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语法论文范例

摘要：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是重语言轻思维，重模仿轻创造，创造和思辨能力是当下大学生绝对的短板。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思辨能力于一体的国际化创新人才。面对这严峻的现实差距，广大高校也充分意识到大学英语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文章重点研究大学英语思辨能力的培养模式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开展。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思辨能力；培养模式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非常重视学生的语言技能培养，背单词句型，练习语法等，不可否认，经过历年来英语教育不断沉淀，国人英语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据2014年国际英孚教育的一项成人英语熟练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成人英语熟练水平为50.15分，低于日本、韩国等。我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完全无法适应国际战略化需求，无论是经济战略化还是学术战略化。国内学者蔡基刚由此指出，我国高校英语必须做出转型。英语学习者倘若只注重语言技能学习，终究也只是起到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倘若失去了活跃的思维和对语言的思考，终究也只是会“传达”而非“自我表达”。思维决定语言，语言表达思想。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永远是智慧的体现。我们培养的人才决不能是没有思想的人，语言的精通更是提升智慧的前提。吸收信息、消化信息、分析信息、判断信息再到表达信息是英语人才的基本能力。培养国际人才，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要求广大教育者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思辨能力，即批判性思维，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一项核心内容。思辨能力指思考辨析能力，所谓思考指的是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所谓辨析指的是对事物的情况、类别、事理等的辨别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将思辨能力培养列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然而在我国，思辨教育效果不容乐观，思辨教育的匮乏已经严重制约了语言技能水平的提高。大学生用英语来表达思维的能力薄弱。大多数大学生无法实现用英语听学术讲座、论坛，读学术专业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讨论。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不足的原因

（一）应试教育对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制约

应试教育严重束缚大学英语教学中思辨能力的培养，这束缚源远流长，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学生从接触英语的那一刻就注定要面临无数次的英语考试，而考试成绩是决定我们英语能力“高与低”的唯一标准。教师和学生会被动地启动一种应试模式：死记硬背单词，机械记忆句型语法，甚至背诵英语范文，以此来应对各种英语考试取得所谓的高分。这种束缚蒙蔽了教师和学生的双眼，使他们只看到语言工具本身，却忽视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是拓展思维，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加之英语考试多以客观题为主，鲜有的主观作文题也被范文填充，一路走来，学生进入大学后，遇到主观论述讨论等问题就毫无头绪，不会作答。

（二）课程设置对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影响

摘要: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第一篇：英语情境教学法应用

一、利用生活场景创设情境，拉近学生与英语之间的距离

教师可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英语的习惯。如，收集电话号码来巩固英语数字的使用，观察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英语标志等。教师还可以演绎西方国家的生活习惯，利用东西双方语言的巨大差异性，来引起学生的关注，激发对英语文化的学习兴趣，创设一个与英语文化相匹配的英语环境。比如将一个到外国人家做客你应注意的礼节和到一个中国人家里做客应注意的礼节的差异以现场表演、图画、或者音频视频等形式进行高度的对比，由此，可以让学生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摆脱一种中式英语的束缚。

二、利用信息化创设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仿效欲

利用音频、视频的直观性，给学生带来全新的视听享受，提供大量丰富多彩的语言素材。让师生在美妙情境和动听旋律中，情感共鸣，精神愉悦，减除学生的学习压力。例如，在教授初中英语人教版八年级Unit5Canyoucometomyparty?时，教师可用<ThesongofHappyBirthday>来导入新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到后面的教学活动中。又或在教授高中英语人教版必修1Unit1Friendship的Reading部分时，教师可利用二战视频导入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利用一些问题提示来激起学生强烈的阅读欲望。又如，教师还可以利用音乐视频来训练学生听力能力或让学生注意语音语调等。

三、运用英语俚语、至理名言、英语笑话、小故事等激

发学生对于英语文化的一种探究，创设一种属于英语课堂有别与母语的语言风格例如课前，让学生准备一句谚语名言，或一些趣味俚语，又或一个英语小短剧、小笑话等，创设学生多接触英语的机会，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训练学生表演/演讲的能力，增加学生的表达欲，增强学生的自信，让学生能切实地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同时也增加课堂的兴奋点，达到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此工作若能坚持开展，对学生的英语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大有裨益，笔者曾做过一些尝试，相对于满堂灌的方式，此方法能够减少学生对于教学的一种厌烦情绪和对立情绪。

一、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195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标志着当代文体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引入文体学,延伸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文学文体学是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1]这一学派认为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是客观现象与主观反应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之间,直觉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对语言形式所产生的印象不仅仅是直觉的反应,还受一定的文学规约的制约。[2]从分析方法来看,它以语言学作为分析工具,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理论,但更强调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分析语言结构,对语言特征作精细深刻的描写,因此比传统的印象直觉式批评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   文学文体学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介绍到国内,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则更晚。申丹早年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文体》(Style)、《诗学》(Poetics)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她的著作《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结合文体学中最严峻的课题———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与翻译批评研究,是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一次有益的探索。[2]申丹认为,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中,实用性强、较易掌握的文学文体学十分值得重视。[1]小说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很好地把握原文的文体价值所在。[3]在小说翻译的具体实践中,译者很容易改动原文中表面上不符合语言规范的内容,使译文逻辑上更符合常理,但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却遭到损耗甚至抹煞。   在用文学文体学的方法来探讨翻译中的“假象等值”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语言形式这个层次。[1]Leech和Short在《小说中的文体》一书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描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事实+表达形式的文体价值=(总体)意义[8](P24)这里“内容事实”是不变量,“表达形式”是变量。不同文体价值的不同表达形式才是文体学研究的对象。   二、微型小说的翻译   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袖珍小说等,是小说中篇幅最小、容量最少的一种。因其短小精悍、以小见大的特点,在快节奏的社会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微型小说发展迅猛,但对其翻译的研究却十分滞缓。微型小说有着与长篇、中篇小说不同的艺术价值,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微型小说有着自身的审美价值,其文体特征十分明显:篇幅精短,选材精粹,内蕴丰富,发人深省,写作手法多用白描,语言洗练,善于留白,结尾机智灵巧,能抓住有典型意义的瞬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人物少,性格刻画重在神似。   文学文体学强调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微型小说中有突出的显现。微型小说短小的篇幅内若想做到美学效果的彰显和主题意义的体现,就更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外在形式。换言之,语言形式直接决定着微型小说的成败。在翻译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保留原文中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语言形式上更要注意译语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在文学文体学观照下不同语言形式的文体价值,尽可能避免翻译中由语言形式的转化所带来的“假象等值”。是否做到避免“假象等值”并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美学效果、主题意义,也是检验微型小说翻译质量的标准之一。   三、个案分析   被誉为“小小说大家”的孙方友,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6次蝉联《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大奖,有多篇作品被译成外文。他的小小说出奇制胜,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本文选取孙方友的《女票》,以及黄俊雄的译文AWomanHostage进行分析。   原文和译文均刊登在2007年的《中国翻译》上。   这里分析小说文体,主要从这些方面着手:词汇模式、语法组织模式、语篇组织模式、前景化模式、风格变异模式、话语模式、叙述视角模式、话语表述模式、思想表述模式、作家的风格、作品的风格。[4]下面结合《女票》的翻译实例,从词汇、句法、话语模式和语域、语篇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识别“假象等值”,以了解译者如何在主题意义、美学效果和文体功能上实现和原文的对应。   (一)词汇   孙方友的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质朴、简练的民间艺术语言,有一种流动的美感,这尤其体现在词汇的使用上。在翻译中我们应保留这种语言特点,选词上更要注意体现原文的文体特色。选择同原文语法意义上的指称对等主要是语言能力问题,但是选择文体上最优的对应,则主要依赖于对文学文本性质和功能的理解。[9](P86)例1: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   这里“花匪”的意蕴在英文中很难有对应的表达,由于文章文体的特点又不能有过长解释性的说明,译文的“lustfulbandits”基本上可以传达原文的信息。“扰”字,这里不是“打扰”的意思,而是“分散、扰乱”,所以用“distract”比“bother”更能传达原文的意义。   例2: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冷笑”体现了“女票”对花匪的不屑和轻蔑,对于人物塑造、情节建构、主体体现有着显著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中把它换成“smiledbitterly”,与原文文体功能和效果上略有偏差,试译为“sneering”或者“smiledcynical-ly”。“你想得很美呀”进一步通过语言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译文“Isn’tittoogoodforyou?”不如译为“Youwish.”更符合原文的效果。#p#分页标题#e#   例3: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整个故事,“男匪”与“女票”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的爱情,爱情的种子只在他们的内心滋长。而事实上,整篇小说并没有提到“男匪”同“女票”之间的爱情因子,只是用故事的跌宕起伏来表现。这正是作者写作的高明之处。而这句的“不知为什么”其实就给读者做了心理铺垫,同时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善良,突出了主题。译文用了“mysteriously”来对应这一动作,这个词多表示“神秘地”,不太符合这里的语境,改为“tearswellinguphereyeswithoutareason”更符合原作。   (二)句法   语言结构与文体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超常的结构具有超常的意义。”原作句子短小简洁、逻辑紧密,翻译时也应尽可能体现这种文体特点及其美学价值。   例4: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Hekeptplayingwiththerevolver,skillfully.这是文章的开头,作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故事的紧张现场。原句极为简洁,第一句就奠定了全文的叙事风格:质朴、简练,句法没有特殊之处。但是译文如果直接翻译成“Heskillfullyplayedwiththerevolver”,叙述就显得极为平淡、普通,而且读起来“不够顺口”;若在“skillfully”前面加个逗号,“skillfully”变为补充性的状语更合原意。[5]同时,“玩弄着”要结合全文的主题意义,显然“他”对“女票”有怜香惜玉之心,故把手中的枪不停地玩弄,暗示了男匪矛盾的心理斗争,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played”,避免申丹所指的“假象等值”,而是应翻译成“keptplaying”,才更有助于人物的性格塑造,保留原文的主题意义。   例5: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   这里的“你知道”是你要知道的意思,而英语口语中的“Youknow”,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和“well”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译为“Youhavetoknow”。例6:说完,他又旋转了几下弹槽滚儿,才缓缓举起了枪。   主句一般用来描述新信息的主要行为,从句一般用于描述已知信息的次要行为,两者的差异在读者心中构成“突出地位”和“隐蔽地位”的心理效果。[6]但很多情况下,译者会忽略这种心理效果以及由它所产生的文体功能,该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原句中“又旋转”和“缓缓举起”都是强调“男匪”的矛盾犹豫心理,同时也暗示了他心地的善良,对主题的突出、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译文却把这些动作糅合成一个单句,把“缓缓举起了枪”放在从句中,弱化了它的文体效果和主题意义,属于“假象等值”,   (四)话语模式与语域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多种表达方式,小说作家可以根据需要展现不同的人物特征,控制叙事的角度和距离。在话语模式的使用上,原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Leech和Short在小说文体论中指出:“自由直接引语省去叙述者作为中介,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同读者进行对话。”[8](P322)这种手法直接把读者放在故事的发生现场,人物之间的话轮衔接非常紧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叙述者的暂时退场,人物话轮的交替可以让读者产生情节紧凑、故事发展迅速的心理效果。译文中,译者把自由直接引语部分全部转换成了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同“间接引语”相比,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直接性、生动性以及更强的音响效果”[7]。但是同原作的自由直接引语相比文体效果仍有偏差,译文可以考虑同样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从而更好地突出人物对话,淡化叙述者痕迹的效果,让读者近距离接触故事人物,增强译作的吸引力。   从文体功能来看,译者还必须考虑翻译的语域问题。在许多小说作品中,语域的变化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的思维风格,产生讽刺或喜剧的效果,传达作者隐含的对人物的同情或讽刺,暗示话语声音的融合或不同主体视角的微妙转换。因此,文学作品的语域不能像非文学作品只是简单地保持一致,而应该考虑到受主题驱动的语域转变,因为这种故意的语域转变包含着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9](P87)文学文体学家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语域之间的转换或不同语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特定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原作者利用语域的变化来表达不同阶层的人物特点及风格,译者也要特别留心各种语域的变化,以保留原文的文体功能。   译文全篇一共35段,85句话,1034个单词。由表1的数据显示,译文句数多,字数少,因而更简洁。在全篇的谋局和段落的分配上,符合短篇小说简、明、快的特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体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效果。   四、小　结   无论哪个层次都有可能出现“假象等值”,这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把握其文体价值。微型小说由于自身的文体特点,在翻译中也应再现其简洁明快、以小见大、一波三折的文体效果和美学价值。文学文体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译者更好地把握微型小说中的语言成分(尤其是语言形式)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促使译者使用文体功能等值的语言成分;同时帮助翻译批评家和研究者提高文体意识,在研究中更注重各种文体手段,注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交互作用,注重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意义,善于发现种种“假象等值”的现象。译者在该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语言的选择能够传达、加强原作的美学效果及主题意义,这不仅对翻译过程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译作的评估和批评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作者：方凡 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19世纪英国文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对文学的本质有过三点界定，即文学是个人的、主观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是训练语言和思维技能的载体［1］。事实上，阅读文学作品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一方面可以提高词汇量，同时，也有助于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哲学观念和艺术传统。相比于大学本科公共英语教学，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研究生英语水平的参差不齐、英语教材的五花八门、教学设计的此长彼短、学生需求的功利或专业导向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差异等等，都是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笔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可以适当地融入英语文学的阅读与欣赏。这种融入可以使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对语言的认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能有效地和自己的专业联系起来，达到对语言灵活度和专业性的掌握。因此，有效认识英语文学的功用，探索在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中如何融入英语文学知识，或许可以给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提供一条思路。

一、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中英语文学融入的必要性

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是人类在社会进行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而已。事实上，语言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2］。国际国内的许多学者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都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国际著名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一个条件，“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文化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3］。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和语言的关系自然是很密切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事实上，文学和语言合则兼美，离则两伤。正因为如此，学习语言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毫无生气的编码来机械地加以练习和记忆，否则就会违背语言学习规律，且只能学会语言的皮毛，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运用语言。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在英语教学上，不能简单地以听说读写译等单项语言技能的培训为中心，而忽视语言的整体性和文化背景。

国家教委1993年的《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英语这门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研究与国际交流”。2005年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外语教学研究会制定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提出，“研究生的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从批判的角度去理解语言的思想内涵，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科学观等，提高研究生的思辨能力，并使研究生从思辨中、从运用中学习语言。英语教学应是研究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英语教学中语言工具论已经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化。因此，研究生英语教学不能简单地将重点放在纯粹的语法和单词等基本元素的简单记忆上，而是要向学生展现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事实上，许多高校的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却不尽如人意。首先是研究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虽然研究生入学有全国统一研究生英语考试，也有各高校自行组织的英语考试，但研究生由于专业种类多、英语要求差异较大，造成研究生英语基础差异明显，也就相应地给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带来一定的难度。其次，由于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灵活度较大，对于教材的选用，各个高校没有统一的标准。市场上研究生英语教材众多，却大多注重语言形式的学习，虽然教材内容中也会出现部分和文学作品相关的内容，却没有进行深入的文化和思维引导，只是作为模本去体现语言的形式和其他表层知识而已。第三，在教学设计上，研究生英语教学教师要么止步于语言的表面知识，要么虽然推荐了一些文学作品给学生，却因无法有效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思考和欣赏而收益甚微。再者，许多研究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利性的考试、出国或只求能基本阅读专业文献和撰写专业文章，使得教师授课也只好顺应这种需求。结果是，虽然很多人通过了诸如托福、雅思等国际公认的高级别英语考试，或发表了英语论文，却仍然无法真正掌握这门语言。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缓解上述各种困难，是摆在从事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的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将英语文学融入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从语言整体性和文化背景的角度让学生在原有的单项英语语言技能的基础上，更加灵活地掌握英语语言，了解不同的文化知识，不失为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探索。

二、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中英语文学融入的可行性

第一篇：大学英语阅读理解解题策略

【摘要】

阅读策略是语言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为提高阅读水平使用的学习策略，包括阅读技巧。笔者基于对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谈谈学生四六级英语阅读策略。

【关键词】

四六级阅读理解；解题策略；解题技巧

英语阅读理解是一种语言能力，是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手段，是读者与作者信息互动的方式，考查学习者的分析判断能力、信息概括能力、把握主旨和理解能力。学习者要想从材料中获取信息，提取意义，很好地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掌握策略是很关键的。

一、学生做阅读理解犯的错误

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三不管”沉寂局面，一时很难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循规蹈矩，踏着前人的脚印，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视野越来越狭窄，范围越来越细小，论题越来越陈旧，好多值得令人思索与玩味的宏观现象•，不少文学爱好者需要学习与借鉴的微观侧面，均被学者研人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不敢认真去挖掘与研究或老是旧调重弹，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发现或解决了的问题，不厌其烦地阐发古人早已论实了的结论。死抱现成的知识不放，不想发现新现象，扩大新视野，自己不能独立思考解决新问题，总结新规律，因而论题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与兴趣，成为滞销的故旧产品而失去了读者市场，原也是不足为怪的。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语)经济发展如此，文论建设也是如此。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跟前人洋人邯郸学步，只能自甘落后，难望世界先进之林的项背。   “创新”往往是科学创造发明的先导，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驱动力，是沟通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桥梁。   一个民族突出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态势;创新思维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先进国家。下面想谈谈新近发现的几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及其表现方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审美意识的产物，它肩负着表现国人主要审美意识与审美信息的重任，‘反映国人文化生活与社会风尚的神圣职责。所以首先要深悉国人的审美情怀，要熟识他们惯常使用的主要审美观点及其主要的表现方法。   一提到审美观点与表现方法，人们就会想到:“眼见之美与耳听之美”，以为这是最主要的美感。人们喜爱欣赏舞蹈、音乐，就是具体的体现。其实这是从外国来的“舶来”看法，如其真是这样，那么文学作品中应该大量表现这方面的美感了，但经常看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好像并非如此。中国人的最基本“审美情趣”与“审美意识”，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传统习惯，中国人处处用“味甘之美”来表达美感。譬如评论文章，美好的文章用“意味深长”、“回味无穷”、“耐人寻味”来赞美;差的文章用“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来批评。   好的文章，还可用“犹食青果，起苦涩而后获清香”来比喻。，如为广大读者欢迎，取得轰动效应的就用“脍炙人口”来形容。例如:“白乐天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之类的诗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一千多年来都脍炙人口，”•…”(郭沫若《关于白乐天)})由此可见，国人是以“味甘之美”作为最基本最主要最权威的美感标准。   也不限于评论文章或文艺作品，其他看到的或作者系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名誉会长。   听到的美好事物，也拿“味美”来评论。譬如听到好听的音乐或歌唱，也用“听得津津有味”、“歌声甜美”等来表示;最典型的例证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杨伯峻译注云:“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道:‘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论语译注)})可见音乐“味道”之胜过“肉味”，顿使肉味感觉淡化而消失。又如看到美好的风景与形象，也用“看得津津有味”“秀色可餐”等来表示。例如:“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金庸《鹿鼎记}))形象美好，被写成“相貌甚甜”。又如:“曾仁祥酷爱山水，寄情自然，认为‘姿三洞之胜闻天下’，因此，在任官期内，特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饱餐‘三十六洞天’的奇景秀色。”(《金华日报》1998.7.27)对“奇景秀色”也可“分享饱餐”。由此可知，不管“听的”、“看的”，都可用“味觉”来表示美感。   此外，礼仪交际、谈吐对话、鉴赏书画、评论事物等等，不时运用.‘味觉”来表示。因此，“味甘”的美感，不仅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是表现审美意识与信息的主要方法。例如:善于说动听好话的，称为“嘴巴很甜”;双方同心之言称作“甜言蜜语”;阴谋家表里不一的谈吐，被名为“口蜜腹剑”。听了悦耳舒服的话语，会说“好像吃了一杯冰淇淋”;描写城市的宁静的夜晚却说:“城市的夜，恬静得像一杯冰镇汽酒”(言辉文);“少年冠军”小彬彬，认真地在父亲棋摊上学习，也说“看得津津有味”(《报刊文摘》97.10.23);描写战争也说:“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有人说:“含着药味的月色”(陈耀炳文);生活过得很美满，也可说:“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儿”。(同上《文摘》)现代大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很长寿。他们认为书笔有味，似美撰佳肴，可滋补养生。宋人李淑就有“三味”之论，认为经书味同“太羹”(肉汁)，史书味同“折姐”(肉食)，子书味同“酶酿”(肉酱);周带堂认为，“三味”是指“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寿沫邻则把“三味”理解成“读经味如稻粱，谈史味如肴撰，诸子百家味如酪酶”。苏东坡也认为读书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钟嵘在《诗品》里明确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已经知道美在“滋味”，知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即“余味”)更美。因此，羊羔美酒、山珍海味象征着最美好的生活。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以特殊食品宴请家人或客人，作为欢庆方式:如元宵煮汤圆，端午裹粽子，中秋尝月饼，春节吃年饭等等，很少举行“舞会”或组织“家庭音乐会”，由此可见国人的美感倾向所在。#p#分页标题#e#   究其原因，西方在公元前384年，希腊、罗马就有“悲剧”(摹仿好人)、“喜剧”(摹仿坏人或滑稽可笑的人);“酒神颂”利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摹仿各种声响。因此，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贺拉斯等美学家，就有条件开始讨论与研究形象之美与声音之美诸问题，从而创导产生了“理念”“摹仿”等的“感性学”，所谓“Aestheties”(美学)。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没有戏剧，要到元、明以后方慢慢兴盛起来;当时可能大部分人还处在游牧时代，以放牧六畜为最关心的对象。所以认为羊是六畜中最可口的美食，使我联想到《说文解字》中关于“美”的解释:“美”从羊大，羊大则肥美;美，甘也。(见《说文解字》羊部)这也许是中国人“美感”的起源，也反映了传统主要的审美观点与审美意识。以后，也可能会向其他方面，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发展，但“味甘之美”(即“味觉之美”)，一直“雄居首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许就是与西方美学中心不同的根源，也许就是今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论美学”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面相声气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刘禹锡所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刘祝也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文心雕龙•夸饰)))要深刻全面地塑造人物的思绪、情怀乃至灵魂，还得仰仗其他许多非语言成份的襄助，才能成功地完成。譬如语境、神色声气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影响，当另文叙述，暂且勿论;后者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伴随产物，须臾也不能分离。诸如脸色、神情、声气、身势以及一些姿态与动作，均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直接表露。西方语言学家把“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来。”①声气息是人的生命意识，刻划描摩声气息是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个理论与卜商的《诗序》所言，略有相似。他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中“磋叹之”就是与“声气息”有关，“永歌之”是朗颂与歌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是身势动作了。可惜，后来没有人仔细研究下去。   塑造人物形象，单纯描写人物的外表与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往往使人物流于单薄平面，缺乏生气。对声气息等非语言符号的描摩，是协助雕塑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不单是语言的一种补充，而且是更加细致真实地刻划人物心态气味的要件，可以多方面帮助作者发掘与表露人物的生命气息。   下面仅就三个方面举例说明:首先，它是参与传达人物内心情慷和意图，显示人物各异的性格的重要侧面: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情绪与意图所组成，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可由声气息态协助透露。例如:①李莫愁举拂尘正要击落，见武三娘持剑在侧，微微一笑，说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她话声轻柔婉转，神态娇媚，加之明眸皓齿，肤色白腻，实是个出色的美人，也不见她如何提足抬腿，已经飘飘的上了屋顶。   (金庸《神雕侠侣}))李莫愁武功高强，行事毒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平时态度却温文尔雅，遇险不惊，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一副“艺高胆大”的武侠气色。这种内心与外表看似不一致实质上一致的性格，通过“微微一笑”、“轻柔婉转”、“神态娇媚”、“飘飘上了屋顶”等表情、声气、神态、动作具体又细致的描写，就逼真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光听她“不便在屋中杀人”等话语，是无法窥见她的性格的。   ②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是一个狡猾机灵、又颇重义气的市井无赖式人物。据作者金庸在后记中介绍，只有他的“重义气”值得学习。此例通过对他脸色面相、语态神情的论述，既“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又“极爱朋友”，“颇重义气”，陡然分手，居然“掉下泪来”等描写，他的性格的两个方面，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其次，面相声气，还可帮助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深刻揭示他的真实情感与意图。例如:③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见各人“惊惶脸色”，知道事态严重，他们都忧心仲忡，便故意装出“伸懒腰”、“打呵欠”、“懒洋洋”、想去“睡觉”的样子，通过这些面相动作，显示自己束手无策;其实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有意戏弄他们以表示自己的高明。除了玉林微微一笑，略有察觉外，其余众僧无不被他装模作样的表面假象蒙蔽。作者这样写，用以揭露他诡计多端、狡诈多谋的个性的一个方面。   ④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给玉林看御札后，听玉林说“多有失敬”，心中得意非凡;但看了他“脸上神色”，甚是冷淡，就推知“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就淡了下来。玉林早已看破红尘，“高官厚禄”并不当回事情，因而显出“淡漠”的“神色”。韦小宝从神色中已窥知了他内心的真情。#p#分页标题#e#   可见“神色声气”，是一个人‘性命意识”的反映，面相身势也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都是说话的综合信息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人体活动的结果。从生理学讲，与人的肌肉、骨骼、血液、内脏的活动，腺体和内分泌腺的变化，植物性神经的反应，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的指挥有关，是取得协调一致的外部反应。②所以，从脸色、声气、身势中可以窥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活动的秘密，可以揭示一个人的真情实意;有时“言语”还有“虚假”“伪造”的成份，而“神情声气”无法掩饰内心的真情，可以不听“言语”即可推测内心潜在的奥秘。   再次，从神情脸色、声气身势中还可推导出内心真实的意图，推导出言语的“言外之意”，即潜在的交际隐涵或含义。例如:⑤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话。   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的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   (金庸《鹿鼎记》)韦小宝不懂藏语，但从他“语气与神情”中推知他“不许取信”;果为所料，韦小宝把胖大喇嘛踢晕后，另一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双手递过。⑥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中十分欢喜，听洪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金庸《鹿鼎记)})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是以为洪教主已经知道“自己跟小桂子”的秘密，但听他‘旧气”，又微微点头，还要他到皇宫后把“小桂子”的事查一查，并不知道这个“秘密”，于是“心中十分欢喜”，知道“言外之意”是“派自己去皇宫”了。   由此可见，面相声势、脸色神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面与表现方法。虽然，除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可以直接表现外，小说等文艺作品，仍须用“语言”加以描写，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精心刻划，势必忽略这方面生命意识的描摩，那就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降低人物形象的生气与活力。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虎虎有活气，他对脸色神情、面相身势细致人微的雕塑刻划，实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语言，是一种饱含人物主体情绪的艺术语言，有时甚至是在人物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非理性的语言。   以前，分析文学语言的结构与含义，强调以逻辑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不能对话语含义作出正确完善的解释，有时还会带来困难与偏向。例如，分析“并互气“移就”、“反语”、“隐喻”等文学语言实例，往往会显得自相矛盾，有些甚至反映了个别人怪异逻辑(如“强盗逻辑”等)，使解释发生了困难。于是有些修辞学家提出“有理而妙”与“无理而妙”两类的观点，想用来弥补上述分析的缺憾。   无独有偶，欧美语用学家研究语言运用二三十年，目前也碰到困难。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首先发明与倡导的语用学，原想用来弥补逻辑学的不足，更加有效地解释“交际隐涵”(即含义”)等意义问题，因而称为“逻辑语用学”(logieal一pragmatie)。目前，他们也遇到了困难。如斯波伯与威尔逊(Sporher，D，&Wilson，D)就认为反语(irony)、隐喻(mae-taphor)等用逻辑来解释，也觉得无能为力。他们建议可采用一种修辞语用学(yhetorieal一pragmatie)的方法来解释，也许对上述现象解释更有利。③可见中外学者发现问题有共同性，也可知这一问题存在的普遍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我们得从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性质谈起。文学语言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常常伴随着说话人主观的思想与感情，包括说话人的形象思维、情趣爱好、认知方法、语用策略等等非客观成分在内。因此，“客观事理”往往已掺杂着种种“说话人”的主观因素在内，所以单纯从客观的“事理逻辑”上分析，往往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它只反映了“语言内容”的一部分，剩余了一部分，而且有时却是相反或相矛盾的一部分，使言语的真实交际意图走了样。   举个例子来说，《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中有一段。〔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   按照事理逻辑分析，哥哥妹妹是直系亲属关系，现在老夫人要求女儿称张生为“哥哥”，可见她想建立和确定两人“兄妹”的“亲属关系”。如果单纯作这样的逻辑分析，老夫人言外的“真实意图”就不易察觉。事实上三个听话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事理逻辑”推测，他们都按照自己“经验”推导，张生即从“面相声气”上察觉老夫人“声息不好”，意欲“反脸无情”;莺莺已听出“言外之音”，俺娘变了卦”了，违反先前承诺的“前提”，想“赖婚”了;红娘更已全面觉察老夫人的“真实意图”，因而叫苦使查连天，“这相思又索害也”。从此实例中可以看出，老夫人叫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只是一种“语用策略”，真正的“意图”是想“赖婚”。听话的三人按照“经验”，通过“声气”、“往事前提”、“语境”等非语言符号因素的分析，终于获知了老夫人的“言外之意”。#p#分页标题#e#   第二，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全民性的。交际参与者不可能都是理想的说话者与听话者，都是理性很强的逻辑学家。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是文化水平一般的公民，他们的语言有时很可能是“感情用事”或“一厢情愿”，言语中掺杂着大量不合理的主观想象与愿望，因此言语显得斑驳不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它们的内涵，往往是格格不人的。   举例来说:“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鲁迅《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这个例子，大家认为用的是修辞中的“并互”辞格，其内容就不能用“事理逻辑”来分析解释。   “天下人都死掉”，显然没有这事实，却又剩下三人，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鲁迅要说的，正是那种不管客观实际，一味主观想象、一厢情愿的人;他说的当然不合逻辑，更经不起事理逻辑的分析。虽然说的既悖于事理，又前后矛盾，但却符合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所以很合乎他的“实情”。   第三，文学语言不能专门“研究人之外的语言”，不能专门研究它的结构与意义。换句话说，不能只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语法结构规律，或只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语义规律，还应该重点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研究“人与符号”的关系，因此，情况就显得特别复杂。“人怎样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很难说就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理”，有时往往伴随着人的“情绪、愿望、想象、策略、主观意图”等，看来并不是单一的“反映事理”的动机。例如:“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转引自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代序)这个比喻，初看是符合事实的，生活中确实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而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但这仅是“喻体”部分，他的目的用来说明“主体”。“主体”是“只可以男人有三妻四妾，却没有女人有三男四夫的”，那是非常荒谬的。   他使用这个比喻完全是一种“语用策略”，想用合理的事实，来证明自己不合理的封建落后的人生观。我们研究“文学语言的修辞”，就是要研究“比喻”(符号)与“使用者”(辜鸿铭)的“关系”，一“本体”与“喻体”是“真一致”，还是“假一致”，不能草率地认为“喻体”符合事理逻辑，“本体”也一定符合事理逻辑，否则就会在交际中“上当受骗”。   此外，在“含义”推导过程中获知，各民族的“客观事理”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一民族的“事理逻辑”，有时并不完全适用另一民族的“事理逻辑”。   例如中国汽车驾驶员在美国、英国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加油?”(Couldyoutellmewhere15thenearestpetr。1station?)“您能告诉我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儿吗?”美国人答:“维修站就在拐弯处”。(sor-vieestation15justroundtheeorner.)英国人答:“车库正巧就在我们前面。”(Garage15justbeforeus.)这往往使中国驾驶员莫明其妙，以为答非所问。   其实美国的维修站业务是以加油为主，维修为辅的;而英国的车库(停车场)是可以加油的。忽略这些文化语境的差别，是推导不出他们答话的“含义”的。   由此可见，研究语用现象，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语用研究，是不能单纯依靠“事理逻辑”的;换句话说，就得同时运用“智力干涉”、“语境干涉”和“非语言符号来参与”等方法，与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迅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语用学》(PragmatiesinChineseRhetoric)，很有必要，“文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加人《汉语修辞语用学》新学科之内。

一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   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传至欧美和世界各国［1］。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在富尔蒂埃尔詞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地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自称是描绘当代生活的小说家，乐于描写下层阶级，偏爱于病理学的特殊病例研究。在语言上，他们打乱句法的逻辑因素，以肢解的句子、大胆的新词和有意的不符合语法的句子来表达短暂的印象。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最高者是左拉。他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丰碑。这部巨著在于描写“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是描绘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一部编年史式的历史画卷。其中优秀的的作品包括《娜娜》、《小酒馆》、《萌芽》等。   左拉从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理论著述，系统阐述自然主义主张。除左拉外，莫泊桑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自然主义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传至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纷纷涌入日本，以真实描写为目的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因其对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反抗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使得日本文学界迅速接受了以左拉为首的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并一度成为日本文坛主流。最早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森鸥外。1889年森鸥外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小说论》一文，对左拉以及西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详细、客观地介绍:“在这里，首次出现了‘实验小说’的字样，并说‘观察’与‘实验’是其理论基础”。除森鸥外的理论介绍之外，小杉天外是日本作家中最早受到左拉的影响且在文学创作中加以实践的作家。1898年，小杉天外在一家旧书店中偶遇左拉的《娜娜》，买来读后对左拉精确的客观描写大加赞赏并深受启发，从而写成小说《新姿》(1900年)。1902年，永井荷风发表小说《地狱之花》，不久，具有相同倾向的文学作品纷纷亮相。岛崎藤村的《破戒》与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发表正式宣告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之后藤村、花袋、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等先后发表一系列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后来他们两人被称为日本自然主义理论的双壁)等相继发表一系列重要评论，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兴盛开来并很快占据日本文坛的统治地位。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在写作技巧上很注重对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借鉴和模仿，结合日本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近现代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大潮。然而，我们也看到，法国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和自然真实性，作品内容极力渲染人的生物属性、生理遗传和情欲，但细细品味起来，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由于其时代社会的变迁，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等，使得日本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自然主义相比有很大差异。对这种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更能体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鲜明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解。   二首先，在强调文学描写人的本性的自然性、人的本能冲动、人的生理情欲的方面，法国与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中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作为实验小说中人物命运变化发展的一条线索贯穿在作品中，作为一种因素、一种题材、内容表述的某个方面、人物形象的一种气质特征而表现出来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感兴趣的也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人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对生理情欲的描绘，客观地讲，理性的成分占主导地位，作家创作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生理情欲的表层描写，更在于其包含的内在的、深层的意蕴。作品或预示人物的悲剧命运，或意指社会的堕落罪恶，或启迪人生生活，常常具有一定的积极社会意义和审美倾向。对生理情欲的描写，体现了自然主义深邃的理性主义和严肃的价值取向。左拉说:“以生理学为依据，去研究最微妙的器官，处理的是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的人的最高级行为”。   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与其说是生理情欲、生物遗传的实验展示，不如说是自然主义作家以生理学、遗传学观点解释社会现象，研究人的思想行为的作品。他将生理情欲看作是人物精神解剖的记录，指出:“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造成种种不同的感情、愿望、情欲，种种不同的人态，或为自然的或为本能的，而其后果，人们则以善德或罪恶相称”。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肉欲描写与日本古典文学中的隐私描写、女性肉欲、爱和性主题表现一拍即合，也迎合了日本的好色审美理念。因此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中生理情欲的描写不仅仅只是被作为一种题材和一种因素，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对人物行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取代了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非理性地渲染人的动物性与肉欲本能，过分强调和张扬人的本能野性，即动物属性的一面。岩野泡鸣据此提出了他著名的“神秘的半兽主义”自然主义理论，认为作为人性“灵”的理性主义的理想追求，只能导向人的痛苦和死亡。   只有作为“肉”的非理性的兽性体验，才能获得人的快乐和生存。在他的《耽溺》和自传体“五部曲”中，有着大量赤裸裸的肉欲场面。   虽然这是一种对人的感觉追求“真”的体现，但是这种不作任何价值判断的肉欲的赤裸真实描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也招致了政府的查禁和评论家的诟病。永井荷风在他的小说《地狱之花》前言中这样写道:“人类的确难免有野性的一面。此乃是因为构成其组织的肉体上、生理上的诱发所至。是有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在许多事情上，这种黑暗的动物性依然存在，如果要塑造完全理想的人生，就要对这种黑暗面进行研究———因此，我想毫无顾忌地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的黑暗的情欲、斗殴和暴行。”也就是说，通过对肉欲的描写，暴露自己最丑恶的部分，发现自己真实的自我才是符合人性的文学表现。田山花袋提出了对生理情欲的自然主义“露骨描写论”。#p#分页标题#e#   自然主义文学从生物学、生理学角度，扩大和深化文学对人的认识和描写，使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属性，而且要表现人的躯体和情欲的各种功能”。   法国自然主义在对生物遗传、生理情欲予以表现的同时，十分注重外部环境作用。他们认为，人作为具有生理物质机能的生命体存在，决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原生态存在，其生存与发展，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左拉说，在《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作品里就有两种成分，一种是纯人类的成分，生理学的成分，即对一个家族血缘遗传与命定性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这个时代在这个家族身上所起的作用，时代的狂热使它毁损，即环境的社会作用与物理作用”。莫泊桑凭借《戴家楼》妓女生活的描写，揭露的是造成人物悲剧的资产阶级道貌岸然的淫乐生活环境。在他“最轻佻、最浅薄的短篇小说中，这位艺术家感兴趣的不是色情本身，不是纯粹的情欲;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则明显忽视环境与社会的因素，一味强调只要个人，不要环境，文学内容远离社会生活，渲染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的严重脱节，张扬人物内心丑陋的“公开告白”，对个人道德堕落的“忏悔”。田山花袋《棉被》中，淡化社会环境因素，一味地沉溺于时雄对女弟子畸形爱欲的个人内心心理的赤裸裸的暴露;《乡村教师》中，林清三压抑苦闷的内心、挫折失意的生活;岛崎藤村的《家》在描写封建家族没落的历程中，社会的作用、环境的因素都被淡化和隐退了，作品只是叙述生活中的细微琐碎之事，不厌其烦地描写达雄、正太与艺妓的关系，人物细腻而苦痛的心境，甚至人物的几种发型等，都被重复加以细致描写。在这里，人物内心的心理感受、情感情绪的变化与社会背景、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绝的，互不相干的。   三其次，日本的自然主义同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主张一样，都强调文学要“真实自然”、“客观展示”，要求作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以科学实验的态度原原本本地再现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自然与社会。左拉说:“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全部内涵。”［2］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两者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真实论的大旗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提出了“无理想”、“无解决”和对自然进行“平面描写”的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放弃一切目的和理想追求，这样才能达到对生活的自然真实的感悟。他们认为，“理想妨碍了对生活现实真实的把握”，文学创作要达到“破理显实”。但是，由于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真实论表现又有极大差异。法国的自然主义真实描写更多地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的真实，展示的是广阔而宏富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画幅。他们认为，真实的人除了生理遗传的因素外，还是社会时代的产物，不同的人受到社会关系和生活境遇的制约，形成截然不同的人生。客观冷静的真实描写“成为对一个终结了的朝代的写照，对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时代的写照”［3］。左拉的创作中既有《卢贡家的发迹》、《欲的追逐》、《金钱》、《人兽》等中的那个特定时代上流社会人士“追求金钱和肉欲的记录”，也有如《小酒店》、《萌芽》、《土地》、《劳动》中下层人民苦难不幸、堕落毁灭的人生挣扎，作品揭示的是“第二帝国的整个历史时代”［3］。   而当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具有传统东方生活模式的文明古国，家庭、家族始终是国民生活的中心，社会的主要基础部分。一切对国家、政治及对生活、人生的观念与思想，都会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日本自然主义试图摆脱精神压抑和束缚，在作品中更多地以“家”、“家族”生活的真实展示，来反封建道德、反家族制度、反因袭观念，从而体现出日本知识分子在集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压下，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向往。岛崎藤村在《旧东家》中，以女佣人阿定所见的一系列女东家与医生的猥亵卑劣丑行，形象地诠释了天皇制下的传统道德观念沦丧和旧家族的衰败，揭露出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空虚腐朽的一面。田山花袋以家族为中心的自传体三部曲《生》、《妻》、《缘》中，作者忍受着“剥皮般的痛苦”，将家庭中的母子、婆媳、兄弟间的家丑外扬，逼真地暴露出沉闷压抑、琐屑畸形的封建家庭内部的生活真相，将家庭中“自己所历、所听的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诚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也写家族的兴衰变迁，但和日本自然主义创作中的“家”小说相比较，法国的自然主义作品则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社会特征与时代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可以说是“世纪末社会生态的镜子”［4］。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个庞大家族体系所透视的，是法国第二帝国时代自“政变”以来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和罪人，勾勒出了1851—1871年间法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品中所展示的是社会的大“家”，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性。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所描写的家，只仅仅局限于家的内部，不再拓展到家之外，作品津津乐道的是个人的小“家”。时代的专制生活氛围，使得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观察社会、希望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我的时候，只看到束缚自我个性发展的封建羁绊及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家”。他们往往一味地专致于家庭内的琐屑事务与个人情感纠葛，把生活的视野收缩在家庭的狭小圈子里。   四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都十分强调作家应该隐藏自己的思想观点，让倾向和意图从作品的事实内容表述中自然流露出来。福楼拜说:“说到底，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是不应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应该在生活里露面一样”。左拉也说:“我们不必从我们的作品中去抽取结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作品本身就包含着结论”   然而，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所“自然流露”的作家思想感情倾向，却有极大的差异。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是积极的参与和入世的思想:莫泊桑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龚古尔兄弟的“文献小说”则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倾向，在予以自然真实地描绘的同时，还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和未来。但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无理想”、“无解决”、“平面描写”的后面，实际上放弃了暴露丑恶后的积极态度，明显流露出消极颓废、堕落放纵、自我分裂和虚无主义的世界观，给人一种没有希望和出路的窒息感受，从整体上传达出日本自然主义作家黯淡人生观的思想倾向。他们提出“不要对任何理想下判断，不要作任何解决，如实地凝视现实就够了。这就是自然主义”，认为文学要表现的就是人类的“悲哀精神”或“觉醒者的悲哀”。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普遍认为，“暴露现实的悲哀，才是真正近代文学的生命”。《破戒》中的丑松，就是一个沉浸在“觉醒者的悲哀”中的人物。#p#分页标题#e#   《家》中的三吉、正太无法冲破婚姻、家庭的束缚，激烈的内心冲突，导致人物的抑郁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日本自然主义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自暴自弃、耽溺肉欲，堕落沉沦;或消极厌世、孤独绝望、忧郁死亡，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无论是岛崎藤村笔下在家庭婚姻桎梏中苦苦挣扎的年轻人，田山花袋小说中彷徨消沉、挫折失意的“乡村教师”，还是岩野泡鸣作品里在放浪形骸、沉溺肉欲之中寻求精神安慰的有为作家，无不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消极颓废的倾向，读来令人压抑和窒息。   五1908年岛村抱月在《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描写方法、态度角度将日本文坛上的自然主义分为两类:一是纯客观的———写实的———本来的自然主义;二是主观写人的———解释的———印象派自然主义。前者是由西方输入的左拉式自然主义，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之上经过日本化了的自然主义。这种在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形成的自然主义，最终走上了私小说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在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最终却脱离自然主义文学之轨走向私小说之路，究其原因，是由于国情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   明治维新在造就日本工业大发展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思想，不断冲击着封建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日本，追求平等、自由等的思想与日本的家族主义思想的矛盾日益突出。   “日本自我的近代性以某种社会纽带联结的场所首先是家庭，这种家庭保留着相当多的日本封建道德制的残余，成为在新时代里压抑自我觉醒的最大障碍”［5］。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结合对个人的压制更是变本加厉，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愈发突出。对于作家来说，“家族制度与个人主义的问题，家庭和个人的对立与矛盾问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也成了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新文学的中心内容。”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自我的确立问题。   此外，当时日本政府对个人主义不断的压制，并且对文学作品也进行监视和控制。作家的社会理想在这一时期不断地受到挫折，因而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统治下，日本自然主义也不可避免得由反映外部社会的真实转为揭露自身。从田山花袋的《棉被》开始，自然主义作家执着于“自我”而忘记了“全体”，即与社会和政治完全隔绝了。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毫无顾忌地暴露“现实”的丑恶，迫近人生的真实，但是这里的“现实”指的不是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国家的现实，而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并且由于缺乏对现实的社会的历史性的把握，个人的现实追求的结果只能走向怀疑和虚无主义。这样的背景限制了日本自然主义的主题和选材，同时也决定了日本自然主义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和宿命论，追求肉欲官能的命运。