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例

生态文明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科技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对科技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随着科技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科技日益凸显的负效应逐渐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一战略要求，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从科技伦理视野下重新审视当代生态文明中的伦理范式的转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在实现当代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与生态伦理要有机结合，较为明智的方法就是在科技领域引入生态伦理的“软着陆”机制，而在这一机制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共同体作为科技研究的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从事科学知识活动的主体，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集体，由一些学有所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要求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塑造起重大作用，在这一模式中必须树立科学的职业伦理和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   一、在生态文明视阈下将生态伦理素质贯穿于科技职业素质当中   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因此，科技界和全社会必须关注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正确地利用科技成果为社会造福，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当代生态文明来讲，一些专家认为，应通过对社会价值目标的重新审定，通过对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正确理解，改变传统上以增加自然资源消耗、增强对自然界的征服掠夺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逐步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新伦理关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钱易院士认为，要尊重并善待自然，尊重一切物种，尊重自然生态的稳定与和谐。无论领导决策、企业行为还是个人行动都要考察环境伦理问题。科技工作者应以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作为进行研究的目标，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作为研究和开发的准绳，将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和对社会高度的责任心作为一个好科学家的根本，即把生态伦理素质当作科技职业素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之后，要求摒弃人类以无度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代之以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友好发展。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始终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起着基础、先导作用；但另一方面，材料的制备、生产、使用、废弃的全过程又是资源、能源的最大消耗者和污染环境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材料的设计、研究和生产者，即科学家必须重视和树立环境伦理观。   将生态伦理素质并入科技职业素质当中，除要求科学家要自律外，还必须在整个科学共同体范围内建构明确的社会规范与伦理考量体系。一般来说，社会建构的目标其一是为扩展正确无误的知识；其二是为生产实践服务。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因此，社会建制的主要职责应是正确有效地行使继承、创造和传播实证科学知识，回馈社会的支持和信任，而这一职责的行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职业伦理规范问题。   科技共同体应本着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负责的原则，普遍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意义，发展和研制新的科学技术，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协调地得到发展。把生态伦理素质放入科技工作者职业伦理规范之内一定意义上适应了新时期下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社会建构目标的实现，从而更有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进步。   二、在生态文明视阈下将生态伦理评价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首先，科技共同体除必须遵守科学活动本身的伦理规范之外，还必须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只有在维护了这些规范的前提下，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的生产应用才能正常运行。   其次，科技工作者必须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进行伦理评价。科技工作者是社会中人，其活动并不孤立，而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制约。作为活动结果的科研成果或技术发明的应用，对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有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对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而产生的后果负责，即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再次，由于科技工作者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比其他人更能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因此，他们有责任去预测科学研究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民众进行教育。最后，由于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相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和影响政治家们的决策。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活动，科学家在进行非本专业特长的工作时必须小心谨慎，稍微的疏忽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实在，因此，人类在运用科技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过程中，必须有效地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方面，科技工作者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必须将科技活动与生态评价有机结合。   因此，在一项科技项目实施之前，科技工作者必须有科学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是以生态伦理作为评价准绳，高科技下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一旦一项科技项目的实施危及到生态环境，哪怕只是暂时的危害，也应立即制止。这要求把生态伦理作为一项评估制度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在科技活动实施之前，因为在实施之前的经济利益只是一种预见，没有形成事实，对人们的利益吸引力相对来说比较小；一旦将科技成果付诸生产，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二难推理，是理性的应当和感性的不情愿之间的矛盾，在科技成果运行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求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有足够的理性，以冷静的头脑来面对发生的一切，当机立断以维护人们的长远利益，哪怕这样会危及人类的暂时利益。#p#分页标题#e#   三、在生态文明视阈下生态法制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一般来说，伦理和法律是协调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手段,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对于伦理的软控制来讲，法律具有它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制作为伦理规范的一种补充，即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将二者有机结合、刚柔并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科技的进步性。   在科技活动中，将生态机制法制化是一种必然。在一项科技活动进行之前，必须有必要的评估检测过程，如果其运行对生态环境有所损坏，有关部门需运用法律手段阻止其进行。同时，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中，生态法制必须对其进行监督。这就需要社会行政部门运用一定的人力、物力建立一个体系，虽然这个体系的完善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但生态法制化却是大势所趋。   同样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民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制定了各类国家标准，颁布了几十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法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行政法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的法规等，这些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建立起适应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但生态法制化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生态法制化过程中，建立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是关键。所谓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生态环境法律以及有关生态环境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正确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能增强对生态环境法律现象及生态环境法律知识的认识，有利于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人们自觉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不正确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则不利于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可能动摇人类的生存之本。在提高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方面，除了大力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制知识外，应针对科学技术的特殊性有所创新。通过宣传教育，可以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是实现环保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最重要的是要切实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生态环境法制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实际上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之所以做出一些有害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往往是迫于生计，只有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才可能把他们与生态环境对立的关系变成统一的关系。同时必须厉行法制。生态环境法制意识的树立还必须建立在严格实施相应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法律既是制度要素，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他律”，其力量和作用是刚性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国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已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既然立了法，就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要依法处罚，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也要依法奖励，通过法律实践来巩固生态环境法制意识，坚持不懈地在广大人民中养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法制意识。   法律带有强制性，可以上升为具体的条条框框，使人们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有理性的约束；伦理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更注重的是人们自觉性的培养。在伦理中加入法律的因素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定会使科技负效应的早日解决得以实现。   总之，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人类在漫长的自我解放过程中，并非只要满足自己的愿望就够了，如果不把科技的力量和人类生存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不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最终会偏离人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对人类的行为有所控制，使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有利于人类的根本目的和长远利益，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对自然界保持一种自始至终的“生态关怀”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终极关怀。

作者：姜勇 杨云 魏文强 乔友林

近三十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总和[1]。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同行评议杂志不再是传播与共享科学数据的唯一途径,科学数据的传播与共享已经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多渠道转变,科学数据共享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科学数据共享,已经将其作为一项战略选择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作为这一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但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伦理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标准的伦理学原理并不完全适用于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各个层面[3]。由医学科学数据共享而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医学科学数据所有权,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等,已经成为医学科学数据共享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1医学科学数据及其共享的意义

科学数据指科技活动或通过其它方式所获取到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1]。医学科学数据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中医药学、药学和特种医学6个亚门类,其范围包括:各业务部门通过长期观察、监测、检测、调查和实验等获取的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积累的原始数据;国家长期布局获取的公益性科学数据资源;医药卫生领域重要的历史资料;医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据资源等[4]。

医学科学数据共享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国家统计委员会在1985年关于数据共享的研究报告[5]中对数据共享给社会和科学本身带来的益处已经做了详细论述,除了促进科技进步和避免重复投资以外,CarolJRHougue把其他益处归结为如下四类:(1)增强数据和分析的质量;(2)增强从知识获取知识的能力;(3)用数据来实现知识的传承;(4)减少参加人的负担[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于2003年公布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认为,科学数据共享增强了科学质询的开放性,鼓励分析方法和观点的多样性;促进新研究,有可能对新的、或备择假设和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支持数据收集和度量方法的研究等[4]。医学科学数据的共享能使研究结果加速转化为医学知识、医疗产品、流程及可以考核的成果,提高医学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为政府卫生决策、科技创新、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百姓健康和企业发展提供数据共享和信息服务,最终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

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伦理学问题

尽管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为社会发展和医学科技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仍然不可忽视与之相关的伦理学问题,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医学科学数据共享向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摘要］高等院校医学伦理教育的认知和培养命题，是新时期高校医学人才培养及社会演进发展的重要诉求。面对发展的新环境和新挑战，高校可以通过更新教学理念、拓宽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实践设计、加强多学科背景师资合作四个方面全面把握医学伦理教育的发展演进。正确引领医学伦理学思想的构建，有力地促进医学伦理学发展，对当前我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高等院校；人文；医学伦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现代化问题被不断具体化，医学的人文价值观念和内在自然科学属性的矛盾也更加尖锐。高校伦理教育深刻影响着“医科”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决定着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的性质和成败。高校医学伦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医学生在医疗实践及其相关医学活动中提供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它超越了单一的技术视角，从多角度面对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向现代医学模式提出新的展望和要求。构建高校医学伦理教育体系，不仅是对医学伦理教育形态的一次内涵丰富的探索性研究，也为促进医学科学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高校医学伦理教育的价值向度

高校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任务是反映社会对医学的需求，为医学的发展导向、为符合道德的医学行为辩护。医学伦理学的科学发展观点，就是要以人为本，培养医学生具有相应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缺失人文关怀内涵的生物医学模式会使医学渐渐失去对人本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初心，演变成技术之上的临床实践活动。“现代医学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临床的运用让人类不断体验着生命的神奇和奇迹，但过度崇尚医学高新技术对人类生命体的主宰和干预程度，就会产生技术的异化问题。”[1]人文教育内容在医学教育中被边缘性弱化，致使人文价值对医学生物发展模式引导作用尽失。以技术为主导的医学教育，会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塑造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功利化的行为逻辑，让强势的医学科技遮蔽医学内在固有的价值逻辑，使最终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偏离医学实践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守护的本真诉求。因此，我们要充分认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要迫切地对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机制进行批判以及症结的诊治，聚焦矛盾解决和强化人文价值认同是激活医学走出科学主义迷失的内生动力的关键。

二、高等院校提升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实指归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高等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双引擎”，现代医学模式已经从生理模式转向社会———生理模式，这说明医学正向着尊重生命的方向发展。医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理念，践行医学伦理学的规范行为，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发展的方向。[2]无论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都迫切需要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培养。

摘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危机。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加强其科技伦理素养培育是高校德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目前，高校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探究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有效对策对提升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促进科技造福人类十分重要。

关键词：大学生；素质教育；科技伦理教育

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其科技伦理素质直接关系到科技成果的创造、转化和运用方向，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平与安宁。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因素，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被打上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印记。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随之而来也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只有在正确伦理道德的引导下，才能朝着服务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在2018年两院院士会议上提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1]并多次强调“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让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然而，目前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状况并不乐观，科技伦理教育在我国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3]，“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那么，在素质教育视角下加强高校大学生科技理论教育，全面提升其科技道德素质和伦理素养，对确保未来科技创新、发展、运用造福人类的正确方向就非常关键。

一、当下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问题

高校作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人才的第一平台，应该直面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科技发展与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缺失的严峻挑战，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规范其科技行为，提高其综合素质。然而，目前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状况却令人堪忧。首先，重理轻文，忽视“做人”的理念教育。科技伦理要求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道德的统一。它认为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中每时每刻都在体现人的价值要求与道德取向，要求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在人类的道德底线范围之内，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科技伦理教育就是对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人，进行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等的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以及在科技活动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和原则来对待科技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平台，是开展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但多数高校忽略了科技发展对学生伦理道德的冲击，对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做事”，忽视“做人”。教育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是教会学生“做人”。但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轻文、重技轻德的现象，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原理的讲授，忽视科技伦理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培育，导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弱化，学习的功利性倾向较为突出，这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偏离的。其次，教育方法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高校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在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以及未来科技实践应用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伦理情怀。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理论灌输。这种教育方式缺乏人文关怀，被动性较强，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很难收到提高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的实效。科技伦理教育具有内容涉及范围广泛、教育过程漫长、教育效果不可量化检测等特点。仅仅通过传授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能引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更不能将书本上教条式的知识转化为科技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的自觉意识，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因此，枯燥、单一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素质的培养收效甚微。再次，教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深刻性。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应该与当下层出不穷的科技伦理相对应，内容要深刻有针对性，这样才能发人深省。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伦理学或科技伦理教育等相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知识的普及，但内容比较宽泛，缺乏针对性，多数着重于专门理论研究，在主讲教师的配备、教学条件的保障等方面都与本门课程所承担的教学目标不相匹配，不利于形成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一些高校尽管在一些专业科目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但只是作为相关科目内容的附属品一笔带过，根本达不到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科技责任意识的效果。当前高校不断出现的论文剽窃、数据造假、考试舞弊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反映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状况堪忧，而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内容空洞、无力甚至是乏味，不能引起大学生的注意和反思成为科技伦理教育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缺乏专门从事相关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师队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5]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内容的传授者，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工作的成败。高校无论是开设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还是把科技伦理教育的思想渗透到其他科目中，都少不了具有良好科技伦理知识和素养的授课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6]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伦理教育提出较晚，现在高校的许多教师自身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即使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在对学生开展科技伦理教育中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目前我国高校不论在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阶段，都没有设立普及性科技伦理教育专业，科技伦理教育没有确立学科地位，因此，科技伦理教育也没有专业的任课教师。师资力量的严重紧缺，直接影响到科技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质量和效果，严重影响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和责任意识的提高。

二、素质教育视域下高校加强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对策探讨

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发展素质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作为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面对新世纪产生的科技伦理难题以及当下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应积极探索应对之策，把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培养技术和道德兼备的人才，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第一，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实现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科技伦理作为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认为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为人类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人类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由科技发展以及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和误用造成的。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在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下发展，要求我们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把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实现大学生科技素养与伦理道德素养的和谐发展。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7]，这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理念指明了方向。教育不仅要达到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目的，还要引导学生树立人道主义理念，使其学会正确应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因此，高校应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教育理念，重视大学生科技伦理精神的培育，自觉担负起运用伦理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科技教育的目的和内容的责任，帮助大学生在学习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塑造自己的品格与德行。既要把科技发展进步的最终目的和指向—人类的幸福，跟学生讲清楚、讲明白，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导学生树立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价值理念，使学生在人道主义原则指导下运用科技知识，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还要在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自觉遵循道德教育对学术提出的道德要求来合理选择与编排相关教学内容，实现科技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有机融合，发挥道德教育应有的价值引导作用。此外，高校还要不断完善其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严格的科技道德制度对大学生的科技不端行为进行制约。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大学生的科研诚信意识和学术责任感。第二，丰富教育形式，营造浓厚的科技伦理氛围。高校应不断拓展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调整优化课程结构，丰富教育形式，努力实现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立体化、常态化。一方面要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段，把科技伦理教育渗透于“两课”教学过程中，强化大学生对科技伦理相关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启发其思考现实中的各种科技伦理难题，并组织他们采用讨论、辩论、演讲等多种形式抒发己见；另一方面，高校还应该拓宽科技伦理教育的传播渠道，鼓励科技伦理教育进网络，利用网络平台传播广、速度快、人员集中的优势，开设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专栏，加大宣传力度，使科技伦理教育在无形之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高校还应该强化科技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挑战杯”“创新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园科技文化节等科技实践活动，寓伦理教育于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并在活动中逐步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充分发挥科研实践这一途径难以替代的功能和实效。高校还可以定期聘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开展各种专题讲座，现身说法，介绍他们在科技研究与运用过程中体验到的科技误用、滥用给社会带来的危险和伤害，增加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说服力，帮助大学生转变征服自然以及科技万能的价值观与科技观，树立科技为人类造福的价值理念。第三，优化教育内容，增强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性。高校必须优化教育内容，在科技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把科技伦理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结合当前科技发展趋势，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科技伦理教育，将科学发展观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教育、科技道德规范教育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教育纳入高校课程体系，调整优化课程结构，培养大学生热爱科学、尊重科学的品质和高尚的责任意识与伦理素；另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科技伦理教育的有益经验，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或设置相对独立的技术伦理课程。以下两种方式可以参考：其一，在进行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同时，融入科技史的相关内容。科技史是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历程的客观反映，它主张使科技人性化，架起科技与人文之间的桥梁。科技史不仅研究科学技术知识或思想的生长历程，还研究人、研究科学家。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奋斗历程、思想境界、献身精神，在创造科技发明中的人格力量以及科学家身上折射出的求实、创新、坚毅、谦虚的高贵品质都是丰富的科技伦理教育资源。其二，推行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STS教育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它要求学生既要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又要懂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如环境伦理问题、工程伦理问题、生命伦理问题等。要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消解其负面影响，使其与人道主义理念相适应，学校科技伦理教育不能对这些新的科技伦理问题视而不见。第四，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在2018年两院院士会议上要求广大院士“传播真理、传播真知，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言为士则、行为示范，提携后学、甘当人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8]。近年来高校学术不端、论文造假行为频频出现，这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科技观和道德观密不可分。而教师是有特定职责的工作人员，在传授知识中注重育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名学生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其一言一行、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和治学精神都会对学生产生很深的影响。曾指出高校教师要“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9]为此，高校必须加强对教师的科技伦理专项培训，规范科技活动。一方面，上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科技伦理教育的培训工作，举办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班、备课会及教学观摩活动等，提高教师的科技伦理水平；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相关机构要起到监督作用，对刻苦钻研取得的成功，起表率作用的行为应予以奖励，对侵吞、独占等不符合科技伦理道德的行为给予惩罚，使科研行为形成良性循环，在学生中起到示范作用。此外，教师要在治学、处世等方面严格规范自身言行，以身立教，以高尚的诚信人格影响学生，在教学科研与工作生活中规范自身的科技行为，发挥教师良好的科技道德实践行为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的提升。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注重形成学生的健全个性，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科技伦理教育究其根本是要培养大学生的科技伦理责任，它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大的“善”，而是避免极端的“恶”，是人们为了减少或消除科技活动的潜在“危险”，对自己的科技活动负的前瞻性责任，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素质教育，为了促进学生的人格完善和科学素养的提升。面对当前科技创新发展的大好形势，高校既要重视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也不能忽视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人与科技之间的矛盾以及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状况不容乐观的现实，加强科技伦理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积极培育新时代新青年，以便缓解层出不穷的科技伦理困境，最终实现科技造福人类的价值追求。

一、共通职能的界定及内涵

共通职能，也称为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在很多文献中也被称为关键技能或核心技能或通用能力等等，本文根据作者在台湾的访学成果采用共通职能这一概念。2011年，美国主要学习训练专业机构与人力资本开发专家学者，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研讨辩证，最后共识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职场工作中，最须要学习训练发展的关键职能，主要有三大块12个类项：第一大块是学习与创新能力(learningandinnovation)，包括思维的方法(criticalthinking)与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能力、创意(creativity)与创新(innovation)、沟通(communication)、协作(collaboration)；第二大块是数位科技能力(digitalliteracy)，包括：知识智慧力(informationliteracy)、媒体智慧力(inter-netofthingsliteracy,IOTliteracy)；第三大块是生活与职涯能力(lifeandcareercapabilities)，包括：弹性与适应力(flexi-bilityandadaptability)、自发力与自律力(initiativeandself-direction)、社会力与跨文化能力(social&cross-cul-turalskills)、生产力与成败责任承担力(productivity&ac-countability)、领导力与应变力(leadership&responsibility)。2010年5月20日，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正式向全国发文推广全国职业核心能力CVCC认证项目。它包括如下模块：基础核心能力（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拓展核心能力（解决问题，创新创业，信息处理），延伸核心能力（礼仪训练，演讲与口才，营销能力，领导力，执行力）。该中心把共通职能又称关键能力，是专业能力之外、广泛需要且可以让学习者自信和成功地展示自己、并根据具体情况如何选择和应用的、可迁移的基本能力，本文采用此概念。

二、台湾以学生为本位的共通职能培育的做法（以健行科技大学为例）

健行科技大学推动三项职能：特殊职能、专业职能和共通职能，他们把共通职能进行以下步骤的推广：

1、校级:把共通职能融入通识核心课程

针对共通职能，健行科技大学推动大学入门系列活动和通识核心课程，大一新生入学辅导时进行一系列的课程活动，包括大学入门、引导学生去做UCAN测试，让同学了解未来要认知的内容，再配合通识的导览讲座，让学生知道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未来就业的趋势、大学生应该具有的态度(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并搭配读书会、文艺展演等活动，让学生做相关职能的养成。开设了《生命教育》、《历史与文明》领域的通识核心课程，融入职能相关的课程单元，例如动机职能与行为职能，加强专业能力。

2、院级：把共通职能课程作为院必修课和专业能力会考课程

一、技术应用中的道德失范

科学技术以其带给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而令人肃然起敬。借助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不断赢得话语权，并确立了不容置疑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就在人类陶醉于科技带来的显赫成就时，却发现科技的发展不时背离人们的价值期待，导致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与痛苦。近年来，一系列缺失基本社会责任、突破伦理底线的技术性道德失范事件不断在公众心理上造成重创，引起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等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产品”，让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赫然凸显在公众眼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达在加快信息交流的同时，却由于网络低俗文化的污染而加速了年轻一代的本真褪化;电脑专家滥用网络侵犯他人隐私、进行网络犯罪一度引发了公众对于信息技术的担忧;而产科医生拐卖婴儿则在骇人听闻的同时彻底击穿了社会的伦理底线……“在这个技术宰制一切的时代中”，由于技术理性的独断与僭越，导致了人文价值的失落与遮蔽。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一旦失去人文道德的规约就可能丧失其合理性向度，使得原本是用以实现人类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导致对人类自己的伤害。近代以来，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导致了价值理性的渐行渐远，为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被迫承受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恰当应用所导致的负效应。作为工业社会中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作为手段对于既定目的的有用性，而至于目的本身的合理与否并非其考量的重点。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外在他律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可能对于知识的探求和自然的改造效果显著，却对于把握人的本性、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无能为力。面对社会成员的理想衰竭、价值迷失，技术理性往往束手无策。所以，技术理性虽然具有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却不具有价值范导作用，技术的合理运用还有赖于人文价值的引导。事实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自洽相容是科技兑现人类理想的内在基础。失去这一基础，科技的应用发展将有可能偏离其合理性向度，甚至助长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导致对人类自身的伤害。当前，一些专门知识的掌握者在经济利益的绑架下，不惜将科学技术沦为满足自我的欲望工具。他们秉持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立场，争相运用各种科技手段疯狂谋取个人私利，使公众、社会、自然环境遭受无法抹平的伤害。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具有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潜质，但其只有在价值理性的范导下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路径发展。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是具有自我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将导致同一技术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用。以3D打印技术为例，医务人员曾使用该技术为在交通事故中面部严重毁损的病人实施面部重建手术，使其摆脱痛苦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犯罪分子却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的ATM机窃取巨额现金，给相关银行及储户造成严重损失。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带有主体意识的行为活动，其效果往往与主体的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特定的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带来福祉，关键在于科技主体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大部分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将成为科学技术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其价值取向、行为选择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社会、自然、公众安全及其经济秩序产生一定影响。如果他们不能以价值理性范导技术理性，深刻而合乎理性地考量科学技术的社会效用，不能对具体的技术应用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技术应用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将被悬置。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我们承受不了接踵而至的自然报复以及文明的负效应。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科技的发展，但更需要的却是科技与人文、道德的和谐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放纵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而应同时张扬科学技术内蕴的伦理责任和价值信念，为其发展找到合理性归宿。面对科技应用中客观存在的现实伦理困境，理工科院校应当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相关知识的教育，以便在价值理性的引领、规约下促进科技应用的合理性向度。

二、理工科教育中的伦理缺位

高等学校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作为科技人才的输送者，理工科院校不仅应当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应当塑造学生的人文价值观，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理工科学生的价值观中的统一。然而，由于技术理性的长期主导，教育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演绎为单纯的知识传递和技术培训，而旨在塑造学生道德品行的人文教育则被有意无意地轻视和忽略。与此同时，由于理工科专业与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市场因素的主导使学生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当以价值理性为标志的人文教育受到这种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方式冲击时，学生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一)学术视野的局限

“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主要解决人类活动的方法、策略问题，至于如何使用最终取决于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除专业知识外，常常会涉及到经济、法律、环保、伦理等多个领域，需要行为主体进行多方面考量，进而恰当地应用，以保证科技应用的合理性。然而，在日趋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范导下，由于专业设置日益精细，学生的学术见识也随之趋于精专而流于狭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思维，窒息了学生独立思考以及自由批判的能力，并对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等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关注。由于没有形成合理、科学、立体的知识结构，这就导致许多学生难以突破专业领域局限进而形成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就他们而言，专业技术作为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其真理性与正确性不容置疑，对其加以应用理所当然地会具有积极作用。如前所述，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应用都需要以合目的性为前提，然而判断特定目的的合理性向度，需要综合科学与社会多方面因素去考量某项技术研发、应用的整体后果。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生由于视野、思维局限性导致其难以跳出专业限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去把握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作为结果，他们也就难以全面、辩证地判断既定目的的合理性，并恰当地根据既定目的选择相应技术，从而导致传统教育模式遭遇到现实的挑战。

(二)价值理性的遮蔽

一、科技带来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

1.科技价值中立论和科技乐观论的影响

人们只会关注科技的积极作用,把科技视为工具,对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缺乏重视。科技人员对科技已经带来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或故意淡化,公众对科技作用认识不全面,缺乏对科技产生环境污染的关注,失去对科技应有的预见意识。因此,由于缺乏对科技发展的预见,人们在处理科技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时,普遍采取一种“先发生,后治理”的态度,而其结果往往是既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又使其污染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治理难度大大增加。

2.人们对科技认识有限,应用不当

由于科技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层性,使得人们对科技的全面认识要经历漫长的提高过程,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科技在当前看似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也就难以提前认知到科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外,科技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只有在全面认识和把握科技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合理使用科技。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科技应用不当问题的发生成为了必然。

3.科技工作者错误的伦理道德责任定位

科技工作者可以追求财富与名利,但必须出于正当的追求。如果科技工作者只是一味的追逐功利,就会导致他们道德伦理责任意识的淡薄。如首先提出克隆人计划的理查德﹒锡德,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会在美国建立一家诊所,从事克隆人研究,通过研究为人们服务,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能赚钱的诊所。”显然,锡德从事克隆人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没有考虑由此给社会、人类和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

作者：刘钊 单位：苏州大学管理学院哲学系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引起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多米诺骨牌危机效应，问题在于只有生态伦理上升到发展伦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当前处于发展伦理的建构时期，如何辩证地看待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动态的转变过程，充分认识到主体人的异化、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在发展伦理形成的动因作用，架构以人为本，回归理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内涵的发展伦理观，成为生态问题语境下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生态危机与发展伦理的建构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促使人们思索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及生态伦理之间的关系。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相分裂，在工业文明初期，人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与自然的束缚力，“增长即发展”成为主导发展观。这样人类的需求愈来愈膨胀时，“增长即发展”明显具有了滞后性，发展下去导致了盲目化、畸形化，随之引发了生态危机。发展观念的滞后性和盲目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导火索，重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势在必然。生态危机促使主体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局限，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趋于和谐。在此情境下，生态伦理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人类也就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尊重与其他物种共同所属的自然环境，以维护子孙后代使用资源的权利。

生态伦理观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对长期统治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它主张人应该善待环境，人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不仅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只有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伦理中的生态伦理建构是作为发展主体人对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关系进行了哲学层面思考的结果。生态伦理是人类把人的社会道德责任延伸到自然之中，侧重生态危机问题而建构的伦理。但其实质，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不能从根本上适应社会可持续良性发展需要。社会发展也会陷入前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社会计划家马歇尔•沃尔夫发展进程的第三种基本形态:“发展进程比为一种启示录状态:伟大的上升不是趋向发展的天堂，而是走向灾难的深渊———生态的、生物的、政治的深渊。”①发展伦理不能简单理解为生态伦理，这是一种包含关系，更是一种人类对应于发展方式的伦理提升。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的根本旨趣在于，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回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发展问题相比较，看起来是一种“回归”，但它经过一个中间逻辑环节的跃升，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高级“跃迁”。因而，发展伦理是对生态伦理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发展伦理所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内在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伦理自身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对发展认识的深化和提高。上世纪中叶，以德尼•古莱(Den-isGoulet)、戴维•克拉克(DavidCrocker)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面对经济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强调以伦理精神反思发展问题、以人文精神重塑发展理想，逐渐建构起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伦理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发展伦理学以其对人类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卓然立世、引人注目。

从古莱、克拉克到可思波、内格尔•杜维，发展伦理学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莱注重从平等、公正等普遍伦理批判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克拉克侧重从民主、自由原则出发探索实现理想发展的实践路径;第三阶段，可思波、内格尔•杜维更注重在批判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时倡导自由平等等人类价值①。

二、生态视野下发展伦理建构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