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学论文范例

【摘要】

本文分析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探讨了课程改革构想、实施方法和改革目标，主张应建立精讲——实践——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评价体系。

【关键词】

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现状分析；改革构想；实施方案

一、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化，文史哲学科遭遇冷落，文学课程也出现边缘化倾向。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校教学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淡化专业，强化素质教育，增加大量通识课和选修课，导致专业课课时压缩。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的教与学急需加强。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内容。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学团队，他们不断革新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特点，不同程度地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目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语言文学工作者。本课题组授课教师积极参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实施的各个环节，认真开展各项教学和实践工作。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本专业知识现状和需求；转变教育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评价体系；督促学生阅读文学原著，查阅相关论著论文，撰写读书笔记；充分运用现有教学条件，开展多媒体、影像等多种教学手段，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改论文多篇，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以期达到教研相长的效果。

二、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构想

摘要:当前，科学与文化之间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依然明显存在于中医学的实践之中，给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运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需要大力加强中医人文学科的建设，以在组织和知识建制上作出安排，消弭两者之间的斗争冲突、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沟通。在推进中医药院校“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中，应当进一步认识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对其建设路径进行积极思考和有益探索，以形成更大、更有力的建设性力量，促进科学与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局面。

关键词:中医药;人文学科;学科建设

中医学是生命之学，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土壤，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的属性，是科学与文化的共同载体;就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思想来源而言，人文属性恰恰是中医学的第一属性。由于知识类型和思维方式的不同，科学与文化之间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依然明显存在于中医学的实践之中，给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和运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需要巩固和加强中医人文学科建设，弘扬中医人文精神，将解决实际问题的“求实”，解决科学问题的“求真”与解决疾病问题的“求善”结合起来，使得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超越科学与人文之争，从而自然地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也为当代医学的进步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中医人文学科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和学术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学科本身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以及自主发展的学术空间，部分院校还独立设置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卫生事业管理学院等实体学院，建设了一批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除了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等传统学科外，中医文化学、中医心理学、中医哲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成熟。在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和传播、当代社会和科技条件下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人文学科在解决医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符合中医药思维特质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并且应当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医人文学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但尚未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在中医药学科的整体框架之中缺乏应有的位置，更未在兼顾历史传统和当代条件下的情形下，较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对于中医人文学科与中医基础学科、中医临床学科相互关系的认识也缺乏足够的视野和格局。在当代学术环境和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人文学科的作用，需要我们首先正视当前中医人文学科发展的问题，并藉此重新认识中医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进而对中医人文学科的建设路径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中医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集中和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1．1学术评价体系制约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文学科在中医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大学为了迎合和适应政府和各大排行榜上的量化评价指标，往往在具体举措和制度上忽视甚至抑制了中医人文学科的发展，使得其涵养和引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作用无法发挥，导致中医药发展过程中“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这些潜在的影响即使通过中医药立法也无法立竿见影地获得解决。这其中，既有一般人文学科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医人文学科发展遇到的特殊问题，在这些功利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术周期长、成果考核难，无法用现行的一些量化指标进行评价的中医人文学科自然成为营养不良、先天不足的"豆芽"学科，自然也无法获得丰富的学术资源。

【摘要】

本文分析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探讨了课程改革构想、实施方法和改革目标，主张应建立精讲——实践——自主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建立量化考核评价体系。

【关键词】

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现状分析；改革构想；实施方案

一、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化，文史哲学科遭遇冷落，文学课程也出现边缘化倾向。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高校教学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淡化专业，强化素质教育，增加大量通识课和选修课，导致专业课课时压缩。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的教与学急需加强。文学课程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同内容。陕西中医药大学文学课程有一支精良的教学团队，他们不断革新教育理念，根据学生特点，不同程度地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目的，为社会培养优秀的语言文学工作者。本课题组授课教师积极参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实施的各个环节，认真开展各项教学和实践工作。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本专业知识现状和需求；转变教育理念，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变革课程评价体系；督促学生阅读文学原著，查阅相关论著论文，撰写读书笔记；充分运用现有教学条件，开展多媒体、影像等多种教学手段，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撰写学术论文和教改论文多篇，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教学中，以期达到教研相长的效果。

二、陕西中医药大学现代文学课程改革构想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现象学美学文论是20世纪世界美学文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它用现象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接受和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路径，在文学观念和理论结构上都有突出的创新性意义。而我国对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的引荐、译介和研究，乃至于具体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上，都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年，我国长期致力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研究的学者张永清在《罗曼•英伽登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和《问题与思考:国内英伽登文论研究三十年》等文章中，指出了当前国内研究现象学美学文论中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国内学界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韦勒克化的英伽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相关研究的独立性还有待加强。”［1］他的这个判断，我是非常同意的。   为什么中国对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视野受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的制约和局限呢?这是因为英伽登的美学文论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直接翻译成为汉语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国内读者在没有直接接触英伽登著作原著之时，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介绍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对英伽登美学文论思想理解、阐释和把握的“前理解”文化解释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英伽登的美学文论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始于1980年，是年李幼蒸在《美学》第2期上发表《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一文。此文从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肯定性评价来说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价值。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林骧华翻译的韦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评家》，这是韦勒克在华盛顿大学所做概括总结20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宏观性论述的学术演讲记录稿。韦勒克根据自己对西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前半期文学理论的长期研究，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界最有卓著贡献的四位批评家，那就是克罗齐、瓦勒里、卢卡奇和英伽登。［2］   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韦勒克在这一影响广泛的著作中借鉴了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作为该书第四部“文学的内部研究”的理论框架。而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学界，从1980年到1984年，通过韦勒克等人的介绍，英伽登已经名噪一时，而他本人的美学文论的著作还没有一部、论文还没有一篇被翻译过来。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一种特殊状况，“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基本上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的知识模式。美国学者赛义德曾经谈论到东方国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理论时所进行的“理论旅行”。赛义德指出:“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138   英伽登美学文论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是开始于美国学者韦勒克的介绍，中国译介了韦勒克的著作，即通过韦勒克的美国理论的中介实施的。韦勒克确实是在欧美第一个介绍英伽登的人，他说，“我自信是在英语界提到罗曼•英伽登的第一人”。韦勒克之所以看重英伽登，是因为英伽登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弟子。于是，1934年9月布拉格举行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时，韦勒克在其学术演讲中，向大家介绍英伽登是“《文学的艺术作品》这部出色的现象学著作的作者”。［4］686而且，正如王春元在韦勒克《文学理论》的中译本前言中说:“本书作者很推崇波兰哲学家英格丹(R．Ingarden)所采用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对文学作品的那些多层面的结构做了明确区分。”“本书作者进一步发展了英格丹的研究法，设计了一套用以描述和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作者正是运用这一套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来系统地构建本书第四部，即‘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全部理论框架的。”［5］151980年代的中国，其时，中国文学理论正在进行思想方法上的从单纯的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方面的转型，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内部分析的方法，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于是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一时成为理论界的畅销书，而英伽登也因为韦勒克的推许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在当代美学文论上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   按照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英伽登理论在中国进行的“理论旅行”，是由于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文学观念变化的时代环境，使得英伽登话语的进入有一个发轫的环境，而韦勒克“内部研究”的主张恰好切合中国文学理论“向内转”的契机，可以说英伽登理论是通过韦勒克理论话语的通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场域的。在这种状况下，“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就是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方向和用法。翻检从那以后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关于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一些研究论著，可以看出，依循韦勒克思路去解读英伽登是相当普遍的。我个人在当时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当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任何一种理论的全球化旅行的边际障碍都已经消除，我们应该破除理论的中介式旅行的模式，对国际学界的主要理论做直接的引进和评介。理论的中介式旅行实际上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事实上，理解真实的英伽登应该认真阅读英伽登本人最重要的两部著作: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DasliterarischeKunstwerk)和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部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关联密切的系列著作。英伽登在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就说，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克服各种片面的观点的正确途径是，必须正确地回答两个问题:“(1)认识对象———文学的艺术作品———是如何改造的?(2)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是通过什么程序获得的，就是说，对艺术作品的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它导致或能够导致什么结果?”［6］30《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而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则是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奠定的。在中国，英伽登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著作在1988年问世，而且中译本根据波兰文本的英译本翻译。英伽登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则在1988年以后的20年以后，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这个著作已经不是英伽登1931年的德文版的原貌，而是1960年用波兰文对德文版翻译，并且更名为《论文学作品》(Odz-ieleliterackim)的文本。当然，波兰文本《论文学作品》是经过英伽登本人校阅的，他在译稿中作过修订和补正，英伽登1958年在波兰文版前言中说，“过去坚持的观点我认为一般来说都是对的”，“除了过去的第二十六节的论述现在看来已经站不住脚，需要重写之外，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原则性的改动”。由于德文与波兰文在表达上的差异，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照我的看法，这个波兰文本有的地方可能比三十年前的那本书好些，有的地方差些”［7］18。#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英伽登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总算是英伽登被介绍到中国大约三十年后完整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光进入21世纪，在1980年代出现文学理论的韦勒克热和英伽登热，由于现在文化语境的转换，已经在文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后渐次形成的后现代文论的新兴热点面前黯然引退，现在认真重新阅读英伽登这两部著作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中国“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消解，何时才能还原英伽登本来的学术面貌，则不得而知。   但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学界必须认识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并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而我个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我在读到2009年出版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七卷之后。第七卷的副标题是“德国、俄国、东欧批评:1900—1950”，在该书十七章“波兰批评”中韦勒克只论述了英伽登一人。这一章的内容像在其他章节的通常写法一样，较为全面地评述所论理论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和缺失。但是，韦勒克将例行论述写完以后，行文至此，突然笔锋一转，说道:英伽登“在第三版《文学的艺术作品》(1956年)里，收入了在某些要点上严厉批评本人的一篇针对性的前言”。于是十分罕见的是，立刻针对英伽登的批评，作了长达7页之多的辩解，对英伽登的批评做了一个反批评。   《文学理论》于1942年用英语出版之际，那时波兰因被外国军队占领，与世界学术活动隔绝多年。英伽登那时没有看到这本书，也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自己的理论有所借用，更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的理论有误读之处。而《文学理论》的德文版于1959年问世，几年后英伽登才读到这本书。于是在《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德文版出版之时，才写下批评韦勒克的文字。那么，英伽登在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第三版序言是如何对韦勒克进行批评的呢?现在我国没有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全译本，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新浪网上载有张旭曙对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的选译，而其中正好有英伽登批评韦勒克的第三版序言的全部内容。通过这个网络文本，我知道，英伽登对韦勒克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进行了整体借用，但是却反过来对英伽登的理论说三道四。英伽登认为，这全然是对他的理论的不尊重和误读。而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韦勒克在看到英伽登对它的批评之后，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致罗曼•英伽登答辩书》的反驳文章，而这篇反驳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七章中对英伽登的反批评。而英伽登在1966年又发表了《雷纳•韦勒克所言的价值、规范和结构》，对韦勒克把他的文学作品层次理论简单地说成是一种“规范”、“规范体系”，离开了现象学理论范畴表示不满。两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歇、终止，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从两人你来我往的批评与反批评来看，似乎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并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   客观而论，英伽登是现象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韦勒克是美国新批评后期理论的核心人物，韦勒克对英伽登有所误读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他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是美国新批评理论上的一个总结，韦勒克在新批评人群中更有开放性视野，他不拘泥于新批评的固有理论，而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有自己的感受，实属不易。但是他对英伽登理论的解读显然又带有新批评理论的视角，不能说没有误读。这是英伽登特别恼怒的一个原因。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误读，成就了《文学理论》的创新性理论成就。而中国学界如果依照韦勒克的指引去理解英伽登，则造成对现象学文论研究的误区，却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   举一个例子，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只有两个地方(第151和156页)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我的文学的艺术品的层次概念，这基本上是点到为止。不过它认为我划分了五个层次，其中就有形而上性质层。这是一种误解。我的确考察过形而上质素，但从不曾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的一个层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大谬不然了。形而上质素仅仅在被再现的世界的某些事件和生活情境中偶尔现身。倘若构成作品的一个层次，它们就必定属于文学的艺术品的基本层次，并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都如此。但实情根本不是韦勒克认为的那样。尽管如此，形而上性质在艺术品中的作用却非同小可，它们与同类审美价值关系密切，我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形而上质素可以在别的艺术品主要是音乐作品里显现，也可以显现在绘画、建筑等等里面，因而它们往往属于我所认为的作品的‘观念’。所以，它们的显现与作品的文学观相没有关系。倘若人们将其看作文学的艺术品的一个层次，那就忽略了文学的艺术品的一般的艺术品的‘解剖’(anatomical)特征和结构的作用了。”①   仔细研究一下，英伽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对文学作品的层次划分，确实是四个层次，有书为证:“那么，哪些层次才是每部文学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呢?它们就是———就像我要在下面所说的那样———下面的层次: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更高级的语音造体的层次。2．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或整体的层次。3．不同类型的图式的观相、观相的连续或系列观相的层次。最后还有:4．文学作品中再现客体和它们的命运的层次。”［7］49   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的论述是:“波兰哲学家英格丹在其对文学作品明智的、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尔从‘现象学’方法明确地区分了这些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声音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即意义单元的组合层面”，“第三个层面，即要表现的事物，也就是小说家的‘世界’、人物、背景这样一个层面。英格丹还另外增加了两个层面。”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另外增加两个层面，当然是五个层面，而并不是英伽登自己分的四个层面。在层面的数量上，韦勒克替英伽登增加了一个。非常蹊跷的是，韦勒克对自己讲的“英伽登另外还增加了的两个层面”展开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两个层面似乎不一定非要分出来。‘世界’的层面是从一个特定的观点看出来的，但这一所谓‘观点’的层面未必非要说明，可以暗含在‘世界’的层面中。”“最后，英格丹还提出了‘形而上性质’的层面(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过这一层面艺术可以引人深思。但这一层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可以阙如。可见，他的两个层面都可以包括在‘世界’这一层面之中，包括在被表现的事物范畴内。”［5］158－159#p#分页标题#e#   对照上面两段引文，确实韦勒克对英伽登有严重的误读，甚至可以说是曲解。韦勒克描述的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由四层变为五层，平白无故增加一层。后两层的含义，按照韦勒克的解释应该是“观点”和“形而上性质”。这两个语言表述都是英伽登的书里根本没有的，确实是“大谬不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在接受了英伽登的批评之后，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更改了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的层次数量，从五个改为四个。但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迟至2009年才出版，1984年出版的韦勒克《文学理论》中译本在读者中印象已经相当深刻。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似乎都是依据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这种述说。“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实在害人不浅。   找到真实的英伽登必须回到英伽登的著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英伽登是一位现象学哲学家，他的关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论著都是一个现象学哲学家对审美活动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他研究文学作品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老师胡塞尔讲的纯粹意向性客体。他写作《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动因就是，“要对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确程度，并且考虑到了许多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情况，而建构起来的这种理论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意向性客体存在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确，实在客体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体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找到了一种毫无疑问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实在客体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响，来对这个纯意向性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学作品特别适合于这种研究。”［7］14在英伽登看来，艺术作品总的来说都是意向性客体，但是有些艺术作品，如绘画等造型艺术，在画面的形构上要大量运用物质材料，具有某些实在性客体的因素，虽然“也是意向性客体”但不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而文学作品则是由词构成的语句，即由语言使用规则构成的话语组成一个客体，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语言是思维意识的活动工具，语言和意识在活动过程中往往是一体的。语言的使用规则本身就是人类群体意识活动的内在意向性驱使下的约定俗成产物，而在这种规则制约下作家的话语书写也是人的纯粹意识行为，“它们存在的根源和需要的来源是语言造体的意向性———例如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的意义———它们是由想象的行动所创造的。”［7］144词语的书写、传达和接受始终是在意识行为中进行的。当然文学作品的实际存在是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甚至是物质材料的。印在书籍篇页上的文字，它的承载物是油墨和纸张，但是油墨和纸张并不构成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只有词语的组合、句段才是文学作品的真正形式。语言构成的文本不是实体性客体，而是纯粹意向性客体。它是作家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只能在读者的阅读中，即另一种意识行为中产生意识的再造活动。   由此，在英伽登看来，必须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确定文学作品是纯粹意向性客体的存在方式，必须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确定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我认为这三个必须是我们阅读英伽登著作应该具有的观念。不具备这三个必须的意识，就有可能对英伽登误读。西方文论的作者历来有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区别。英伽登的著作必须用现象学哲学方式读解。应该说，韦勒克在写作《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之时，是接受了《文学理论》误读的某些教训的。而《文学理论》的误读就在于，韦勒克从西方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美国新批评对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上读解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新批评致力于确立文学文本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论地位，强调语言和语言运用自身的独立性，把作家和读者围绕文本的意识行为视为“情感谬误”、“阅读谬误”，当然也自成一家之言，不能说没有一些新意。但是如果割断或者稍许忽视现象学关于语言文本与意识行为的联系，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掌握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   本文就“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描述，其意在于说明我国对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确实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对当代西方文论、世界文论的引进、评述和借鉴，应当摆脱片面依赖美国化理论的学术倾向，直接面对全球文学理论的真实事实，研究各种不同语种理论文本、不同理论流派的特殊理论贡献，书写中国化的西方文论、世界文论论著。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学•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唐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健、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松寿夫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瑞典、美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众多知名大学、研究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论文。

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

【摘要】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在政治方面簪缨不替，爵位蝉联，显赫于当时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荣耀于当时文坛，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本文对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研究重难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展望了未来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陇右；傅氏家族；家族文化；研究综述

家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家族———国家”的“家国同构”模式是宗法社会的基本社会政治模式。家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社会诸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家大族、高门甲族有学术文化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以及杰出的文化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是时代文化、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陇右傅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他们显赫于政坛，在文化方面，翰墨相承，诗文相继，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不可低估。通过对陇右傅氏家族的迁徙、政治动向、诗文创作和思想学术倾向的研究，可以揭示汉魏六朝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也可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同时可以探究陇右地域的传统文化。

一、陇右傅氏家族文化研究现状与趋势

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致力于家族研究，代表成果有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与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旺族》，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著作对我国古代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奠基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单一家族，而且涉及分朝代或通代的家族制度研究。尤其是陈寅恪先生率先运用“地域———文化———家族”之法治中古史、中古文化及文学，其著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金明馆丛稿二编》对研究中古家族文化有开山之功，启发学界良多。另外，钱穆先生亦着力于家族角度研究中古文化，其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具体概述了世家大族在中古历史文化中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分之功绩”［1］。钱穆在中古家族文化研究方面影响深远。后继者又有唐长孺、岑仲勉、王仲荦、毛汉光、余英时等先生，以及外国学者池田温、谷川道雄、崔瑞德等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果。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成为史学界与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此方面的研究渐趋繁盛。史学界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及常建华《宗族志》，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均对中古家族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2，3］。另外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为研究入门手册，将家族史的基本概念梳理得极为精准［4］。而断代家族史以及家族史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则更多，如李卿《秦汉魏时期家族、宗族关系研究》、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士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与《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杨际平郭锋与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等［5～9］。并且，周一良先生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价》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喜欢采用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往往对魏晋南北朝的某些世家大族作所谓的个案研究，如矢野主税氏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丹羽兑子氏有《关于魏晋时代之大族旬氏》等。这些成果都彰显了家族研究在史学领域内的繁荣景象。文学界也同样硕果迭出，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与《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杜志强《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以及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等，这几部专著都是从家族角度来研究中古文学、文化，功莫大焉［10～13］。渐次，研究家族形成、传承、变异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与规律，以及从家族角度研究士族、世族及中古历史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为学术界的热议。关于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中期已有对傅氏家族人物的个案研究，出现了如周春元《傅玄之经济思想》、张岱年《〈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之学》及王云五《傅玄的政治思想》等文章。到七十年代，赵光勇《傅玄论》开始对傅玄进行了综合研究［14］。80年代以后出现了高新民、朱允校编的《傅玄〈傅子〉校读》、王会绍等《傅玄阴铿诗注》、王绘洁撰《傅玄及其诗文研究》、高新民《傅玄思想研究》、魏明安赵以武著《傅玄评传》、刘志立《〈傅子〉评注》等令人瞩目的研究专著［15～20］。相关研究论文也频结硕果，且内容涉及广泛，有籍贯、家世、生平与其生活时代的考论，又有关于傅玄文献的整理编注，也有对《傅子》及傅玄诗文的研究，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傅玄个人的学术思想等。另外，傅氏家族的傅咸、傅亮也受到研究者的一些关注，有孙宝《傅咸家风与魏晋文风流变》、张亚军《北地傅氏与傅亮》等，赵茂林、张明华及马黎丽等对傅咸诗歌辞赋的研究成果显著。也有论及傅嘏、傅燮与傅斡等傅氏家族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对傅氏家族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日本学者石田德行对北地傅氏家族进行了整体考证。另如罗世琴的硕士学位论文《傅氏家风及傅玄傅咸个案研究》也考证了傅氏家族的谱系、籍贯并阐发了傅氏家风等问题。霍昇平的《灵州傅氏试探》一文讨论了灵州傅氏在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政治态度与地位变迁，以及在历史上所起之作用。魏明安的《汉末清议与傅氏一家之儒》考察了傅氏四代的议政言论，并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21］。柳春新的《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与安朝辉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北地傅氏家族与文学》，都考证了汉晋傅氏的发源、兴起与迁徙变化，以及傅氏家族的政治盛衰演变，并阐述了傅氏家族的家学与家风。要之，在家族研究渐热的大背景下，陇右傅氏家族文学文化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但仍嫌薄弱，尤其对从魏晋到南北朝傅氏家族做整体研究的成果还几无可见，许多问题也需要继续细化、深入研究，所以这些问题必将成为傅氏家族研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