国公司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至2000年末总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国公司的年收入均超过1000亿美元。#p#分页标题#e#   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国公司的销售收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控制着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的85%以上，还控制着国际工艺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的80%左右和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目前而言，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又促使它们推动经济知识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强。跨国公司为何能对法学教育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充当其最主要媒介?笔者认为原因如下。首先，必须弄清楚跨国公司有何能耐横跨国界闯全球？1、它拥有顶尖科技人才优势；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严密的协作团队作战精神；4、有强大的巨资投入进行科研和开发；5、有及时培训学习的科研机构组织；6、有严格的管理及创新能力。跨国公司上至总裁老板，下至职员，每人每年必须培训学习1～3个月，一种方式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络远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术技能培训；另一种方式是带有保密性、高级性的高新技术的培训，职工必须回本公司进行封闭式培训学习。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在跨国公司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此，跨国公司始终保持着技术的先进性、知识的新颖性、经营的灵活性、竞争的强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国公司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越发展越强大，越能显示出不可战胜的雄姿。   其次，跨国公司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经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冲突是国际贸易的制约和阻碍因素，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因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协调和统一世界经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长期的国际贸易又使得各国的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响，这为世界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奠定了基础。最典型就是WTO的规则，它的很多规定就是跨国商人间的交易习惯，而这种商业习惯最原初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就是各跨国公司。有了这些国际间通行的规则体系，这就为法学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学习内容，使得法律的学习内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国内的法律体系，为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课程的开设提供了依据，也为各国法学教育界共同协作研究提供了对象。   最后，市场经济环境下，跨国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对法学教育的发展自然具有重大影响。跨国公司基于自身贸易发展需要，对其员工水平要求甚严。随着其影响力的加强，它成为吸纳法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市场。为了推销出自己培养的人才，法学教育界不得不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来推行这种跨国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例，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连在一起，成为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一部分，法律服务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聪明过人的外国律师行已经瞄准这个市场，并将以充分的准备前来瓜分这个市场，中国律师行业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跨国商贸，我国律师除了法律观念、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运用计算机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在内)整体上极不适应外，还有三个极不适应：其一是有关涉外贸易、金融、保险、证券、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不适应，而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务的主要领域；其二是运用计算机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不适应，未来的法律服务将越来越网络化，当事人与律师之间更多地是通过网络联系，律师将主要通过网络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询服务；其三是外语(主要是英语)交流能力不适应。   从跨国公司看当今世界法学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终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为新世纪教育最具影响的新潮流，一个重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大气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识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现，而法学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阵地，发挥出新的教育潜力。   （三）英语   英语是21世纪的拉丁语，现在已经成为主导研究和学术的语言。在当前，要进行全球范围的知识交流，英语至关重要。从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用语国家的教学，到跨国学位课程及其他课程计划，都是这样。英语获得这种统治地位并不让人惊奇，如果说全球法学教育意味着必须把握英语的话，那么英语就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分析的因素。   作为世界上最广泛学习的外语，英语还是非英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英语不仅是当前差不多所有国际通行科学期刊的共同用语，还主导着其他学术领域。大多数国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国际科学期刊上，而这些论文基本上以英语为媒介，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语言的优势地位。科学和学术互联网站点也基本采用英语。实际上，英语成为科学和学术交流的语言。赴英语国家大学留学的国际学生群体规模最大。随着英语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其内部的力量均衡被打破，英语更多地被非英语母语的人们使用，英语不仅仅作为英语母语的国家之间以及非英语母语和英语母语国家之间沟通的工具，还成为非英语母语国家和非英语母语国家的人们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以及一些非英语母语国家内部的人们沟通的第二种语言工具，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等。   当把英语作为第二种语言的人口超过把英语作为第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时，标准英语的概念逐渐被淡化，出现了英语的“多样化”。英语处于学术交流的顶端、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富裕的英语国家带来了明显的优势。而美国则因为其具备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系统和最重要的英语使用者，拥有双重优势。举例来说，很多科学期刊都是在美国编辑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就给美国作者以便利，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可以用母语写作，而且其同行评价体制也是以美国学者所熟悉的语言和方法论来进行的。别人要与他们交流的话，就不得不采用外语，并且要尽量适应这种陌生的学术规范。如前所述，许多地方的学者面临在国际期刊的压力，人们认为在“最佳”科学期刊是学术工作成绩的必要证据。这样就使得国际和区域会议逐渐以英语为专用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掌握这门语言的优势。   总之，英语作为推行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国际学术市场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为各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提供语言媒介、学术资源共享提供平台等等；同时，使用英语，让那些使用英语的国家取代母语教学的国家逐渐向主要英语国家的学术体系方向发展，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后者的影响。#p#分页标题#e#   中国法学教育界目前就普遍认为，国际一流法律人才应必备的条件中，下面三条应是至关重要的：1、接受过严格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并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2、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能密切跟踪国内外科技前沿课题的进展，并在重大课题上有所创新和突破；3、精通英语，能够快速阅读大量英文资料，快速撰写英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用标准语调宣读英语论文和讲演，在国际会议上听懂各国代表即席发言和自己作即席发言，用英文著书立说。   在法律实务界，英语作为全球语言，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时代愈加重要。律师如果不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处理法律文书，用英语直接与自己的客户交流，而仍然借助于“翻译”，那就不仅抢占不到跨国商贸带来的法律服务市场，甚至不可避免地被挤出原有的法律服务市场，那些高级的、报酬可观的法律服务将被外国律师行垄断。我国的法律英语教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其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法律英语,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Language或LanguageoftheLaw,即法律语言,在英语中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   从此概念可以看出,法律英语所使用的语言不仅是英语本身,还包括其他语种,如法语、拉丁文等。现在全国已有近40所政法院系在本科生、研究生不同层次开设法律英语课程。最早开设法律英语课程的学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山大学还倡导教师用英语讲授法律课程；中南政法学院于1994年成立了“中美律师培训中心”；西南政法大学率先在其学报《现代法学》中开设了全国惟一的“法律英语”专栏,刊载有关法律英语的教学与研究文章。近年来,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国翻译》、《外语界》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等也相继刊载有关法律英语的学术文章。   法律英语这一边缘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虽已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亦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不少困难。第一，法律英语还有待引起重视。长期以来，法律英语并没有成为法律人和语言学家共同关注的对象。法学家一心研究法学而不关心语言学的问题；语言学家一心咬文嚼字而不知法律为何物。真正能操一两门外语进行法律教学和研究的法学家廖若晨星；能把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立法、法律解释和法律研究的语言学家屈指可数。第二，我国法律英语的教学和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体看来，我国关于法律英语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诸如法律英语的学习方法、教学方式、课程设计等等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法律英语教材选用方面，各种版本的法律英语教材都是依个人的经验和观点来确定选文和编写体例的标准，而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词汇选用标准。因此，完善法律英语课程设置，在实践中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