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金融论文范例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管理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代的商业管理和电商、物流密切相关。因此高职院校新商科在培养人才方面，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商业经营能力，还要培养学生交流、沟通能力，以及计算机操作运用能力。新的商科教育方式，也给高职教师带来了新挑战。

关键词：新商科；高职院校；师资力量

1高职院校新商科教育

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服务于社会的实用性人才，在商科培养方面，传统的培养模式是培养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学生。这种培养方式在我国高校中已经持续多年，有些学校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业活动也开始了革命。在电商出现之前，购物只能在本地各家店铺进行，但电商的发展，方便了人们购物，不仅节省了时间，还扩大了购物范围，电商营销范围包括了生活中的衣行住行多方面，大到冰箱，小到茶杯，都可以在网上购买。人们甚至可以国外购物。因此，尽管电商也有自己的不足，例如对各种购物体验无法满足，但仍然受到大众的欢迎。电商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商业活动在营销时注重服务，营销者需要掌握顾客心理，通过顾客的表现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但电商的出现，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购物者与营销者是通过文字交流来进行贸易的。营销者不仅要熟悉自己的产品，还要用文字向购物者介绍使用方式、注意事项，连售后服务也是文字交流。所以新商科不仅需要掌握商业知识，还需要掌握文字使用能力、沟通能力、伦理学、美学等多方面知识。因为电商的发展，竞争比传统的实体营销更加激烈，顾客在网上挑选商品的机会更多，如果在交流中，营销者回复慢了几分钟，就会导致顾客流失。营销者不仅要和顾客沟通，还要选择合适的物流，才能保证商品准时到达，因而电商时代的营销者压力更大。在经济方面，网络化也改变了传统模式，现在金融活动大多是在网络进行，连人们的付费方式也从现金支付转为网络支付。新的经济模式、营销模式，催生了新型商科教学的产生和发展。

2高职院校新商科教育面临的师资问题

作为服务社会型的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方式是走在科学前端，为社会不断输送最先进的人才，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要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师必须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培养的学生才能够适应社会需要。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教师却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目前的高职院校教师一部分是传统的老教师，掌握的是传统商科教学理论，对于新商科教学理念掌握不够；而新教师却是接受传统商科理论的毕业生，他们刚走出校门，没有丝毫社会生活经验，更没有电商经营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教学中还只能按照传统的教学理论进行教学，这就严重落后于时代。在教师待遇上，很多高校的制度严重滞后，当前的教师在稳定自己的职业方面，主要是通过评职称的方式，而评职称并没有将联系生活实际、提高创新能力作为激励手段，因此教师在教学之余，并没有将适应社会需求当成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来看待，失去了创新和实践的动力。另一方面，很多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常常因为只有实战经验，由于学历低，也无法走上高职院校的讲台来传授自己的经验。这样就形成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现象。学生在校学习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走上社会却没有多大实用性。这种实践和理论分离的教学方式严重影响了新商科教学效果。

3提高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的途径

汇率传导弹性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对此方面有过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汇率传导弹性的不同国家、行业估计到汇率传导弹性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如货币政策、汇率制度选择和冲击的国际间传导等)，具体相关综述可参见Menon(1995)等论述。［1］在众多研究中，汇率传导弹性的稳定性和变化是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论述研究中，一些学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导弹性有下降的趋势，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则发现加拿大的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比较稳定。［4］Otanietal(2006)对日本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估计后发现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级产品，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5］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一般把时间段都放在20世纪末，没有及时反映最近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状况，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数据，希望对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填补目前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影响研究的空白，加深对汇率传导弹性稳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商定价和承担汇率风险行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论文结构上，本文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日本金融危机前后的进口和汇率变化状况;第二部分估计和观察日本各行业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检验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的影响;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并得到论文结论。   一、金融危机后的日本进口状况变化   金融危机被称为是仅次于“大萧条”的又一次需求冲击，面对快速下滑的市场需求，生产商和出口商可能会调整在正常时期的定价行为，通过直接降价的方式来维持市场份额，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自己承担更多汇率风险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间接维持市场份额。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对市场定价能力有可能同危机前相比会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对汇率波动风险时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担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况下的价格波动行为，从而使得进口商获得更大的定价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业表现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进口价格的变动，图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进口行业以日元标价的进口价格变化图，从中可以看到各个行业价格在2008年8月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纺织、一般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行业的实际出口价格基本上没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现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业，包括全部产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学、石化煤炭和食品行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进口价格剧烈的下滑，这表明日本进口产品中不同行业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价格调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业具有很强的维持价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业则对价格进行大幅调整。   二、日本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历史估计和长期趋势   在研究汇率传导时一般的微观理论基础是Marston(1990)的对市场定价理论(pricingtomarket，PTM)，认为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可以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由汇率变动引致的成本可以通过加成调整行为来影响企业出口价格，不过该理论假定出口商以购买者货币(当地货币)定价(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过Redux模型开创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虽然更加偏向宏观方面因素的解释，关注名义价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将工资粘性、非贸易品、不同货币定价、不完全金融市场等微观理论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产商货币定价(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则是假定LCP，由于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使用双边汇率或名义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但是从东亚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是PCP还是LCP并不符合东亚贸易的事实，因为东亚国家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美元定价，东亚国家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贸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时东亚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图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从全世界和亚洲进口中货币标价的组成状况，充分说明了日本贸易中(尤其是与东亚贸易中)的美元充当“工具货币”的现实。表1则反映了不同行业中计价货币组成状况，不同行业中本币计价的份额是不同的，即在贸易中进口商实行PCP还是PTM方式在不同行业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对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日本向东南亚的出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与东南亚贸易计价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此时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贸易中实际“起作用的”汇率的变动状况，利用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来进行经验分析就无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结论。［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而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本币对实际进口货币(生产商货币)的比率，使VCP可以转化为PCP(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是一个整体，使用一篮子货币来标价对日本出口，这个篮子中的货币比重就是日本进口中的各种货币比重)，从而能够利用“对市场定价理论”来进行经验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出口汇率传导时都采取这种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认为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日本进口中的汇率传导。此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不同部门的不同有效汇率水平，从而避免出现不同部门的有效汇率水平相同的情况，也不需要再重新构建每个行业的有效汇率。参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学者的方法，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为差分算子;impt为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et为汇率水平，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根据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对该变量使用国内企业产品价格指数(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进行平减，可以获得某个基期不变价格的名义影响汇率水平，从而包含了国内价格作为竞争价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fpt根据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来构造(neer为名义有效汇率，reer为实际有效汇率);ipt为日本工业增加，一般以此作为GDP的替代变量。数据中除了ipt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日本银行，时间从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实际的回归过程中，由于ipt不显著，Bussiere(2007)指出:在进出口价格回归中，需求项一般都不显著，这是由于需求效应已经包括在其他变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将最终的回归方程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变量取对数，φ2为短期汇率传导弹性，λ=φ21－φ1为长期汇率传导弹性，表示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升值1%，将导致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λ%。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数据都是I(1)的，即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样可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回归结果表明汇率项系数是高度显著的(均在1%置信区间内)，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给出通过滚动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传导弹性系数的变化图(使用SAS9．0软件，以10年为一个窗口期)。从滚动回归图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业的传导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很多行业(如纺织、食品、运输机械等行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缓慢的下降，这和很多学者指出的很多工业化国家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有所下降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化学、木材、电子电气部门的传导弹性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不过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显。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业(如全部产品、化学、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传导弹性出现明显的上升，而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等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页标题#e#   三、金融危机改变汇率传导弹性了吗?   为了判断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了变化，本文首先通过分段回归的方式，计算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传导弹性，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尽管滚动回归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两个时期，许多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为了更准确判断2008年8月前后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使计量结果更为稳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邹检验(ChowTest)来判断2008年8月是否是个断点，首先构建断点期哑变量，将2008年8月以后设为1，之前设为0，再将该哑变量和每个解释变量相乘，获得一个关于哑变量的乘积项，然后对方程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邹检验结果和滚动回归及分段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危机对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不同行业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食品、木材、化学和电子电气产品以及全部产品的进口传导弹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并没有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进口商承担了更大的汇率风险，而恰恰说明外国出口商承担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后日元汇率的单方面大幅升值，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上升说明日元汇率升值1%将导致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进口商从汇率升值中获得的价格下降的好处更多，外国出口商则要承担价格下降的损失。但是机械类产品(包括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则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担更多的日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使得日本进口商比危机前更多地分担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变动。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价格波动性太大，使得邹检验分析并不能确定传导弹性的结构性变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传导弹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担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的风险。从汇率传导弹性的具体数值来看，在日元升值的条件下，传导弹性增加的行业具体数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即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下降，出口企业完全承担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进口商完全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而机械类产品的传导弹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小过1%，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进口商分担了部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各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变化是成直线形态，而不是缓慢变动，在2009年2月之后，汇率传导弹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有些行业出现了小幅回落，这表明汇率传导弹性水平的变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导致传导弹性急剧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两个，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范围和强度)对于很多贸易商来说有些出乎意料，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人认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冲击对象是金融机构，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急剧的实体经济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产品价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涨，但9月莱曼兄弟的破产使得全球对于次贷危机的预期发生急剧调整，很多产品价格开始大幅调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对金融危机的预期和判断比较稳定，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正如张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称为“金融海啸第二波”，以对应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14］   不过，由于投资者预期已经显著调低，很难有打破投资者预期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汇率传导弹性受价格调整行为的稳定也开始稳定下来;二是日元汇率在2008年9月开始对美元和欧元(主要的标价货币)急剧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0%，对欧元大约升值了40%，如图4所示，由于美元和欧元在日本进口标价中的比重，导致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的比率也急剧升值，同时也导致了日元汇率急剧升值的预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有所反弹并开始稳定，使得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比率逐渐稳定下来，汇率预期也开始稳定下来，汇率的急剧变动的现状和预期也可能会导致传导弹性的急剧变化。   四、对行业差异的原因解释   为什么不同行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状况呢，尤其是机械类产品的变化方向和其他行业正好相反，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行业市场价格维持能力不同，即各个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机械类行业的周期比较长，短期内受到的需求冲击相对于其他行业较小，另外机械类行业产品替代产品较少，因此机械类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Oiet．al(2004)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佐证，他们发现日本对东亚出口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业差别很大(见图5)，机械类相关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出口商的市场维持能力较强，他们虽然没有计算各行业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但行业特征应该相差不大。［15］   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汇率传导弹性下降或者变化幅度较小的行业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时，均保持实际价格的相对稳定。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机械类行业的企业内贸易水平较高，机械类行业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企业内贸易在机械类行业的贸易中比重非常高(见图6)。日本跨国公司从总体收益增加的角度出发，将企业内贸易的风险进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强的处理汇率风险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时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国货币定价，从而将汇率风险转嫁给进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来控制和对冲汇率风险。在巨大的需求冲击和日元汇率单边升值两个不利影响的冲击下，海外子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为减少汇率对子公司的价格影响，母公司倾向于保持实际的进口价格，自己承担日元升值风险，表现在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上就是具体数值的减少。   五、结语   本文利用日本的进口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作为重大需求冲击的金融危机确实给汇率传导造成了影响，但不同行业的反应是有巨大差别的，大部分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明显增加，而机械类产品的弹性则明显减少，说明大部分行业的进口商在危机后比危机前获得了更多的升值好处，出口商承担更多的汇率损失，但机械类行业的进口商从升值中获得的好处则要比危机要少，表明他们分担了部分出口商所面临的汇率损失。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差异，也可能在于各个行业的贸易类型和贸易结构特点。#p#分页标题#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类型的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进行价格调整的程度和承担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那些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小的行业冲击最大，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大的行业则冲击较小，这既显示了一国贸易结构对于防范汇率和需求冲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随着跨国公司在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汇率传导弹性也受到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

摘要：互联网金融行业变化日新月异，互联网金融课程教学改革须与时俱进，方能更好地为社会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本文以理工特色多科性大学为例，从课程实施时间顺序的纵向和课程涉及主体的横向两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金融课程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课程改革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理工特色；知识更新；两性一度；终身学习

0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一门传统金融与现代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的课程，伴随时展与新经济金融业态兴起而生，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对课程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挑战。为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部分财经类院校已经初步建立其适用的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但是一些理工特色的多科性大学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多科性大学是以一个或两个学科为主、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专业大学，理工特色多科性大学即以理科、工科为主，经、管、文、法、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在这类大学中，互联网金融作为非优势专业课程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得到的建设投入亦可能不足；但依赖于较为坚实的理工背景，可与理工专业实现互补，更加突显技术性，因而新文科建设优势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理工特色多科性大学该如何取长补短、借助自身特色对互联网金融课程进行改革，成为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对于互联网金融课程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入手，如图1所示。一是纵向维度，根据课程的“生命周期”，将其划分为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课程实施过程、课程考核三个阶段；二是横向维度，从参与主体出发，课程将教师、学生有机地联系起来。现有文章对以上两个维度的多个方面有所讨论，观点主要集中在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内容和形式的改革上。何宏庆提出做好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方向课为阶梯的课程设置，完善第二学位制、联通培养制、主辅修制和选修课制等学位制度，加强互联网金融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积极进行校企合作。李建军、吕勇斌提出强化基础理论研究、重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结构、革新教学内容模式，注重学科交叉，积极探讨案例教学方法。姚磊提出传统的考试存在形式单一，教学、考核不分离的问题。我们认为课程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工程，本文将从课程实施时间顺序的纵向和课程涉及主体的横向两个维度讨论互联网金融课程各环节存在的多个问题，并结合理工特色多科性大学的实际情况，提出课程改革的相关建议。

1传统互联网金融课程存在的问题

1．1纵向维度

1．1．1课程设置与财经类院校趋同。互联网金融是经济类专业课程，尽管不属于理工类大学的主要专业课，但可依托理工类多科性大学的理工背景体现特色。然而大多数理工科高校并未结合自身的优势发挥特长，计算机技术应用类课程较少，也未明显提高对学生的数理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与财经类院校趋同。在这种情形下，相较于基础更为扎实、师资力量更为雄厚的财经类院校而言，理工类大学在互联网金融人才培养上显然处于劣势地位。1．1．2课程重理论轻实践。当前许多课堂仍采用传统授课方式，教师根据教材框架讲授理论知识，学生认真记录笔记。这种课堂模式相对枯燥，学生学习兴致不高，很容易出现上课开小差的情况；即便学生专心听完一节课，领悟了某一互联网金融筹资方式的内在机理，面对实际操作时却可能仍不知从何下手。互联网金融课程要求学生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商业银行经营模拟、保险业务实训、计量经济数据处理、投资模拟交易实训等，熟悉和掌握操作流程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项基本能力。但由于课程课时有限，各科基础课占用大部分上课时间，留给实践课的时间较少，学生无法系统、全面地学习操作技能。1．1．3考核流于形式，检验效果不佳。部分应用型课程考核内容与教师平时讲授内容脱节，专业课普遍以限时、闭卷形式考核，题型设置名词解释、选择、判断、简答、论述等，题目一般出自教材或者所给题库。因而学生只要在考前踏实“复习”考试资料即可取得不错的成绩，反而那些平时努力拓展思维、但不擅长临时记忆的学生在考核中占不到多大优势。从一定程度上看，考核形式单一，无法达到全面考查学生学习情况的目的。

摘要：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法，对我国以来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论文，从发文数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载文期刊、学科分布和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详尽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用详实的数据展示了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状况和总体概览，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摘要］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支持，金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中俄之间的国际关系是影响黑河地区经济与金融的重要因素，只有贸易与金融专业的协同发展才能更有效地推动黑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学科专业建设，发挥专业合力，以战略思维为导向，立足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规划师资培训方案，就经济系国贸与金融专业对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黑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经济与金融专业;论证思路

1战略思维

1.1命运共同体

黑河学院经济系与管理系是命运共同体，经济系内的各位老师是学科专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政府、企业、银行、学校、经济系肩负着振兴黑河经济，服务中俄区域经济的时代使命，也是命运共同体。

作者：廖宇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社会的人才需求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校要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把育人作为学校和教师的首要职责，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主要内容，把培养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为学校评价的重要因素，推动教学资源向教学一线倾斜。更加注重教学的创新性、综合性、实践性、开放性和选择性，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当今世界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高分低能的产品，还是像乔布斯那样的创新型人才则直接关系到国运兴衰和个人的一生发展。鉴于此种形势，必须加快对现行考试考核制度的改革。

1独立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培养人才的定位

独立学院自1999年开办以来，目前全国已有三百余所，承担了1/3的本科培养任务。独立学院通过利用普通高校优秀教育资源，吸收社会力量办学，有效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解决教育经费短缺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上起了重要作用。与一二本的高校不同，独立学院培养的应该是“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如何使考试评价制度更好发挥为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指引方向，成为当前独立学院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笔者所在的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突出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以管理知识为主，实行多学科交叉渗透，专业知识面涵盖了管理、经济、技术、法学等学科。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学及其他多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特别是以工商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为主，掌握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技巧，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金融单位、各类国有及非国有企业从事管理、教学及科研工作的复合性、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独立学院现行考试考核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不再是专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所谓“精英教育”，所以原有的传统考试制度作为衡量国际化和创新型人才的标尺已经不是很精确了。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以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指向，但其现行考试考核制度仍然存在诸多弊病。具体说来现状如下：

2.1分数考评“独霸天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农业经济管理智慧化、产业化发展，不仅有助于农业资源的优势转化，也有效降低了农业资源流通成本，为农业经济增长、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将结合《中国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一书，分析农业经济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创新农业经济管理策略提供完善的理论依据。由唐忠和曾寅初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的《中国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该书先后收集了北京农业经济学会2015年年底学术年会入选征文和“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学术研讨会征文、部分会员提交的专门论文，虽然文章类型广泛，但均以我国农业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该书充分围绕农业经济发展实际，针对当前农业经济管理所存在的突出难题，结合现代农业发展机遇，提出了可操作性强的发展建议。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结构严谨，框架清晰

该书论述结构严谨、框架清晰，学术性强，书中观点结论科学完善。该书以年会优秀征文为主，包含了大量调研资料和实验案例，书中研究观点清晰、客观介绍了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经验，提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路径，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农业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和借鉴。目前农业经济管理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缺乏现代化、创新性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由于多数农村缺乏系统化的人才技能培训和行业引导，影响了农村经济管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至于多数农村地区经济管理以被动、松散为主，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实难题。其次，农业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充足的发展支持。目前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缺少良好的政策支持、充足的金融服务和生态发展理念，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与电商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较为缺失，农村经济发展难度较大。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单一，加上多数农民缺少良好的担保机制和征信体系，影响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最后，未能形成高效、智慧化的农业经济管理机制。在大数据环境下，用智慧化、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农业经济管理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目前多数农村地区由于信息化建设滞后，未能用智慧系统来开展农业经济管理，阻碍了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容易造成对农产品市场把握不及时，农业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二、案例丰富，内容鲜活

该书案例丰富，论述内容鲜活，覆盖全面。该书以北京市农业经济学会学术征文为主要素材来源，全书学术性突出，覆盖面广泛，是当前客观、全面认识农业经济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中涉及大量基层农业经济管理案例，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创新农业经济管理策略提供了科学指引。因此，结合本书内容，当前开展农业经济管理活动时，要坚持做到：第一，创新管理理念，构建全新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通过充分发挥农业经济管理的多维度优势，优化大众对“农业+”模式内涵及发展规律认知，在产业融合、发展形态和物流配送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创新，凝聚农业经济发展的最强合力。第二，发挥技术优势，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智慧化层级。数据信息是推动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重要内容，有效共享数据信息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管理质量，提高农业服务和农业产品的市场匹配度。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农业经济管理活动，要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智慧技术应用为基础，为农业经济智慧化、产业化发展提供科学、智能依据，推进农业经济向产业化、智能化和现代化目标发展、升级。第三，整合优势资源，补充农业经济发展短板。事实上，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离不开电商平台、智慧物流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支持，只有充分借助各类优势资源，应用智慧、便捷和金融服务等多元力量，才能为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和农村经济效益转化提供有效支撑。通过科学采用PPP模式和金融信贷服务，缓解创新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压力，为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战略升级提供完善、低成本的金融支持力量，实现金融机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多元共赢。

三、聚焦未来，适应发展

该书以农业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农村信贷、生态PPP模式、农业经济协同发展等角度对农业经济管理体系进行全面论述，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做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建议。产业兴、经济管理高效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基础，是当前有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要求。农业经济发展需要高效管理、科学调配，只有构建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体系，研究区域特色、汇总地域优势产业资源，才能有效避免盲目发展、同质竞争，真正提升农业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市场效益。该书以农业经济管理为基础，结合多个案例，分析了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提供了有效建议。在创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时，要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契机，融入市场规律，构建生态高值功能农业，发展现代绿色高效农业，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城乡要素融合，探索新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对策建议。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从美国企业购买芯片[1]。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莫名制裁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就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2]。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公司了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执意单方面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公司极其不公平，中兴通讯公司表示不能接受[3]。由此，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的事件（以下简称中兴事件）正式开始发酵，一时间成为中国民众纷纷讨论与议论的热点话题。对于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做法如何界定、中国将会采取哪些反制裁措施、中兴通讯公司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中国的芯片产业能否在逆境中崛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当务之急所必须直面的。而如何透过芯片产业去看待中国其他的一些产业同样可能会面临的困境，这也许才是中兴事件给每一个中国科研工作者提出的更深层次的考验。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笔者参照中兴事件的问题也做了深度的思考，对于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所存在的类似问题有一些新的感触，并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那么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近期发生的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制裁的事情经过。

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