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论文范例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成废除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因为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法律实践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具有法律意识的守法公民。这就要求法学本科生在毕业之后能够熟练运用法律通过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争议问题。不掌握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法科毕业生和法律人才。毕业论文恰恰能够达到检验学生法律适用方法和文书制作技能的目的。在不废除毕业论文的大前提下，笔者认为，很多高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指导思路和评价机制偏离国家对本科生或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要求，需要改革。根据我国《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条件是：“（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①不要求本科生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即“对所研究地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②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③。换言之，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而不是学术科研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用见解独到或创新性来衡量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也不能要求学生去解决一个学术或理论问题。对此，可能有人要问，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或创新性，不解决学术问题，还能称之为论文吗？当然能，论文包括学术论文和非学术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非学术论文，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就应该是学术论文。就法学论文而言，有法律适用方面的论文，也有立法完善方面的论文。前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属于解释论范畴；后者主要研究现行法律规范的弊端和修正，属于立法论范畴。在毕业论文选题时，大多数学生喜欢选择后者，老师也乐见其成。这在以前很正常，因为以前我国的立法空白和漏洞太多，已有立法也往往存在诸多弊端，著文献策实属学者分内之事。但目前，我国各项法律已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此前提下，如果还一味指导学生选择立法论方面的题目，就难免失之于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更为严重的是，此类选题侧重于学术研究，偏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还是更多地选择解释论方面的题目为宜，这才是法律学习的基础。在笔者参与的答辩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某论文提出的立法建议早已成为生效法律或者对刚刚出台的法律提出修改建议。这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在评价机制方面，从毕业论文的写作到答辩，一共有三个环节：指导教师意见、评阅教师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意见。无论任何环节，一般高校都要求对论文的学术性或创新性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用此标准评价本科毕业论文是不适当的，因为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学术论文，我国《学位条例》也不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学术性。笔者在参加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时，尽量回避对其进行学术性评价，但大多数老师仍然习惯与此，而没有认识到国家本科毕业论文的根本要求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学术问题。总之，只要准确理解国家对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得出本科毕业论文不必具有学术性而应侧重实践性或应用性的结论。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针对本科毕业论文的错误做法，恢复其应然功能。

二、将法律诊所课程作业作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

为了矫正本科毕业论文对学术性的盲目追求以恢复应然功能，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就法学专业而言，笔者主张实行本科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作为法学本科毕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将法律诊所课程的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之一。凡是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并顺利通过考察的本科学生，即视为通过了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之所以如此主张，其原因在于法律诊所课程完全具备本科毕业论文的功能和形式。法律诊所，又称诊所式法律教育或临床法律教育，是对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之做法的借鉴，于二十世纪中叶发端于美国法学院，后风靡两大法系，而成为其法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2000年之后，被引入中国法律教育体系，并被全国各大主要法学院所接受，面向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和案件处理两大部分，④其突出特色在于无论是课堂讲授还是案件处理都立足于真实的案例，并且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亲自处理或的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案例。因此，法律诊所课程与传统法律课程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一改传统课程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模式。法律诊所的实践性特征决定了该课程的功能不是要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基础知识，而是运用其已经掌握的法律基础知识去解决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案例。在对真实案件的处理中，不仅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锻炼和考察其运用法律基础知识解决现实争议的实践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顺利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或学士学位获得者的水平，满足我国《学位条例》规定的相关要求，依法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因此，该课程在功能上和本科毕业论文是一致的。选修法律诊所课程以后，不再另行完成本科毕业论文，是可以的。从课程指导和考察的角度看，法律诊所课程与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评阅和答辩也存在相同之处。在法律诊所课程的讲授和指导过程中，我国的法学院一般都配备多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专职教师以及从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选聘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充任兼职指导教师。我所在的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即是如此，我们有专职教师三名，都有律师执业资格和经验，在很多课程的讲授中也经常邀请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现身说法，随堂指导。在结课环节，我们要求每一位同学提交一份办案报告，然后三位老师集中会诊，结合日常案件处理或情况，给每一位同学一个合适的分数。这与本科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模式是类似的。最后，除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比较契合国家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之外，法律诊所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公益性。这种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诊所主要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所以，每一个法律诊所都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在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前的2008年，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就与内蒙古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建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对外开放。开设法律诊所课程之后，法律诊所与援助中心合二为一。因此，法律诊所课程既是一门法学课程，又是一项公益活动，不仅能够锻炼和检验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更能培养和考察其法律职业道德。

三、完善法律诊所课程以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

法律诊所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其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同质性，也就决定了选修法律诊所课程可以作为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重要形式。因此，建议教育部和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高等院校允许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本科生以法律诊所结课作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一改革，法律诊所课程本身也要进行相应的完善。首先，提高认识，重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课程自开设以来，一直都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可以认识鲜活的人物，可以了解复杂的社会，可以体会到法律的价值，可以感知胜诉的成就。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而言，每年要求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都远远大于该课程的容量（30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师还没有认识到法律诊所课程的重要性，不愿意参与诊所课程，从而限制了该课程的容量。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也为了适应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广大法学教师应当首先提高认识，积极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其次，推动法律诊所课程的规范化建设。每一个法律诊所就是一个法律援助中心。因此，实现法律诊所的规范化，就应当以法律援助中心的标准建设法律诊所。比如，实行案件登记制度，记录每一个来电、来访的当事人和案件基本情况；完善案件处理机制，为每一个案件配备一个主办学生和指导教师；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为每一个结案的案件及时建立档案，载明处理结果；等等。同时，作为一个课程，还应要求主办学生在结案之后及时完成结案报告，梳理案件事实，整理争议焦点，明确法律适用，阐述裁决结果。最后，落实办案经费，为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提供物质保障。法律诊所为当事人提供的是免费的法律服务。但任何法律服务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比如打印复印费、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等。这就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多方支持。据笔者了解，有些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都有福特基金会的专项资金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但更多的院校是从本院的办公经费中挤出来的，大多不足以支持法律诊所的正常运行。因此，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教育部、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相关政策，为法律诊所课程提供专项教育经费。

四、结语

虽然未见有明确区分，但总体上来看，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实践教学平台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性课程和其他实践教学环节。其中理论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是指在理论性课程(即以教师理论讲述为主的课程)内适当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即在教师理论讲述的过程中穿插安排学生进行相关案例分析、热点问题讨论等内容;实践性课程是指以学生实践为主的课程，如法律诊所、毕业实习等;其他实践教学环节是指未在高校法学课程设计范围内的在教师指导下的由学生自主自愿开展的实践性活动，如组建法律援助社团对外开展法律宣传、法律援助活动等。但由于各高校在重视程度上并不一样及在具体做法上并不统一，法学实践教学平台总是面临这样或那样的许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面对及解决，本文择其突出者加以论述之。   一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从实验实践教学的角度出发，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理论课程如何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哪些课程宜单独设置为实践性课程?教学内容应在多大程度上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考虑的是:   第一，合理安排理论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内容。理论课程涉及到有案例的，可安排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锻炼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的一种非常理想的方式。除此之外还可结合社会热点问题从课程内容角度出发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除了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外，还能增强学生归纳和分析问题的实践能力。   第二，增设实践性课程。对于理论课程中的诉讼法课程，一般都会安排模拟审判内容，但因为课时量限制，模拟审判的开展并不是很充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1］。考虑到模拟审判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性＊，宜将《模拟审判》单独设置为一门课程。另外，《证据调查》、《调解技能》等也有必要单独开课。   第三，慎谈“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常见有这样时髦、流行且貌似真理在握的批评，说高校法学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种批评(权且称这种批评论调为“脱节论”)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其所指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需要高校法学院系及教师们采取措施缩小教学内容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但也不宜夸大这种批评，因为就“脱节论”而言，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之处:其一，理论没有学好，造成不会实践。这一情形其实不能归咎于高校教育，而只能怪罪于其个人;其二，从发展后劲来看，在高校把理论学好了，在实践中再学习实践技能，其发展后劲往往大得多，反之，则要少得多;其三，高校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其没必要也没可能承担职业培训技能的重任。   因而理论与实践必然会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脱节;其四，为什么这种论调在目前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30年前法学教育刚恢复时，高校中甚少像如今这样开展实践教学，但为何那时受到的“脱节论”批评远少于现在?那时培养出来的人现今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实践部门工作且出任要职，我们能说他们实践能力差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其五，是否所有理论都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理论的价值?世界上有很多大师的理论，看起来与实践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仍然受到很多人的顶礼膜拜。这说明理论并不是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价值。因此，我们虽然要注意教学内容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但没必要特别刻意强调这一点，实际上这种完全的结合也没有可能，因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异质性:法学教育强调做人，法律职业侧重做事;法学教育强调广博，法律职业侧重精专;法学教育强调先验，法律职业侧重经验［2］。   二关于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   高校学生社团是由在校大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在高校管理部门的许可下按照社团章程自主开展相关活动的学生组织。法律援助社团就属于高校学生社团之一。而法律诊所在高校是以课程方式开设的，这门课程的特点主要有:学生面临的问题情境等同于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学生必须亲身处理这些问题;学生必须与他人互动以尝试认识和解决问题;学生的表现将经受深入、挑剔的评论［3］。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法学院校组建了学生法律援助社团，也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供学生选修。法律援助社团会对外开展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活动，法律诊所也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但在学生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的关系方面，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譬如说，如何合理安排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二者的法律援助活动以避免发生冲突?法律诊所的学员是否有必要从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中选拔?法律援助社团的活动应如何适当安排以提高社员的实践能力?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考虑的做法有:   第一，法律援助社团对所有法学本科专业学生开放，所有学生办理一定手续后均可成为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参加法律援助社团组织的活动。这样社员们过一段时间后就能积累一些法律实践方面的经验。法律诊所的学员只能从法律援助社团的社员中选拔，以保证录取学员有一定实践经验，从而有能力参加更高层次的法律诊所训练。   第二，法律援助社团接受一些简单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咨询，较复杂的交给法律诊所学员处理。接受咨询时定期指派教师共同参与，由教师示范，事后作讲解。法律诊所的学员可以出庭案件，但法律援助社的社员不可以。   第三，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可共同举办一些法律宣传活动。对一些法律宣传活动，如宣传新颁布的法律、向社区居民宣传禁毒法律知识、法律下乡活动等，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可共同举办。法律援助社团与法律诊所共同举办法律宣传活动至少可以产生以下几种效果:一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宣传的人多因而宣传的面会宽一些;二是能够加强法律援助社团社员与法律诊所学员之间的团结，因为共同参加活动有利于提高团结力;三是可以发挥“传、帮、带”作用，在经验相对较少的法律援助社团社员遇到不能或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时，经验较多一些的法律诊所学员能够及时帮助其释疑解惑。#p#分页标题#e#   三关于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够检测学生在校学习的效果，而且能够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践，还能够协助学生了解社会。况且毕业实习已作为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一个必修环节，这本身就已说明了毕业实习的重要性。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毕业实习还是涌出了许多问题。且不论不同高校的做法不统一，如有些高校采取集中实习的方式，有些高校采取分散实习的方式。不管是集中实习还是分散实习，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两张皮”，没有有机结合。毕业实习时几乎不考虑毕业论文的问题，即使考虑也很盲目，更不用说为毕业论文的写作积极收集素材等;第二，毕业实习与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等有一定冲突，相互产生影响。   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因而出现问题，如有些学生宁愿花较多精力在考试方面而对毕业实习抱应付态度，另有些学生则因毕业实习耽误而在参加这三类考试时未能取得较好的成绩;第三，学生毕业实习主要是为实习单位充当“临时工”，业务锻炼很少。实习单位在实习学生到来时，主要安排端茶倒水跑腿、打印复印、整理装订案卷、参与案件评查等其他工作，学生真正进行业务实习的机会很少;第四，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未能充分利用。很多高校规定，学生在进行毕业实习时，应当同时做一些毕业实习材料，如撰写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复印实习单位案卷等。但这些毕业实习材料在做完后，除了在毕业实习考核时有人检查了一下之外，就似乎再也没有人去关注了;也没有分门别类归档以便供人查阅，而是随便堆放，即使有老师有心去查阅以便积累研究素材，也没有可供方便查阅的途径。简单一句话，就是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未能充分利用。   笔者认为，要解决好上述问题，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以集中实习为主，适当允许分散实习。分散实习的最大问题是很难有一种有效的考核方式，毕业实习的质量难以保证。为保证毕业实习的实习质量，毕业实习还是宜以集中实习为主，指派带队老师全程督促。但为缓解学生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等考试的压力和尽量避免其与毕业实习的冲突，可考虑分批实习或允许参加各类考试的学生分散实习。分批实习仍然属于集中实习，按集中实习有关要求进行。对分散实习，学院可不负责为其联系，也不指派带队老师，学生实习过程由实习单位监控。分散实习的实习单位只能是学院的实习基地，不能找其他单位，以保证分散实习的实习质量。   第二，以到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实习为主，适当允许到其他单位法务部门实习。地方综合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要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高素质法律理论人才和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选择这种发展方向的学生应当到法院和检察院实习，还需要培养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社会管理人才。因此，扩大毕业实习单位的类型，如扩展至新闻媒体、企业等单位，而不使其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是有其必要性的。学生可依其兴趣及其将来可能发展方向选择去这些单位实习。   第三，以业务实习为主，适当兼顾其他工作实习。各实习生来进行实习，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实习过程中所进行的学习与在学校课堂上所进行的学习是不一样的:前者需要适当地关注法律以外但与法律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后者可能较多关注法律本身的问题。这二者的结合可以达到耶鲁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斯温(ThomasW．Swan)曾经指出的效果:“如果法学院的毕业生要想得到充分的训练以扮演法官、立法者和律师的角色，法律学习就不仅要像一门科学和一种人文学习，而且需要更多地关注许多法律－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反映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空前快速发展。”［4］但不管怎样，实习过程中所进行的学习与在学校课堂上所进行的学习的相同点都是学习。不能本末倒置，关注了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而把学习问题给耽搁了。实习时要注意关注司法实践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物事、具体有哪些程序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司法实践与所学理论究竟是否有差距、有什么样的差距、这种差距能否缩短甚或减至于无、怎样缩短，司法实践受哪些法律以外的问题的影响、是如何影响的、具体有怎样的影响，等等。实习导师往往都有自己的份内工作要做，不可能有太多时间盯着实习生进行指导，因此实习生要主动些，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可以主动去问以求得解答。实习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实习点各种条件进行学习，如多旁听庭审、多阅读案卷等。多听多看是有好处的。在实习过程中可能会遇上导师要求做复印、装订案卷等事情的情况，不要倚重自己本科生的架子，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简单而不愿去做。切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讲一个事情可能会让实习生对此有所启发:曾听一位法官反映说实习生连公章都不会盖———盖不正。复印、装订案卷等只是看起来简单，其实在善学习的人看来，这里面可是蕴藏着很深的学问，因为在复印、装订案卷等的过程中，可以把相关材料上的内容看一遍(即使时间紧急也可以粗略地用眼扫一遍)，看材料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实习单位既然有整理装订案卷等其他工作的要求，说明整理装订案卷等其他工作就是实习单位工作的一部分，那对这一部分工作进行实习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出于学生业务实习提高业务技能的需要，可以适当要求实习单位必须保证实习学生有业务实习的机会，这种要求应当是硬性的，不能因其他事情而削弱。   第四，将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在进行毕业实习之前，就明确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学院按其选题方向为其配备相同或相近学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在毕业实习时如何收集写作素材为毕业论文写作做准备，并帮助其明确具体写作题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应注意收集相关案例，并尽可能地与实习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以了解实践当中相关制度的运作状况、产生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这样，学生的毕业论文写起来才能真正做到“有血有肉”，写出自己的观点并运用实践中收集的素材进行论证，一般都不可能去抄袭。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对学生毕业论文要求进行改革，即不以理论性学术论文为主，而以案例分析报告为主。#p#分页标题#e#   第五，充分利用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在学生进行毕业实习时，让学生做毕业实习材料，这个方法非常好。   据笔者作毕业实习带队老师时对毕业实习材料的检查来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仅是为应付检查而做，但有些学生还是做得很认真的，还有些学生虽然开始做时是抱着应付的态度但后来却越做越认真。这些做得认真的毕业实习材料，既记载了学生的实习情况如实习内容、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情况等，又反映了学生实习时的心路历程，还能看出学生对实习的建议等，很显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因此，让学生毕业实习时做毕业实习材料这个方法应当继续保持，并且在学生做完后派其他学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分门别类归纳整理，交存资料室，开放给师生研究学习，以使学生做的毕业实习材料能得到充分利用，发挥其应有价值。

一、工程教育模式下人才培养的特色

1.培养目标定位明确。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工程教育都突出了职业取向，将学生未来的职业环境作为工程教育的环境，不仅传授知识，还结合工程实践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要求学生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其他跨学科知识，尤其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很多高校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企业经济学、法律学、管理学等非技术类的课程，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确定专业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的教学内容，通常为80：20。

2.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方式方法和学生评价等方面统一协调，构建了丰富的学习构架。课程设置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德等国家的工程教育通常都以产业所需要的能力素质作为制订教学课程体系的依据，同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丰富的实践教学项目，让课程设置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增加学生主动学习和动手实践的机会，充分利用课堂和实验室，使教学计划具有实践特色。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运用学习反馈机制，提高学习效率。

3.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以开创和发展为核心，立足市场，根据学生的未来走向，为学生量体定做教学内容。德国的工程教育围绕学生的基本能力，即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层面，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这四个层面达到预定目标。对于体现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科目，更是加以细分，以基础科目和高级科目为基本分类，从工程实践入门知识入手，组织团队，围绕主题，开展包括调研、构思、设计、制造、检验、应用等环节的系统工作，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研发、团队工作和沟通的能力。

4.建立了良好的与企业合作的教育机制，校外生产实践活动丰富，增加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动手实践的机会。德国工科的大学一般设有3-6个月的企业实践安排，学生在企业进行生产实践，参与企业的科研开发与研究项目，很多学生的毕业设计课题也都源于企业的实践问题。

5.建立了完整可靠的评价系统，针对不同的目的和要求，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考核，促进了学习方式的广泛化。按照不同阶段的学习任务确定学生的考核方式，通常包括考试、实验、课程设计、专题报告和毕业论文等几种形式。虽然工程教育主要致力于应用科学、计算机、工程和技术教育，但其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是所有应用型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都可以引入和借鉴的。本文以工科院校的英语专业为例，就人文类专业如何引入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了一整套人才培养改革建议，探索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二、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改革与实践策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批判当时在法学院占主流地位的法律经济学，一场名为“法律与文学”的学术运动兴起于美国，“法律与文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由此而生。   ①中国法学界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十年代，自那时起，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法律与文学之间固有的隐秘关联，以文学作品为分析材料或者切入点，展开法律文化或法理学的研究。从整个法学史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动向，张晋藩先生在其《求索集》中有提及。   ②然而，由于“法律与文学”自身的矛盾或者“国情”的拘囿，“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也遭受种种质疑。总而言之，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从自发到自觉，走在充满质疑的探索之路上。   一、法律与文学的研究面向   按照经典的分类，“法律与文学”(lawandliterature)可以分为“文学中法律”(lawinliterature)、“作为文学的法律”(lawasliterature)、“通过文学的法律”(lawthroughliterature)、“有关文学的法律”(lawofliterature)四个子领域，③此四个子领域中支脉众多，学术谱系繁杂，缺乏一致的逻辑范畴和学术方法论，加之翻译的原因，各个领域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含义也不尽相同，英文中的literature本有“文学”、“文本”、“文献”等多重含义，据沈明博士的辨析，“文学中的法律”和“有关文学的法律”中的“文学”是狭义的，它指的是小说、戏剧等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的法律”使用的是广义的literature的内涵，“通过文学的法律”则兼有两种含义。［1］   就笔者寓目的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文学中的法律”和“通过文学的法律”(或称为“作为法律的文学”)这两个领域内，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法学界关注于“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徐忠明、苏力、冯象等学者及其追随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路径进行探求。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对以上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的分析，试图理清“法律与文学”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脉络，他们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试图和谁对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国内“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种可称之为“文学中的法律”的研究，简单是说就是以文学作品为基本的材料，进行中国法律文化的解读或者法理学的延伸。徐忠明老师、苏力老师都做过这一类的研究。另一种可称之为“作为法律的文学”(也可称之为“通过文学的法律”)的研究，主要以苏力老师为代表。尽管它们在研究的领域、方法、结论等方面多有不同，但涉及了共同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比较新的学术动态也有着基本相似的研究缘起。   (一)研究缘起   通过对“法律与文学”研究成果的检索发现，徐忠明、苏力等学者都有着基本相似的研究缘起或动力，即对时下法学研究现状和法学教育状况的反思和忧虑，当然苏力老师偏重于法学理论方面，而徐忠明老师偏重于中国法制史方面。两位老师都认为法学研究的领域不应只局限于教科书框定的模式，“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式可以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改进法学研究的方式。   苏力认为，法理学的研究不应该像教科书那样，仅限于讨论法律的本质、社会性、渊源、分类、权利、义务这样的问题，应当注意汲取当代社会生活和学术发展，提出新的命题和概念，应当与部门法、与普通人的生活有更加密切、更加直接的关系，甚至应该能为法学指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提出基本问题，至少应当有意思。［2］(P15)   相似的，徐忠明认为以往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仅偏重于对官方正史记载和法律典籍规定的分析、解释，而对其他的法律资料的利用明显比较薄弱。官方的正史记载和法律典籍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史的研究材料，但是在被称为“史官文化”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更多的是记录了帝皇将相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而对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世界、思想情感等，往往缺乏真切翔实的描述。而恰恰相反，文学作品虽然不乏“正统”意识，但是，其中毕竟有着更多的民间的思考、民间的视角。［3］(P3)   (二)理论前提   如上所言的两种路径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材料，试图呈现文学作品所反映时代的法律文化或者从文学材料中发现更加一般性、普遍性的法学理论问题。如此说来，一个问题便产生了。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为研究法律问题甚至是法律史问题的材料，大家大致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文学作品不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吗?他们定与法律的确定性、历史的真实性颇有距离，如果利用古典文学作品来研究现实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法律史，能否恰当的解释某些问题?这的确成为推进“法律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必须要解决的理论前提。   面对质疑，相关学者给出了坚实而有力的解答，④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进路。一种是“率由旧章、不愆不忘”的进路，实际上是一种诉诸权威的进路，学者提到，就中国的学术传统而言，所谓“文史一家”乃是人们的共识。一方面文学依托着史学，另一方面则以文学补充史学。在中国学术史中，以文探史、以文释史也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到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手里，这种“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得以发扬光大。另一种进路可以说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进路，即通过说明历史叙事也不可避免的“失真”来反证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历史的素材之可能性。学者认为，文学叙事纵然是虚构的，然而历史叙事也是基于历史学家(历史编写者)的记载“构建”起来的，历史的编写者也是人而不是记录机器，他们在“著史”之时可能受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或者特定思想意图的的局限、制约或左右，因此的他们“所著之史”作为构建之物可能并非完全“符合”以往事实本身。⑤#p#分页标题#e#   进一步说，无论是历史的编写还是历史的阅读，都是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的，而语言往往是辞不达意的，不能对真实发生的客观事件予以纯明透彻的再现。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语言的意义也不是确定不变的，作者和读者之间会产生某种互动的关系，历史编写者所要表达的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阅读者所领会的历史的含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第三种进路是综合式的进路，虽说历史的“真”与文学的“真”有不同，历史叙事是对已发生的“真人真事”的客观记载，而文学作品则可以充分借助“虚构”的能力与发挥“想象”的空间。然而，一般地说，文学叙事是对在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恰如其分的、合乎逻辑的“真实”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实”依托的社会生活，其实与历史“真实”凭借的社会生活是基本想通的，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相信: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资料探讨中国法律史问题，是可行且有学术价值的。   至于文学与法律如何能够并列在一起，学者大致用相同的逻辑给予了解答，文学与法律不过是以各自的视角、方法和逻辑来解释和评判社会生活，它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摹写的是同一个母本，就此而言，法律和文学也是“孪生兄弟”，这就在终极的意义上奠定了法律和文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础。［4］   以上的论述，学界基本是没有争议的。不过在怎样运用文学作品为材料开展研究的问题上，学界对于某些法学学者运用文学材料时所表现出来的“法学家的傲慢”有所批评。⑥   三、国外研究的影响———从波斯纳说起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充斥着西方的强势话语，在“法律与文学”这一领域也概莫能外，作为美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其著作和理论被大批的介绍到中国，对学界影响甚巨。笔者认为，如果要全面的介绍中国学界“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不得不从波氏说起。   波斯纳何许人也，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做详细介绍，苏力在为波斯纳文丛所作的《〈波斯纳文丛〉总译序》［5］(P1－16)中，对波氏的经历和才华做了的热情且详细的评介。波斯纳的一批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在《法理学问题》［6］、《法律与文学》［7］、《超越法律》［8］、《正义/司法的经济学》［9］等作品中都谈到了“法律与文学”的问题，以最早传入的《法理学问题》为例，该书的十三章《法律学的文学、女权和社群主义视角》对多种有关“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进路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波斯纳认为:在文学中使用的解释方法不适用于对法律的解释，而文学研究可能会有助于理解司法判决意见的强烈的修辞特点。文学有可能阐明因法律与公平(更宽泛的说，是因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紧张而生发的某些持久存在的法理学问题，且文学还有助于理解法律发展的某些关键性的阶段。［10］(P490－524)   国内研究“法律与文学”的学者中，无论是对其尊崇的还是评判的几乎无人不提及波斯纳，徐忠明老师在其书中多次提到了波斯纳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论述，不难看出徐老师的研究受到其启发。［11］(P3)   苏力更是对波氏推重备至，例如在其《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一文中也坦承“波斯纳的这种进路对我、对本书研究以及本书的写作有最大的影响”，［12］(P3)其文章中关于正义观、制度变迁的讨论都可见波氏的影子，而波斯纳处理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比如他注重制度，注重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注重充分考察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等等也是苏力所强调和运用的，以致有人戏称苏力为“波斯纳的中国信徒”，波斯纳是苏力的“洋兄弟”。   总而言之，尽管波斯纳所讨论的国情和语境与中国大不相同，且波氏对于“法律与文学”很多时候是疏离和批判的，但其勾勒出的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和运用的研究方法给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波斯纳的理论显得过于的倚重而缺乏批判，毕竟波斯纳仅仅是美国“法律与文学运动”中心人物之一，还有许多欧美学者对此项研究贡献良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如说詹姆斯•怀特的《法律的想象》等作品没能被翻译过来，用徐忠明的话说“在法律与文学的问题上，波斯纳的观点获得了先占优势”。［13］   四、“文学中的法律”的研究现状   多数学者同意，对于国内法学界来说，在“法律与文学”的四个模式中，“文学中的法律”更具有可欲性与实践性，事实上主要的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方面。而笔者认为，在“文学中的法律”这一研究范式中，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徐忠明式的以古典文学为材料，进行中国法律文化史的解读。徐老师认为，若想全面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仅以正史、法典为材料考察大传统下的法律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民间的、小传统的角度进行揭示，而什么材料可以较为全面细致的反映百姓大众的法律实践、法律情感或者法律心态呢，据有民间性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很好的材料，因此文学作品与法律的关系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⑦   徐老师从九十年代开始即关注这一问题，著作颇丰，其大部分论文被收入《法律与文学之间》、《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等著作。徐老师考察的领域广泛，包括法律文化、司法制度、经济法律制度、民众的诉讼的观念等等，研究方法也经过了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比较单纯的“文史互证”转变到关注“法律的新文化史”。在徐忠明老师的研究中，无论是其对于研究思路的拓展还是精于史料的功力都是值得学习和敬佩的。   但是，笔者认为不足之处也是有的，可能受法律史研究路径的限制，在徐老师的小部分文章中可能会出现新瓶装旧酒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已经有人在讨论，徐老师只是用新的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再一次的阐述，没有借助一些新概念，让新的主题得到发现和探索，比如说在《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14］一文中关于中国古代百姓的法律观念中“贱讼”实为“恐讼”的讨论，学者已经有所论及，［15］徐老师只不过运用明清小说这一新材料进行再一次论证。笔者窃以为如果新材料所要说明的问题在常见的史料中已经得到论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找新的史料再次论证是否必要是值得商榷的。#p#分页标题#e#   另一种是苏力式的以文学作品———甚至是电影———作为引子，引发一些更深层次的法理学思考的研究方法，比如在苏力老师最早的关于法律与文学的作品《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悲剧》中，朱老师从《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这两部电影说起，讨论法治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的问题。苏力老师认为:我们从西方引入的法律制度所提供的纠纷解决办法、权利救济模式以及西方的权利观念与中国乡土社会的背景是脱节的，由此引出了对法律移植的批评和反思。苏力老师针对《秋菊打官司》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学术争议，至今还是法学界时常讨论的问题。［16］(P371－386)   苏力老师的文章长于理论分析和推演，试图从古典文学材料中提炼出据有一般性的法理学问题，加以讨论。用苏力老师自己的话说，“……基本追求不是运用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学材料来印证法律的历史，甚至也不是运用文学材料来注释甚或宣传某些当代的法律理念;而是力求在由文学文本构建的具体语境中以及构建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冷静地考察法律的、特别是中国法律的一些可能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希冀对一般的法律理论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有所贡献。”［17］(P3)   但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在苏力老师的文章中，文学作品基本上只是一个导出所要讨论的论题的“药引”而已，这种研究不足之处也是不难发现的。学者刘晗针对这一研究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传统戏剧只是苏力式的法律社会科学理论的若干注脚和案例而已。［18］   比如说在针对《赵氏孤儿》的分析中，苏力老师从人的报复本性出发，分析了复仇作为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从产生、演变到衰落的原因，揭示了复仇与刑法的联系和一个统一、公正、为群众所接近的司法公权力对社会安定的重要性。［19］(P43－81)   而通读全文会发现，《赵氏孤儿》的戏剧文本似乎只是这一篇雄辩的论文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或注脚而已，将这一戏剧文本换成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或者历史文本的记载似乎也可以说明问题，这是否丧失了对文学叙事研究的独特价值，这还算得上是“文学中的法律”的研究吗?加之缺乏运用材料的丝丝入扣的论证，一些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苏力老师在论述戏剧更加容易受正统意识形态影响时，举出了一些戏班常常被官人喊到府邸演出，官员是不会允许戏剧的内容与正统意识形态相违背的，［20］(P248)这一事实是有据可查且可以想见的，但是以诸如这样的事实作为戏剧一定受正统意识形态影响的证据似乎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戏班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反映，在官员目光注视下可能不会违背正统意识形态，而在群众中可能会顾忌更少受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大大减少了，比如说同一个人在开会时和在网上留言时说话的风格与态度可能会大相径庭。总之，笔者认为，这种“理论先行”而缺乏证据证明的做法是否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五、“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文学的法律”)的研究现状   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将“通过文学的法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学术的教益学派”，即对于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的研究，二是叙事体法学。我们这里只谈教益学派的问题。   关于文学的教化作用或者如苏力老师所说的文学的社会控制作用在西方的研究中基本上是空白的，原因如沈明博士所分析的在西方社会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法律和文学之间存在紧张和竞争关系。［21］   在西方近代，由于法治传统和社会分工的关系，法律被界定为是自给自足的，而且是涵盖一切的，而文学只是边缘。   而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学除了作为比较中性的“文化”之余，事实上一直承载着重大的正统意识形态传播和整合的作用。“文以载道”的传统恐怕到今天还一直延续着，在这种意义上，法律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实际上也是一种“法律”。冯象先生最早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冯象认为，在1949—1987年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不是宪法，甚至不是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诸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老三篇”这样的文本，以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一批用来武装思想的文学艺术作品。［22］(P9－33)   可能是“人无我有”的缘故，当冯象先生实际地提出“作为法律的文学”这一论域的时候，苏力老师盛赞其大大的拓展或有可能是重构了美国学者界定的“通过文学的法律”的研究边陲。   当然，苏力老师也将“作为法律的文学”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一个论域，比如其《作为社会控制的文学与法律—从元杂剧切入》一文中，［23］从理论分析和经验列举两个方面揭示了在传统的戏剧中充满以儒家礼教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说教的原因。在一个传统的大国中，由于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政治治理能力的不足，或者交易费用过高，因此不得不诉诸道德意识形态，并往往借助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加强社会控制，而注重迎合观众的戏剧更受到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于是，文章从一个新的维度触及到了“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即在实现社会控制上，文学与法律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文中提到元杂剧中的说教意味非常浓厚，比如说在《蝴蝶梦》中所描述的包公审案，只要道德正确，杀人不被惩罚，甚至可以加官进爵，而道德不正确的盗马贼就死有余辜。这种的道德说教与今天的“普法”教育工作颇为相似，这样的例子在元剧中还有很多，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以儒家“忠”、“孝”为正统意识观念的宣传。   结语   经由上面的梳理与评论，很有必要对国内“法律与文学”研究给予扼要的整理。首先，这是一个跨学科成为流行的时代，法律与XX的研究方式成为学者青睐的领域，“法律与文学”通过二十年的研究仍呈现出很大的诱惑力，仍处于上升的趋势。#p#分页标题#e#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与文学”的研究遇到了如上不少的问题。比如说法史学者的研究显得理论不足不能脱离传统“文史互证”框架，而法理学者资料不足，虽论点频出却不足凭信。对于这种跨学科研究中常见的问题，理论的准备和写作技巧的提升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则是，在“法律与文学”的四个子领域中，目前国内研究大体还局限“文学中的法律”与“通过文学的法律”这两个方面，而尤其以“文学中的法律”参与的人数最多，成果最为丰富;相对而言，其他两个方面参与人数少，成果也比较单薄，除了国情拘囿之外，⑧这当然和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有关。   但是，并不是说其他领域不值得研究。比如，笔者认为“有关法律的文学”在中国就很有研究的前景，它包括:文学作品的法律规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都是中国法治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影视作品的定级问题。   总而言之，在充足的理论准备和更好的写作技巧的前提下，为“法律与文学”寻找更多的可能路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对于法律方面的教育越来越重视。而在普法的过程中，关于中职学校法律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其特殊性，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就针对藏区中职学校学生的特点，来谈如何做好藏区学校法律教育工作，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藏区；中职学校；法律教育

引言：

和普通的高校相比来说，中职学校的学生年纪一般都很小，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而且大部分学生属于叛逆期，做事容易冲动，加之藏区地理环境以及地区的特殊性，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诱惑，自觉不自觉的做出一些危害自身、他人、社会，甚至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行为，因而，有必要加强藏区中职学校的法律教育，引导学生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利，自觉履行政治性义务，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针对于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藏区中职学校进行法律教育的意义

就目前藏区中职学校整体的发展状况来看，笔者认为，对学生进行一些法律方面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毕竟对于中职学校的学生来说，因为年龄小，很多时候，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需要相应的引导。再者，进行法律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价值观，以便于日后更好地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中去。最后，加强对藏区中职学校的法律教育，通过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来影响家庭和社会，有利于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字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2藏区中职学校法律教学的现状

【摘要】目前，我国法律图书出版驶入了快车道，其在整个人文社科图书市场中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好。数字时代，相关出版单位为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将目光瞄准了数字出版。法律图书在数字出版规划创新方面，要结合法律出版的独特性，在充分考虑内容资源和技术能力的基础上，优先开发用户现实需要的核心功能，重点突破用户未来需要的潜在功能，做到内容资源与产品、服务功能相匹配，产品、服务功能与技术能力相匹配。

【关键词】法律图书；数字出版；法律出版社；融合出版

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分析法律图书出版的概念。狭义的法律图书出版一般是以可传播的载体形式，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传播，其面对的读者对象范围比较窄，多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广义的法律图书出版，则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法律条款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以及衍生的具有法律元素的人文社科内容，其目标读者范围较广，既有专业读者，又有对法律感兴趣的一般读者，这也是目前法律出版单位主要的出版方向。法律出版社自建社以来，逐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信息产品和服务体系，主要产品包括法律法规、法学教材、学术专著、法律实务、案例、法律词典、司法考试等类型的出版物，出版形式包括图书、活页、刊物、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及网络产品等形态，成为中国政法院校师生、法律研究机构、法律从业者汲取法律知识、查询法律信息的首选。当前，法律图书出版实行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结合的方式，这实际上也是出版单位巩固、拓展自身出版文化阵地的基础性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纸书一直是法律图书首选的出版形式。然而，当下全媒体时代的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出版行业的发展格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的广泛应用，分众化、社交化、移动化、视频化的快速普及，为出版行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法律图书出版也在数字出版浪潮中开始了新的尝试。

一、数字化背景下的法律图书出版创新

1．法律图书数字出版升级有了更多可能

数字出版不仅是内容的数字化，还要结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与消费习惯，实现图书出版的融合创新与转型升级。法律图书的数字出版有如下几个优势：首先，内容专业化，这是由其本身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具有独特性；其次，内容丰富，这为其进行数字出版提供了更多可能；再次，用户基数较大，仅仅是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数量就已经非常可观，再加上相关的法律学习人员，人数更是难以估量。法律图书的数字出版要坚持以内容资源打造发展优势，以科技创新提升融合效能。法律图书的数字出版融合之路应该与出版行业的前沿技术相结合。目前，法律图书出版业的数字出版能力显著增强，网络发行速度明显加快，智能印刷体系建构取得了新突破，从业人员在理念、内容、形式等方面探索出了不少宝贵经验，这给法律图书的数字出版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2．法律图书的数字出版应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用户需求导向

概念界定

网络：目前学者们对网络的定义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主要指狭义上的互联网网络；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不仅包括互联网网络，而且还包括现在各种各样广泛流行的手机移动网络。网络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其具有快捷性、开放性、共享性、互动性、虚拟性、平等性等特点。法制教育：中国学者认为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与手段，使公民知法、守法、用法，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素质，形成守法、用法与护法的良好习惯，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有学者认为高校法制教育是指高等院校对非法科专业的学生进行的有关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教育。而有学者则强调高校法制教育是高等院校以国家法制教育方针为指导，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对在校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制教育活动。笔者认为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指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对在校大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法制教育活动，其以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大学生法律信仰，增强大学生社会法治观念为宗旨，从而培育“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21世纪合格大学生。

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完善，网络教育已经成为国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方向。而利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在国外的学校教育当中，法制教育一般包含在政治教育之中。在美国的法制教育中，注重加强大学生对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的传授，利用公民课比如“制度—社会结构”等重要课程传播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及其优越性，让大学生自觉喜欢与认同美国。美国除了开设必要的学校课程以外，还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提高大学生的思考与实践能力为目的，综合运用宗教仪式、政党宣传、社区服务以及网络媒体等途径来开展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教育。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存在了法制教育，早期主要通过专门的私立法律学校来传播法律意识，而日本现代的法制教育主要起源于早期的私立法律学校。日本根据高校法制教育的不同需求，制定各种法制教育目标。日本把法制教育囊括到政治教育之中，采取灌输式法制教育手段来传授法律知识。法国主要是利用班级和学校的生活事例以及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来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老师在传授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大学生树立法律信仰。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德国高校把法制教育规定为一门辅助性的课程，学生在不同阶段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制教育。澳大利亚法制教育注重把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新加坡的法律制度较为健全，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古时候使用的严刑峻法，其把法制教育贯穿于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中。在大学生法制教育当中，新加坡以提高学生法律意识与树立法律信仰为出发点，其利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媒介）进行法制教育。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其共同的发展趋势是把法制教育融于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当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进行大学生法制教育，并且注重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把培育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作为法制教育的出发点。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一项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增强大学生法律观念，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教育活动，其在本质上属于德育的范畴，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知识教育。对于法制教育的性质，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1997年学者陈大文认为大学生法制教育属于法律知识的教育，在性质上属于智育的范畴[2]29。2004年学者韩世强认为高校法制教育不应该包含在道德教育范畴里面。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不能互相从属。为了实现法制教育的目的，必须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自己的独立体系，并且要不断完善其法制教育活动的安排[3]112。2006年学者张宝成认为把法制教育认为是学校德育的组成部分会否定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德育概念其本身并不包括法制教育的内容[4]35。中国的大学生法制教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95年，国家教委与司法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就明确规定了高校法制教育属于德育教育的范畴。从1985年开始到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先后开展了六次普法宣传教育活动。2010年7月在中国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开展普法教育，全面提高师生员工的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自觉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做遵纪守法的楷模。2011年3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了要创新法制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充分运用互联网等传播手段丰富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和途径，同时要加大高等学校普法教育力度，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教育力度，积极推进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和法学教育教材建设，引导高校学生逐步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011年4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中规定了要充分发挥移动通信、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开展中国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2011年8月，在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年-2015年）》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要不断创新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径，在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优势的同时，整合多种法制教育的资源，利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学习法律知识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其也进一步明确了对高等院校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教学要求，鼓励高等院校利用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方式，开展一项旨在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学课堂改革，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实效性。从过去以及近来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特别强调高校要创新法制教育的方法与途径，充分重视和利用网络等传播手段来增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随着网络技术在高校中的普遍应用，网络与法制教育的结合已经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一种新方式，但是二者的结合时间并不长，在此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且也不够深入。虽然中国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与网络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有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常磊在论文《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问题研究》中，阐述了网络法制教育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利用网络等传播媒介进行大学生法制教育；二是指要求大学生学习与掌握有关网络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远离网络违法行为，坚决同一切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做斗争。同时在介绍网络的主要特征、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的内容和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造成大学生网络失范行为的原因，最后从政府、学校、教师、大学生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他提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网络已经渗透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与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结合是一种需要，同时也必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5]32。任莉莎在论文《我国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研究》中，以高校网络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与途径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论述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了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不强的表现，阐述了制约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各种因素，从教育、网络、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探讨增强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具体途径。该学者认为要提高高校网络法制教育的实效性，必须要转变法制教育观念，充分利用网络阵地与网络信息，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力度，采用网上网下联动的形式，培养一支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的优秀队伍[6]33-44。寇玉生、尹忠恺在《高校法制教育网络化研究》中指出传统高校法制教育具有枯燥单一、定位不合理等缺点，分析高校法制教育网络化的必要性及优势，最后提出实现高校法制教育网络化的途径。两位学者认为要将传统法制教育模式与网络化充分结合，共同发挥作用[7]246-248。郑小敏、乔鹏、邢姝、戚雯在《网络负面新闻对大学生法制观念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中通过对网络环境影响下大学生法制观念的调查，分析大学生在网络负面新闻消息的影响下其法制观念的特点与现状，并对未来高校的法制教育工作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他们认为法制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直接途径，只有充分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才能更好抵制网络负面新闻的不良影响，进而减少和预防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树立法律权威，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法律素养与法律信仰[8]136。#p#分页标题#e#

一、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课程教学的有效性，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余文森认为“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不会到会；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钟作慈认为：有效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主旨，强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关注教学的有效性，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有效教学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必须以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为前提，以合乎教学目标为实质，以实现教与学的统一为关键。这些见解实际上都强调了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学习不局限于获得知识，还在于掌握知识的运用技能。因此，笔者认为：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获得教师教学中传授的知识，并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按照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在课程教学中，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主体因素是教师和学生，要提高教学有效性，必须要加强主体的能动性。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师生的互动参与必不可少。教师要取得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需要自身首先吃透教材，对课程内容掌握透彻，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学习课程内容。同样，学生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研读教材内容，对不了解或一知半解的问题要积极寻求教师的答疑解惑。客体因素是教材，好的教材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教材的编写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知识掌握度，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要有不同侧重点的教材，忌各个专业采取同样教材，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程教学的效果。

二、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主要的问题

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单一，师生互动参与不足。

经济法课程教学目前相当部分高校已经采用多媒体教学，但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学生仍然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发挥不了主观的能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分析的思维能力，也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互动不足，教学气氛沉闷，也挫伤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热情。

2.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需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