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论文范例

摘要：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跆拳道作为体育运动项目，研究表明练习跆拳道有助提升学生体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等，这与“三生教育”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跆拳道教学没有明确“三生教育”的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与人民体质健康状况呈反比，我国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连续年下降，而且青少年在生命认知、生存技能和生活习惯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跟我国的应试教育存在一定的关系。由于应试教育的缺失，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被提出———“三生教育”。本文以在跆拳道中如何体现“三生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并找出跆拳道中找出隐含的“三生教育”理念，为“三生教育”理念融入跆拳道教学寻找切入点，丰富跆拳道教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

“三生教育”跆拳道德；跆拳道教学与三生教育关联；

1、“三生教育”理念概述

1.1、“三生教育”概念

“三生教育”是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简称。“三生教育”是：人本理性哲学有很多原理，其中作为根基的原理，是以人为本。在以人为本在伦理学中的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关怀。这样，“三生教育”就有了对马克思哲学在竞技运动中的运用有了的新理解。“三生教育”是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摘要：艺术美学属于哲学的范畴，也是哲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我们研究艺术的起源、探索人类审美活动、赏析艺术的风格特点、了解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时，不可或缺的一门学科，那就是艺术美学，艺术美学对审美教育方面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艺术的范畴多种多样，书法作为一门中国传统艺术当然符合艺术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学习艺术美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书法、认识书法。对于书法的讨论从古至今仍未停歇。

关键词：书法；儒家；道家；禅宗；美学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深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的探索一直争议不断，从中衍生出众多发人深省的学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学说便是我们熟知的儒、道、禅三家，至今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这些相互差别的美学倾向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美学价值，因此区别于西方人的美学追求。

一、书法与中国三大美学价值

（一）儒家的美学价值

由孔子创立、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所集大成的儒家学派一直绵延生息、至今具有强大生命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入世，将天下视为己任，他们的理想是完满地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天地之道。

1.“中和”之美

1．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最早是从对生态女性主义作品的译介开始的。《寂静的春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与生态女性主义有关的译著，该书被视为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书中描写了滥用农药、杀虫剂给生物及人类带来的严重危害，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唤起人们对忽略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也在一份报告中支持了卡森的见解。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和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尽管该书并不是真正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份在中国登台亮相的，但它在客观上为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国内虽然陆续译介了《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等一些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对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译介方面成果较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拉开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刊登了关春玲写的《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关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综述性文章。该文简要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出现的新特点，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关春玲1996:25-30)。之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探讨妇女和环境的关系，从多个角度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介绍与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对近十五年来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笔者发现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哲学、伦理学、宗教等方面开始的，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1996年，曹南燕和刘兵二人合作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论述了女性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原因，较为详细地评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的新的价值观和伦理学，并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做出分析和总结(曹南燕、刘兵1996:54-60)。之后，陈喜荣(2002:525)在《生态女性主义述评》中，把生态女性主义归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指出生态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二元论方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该文还详细陈述了生态女性主义本体论的建设性贡献，指出“非二元论是生态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台湾的李慧利(2004:93)在《儒学与生态女性主义》中指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承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等于支持了某一种环境伦理。”二元论究竟是不是对妇女和自然双重压迫的根源?这个问题仍将继续探讨下去。李建珊和赵媛媛(2008:1-6)在《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体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仁爱观念，这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2000年，肖巍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一文，这是典型的从伦理学角度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肖巍2000:37-41)。2007年，香港树仁大学王建元发表了《生态伦理与中国神话》一文，该文尝试从中国古代神话(特别是有关女神的)中发掘生态女性主义的论点，以期提炼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生态伦理(王建元2007:35-43)。   此外，四川大学陈霞(2000:37-40)的《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是国内第一篇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的学术论文，该文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参照，探讨了中国道教独特的女性观念及其对妇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义。作者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2010年，李瑞虹的《绿色神学:女性主义神学家鲁塞尔的生态思想探究》对美国女神学家鲁赛尔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述(李瑞虹2010:93-100)。   近些年来，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已经正式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表明，从文学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多维度的局面，涉及批评理论研究、文本研究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研究等。2002年韦清琦在《外国文学》上发表的《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一文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发展到第三阶段的产物，研究的前景相当乐观”(韦清琦2002:35-36)。同年，陈晓兰(2002:42-48)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把生态女性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具潜力的批评。从2004年开始，一批运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作品加以阐析的论文涌现出来，例如左金梅的论文《〈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戴桂玉的论文《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王文惠的论文《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读解》，张燕的论文《寻归自然，呼唤和谐人性———艾丽斯•沃克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刍议》，吴琳的论文《解读“海洋三部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单乳女性家族回忆录———〈避风港〉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解读》等。笔者近些年来一直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研究，力图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研究相结合。2008年，笔者完成了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论文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阐析和解读，试图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为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借鉴作用。例如2006年，韦清琦在《江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文中强调，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批评类似，在参与经典的重构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文章中，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析了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文章中涉及的不仅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还有男性作家的作品，通过对比分析，文章指出了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差异。通过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他向我们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前景(韦清琦2006:19-23)。之后，他采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了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尝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种绿色女性主义的解读范式(韦清琦2009:28-30)。王明丽(2010:107-112)把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用以解读晚清女性小说，发掘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p#分页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除了上述几种视角之外，还有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术思想发展等视角，由于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所占比例极小，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评述。此外，自2003年以来，出现了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而且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已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呈现出日趋繁荣的局面。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生成中的前沿性的理论思潮，其理论思想还远未成熟，在理论建构方面还很薄弱，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都还是刚刚起步。   2．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探因   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理论传播和接受的特点来看，这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受“本土”实践需要的制约，二是受历史文化的制约。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压力所致，是改变当下人们生存状态这一现实需要的呼唤。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而另一方面，这种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贫困妇女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最大挑战。虽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这不但影响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现实需要之外，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还有赖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道家阴阳和谐的关联性思维，化二元性为二级性，避免了本体上的二元对立;道生万物的哲学观体现了人与世界的连续性。著名汉学家安乐哲指出，在道家哲学中，关联性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阴”和“阳”作为关联关系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定义现象某个本质特征的普遍原则，而是表述具体差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的解释性概念范畴(安乐哲2002:257-259)。阴和阳不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具体情境中相对而成的。“阴”和“阳”二者之间不是逻辑或因果的关系，而是一种美学秩序。它揭示了一种由不可取代的个别项所形成的特定同一性。“具体事物的这种执着的特殊性和这种特定统一性的和谐具有紧张的关系。”(安乐哲2002:80)也就是说，理解具体事物时，应承认其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整体性，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看待。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父权制的二元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因此，它提出“彻底的非二元论”的主张，提倡多样性，尊重差异性，强调整体性，相信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道家的这种非二元模式的整体性的思维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   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老子“将女性作为无为和自然原则的象征而加以赞颂”(史华兹2004:209)。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守柔曰强”(陈鼓应1984:89，342，237，265)。这里，老子明显表现出对与女性相关的品质“柔”的偏爱和推崇，强调女性的特性和价值，赞扬女性的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态女性主义在主要观点上的契合是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提。   中国现实的妇女和环境问题证明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贵柔守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契合点，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合理整合内外资源，构建和谐正义的世界。   3．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自引入中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对环境哲学、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生态女性主义以独特新颖的视角拓宽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解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揭示破坏自然、压迫女性以及其他各种压迫都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以父权制文化为基础的权力秩序中，女性、自然都受到男权意志的统治和剥削。在生态学家看来，造成目前生态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才是造成这一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她们不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且还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文化的揭示和批评，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极大地丰富了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理论，拓展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推动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用生态学的观点补充完善女性主义，意识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相互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它促使女性主义把对性别压迫的挑战拓展并延伸至包括反抗压迫非人类自然在内的其他各种压迫形式。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且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歧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任何形式的压迫。它力图消灭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提倡尊重差异，主张和谐、正义的原则，呼吁恢复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扭曲的天性，重建和弘扬女性美德，诸如平等意识、宽容精神、对他人的关爱等。#p#分页标题#e#   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与性别的关联，又注重考察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将其置于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加以考究，并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生态文明，这对于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妇女问题，把性别与环境、性别与发展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历史的、语境的方法对其加以研究，立足于我国的国情，整体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解答我们中国妇女面对的问题，但是它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王政、杜芳琴1998:2)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运用，为文学批评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解读文本，重新审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揭露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批判一切压迫形式和观念，使文学作品中一贯被作为背景和陪衬的、被读者忽略的自然和女性突显出来，从“缺席”转为在场，从无声变为有声，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有助于人们改造内心世界，达到塑造人、教育人的目的，为树立正确的女性观和自然观提供精神资源，为缓解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危机、实现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男性和女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将“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新标准，使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或者被人忽略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积极推崇关爱自然与女性的创作，从而将一些新的文本纳入批评的视野。凡体现出整体的、相互关联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洋溢着关爱、同情、抚育温情的文学作品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推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经典文本的重构、对男性作家自然写作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评定以及重写文学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确立了新的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文学批评范式，为文学批评家们提供了新的文学批评尺度，为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使得文学理论的建构更具方向性，同时更具时代色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的多层次研究，发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此外，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需要加强跨文明比较研究，加强中西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交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为我国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资源。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尚处于发展之中，理论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一些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还了解得不多，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它是作为一种生态哲学或者环境伦理学被学术界引进和介绍的，研究者侧重于关注它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科技哲学建设的意义，而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则重视不够，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生态女性主义过于偏激。笔者以为，生态女性主义在提升被压迫者的地位、宣扬被压迫者的价值、批判父权制给妇女和自然造成的后果方面，确实有些激进，但是非此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可以说正是这些偏激的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成为人们重视的批评理论，这种“策略性的偏激”或许会有益于社会进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弘扬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主张以此来抗拒、消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机，对其中比较激进的观点，我们应该仔细辨析，区分出有价值的部分和主观、片面的观点。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反思与批评卓有成效，在解构和颠覆父权制意识的过程中，扮演了理论先锋的角色，但从理论建设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还亟待加强，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摘要:

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将甘肃文化分为“一带三区十三板块”，要求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和产业开发。在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注重遗址的保护与修缮，以西王母文化为中心的区域旅游初具规模，形成了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周边文化圈。但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中仍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在开发过程中，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在整合和研究泾川西王母文化特色价值的基础上，以生态发展为原则着力进行旅游价值的开发，并不断延伸西王母文化产业链，致力于商业价值的开发，其次协调开发其石窟雕塑遗址，不断提升西王母文化的艺术审美价值，大力弘扬道教文化的同时发掘西王母文化独特的宗教价值等。逐步形成以西王母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辐射和带动其周边地区文化产业的开发，从而推动泾川地区的文化大发展和经济大繁荣。

关键词:

甘肃泾川;西王母文化;产业开发;对策

西王母，作为我国道教神话中女性领袖人物之一，她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寄托，象征着人们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变化发展，西王母文化在和平、长寿、博爱、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想象力、天人合一、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艺术和成就。西王母文化在近千年的发展传承中，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甘肃泾川地区为例，当地人们受西王母文化的影响颇深，衣食住行，思想追求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如以图腾崇拜“虎”为主的西王母文化中虎帽、虎鞋等至今广为流传，且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的西王母庙会，更是代代相延，经久不衰，至今已举办一千多届。而在当今社会文化高速发展和繁荣的背景下，对这一地区西王母道教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女性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等方面的产业开发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华西王母文化

西王母，又称“西华金母”，是我国道教神仙体系中重要的女仙之一。古人认为，天地可分为两部分，太阳升起的一方称“东华”，落下的一方称“西华”。据考证，西王母古国存在的时代应在中国传说的“五帝”时期，远古族部落疆界不明，然而五帝之后中原民族所建的夏朝地域在今天中国的东部，今中部的华山在当时已为西部之山，故有“西岳”之称。华山以西的泾、渭、洛三河上游是戎、狄族所居地域，至商、周时期，戎、狄族的势力仍然存在于这一地区，且活动频繁。可见，远古时中原民族的西部外域为西王母部族栖息地，故此这一地域为“西华”［1］。所以，西华神人的形象便是西王母。汉代以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家将西王母与东王公这两个神话人物分别表述为阴阳二气，道教理念便由此兴起发展，进而影响着后世道教文化的传承发展。在《汉书•西域传》中有明确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都未尝见也。”由此可见，古人对找寻西王母非常渺茫，因为西王母、东王公是今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东、西地域不同社会形态产生的哲学概念，而且西王母是汉文化产生的认识概念，并不是西部古部族自身的称呼［2］。根据对我国远古西部历史的考察得知，西王母是我国古戎族的祖先。然而关于西王母的最早文字记录，只能从《山海经》中找寻找，书中记载:“西王母状如人，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无残”［3］。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道教的兴起，以及相关神话传说故事的丰富，西王母的整体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4］。可以看出，她的社会地位如同人间帝后，掌不死神药，负责召开蟠桃盛会，其居处称作瑶池仙境，是仙界掌管众仙女的领袖，由此演化出王母娘娘这一神话人物。在中国民间关于西王母的传说也特别多，比如“嫦娥奔月”“劈山救母”“牛郎织女”“七仙女”等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也有“东方苍龙，西方白虎”的说法，而西王母的图腾崇拜就是“虎”。张怀群先生认为:“龙虎”的最初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而最终“龙”则单独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图腾，成为至高权利的象征。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中国进入父权制社会而产生的这种现象，正是由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衰落而父系氏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强大造成的。尽管西王母所代表的虎图腾已经失去了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但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中虎的地位仍仅次于龙的地位保留着。以其自身不可磨灭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西部先民融入中华的远古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如今，西王母不仅升格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尊崇的东方女神、美神，同时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崇拜者遍及日本、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地。近年来，组团拜访西王母故里的港澳台民众的追根认祖活动十分频繁，这是对自身根源的一种追溯，也是对自身认知的求索。西王母形象也从原始道教尊神的地位上被剥离出来，重新以华夏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所蕴含的美与亲和力被逐渐放大，所体现出的和谐氛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整体准则，她已经成为一种向心力，一个信仰中心，并正在逐渐形成一个西王母的文化圈，西王母文化将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前代著作多为后代人无法理解，甚至同时代人也不能理解，所以就需要熟知前代名物典制、礼仪制度、历史文化的通人对前代著作加以整理，以时下语言解释前代作品以供人阅读，通过阅读汲取前代文化、经验教训，并为当下服务。随时间递推，前人的解说后代人亦已不能了解，故需要新一轮解说。正如黄俊杰所归纳的“孟子诠释学可以说起于‘语言性的断裂’与‘脉络性的断裂’”。［1］267于是产生了致力于还原经典的阐释活动。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前代著作的“求知欲”，促进了阐释的形成、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要具备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框架，西方阐释学由来已久，虽然中国的阐释实践很早，但缺乏理论的总结，这跟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目前仍有学者质疑中国阐释学的存在，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框架都来源于西方文论，借西方文论的结构阐释中国古籍，只能说是一种借鉴，而不能就此说中国亦有阐释学，因为理论体系不健全，结构框架不完善。笔者才疏学浅，未遍读群书，不便妄下雌黄，故本文抛开中国有无“阐释学”不讲，仅就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历程和方式做一番梳理。   一、中国古籍的阐释   中国古籍的阐释史与其说是古籍的阐释史，不如说是经学经典的阐释史，中国阐释学就等同于中国经学经典阐释学(这里没有区分为西方文论中的古代阐释学与现代阐释学，因为笔者认为中国没有本土的阐释学，现行阐释学理论框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传入，如果欲分析真正的中国阐释学，就要回归中国本土，故不用西方阐释学的分期)。以《孟子》阐释为积淀研究中国阐释学(亦称“诠释学”)较为有名的台湾学者黄俊杰，就认为“所谓‘中国诠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1］266李清良在《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一文中分析归纳黄俊杰先生上述观点为“中国诠释学”等于“中国经典诠释学”。［1］26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尉利工的博士论文《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虽没有明确指出是经学经典及诠释学，但就文中所述亦可说明经学经典是中国阐释学的支柱，研究中国阐释学，就相当于研究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史。   中国古代学术分经学、子学、史学。翻检艺文志、经籍志，不难发现经部记载书目、总类数量最多，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学术导向，亦是中国学术主体，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经学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代表，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回溯中国经学史，可分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义理学①，对于经学的阐释自其产生之时就已开始，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2］39同样经学的阐释又因派别的不同而有不同侧重，西汉今文经多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多名物典制、训诂的解释，宋义理学则抛开圣人不谈，以阐发个人义理为主。   史学，目前学界多称“历史学”，“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科，一般而言，其专指整理与研究人类有文字以来所留下的文字与图象纪录的学科”。［3］两汉之前著作数量少，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史部书籍则收在“六艺略”春秋类下。魏晋南北朝始独立为一门类，作为与经学、子学并行的学术存在。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4］1无论是前面微观的含义，还是瞿先生宏观的概括，都认为对于历史的事件应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代的情境中去解说，以便人们对那个时代有客观的认识。解释者个人发挥的余地较少，惟独使文章显得有文采而已，但事实须是客观的描述。   子学谓诸子之学，我们可以把子学比照现在意义的哲学、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5］769由于视子学为杂学，故不为帝王提倡，亦不为学者们重视(儒、道、佛三家除外)②，所以是类书数量少，又少有注释疏证，遂多无继承不相传。在民间，子学还留有一定地位，比如术数、方技、五行之学，作为纯朴人民的迷信———一种精神需要而存在，但却谈不上阐释，多为口耳相传，无深入研究。再如医家、历数、农家等实用之学，只要求疏通文字，能理解文意即可。这种存在状态给学者研究设置障碍，为求得利禄，多舍此而为经学。   二、古今文学阐释异同   古今文学的源于汉经古今文之争，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今文经主要是口耳相传，著之竹帛;古文经则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二者除文本不同外，说解、宗旨亦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化的实用目的，把孔子看作政治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著述，里面处处贯穿着孔子的思想观点，多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谶言阴阳;古文家则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认为孔子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说解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学术性较强。   我们可以从古今文家对待经典的态度窥其阐释角度。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力图为圣人立言，替圣人说道，借经书宣扬圣人思想，阐释典籍过程中努力摆脱甚至忽略“此在”的存在，用圣人思想比附现实，但阐释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却无形中影响其用当时代通行思想立说，如西汉“独尊儒术”、魏晋“玄学”、隋唐“缘佛入儒”，此种阐释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反映，但个人意识尚未觉醒。古文经学的特点是以小学为根基，从打破语言障碍入手，透析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阐释者力图抛开“此在”与“自在”(自在:西方文论“存在主义”术语，笔者理解为经典作者全视角的叙述线索的存在，即蕴含着通过作品传递作者思想的存在)的存在，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构建经典的文化内蕴，但同样摆脱不了“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在解释古事时每涉及思想内容，难免有附会之嫌。#p#分页标题#e#   除上述历时层面的比较外，还需要对其共时层面的具体差别做一番介绍，就是今古文之争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及时代背景下经学阐释的流变。下面以皮锡瑞《经学历史》划分时期为线索来分析。   (一)今古文阐释的区分之前的经学开辟时代   此时期是经学的初创期，无论经学典籍先前以何种文本流传，自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便被奉为经典。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确定经典，孔子依据当时需要对已存文本加以删削，确定数量语句。有些文本上下时代相差不远，尚能被理解，阐释活动产生的前提———“语言性的断裂”、“脉络性的断裂”不是很显著，所以这一时期阐释仅存在于师徒相授以口耳相传的讲授活动中，对经文的解读即是在为统治思想服务，或为礼仪典制的继承与发展，“此在”的“日常生活”与经典的差异通过解读过程相互融合。   (二)今古文刀锋相见的经学流传、昌明、极盛时代   此时期有了阐释的必要，弟子传承老师经学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的理解，以述老师思想为己任的传、记之书大量问世。弟子们依据各自的理解，对老师的文本加以解读，由于“日常生活”的不同，解读的角度、内涵就不同，比如《春秋》的传承之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春秋》经记事基础上多有发挥，借宣扬经文思想的文本阐发一己之见。两汉时期，儒学思想顺应董仲舒改革的路线发展，阐释经典则有意维护统治阶级思想，并以章句训诂为阐释方式。汉武帝对经学极力奖励推行，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当时就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这一时代的阐释活动就带有明显的“此在”、“自在”的存在，传、记之书列为经典之后便有了今古文之分，并且二者的争辩愈演愈烈，各自阐释特点上文已述及。经学之所以昌明、极盛，亦在于争论，有异议才有反驳，才能促使研究的深入。   (三)今古文阐释融合的经学中衰、统一时代   东汉末年，郑玄在古今文之争极盛而衰的空隙中异军突起，集古今文学之大成，将二者优势互补，去除分歧，以二者之长遍注群经，此时经学以郑学独尊，郑学阐释以古文学为基础，皆今文学阐释方法，发扬儒家学说，站在“无征不信”的高度为圣人思想代言，强调经书的“自在”存在。文化思想的统一必须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依托，郑学在短暂的小一统之后便遭遇政局动荡，王郑之争终结了古今文之争。朝代的更迭使得人心涣散，无意于学术背后的政治之争，道家的“无为”思想顺应潮流被推崇备至，“缘道入儒”成为风尚，“世界”的大环境影响阐释者不谈学术而志于思辨，即西方存在主义中的“言谈”。“言谈”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是“按照含义对现身在世的可领会状态的分解”。也就是说，魏晋“玄学”的思辨道出了阐释者对所处“世界”的一种领悟，通过对现身世界的把握、通过经典文本道出“此在”，而“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言谈”。［6］97唐五代，由于佛教的兴盛，帝王对道教的提倡，造就了儒、佛、道三家鼎力的局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阐释格外突出了“世界”的影响，统治者关注重心的转移，导致学术倒向道、佛的解读。阐释者对经典亦是顶礼膜拜，“疏不破注”，在南北朝义疏之体的基础上以训诂注疏为主要阐释手段，多无创新。阐释仅是厘清经典文本、训诂考释词句及思想内容，往往洋洋几百字疏证一条注释，繁文缛节，造成研读不便，从另一角度加速了儒学的衰退。   (四)今古文阐释复兴的经学分立、复盛时代   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朝代更迭、分裂战乱的政治局面很难给学术发展的空间，地理上的分割势必会影响学术朝不同方向发展，魏晋“缘道入儒”形式的“玄学”依然对这一阶段人们思想有所影响。南朝宋、齐、梁、陈都为汉族统治者，受“玄学”和佛学影响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故学术朝着哲学思辨方向发展，有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韵味，当时义疏之作即是由南及北，亦可视为“玄学”余续。而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虽都采取汉化政策，亦崇尚儒学，但由于主要是吸取统治经验，所以容易接受正统的汉、魏晋时期儒学，故注重名物典制、训诂考释的古文经学阐释的道路发展。南北经学因阐释角度、方法、内容的不同而分立，今文学渐微，古文学重兴，义疏体产生即是本时期阐释活动特点。清朝经学是在宋学的园囿里成长起来的，在经历明朝灭亡后开始反思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诸多弊端，以汲取经验教训。加之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由举“博学鸿词科”的笼络利诱到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转变，使得知识分子不敢高谈阔论，亦不敢有所造次。所以经文的解读一方面要反思、要改革，另一方面又有所畏惧，只能“埋在故书斋里讨生活”，走上一条不介入政治的实学与考据学的路子，并一度造就了“乾嘉朴学”的辉煌。此时的阐释活动则再现了东汉古文学的阐释模式。嘉庆道光以后，受西学实用主义影响，标榜“经世致用”的经今文学复兴阐释方式随之改变。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清代学术“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是为西汉今文之学”。［2］249-250   (五)今古文阐释更易的经学变古、积衰时代   这一时代经学在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大起大落、大分大合后又趋于统一，经学经典在经过古今文之争、郑学一统、郑王之争、义疏、注疏等争辩解读后，名物典制、训诂考释后已发展到相当高度，对于宋人已无发挥的余地。唐五代由于帝王提倡佛学急剧发展，对于道教、佛教的阐释超出儒学，宋时亦然，宋人既受道学、佛学影响，又为发展儒学而辟佛，阐释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于是产生了“好奇”，“这一术语作为描述方式不局限于‘看’，它表示觉知者的世界来照面的一种特殊倾向”。［6］207正由于“好奇”，是阐释者观照自己的“世界”，将儒学借道教、佛教阐释的本体论形式重新解读，把“圣人的原意，文本的原义以及读者所悟之意”有机融合在一起，变更古今文学训诂考释的阐释模式而为宋学理论化、思辨化的阐释模式，在原来就文本而谈文本的低层次阐释活动提高到借文本谈“此在”与“存在”的高层次阐释活动，尤为强调“此在”的存在，囿于文本，具体阐释方式在他文阐述，元明时期则照着宋学的思路发展。#p#分页标题#e#

摘要: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有助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目标。三全育人背景下，优秀德育元素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主要体现在仁爱孝悌、重义轻利、人际和谐、恪守信用方面。运用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导入法融入课程思政，采用多种实践方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体验，采用分享、实践、点评教学形式促进师生联动，最终实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三全育人；课程思政；中国传统文化

一、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的重要意义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高校思想政治课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改革与加强的理念，与各个科目的课程相契合，通过协同效应提高教育质量。课程思政的本质在于对各类课程的教育资源进行挖掘利用，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实现内涵与外延方面的拓展，实现思政教育目标，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献、物品等多种形式，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价值观念、道德行为、审美品位、文化知识等模糊的形态。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教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二者在理论依据上具有统一性，可基于同一目标而相互促进影响。将课程思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育，是高校加强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优秀人才实现课程育人,达到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而行协同育人的最终目标。

（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天文历法内容培养高校学生创新探索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分属两个章节。天文方面主要介绍古代天文的概念，历法方面主要介绍天干地支及历法的三大系统。例如，在讲解某个天文学知识时，讲到北斗七星由7个元素构成，分别为天璇、天权、开阳、天枢、天玑、摇光、玉衡，在讲解过程中还会对元素的命名依据进行介绍。北斗七星在古代有重要的作用：第一，可以找到北极星。将天璇、天枢两颗星连线延长约5倍的距离可以找到北极星。第二，北斗的斗柄方向可作为季节判断依据。斗柄指向东、南、西、北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古人根据北斗七星的特点和位置对其命名，让抽象的七星更具形象化，这是古人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古人对北斗七星长时间的观察和揣摩，研究出北斗斗柄的指向可以辨别方向，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创新探索精神。“勤劳”指以辛苦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智慧”指循规律把分寸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创新”可理解为对优秀传统进行继承，将现代因素进行融合，探索出新的模式。“探索”可理解为科学家在自身已有知识、经验及预测的基础上，在开展活动时有具体的方向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这三点思政元素充分挖掘，和北斗七星知识点充分融合，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不能生搬硬套，要使学生们易于乐于接受。在融合思政元素时，一定要遵循科学性合理性，这需要教师对思政有清晰的认知与融合意识，能够在社会热点与教学内容中挖掘其所存在的思想教育元素。

（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加强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摘 要: 传统风水理论经过历年取精去粕的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并大量融入古建筑设计中，为规范建筑设计、提升文化内涵、营造宜居环境等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建筑设计语言的创新与应用。以传统风水理论为研究视阙，重点分析了建筑设计、选址、规划、色彩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建筑设计; 居住建筑; 传统风水理论

1 研究背景与意义传统

风水理论文化起源于中国，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传统风水理论文化就被运用到建筑环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中，也被称为“地理堪舆学”。在中国古代，虽然建筑成就举世瞩目，但在建筑美学、设计思想等系统理论方面还缺乏研究和总结。在古人推崇的风水学说中，对建筑、规划、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古建筑与规划领域的理论体系。然而，“风水”二字一直被大众视为迷信的代名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学术界视为糟粕［1］。张金秋院士曾说过，建筑应该遵循“虚实、时空融合、情景交融”的三维融合。它在建筑设计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从建筑文化、生态规划、绿色环境等方面编写了《风水理论研究》一书，该书收录了23 篇关于传统风水文化的论文，系统地提出了传统风水理论的客观科学部分［2］。21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学术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形势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手段，去除封建迷信的不良方面，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开始得到国内外生态学研究者的肯定。传统风水理论是中国哲学思想，强调整体性、自发性和协调性。它包含了重要的审美元素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传统风水理论与文化研究将人、建筑、自然环境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对以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目前，传统风水理论和文化在城市住宅小区设计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关注，并认为传统风水理论是古代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将传统风水理论引入现代住宅小区设计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价值。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对居住区环境景观的规划，是指依据自然生态的实际情况，建立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科学分析了传统风水理论的正确含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查验使用，与现代要求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赋予其现代含义，使之更好在住宅小区环境景观规划中运用传统风水理论文化，使其发挥应有的科学的效果，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

2 居住建筑设计中传统风水理论的应用

与城市功能性修建相比，居住区建筑设计的位置相对自由，其修建规划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反之，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约束，由于需依据前期规划设计方案，创造性地规划设计与使用其土地利用等方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传统风水理论为基础，侧重特殊地域条件下的基础环境为住宅修建规划提供参考。在发展中的后工业地球村的前史回顾上，前史与其经历和奇妙功能如出一辙。传统风水理论与建筑规划设计联系紧密，并且是一种互补存在关系与建筑规划本身的相似性解读。面对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约束，居住区建筑规划设计需秉承因地制宜原则，科学客观地结合传统风水理论寻找天然的“宝地”，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 1 建筑外形设计的应用

虽然近年来英语专业有加强文化修习的倾向，但往往重目标语言文化、轻母语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文化失语症”，对于“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这一缺失令我们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处于“文化下风”。文化交流是双向活动，想要逆转文化下风地位，顺畅地进行交流，需得遵循知己知彼的原则。有鉴于此，以“内容依托教学法”为特色的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读议写”系列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

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理念

为了帮助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至概念层面，同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获取较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本课程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侧重于传统实践，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技能、技法的介绍，如瓷器、丝绸、茶道、书画、园林、建筑、曲艺、武术、中医等等，这一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深入探讨这些传统实践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另一部分则为形而上的介绍，着重探讨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意在帮助学生建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在使学生将文化现象与形而上层面的认识相结合，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式认知。

面对如此庞杂且难度深浅不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始终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教学原则。不过，这个“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对象，也包括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材料。而“读议写”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能很好地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读议写”系列课程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它一改以往教学中锻炼“手段”、单独训练某项技能的做法，将教学目标提升至较高的锻炼思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层次，引导学生以增强智识为目的，通过课前广泛涉猎阅读材料（读）、课堂讨论（议）以及课后写作（写）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辨能力的锻炼是“读议写”课程的重要目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教育实践往往与教育理念脱节，这种情况在英语专业似乎更甚。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000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发展变化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英语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轻分析、推理、评判能力的训练不无关系。“读议写”系列课程正是针对这一现状就思辨能力的培养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段式教学实践

按照“读议写”课程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遵循归纳的逻辑，将课堂教学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入门铺垫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目的，从那些学生自以为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发现其间不为人留心的关联，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挖；第二阶段为知识扩展阶段，此时要将教学视野扩展至知之不深的种种文化实践，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三阶段则为总括升华阶段，旨在归纳总结之前的学习，将教学内容上升至形而上的层次，以建立体系式的认知。对应于这3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课前的阅读、课堂里的讨论形式会相应地产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