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范例

汉译特色分析

近三十年来，在多样多元的文化背景和自由开放的社会形势之下，俄罗斯文学汉译在译介选题、译介趋势、译介版本、译介方式、译介主体以及翻译理念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丰硕而系统的成就，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为中俄文学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

（一）译介选题多样化

随着政治因素对文学译介干预的逐渐减少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思想解放，俄罗斯文学翻译在选题内容上愈加开放，愈加自由，愈加多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先锋派、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不同艺术手法、不同表现方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译介到中国文坛，并在相当范围内产生不小的影响。

1980年代，先前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的当代俄罗斯文学，重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恰科夫斯基、斯塔德纽克、邦达列夫、贝科夫、巴克拉诺夫、瓦西里耶夫、阿斯塔菲耶夫、加姆扎托夫、拉斯普京、别洛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叶甫图申科、艾特玛托夫、阿尔布卓夫、罗佐夫、舒克申、万比洛夫等作家，以及过去受冷落、边缘化、被批判、被打击的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巴别尔等作家作品，先后被译介过来，甚至出现了多个不同版本。八九十年代，最受中国读者欢迎、对中国作家创作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与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被认为新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开本《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上、下册）收录作家早中期的主要作品，其后期代表作《一日长于百年》也于1990年代译介成汉语。这一时期，文学译介对象较多集中于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近万种俄罗斯文学译作中，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约占六七成。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已大多译介为汉语，当代俄罗斯文学则相对陌生令人好奇；其二，同时代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作家的创作体验，对封闭国门多时的国人具有相当吸引力；其三，苏联当代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民族健康心态的追寻，对杂色生活底蕴的开掘，对改革趋势的深刻揭示，对当代人性的多侧面描摹，契合着彼时彼刻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和社会历史的时代话语。

19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南北联手，合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俄罗斯文学名著占据很大比例。为了弥补丛书下限过早（截至一战）的不足，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不少苏联文学作品。自198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佳作选”小型本丛书，其中第一辑包括《黑桃皇后》、《舞会之后》和《圣诞树与婚礼》。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单独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其中既有苏联当代文学，又有俄国古典作品，诸如十七卷《托尔斯泰文集》、十二卷《契诃夫文集》、十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四卷《莱蒙托夫文集》、五卷《冈察洛夫文集》、五卷《涅克拉索夫文集》、八卷《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值得关注的是，在出版二十卷《高尔基文集》之外，因政治原因而长期遮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也被译介到中国：1998年，朱希渝翻译的该书中译单行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10年，余一中和董晓复译的单行本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既让人看到高尔基对文化建设的高瞻远瞩，也让人触摸到高尔基多样而鲜活的形象。这种大规模译介现象和出版行为，对于中国读者补充因1960年代中后期中俄文学交流阻滞造成的封闭无疑大有裨益，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俄罗斯文学的一贯重视。不过，不加选择地译介二三流作家作品，而置经典作家于不顾，会造成翻译成本的低下和翻译成果的浪费，不利于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整体发展。

（二）译介趋势丛书化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若就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总结，则可归纳为两大范式：一曰本体研究，二曰影响研究。而且，二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外学人，于此概莫能外。遵循《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笔者拟对本体研究加以回顾与展望。   就本体研究而言，学术界用得最多的概念是佛典翻译文学和佛经文学。发其端者，在中土而言，当推梁启超民国九年撰出的《翻译文学与佛典》，是文对佛典翻译文体形成规律及其影响的宏观揭示，至今仍具有示范意义。鲁迅于1923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比较系统地揭橥了汉译佛典及其思想观念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孳乳之用。稍后，胡适出版于民国十七年的《白话文学史》，又综合二者之优长，专设两章来介绍“佛教的翻译文学”，它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汉译佛典本身纳入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并指明了其在白话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做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模式，即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要讲述一下佛经翻译或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高观如于民国二十七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前半部分所谈虽名曰佛教文学，重点却在讨论历代佛经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眼光也相当敏锐。周一良发表在1947－1948年《申报•文史副刊》第3－5期的《论佛典翻译文学》，则从纯文学、通俗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分析了佛典翻译文学的特色所在。   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汉译佛典文学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有一些著名学者在高等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如陈寅恪曾在清华国学院、中文系及北京大学开过佛经翻译文学与佛经文学课，后来季羡林、周一良之所以走上佛教文学研究之路，陈氏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当时的教内人士，也呼吁要重视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巨赞法师于民国三十五年就发表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经整理后刊登在《佛教公论》复刊第6期。   民国学者重视佛典翻译文学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仍有所继承和发扬。如顾随在1954年编撰出《佛典文学翻译选———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并指出佛典中文学的价值是二重的，即：“佛书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学的价值，此其一；译出之后，则又成为翻译文学，此其二。”且要求研究者应超越“专从宗教的观点”，而从“文学美底认识”来检讨佛典翻译文学。凡此，仍有振聋发聩之用。常任侠则在1957年编了《佛经文学故事选》，他从汉译佛典之本缘部中精挑细选了78则既有文学趣味又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故事，注释简明，极便读者。李嘉言刊载于《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第1期的《佛教对于六朝文学的影响》，很可能是“”到来之前大陆地区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佛典文学之专题论文，虽说作者因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对胡适的研究结论大加讨伐，但仍有一些思想的闪光点，比如点出了宫体诗与佛教的关联。相反，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学者则一直未中断相关研究，且有不少力作问世，如柳存仁发表于香港《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上的《?沙门天王父子与中国小说之关系》，饶宗颐发表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册上的《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台静农发表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3卷第1期的《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   进入新时期以来，相关的成果日渐增多，可以说佛经文学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显学之一。这主要有三大表现：一是系统的资料整理，学术价值较高的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陈允吉和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孙昌武《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等。二是扎实的研究论著（含论文集）之问世，如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及《续集》、王立《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丁敏《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之研究》等。三是研究队伍的年轻化，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都选择了佛经文学来做专题研究，重要的有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及《〈贤愚经〉研究》、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温美惠《〈华严经•入法界品〉之文学特质研究》、周敏惠《〈金光明经〉文学特质之研究》、林韵婷《〈杂阿含经〉譬喻故事研究》、李昀瑾《〈撰集百缘经〉及其故事研究》、苏世芬《汉译佛典佛陀与佛弟子的诞生故事研究———以阿含部、律部为中心》、陈蓉美《〈法句譬喻经〉的叙事研究》等。这些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注意了汉译佛典文学性的阐发，呼应了前述顾随先生的主张；二是注意融合、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及故事类型学等研究模式来做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性研究。   反思近百年来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史，我们会发现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是凡取得杰出成绩者，大多具有扎实的国学根柢与国际性的研究视野，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饶宗颐等，莫不如此。而且，相关课题的提出，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此例甚多，在此仅举两个人作为代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佛典及佛教观念影响中古小说创作时，其结论与日人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大体相似，但鲁迅给出了实证，如指出阳羡书生故事源出《旧杂譬喻经》、《观佛三昧海经》等。而常任侠之所以编选《佛经文学故事选》，按其自序的交待，是因为受了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研究汉文与佛经，曾著“佛经中五百故事”凡三大册之壮举的感召。二是就研究方法言，最重要的是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译佛典文学之研究，其根本属性就是比较文学，故而其两大方法———平行比较和影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当然，就比较的范围而言，可以有华、梵相比，华、华自比，梵、华、日之比之类；就层次而言，则有文体、语言、语体、主题、受众、文学形象、创作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的异同。但个人认为，即使是比较，也是综合性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而非单一和片面之比。对此，陈寅恪《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童寿〈喻?论〉梵文残本跋》、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等精彩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实绩，最能说明问题。其间，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交互生辉，综合性、多方位的视角已完全超越了纯文学的范围，因其广泛涉及到中外（印）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三是学人的关注中心在汉译佛典中的叙事作品，因为人物、情节、故事类型之类的实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比较容易发现。陈引驰即深有体会地说：“佛教进入中国，在文学中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应体现在叙事文学。”#p#分页标题#e#   对于今后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重点，笔者认为有四个大的方面工作必须加强：   一是有必要拓宽汉译佛典文学的研究对象，从狭义说回归到广义说。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汉译佛典中那些文学性不强的经典，其实也有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者，如《心经》、《金刚经》、《中论》、《十二门论》等；二是从早期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而言，欧美学术界在研究印度学时，都把所有佛教教典作为印度文学的种类之一，并站在印度文化的立场上加以讨论，著名者如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这种做法提示我们研究汉译佛典文学时，既要把全部汉译佛典视为研究对象，又要注意汉文化对佛典翻译的制约作用。果真如此，则我们关注的汉译佛典范围会宽广得多。   二是有必要加强汉译佛典文学的本体问题研究。对此，首先应注意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印语言文学传统的异同。众所周知，印度文学的传承重口诵（在佛典汉译中的主要表现是口译）、内容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而中土重书写（文言）与历史（史学尤其发达）。而这种差异对佛典汉译的影响如何？当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在梵汉比较，甚至梵、巴、汉、藏等多种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方可能认识得更深入。其次，汉译佛典的主体是大乘经典，而自成体系的大乘佛教之十二部经（十二分教）是如何来的，它们的文体特征、文学表现与九分教的联系、区别如何？都是有待检讨的领域。复次，本土固有的文学思想、审美趣味是如何促成汉译佛典文体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这也是重要的本体问题之一。   三是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影响研究的范围，注意影响的途径及效果。前文已言，过往的研究聚焦点多在叙事文学作品（如本生、因缘、譬喻等经典）的研究。其实，非叙事类佛典，也多有值得探讨的文学问题，比如“论议经”这一特殊文体，它具有动态和静态的双重特性，它的辩论原则、组织结构及伎艺化的表现，对中国讲唱文学实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就目前影响研究最需拓展者，窃以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曰仪式性佛典的文学研究。因为在宗教的组织结构中，仪式与仪轨的形态最为稳定。汉传佛教仪式性佛典的来源，无非两大类：一是佛典翻译，比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的西行求法，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土戒律思想的印度原典，而律典的根本属性在于仪式、仪轨。二是汉土佛教依据现实需要并结合汉译律典而新撰者，如至今仍然盛行的梁皇忏、水陆道场、法华忏、金光明忏、药师忏、八关斋文、授三归五戒文等，悉属此类。但无论哪一类，其施行、信奉都有特定的对象和场合，不同对象授受的经文及接受的途径、方式不尽相同，至少有在家、出家之分，有比丘、比丘尼之别。二曰疑伪经的文学研究。疑伪经是相对于真经（翻译经典）而言的，虽说其来源不一，且多不入藏，但它数量相当惊人，如唐人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至唐时有疑伪经392部、1055卷，而入藏的真经为1076部、5048卷，两两相较，可以看出当时疑伪经流行的盛况。而且，有的影响力并不比译经低，如《盂兰盆经》、《十王经》、《金刚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它们在中土民俗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但是，就目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学人们关注的重心也仅仅集中于这少数的几部疑伪经上，而绝大多数尚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四是有必要超越文学研究本身，最好能把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融汇为一体。因为印度佛教及汉译佛典的传播，除了利用文学这一根本手段外，也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方式，所以，汉译佛典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对此，前辈学者已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如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二文贯通诗画，令人耳目一新；饶宗颐《南戏神咒“?哩?”之谜》一文从音乐角度，揭示了戏曲神咒及其和声与梵语四流音的关系，王昆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则系统地梳理出了印度佛教音乐对中土佛教音乐文学产生影响的途径与方式；康保成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则是近年研究佛教东传与戏剧之关系不可多得的力作，达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其研究模式很值得借鉴。

兰台纵横lantaizongheng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精通12国语言。   在语言学、佛教学、印度学、文化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诣，研究翻译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2006年获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季羡林的成就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0岁时开始正式学习英文，高中开始学习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时在省立济南高中求学，其国学老师，翻译家与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决定了季羡林一生的写作活动。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是德文。向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比较、英文，同时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等，在此期间对梵文产生了深厚的兴趣。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至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长期的学习研究中，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1936年决定选择梵文，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彻底的研究。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期间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及巴利文。同时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加学南斯拉夫文。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听课者。1941年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斯拉夫语言、印度学、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成为语言学家艾密尔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罗语。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并继续研究佛教及梵语，在德国期间季羡林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获得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因战争归国无路的季羡林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经瑞士辗转取道东归，经恩师陈寅恪推荐于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至1983年，创建东方语言文学并一直担任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北大是我国最早成立东方语文系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东方学的专业人才。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期间历经磨难受尽屈辱。结束后于1978年复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因病辞世[1]50。   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曾评价自己是杂家，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书目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羡林文集》中。其中翻译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所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译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乐》等；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印度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和五幕诗剧《优哩婆湿》、反映印度民间故事的《五卷书》等等，涵盖了印度古代语言、佛经、梵语、吐火罗语、印度的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罗摩衍那》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被奉为印度叙事诗的典范，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对整个南亚地区和宗教都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在中饱受折磨，被下放看门的季羡林在创作与研究都不能进行的困境中，继续坚持翻译方面的工作，并选中了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篇《罗摩衍那》，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季羡林只能偷偷地进行翻译，由于《罗摩衍那》是以诗体的形式写就，季羡林坚持译文也应是诗体，要将每首三十二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况还要考虑到八万行诗的押韵，常常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时间里，七篇的《罗摩衍那》译了还不到三篇。结束后，季羡林的翻译工作才光明正大地进行，终于在1983年2月将《罗摩衍那》翻译完毕，这是除英译本之外世界上仅有的外文全译本。   十年风雨、十载心血，方铸就了这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巨著。   《罗摩衍那》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印的文化交流铸起了一座丰碑，季羡林因此被印度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会分会主席，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将印度公民荣誉奖授予当时已97岁高龄的季羡林[2]101。   季羡林在梵文翻译上的成就众所周知，而在吐火罗文的译述上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本已经失传的语言，仅凭着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一些残卷而重新面世。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曾经师从艾密尔西克对吐火罗文进行过学习与研究。1974年时，在新疆又出土了44页88面残卷，当时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懂这种语言，而整个中国只有季羡林懂这些文字，时年63岁的季羡林经过17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并译著出《弥勒会见记》，那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经历，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据。季羡林多年从事各种文字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将首次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给予了季羡林，是对他为中国翻译事业所作贡献的一种肯定。   三、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季羡林一生所获荣誉与头衔非常多，但他自己乐于接受并承认的只有两个，一是教授，一是翻译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季羡林谢绝所有聘任，唯独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其目的竟是为了便于为翻译工作提意见。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因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两次思想注入，一次是来自印度，一次是来自西方。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因此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与他在清华的恩师之一吴宓一样，赞同严复在翻译上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他认为信是忠于原著，达是忠于读者，雅则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作品、作者和语言。同时做到这三个字，就是上等，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达雅不足，则是中等，而不信不达不雅则为下等。他认为信是翻译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忠实于原文，就不叫翻译。#p#分页标题#e#   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   这点在他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将原文的诗体译成中国的诗体，他决定采用顺口溜似的民歌体。   同时将原文分两行写的32个章节的颂译成四行，每行的字数基本整齐，并且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季羡林可谓用心良苦。   译至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时，季羡林更为严格地将每行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从而更接近于民歌体。除了译文更加简洁精练，保留了原文的节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季羡林在翻译中不但忠实保留了原诗的信息，还尽量押大致上口的韵，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体之雅[3]133。   在音韵上以偶数行押韵，韵脚灵活，音韵协调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效果。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上。   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能准确地选择译音，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实践与翻译文化，基本上使用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翻译经文时使用的对音方法，尽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在信的基础上，还在汉语习惯以及文法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当引进一些外国语法中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汉语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从而更适应需要。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直译观颇有相似之处。但与鲁迅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即不通过原文而对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类必要时可以进行重译，文学作品则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来形容重译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季羡林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无法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正因为翻译的重要性，季羡林十分重视翻译职业的道德，主张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应该多学几门外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同时改革大学外语学法，大力培养职业翻译家，建立保证翻译质量机制，并再三公开请设国家翻译奖，足见他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关切与注重。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机器翻译的普及和兴盛。各种免费的在线翻译网站投入使用，为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学生译者带来了便捷。本研究根据翻译专业二年级学生译者提交的机器翻译实践报告，分析以谷歌翻译为代表的国内外六大免费在线翻译网站在处理和生成非文学翻译文本方便取得的进步以及存在的局限。本研究论证在学生译者工具子能力培养方面，翻译教学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译者合理使用机器翻译以实现人机翻译的目的。

关键词:机器翻译；在线翻译网站；工具子能力培养；学生译者

1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自1946年开始产生，经历了五个时期，即萌芽期、创立期、冷冻期、兴盛期复兴期和兴盛期。学者们普遍认同从90年代开始，机器翻译从基于规则的方法向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发展。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包含实例和统计两种形式，后者更趋主导。机器翻译研发团队将基于统计的方法作为核心规则。2006年谷歌公司推出的谷歌翻译（GoogleTranslate）在线翻译网站，其免费的翻译服务为众多用户带来便捷。谷歌翻译网站的运行标志着数据驱动的统计机器翻译活动成为商务机器翻译系统的主流（赵应吉，2019:113）。2016年以来，谷歌翻译的新一代端对端神经翻译系统研究技术突飞猛进发展，成为行业标杆，其翻译的准确性和高效性远远超过统计机器翻译。国内的几大商用在线机器翻译网站紧跟时代潮流，以神经机器翻译为核心技术，研发出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在线翻译网站，提供便捷的机器翻译服务。国内较为知名并在业界占领重要地位的机器翻译网站如百度翻译、搜狗翻译、360翻译和有道翻译等。国际上除了谷歌翻译占据显著的地位，微软研发的必应翻译也获得较好的口碑。

2机器翻译与学生译者工具子能力培养的关联研究

国际上针对工具子能力培养研究较为突出的是西班牙PACTE研究小组的翻译能力培养理论和奥地利学者提出的“翻译能力发展”（TransComp）项目。PACTE小组有关于工具子能力的定义是如何使用一些翻译资源更好地为翻译服务的能力，包括查询词典和使用网络搜索引擎等能力。TransComp项目总结为工具和研究能力，类似前者的工具子能力，是译者使用纸质和电子参考工具的能力，但也注重译者的研究能力的提升。（朱玉彬，2015：34）马会娟（2013）提到翻译能力培养中，工具能力培养特别是译者工具查询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针对职业译者而言，学生译者是区别于职业译者的一类特殊人群，未来计划从事具体的翻译工作，比如口笔译方向，活跃在文学或是非文学翻译领域的翻译。对于高校中翻译专业、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和翻译硕士等群体都是学生译者的培养群体。纵观机器翻译的发展，机器翻译分为全自动机器翻译、机助人译或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Translation）、人助机译三类。就国内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学生译者培养过程中，翻译能力培养的子策略之一——工具子能力的培养来看，国内大多数的院校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简称CAT。学者对于机器翻译和翻译教学的研究多聚焦在CAT领域。所以机器翻译在进入第五个翻译阶段即兴盛期时，仍无法脱离人工翻译的审核和纠正，完全实现自动化，并将人工翻译取而代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翻译的发展越发成熟，作为学生译者，特别是未来有志于从事翻译职业化工作的学生来说，学习必要的机辅技术、翻译工具，学会使用在线翻译网站和相关翻译软件，尤为重要。

3翻译专业学生机器翻译体验报告的生成及分析

摘要:本文以海洋类论文英文摘要为例，分析了人工译文和机器译文术语的异同，指出术语机器翻译产生问题的成因多源于海洋学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及前沿性。鉴此，为使计算机辅助海洋学论文摘要的术语翻译更加规范，达到各个国际检索机构的收录标准，作者需仔细核查机译的术语是否符合所属学科的概念，是否精确严谨，是否符合目的语的规范。

关键词:术语;海洋学;英文摘要;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对比分析

引言

近年来，很多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习惯借助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ssistedTranslation，CAT)等手段，将论文的中文摘要直接翻译成英语，这种方式虽然便利，但是也存在很多术语翻译的问题。术语集中反映了学术论文的前沿概念和主要内容，是科技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科学论述的必要条件。准确无误地翻译术语是正确理解和再现原文内容的前提和科技翻译的基础。研究显示，术语在学术论文英语摘要各语步的覆盖率均超过10%［3］，使用频率较高。然而在学术论文摘要的翻译中，术语翻译错误却成了最常见的错误类型［4］。相较于医学、语言学、材料学等传统学科，海洋学研究领域更广泛、近年来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一直不断拓展，其在计算机辅助论文摘要翻译中的术语错误更为突出，也更具代表性。

1研究内容

1.1语料来源

目前，国内约有55种海洋学类期刊(含渔业、石油、工程等涉海类刊物)，其中中文期刊46种，如《太平洋学报》、《海洋渔业》、《海洋地质》等。为使语料选取更加客观准确，笔者检索了这46种期刊2000-2018年发表的所有论文摘要，在专家的帮助下，按照Nwogu提出的代表性、权威性、可获性三原则［5］选取了其中的5篇论文，涉及到水文学、海洋地质、海洋生物等基础研究，也包含了渔业水产、军事海洋学等应用研究。将这5篇论文的英文摘要作为本次研究的人工撰文语料库(ArtificialTranslationCorpus，ATC)。我们借助目前较为常用的谷歌翻译软件，将上述论文的中文摘要译成英语，作为本研究的机器翻译语料库(MachineTranslationCorpus，MTC)。应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的机译错误截止于完稿时，由于谷歌团队后续的工作，某些错误可能已得到修正。

本文作者：邢力 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3世纪的蒙元王朝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它是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过程为中心,记述蒙古族从神话传说起源到13世纪40年代五百多年历史演进的一部“敕修”官方史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久价值的文学经典。它虽然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但糅入了一些神话传说来解释英雄人物的诞生和历史事件的关系,同时在写作和叙事方式上形象生动,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因此可以说,《蒙古秘史》在对蒙古帝国创业史的记述中表现出很强的文学传说和历史色彩,是一部历史文学著作和重要的文化典籍。杨义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①,此誉绝不为过。从内容来讲,《蒙古秘史》包罗万象,涉及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堪称反映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就文本而言,《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文早佚,流传至今的最早形态是14世纪末出自明朝翰林院的汉字音写本,即以当时的汉字拼写原书蒙古文发音并附有旁译和总译的一个特殊读本,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蒙古秘史》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六百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目前,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不言而喻,在《蒙古秘史》走向国际的过程中,翻译尤其是英译(有鉴于英语作为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交流语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国内翻译界对于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建设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我国民族学界对这部民族文史经典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于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秘史》的英译研究更是从未有人问津。考虑到秘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扎实框架和这当中英译研究的空白现状,本文拟对《蒙古秘史》的英译史进行纵向梳理,对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柯立甫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对其英译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期从民族文学外翻的角度为秘史学甚而整个民族文学、翻译学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一、《蒙古秘史》及其英译史

1、《蒙古秘史》简介

《蒙古秘史》(Mongqol-unniucatobcaan),意即“蒙古的秘密历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约成书于13世纪,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作者佚名。《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籍,“事关外禁,非可令外人传写”②。直到元亡明兴,此书落入朱明王朝手中,明太祖朱元璋为培养通达蒙古民情、军情之人以扫除漠北残余的北元势力,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奇书概貌。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蒙文原本自汉译后迄今下落不明。也正由于此,《蒙古秘史》成为一部充满悬疑的“谜”书,有关的众多问题,如成书年代、原文形式、书名作者等,一直困扰和吸引着众多的蒙古族专家和文史学者。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现存的《元朝秘史》,则是以六百余年前河北地域的汉字方音,译写《蒙古秘史》原文(当时尚存)的古蒙古语音而成者。”③换言之,目前对我们而言,《蒙古秘史》的存在源头就是一个包含了音译以及简单意译的汉译本,它在文献学上的地位堪比原著,其价值不言而喻。这个汉译本大约在明朝洪武初年(约1382年左右,有争议)形成,后有12卷本(正文十卷,续集二卷)和15卷本(明永乐年间收入《永乐大典》)分别传世。这两种本子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分卷有差别。

目前行世的主要有三种版本:15卷《永乐大典》本、12卷顾广圻本和12卷叶氏观古堂刻本。学术界研究和译注一般都是以错误相对较少的12卷“顾广圻本”或“叶德辉本”为底本的。1980年,额而登泰、乌云达赉两位《蒙古秘史》专家以上述三种版本中错讹较少的顾广圻本为底本,参照另两种本子进行校勘,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这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一个通行版本。现存的《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沽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义的汉译文。学术界为了研究方便,将明译正文段落(不一定是蒙文原文的自然段落)顺编序号,约定俗成,遂有了《蒙古秘史》共有282节之说。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蒙古秘史》是原书名,而《元朝秘史》则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只有在尊重史料引述原貌时,才采用后者。

一、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195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标志着当代文体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引入文体学,延伸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文学文体学是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1]这一学派认为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是客观现象与主观反应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之间,直觉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对语言形式所产生的印象不仅仅是直觉的反应,还受一定的文学规约的制约。[2]从分析方法来看,它以语言学作为分析工具,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理论,但更强调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分析语言结构,对语言特征作精细深刻的描写,因此比传统的印象直觉式批评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   文学文体学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介绍到国内,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则更晚。申丹早年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文体》(Style)、《诗学》(Poetics)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她的著作《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结合文体学中最严峻的课题———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与翻译批评研究,是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一次有益的探索。[2]申丹认为,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中,实用性强、较易掌握的文学文体学十分值得重视。[1]小说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很好地把握原文的文体价值所在。[3]在小说翻译的具体实践中,译者很容易改动原文中表面上不符合语言规范的内容,使译文逻辑上更符合常理,但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却遭到损耗甚至抹煞。   在用文学文体学的方法来探讨翻译中的“假象等值”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语言形式这个层次。[1]Leech和Short在《小说中的文体》一书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描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事实+表达形式的文体价值=(总体)意义[8](P24)这里“内容事实”是不变量,“表达形式”是变量。不同文体价值的不同表达形式才是文体学研究的对象。   二、微型小说的翻译   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袖珍小说等,是小说中篇幅最小、容量最少的一种。因其短小精悍、以小见大的特点,在快节奏的社会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微型小说发展迅猛,但对其翻译的研究却十分滞缓。微型小说有着与长篇、中篇小说不同的艺术价值,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微型小说有着自身的审美价值,其文体特征十分明显:篇幅精短,选材精粹,内蕴丰富,发人深省,写作手法多用白描,语言洗练,善于留白,结尾机智灵巧,能抓住有典型意义的瞬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人物少,性格刻画重在神似。   文学文体学强调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微型小说中有突出的显现。微型小说短小的篇幅内若想做到美学效果的彰显和主题意义的体现,就更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外在形式。换言之,语言形式直接决定着微型小说的成败。在翻译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保留原文中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语言形式上更要注意译语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在文学文体学观照下不同语言形式的文体价值,尽可能避免翻译中由语言形式的转化所带来的“假象等值”。是否做到避免“假象等值”并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美学效果、主题意义,也是检验微型小说翻译质量的标准之一。   三、个案分析   被誉为“小小说大家”的孙方友,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6次蝉联《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大奖,有多篇作品被译成外文。他的小小说出奇制胜,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本文选取孙方友的《女票》,以及黄俊雄的译文AWomanHostage进行分析。   原文和译文均刊登在2007年的《中国翻译》上。   这里分析小说文体,主要从这些方面着手:词汇模式、语法组织模式、语篇组织模式、前景化模式、风格变异模式、话语模式、叙述视角模式、话语表述模式、思想表述模式、作家的风格、作品的风格。[4]下面结合《女票》的翻译实例,从词汇、句法、话语模式和语域、语篇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识别“假象等值”,以了解译者如何在主题意义、美学效果和文体功能上实现和原文的对应。   (一)词汇   孙方友的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质朴、简练的民间艺术语言,有一种流动的美感,这尤其体现在词汇的使用上。在翻译中我们应保留这种语言特点,选词上更要注意体现原文的文体特色。选择同原文语法意义上的指称对等主要是语言能力问题,但是选择文体上最优的对应,则主要依赖于对文学文本性质和功能的理解。[9](P86)例1: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   这里“花匪”的意蕴在英文中很难有对应的表达,由于文章文体的特点又不能有过长解释性的说明,译文的“lustfulbandits”基本上可以传达原文的信息。“扰”字,这里不是“打扰”的意思,而是“分散、扰乱”,所以用“distract”比“bother”更能传达原文的意义。   例2: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冷笑”体现了“女票”对花匪的不屑和轻蔑,对于人物塑造、情节建构、主体体现有着显著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中把它换成“smiledbitterly”,与原文文体功能和效果上略有偏差,试译为“sneering”或者“smiledcynical-ly”。“你想得很美呀”进一步通过语言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译文“Isn’tittoogoodforyou?”不如译为“Youwish.”更符合原文的效果。#p#分页标题#e#   例3: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整个故事,“男匪”与“女票”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的爱情,爱情的种子只在他们的内心滋长。而事实上,整篇小说并没有提到“男匪”同“女票”之间的爱情因子,只是用故事的跌宕起伏来表现。这正是作者写作的高明之处。而这句的“不知为什么”其实就给读者做了心理铺垫,同时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善良,突出了主题。译文用了“mysteriously”来对应这一动作,这个词多表示“神秘地”,不太符合这里的语境,改为“tearswellinguphereyeswithoutareason”更符合原作。   (二)句法   语言结构与文体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超常的结构具有超常的意义。”原作句子短小简洁、逻辑紧密,翻译时也应尽可能体现这种文体特点及其美学价值。   例4: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Hekeptplayingwiththerevolver,skillfully.这是文章的开头,作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故事的紧张现场。原句极为简洁,第一句就奠定了全文的叙事风格:质朴、简练,句法没有特殊之处。但是译文如果直接翻译成“Heskillfullyplayedwiththerevolver”,叙述就显得极为平淡、普通,而且读起来“不够顺口”;若在“skillfully”前面加个逗号,“skillfully”变为补充性的状语更合原意。[5]同时,“玩弄着”要结合全文的主题意义,显然“他”对“女票”有怜香惜玉之心,故把手中的枪不停地玩弄,暗示了男匪矛盾的心理斗争,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played”,避免申丹所指的“假象等值”,而是应翻译成“keptplaying”,才更有助于人物的性格塑造,保留原文的主题意义。   例5: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   这里的“你知道”是你要知道的意思,而英语口语中的“Youknow”,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和“well”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译为“Youhavetoknow”。例6:说完,他又旋转了几下弹槽滚儿,才缓缓举起了枪。   主句一般用来描述新信息的主要行为,从句一般用于描述已知信息的次要行为,两者的差异在读者心中构成“突出地位”和“隐蔽地位”的心理效果。[6]但很多情况下,译者会忽略这种心理效果以及由它所产生的文体功能,该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原句中“又旋转”和“缓缓举起”都是强调“男匪”的矛盾犹豫心理,同时也暗示了他心地的善良,对主题的突出、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译文却把这些动作糅合成一个单句,把“缓缓举起了枪”放在从句中,弱化了它的文体效果和主题意义,属于“假象等值”,   (四)话语模式与语域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多种表达方式,小说作家可以根据需要展现不同的人物特征,控制叙事的角度和距离。在话语模式的使用上,原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Leech和Short在小说文体论中指出:“自由直接引语省去叙述者作为中介,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同读者进行对话。”[8](P322)这种手法直接把读者放在故事的发生现场,人物之间的话轮衔接非常紧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叙述者的暂时退场,人物话轮的交替可以让读者产生情节紧凑、故事发展迅速的心理效果。译文中,译者把自由直接引语部分全部转换成了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同“间接引语”相比,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直接性、生动性以及更强的音响效果”[7]。但是同原作的自由直接引语相比文体效果仍有偏差,译文可以考虑同样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从而更好地突出人物对话,淡化叙述者痕迹的效果,让读者近距离接触故事人物,增强译作的吸引力。   从文体功能来看,译者还必须考虑翻译的语域问题。在许多小说作品中,语域的变化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的思维风格,产生讽刺或喜剧的效果,传达作者隐含的对人物的同情或讽刺,暗示话语声音的融合或不同主体视角的微妙转换。因此,文学作品的语域不能像非文学作品只是简单地保持一致,而应该考虑到受主题驱动的语域转变,因为这种故意的语域转变包含着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9](P87)文学文体学家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语域之间的转换或不同语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特定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原作者利用语域的变化来表达不同阶层的人物特点及风格,译者也要特别留心各种语域的变化,以保留原文的文体功能。   译文全篇一共35段,85句话,1034个单词。由表1的数据显示,译文句数多,字数少,因而更简洁。在全篇的谋局和段落的分配上,符合短篇小说简、明、快的特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体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效果。   四、小　结   无论哪个层次都有可能出现“假象等值”,这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把握其文体价值。微型小说由于自身的文体特点,在翻译中也应再现其简洁明快、以小见大、一波三折的文体效果和美学价值。文学文体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译者更好地把握微型小说中的语言成分(尤其是语言形式)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促使译者使用文体功能等值的语言成分;同时帮助翻译批评家和研究者提高文体意识,在研究中更注重各种文体手段,注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交互作用,注重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意义,善于发现种种“假象等值”的现象。译者在该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语言的选择能够传达、加强原作的美学效果及主题意义,这不仅对翻译过程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译作的评估和批评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摘要:实践型毕业论文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也是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途径之一。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英语专业在2018届毕业生中试点开展了以社会实践报告和翻译实践报告为主的实践型毕业论文改革探索,效果良好。最后分析了实践型毕业论文推广的可行性和对指导教师的要求,以期抛砖引玉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总体质量。

关键词:实践型毕业论文;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

0引言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始终秉持“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的办学定位,坚持开拓应用型高校特色发展道路。英语专业根据学校定位,思索上海本地和周边地区对英语类人才的需求,以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的建设要求为参照,旨在培养职业特色鲜明、岗位适应能力强的应用型英语人才。应用型本科注重理论和实践、实习、实训的密切结合,尤其强调实践教学的比重和实效。“实践教学包括实验课程、课程设计、课程论文、学年论文、专业技能训练、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实践教学体系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为主线,根据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进行构建。需要构建从课内系统、综合性的实践技能训练,到课外的开放实验、贯穿校内学习全过程的专业素质训练和校外实习实训相结合的培养体系。”[1]作为实践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毕业论文(设计)如何摆脱传统的理论性课题的窠臼,做到和企业生产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和项目相结合,是各个应用型本科专业都要着手解决的问题,也是应用型英语专业探索尝试的一项重要内容。

1问题的提出

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诟病由来已久,本科毕业论文该不该取消的辩论也时有发生。虽然学术界鲜有大张旗鼓支持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观点,但是持有区别对待态度的学者却不乏其人,比如,“本科毕业论文不应‘一刀切’,要根据学校的定位、专业特点加以区分”[2]“是否取消本科毕业论文,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学校、不同专业的特点做出合适的选择,而不应该一刀切地都写毕业论文或者全部取消毕业论文。”[3]反对取消的学者则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就等于干脆取消了对本科教育质量的综合考核,连教育质量如何我们都无从测量和判断了。退一步讲,就算本科毕业论文是一门课程,也不能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取消。”[4]“毕业论文是本科生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对学生专业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也是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全面锻炼,还能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能力、自我学习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等。”[3]基于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显然不符合人才培养的需要,更不利于本科各个专业的发展。《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中强调“要全面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我们要思索的是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提升本科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和水平。英语专业2016—2017学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本科专业自主评估,在上海市教育评估院2017年4月出具的本科专业评估达标报告中肯定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规范性,同时也指出“论文选题多为自选,几乎没有来自科研项目的课题,来自生产实际的课题也很少”。针对这种反馈,结合应用型本科专业对实践能力的突出要求,英语专业积极探索如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框架下进行论文改革,试点推进和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相吻合的实践类论文。

2英语专业实践型毕业论文改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