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媒论文范例

[摘要]本文从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电视艺术类型研究、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电视艺术实务研究以及存在问题与展望进行分析，梳理出40年来电视艺术的发展脉络，同时站在新时期的当口对电视艺术研究进行审视。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一、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2.电视文化学研究电视文化学的研究与电视美学的研究发展相近，随着电视艺术内容的不断发展，电视除了本体性之外，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在当今多元化发展态势的状态下，电视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写的电视艺术蓝皮书，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010年12月出现首卷，随之2013年6月出第二卷，2014年11月出第三卷。第三卷增加了专题报告中针对新文艺的内容，对飞天奖的获奖作品进行分析，以及全国电视文艺的章节，以全局性的眼光审视了我国电视艺术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二、电视艺术类型研究

作者：吴雨蓉 单位：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

一、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对新闻学专业缺乏了解，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操作，课程体系与现代媒体发展的势头不相适应，大比重设置新闻学概论、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传统新闻类课程，而对广播电视新闻业务课程和新媒体课程的设置却显得欠系统。同时，新闻实践教学环节占教学课时数较少，学生的新闻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整体策划能力得不到针对性训练。

其次，很多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有直接新闻实战经验的教师。很多新建新闻学专业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汉语言文学专业转行而来，毫无新闻学专业背景可言，更不用说实践能力了。由于很多专业教师缺乏媒介实践的第一手经验，往往是书本知识的现学现卖，实践能力与一线实践教学要求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和其他文科专业相比，新闻学专业实验实训需要的硬件设备投入较大，建立设备较齐全的实验室动辄需要上百万元的投入，学校办学经费长期不能满足该专业建设需要。［1］现有的部分实验设备由于先前选型不当，利用率低或被长期闲置。同时，由于实践经费的不足，很难与校外媒体建立长期合作的对口关系，学生实践途径很单一，有时学校把实践压力转嫁给老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地方师范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未来就业带来不小的障碍。很多地方师范院校地处距离省会和信息中心城市较远的内陆城市，所在地的新闻传媒机构无论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一线和省会城市，而有限的新闻机构大多人员饱和或机制不灵活，同时，经济发展和媒介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导致私营文化传播类企业类型比较单一，数量比较少，层次也比较低，想建立一批常态化和高层次的实习基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实践教学新理念———加强基础、强化应用、多领域培养、多渠道实践

(一)保持理论教学优势，重视专业实践教育管理部门和所在院校必须更新文科师范教学的传统理念，对新开设的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采取应有的重视。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专业知识的讲述和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又要探索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新模式，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不放松对学生的理论素养提升。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锻炼，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这应是我们构建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指导思想。

【摘要】《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历史、现状与未来》一书从广播电视学专业创设、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构建、早期广播电视史料研究、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梳理以及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论证与研讨五个方面对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梳理与再编，是对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与研究的学术巡礼，是研究成果的阶段性资料集合。本文结合对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的梳理与展望，对《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历史、现状与未来》一书进行了简评。

【关键词】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学科建设

同为电子媒介的广播和电视，在20世纪上半叶走入大众视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近百年的风云剧变中蓬勃发展，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事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广播电视研究为中心的广播电视学悄然兴起，如今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去年，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艾红红、庞亮主编的《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历史、现状与未来》（以下简称《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以2015年出版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为依托，以2016年10月15日召开的“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的研究论文为基础，广纳诸多学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广播电视学专业创设、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构建、早期广播电视史料研究、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梳理以及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论证与研讨等五个部分进行了梳理与再编，是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方面阶段性的研究资料集合，是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与研究的一次学术巡礼，为广播电视学学科发展提供资料依据与参照。

一、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溯源

本书从广播电视研究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术观点，勾勒了广播电视研究与广播电视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从学科建构的视角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广播电视理论、实践与研究群落等层面的创新与突破。《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的第一部分收录了五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是对广播学、电视学从动议到落实的历史回溯与阐释，其中，《建设广播电视学断想——写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的时候》①阐明开创广播电视新局面需要理论的支撑，呼唤建立广播电视学，探讨了从事广播电视学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建立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几点意见》②提出了如何在建立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中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即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广播电视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③明确提出广播电视学应列为独立的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吸收有关学科中有用的东西，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广播和电视在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广播电视学专业的设立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共同需求，并在与广播电视业的互动与互哺中逐步成长为独立而完善的学科体系。

二、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发展的阶段性资料辑览

关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发展概况的研究文献梳理，是《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④从我国广播电视研究起步讲起，梳理了自广播电视问世以来的研究成果及广播电视学的建立历程，并对20多年来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和主要成果进行了一次巡礼。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引领了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发展。《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强化》⑤从学科体系建构的衡量标准到基本路径、再到发展观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广播电视学科研究的话语转型》⑥指出广播电视学科的话语在知识内涵重组、技术介入发展变化、个体多元表达等方面持续进行着转型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处理的三个关系》⑦提出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要正确处理与中国广播电视实践与实务、高等院校教育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广播电视学作为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显示出与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心理学、电影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的鲜明特点，是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厚的学科。经过多年的积淀与发展，与广播电视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也在与广播电视学的借鉴融合中逐渐丰富完善，不断延展研究分支，成为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所收录的文章对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有所囊括，如《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⑧梳理了中国播音学的发展历史、主要研究方向及内容，对中国播音学研究的主要著作进行了简要的整理与汇总。此外，收录了对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播电视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从与不同专业相交叉的视角对广播电视学相关的研究进程进行了统览性的整合。纵观广播电视学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明晰广播电视学学科定位，打造科学的学科制度和范式，已成为广播电视学研究实现总体突破的关键环节。在厘清广播电视学学科自建立到发展至今的全过程中，一要明晰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二要框定意识形态及社会所认可的历史过程。这两种方式共同依赖于对广播电视史料的挖掘与考订。《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的第四部分收录了学者对早期广播电视史的相关研究，从史料积累的角度对广播电视学学科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收录了20世纪早期国人对广播的有关认识和研究以及三四十年代国人从科学技术、电影和新闻传播三个方面对电视的认知等文章。《中国早期广播著作初探》⑨据史对民国时期与广播相关的文献和著作进行了梳理，对民国广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⑩对“电视”词源的演化进行了探究，并与英文“Television”相对照，廓清了“电视”概念，梳理其成为物理学和新闻学关键词的发展过程。《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对广播电视学科体系的建设历程、广播电视史料的梳理与挖掘以及交叉学科的繁荣，都做了阶段性的资料梳理。

摘要：

本文以国际媒介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媒介经济学杂志》为研究对象，对该杂志进行内容分析梳理，分类总结、归纳了该期刊的五类核心议题。在此基础上，就研究的全方位跨度、作者分布、研究视角与方法、研究行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描绘国外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及其特征。

关键词：

国外媒介经济研究；媒介经济学杂志；研究新进展

媒介经济学是一门基于经济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最早起源于美国。它通常采用传播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主要关注经济社会中的媒体、传媒企业的媒介行为、市场结构、资本运作方式及其与政府和受众的关系等问题。著名传播学家罗伯特•G•皮卡特（1996）认为：“媒介经济学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媒介运营者如何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满足受众、广告商与社会在信息与娱乐等各方面的欲望与需求。”①国内传媒学者喻国明教授（2009）等人则认为：“应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传媒产业中的包括资源配置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即是传媒经济学。”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媒介经济学的定义不一，但学者们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认为媒介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各种经济条件和政府政策影响下，媒体和传媒企业如何运用有限资源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对受众和消费者、社会福利进行关注研究的学科。

一、研究背景分析

本文所选择研究样本《媒介经济学杂志》的研究议题涵盖了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体及网站、博客、手机报等新媒体的内容、市场结构、媒介行为、广告策略及受众行为，以及传媒产业与政府干预、新技术等关系等若干方面。该刊呈现出研究议题丰富、作者学术背景深厚、刊载论文转载率、他引次数较高，行业认知度、认可率较高等特点。总的看来，该刊因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媒介经济学研究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本文选择以该刊作为样本与代表来研究近年来国外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动态与进展，则具有一定合理性。

[摘要]新闻写作课程作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至关重要。电视新闻写作课程要适应媒介平台的发展，进行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课堂管理，提高学生课堂投入度；改革课程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考核和多元评价。通过上述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和全媒体写作技能。

[关键词]电视新闻写作；课堂改革；写作能力培养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是检验教学工作的根本标准，而课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本科院校要提高教学工作质量，要培养高素质人才，首先要推动课堂教学改革，革新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引导学生刻苦读书。作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新闻写作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至关重要。在新的媒介环境下，电视新闻写作课程要进行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培养学生的新闻写作能力和以视频写作为主的全媒体写作技能。

一、突出学生中心，改革教学方法

课堂改革的重点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要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的课堂投入度。

1.结合学生生活进行平时写作训练，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新闻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用事实说话，学会讲故事。具体到新闻人物的报道，学生要会找出人物个性的关键词，发现能体现人物个性的故事，并能具体表达。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身边的生活实际，练习这些新闻写作基本技能，让他们体会新闻写作和其他写作的区别，而且由于写作对象就是身边的人，写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学生练习写作的兴趣也会提高。如每次在开课前，我会让学生以《我的室友》为题写一篇文章，题目自拟，字数不限，要求找一个人物个性的关键词，且只能找一个，关键词要体现在题目里；至少找三个故事来佐证关键词，故事要有细节；题目不能出现“室友”二字，文章中不能出现题目中的关键词；因为要在课堂上展示，所以内容必须真实、客观。讲解此项作业时，写的大都就是本班同学，所以学生会比较关注；教师讲解时会找几篇写得好的来分析，让学生明白新闻人物报道的特殊要求。这样的教学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初步了解新闻写作的具体要求。2017级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期中考试，我们让学生分别以本专业2019级新生、2016级实习学生以及2013级和2014级读研学生作为报道对象，完成一篇图文报道。要求选题要有典型性，主题要积极向上；题目新颖，贴切；文字符合新闻报道的写作规范和要求。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既了解了低年级学弟学妹中的各类“人才”，又了解了大三学生实习的收获与不易，还明白了毕业生考研、读研的困难与坚持，从而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专业的同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更有“动力”去完成作业和学习。

2.通过活动进行“实战演练”，提高学生写作技巧。在消息写作的训练环节，我们结合学校或院系活动让学生写新闻，并发表在学校官方网站或院系微信公众平台，在“实战”中提高学生写作技能。如新生入学季，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新生入学进行报道；学校组织教职工竞步走，让学生写消息；卓越计划实验班学生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一角“学校日”活动，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分别给学校官网和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写报道；学生参加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回来写消息，等等，这样的“实战演练”让学生学会从身边发现新闻线索和新闻选题，并掌握同一题材不同媒体的报道特点，锻炼了学生全媒体写作意识和写作技能。

摘要：当前，传媒业态发生重大变革，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媒业态正向融媒深水期过渡，逐步走向全媒体时代。各地高校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战略基地，多年来在探索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历程中，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然而在全媒体视域下，各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得到凸显，亟待解决。基于此，本文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内在融合发展，以及高校应如何培养卓越的播音主持复合型人才进行探讨。

关键词：全媒体；播音主持；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模式

融媒时代还未全线铺满，智媒时代已经到来。2016年10月28日，在“2016（中国）C+移动媒体大会”上，封面传媒董事长兼CEO李鹏首次提出智媒体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上引领媒体融合转型，集智能媒体、智慧媒体、智库媒体为一身的智媒时代随之开启［1］。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业内对播音员、主持人的个人能力要求已不同于往日，播音主持从业者的职业要求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他们必须以崭新的思维活跃于传媒领域，打破学科桎梏，文理兼修，学习技术融合、学科融合、内容融合的新方法与新技能，真正成为知识全面、专业扎实的复合型人才。

一、地方高校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一）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矛盾。1.“一专”与“多能”教学不贯通的矛盾。近年来，部分高校为顺应媒介融合趋势，在培养人才时，过分强调“多能”，而忽视了播音主持这一学科的特殊性，把基本功训练抛诸脑后，这是培养模式中的重大失误，无论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吐字归音都应是播音主持专业教学的重点。也有部分高校严守专业性教学，缺乏创新策略，在增加采编等课程时，教学方式单一化，学生无法达到专业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的目的，一专多能教学面临阻碍。“一专”与“多能”教学不贯通的矛盾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已得到凸显，地方高校应将培养目标定位为复合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积极融入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研究、数字媒体技术等工科内容，积极实现文工交叉、多学科互融，形成“传媒＋学科”的新兴传媒人才培养方式。2.培养周期与就业周期不同步的矛盾。播音主持专业作为艺考的热门选项，报名人数逐年上涨，2020年播音主持专业艺考人数超百万，较2012年的3.2万人增加了30倍不止，每年有数十万播音专业毕业生步入社会，被卷入就业大潮。值得注意的是，多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并不适应全媒体时代的人才需求，采用较为传统的培养模式，培养范本为传统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传统媒体的岗位流动缓慢，需求量远小于高校输出量，所以只有少部分毕业生能够如愿进入传统媒体，做自己擅长的工作。一些高校即便增加了采编播一体化的教学手段，也只是提高了部分学生进入小型传媒公司或MCN的概率，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短的培养周期和饱和的社会岗位使专业人才培养陷入恶性循环，行业门槛难以突破。3.技能教育与岗位需求不适应的矛盾。许多高校虽已进行教学改革，按照学生意愿及自身条件划分专业方向，但一些课程依旧与社会岗位需求不相适应。例如，即兴口语表达课程以一些缺乏代表性的旧新闻为案例，广播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未根据当下流行趋势进行风格引导等。高校应以学生自身发展方向为目标，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并为其提供接触前沿传媒理论和技术的机会，切忌死板教学，以填平技能教育与岗位需求、全媒体传播需要之间的鸿沟［2］。

（二）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之利弊。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理论课占多数，且期末及毕业测评多以论文为主，这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对学界风向的追逐更能使他们了解时事政策、学习最新技术理论，可长此以往，学生们很难不被固化的学术思维所禁锢，过重的学术负担也难免使他们丧失活跃于台前的生机与活力。一些院校在该省份播音联考无面试环节的情况下，将本校校考的面试环节取消，将考生的文化课分数要求提到了一本线以上，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术性，但却忽略了播音主持专业作为实践类专业的基本要求，未通过面试检验的学生，如何确保其具有播音主持的实操能力呢？因此，要培养学术型人才，但播音主持专业不能与其他倾向于深耕的学科一样让学生埋头苦读，而应该通过培养模式的创新将思辨思维内化于心，使学生有潜心钻研播音领域的欲望和能力，避免与实践脱节。当前的媒介生态逐步趋向智媒，对播音主持人才的培养应紧密贴合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国传媒大学开设了新媒体主持实务、主持人策划、播音主持前沿等可以提升学生多维素养的课程，浙江传媒学院则针对当前的直播带货模式打造了带货主播训练营，邀请来自一线的、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主播组成教学团队打磨课程［3］。这些尝试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都有所帮助。但此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区传媒市场广，当地高校又大力推崇应用型人才建设，放任学生在课余时间寻找实习机会，学生尚未学成便外出实习的情况不在少数。近年来，各地艺考培训机构异军突起便是实例，细细数来，不知有多少刚上大一、大二的学生已“为人师表”。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在基础扎实的前提下提高自身能力，为传媒事业或自身的长远发展进行考量。因而，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但不能使学生们心浮气躁，失去了传媒人应有的根基。

二、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策略

摘要：为了提高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的实效性，文章探讨了项目教学法在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的运用。文章首先分析了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如教学内容刻板、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资源匮乏等；其次，介绍了项目教学法的特点及构成要素；最后，探讨了项目教学法在电视节目主持课程中的实施情况，详细介绍了项目教学法在电视节目主持课程中的设计原则、实施案例及教学评价。

关键词：项目教学法；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

电视节目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专业主干课程，对学生未来岗位职业能力与职业综合素质的塑造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是对播音创作基础、即兴口语表达、演播空间处理、电视节目策划等基础元素类课程的综合应用。但现如今，电视节目主持课程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做出新的尝试。故此，笔者试着探究项目教学法在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一、电视节目主持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设置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高校，都开设了“电视节目主持”“主持人节目创作”等相近的课程。但受限于教师素质、硬件设施、课时量、教学模式等客观原因，目前本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存在着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刻板

近年来，电视节目主持课程使用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的《电视播音与主持》一书作为教材。虽然此书在旧版《实用播音教程4—电视播音与主持》的基础上做了大幅修订，但更多强调播音员主持人“有稿”或“半稿”状态下的语言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今节目创作过程中主持人常常全程参与的现实相脱节，也无法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致。很多章节只是简单的知识点罗列及例稿选登，对于即将进入工作岗位的高年级学生而言，无法起到应有的实践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早熟的文体，其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成为后人在创作中频频回顾的典范。”［1］同时，创作散文(包括骈文)和创作诗歌、小说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散文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历代文人晋身仕林、治国安邦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技能，故而在古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中，“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2］   即便是以诗闻名的李商隐、杜牧，亦工于散文写作，更遑论韩柳欧苏。然而在当代，不但散文自身逐步变得边缘化，古代散文研究与小说、诗歌、戏剧研究相比亦显得创新不足，散文研究甚至成为一种专门针对散文内容的研究，比如庄老思想、荀子思想、韩愈谏佛骨、袁宏道谈性灵等等，有学者指出，“这些所指涉的都只是一个散文家的政治、哲学、宗教、文化等思想，而未及散文这一概念本身。”［3］如此以来，古代散文研究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本文将力图呈现古代散文研究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期帮助广大研究者发现更广阔的视角。   一、古代散文自身的困境   首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古代散文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在当代显然失去了生存土壤，缺少用武之地。但古代散文在当今却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模仿式戏谑文体(或曰“恶搞”)，如《凤姐列传》《药家鑫列传》《苍井空列传》等等。由某不知名网友杜撰的《药家鑫传》云:药公家鑫者，华朝长安人氏。华朝五十年(公元1989年)，药公诞于古都长安，时天生异象，群驴乱吼，或曰:莫非如《水浒》所载之“洪太尉误走妖魔”之事再现?……人皆称:药公不亡，则法律亡。药公不死，则国家死。药公之事，举国牵动，药公之名，举国牵挂。由此观药公，真乃关系国运之达人也。在F•詹姆逊看来，这种“恶搞”只是形式上的模仿，模仿了古代散文的词汇、句式，但内容却是当代的，源于日常生活的，这种模仿被詹姆逊称为剽窃，因为“在一个风格创新不再可能的世界里，唯有去模仿已死的风格，去戴着面具并且用虚构的博物馆里的风格的声音说话”［4］，才是别具一格的、能够适应这个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艺术形式。用古代文体记录当代日常生活的确算不上创新，“后现代主义”亦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古代散文这种历史上的精英式文类却面临着现实中的庸俗化挑战。   其次，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古代散文的创作较少直接关联，因为在当代作者眼中，前者是“文学”，后者至少不是“纯文学”。在陈剑晖先生看来，古代散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盖因其是中国正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的文学化和通俗化的表述”［5］。散文在中国古代的出现，不是审美需要，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必然和作者的情感之间关系疏远，但在当代，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才是不可分的。余秋雨200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研究学术和创作散文不一样，有可能想明白的或者想明白但不一定正确的东西，可称为“学术”;而有些想不明白但又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带动了感情，只有在这样的“角落”里，才能写作散文。此处余秋雨并没有把散文当作“经国之大业”或者“圣贤书辞”，而是自然而然地把散文当成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学术”固然不同于经世致用或者齐家治国，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功能决定了学术本身也是“实用性”的。所以，研究学术和情感注入在余秋雨看来是要一分为二的，他的散文观也因此与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强调的现代散文一脉相承，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和强调个性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紧密相关，这自然和古代散文的创作目的、创作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和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相比，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系统，缺少电影、电视等大众化的媒介形式，这无疑限制了古代散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自不必说，《赵氏孤儿》《花木兰》《西厢记》《薛仁贵》《七侠五义》《穆桂英挂帅》也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电视剧版《红楼梦》(李少红导演)更是建构起一个全民海选女主角的媒介议程设置。①相比较而言，古代散文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不如动画视频版的古诗对于幼儿启蒙教育的影响，以优酷网和土豆网为例，用“古代散文”、“古典散文”进行搜索，赏析类、中学课件类视频不过数十段，而用“古诗”、“唐诗三百首”搜索，视频数量累以千计。此外，散文与当代媒介的结合体“电视散文”自央视三套1996年开播以来，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电视专题片，是“受到文学散文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电视艺术样式”［6］，是“中国化的电视艺术作品”［7］，而不是“散文”自身的现代媒介形式，更何况，由全国各地电视台制播的电视散文，其取材选题也大多是现当代散文作品，极少古代散文作品［8］。可见，在多媒体、宽带网络和计算机、大众传媒已经全面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甚至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古代散文正在面临着“水土不服”的尴尬。   第四，古代散文在当代的传播形式主要是图书，图书又以作品集为主，以译注、赏析等普及类读物为主，其中《古文观止》有数十种译注本，仅中华书局便出版了选译本(2010)，钟基(2009)与葛兆光(2008)的注释本，名家精译本(2007)，以及繁体竖排本(2004)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读本也有数十种版本刊行于世，散文研究类著作仅有三十余种，②形式不可谓不单调，内容不可谓不单薄。但是，古代小说、诗词、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传播内容要丰富得多，不仅图书有单行本、选注集成、佳句赏析，音像制品也很多样化，研究类著作则涵盖文献与史料研究、宗教与文化研究、类型与理论研究等等多种角度。必须承认的是，图书是一种依靠理性思辨来完成传播与接受的媒介，但诗歌、小说、戏曲所利用的视频、音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能够同时激发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这对于文学作品在大众层面的普及至关重要，古代散文在这个层面上又处于下风，其媒介不但和古代一样局限于书籍，所传播的内容也受局限［9］。#p#分页标题#e#   二、古代散文研究体系与方法的困境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甚至更为后发的电视理论都比不上。这是因为散文作为一个文类，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浮动飘忽。”［10］王兆胜先生指出:“在各种文学门类中，散文恐怕是最具边缘性、最不受重视、最缺乏研究的文体。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散文没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因循守旧和缺乏创新也使之乏善可陈。”［11］笔者认为，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散文”(Es-say)出现较晚，自蒙田1580年出版的《随笔集》而定名，与诗歌、小说、戏曲源远流长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对散文的研究更是晚近之事;另一方面，与韵文相对立的散文在古今中西均以理性、智慧、反思甚至论辩为特点，故而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通过情绪放纵和宣泄来净化读者(观众)心灵的“净化说”背道而驰，后者显然被几乎所有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随时被剔出“文学”之外，更何况对它的研究想当然地被视为与文学渐行渐远。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之处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概念体系，二是研究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才能选择一种研究方法，而这个研究对象必须能够明确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现当代散文概念的影响下，或与韵文相对，或与骈文相对，有时又与诗歌、小说相并列，陈平原先生就此认为古代散文是一个“滑动”［12］的概念。南帆先生则指出:散文的定义不是肯定地列举散文的规则，而是将显赫文类排除之后的余数归诸散文，这种“否定性的定义”，不仅促使一些文类衰老，同时还催生另一些文类……散文是文类的结束，又是文类的开始［13］。在这样的前提下，针对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形不成合力:骈文研究、古文研究、汉赋研究、小品文研究各自为战，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以“古代散文”和“古典散文”作为题名关键词搜索，粗略计算，自1980年1月到2012年1月，30多年时间，共有286篇研究文章，而与此同时“骈文”381篇，“汉赋”576篇，“辞赋”515篇，“古代小说”984篇，“古代戏曲”329篇;期间以时代或作者为维度的，并以“散文”为题的博士论文仅有16篇，而以“古代小说”为题，并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14篇，这还不包括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数量更加庞大的博士论文。兄弟阋墙、左右手互搏，这确实是古代散文研究的尴尬。   研究对象本身的概念问题因人因时而异，但研究方法却面临着裹足不前的问题。陈剑晖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散文研究者总是从谋篇布局和行文章法一类的文章做起，即仅仅从外在的组织方式来看待散文的结构［14］。古代散文学者从古至今皆习惯于从细枝末节的修辞角度入手进行研究，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为例，余恕诚先生将“汉以后的赋、骈体文以及说理性著作中具有才情和注意语言修辞的作品”都称为“散文”［15］。在介绍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之文学色彩时，《孟子》的“戏剧性”、《庄子的》“生动故事”、《左传》的“叙事之最”、《战国策》塑造的“形象”、《史记》创造的“人物”、南北朝时的“修辞”与“典故”、韩愈散文的“生动形象”、柳宗元散文对形象的“想象夸张”、欧阳修散文的“论说技巧”、归有光的“细心刻画”……都被余先生视为散文“文学色彩”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这些比喻、夸张、论辩、描摹、形象化、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实际上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重点，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古代散文与研究古代诗词、小说相比并无独到见解。   此外，当代的古代散文研究较为孤立，主要是作品赏析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历史学模式，缺少与当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双向传播。尽管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认为形成《庄子》恣肆风格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结构”，“《内篇》的结构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表现了庄子的复杂的艺术构思。”［16］可惜这种类似于结构主义分析的探索未能深入和延续。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方也一直没有独立的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把神话、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把小说都归入到散文理论中来，西方文艺研究的对象并不包括散文，导致我国研究者难以直接借鉴。   最后，由于散文先天的实用性，加之作为散文作者的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科举制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文学史中能够得以流传的散文，其作者多具备官僚、学者、文学家三合为一的身份，后世学者所归类的文学之文在作者创作之时未尝不将之当作应用之文而煞费脑筋，斧削雕琢。陈平原先生曾举例，古代散文中的一些被传诵为表达感情的名篇，如书信和日记，皆是有意为之:“明知可以入文集、刊专本，文人写信时不免存了给第三人乃至举国上下、子孙后代传阅的心思”，“郑板桥的家书别出心裁，写得古怪利落，可也不脱做文章的心思。”［17］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被作者用于说服帝王将相，或者用于说服士林同僚，或者用于说服亲朋至友，那么，对它的研究就必须从修辞学角度入手，从说服的手段和表现的技巧入手。于是，针对散文的文学研究就渐渐侧重于实用主义，继而不免滑向功利主义。这又和自康德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悖，因为康德认为，审美是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才是美，而研究说服、研究手段、研究技巧，显然是功利性的，显然目的十分明确，这便是古代散文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尤其是和近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所在。   三、展望   丁晓原先生在2006年时提到:“过往的散文研究比较多的是一种批评，包括作家作品评论和创作史、理论批评史的梳理与述评。另外，还有大量的是散文写作指导之类书籍。真正有理论含量、高端而又切实的研究相当匾乏。”［18］不过，这种尴尬局面在2011年得到了改观，这一年内，谭家健先生的新著《中国散文史纲要》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古代散文研究将从此进入新的一页。#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