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技术论文范例

电脑作为信息处理工具，在信息的存储、交流、传播等方面，是目前任何其他技术无法与之相比的，并在教育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出现了电脑辅助教学等新概念。

本人在工作中通过学习电脑技术.并把它和实践结合起来，应用到教学中，取得很好的效果。

一、已有教学资谭的再利用和不断创新

大多数美术教师都认为，中学美术每周只有一节课，每个年级都只有一名教师授课，每年只要教材不变，讲授的内容都几乎一样，而在现行教案管理制度下，教案每年都要重新书写，为了应付常规检查，不得不将教案写的象格式文本一样规范。而用电脑备的教案具有可以随时增添、侧除、修改，存储方便、容量大等很多优点。它既能保留原教案的精华，侧除自己认为不满意的部分，又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学习、借鉴和总结出更为出色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这样教师就从过去的机械性重复劳动转向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创造性劳动中来，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设计教案、查找各类资料上来，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二、互联网资谭的开发和利用

1.网上信忠资源的共享。以往教师备课相对封闭，主要依靠教参及自有资料等有限的几本书。虽然也可去有些地方查找资料，但由于工作繁忙，多数教师很少有精力和时间去书店、图书馆找资料。而用电脑书写和管理教案，只要与神奇的因特网连接，我们就可以登陆相关的网站查看同行的教育论文等相关的信息，下载美术教学所需的图文资料，拓展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是新课程提出的打破学科界限。

2.网上交流和教研。虽然现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应试教育”的影子还不可能完全消失。美术在中学属于“小学科”，很多学校一般只有二名左右美术教师，势单力薄，学校对非统考学科都不怎么重视.把“小三门”(音体美)简单地划分为一个教研组。学校和主管部门也很少组织和开展这方面的交流活动，美术教师进行交流和研讨的机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网上交流的形式，登陆相关网站共享互联网资源，参加网络学术论坛，利用电子邮件进行业务上的交流。时空将不再是交流的障碍，美术教师交流的机会将大大增多，从而使美术教学可由封闭走向开放。

本文作者：龙丽娜 余扬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一、日本动画教育课程内容和中国动画教育课程内容比较

1.中国动画学校的课程

中国的动画专业主要设置在各类大学，包括公立大学，民办大学，学校教育制度分为4年制和2年制。日本的动画专业，主要设置在大学和专门学校。其中大学多为4年制，专门学校多为2年制。大学的动画专业和中国一样，除专业课程外，还包含基础教育课程（公共课）如美学论，外国语等。2年制的大学，如专门学校，主要以专业课程为主，注重学生的实际制作能力，没有基础课程教育。目前，在中国的动画教育在教学实践中，部分学校还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没有使用统一的教材，也有部分学校没有教材。下面就对中国各大学的动画教育的大致教育课程做简单介绍：(1)专业教育课程第1学年素描色彩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线描电影论动画概论第2学年素描色彩透视人物设定运动规律插画场景设计第3学年雕刻定格动画漫画技法3D技术（3DMAXMAYA）网页设计FLASH动画第4学年毕业作品毕业论文(2)基础教育课程第1学年英语古典文学法律基础体育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道德思想修养政治经济学现代文学中国美术史第2学年外国文学外国美术史形势与政策体育思想概论艺术概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第3学年形势与政策美术学概论邓小平理论音乐简史戏曲鉴赏

2．日本动画教育课程

（1）四年制大学

东京工艺大学动画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专业，东京工艺大学的教育体系有着与动画有关的广泛领域的综合教学理念，在动画学科实行综合的动画教育和研究。主要通过从对传统动画的制作技法的学习和实践制作到数字化电脑技术的运用及表现方法的学习，通过对动画与之相关的广泛领域的详细了解，充实动画知识面，注重综合素质培养。1）专业教育课程第1学年动画特别讲座A（选修）动画概论A（选修必修）动画史AB（选修必修）动画技术论ⅠⅡ（选修）基础演示ⅠⅡ（选修）基础造型实习（选修）动画表现基础（选修必修）电脑基础ⅠⅡ（选修必修）动画Ⅰ（选修必修）剧本基础（选修）动画背景Ⅰ(选修)素描A（选修）基础技法AB（选修）第2学年动画特别讲座BC(选修)发达心理学（选修）电影史AB（选修）动画史CD（选修）漫画论AB（选修）动画心理学（选修）动画构成技法（选修）新媒体AB（选修）素描Ⅲ（选修）3D技术设计Ⅱ（选修）第3学年领域研究（选修）动画特别讲座D（选修）电影构成论（选修）广告媒体论（选修）设计论（选修）著作权制作论（选修）电视节目制作论（选修）电视剧论（选修）动画演示课（必修）新媒体C(选修)动画制作（必修）第4学年毕业创作研究（必修）2）基础教育课程工艺制作艺术学A照片学概论B影像学概论B设计学概论B媒体表现概论B漫画学概论B艺术学B美学美学心理学艺术学色彩学视觉传达论西洋美术史A日本东洋美术史A西洋美术史B日本东洋美术史B造型心理学认知科学艺术学特别讲座美术史特别讲座现代艺术欧美话剧论文艺理论音乐学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日本文化史造型基础学图像和数字物理学概论光和视觉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外国文学社会和思想等

第一篇: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管理研究

【摘要】伴随着现代的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发的重要。本文就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管理的计算机应用展开了研究。

【关键词】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管理；计算机应用

引言

在当前的社会中，现代的网络技术已经使用的越来越广泛，同时人们对于网络信息安全也更加的重视，在现今网络中信息的安全问题还存在着许多的隐患，网络病毒的传播、黑客的入侵等，都会对现在的网络领域造成破坏。这些问题也是限制网络发展的最大障碍。

1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意义

当前网络信息的安全是整个网络最为重要的工作，在网络中进行严密的网络信息安全预防措施，可以有效的杜绝电脑信息的被篡改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防止电脑黑客的入侵中，只有提高电脑的信息安全防御技术才能保证电脑的信息不被黑客入侵。其次只有计算机的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不断的进步，才能有效的预防电脑病毒的破坏[1]。

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6]32号）》，提出了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制订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国的动漫产业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形成，然而，面对动漫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教育问题，如何结合民族地域特点发展动漫产业等系列问题，却鲜有学者深入研究。本文以广西民族动漫教育的发展及发展模式做综合论述，以之抛砖引玉。   一、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分析   我国动漫市场的需求在迅速扩大，然而国内目前的产业发展现状无法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国内动漫产业处于起步阶段，自主研发和原创能力较低，与国外动漫产业相比，我国动漫业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这导致国内动漫市场以引进、加工、运营为主。在中国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作品中，日本占60％，欧美占29％，相形之下，中国原创的动漫，包括港台地区的比例只有11％。   这种市场格局，显然是不利于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内动漫市场长期被国外厂商占据是令人担忧的，在青少年至为重要的成长期，动画片对他们的文化熏陶和人生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动漫流行的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成长受到欧美、日韩文化影响太大，意味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和价值观不能有效地传递给青少年，从文化的层面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幸的是，政府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为此，决定大力发展和扶持国内的动漫产业。其中的一个大力举措就是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性文件，从体制、政策、市场管理上促进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发展。紧接着国家广电总局研究制订了《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增设了少儿动画频道、扩大了少儿节目中动画的播出时间和播出数量，同时要求每个播出动画片的频道中，国产动画片与引进动画片每季度播出比例不低于6：4。可见，政府对国产动画业进行了“幼稚产业保护”的倾斜政策，创造了对国产动画片的大量需求，同时也抑制了国外动画片在中国的进一步进入和拓展。与此同时，文化部从政策法规、财政资金以及对国外的游戏进行审查等多方面来支持国内动漫产业的发展。由此国内动漫产业正在迎来迅速发展的契机。有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2000家省市电视台所规定的国产动画片播出时间为6万分钟，而达到播放要求的原创动画片供给量则只有2万分钟，尚有4万分钟的缺口，这几乎是中国动画片年产量的两倍。据测算，中国今后每年国产动画片的需求量将达到25万分钟，而现在国内每年制作的动画片总量只有2万分钟左右，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为国内动画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并且，按国际动画产业的一般规律计算，如果完成每年需要的国产动画片26万分钟的总投资，则存在着大约150亿元动画片相关产品收入的市场规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教育向高科技、数字化方向发展，需要大批量动画及多媒体数字化制作人才。另外，我国是个电视拥有量大国，根据我国电视行业的发展规划，从2005年起至2008年逐步由摹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化，直到2015年全国全面实现数字化电视的发展目标。届时，电视节目量是现在的几百倍，它需要更多的动画片头制作、动画广告宣传片及更多动画娱乐片的制作与播出，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我区电视台动画制作还处在空白，基本是由外省人员制作的。随着我区电视向数字化转变，节目信息量的扩大，将由现在可收视三十多个节目发展到三百套节目。因此，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动画制作、动画广告、动画宣传片的制作，以及大量的卡通动画片的制作与播出。因此，这给动画人才的培养带来了新的契机。另外，网络游戏和软件开发正走向成熟，动漫与游戏在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早就形成动画———漫画———游戏三位一体的循环产业链。我国的游戏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在短短三、四年间，已初具规模。2003年全国网络游戏出版市场实际销售达13.2亿元，拥有用户1300多万，85%是青少年群体。较上一年增长近五成。仅2009年上半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近90%。网络游戏所以能发展的如此顺利而快速，主要得益于它的消费市场巨大，而且不断增长；同时，手机彩屏的动画制作亦需要大批的动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亦起到重要作用。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大环境中，由于广大青少年热爱动漫，形成动画生源有增无减的画面。在上述情况下，结合广西民族文化特色，调整广西动漫教育结构，对于促进广西动漫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广西民族动漫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结合广西的民族文化特色，我们认为广西发展动漫教育必须走特色发展道路，而特色发展道路必须与广西地域民族文化特点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广西民族动漫教育模式及其产业。由于市场对动画人才的需求量大，国内很多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开设动画专业，对广西的动漫教育形成竞争。目前，广西设立动画相关专业的本科院校有广西艺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院校，其中以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动画专业（广西区内唯一获得教育部批准的动画专业）拥有最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办学也最为悠久，成果最多。总体而言，广西区内的动漫教育存在着专业建设重复，设备投入重复等问题，且各院校各自独立发展，缺乏科学统一规划，不利于提高与扩大广西动漫教育的系统发展，也不利于广西动漫教育形成有力的社会竞争力。为此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对广西区内动画专业进行宏观发展调控，整合现有资源，加强硬件建设，充实教师队伍，把各个院校的师资和设备整合，成立广西动画学院或者动漫基地，提高动漫教育层次和规模。   2.开展产、学、研一体化教研体系，促进动漫教育的发展。无论从国内还区内的形式看，建立广西动漫产、学、研一体化教研体系对广西动漫教育及其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除注重教学、科研之外，积极与社会有实力的公司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建立动漫实习教育基地，是一条有效的产、学、研一体化教研模式。通过这种教研模式将有力促进动漫教学成果转换成社会成果，同时，社会成果的获得又可以反过来促进动漫教育的发展，实现双赢局面。#p#分页标题#e#   3.注重广西民族动画作品的研究与开发。有计划地选择具有广西民族文化特色的故事改编成动画脚本进行动画短片创作。动漫作品通过特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虚构出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巧妙地迎合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心理诉求，因此，研究与开发具有广西民族文化元素的动画作品，对于培养广西动漫产业，促进广西动漫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4.注重民族动漫理论的研究。一是立足于挖掘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设计资源，探索动画艺术设计新风格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多年开展对广西民间民族设计元素的规模化收集和研究，强化设计教育中的民族、区域文化特色，把民族设计元素研究融入到专业课堂教学之中。通过学生下乡采风、收集整理，并在课堂中进行教学，设计出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动画艺术作品。二是重视审美理论与动画创作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注重动漫艺术理论及审美能力的培养。三是重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教材建设，不断深化民族文化教材建设，出版和发表有关动漫教育的教材、论文等，建立起动漫教育的教材体系。   5.注重民族动漫市场的开发。首先要进行广泛的市场调研，找准市场的定位，使我们所创作的动画作品适应社会需要；其次，我们在进行民族动画故事的编写时，不论是在故事的情节、人物的性格、矛盾的冲突、角色的设计等方面，注重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同时，还应注意尊重动画艺术其本身的艺术规律，如寓教于乐、故事性强、视觉冲击力强、信息量大、节奏快等，从而增强动画作品的感染力，有效地占领市场。另外，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有利契机，让具有民族特色的动漫作品起到宣传广西，从而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将广西动漫产业及动漫教育推向东盟，逐步走向世界。   三、广西民族动漫教育的基本教学模式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广西动漫教育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广西少数民族艺术资源，探索动漫教育教学的新风格。我们认为，广西动漫教育要在坚持教育中心地位的同时，强化设计教育中的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对课程进行改革，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一定比例民族设计元素的设计与研究课程；逐步建立民族设计元素资料库，把民族设计元素研究融入到动漫专业课堂教学中。通过学生下乡采风、收集整理，并在课堂中进行教学，设计出具有广西民族特色的动画艺术作品。基于目前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动漫大制作、大投入的项目不难现实，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广西动漫教育过程中需要突出“小、快、灵及民族品牌”的教学模式：“小”就是以我们目前的设备和师资条件制作短小精悍的动画片、动漫广告和宣传短片。各高校通过与电视台或出版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项目化的形式为他们制作一些小节目、动漫系列短片，向全国推广，从而逐步创建我们的动漫作品品牌。“快”就是尽快扩大知名度。通过免费为电视台制作动画小品（成语小故事、小幽默或公益性动漫小广告等），定时定期播出，打出我们的品牌，逐步占领市场。“灵”就是采取灵活的教学方针。在实际教学当中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动画专业造型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有扎实二维卡通动画、三维动画的造型基本功和专业的设计能力；其次是对学生电脑技术的培养。（它包括有电脑软件的运用和制作，后期编辑制作等）。   树立动漫教育的民族品牌是广西动漫教育发展的基本特色，如刘三姐品牌、漓江品牌。我们认为对动漫作品的创作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将我们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神话传奇故事、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故事传说改编制作成短、小、精悍的动漫系列作品；其次，可将这些动漫故事里的主要角色造型，开发成相关的周边旅游产品，推向区外及东盟各国，从而达到宣传广西、突出广西的目的。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大数据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在对网络海量信息统计的基础上做技术性的分门别类，以便在特定目的要求下，进行有效便捷的利用。这一技术同样可服务于编辑的选题策划工作。众所周知，选题策划是学术期刊的灵魂和基石，对学术期刊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编辑获得对选题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大量信息时，就需要利用这一技术进行筛选整合，最终实现选题策划的目的。本文正是围绕大数据时代的这一特征，对信息给选题策划所带来的便利性及选题策划工作的具体实施进行说明。

一、选题策划工作的意义

选题策划是办刊人员根据本期刊的办刊目的、发展目标和读者群确定统稿主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栏目设置和统筹稿件的创造性工作。为了更好地进行选题策划，编辑都要进行相关的信息采集，并为策划提供思路和素材；在确定选题后，约稿、组稿都是对选题策划的落实。首先，选题策划是办好学术期刊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期刊得以发展的重要举措。学术期刊要实现自己的影响力，要办出鲜明的特色都离不开好的选题策划。在这个意义上，选题策划是刊物的灵魂和核心。如果学术期刊确定的选题具有特色，还具有学术妥当性，那么，就能吸引更多的作者投来高质量的稿件，进而吸引较多的读者，最终获得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其次，选题策划是编辑主动进行的一个创造性工作，是编辑“主体性”或“主体意识”的实现方式。选题的确定是编辑在掌握信息基础上的智力成果。在统一选题之下，编辑对相关文章进行选择和组织，使期刊的特定内容能够有机地统一起来，具有学术逻辑的连贯性与整体性，避免内容的割裂和随意。这一过程中，编辑的主体性和主观意图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选题策划也是期刊学术特色的体现。毋庸置疑，选题策划体现了一个刊物的学术目的，是期刊对相关研究领域学术现状和未来的洞察和看法。选题策划的计划性和整体性使所组文稿在主题上具有强烈的关联性。通过这些特性，使期刊呈现出强烈的区域和理论特色，并将自己与其他刊物区分开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定位，最终有益于期刊形成自己的优势。总之，选题策划是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期刊工作因为选题策划而具有了发展的目标和工作的方向，具有了主观能动性和明确的学术追求，不再盲目和被动，刊物的质量也因此会大大提高，极大地提升编辑工作效率与刊物的社会影响力。

二、大数据时代对学术期刊选题策划带来的便利

“大数据时代”让获取信息便利起来，同时由于信息分类技术的帮助，人们也不会觉得如此繁多的信息庞杂无章，相反却给人们利用信息提供了帮助。因此，大数据时代也会对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工作带来便利。

（一）海量的信息

大数据技术是基于海量信息，并依据特定的分类标准对相关信息进行选摘和分类的工作。大数据时代与前数据时代除运用分类技术方面具有相似性外，在其他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大量的信息可以快捷地传动到最终接受者那里而不受成本约束，同时，接受者可以直接接触到原生性信息，而不是因受制于传播成本而经过选摘和编辑过的二手信息。就此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使得“传播的约束机制从单向度的话语设置和传播手段的封闭性使用向强化个人话语权和传播门槛降低个人广泛参与转变”［1］。此外，信息传播的主体范围扩大，这也是大数据时代“自媒体”发展的特点。这些技术和社会性特点结合在一起，大量的、全面的直接信息不受时空限制得以传播，编辑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资源，并从中发现更多且更有价值的选题机会和选题要素。

作者：威廉·亚当斯   20世纪60年代前有关分类的大部分论文都是由繁忙的田野工作者撰写的，他们在日常基础上创造和使用分类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革命将一批新理论家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们相对来说对考古学理论问题要比实践问题更感兴趣当时对分类提出的问题是，它们是否符合科学标准？就这些兴趣而言，它们与实用无关，“类型学大辩论”从实践者手里传到了理论家的手里，大体就如今天所见。接下来我们见到的是许多纲领性陈述，它们几乎无法转化为田野实践。   理论革命起步不久，就被电脑技术的方法论革命所超越。这很快使考古学分类变得时髦起来，并延续至今。暂不考虑特定目的或特定问题，考古学家不加选择地从自然科学如数字分类学和因子分析中借鉴和应用演算方法，经历了十年令人沮丧且毫无回报的实验之后，许多人坦承，用管道工那里借来的工具做木匠活并不理想。然而，考古学家一直缓慢地构建适于他们自己目的的演算方法。   甚至今天，有些人仍对“自动分类”的乌托邦念头执迷不悟。   我们有不善言表的成功田野工作者曾经试图为他们的研究寻找描述的话语，今天我们经验丰富的理论家则设法如何饯行他们的说法：也即为他们电脑设计的分类能够切实致用。结果，克拉克洪在1939年的告诫今天看来要比在50年前更加贴切：“类型学越来越多，却并未明确注意到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面的回顾极其约略，但简单的历史梗概还是必须的。当然，在每个阶段，总有激烈的讨论和异议，总会出现与时代主流相左的声音。不过我相信，我较公正地描述了北美“类型学大辩论”的主流。我的观点大体上比较接近邓内尔最近较全面回顾中发表的观点。   努比亚的经验   在此和其他地方，我自己对“类型学大辩论”的贡献，在概念上属于它较早而非晚近的阶段。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未受过正规理论训练的田野考古学家，试图找到方法来表达我的想法。我一直干得不错。就如埃里克•沃尔夫所言，“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理论家。我的主要兴趣是想解释我所见的事情，我会把我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只要我认为它有帮助”。   我早年在北美西南部的田野工作中，我拥有许多早已确立的分类和类型学优势：特别是最初由艾尔弗雷德•基德建立的阿纳萨齐文化分类，以及科尔顿的各种陶器类型学。就像其他田野考古学家，虽然我很快意识到这些方法的不足，但是我也发现它们还是足以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当1959年我被要求组织苏丹努比亚地区将被阿斯旺水坝淹没区的抢救考古学项目时，我发现自己在格里芬、科尔顿和其他美国类型学先驱半个世纪前的原地踏步。   我花了几个月来组织调查和发掘计划，毫不夸张地说，这片区域含有年代上从旧石器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的几千处遗址，而入手方法只是年仅五十的墓葬类型学。对于我来说，不仅必须设计出在如此广阔而多样区域内进行采样的策略，而且要构建一种分类系统，以便将成果呈现给公众。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构建、完善、有时放弃了好几种陶器类型学、一种房屋类型的分类法、一种教堂类型的分类法、一种努比亚文化阶段的分类法。大部分这些方法形成比较仓促，有时上手时仍很笨拙，但通过不断完善，它们今天已在尼罗河流域被普遍采纳。不过，我的各种类型学仍在不断完善，只要有新材料出土，就将持续完善下去。   虽然，它们起初是在抢救工作中极为仓促开发的，但是我认为，我的各种努比亚类型学的“自然史”与目前使用的各种其他分类方法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正是有了这个经验背景，我才能在此和在一本专著中讨论和批评考古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尽管在书中我主要关注对实践的介绍，但是本文我主要关注对理论的批评。我的目的不是想对“类型学大辩论”过程中讨论的许多理论问题得出一个最终结论，因为我认为大部分问题至少单凭讨论是无法解决的。几乎每种分类在某些条件下说是成立的，而在有些条件下就不行：几乎所有事情在某些情况下可行，而在某些情况下就行不通。我只是想看到“类型学大辩论”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对于田野考古学家的工作来说，不仅要开发分类法，而且要年复一年和天复一天地应用它们。   问题的综述   那么，理论文章错在哪里呢？最简单的答案是，它是理论性的，因此并未切中田野考古学家的难处。这些主要是信息和判断的问题，它们是无法在理论层次上解决的。但是，理论本身有许多公认的缺点。首先我将约略介绍它们，然后逐一做较全面的思考。   第一，缺乏一套概念化的语汇。用“分类”一个词来指称几种不同的概念，如分类（classification）、类型学（typologies）和分类学（taxonomies）。同一个词被用来指称两种很不同的过程，即分类（classify-ing）和指定类型（typing）。   第二，这些文献都没有认识到类型概念极其复杂。它们并非简单的鸽子笼，它们也非笼里的鸽子，也非贴在笼子上的标签，也非鸽棚里鸽子笼的位置。它们是所有这些及其他东西的总和。   第三，不曾探究过类型与类型学的相互关系。类型学并非各种类型的总和与混搭，它是一种类型系统，这些类型部分是根据与其他类型在系统中的关系来定义。而且，总的来说该系统的结构特征对于该系统内的这些构成类型，是被施予的和做了适当调整的。   第四，不曾系统分析过变量和特征与类型之间的关系。变量有好几种———内在的、背景的和推断的———它们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类型的定义。   第五，统计学和电脑对开发类型学，或至少是实用类型学的潜能被过分夸大了。统计学上重要的变量群对于确定一个类型是需要的，但并非一个充分的条件，统计学的意义也是一个程度而非绝对的问题。#p#分页标题#e#   第六，对于目的问题存在普遍的漠视。尽管许多考古学家原则上承认类型学是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必须从这些目的来加以评判，但是不曾系统探究过考古类型学如何为不同目的服务，或者这样做会如何影响到变量和特征的挑选和取舍。   第七，就抢救考古学家的立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完全漠视实用性。这不只是分类程序是否完全可行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它们是否承担得起，以及是否能证明金钱和时间物有所值的问题。   专业术语的问题就如我上面提及“，分类”一词有许多含义。我将对分类、类型学和分类学加以区别来厘清这些专术语之间、以及在分类（classifying）、指定类型（typ-ing）和归类（sorting）过程之间的混淆，它们有时都被叫做“分类”。开始，我只关注基本的、缺乏等级特征的分类和类型学。它们是分割的系统，其中所有单位（种类和类型）是被作为相同的抽象级别来处理。等级是次要的，在大部分考古分类中并非一个基本特点：这是类型建立之后的做法。   分类是概念系统最普通和广义的术语。在我的用法中，分类是门当户对的一批范畴，它们彼此以一种“平衡对应”的状态存在。分类是一种形式和限定语言（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语素），它有别于自然语言在于它是一种有界系统（这就是说，每一分类是对某种东西而非对其它东西的分类），它的单位（种类）在概念上相等，没有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同义，或全部归入其他单位之下。   类型学则是特殊的分类：其目的是挑选各种东西归入彼此不容的范畴之中。根据这种用法，大部分通俗分类甚至科学分类都不是类型学：它们用于交流目的，而非挑选不同东西归入各个范畴。甚至在科学交流中，“红色”与“橙红色”范畴的重叠常常也无关紧要，即这些术语可能或不会在同一抽象层次上使用，因为我们很少因这些实体呈红色或橙红色而被要求对它们进行区分。   与其他分类不同，类型学常被用来作为统计学总结和比较的第一步，正因如此，它们拥有其他分类所没有的特征。首先，它们必须有较严格的界定，于是明确哪些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归入该系统之中。   其次，它们必须囊括所有东西，每件东西只能归入一个范畴。通常，这还要包括一个多余范畴，或“不属于上述范畴”的范畴。第三，这些范畴必须彼此互不相容，所以可以将每件东西归入一个范畴。   类型学还有其他与统计学要求明显无关的系统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单位的等效性（认为每种类型与其他诸类型一样重要），单位的等距性（不必考虑类型之间的异同）和单位的独立性（认为任何类型的存在与缺失并不取决于其他类型的存在与缺失）。这些假定常常与我们的常识相左，因为我们实际上知道，某些类型要比其他类型来得重要，比如类型A要比类型C更像类型B，以及除非存在类型A，否则类型B就不大会出现。但是，等效性、等距性和独立性的假设是所有分节系统的特点。我们说，一种类型学是物体的一种分节系统，对于考古学家而言一般是指器物。   请注意，根据我的用法，几乎所有器物分类都是类型学，而大部分“文化”和时期的分类却不是。   多瑙河III期或希腊青铜文化早期并非严格的分类范畴。至于某遗址或遗址的某组构（component跨度很长遗址中的某时段居住层———译注）可以称为一种类型。这种做法很常见，对于描述目的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一个遗址的栖居从多瑙河II期一直延续到多瑙河IV期，或某特定组构介于希腊青铜文化早中期之间，或某遗址看上去基本为阿纳萨齐文化，但带有强烈的莫哥伦文化色彩。文化分类和器物类型学的这一重要区别被许多学者所忽视，他们将两者作为相同概念来对待。本文特别关注器物类型学，讨论的问题与文化分类十分不同。   分类学是指具有等级特征的分类和类型学，也就是说该系统中的基本单位要么聚合成较大或包容更多的单位，或者（比较少见）分成较小的单位。   这种操作在生物学分类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于被认为是基本的特征，确实生物学家常常可互换地使用“分类”（classification）和“分类学”（taxonomy）这两个术语。但是，在考古学中绝大部分器物分类并没有等级的维度。而且，如果存在等级，几乎总是一种次级特征，即在类型确定之后，对这些类型再做区分。一般来说，考古学分类法只是一种“种类的分类”（classificationofclasses）。通常，这是在类型之间指示关系的一种做法，由于类型等距的原则，在一种基本或单一层次的类型学上有些事是无法做到的。   排列（seriation）作为一种操纵类型的方法也值得一提。排列过程常常与分类相伴，而许多器物类型就是专门为排列目的而构建的。不过，排列本身不是一种分类过程。它是对先前创建类型的一种线性排序，然而不同于分类学，它并不创建新的分组或种类。分类学和排列是两种重要的类型排序法，前者是一种分类过程，后者则不是。   现在谈分类过程，我们又见术语的混淆。“分类”一词通常指两种不同的活动：创建范畴（我称之为分类）（classifying），将东西归入范畴（我称之为指定类型和归类）（typingandsorting）。将一件东西放入一个类型范畴是指定类型（typing），将一批东西有序放入不同类型范畴是归类（sorting）。   在考古学文献中，对这些十分不同的操作几乎不加区分。结果，这就无法认识到分类和归类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好比又制定游戏规则，又在玩游戏。不管纸上制定的规则如何精确，但是到田野里它们的解释总是问题多多。   由于文化现象明显具有一种过渡状态，因此绝大部分器物类型是根据标准或主要趋势而非绝对界线来定义的。这意味着，在归类过程中，总是需要武断决定那些困难的界线。大部分田野考古学家必须在归类中凭借经验方法，致其无法严格与类型标准相合。但重要的不是与某些抽象定义保持一致，而是要在同一人和不同人之间的操作中保持一致。#p#分页标题#e#   类型概念的复杂性   “类型学大辩论”从一开始就为虚假而误导的两分而抓狂：“自然”分类与“人为”分类、基本类型与操作类型、直觉类型与合理类型、归纳与演绎、归并与分割、器物归组与特征归组、范式排序与分类学排序、经验分类与实证分类，难以尽述。实际上，绝大部分类型和类型学都有这些特点，并包含了所有这些过程。所有类型基本上是客观定义的，但是操作上如不方便就会不予采用；它们大部分初步立足于形态，随后通过合理分析而具体化，它们一般通过一种归纳与演绎、器物归组与特征归组、归并与分割的持续辩证或反馈过程而发展。   我认为，虚假的两分表明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类型概念的复杂性。每种认可和有用的类型，从根本意义上，是许多基本而独立组成部分的内在结合，这些部分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概念的，而有些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说，一种类型必须由东西构成，再加上我们借以交流自己想法的词汇或图像。根据我的分析，下面是“类型性质”（typehood）所有基本成分。   类型概念   这纯粹是“类型”的思维方面：一批有关性质和特征的想法，使得我们都能够思考它们，并将其置于同一标签之下。在考古学中，我们的类型概念总是涵盖两个要素：类型成员应该怎样的概念图像（类型共性），还有哪里能够发现这些类型、它们的功能如何（类型含义）等想法，类型描述一种类型概念必须被两人或更多的使用者所共有，必须能以类型描述的方式或语言或图像表现进行交流。为了最大的识别功效，一种类型描述一般要举出该类型大部分或所有的已知特征，不管它们能否在外表看出来。   类型定义   虽然每种类型有许多与其他类型不同的特征，但只有少数特征将它与其他类型分开。尽管一种类型描述会列举便于鉴定的所有特征，但是一种类型定义仅提那些具有鉴定意义的综合特征。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之处，即尽管理论上分类是一种定义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大部分考古学类型从未给予式样上的确切定义。它们给予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并认为定义就在其中。确实，每种类型如要与其他类型正常区分，那么它必须具备排外性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每种类型在理论上拥有一个定义，即便它常常没有予以陈述。   类型名称   类型描述和类型定义一般对于交流显得过长。于是，每种有用的类型通常会有一个几个字组成的名称，部分是描述性的，但绝非完整。   这种类型名称就是经常用于我们讨论和书写的类型，为描述、定义和类型成员本身而显示共性（在某类型学中，类型采用标签而非类型名称）。标签与名称不同之处在于它缺乏具体描述：它纯粹是武断的数字、字母或其他符号、或所有这些东西的组合。   标签的好处只是比名称短，因此比较方便对不同类型材料编码。   类型范畴   一种类型理论上拥有一种描述、一个定义和一个名称，无需参照任何其他类型。但是，根据我的用法，每个类型也是一个归类范畴：一个较大鸽棚中的一个鸽子笼，放在这个鸽子笼里的东西与其他鸽子笼里的东西不同。请注意，为了方便表述，我们不说放在某类型概念、描述或定义里的东西，而是说放在一个类型范畴里的东西。一种类型范畴表示“类型性质”的系统论维度，一种类型在一个较大分节系统中的位置。   类型成员   明显的是，没有具体成员的类型并非实用类型。如果一个归类范畴没有东西可以归类是无用的。类型成员就是“类型性质”的有形维度，被鉴定为与某特定类型描述或定义相符的东西，可放入该类型范畴，并用该类型名称称呼。   在我看来，前面均为有用类型的基本特征。当我们在考虑和谈论一种类型时，我们会在脑子里呈现“类型性质”的一些特征。当我们使用“泽吉彩陶”术语时，我们有时考虑它的类型概念（泽吉彩陶是凯彦塔文化彩陶的一种变体）；有时考虑它的类型描述（我们能够从一条橙色条带上的红黑设计辨认泽吉彩陶）；有时考虑类型范畴（该碗是泽吉彩陶而非凯彦塔彩陶）；而有时考虑类型成员（将泽吉彩陶片放入第三个抽屉）。   而且，我们不能将“特征性质”任何一种特征归入其他特征名下。不幸对于我们严谨和简洁的意图而言，“特征性质”诸特征之间的关系是变化无常的。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为我们的类型成员添加新发现，它有异于先前的成员，而无需变动原来的类型描述、定义和名称。也有可能改变描述、定义或名称，而无需添加新的类型成员。大部分有用的类型一般都经历过小修小补的过程，试图将我们的概念、器物和描述彼此更加接近。   除了“类型性质”诸项特征，所有类型还有两项基本特质：这就是共性（identity）和含义（mean-ing）。明显的是，任何一种实用类型首先应当易于辨认，但是它也应具有与目的相关的某种含义。涵盖公元1050到1100年间查科峡谷所有陶器的一种类型，有含义但难以辨认，而包含所有刻戳痕陶片的类型是易于辨认但毫无意义的类型。   共性和含义以不同方式彼此相关。在同一系统中，某类型拥有自己的共性与其他类型有别。某类型在其自身类型学中可与其他类型相区别，但却未必能在其他类型学中与其他类型相区别。另一方面，含义与类型学目的相关。相同类型在某类型学中富有含义，但在另一类型学中会毫无意义。包含所有碗的一种陶器类型对于断代目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碗的制作跨越各个历史时期，但是它在功能类型学中是有意义的。   要注意，东西兼有各自和类型学的共性，并有各自的和类型学的含义。每件东西具有一套特征的组合，使得它有别于其他东西，而它的个体共性是这些特征的总和。鉴定一种类型成员的特征可能比较有限，它的类型学共性就是这些特征的总和。对于制作者和使用者，每件东西也具有某种含义，但可能与我们类型成员的含义有别。我们应时刻牢记，器物是由已逝先民为他们的目的制作和使用的，我们未必知道这种目的，而类型学是按照我们的目的而创造的。#p#分页标题#e#   以公元13世纪亚利桑那印第安妇女制作的红色和橙色陶碗为例。我们相信，它主要是用来盛放和奉食玉米粥，虽然它有时也会被用来展示陶艺，以及向邻居炫耀体面的家什。这些都是陶碗的自身含义。但是，把它们叫做“泽吉彩陶”类型，是由科尔顿和哈格雷夫于1939年创建的，而其类型学含义是“公元1225至1300年间在泽吉峡谷制作的陶器”。显然，这些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并未顾及陶器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对于类型概念的复杂性再说一点，这就是它们大部分是多特征的。在绝大部分类型学中，并没有特定标准指明什么构成一种类型。有些类型由某些标准定义，而有些则用其他标准定义。在这点上，起码在前20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自戴维•克拉克在1968年首先指出以来，考古学类型的多特征性大体（虽然没有普遍）已被接受。   类型与类型学的关系类型与类型学的关系好比词汇与语言的关系，后者有一套规则来规定前者。而且，因为类型学是一种系统而非类型的集合，因此作为系统它必须条理清楚，但同时各类型必须一致和具有含义。两方面未必涵盖对方。   在某种情况下，系统论的因素被漠视，我们会发现，各类型的正当性和可鉴定性无需参照同一系统中的其他类型来讨论。结果，有些类型学包含了部分重叠的类型。例如，在格里芬的古堡陶器类型中，有可能将相同陶片分出两或三种类型。   在电脑创建的类型学中，则是另一种情况。电脑不允许系统的模糊性，它们构建的类型学是完全合乎逻辑和一致的系统。但是，电脑也无法判断问题的恰当性，常见的是，它们创建的“类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变量、特征与类型   自电脑出现以来，这些方面的概念上有了重大进展。所有电脑分类项目，对各种特征都需有一个系统识别，而这使得特征及彼此关系的分析更加严谨。事实上，过去常常并没有对变量与特征进行区分：两个术语可互换。如今我们明白，广义上，变量是维度（dimensions），而特征是对这些维度的衡量。   比如，“颜色”是变量，而“红色”是“颜色”变量的一种特征。   还有一些区别。“分类”中变量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是质的区别（如颜色与形状），而同一变量特征之间的差异基本上是量的区别。也就是说，尺寸、形状、颜色等差异一般可以用度量形式来表述。其次，变量无所不在，它们总会在系统的每件器物上表现出它们的特征。另一方面，特征存在是排他的，某特定变量某种特征的存在，意味着所有其他特征的缺失（一件器物不可能既绿又红，或既长10厘米又长20厘米）。第三，变量一般彼此独立；一种变量的式样未必会影响其他变量的式样。另一方面，特征是相关的，因为一种特征的存在就排除了其他特征。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变量和特征选择的方法通常有所不同。虽然两者总是由分类者从广泛的可能性中挑选，但是挑选的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有所不同。变量主要是根据含义选择的，例如，陶器分类中常有“颜色”变量，但石器分类就没有，因为它对前者有意义，而对后者就没有。就“破碎”而言则相反，它对石器是有意义的，而对陶器就没有。在两种情况里，变量的选择并不取决于其可分辨性，而是取决于它们是否可望为某种特定目的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方面，特征主要是根据共性来选择的，即它们是否能与其他特征分开。我们会在陶器分类中选择“颜色”作为变量，因为我们发现它很有用，但是我们是否进一步将“颜色”细分为“红色”与“棕色”，或分为“红色”、“棕色”、“褐色”和“灰色”等更细的区别，则取决于划分颜色的规则是否始终能予细分。简言之，变量主要是根据含义标准，而特征主要是根据共性标准选择的。   一项重要的推论是，变量可以不考虑某批材料对象而做选择，而特征就不能。在对某批材料分类时，在选择特征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有哪些特征，哪些特征能够加以区分。结果，分类无法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完全先验地以一种“特征聚类”的过程进行。定量的“器物聚类”必须首先要看有哪些特征，能否加以区分。   即便电脑编程厘清了变量和特征，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但这未必能增进我们对这两者关系以及据其所定义类型的了解。相反，电脑编程即认为，特征聚合就是类型，不管它们是否有具体的表现，也不管它们是否易于分辨，甚至不管它们是否有用。这种颇为武断的看法源自用特征聚合来创建类型的实践，这种做法在电脑使用前很罕见。大部分早期的器物类型开始是用器物聚类构建的，而类型学的构建一般包含了阶梯式的区分，从逐步排减的材料中依次挑选类型。   虽然特征聚合或器物聚合、甚至直觉都可以作为类型学的起点，但没有一种能单独胜任。如果我们以理论定义（例如由特征聚类提出的定义）为起点，我们必将确定，是否有我们所定义的器物，是否它们始终能与其他类型成员相区分，以及什么是它们的所有特征。根据这些发现，我们会想改变或扩大最初的定义，然后向原来的采集品中增添新的材料，进而重新定义，等等以至于无穷。这就是我所谓的类型学发展的辩证法。   电脑和特征聚合做不到的，是满足选择的基本需求。一种包含所有变量和特征的类型学，甚至对于电脑，实际上也无法做到，它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类型”。一种电脑编程有助于挑选特征，因为它能显示哪些特征与某些东西并存或共同变化。但是，它无助于选择变量，因为，这取决于我们想了解什么———这是机器无法帮我们判断的。 

作者：雷怀英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21世纪，国际经济往来频繁，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们面临的将是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一方面，工商管理教育同其他普通产品一样需要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近年来，国外教育机构利用联合办学、远程教育等模式纷纷来抢占我国的教育市场，教育产业的生存发展需要工商管理教育沿着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教育改革。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提高了企业管理人才的标准，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是企业生存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工商管理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可见，根据工商管理教育的国际化趋势，进行管理教育改革既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工商管理教育生存发展的需要。

1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管理人才培养理念的影响

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渐扩大，涉及面广而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行发展，投融资渠道和领域多元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生存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经济环境，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受到空前挑战，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不断涌现，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沉着的应对能力。这就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能审时度势，以市场需求为基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理念和目标。

1．1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转变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表明，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管理教育应该从传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通过使用经济学、统计学、行为科学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分析手段和概念工具，学生逐渐善于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及明确商业机会。

1．2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灌输成为当今工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向随着现代科学管理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企业要获得成功与发展，提高竞争力，就必须适应科学技术、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战略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把创新渗透到管理全过程中，并以此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工商管理教育也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为目标。

1．3由传统的知识传播到技能的培养，注重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企业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意识，还要有迅速应用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获取信息、解释和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应该在实际教学的方方面面加以体现，因此，在转变教育理念、培养理念的同时，首先需要根据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行管理教育教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