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护论文范例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无论是生活、学习、工作都利用了互联网的便利条件，但互联网时代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政府也提高了对互联网时代法律的保护力度，那么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法律保护手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法律保护措施也需要融入互联网思维，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立法思维的提升，受互联网时代信息开放性的影响人们的财产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胁，个人信息泄漏事件也时有发生，想要有效改善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在加强法律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法律制度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能力。

【关键词】互联网+;个人信息;信息安全;相关法律

引言:

互联网+背景下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了网络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个人信息是指自身的姓名、指纹、卡号、手机号、身份证号等重要的能够被识别的个人身份证件和信息，当这样的个人信息被泄漏不但会威胁到财产安全对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存在着威胁，所以法律所设定的相关条例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是为了加强我们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当前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措施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的去修订去完善，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信息化思维的管理体制，一下本文将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进行探讨，有效改善互联网背景下的不安全因素，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监管和治理。

1．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现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也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学习的重要载体，但是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多的技术隐患，对于用户的个人信息无法进行数据化的安全防护。个人信息的泄漏会导致个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财产安全也会收到威胁，所以在网络安全隐患的刺激下我国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措施来维护我国人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化发展下出现了以盗取个人信息的网络犯罪群体，这影响了网络环境也影响了用户的个人权益，为我国的立法工作增添了难度。

2．互联网+”背景下个人信息安全保护问题

摘要: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的电子期刊，刨除期刊中简讯等相关不属于学术论文部分，共刊发学术论文1111篇。查阅这些文章中有无中医、中药、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等信息，结果显示共有44篇，总体占比为3．96％，占比较小。据此得出今后要加强中医药相关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关键词:《中国卫生法制》；中医药；卫生法律；中医药法律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发展的关注，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契机。国务院于2009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曾指出“以提高中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促进中西医结合，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中医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企业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可见加强中医药行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相关法律的研究势在必行。《中国卫生法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研究卫生法和卫生法学理论，探讨卫生法制工作的规律和发展方向，介绍国内外卫生法制建设动态和卫生法学研究成果，交流地方卫生法和执法经验，普及卫生法律知识等的中文学术期刊，在相关卫生法律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卫生法制》近10年来中医药相关法律研究情况，并根据其结果指出我国近年中医药相关法律的研究状况，以期为中医药相关法律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以《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中医药法律相关的44篇学术论文（不包括简讯、文摘与信息等）为研究对象，对其数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被引情况逐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

（二）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基础上［2］，通过查阅《中国卫生法制》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所刊发的1111篇学术论文，仔细查看有无中医、中医、中医药相关信息，并将登记数据分类输入Excel进行统计处理。

二、结果

网络期刊是以互联网为唯一发行与传播途径，并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连续性的电子出版物。网络期刊的投稿、审稿、修改、编辑出版、阅读等环节都是在互联网环境中进行的;同时，网络期刊还拥有即时浏览、快速检索、便捷下载和直接打印等多种功能。仔细推究我国科技期刊的网络期刊出版方式，主要有:一是由印刷型期刊自有网站提供的网络期刊，可供作者和读者浏览、下载等，即与印刷版相伴的网络版期刊;二是由专业机构创办的网络期刊，如国内的知网、万方、维普等创办的网络数据库。期刊的网络出版模式，都应以期刊自身的网刊为依据和根本，比如对于期刊DOI的解析［1］。数字信息标识符DOI类似于出版物的条形码，是一个永久并且唯一的标识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信息对象的某些有关数据可能会发生变化;但DOI可以让用户直接由此标识符号链接到出版者的摘要、文献、数据库等，甚至可以直接链接到全文，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解析至期刊网站的网刊［2］。所以科技期刊的网络期刊对期刊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法律地位应该等同于期刊的纸质版，然而现实情况又到底如何?本文对与印刷版相伴的网络版期刊的合法性进行探讨，为网络期刊规范化出版提供参考。

1当前我国科技期刊的网刊未有合法的地位

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第2条明确规定:“期刊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3］期刊出版许可证赋予每个期刊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同时，可申请所对应的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因此，凡是有国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和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纸质版期刊是法律授权出版发行的，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期刊的网刊属于网络连续型出版物，若要出版和发行，要向负责出版行政的主管部门递交申请，经其批准后依法获取《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据李晶晶［4］对143种学术期刊的研究结果，仅有32．87%的学术期刊具有《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也就是说还有67．13%的学术期刊并没有办理该许可证，此结果还不包括科普类和技术类的科技期刊。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国内大部分科技期刊的早期数字化网络出版一般都是通过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平台合作出版的，但随着科技期刊自身出版、发行能力的提升，绝大部分科技期刊开始独自进行网络出版，此时则容易忽视办理《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这一环节。目前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在网络化、数字化出版方面法律意识淡薄，其网站的网刊并没有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为非法无证网络出版。这类网刊没有法律地位，不受相关法律保护。

2不具法律地位的网刊所引发的问题

2．1期刊纸质版所拥有的资源，网刊不能合法继承

期刊的品牌及其所获的成就，如取得“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收录期刊”及期刊自创刊以来所获的其他奖励等，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期刊相应的网刊是无权继承的，因为网刊不受法律保护，并未得到正式认可。

2．2期刊的网刊不能替代纸质版送报送检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受人重视的社会资源，频繁发生的数据泄露和网络安全事件使得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更加紧迫和必要。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尚有不足之处，在行政法层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够完善；个人信息处理的主体缺少监管；行政监督和救济制度不健全等。本文旨在分析我国行政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域外的个人信息保护经验相对比，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使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关键词：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路径探索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私法领域的保护较为被动，且规制的范围主要是针对营利性主体和非政府机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而公法领域的刑法所要求的条件较高，一般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在未达到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无法运用刑法进行惩罚。而从行政法层面加强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更高的严密性，行政法可以明确具体地规定个人信息的请求更正权和救济权，规制范围更具有针对性。因此，对国外先进的行政法保护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对我国更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行政保护策略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1个人信息概述

1.1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

我国没有个人信息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尚未统一，根据学术界的学者们关于个人信息的内容达成的基本共识，个人信息可以被界定为“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获取的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受法律保护的信息，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工作、教育、财务、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具有个人指向性的信息”。

1.2个人信息的特征

论著是指议论性著作，论著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政策，也就是论著不论是否进行登记，其著作权人及作者所拥有权利都受法律保护。那么，论著出版具有哪些特点呢?

1.在写作的形式上有比较规范的要求，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单位、属地、邮编，符合要求的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关键词、前言(引言)、资料(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体会)和参考文献等各项内容(字数不少于2500字).

2.论著是作者从自己已占有的基本素材(第一性资料)出发，经过科学、严谨地整理.加工、分析、论证，得出论点并形成规范性的文字作品.

3.论著所表达的结论比较明确、可信，论文质量与学术价值较高.

4.论著应为一次性文献(含循证医学的系统评价).

摘要：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呈现面源污染和点源污染彼此叠加、工业污染与农业污染相互共存的特征，影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发挥，因而必须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这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对农民的环境权益的保护不具可持续性，亟需构建适应农村现实情况的法律制度，从而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公益诉讼；法律援助；排污权

近些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重点倾向于城市，忽视了生活在广袤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的环境权益。农民作为环境弱势群体，其环境安全正不断遭受着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威胁，这明显有违权益公平的原则，究其原因在于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宪法的第26条将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上升到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规定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行环境保护，且《环境保护法》中第16条至第23条也明确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将这些法律条文用于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行之有效，但对于农村环境治理而言适用性不强，导致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一直处于法律边缘化状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环境治理困境，建立起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环境保护法》，以此作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基本法规，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但本文认为在目前的立法过渡时期，面对严峻的农村环境问题采取一些有效的法律手段十分必要，进而为《农村环境保护法》的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一、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机关、企业组织或个人存在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行为，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为了维护环境公益拥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力。然而，在2013年出台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将原告资格限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则被排除在外。同时，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中，由于面对着不菲的诉讼成本问题，且环境诉讼案件的审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诉讼费用的承担和分担问题尚无定论，导致很多环境诉讼案件最终不了了之。另外，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对农村环境造成侵害的责任主体相对多元化，如造成农村河流污染的源头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工业废水亦或农民的生活污水，或者兼而有之，证据的缺乏很容易导致真正的制污者最终逃脱法律的追究。因此，首先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环境污染具有潜伏周期长、危害面积广的特点，生活在乡村中的农民对此自然是有深刻的感受，他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也是公民履行法定权利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拓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范围，应囊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使农民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提升他们参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其次，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过高往往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大障碍，导致很多案件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因此，降低原告的诉讼成本很有必要，政府应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并制订配套的基金管理办法，以支持农民发起环境公益诉讼，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最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证据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如果原告因为技术原因及经济原因等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法院可以对原告的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签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收集令，规定相关的企业、法人、公民及其它社会组织有责任如实地提供相关的证据资料，如拒不配合则可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应该注意的是，要对证据收集的主体、客体、范围和程序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建立环境法律援助制度

目前，我国农民已成为环境纠纷中的弱势群体，无法保障自己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在与强势的排污者进行协商和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同时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环境保护资源供给不足的同时也阻止不了城市的污染转移。加之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在保障农民环境权益方面还十分薄弱，导致他们在法律活动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总体而言，环境保护法律具有明显的城市中心主义特征，不能充分反映农村和农民对环境污染控制及生态保护的要求，在基于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借助法律援助手段来满足广大农民在环境污染中的利益诉求，这也是建立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导致环境法律援助工作进展缓慢。因此，首先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为了确保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顺利执行，应制定《法律援助法》并在其中以条文形式对农村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程序和资金使用等进行规范；其次，设立专门的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等类似援助机构，并规定其援助范围应包含农民的环境权益保护，通过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文书等服务，引导和帮助农民依法维权；再次，设立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环境法律援助基金的来源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同时通过舆论引导等手段吸引社会捐赠，进而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减轻农村法律救助机构的经营压力；最后，强化合作意识。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应与工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相关组织进行密切合作，进而减轻工作量、扩大覆盖面，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一、人格尊严权独立性之争   人格尊严是指生存的尊贵庄严，不容侵犯的身份、地位、资格。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人格利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已成为共识，但对其采取何种方式保护？民法学界存在争议，经概括基本上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是一般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已涵盖了人格权的全部内容，应作为一般人格权对待”；[1]“人格尊严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2]梁慧星教授也在《民法总论》中认为“: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指关于人之存在价值及尊严之权利，其标的包括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姓名、贞操、肖像、隐私等全部人格利益。因此，一般人格权是以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总括性权利。……特别人格权，指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3]   其二是名誉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相当长的司法实践也是将人格尊严权纳入名誉权中保护的。   其三是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说。认为：“人格尊严的内容不能完全为其它人格权所分化，更不能为哪一种具体人格权所包容，它具有自己的独有内容，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规定和保护。”[4]谢怀栻先生认为，在今天，人格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权利人的人身为客体的，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一类是以权利人的其他人格利益（精神上、心理上、作为独立人格者而存在的利益）为客体的，包括姓名权、自由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秘密权）、个人尊严权、个人情报知悉权等；[5]   罗玉中、万其刚和刘松山也曾论述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对于这一规定，有的学者将其认定为‘公民的一般人格权’。我们在这里把它作为‘个别人格权’看待。”[6]以上三种观点可以看出，将人格尊严权等同于一般人格权来保护，基本是以我国著名民法学者如王利明、杨立新等为代表，大多数学者关于此的学术论文都追随这一观点。但这种观点没诠释人格尊严权、一般人格权与人格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名誉权说主要原因在于《民法通则》把人格尊严权内容规定在名誉权中，实质上人格尊严与名誉人格利益有许多不同。基于人格尊严权立法历程以及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人格尊严权成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更具必然性。   二、人格尊严权走向独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从权利产生来看，任何一项权利都根源于社会主体的某种生活需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用实验的方式举例说明了人的基本需求的范围和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对美的需要等等。   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需要理论成为了现代人格权的立法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对人格利益的需求不断丰富，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表现出多层次性：最低层次的生物形态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人的生命、健康和身体部分机能的安全利益需求，它以权利主体的人身为核心；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人格利益，它是公民与他人或社会发生联系的需求，主要包括归属与爱的需求（婚姻自主权、信仰自由等），尊重的需求（姓名权、名誉权、个人隐私权等）等；最高层次的心理形态人格利益，主要包括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对美的需求等，它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因此人格权制度的立法基础经历了从纯粹把人作为生物发展到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又发展到对人的精神存在赋予了法律意义的过程。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提倡和保证人的基本人格的要求，重视人的社会化和精神健康。人格尊严，是一个人作为人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应受到他人或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就会产生精神痛苦和疾病，就会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目前我国正处于大量社会形态人格利益法律确认和保护阶段，许多社会性权利要求在未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被确认为独立权利，如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声音权、信用权等。人格尊严在人格利益的三种形态上属于社会形态上的人格利益，是社会性权利，对人格尊严权保护能使民事主体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得到了保障,推动社会文明与和谐发展，在现代法律权利本位的思想下,法律赋予它独立地位是社会走向和谐的必然之路。   （二）独立的人格尊严权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征非常明显，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尤其漠视民法中人身权的保护。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人格权的保护，人格权利益中的人格尊严利益的保护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1982年我国通过的《宪法》第一次从法律高度宣示人格尊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一次确认了人身权制度，是我国人权保护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在追求利益欲望的膨胀过程中，必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如消费歧视、就业歧视、性骚扰等还大量存在，将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中已达不到保护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目的。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类型少、范围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把人格尊严权包含在名誉权保护之中，将不能满足人们对价格利益保护的需求。后来颁布的《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人格尊严权与名誉权分离并加大对人格尊严权保护力度，人格尊严权渐渐形成了一项独立具体的权利，但它适用范围有很大局限性，如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强调内涵和质量,越来越重视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渴望地位平等和人格被尊重已成为迫切愿望，人们需求更多的权利和权利类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文规定人格尊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使人格尊严权在司法实践中得以确立，适用到普遍领域。人格尊严权从无到有，从包含在其它权利中到分离，逐渐独立成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是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p#分页标题#e#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完善人格尊严权的民法保护   加强和完善人格尊严权民法保护制度，有利于发展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首先，在今后的民法立法中应明确规定人格尊严权。现今的《民法通则》对人格尊严权没有进行直接保护，而是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中，对人格尊严权保护的客体界定不清，常会导致司法实践中不能确定哪些类型的人格利益可被归结到人格尊严权范围来保护。因此在民事立法中应彰显其独立的地位，将人格尊严权同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名称权等一样在民法典直接规定，在全部列举具体人格权后确定“其它权利”对其它人格利益的保护，使人格尊严权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区别开来，真正发挥作用，使人格利益得到更全面的保护。   其次要明确界定人格尊严权的内容和范围。只有先明确人格尊严权的内容和范围，才能对人格尊严权实施全面的保护。最好采用列举与概括式方法明确人格尊严权保护的范围。一方面对在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明确列举；另一方面对于不确定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人格尊严侵权行为采取概括式的形式规定为“其它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单列一项。使人格尊严权的保护有明确的内容。同时对已经具备独立地位和条件的隐私权、贞操权、信用权、法人秘密权、人身自由权规定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将不属于人格尊严权保护的内容从人格尊严保护制度中分离出来，使人格尊严权的制度内容得到提纯，得以系统化。   最后要完善人格尊严权的损害赔偿制度。侵害人格尊严权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对人格尊严权侵害主要是造成心灵创伤，承担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在规定受害人可以提起人格尊严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同时，应明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和方法，以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平复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此外，对于侵害人格尊严权的免责条款也应加以明确规定。

一、发达国家军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验

1.制度的保证

大型军工企业集团建立了严密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人员管理、机构设置、内部流通、信息交流、权利归属、经费来源、激励政策等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以此来保护与管理国防知识产权。美国充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国家经济增长，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而日本是当前世界上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最为系统化、具体化和制度化的国家。

2.机构的管理

许多外国的军工企业有专门为知识产权管理成立管理机构，机构承担的职能包括：建立发明管理制度；参与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处理等。在他们的设置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直属总部管理，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层，部门机构由科研部门专家和知识产权律师组成，机构人员充沛。根据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机构设置情况的统计，70%的采取专利和商标集中管理的模式；23%的采取专利、商标和版权集中管理；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

3.经费的保障发达国家军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费充足，数额庞大，有集团公司作为保障。有充足的经费支持，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可以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二、中国军工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存在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