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范例

一、追溯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历史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反思了西方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标准化、欺骗性、控制性的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在由其传播。我们要警惕西方国家利用其信息强势和网上话语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文化渗透与扩张战略，维护我国的网络文化安全。在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进程的同时吸纳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良好的网络环境，更好地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网络文化，营造文化自信的良好风气。

关键词：互联网;大众文化;法兰克福批判

网络安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批判，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由于对大众文化的偏激态度，他们不断遭到非议。目前仍然存在着法兰克福学派所指认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特征，并且对于认识当今西方大众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大肆扩张保持清醒的认识，用理性的态度面对其对中国大众文化市场的挤占、对意识形态的冲击。

一、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反思西方大众文化的特点

（一）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卢卡奇说；商品结构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物体的性质，是一个“幽灵”物体，其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被其严格程度掩盖起来，好像它是完美、合理和自我调节的。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被商品化，物与物的关系替代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的自主性丢失了。大众文化起初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质，从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角度来看，由于得到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创作者不再局限于艺术的形式，文化工业的设计背后岿然不动的是商业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化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市场需要和商业利润，人的需要已不再是主要动力。大众在这样的氛围中时刻受其影响，最终消费者成为消费的奴隶。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中，霍克海默说：“过去继承了艺术传统的所谓娱乐，现在只是游泳或足球等流行的刺激因素。”今天，“艺术清楚地认识到它完全是一种商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令人惊讶的是，艺术品自豪地成为消费品，发誓否认其独立自主性。”在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和控制下文化工业产品成了彻底的和奇怪的商品，其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占据主要地位，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期望不再是文化内涵，而是它带来的名望、财富和地位。

（二）大众文化的标准化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当文化工业产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时，就会出现大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模仿品，文化产品随着标准化产品的出现而成为商品。商品与文化艺术相互对立，艺术品应当是风格化的，当艺术性不复存在，它就失去了一件艺术品的本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产品丧失艺术性给过这样的评价，“文化工业以效益为目标，与文艺作品的反叛性相违背，并依赖于替代性作品的形式。”工业化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艺术本身的特性也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丢失。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只有不断创新才是艺术的本质。艺术品以营利为目的脱离了艺术品的单纯性。人们生活在产业社会之中，既享受这些文化产品带来的精神乐趣，同时也慢慢丧失了主观判断力陷入恶性循环。

（三）大众文化的欺骗性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它通过娱乐消遣的麻痹加以强制性的隐秘控制，迎合人们在机械劳动中的需求，消解人们的内在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大众在虚假的满足和欢乐中不思痛苦和忧伤，不思抵制和反抗。享乐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逃避，逃避对现实的反抗。在《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描述过逃避现实一词的含义：“人们已经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里，当重新调整现实的时机成熟时，他们才会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内心的精神生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的因素......人类已丧失构造出一个不同于他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世界的能力。那个世界就是艺术世界。”无论文化产业是为公众提供娱乐，还是通过不断的对话和承诺得到公众的接受，这些都是大众文化欺骗大众的手段。他们不断地将维护自身统治所需的社会规范灌输给大众，直至大众最终放弃对现实的否定。

第一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探析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高校应积极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良性互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使高校成为创建21世纪新文化的主力军，不断提高大学生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能力。

［关键词］

大众文化；高校；校园文化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向，即大众文化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归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它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为底蕴凝聚着该学校的历史和精神传统，融合了社会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化在校园中的体现，其浓郁的学术气息、高雅的审美趣味、蕴含的科学精神，发挥着为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其主张伦理价值的严肃性、规范性，追求学术性和创造性，具有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大众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娱乐，具有可复制性、通俗性、无深度感。作为受市场经济导向的市民文化，以个性化、非主流为追求，亦被喻为快餐性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作品一般都是通过现代技术或科技手段以较快的速度复制或炮制并抛售给大众。大众文化之所以占有市场一席之地，是因为其产品某种程度上是大众所需的。大众文化也并非全无进步的、合理的、有用的要素。大众文化所表达的平等性、亲民性、全民性和世俗性的融合思想，有利于促进整体社会文化多元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它能让平民百姓深深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极大地激起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和积极的热情［1］。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大众文化客观上正使当代的中国意识形态发生着调整和改变，拓宽了民众交往的公共文化领域，促进了弱势群体逐步向具有自主意识和价值的文化主体的转变，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伐，这些作用都是有目共睹和毋庸置疑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大众文化发展得很快，如我们广为熟知的大众文化形式肥皂剧、选秀节目、娱乐性广告、报纸杂志等畅销的消遣娱乐版面、KTV、街舞、追星、摇滚、流行歌曲、家居装修、时装展示乃至产品的包装与企业的文化形象等等。高校校园文化预示和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相比较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受众较广的世俗文化，更具有平民性，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百姓的精神享受。高校校园文化与大众文化虽有差异，但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精神思想、学术指导与智力支持，大众文化也为校园文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应用领域。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弥补、渗透的矛盾与冲突，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双方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彼此升华与提高，而非共同否定与消亡［2］。对社会文化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校校园文化与满足百姓个人价值需求的大众文化间的冲突是相对的。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精英文化虽然在百姓中的受众群相对较少、普及率也不高，但因其注重价值意义的精神追求，对于提升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同时，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它来源于广大群众，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理想，深受百姓的喜爱。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扩宽受众者的广度与宽度。加之，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会辐射功能也将发挥更大亦更广泛的作用、将更多地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影响

摘要：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本文作者：罗生全 欧露梅 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嬗变

媒介素养教育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E.R.Leavis）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发表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作者在书中设计了一系列以新闻、广告和流行小说为题材的课堂练习[2]。在E.R.利维斯及其学生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中小学开始尝试开设有关媒介的课程和讲座，以培养学生对正在普及的大众报刊、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的抵制和批判意识。此后，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在欧美乃至世界各国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尤其受到重视，并逐渐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体系，重点培养中小学生的媒介文化素养。不过此时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以抵制大众媒介与保护传统文化为主，这也是《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的核心思想和观念，被称为利维斯主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目标则演变成了鼓励学生批判和抵制大众媒介，以避免受到来自外界媒介的负面影响和侵害，从而保护传统的本土文化和精英文化。文化保护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倡导者是英国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他在《前言：媒体素养教育革命》(Foreword：TheMediaEducationRevolution)一文中，将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总结为“三大历史范式(ThreeGreatHistoricalParadigmsOfMediaEducation)”，即“免疫范式”(TheearliestParadigmisnowPopularlyKnownastheInoculativeParadigm)“流行艺术范式”(PopularArtsParadigm)和“再现范式”(RepresentationParadigm)[3]。在“免疫范式”阶段，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采用的是一种预防的方法，以此来抵抗大众传媒，从而保卫传统的精英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处于一个抵制大众媒介的“文化保护主义”或“免疫式”发展阶段。这种基于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大众媒介的消极内容和负面影响，把媒介看作是绝对的有害物，把学生看作是绝对的受害者，因而试图通过教育来帮助中小学生逃避和免受外界媒介的侵害。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兴盛与发展，国外兴起一股文化研究的思潮。关于大众文化的新观念和新主张不断产生并蓬勃发展，这些变化与研究引发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即由过去抵抗和防御大众传媒的“文化保护主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文化主义”教育。在当时众多的文化研究中占据核心和重要地位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这一学派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从反对利维斯主义传统精英文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化所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而不单单是指世界上存在的最优秀的文字或语言。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只是不同的文化层面而已。”[4]这一观点赋予大众文化新的意蕴，文化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它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越来越满足不了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因而转向对大众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与学习范畴。此外，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和帕迪•沃纳尔(PaddyWhannel)在《大众艺术》(ThePopularArts)一书中，对以往的传统精英文化观点进行了抨击，提出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他们强调教师要对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和认识，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与课本知识，而应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体验过程中去，鼓励学生不仅要认识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还要不断接触和解读大众媒介的一些积极作用[5]。综上所述，人们对于大众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无非是因为人们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和体验。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转折具体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在认识与观念层面上的变化。首先，大多数教师在自己的成长与教学过程中都受到过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和熏陶，他们一直都很难接受利维斯主义关于抵制大众媒介文化的保护主义观念。在大众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对于大众媒介文化的客观认识和理解，因而转向对大众媒介积极作用的重点倡导和传授。其次，从中小学生的需求层面上看，过去那种传统的文化知识和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各种新需求，学校以外的社会大众性文化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文化保护主义等旧观念开始受到批判与挑战，各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摆脱过去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枷锁，进入到一个新的“超越保护主义”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基于当时新发表的一篇论文。1998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Buck-inghaon)发表了一篇名为《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的文章。他在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思考与探究，进而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历史嬗变的“四阶段论”：（1）甄别与抵制；（2）基于“文化研究”的“流行艺术”；（3）屏幕教育与意识形态怯魅；（4）超越保护主义[6]。帕金翰认为，在新的媒介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教育者对媒介的态度要变“堵”为“导”，应以青少年为中心，尊重他们既有的媒介知识和媒介体验，引领青少年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媒介信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要鼓励青少年参与媒介制作，以增进他们对传播的本质和媒介新技术的认识。换句话说，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7]这里的“彻底超出保护主义的范畴”并不是完全否定过去，而是要在媒介素养教育已有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在认识大众媒介负面影响的同时注重对媒介积极作用的发觉与提倡。总之，“超越”二字的含义是多元性的，“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也是多元性的。用TeresaReneeTaylor的话来讲，“超越保护主义”阶段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价值目标已从过去单一的文化保护主义扩展为包含“预备”(Preparation)“保护”(Protection)和“享用”(Pleasure)的三重(3P)目标。其中，“预备”是指媒介素养将使受众获得辨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现代社会中明智和理性的公民；“保护”即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使受众免受媒介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享用”则是指媒介素养教育尊重受众使用媒介的正面经验，在单纯地解构媒介文本外，也让受众能够产制自己的媒介文本并参与到媒介组织中去[8]。因此，学生除了在接受教师所教授的有关媒介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对自己已有的媒介知识进行客观的总结和评价，积极参与媒介交往，对现有媒介文化和环境进行客观正面的认知与体验，以增强自身的媒介素养。#p#分页标题#e#

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时代走向

如前所述，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经历了从“文化保护主义”到“大众文化主义”再到“超越保护主义”的历史嬗变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在已有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更新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和走向：从学科模式走向统整模式、从技术掌握走向创新学习、从教学本位走向学习本位、从抵抗式防御走向参与式行动。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形式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单一学科模式，另一种是将媒介的多功能及其特性融入到其他多个学科领域，形成跨学科的综合或统整教学模式。在过去，由于受到单一教育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以单一学科模式进行各种教育实践，强调媒介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与传播工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随着人们生活与学习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素养不再是单纯地抵抗和防御大众媒介的能力，而是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包括多媒体的文本解读、批判性思维、多媒体技术、社会知识、传播知识等，这种综合性素养要求也决定了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走向综合与统整模式发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统整发展必须遵循全球课程统整的基本原则与向度：经验统整、社会统整、知识统整、课程设计统整[9]。经验统整是指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知识经验与学生原有媒介素养及人格经验的统整和统一。鼓励学生将学到的新知识即新媒介经验“统整”到原有的个体经验中去，并不断进行新旧知识经验的加工与整合，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增强解决新问题的思维与能力。社会统整是指学生要将个人的学习理念与媒介价值观念统整到社会大众媒介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价值追求中去，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应注重与他人的沟通、知识分享和协同学习，寻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整。知识统整是指把各门学科的知识与资源统整和运用到真实的生活环境与问题中去，培养学生在真实媒介情境中发现、认识并运用综合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统整是指要制定出一套包含经验统整、社会统整与知识统整等内容的综合性统整课程体系，以真实媒介情境和问题为出发点，对学生的学习经验加以组织与规划，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的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的组织规划，帮助学生真正实现在媒介学习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与自由全面发展。

一、语言口语化

后现代主义破除“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对立的结构，以大众文化为主流，提倡语言风格走向口语化和平民化。当代俄罗斯整个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起主导作用的已经不再是以作家、文人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而是低一等级的“大众文化”。这在后现代主义诗歌文学创作中表现明显，在大众传媒语言中亦然。此前的大众传媒一直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体现，只有少数人具有话语权，说话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大众传媒向受众的传播是单向的，把言语成品展示和灌输给受众，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需要和不需要的信息，并没有真正的互动，言语风格是单调的、高雅正式的。

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受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呈现出口语化的表现，大量使用口语成分，造成交际亲切的效果，减少交际的正式性、官方性。因为要想亲近受话人，就必然使用他们喜闻乐见、让他们感到亲切自然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正式的书面体的词汇、句法手段带有无个性的、冷冰冰的、疏远的和古板的色彩，过于严谨、一本正经的话语会让人产生距离感，让人敬而远之，所以原来作为加强言语正式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书卷语，尤其是带有崇高色彩的书面词语的运用大大受到限制，有时因使用不合适宜，会产生讽刺效果。而非正式的口语体成分朴实通俗，使人联想起友善温暖，具有亲和力。因而当代大众传媒语言越来越多地吸收口语构建话语的原则，如简洁性、分解性、随意性等，口语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使属于社会性交际行为的政论言语和日常会话的个人交际行为之间、书面和口头交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大大地削弱了言语的正式性。“书面形式的政论篇章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口语化，获得大量的口头特征，使用口头言语中典型的手段……通常篇章本身就被构建成和读者进行谈话、讨论的类型。”很多传媒中的言语作品都是现场即兴表述，口语化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仅举一例：Каждыйнастоящийкапиталиствдушемонополист．Стремитсяоднихконкурентоврастолкать．Сдругимидоговориться．Прорватьсякспросу．Такомусочному．Вкусному．Исожратьегоцеликом．Поработивбеззащитныхпотребителейвысокойценой．Дефектрыночнойсистемы？Конечно．（Известия，07，07，2010）这段话中作者不仅使用了растолкать，сожрать这样的口语词，而且句子结构是松散的，接续结构分解了复杂的句子，句子变得短小随意，同时用问答结构模拟口头对话，让话语风格更贴近受众。

二、语言自由化

后现代话语追求“非中心化”，提倡多元性和差异性，“抛弃了关于现代性的各种‘权威’、‘中心’、‘基础’和‘本质’，消解了所有法典合法性。”在语言的运用中追求一种张狂与挑衅，排斥统一的、唯一的标准和取向，表现为对传统规范的藐视和对公认准则的叛离。

原来苏联时期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使得任何偏离规范的现象都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任何规范的动摇都是不愿看到的。而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多样化，倾向于破坏规范，由单一文化转向多元文化，终结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文化规范，将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提升到与官方文化、正统文化平等的地位，语言使用上表现为偏爱那些新鲜的、边缘性的语言手段。大量俗语词、俚黑词语等非标准成分以及界于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之间的边缘成分有向中心靠拢的趋势，标准语与非标准语的界限已很模糊。这种大量不加限制使用非标准语成分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苏联时期报纸语言刻板公式话的语言风格的一种反拨，但同时它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藐视一切传统规范，将“民主自由”推向极至，把非标准语成分当作最有效的增强言语表现力的手段，这种现象在“大众性”报刊，如《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Московскийкомсомолец》，《Московскаяправда》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Длянастоящейкритикиистёбануженобъект－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енепреходящиеценности．Аихсейчаснет．ПоследниебылирожденыАстафьевымиШостаковичем．Наднимистебатьсяуженеприлично．Вотэстрадаиволынит，бежитзапаровозом，пытаясьвскочитьнаподножкупоследнеговагона－срубить《бабок》，запиариться，побалдетьотпокупкиновойтачки．（Аргументыифакты，№40，2005）文中作者对现在的文艺演出所持的讥讽的评价态度主要是通过стёб，стебаться，срубить《бабок》，запиариться，побалдеть，тачки这些“有味道的”俚语词和俗语词волынить等表达出来的，这样的词语使话语极具个性并且放肆不羁。

三、语言充满游戏性

一、从越轨社会学到青年亚文化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社会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作者：马菁

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学从一门自然科学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具有普适性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被不断地吸取到其他学科建设中，并形成了以生态学为中心的学科群，如教育生态学、媒介生态学、金融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心理生态学等。文化生态学也是其中的一种。以生态学的方法为指导研究人类文化，国内学术界目前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本文拟对此作一综述。

一、关于文化生态的基本理论问题

学术界关于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开端于对文化生态概念的界定及概念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层面。

1．关于文化生态的涵义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首次提出，并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其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在借鉴斯图尔德的观点基础上，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种认识：（1）文化生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种学说。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1］邓先瑞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体，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文化”与“生态”早已结缘，难舍难分，探明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即是当今说的文化生态的内涵。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因素，而是自然背景下经过人类长期活动而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揭示该复合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关系是我们长期的任务。［2］（2）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随着生态学方法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及人们对文化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不仅外部的复合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有机关联，且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性同样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文化生态的概念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方李莉认为，她所指的“文化生态”，除了有斯图尔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态”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3］刘春花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概括而言，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和内部生态秩序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文化同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协调，形成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文化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协调，使各种文化样式、文化板块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张力，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形成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是文化功能得以发挥和文化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根据，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则是文化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秩序都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时，文化才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浸润于文化中的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4］此外，孙兆刚、孙卫卫、徐建、张贞、刘力波等都从这个角度探讨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们认为构成文化生态主要有两个规定性：一是内部存在多样的文化类型和因素；二是多样性的文化类型与因素之间，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综观我国目前关于文化生态概念的论述，虽然各自的表述存在差异，但大致上可分为这两类：一种是将文化生态视为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这一种实际上是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另一种将文化生态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即以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其基本涵义就是把人类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当然是一个类比于自然生态的系统），认为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生态学的方法为指导，更为彻底的关照文化系统内外关系的结果，即不仅认为文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具有关联性，同时在文化系统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各种有机关联，协调好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各要素的和谐共生，实现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生态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

2．关于文化生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