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论文范例

摘要：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各个领域都体现了追随美丽的潮流，建筑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很多设计师开始萌生复苏传统文化的概念。然而，想要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上的效益，不仅要在现代建筑上进行继承，还要接受传统元素注入的宝贵血液，只有这样才能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摘要：艺术美学属于哲学的范畴，也是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我们研究艺术的起源、探索人类审美活动、赏析艺术的风格特点、了解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那就是艺术美学，艺术美学对审美教育方面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艺术的范畴多种多样，书法作为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当然符合艺术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学习艺术美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书法、认识书法。对于书法的讨论从古至今仍未停歇。

关键词：书法；儒家；道家；禅宗；美学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深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的探索一直争议不断，从中衍生出众多发人深省的学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学说便是我们熟知的儒、道、禅三家，至今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些相互差别的美学倾向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美学价值，因此区别于西方人的美学追求。

一、书法与中国三大美学价值

（一）儒家的美学价值

由孔子创立、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所集大成的儒家学派一直绵延生息、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入世，将天下视为己任，他们的理想是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

1.“中和”之美

上古神明与信仰研究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撰写而成。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13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无涯?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gender）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论。”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的结论。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西方学人喜欢采用Chamanisme（萨满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裨益。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佛经（《摩伽登经》）。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加厉，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研究

摘要：

中国是最早种植茶的国家，并且将茶传播至全世界，尤其是在英美等国，茶得到了改良和发展，形成西方的茶文化。中西方茶文化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主流文化等等原因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对中西方茶文化的比较既是对茶的发展历史的记载和对茶文化的补充，也是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

关键词：

中国茶文化；英美茶文化；比较

茶已不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文化，是代表国家特征的标志。茶在中国体现的意境和在欧美国家体现的意境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茶如君子之交，淡薄静雅，而在英国，茶就是一种优雅的姿态，展现了绅士的风度。本文通过对茶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发展和“茶”在英语中的表现探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茶文化，这对研究中外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1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唐朝时茶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风雅之物，当时对外贸易相当活跃，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记录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再传回欧洲大陆，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国的茶西行经过广州、福建等沿海城市再到马来半岛、印度半岛最终到达欧洲大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的茶叶，三百多年后的葡萄牙传教士撰写了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茶叶的书并刊登出版。从此，中国的茶走上欧洲发展道路，让无数欧洲人了解茶并喜欢上茶。最初引入茶进人们视野的是葡萄牙人但真正推广的却是荷兰人。葡萄牙人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东方茶叶好奇无比，借助当时海上霸权的地位和发达的海路运输技术，入侵中国，获得中国最早的贸易权，得到大量的茶叶并运回国，引起上流贵族的关注和好奇。但是因为葡萄牙人注重国内自身消费而没有国际贸易的意识，所以并没有将茶全面推广，真正实现茶叶推广的是后来居上并击败葡萄牙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荷兰通过大量的贸易将茶带进欧洲市场，带入欧洲人的生活中，并使其成为时尚的象征。除了进口各种茶叶之外，还将配套的茶具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销售。虽然荷兰将茶有效地传播到欧洲各地，但是并没有形成全面饮茶的气候，只有少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茶这个新的事物。到了18世纪，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替代了荷兰海上贸易的地位，也将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使茶走进英国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发展成为一种英国茶礼仪，最终走进了英国百姓家庭。英国人自此以后钟爱喝茶，尤其是红茶，更是将茶作为贵重物品招待客人，也会在聚会时品尝享用红茶的香甜。至此，茶的发展并没有止步，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传入了美国，在传统茶的基础上改造成风靡全球的美国冰茶。茶在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茶文化迥然不同，不仅仅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而不同，还因为受所处时期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不同使得茶文化在各国有了新的发展。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本土管理探析

摘要：

目前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的影响，变成了以西方旨趣和需求为导向的管理研究，这既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也不符合我们的学术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当前，关于如何探索基于中国的文化智慧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进而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已经成为许多海内外华人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华为、乐高等优秀企业应用阴阳思维不断进行创新，取得了商业的成功。国内外本土管理研究学者应凝聚中华文化的精华，把中华智慧归纳起来，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架构。中华智慧可补充西方理论的不足，进而将管理之道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

关键词：

传统文化智慧；本土管理研究；新概念；新理论

在过去一个世纪，管理学成为西方的一门显学。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研究，管理学已被学术界确立为一门对行为科学有实质及重要贡献的独立学科，而管理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和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以及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等，已被视为每一位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和掌握的管理工具和模式。自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管理学的理论也随西方的商品及意识形态一起被引入并学习借鉴。经过30多年的实践，从事管理实务的高管人员及从事相关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以下两个问题：①植根于西方土壤的管理学理论和分析架构，是否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例如中国；②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哲学思想，能否补充主要由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学的不足之处，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养分。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需要对中西文化和管理的差异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1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的差异

一、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史、子、集四部

1、经部

比如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在其表象特征上尽量委婉含蓄，在意境的追求上，则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时还追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均体现出了其思想上的折中与中行，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对于古代先秦时期儒学思想以及宋明时期理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的范畴以及审美观念。同样的，儒家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构成了该书最核心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已经写到，“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基本方法。这充分地说明了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及推崇。因此，只有对儒家经典的主要思想及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和掌握，才能充分地体会到《文心雕龙》这本文学理论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才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

2、史部

史部主要收录的是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别史类、时令类、职官类、地理类等十五类。在此部分，《史记》是不可不读的。《史记》最初被称为“太史公书”或是“太史公传”，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同时记录了各大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在《史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到“大江东去楚王流芳”的项羽、“文武双全英风伟概”的蔺相如、“戎马一生终难封侯”的李广李将军、“旷世奇才悲凉收场”的淮阴侯韩信等诸多英雄人物。我们均深刻地感受到其浓郁的悲壮色彩，画面宏廓，意蕴深远，悲剧气氛浓烈且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我们在对其中的主要人物有了通彻的了解之余，也为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感慨万千。除了认识伟大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从中全面地认识一些成语或是名言警句。比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等等。《史记》不仅开辟了通史体裁，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更对古代的小说、戏曲、传纪、散文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冯梦龙的小说《东周列国传》便是取材于《史记》，《赵氏孤儿》《霸王别姬》同样也是取材于《史记》，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过“读史可以明智”。毋庸置疑，《史记》对于人们进行国学研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子部

子部收录的主要是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类书。包括有儒家类、兵家类、道家类、释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学类、杂家类等十四类。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首先是从体验文学作品开始。体验文学作品，除了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外，还需要具备超群的审美能力。具备了审美能力，才能深入作品之中，才能捕捉作者的内心感受，才能从作品中取得共鸣。从而在情感上受到感动，在感动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再通过透彻的理解进行评价，进而得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要思想与情感价值。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以儒家和道家为例进行解析。在子部这一部分中，儒家崇尚的是“礼乐”和“仁义”，提倡的是“中庸”和“忠恕”。而道家推崇的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老子与庄子是该思想的主要代表。其中特别是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其主要思想及倡导的理论。《庄子》一书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一书中，其内容大量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想象奇特，生动传奇，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艺概•文概》中曾说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可见庄周已经将文学语言发展到一种非常高深玄远的境界，对之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庄子》一书，不仅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哲学上同样成绩显著。庄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体系被并称为“老庄哲学”。在其思想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同时又是相对的。“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范畴，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主要观念。庄子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生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倡导要顺应天道，摒弃人为。在其《齐物论》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其主观思想便是按时顺命、逍遥自得。没有充分地了解庄子的主要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就无法对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及其精神世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也就无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中国现代文学“古典主义”倾向的问题偶尔有人提及，却难以见到深入具体的论析。近年来，相关论文和著作大量出现。总的说来，这些著述不乏创见，但不少论文中，“现代性”等理论话语的强行介入，大同小异的从学衡派到新月派再到京派的梳理，以及宣称发现了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匆匆忙忙的论断，并未切合作家和作品的实际。毕竟，名词概念的密集堆叠和逻辑的自我空转，最终无法取代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要给古典主义这一概念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固然是一场理智的冒险。然而，当人们试图用“古典主义思潮”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学衡派、新月派、京派、现代诗派乃至左翼文学一网打尽时，我们就有必要细究这一概念的内涵及背景，认真考察它对纳入其名下的对象的规约了。

古典主义是西方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17世纪出现于法国，后成为欧洲各国文学的楷模，对整个欧洲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的英国文学、18世纪末期的德国文学，都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文学。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在封建王权的支持和鼓励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特征从思想上说，首先是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英明君主，文学和政治紧密结合。古典主义作品突出家族责任和国家义务，表现感情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其次，古典主义主张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之间的矛盾。最后，古典主义文学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古希腊悲剧的传统，描写宫廷和贵族的生活。其特征从艺术上讲，第一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吸取艺术形式和题材;第二是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如戏剧创作必须遵守“三一律”;第三是人物塑造类型化，人物形象性格单一;第四是追求庄重典雅的风格，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1］去除某些特殊因素，从普泛一些的意义上讲，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不同于作为一种美学倾向的古典主义，前者的内涵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二)崇尚理性;(三)强调规则与模仿。其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应为古典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古典主义思潮只有在政治的庇佑和监视之下，才能找到其寄身的确切位置。它浑身涂抹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散发出浓烈的意识形态气息。“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2］这种对秩序的悉心维护，往往与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直接勾连，不少作品甚至直接歌颂君主和王权，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体制的附庸。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之上“昌明国粹”，与林琴南们之出于卫道的热情而攻击新文学有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学衡派并不具有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意味。这一点，与学衡派同时代的周作人看得十分明白，“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3］学衡派的文学观念代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期中的一种平和、稳健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抉择，它并未栖息于国家政权的巨大身影之下。因此，在与政治的关系上，学衡派与古典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而被许多论者视为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之枢纽的新月派，实际上却由一批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前期多持纯粹艺术的立场，后期虽涉足当时的文艺思潮论争，却强调文学家必须坚持人格的自由。即使是被认为最具古典主义特征的梁实秋，也拒绝依附于政治、权威。他认为“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约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所以，它要求“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4］京派作家更是力图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文学选择，疏远于国家意识形态，从容高蹈，专注于“纯正”的文学趣味，默默地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可以说，无论是学衡派、新月派，还是京派，都少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和为政治服务的意图，都没有直接依托于政权。正因为这样，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与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这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隙。

二茅盾认为，“古典主义只是理智的文学，没有热烈的情绪，不许奔放的想象，并且只是贵族的娱乐，描写着贵族的文学”。［5］这道出了古典主义独尊理性的特征。古典主义思潮推崇理性，其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惟理主义。笛卡尔将理性视为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照他看来，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心智活动，也应当受到这种理性原则的无情宰制。因此，感觉和想象力被视为杂乱的、变幻的、足以使人类精神活动招致欺骗的根源而遭到敌视和排斥。这种惟理主义乃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知识依据，诚如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中所说的那样，笛卡尔一劳永逸地为17、18世纪的美学指明了道路。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理性”拒斥感觉和想象，同时又表现出群体理性、政治理性的特征，显露出清晰的意识形态的专制面孔。学衡派之重视“理性”跟惟理主义观念很不一样。

以吴宓为例，他毕生追求“真情”与“至理”的统一，而对安诺德“诗专重理智思想而不及情感”的看法不以为然。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古学派(一译古典派)之伦理的主张，乃一各种性行元素之调和融洽……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之上品，如荷马之诗，苏封克里之悲剧，以及桓吉尔(Virgil)之诗，其描写感情想象非不强烈，岂仅专重理性者。……后来之新古学派及伪古学派，特重一偏之理性，致由浪漫派之反动，专务提倡感情及想象。写实派继浪漫派而兴，复趋他一端，专主以冷静之头脑，观察社会人生之实况，详加描写，不参己见，其所重者乃为科学之理性。”［6］吴宓称古典主义为“新古学派”和“伪古学派”，因为它“特重一偏之理性”，所以对之持否定的态度。(朱光潜也称这种惟理主义的、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为“假古典主义”，并视十六世纪意大利人维达(Vida)的《诗艺》、十七世纪法国人布瓦洛(Boileau)的《诗艺》、十八世纪英国人蒲柏(Pope)的《批评论》为“假古典主义”的三部法典”。［7］)吴宓强调诗与文“各该表示思想及情感，兼有其二，不废其一”。［8］显然，在文学观上，吴宓是反对惟理主义观念的。新月派提倡的是理性节制情感，借用朱自清评价闻一多诗歌的话来说，就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即便是被有些论者称为古典主义理论家的梁实秋，也只是反对过分推崇情感，不赞成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京派提倡“理性与情感”的协调，其“理性”并不排斥情感，不过是针对当时文坛上情胜于理的普遍状况，针对情感过分外露的感伤主义倾向，要求“和谐”与“恰当”，其着眼点在于“艺术的完整”。比较而言，在布瓦洛的理性原则的强力框范之下，古典主义作品通常讲述的，乃是在贤明君子的调解下理性对情欲的最终克服，而非理性情欲终归要让人身败名裂，这无疑是一种理性专制主义姿态;而京派批评家所要求的，却是对赤裸裸的情感宣泄的适当“节制”，是“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9］沈从文、李长之、朱光潜、萧乾、李健吾、废名、叶公超、常风等人，均反对文学创作中过分的“热情”，而不排斥感情。至于京派开创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事实，则早已广为人知。西南联大诗人穆旦、冯至、袁可嘉、李广田等的反“感伤论”，也和京派的主张相类。如果把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这种“理性”不加区别地简单等同于文学史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思潮所推崇的“理性主义”，甚至习惯于拿中国文学史机械地比附西方文学史，就很可能要冒牺牲中国现代文学史自身真实性的危险。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者坚信，合乎理性原则的伟大作品早已在古代诞生。拉布吕耶尔曾一口咬定:一切都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能跟在古人和现代人中最富技巧者后面拾其牙慧。#p#分页标题#e#

在古典主义者那里，文学典范早已存在，艺术的全部规则都已为前人创制，后世文学须服从权威，匍匐在在经典的律条下反复揣摩、不断仿写。“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10］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学衡派，还是新月派，都没有掉入这种僵硬的泥古窠臼，京派更是以独具魅力的文学创作实绩，为中国文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质。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古典”的赞赏，更多的是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把从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作为创造的基础，而不是拜倒在某些典范和类型的脚下。例如沈从文，废名等作家，在文体上多有实验和创造，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常识了。新月派关注诗的形式，因而屡遭“形式主义”之讥。闻一多的“带着脚镣跳舞”，是对“艺术自律”的强调，也是对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以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趋势的反拨。当时许多新诗作品粗制滥造，让人生厌，新月派提倡创造诗歌的新格律，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新诗本身存在的弊端。这种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目的是力图在传统诗词的形式彻底破坏、无形式成为了诗歌的唯一形式之后，探索和建构新诗的形式美。闻一多反对在创作上的任意而为，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方面多有创造性的建树。他提出的诗歌“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就是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具体要求。新月派的诗歌格律运动与其说是古典主义式的模拟经典，不如说是恰当地运用传统资源的一种创新。从题材方面来说，古典主义钟情于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不屑于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具有鲜明的贵族化色彩。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以见到。京派与此迥乎不同，甚至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眼光注视着“乡下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有所贴近，文学视野较为开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刻画出了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其题材多取自下层民众的生活，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关怀，而上流社会的教授、绅士倒成了被讽刺嘲弄的对象。

要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看不到对具体的经典的推崇与模拟，现代作家中，也没有人在主观上企图或在客观上做到了确立文学创作的规则与律条。不消说，就像许多论者详加梳理过的那样，学衡派、新月派、京派与“古典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间接的关联，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之处除了与古典主义的内涵之间的裂缝难以弥合之外，而且无论从理论构建、规模，还是从作品来看，它都无法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