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肖霜 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但时代在变化，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在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取其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对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这里的“教育主体”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传播，以期推进其大众化的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大众化是由大众化的对象所决定的，即大众对象的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换言之，就是决定了教育主体的大众化。然而以往的人们大都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教育的学者才有能力，才有资格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于其自身则往往妄自菲薄，亦或自谦为不知或知之甚少。殊不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并且都可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因为只要我们在思考，在实践，就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从这一程度上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交道，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主体，当然在理论水平方面我们会稍逊于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学者，但在实践中，我们并不一定低于他们的水平，甚至强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本本化的“象牙塔”里的学者，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主体的信心和决心，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价值意义，而一旦他们有了这份意识，便会自觉自愿地去学习、理解、相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的“教育客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客体大众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本身决定的，因为“大众化”本身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普遍化，使之为大众所掌握和认可。但现在一提到教育，人们往往会把范围缩小到学校教育，殊不知“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对象，并且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在变化中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所以从更宽泛的维度上着眼，我们都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客体，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群体，也只有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教育客体的必要性及其精神所需，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意识。

这里的“教育介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介体大众化主要是指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法来表达，使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为人们所用。对此，我们应做到教材生活化、语言通俗化、形式多样化。教材生活化。这是《大众哲学》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在当时《大众哲学》之所以能把那么多的人引进哲学天堂，进入马克思主义世界，就是因为教材的通俗易懂，它能以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为例，讲得贴近实际，虽然作者在《自序》中讲过“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但是他通过举诸如“雷峰塔的倒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等家喻户晓的典故或成语来渗透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让人们觉得哲学其实并不神秘和陌生。所以“并不是只有深奥的哲学著作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通俗的读物同样可以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赢得更多的读者。”［2］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出版一本结合现代语境和语义的大众化读物，把人们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语言通俗化。语言文字是理论的承载者，理论知识由最初的“口耳相传”，再到后来的“文字记载”，才可能代代相传，也才会有文明的延续、进步和发展。在我国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教育主体就得用中国式的语言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总以为语言越说得艰深晦涩，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所以，当初在艾思奇同志出版《大众哲学》后，就有很多所谓的“学者”攻击其语言过于生活化，缺少专业性和学术性，并且满带讽刺地说自己不屑于写如此通俗的著作，认为通俗会流于庸俗。其实恰恰相反，能用简单准确通俗的语言讲清复杂深刻的道理才是最难的。而艾思奇就做到了这点，试想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扎实的研究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更不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的，最多只能是引章摘句，用一些生硬的言语照本宣科。只有在理论上博大精深的学者，才能把抽象的哲理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至于“通俗会流于庸俗”，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厘清二者的本意，再看看其间是否有必然性。“通俗化”要求理论的表述易懂但不能偏离本意;对于“庸俗化”，邓小平曾经讽刺“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3］，可见，一方面“庸俗化”是口号式的，无实质性内容、理论可言，另一方面“庸俗化”与“通俗化”相比，可能“易懂”，甚至“有趣”，却有可能偏离甚至歪曲理论本意。固然，为了“易懂”，“通俗化”也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故事或者俚语等作为铺垫，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论证的“学术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决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易懂”而“失真”，陷入真正的“庸俗化”。可见，二者含义完全不同，其间也没有必然性，并且《大众哲学》的成功，也是对这一怀疑的最好论证。实现形式多样化。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一方面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加大了理论传授和宣传的难度。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不断呈现出新的社会群体，而各群体所需、所想有质的区别，应该格外关注，做到具体群体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形式，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

#p#分页标题#e# 这里的“教育环体”是指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环境及其所提供的教育支撑条件。从国际上看，当今社会是国际化、信息化的社会，这样就把世界各国愈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各国相互影响愈加深刻，而来自其他各国的影响亦使我国的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从国内看，网络的兴起正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网络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工具和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广大人民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挑战。所以客观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亟待攻克的一片阵地。如何在网络上对“网民”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推动其大众化也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但网络具有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工作的难度加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概念

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意识

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

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2019年7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健康知识普及”列为其首要任务［1］，并倡导传播健康知识、提高民众健康行为和技能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医学期刊作为医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具有重要的媒体属性，应充分利用自身行业优势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在健康知识普及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既往研究中，虽有国内医学期刊通过出版科普增刊和开辟科普栏目传递健康知识的宝贵经验［2-3］，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科普杂志在内容上不够严谨和权威的劣势;但长期以来，医学期刊特别是我国的医学期刊，并未在健康知识传播的舞台上担当重要角色。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健康知识的首要途径［4］，在当前网络知识来源芜杂，健康科普乱象丛生的现状下，医学期刊有责任为普通大众传递权威的健康知识。临床医学期刊不仅具有严谨求精的科技期刊属性以及实时更新的以病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论文宝库，还拥有由众多优秀医学工作者组成的临床专家团队，因此在健康科普中独具优势。本文通过《协和医学杂志》办刊过程中的实践经验，阐述临床医学期刊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发挥自身优势，在健康科普中发挥重要作用。

1健康科普的重要性及现状

1．1健康科普是减轻疾病负担，缓解医患纠纷的重要途径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占我国伤残调整生命年的83.4%［5］，这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疾病负担，而公民提高健康知识储备、改变健康行为，对减轻疾病负担至关重要。“2017微博健康医疗影响力论坛暨中国健康科普联盟成立和中国医师协会科普分会年会”亦透露，我国猝死的抢救成功率仅为1%～2%，卒中死亡率是欧美国家的4倍，这与我国公民健康知识水平、疾病管理能力均较低有直接关系。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8.47%，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4］。通过健康科普不仅可提高公民疾病预防意识和疾病管理能力，也是从根本上减轻医疗机构压力、减少医疗资源“浪费”的重要举措。此外，由于公众对疾病认识不足、对医生职业期望过高，导致我国医患矛盾越演越烈，伤医事件频发，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专业、客观地向公众宣传医学知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进而为医患顺畅沟通创造前提，是和谐医患关系逐步建立的基础。

1．2我国健康科普“含金量”亟须提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对自身健康日益关注。2018年我国6万1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感兴趣的新闻话题即是“生活与健康”，这一比例高达92.9%［4］，这必然促使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所需要的健康知识。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6］，其中微信(95.8%)、腾讯网/新浪网/新华网等门户网站(82.6%)、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79.6%)、果壳网/科学网/百度百科等专门网站(67.6%)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流渠道［4］。但目前网络信息来源芜杂，很多自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往往有意夸大甚至歪曲科学事实，以博取大众眼球;同时，由于医学内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媒体在报道时如果理解不充分、不精确，也容易产生误导大众的情况。比如，2018年10大科学流言中，就有8条与健康相关［7］，因此我国健康科普的“含金量”急待提高。美国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75%的美国网民不检查信息来源和日期就盲目相信所检索到的信息［8］，我国未进行过相关调查，但结果可能也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一现象既表明了互联网监管的重要性，更凸显了权威健康知识传播平台的重要作用。

2临床医学期刊开展健康科普的优势

一、学科合并之合理性:学科整合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构成，开展并深化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满足读者需求及进一步提升出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不深入，②本文尝试从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及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

引言

高校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长期以来对我国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中国现有科技期刊5000多种，主要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协系统主办，中国科技期刊已呈现“三分天下”之势，高校学术期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学术期刊中坚力量的高校期刊，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质量逐步提高，对促进科技进步，推动国民经济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高校期刊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中拥有话语权的则是凤毛麟角，能被国外重要检索系统收录的更是屈指可数，离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种状况与作为教育大国和科技大国的我国是不匹配的，没有真正反映出目前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发展与繁荣景象。21世纪以来，网络、计算机等技术的大量使用，革新了高校期刊传播技术，同时也加强了国内高校期刊与国外优秀期刊的联系。我国期刊要想在国际期刊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要前提是提升国内高校期刊的影响力，因此有实力的高校以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作为重要目标并为之努力，创办英文科技期刊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快车道[3]。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统计，20172018年度其共收录的来源期刊中，英文期刊201种，中文期刊1028种。目前，许多有实力的高校已经创办了中、英文双版期刊，在论文的排版格式、表格形式和摘要等方面都模仿国外主流期刊，以期引起国际优秀期刊及作者、读者的关注，增加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检索的成功率。但在求变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英文期刊刊登的论文大部分只是将中文论文翻译过去，并没有真正形成学术交流的互动。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期刊国际化不仅是搭建中国与外国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适应国际现代期刊出版业的发展潮流，更是提高自身实力的必然选择。因此，探索提高我国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1提高高校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意义

1.1展示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2018年1月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5%。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高校有2000多所，创办期刊有2500多种，但高校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迫切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而我国也需要更加开放和拥抱世界。然而，我国学者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的见解往往不被国际所关注，更谈不上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诉求也难以被认同甚至被曲解。此时，只有通过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建立，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沟通，才能让中国和世界彼此了解。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打造具有国际专业水平的学术期刊等高质量水平交流平台”的指示，共同组织和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对科技期刊进行了力度很大的专项支持。国家投入技术和资金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介，已经不单纯是传播文化，更是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求。为了顺应这一需要，较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中国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国外读者能够读懂的文字表达方式传播出去。而高校期刊平台，正是世界了解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担负着一定的重任。因此，提高高校期刊国际影响力，对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优秀期刊率先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编辑出版中，通过大众媒体、建立网站或者与成熟的平台合作，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出去，让世界各国互相了解，分享科技与经济成果。例如，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会将所属期刊的内容共享到社交网站上，有些期刊通过开通博客或自媒体将期刊内容发表到博客上，吸引读者，宣传期刊。中国知网创办的“OKMS机构知识管理及协同创新平台”形成了全媒体、沉淀知识资产的知识仓库，成为集研究、学习、创新、共享于一体的，面向具体问题的多媒体、多模式、多终端的群体实时协同研究、研讨和创作平台，实现了机构内外各种知识资源的一站式发现和获取[5]。当前，高校期刊已逐步认识到信息及数字化技术发展对提升期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正充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提升自身实力，追赶优秀，以适应现代期刊出版发展的需求。

摘要:这篇论文主要是在研究设计符号学在儿童游乐产品当中的运用。了解儿童游乐玩具和设计符号学的具体内容并通过符号学中语用学、语构学、语意学三个方面来探讨对符号进行编码需要遵循的规则。找寻设计符号在儿童游乐产品当中的应用。又通过儿童游乐产品设计过程的符号审视的三个方面来进行调查。符号是设计的一个表达，任何设计都是设计师在向大众来传递信息。

关键词:设计符号学;产品设计;儿童游乐产品;符号传达系统

现在市场上大多数儿童游乐产品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缺乏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这主要也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很少去聘请专业的设计师，进而去选择参照国外欧美的优秀产品制作出产品模具，并将这些产品大量生产进行销售。企业如果想要蓬勃发展下去就需要设计先行。但是这些企业缺少一些系统的理论指导，所以我就将设计符号学放入到儿童游乐产品设计当中。

1设计符号学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会随时面对大量不同的信息要去识别、感受、理解和判断。在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符号，正是因为这些符号才进一步沟通了人与世界的桥梁和精神媒介。将设计符号学运用到儿童游乐产品当中去，可以提高设计的价值以及体现出设计符号的重要性。而且这样还可以增强设计师在儿童游乐玩具方面的创新。

1．1设计符号学相关理论。设计作为一种规划构思和形式创造活动，是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计是把一种设想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周密的计划通过各种感觉形式传达出来过程。符号学就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中。“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可以通过视觉、听觉等感管系统所感知的对象，它可以与事物结合起来，而且符号可以代替文字向大众来传达信息，这是一种无形的信息。”

1．2符号学的发展背景。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设计符号学这个学科应运而生，设计符号学是一个边缘性学科，它涉及在设计心理学、行为科学、美学学科等各个方面。设计符号学的出现为设计师提供了一些设计理念和想法。符号学包括索绪尔符号理论、莫里斯符号理论、皮尔斯符号理论。现代设计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皮尔斯和索绪尔。皮尔斯说“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

一、文学语言基本特性研究   就这一方面来说,仍然是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是对1989年以前认识的重复,1989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概论教材中,具体来讲:文学的语言除必须以全民语言为基础,赋予它以普遍使人理解的特质(普遍性)之外,还须赋予它“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这种有“使人感受”、“使人共鸣”的力量表现方法之一,即是语言之形象性、具体性与感应性。[2]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形象化。……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凝炼含蓄。   ……文学作品语言的第三个特点是新鲜多样。……文学作品语言的第四个特点是富有音乐性,即音调和谐,节奏鲜明,读得流畅,听得明白,具有听觉上的美感。[3]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它的首要特征是形象性。……其次,是精确性。……第三,文学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第四,是音乐性。[4]文学语言的心理特征:一、情境性;二、贴切性;三、暗示性;四、口语性;五、音乐性;六、独创性。[5]“节奏感”和“音乐性”成了形容80年代文学作品语言特色的常用语。……文学语言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语言,它的语言特性首先表现为形象性,其次表现为情意性。就语言的模糊性来说,80年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它的语言的模糊程度加大了。[6]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引入和运用,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对文学语言特征的认识开始深化,表现为较重视语言的内在性和陌生化,特别是陌生化概念使学界对文学语言特性的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较大飞跃。而在这之后,理论界的研究则陷入停滞状态,研究的同语反复现象较为严重,主要集中在形象性、陌生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内指性、本色化等十几个范畴。　这种对文学语言特性研究的突出问题是仍限于一种静态化研究,反复标举语言作为文学形式要素的音乐性、陌生化、模糊性等,停留在传统思维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法上,很少注意语言形式本身的内容性。事实上,中国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很难机械分割的,能指本身便是所指的一部分,不仅是达到所指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对所指有一种延伸作用,就以声调的变化为例,不同声调的变化是与人的情绪密不可分的,仄声适合表达激昂的情绪,而平声则是利于表达平缓的情绪。“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7]。   “阳声字多则沉顿,阴声字多则激昂,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慨,各具声响。”[8]可见声调本身就具有表达情感、表达内容的潜能,所以古代文人多注意平仄的和谐搭配。这在古代的诗句中表现尤为明显,以贺铸的《青玉案》为例:“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它的平仄情况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其中“许”、“草”、“絮”、“雨”都是仄声,看上去似乎不符合古典诗词的平仄规范,但声调与意象的情感色彩却形成了一种张力,全词的感情基调无疑是低沉的,“烟草”、“风絮”、“雨”本是极萧瑟的意象,然而声调上却有高亢之感,这就使“闲愁”更耐人寻味,似乎给人一种“愁”而不“怨”、“愁”而不“懈”的感觉。另外每个句子的平仄对仗也较为工整,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而没有使用拗句和奇特的意象,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该词情感基调的把握,这种绝对不是像李清照在《声声慢》中表现的晚年绝望之愁。   语言形式具有内容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具有文化承载性。这与中国文字的表意性是相关的,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中黛玉临死时“宝玉你好……”这句话,除了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技巧和黛玉的性格之外,也展示出了一直以来教育“淑女”的传统文化特色。另外就单个词语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家”这个词,《说文》的解释是“家,居也”,在甲骨文中的“宀”是房子的意思,因此当在文本中看到“家”的时候,便会自然产生一种对居室的想象,而这是英文中“home”无法达到的。再以中国古代的对联为例,如: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书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   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林伯渠   通常情况下上联是以仄声收尾,下联则马上收以平声,这多少是与怨而不怒、含而不露的儒家中庸传统相联系的,作者高昂的情感最终要归于平和,因为古代的对联多为题赠或重大场合、节日的产物,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最合乎处世之道的。就是说,语言形式的文化承载性是基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基础上的。   除此之外,语句的长短配合,词语的倒装,关联词语运用与否,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是纯形式化的,语言形式绝对不是孤立的表意工具,而是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整体,在这一交融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蕴,这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   对于上述文学语言形式的最基础方面,学界仍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研究格局,更多的是对西方理论、文化研究等的青睐,甚至国内有限的几位形式研究者也没有对语言形式加以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是钟情于体裁、新兴媒体、试验文体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赵宪章教授在《〈灵山〉文体分析》和《形式美学之文本调查———以〈美食家〉为例》中分别以《灵山》和《美食家》为对象,从细致的文本调查入手分析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语言形式研究方法,但赵先生也只是把语言分析当成一种工具,而没有试图形成语言形式的相关理论(此处与赵先生商榷)。对此,笔者认为形式研究的根基应该是语言形式研究,这样才能将形式与内容很好地联系起来,进而更深入地了解文学语言的本性,因此建立一套语言形式的系统理论是十分必要而可行的。#p#分页标题#e#   二、文学语言的组织结构研究   笔者认为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陌生化、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关键问题是如何组织语言。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首先,对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性文学语言结构的研究超过对诗歌、散文语言结构研究;其次,在语言组织技巧方面,倒向宏观的词语、段落的物理结构研究,对修辞问题的关注不够。   就第一方面来说,西方叙事学的研究在近10年的时间中大行其道,其实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文学体裁发展的不均衡性,诗歌、散文甚至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开始衰退,直接导致对这些文体的语言问题的研究热情也随之消减。第二个原因则是学界对本土理论的不自信,其实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从先秦诸子散文—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这在无形中也孕育了较为成熟的叙事理论,例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艺概》以及明清的小说评点中都有相关理论主张,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文心雕龙》和明清小说评点,系统地讨论了乐府诗、赋等20余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技巧,涌现出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一系列小说评点家,并总结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叙事规律。   受西方现代派一系列作品的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叙述模式发生了改变,中国传统的叙事被无情解构,人称、时间、地点等原有的叙事要素变得不再重要,整个作品成了能指尽情狂欢的试验田。就叙事作品来说,叙事学的兴起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工具。叙事学虽然表面看来是研究叙事结构形式的学科,但任何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说到底仍然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按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西方的叙事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由法国学者创立的符号叙事学,二是由英美学者创立的修辞叙事学[9]。在这里无论是符号还是修辞其实都是语言问题,这也就是罗兰•巴特指出的“人类文化所有的领域都是一种语言”[10]。学界自1989年至今与叙事和语言有关的论文有189篇,经过筛选,其中专门讨论叙事中语言问题的文章有46篇(其中学位论文2篇)。这些文章主要集中讨论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西方叙事学中语言问题,如肖锦龙《语言的陷阱———试论西方的符号叙事学理论及思想范式》(2005年)、《文学叙事和语言交流———试论西方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和思想范式》(2005年)等3篇,占总数的6.5%;第二类是论述小说叙事理论中语言问题,如封宗信《小说中的元语言手段:叙述与评述》(2007年)、徐德明《现代小说叙事的语言逻辑与人物关系》(2007年)、赵卓《中国小说叙述视角的语言审美功能》(2006年)等26篇,占总数的56.5%;第三类是文本个案研究,如任一鸣《后殖民小说叙述语言:塞穆尔•塞尔文的〈摩西登高〉》(2000年)、刘明《论汪曾祺的叙事方式及其语言风格的民间性》(2001年)等11篇,占总数的24%②。由此可见,语言无论在显性层面还是在隐性层面都是叙事学关注的对象和天然土壤,进而可以认为,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的复杂变换实质上就是作品语言的结构和重组过程。   然而必须看到,叙事学的细致文本分析和结构主义方法将文本加以机械化分割,用类似于科学分析的方法消解了文学机体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成了单纯的能指,成了仅供摆布的符号,所以,可以认为叙事学对文学语言组织和结构方式的研究是一种抽象化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事实上语言和文学叙事是两种性质状态完全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西方符号叙事学家们却将二者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个与文学叙事的实际状况完全脱节的模板之上,一开始就错位,因而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11]。笔者认为如果在语言的组织研究中能兼顾西方分析式的研究思维和中国感悟式的研究模式,会更适合对中国文学的语言组织研究。   目前,在语言组织问题的研究中,另一个问题是对文学语言的修辞研究远远不够。文学语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超越日常语言的张力,能指呈现给人的是一种远远超过所指的巨大空间,这一效果的获得取决于对语言的锤炼和润色,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学意义场。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如果说语言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符号形式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文学语言则为人们营造了一种诗意的存在空间。而文学语言之所以具有如此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运用。文学修辞就其本质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语言的组织技巧,而当下的叙事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偏重于对词语位置、词语结构的物理学层面的研究,并且学界对之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修辞研究的重视。另一个现象,近20年来学界对广义的隐喻较为重视,关于隐喻的文章不下上千篇,按照霍克斯的说法,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过程,即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被“传送”到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12],隐喻的双方应该是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同时这种“相似性又被看作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13]。可以理解为凡是用A来表示B,且B的外延大于A的都可以称为隐喻,这样隐喻的所指范围大大超过了比喻与象征这些传统的修辞范畴,事实上研究界关于文学语言传统修辞范畴的研究确实凤毛麟角。隐喻这一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学界以来,确实对文学语言的微观研究以及篇章结构的宏观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一范畴的适用性也较广,不但适合于当代文学研究,而且可以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些特定范畴如风骨、雄浑甚至比、兴等悉数囊括在内。但问题是这种笼统的归纳方式却取消了很多固有范畴之间的差异性,不妨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这两组诗中提到了“春风”和“花”,目之为隐喻都可以说得通,但两者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修辞方式都存在差异,前者“春风”更接近于“比”,后者“春风”更接近于“兴”,这样两句的修辞结构就是“比+比”和“兴+比”,这说明两句虽然都可以称为隐喻,但具体词语的安排以及修辞结构都迥然不同,这种现象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诗歌中大量存在。#p#分页标题#e#   其实这又涉及西方概念如何与中国文学实践相融合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理解层面的认知可以泛化,而对于研究层面的认知则不应一味泛化,这样,只有看到文学修辞共性同时也才体会到差异之美。   三、文学语言的泛化和大众化研究   大众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对广告、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等语言问题的研究,这是伴随文学作品语言规范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语言是汉语规范化的模板和工具,其结果是文学语言的高雅化和单一化,这在无形中是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消解。而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给文学语言的本色化和大众化带来了契机,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呈现为多元性和丰富性,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关注。如上面统计,从2000年开始从理论层面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短信语言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研究网络文学语言的18篇,研究短信文学语言的1篇,研究广告语言的1篇。从这些新兴媒介的文学语言研究来看仍是集中于对语言特点的考察,如刘亚平《网络文学语言的“狂欢化”特色》(2007年)、力小鲲和陈善茂《论网络文学语言的杂糅性》(2005年)、王耀辉《短信文学语言幽默因素解构》(2003年)等。   从大量的网络文学语言研究来看,的级别普遍不高,文章明显缺乏理论深度,并且所用材料基本相同,下述几则材料几乎每篇文章都可见到:   (1)“我见过很多菜鸟,从没见过因为太菜而送命的菜鸟。”“嗯,这件事该列入新手指南中。”(JuhanWang《水蓝蓝131犯站杀人事件》)   (2)他们说:“网虫又回来了!”……我……其实仍然是一个平凡的网人,避免不了喜欢上那个和自己聊得津津有味的网友。别人,也许早就将这定义为爱情、网恋。(应帆《网上病人》)   (3)漓江烟雨:我帮你找个MM聊,我知道这里面哪些是MM哪些是GG。   无聊:什么是MM?老兄请讲。   漓江烟雨:MM就是妹妹啊,GG就是哥哥。   (漓江烟雨《我的爱慢慢飘过你的网》)   除此之外,甚至存在观点雷同现象,可见学界对网络文学语言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原因,从外在层面来看:一方面,人们尚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样的网络文字才可以称为“文学”,并且“从网络文学的现状来看,还看不到有什么作品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经典意味”[14]407。另一方面,大多数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者对网络文学不愿涉足,这是导致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从网络文学语言内部来看:首先,网络文学语言消解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崇高性,错字、白字、数字(如521)、拼音(如MM)、符号(如*_*)等都掺杂在文学语言之中,真正实现了语言的狂欢,一些生造词大量出现,如“?”。另外,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作品中的语言充满挑逗性和色情味,这与传统语言样态存在巨大差异,势必在认同和研究上都会带来难度。其次,网络语言在追求通俗化的同时,必须保持文学语言特有的审美性和蕴含性,不排除有些实力派作家追求语言大众化的努力,但更多的网络文学缺少必要的文学基础训练,对传统文化的精髓知之甚少,这必然使他们笔下的语言成了一种快餐性符号,能指所指涉的范围变得狭窄化。   再次,与网络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相关联,这种倾向的极端形态是语言的私密化和小圈子化,两者并不矛盾,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是语言运用的多样和平等,这样就容易使很多作品的语言变成自说自话式的自足体,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和语言局限于某一行业甚至某一种游戏中,没有相关知识的人很难读懂,这种文学语言的实践方式也会给研究带来困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文学语言认同的泛化,文学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的维度,图像也已经成了文学语言的有机部分,图像研究介入语言研究领域是对传统的语言中心主义的反拨,使原来文学语言的线性结构变成了一种立体性结构,正如欧阳友权所指出的“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的功能方式,文学的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学的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以及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诸多变异”[14]45,那么如何处理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使文学语言研究不至于滑向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暗中向文化研究投降。因此,拿捏好研究的边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正如上述,近20年来文学语言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当然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纵观这些不足,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是盲目套用西方概念,普遍采用西方理论加上中国例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巴赫金、巴尔特、詹姆逊、克罗齐等西方理论家关于语言问题的言论是经常被征引的对象,而且往往是断章取义式的运用。缺少与中国固有理论的整合,其实讨论中国文学语言问题运用本土理论往往更有效,比如,“比兴”、“意象”、“意境”、“风骨”、“雄浑”、“优美”等范畴都可以用作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另外,像《文心雕龙》、《艺概》这样的理论著作都有关于语言问题的理论。从这方面来看,学界仍存在一种理论的不自信心理。目前,国内学者中王一川、赵毅衡等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从本土语言现象和理论着手来构建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他们对“语像”的研究无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贡献。   二是机械跨学科性,往往应用哲学的观点解释中国语言现象,停留在概念层次的研究。西方自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后,开始了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甚至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并将其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后来的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所以可以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但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抽象思维的不可能性,就是说,用西方哲学层面的语言观来研究中国语言问题是存在南辕北辙的危险的。#p#分页标题#e#   三是缺乏整体观。这体现为三方面:首先,没有在语言的内容化方面达成共识,仍然停留在形式方面的单一考察;其次,对中西语言理论缺乏系统的整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层次上;再次,文学语言研究缺少中国整体文化的认同性,没有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当下语言现象研究,对古代文学语言考察的严重缺失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语言研究应该是形式以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础,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须加以重新重视,并从总体上看待文学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